中智先锋

党的建设要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新要求（1）

　　以科学发展观促进党的建设，就是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引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更好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对发展问题规律性的新认识。科学发展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仅能统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于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党的建设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新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带领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紧紧围绕怎样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党这一根本问题，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进行了积极探索。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把党的建设同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其中包含的基本内涵和本质要求科学地回答了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党的建设，是加强党自身建设的根本要求。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历来是同党的政治纲领和历史任务联系在一起的。党要在广泛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中，始终保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强有力领导，始终牢牢把握现代化事业的方向和主导权，就必须锲而不舍地加强自身建设，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更加坚强的核心力量，更好地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党的伟大使命。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深刻内涵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党始终不渝地坚持党要管党，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这对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保证我们党始终充满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团结带领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党的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大局。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党的建设，首先，要求党的领导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始终不渝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其次，要求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水平，增强发展决策的科学性和发展措施的协调性，使人民群众不断得到更多的实惠，享受更多的发展成果。第三，要求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使党的建设自觉地服务于科学发展观，促进党的自身建设科学发展，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党的建设，是推进党的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束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日渐明显，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失业群体骤增，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凸现。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更要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找准自身建设的切入点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着力点，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紧紧围绕科学发展，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头脑，解放思想，冲破影响科学发展的思想束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中实现自身的科学发展。

　　二、科学发展观赋予党的建设新的时代内涵

　　科学发展观为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加强党的建设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以科学发展观促进党的建设，就是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引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更好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党的建设也要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们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逻辑与方向看，党的建设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路径，与时俱进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的根本。党的建设科学发展，这是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坚持党的建设科学发展，一要遵循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围绕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有力保障。二要从实际出发，从党的建设服务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出发，准确把握党的建设发展规律，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未完待续）

加强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 (2)

　　二、深刻吸取刘志华、周良洛、郭生贵等违纪违法案件的惨痛教训，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努力提高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刘志华、周良洛、郭生贵是近两年我们查处的比较典型的领导干部。总结他们违纪违法的教训，具有深刻的警示和教育意义。

　　刘志华，1999年至2006年期间，利用担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市政府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其情妇王某非法收受、索取有关单位和个人的钱、物、房产，折合人民币共计696.59万元。2008年10月18日，河北省衡水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刘志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周良洛,在朝阳区、海淀区担任领导职务期间，单独或伙同其妻鲁某多次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1672万元。同时查明，周良洛生活作风腐化。2008年5月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并核准，周良洛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郭生贵，在担任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期间，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743.2万元；利用职务便利，采取侵吞、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计54.08万元。2008年10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郭生贵犯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三起案件是发生在我市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等重要部门的违纪违法案件，也是我市近年来查处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中最为典型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案件，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他们三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发人深思。

　　第一，作风霸道，不讲民主。作风霸道的重要表现就是不坚持民主集中制，甚至践踏民主集中制。从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往往都有这样的毛病：擅自做主，专横跋扈，独断专行，听不进周围同志的意见和建议，搞“一言堂”。周良洛全然不顾有关部门及多家国有企业的反对，确定刘某出资2亿，直接控股某投资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后来刘某想从中退出，周良洛又擅自决定由区属国有企业出资2亿收回刘某的股本，并付给刘某“投资回报收益”两千万元。据了解，在海淀区政府办公会议室里，周良洛坐的凳子往往都要比别人的高出一截，以显示自己的“高高在上”和“绝对权威”。郭生贵的霸道也是出了名的，比起周良洛“有过之而无不及”。郭生贵出差回来，领导班子成员要集体去机场迎接。2006年，郭生贵退居二线，改任西城区法院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但他经常利用在位时的职权影响，干预院内事务，导致单位出现了两个“一把手”。

　　邓小平同志曾告诫我们：“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是可以变质的，个人也可以变质。”如果领导干部作风霸道，听不进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凌驾于组织之上，那迟早会走向反面。

　　第二，道德败坏，不讲操守。近年来全市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件中，从毕玉玺、许志远，到刘志华、周良洛、郭生贵等，无不生活腐化堕落。周良洛在工作岗位上，是正派的领导干部形象，在家庭中，是正人君子的形象；而在业余生活和与老板们交往中，却是纵欲而为，腐化堕落。郭生贵长期与一名年龄比他小很多的有夫之妇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刘志华在贪婪敛财的同时，生活也堕落腐化，搞“权色交易”。

　　古人说：“百行以德为首”，“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讲的是做官必须先做人，做人必须先立德的道理。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带头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有人认为作风是小节问题，没有必要小题大做；工作上有能力、有政绩，生活作风上有点问题没关系。这些认识和想法是十分有害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领导干部如果生活作风不检点、不正派，道德情操打开了缺口，那就很难做到清正廉洁，迟早要出大问题。

　　第三，滥用权力，不讲原则。权力有两面性，一面是利益，一面是责任。如果对权力的两面性缺乏清醒警觉，眼中只有利益，看不到责任，就会被权力所腐蚀。周良洛就是这样的人，能干事，但不干净。他在忏悔书中写道：“随着手中权力增大和运用权力的熟练，我看到权力使用中弹性很大，逐渐认为，只要在个人裁量权内，只要不违反规定，只要与公共利益不直接冲突，权力可以公私两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特别是被委以重任后，他感受到权力的巨大作用，感觉周围的世界同过去都不一样了，在下属的恭维声中，逐渐认为自己的功劳越来越多，个人的能耐越来越大，为人处世不再小心谨慎了，逐渐抵御不住各种诱惑，身不由己地滑进权钱交易的泥潭。周良洛在三种情况下收钱：第一种情况是因心理失衡而收钱。目睹老板靠权力瞬间发财，不再安于清廉朴素的生活，接过了老板一直想送给他的钱，心想“你企业非要给，行，给吧，这笔钱留着将来花吧”。第二种情况是收人情钱。面对交往密切的“朋友”送来体现“友情”的钱，没有勇气、也舍不得拒绝这种情分。第三种情况是为满足欲望而收钱。主管房地产业后，在一位房地产商人的反复劝说下，在金钱的诱惑下终于心动，一发不可收拾。他想到过要改邪归正，但身不由己的他，却在朋友们的设计之下，走上了更为隐蔽的权钱交易之路。从政和发财是“两只船”，谁要想脚踏这“两只船”，迟早要掉进阴沟，注定人财两空，一无所有。周良洛在忏悔书中写道：“金钱，在人世间有巨大魔力，正当得到它时，它是天使；取不义之财时，它是魔鬼。”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个人在春风得意时，很少反省自己的过错，而总是在万劫不复时，才去思考生命的价值、人生的得失、友谊的真伪、幸福的意义……可惜，这些悔悟来得太晚！（未完待续）。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党员主体地位”的问题，并把“坚持党员主体地位”放到了与“坚持民主集中制”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强调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在200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又强调：“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事务中的参与、管理、监督作用……增强发挥主体作用的能力”。这些都抓住了党内民主建设的核心，反映了发展党内民主的内在要求，揭示了党内民主建设的根本动力，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我们应该以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为着力点，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一、树立和培育党员主体意识

　　一要强化普通党员的主体意识。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发展党内民主，第一要素是强化党员的主体意识。党员的主体意识愈强，党员权利愈会得到保障，党内民主就愈充分。但从实际来看，多数普通党员的主体意识相对淡薄，不少人仍习惯于服从甚至盲从，缺乏应有的权利意识和民主理念，存在着“按时交党费、凡事听领导、议事表同意”的不正常现象。因此，必须加强党员主体意识的教育，要以党章、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党的方针政策及党规党纪等为主要学习内容，树立正确的党员权利义务观，加强民主教育，增强普通党员自主表达意愿、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

　　二要增强党代表的代表意识。

　　党代表是党员的“代言人”，是传达普通党员意愿的“中间人”，对组织对党员都负有责任。但有的党代表仅把它作为一种荣誉称号和身份象征，党代表的位置如同虚设。党代表的作用仅仅停留在层面上，没有深入到党内民主生活中去，主要表现在“举举手，划划圈，散会就靠边”等方面。因此，必须多种途径增强党代表的代表意识，增强党员主体地位，促进党内民主发展。一要改进党代表的产生方式和退出机制，从“源头”上保证党代表质量。二要加强教育培训，使广大党代表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增强责任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做好人民的公仆。

　　三要提高领导干部的认同意识。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发展党内民主，领导干部的认同十分重要。但由于受封建残余思想如“官本位”意识等影响，一些领导干部没有真正认同党员主体地位，部分领导干部不想民主、不愿民主、不敢民主。因此，要突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提高领导干部对党员主体地位的认同度，要重点加强民主集中制、正确政绩观和权力观等方面的教育，深入开展党内民主生活教育，使其牢固树立民主执政的观念，培养民主作风，掌握民主方法，遵守民主程序，养成民主习惯。

　　二、建立和完善党员主体制度

　　一要在党章中规定党员主体地位。

　　用《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内法规条例和党的决议来规范和维护党员的民主权利，实现党内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

　　二要创新党代会常任制制度。

　　以前，党的代表大会只是在大会召开时起到讨论报告、选举领导机构的作用，大会闭会后便无声息了，代表大会作为领导机构的作用体现不出来，党员的主体地位也就随之丧失，党内民主的建设也打折扣。因此，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要逐步建立健全党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制度、党代表列席全委会办法和党委定期向党代表报告通报制度。党代表可围绕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特别是党的建设问题开展调研活动，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使党代表真正行使权力，发挥参政和监督的作用，切实提高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水平，增强党委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

　　三、建立和完善党员主体机制

　　一要健全党员主体参与机制。

　　落实“参与权”，推行党员议事机制，丰富和完善党员直接参与党内事务的机制。各级党组织要做到凡属于党内重大事项和重要决策都必须由全体党员和党员代表酝酿讨论，然后作出决议决定。为了提高党员的参与程度，要建立健全党组织定期听取党员意见制、党内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使党员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体现。

　　二要完善党员主体监督机制。

　　实践证明，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导致对民主的践踏。因此，要疏通党员监督渠道，逐步提高党内生活公开化程度，一要明确党员监督主体地位，提高党员的民主监督意识。要号召党员以“零容忍”态度取代“中立”思想，帮助党员充分行使参与党内监督的权利。二要推行党务公开制度。采取布置公开栏、召开会议、下发文件、电视媒体、设置意见箱、网上公开等形式，坚持定期公开与随机公开相结合，将党务适时向广大党员群众公开，并注意收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作出答复或整改。三要强化党员监督的质量和效果，建立实现党员监督权利的长效机制，真正提高党员监督的连续性和时效性。党员监督要实实在在地渗透到决定权、知情权、参与权等方面，贯穿于党内民主决策、科学实行、有效监督等日常权力运行的重点环节上，依靠合理严密的民主程序加以落实。

　　三要完善党员主体权利保障机制。

　　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要不断保障党员主体权利，保障党员不同意见的机制，保障党员自由选举的机制，保障党员自由申辩的机制。各级党组织要做到凡属党内的重大事项、重大问题，都按议事规则和程序召开党员会议，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决策、决定和决议，真正尊重党员的选择。

　　四是建立健全党员主体地位的知情机制。

　　要推进党务公开，扩大党内事务公开的程度，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通过下发文件、电视简报公布、会议传达、出版公开栏等方式，探索建立保障党员权利的制度和工作机制。要落实“知情权”，推行党员优先机制，即上级文件党员优先传达、重要工作党员优先通报、重要问题党员优先讨论等。要明确规范公开的内容，凡属本单位党员群众关注的党的重大事项，除依法需要保密的以外，原则上都要如实公开，不断扩大党员知情的内容。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当代中共青年党员应具备的八种意识 (2)

　　五、发展意识

　　发展意识是共产党人最为普遍的意识，但要有发展型发展意识，而不仅仅具有静态观念型发展意识。就是说要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方面运用切合实际的不同发展方法论，促进社会全面科学发展。在党创建之初，面对军阀割据、日本侵略的实际，应该具有不断壮大队伍，团结各方面力量，坚决抗战到底的意识；日本投降后，面对蒋介石独裁者挑起的内战，就应具有军民一条心，共同夺取解放胜利的意识；建国后，就应具有谋划国民经济社会如何发展的意识；改革开放至今，在取得了一定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就应具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意识；同时，还应具有不断创新的意识，在发展的任何时期和任何环节都应不停的探索和不断的创新，给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当代中共青年党员具有发展型发展意识，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时代发展的根本要求。当代中共青年党员具有时代性、年轻性、和政治性三个基本性质。时代性要求必须具有当代发展的意识，不能停留在过去发展意识的层次，要敢于充当时代的先锋；年轻性要求必须具有不停探索、不断创新的发展意识，不能仅仅停留在现有发展意识的层次，要勇于驾驭未来的发展；政治性要求必须牢固树立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形成的良好发展意识，不能对国外发展观念和方法全盘吸收，要善于借鉴适合我国实际的国外先进发展经验。同时，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当代中共青年党员必须具备发展型发展意识，否则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六、奋斗意识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取得各项胜利的重要保证。没有前辈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就不会有今天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中国。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和推进，国家的强大和繁荣昌盛，都必须并必将离不开艰苦奋斗。目前，祖国的综合实力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尽管一些领域的发展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等原因，还是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较大。面对这一现实国情，当代中共青年党员要有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努力缩小差距，提高综合国力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不艰苦奋斗，满足于现状，或者听到国际社会一些鼓吹者们的吹嘘而夜郎自大，不思进取，止步不前，其结果将是受发达国家的压迫，或者重演历史的覆辙。

　　当代中共青年党员作为历史的后来人，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是党的事业继承者，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具备艰苦奋斗的意识。作为历史的后来人，要牢牢记住清末政府夜郎自大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必须吸取历史血的教训，以历史的智慧充实艰苦奋斗。作为祖国未来的希望，要深深领会祖国繁荣昌盛的重大意义，必须毫不利己的奉献自己的力量，始终坚持艰苦奋斗，为实现祖国的强大不懈努力。作为党的事业继承者，要实实在在的工作，团结一致的谋划，高瞻远瞩的决策，必须忠诚于党、忠诚于党伟大的事业，不断的解放思想，艰苦奋斗，与时俱进，把党的事业推向更高更新的阶段。

　　七、政权意识

　　在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政权是核心。一个国家是何种性质，也可以通过政权结构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是以无产阶级执政为标志的，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是由人民直接或者间接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封建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执政的国家。社会主义新中国，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执政，其它民主党派和人士参政议政，由全国各族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权力，选举产生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代为行使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权力，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国家工作人员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对人民负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党，也雄辩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人民和历史的必然选择。

　　政权掌握在任何阶级的手中，都会专政人民，只有掌握在人民的手中才是伟大的；中国政权掌握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手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权。这一结论是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真理。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郑重的宣告：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伟大祖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更加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正确性。作为当代中共青年党员，要时刻明白政权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要时刻思索伟大祖国取得发展成就的根本原因和未来发展前景，要牢固树立政权意识，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八、服务意识

　　服务意识是当代中共青年党员最根本的意识。党的宗旨要求党员树立大服务观，不能狭隘的看待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作为党员不论从事何种行业、干什么工作、职位高低都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从事基层第一线工作的党员，要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干好本职工作；从事管理工作的党员，要有效优化为人民服务的资源，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技能，组织管理好各项工作；从事指挥领导工作的党员，要有战略的眼光，从一定领域、一定行业、一定范围出发，通过各种手段或各类国家机构维护国家的利益，捍卫人民的权益，正真做到为人民服务。

　　作为当代中共青年党员，要继承和发扬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基本工作路线。从人民群众那里学习丰富的经验，聚集人民群众的智慧，与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想任何问题都必须为人民利益着想，办任何事情都必须以服务于人民为出发点，行使何种权力都必须保持与人民意志根本相一致，承担何种责任都必须服从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出现何等严重的危机都必须顾全人民的整体利益，要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反之，就是背离人民，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更不具有当代中共青年党员的本质。

　　综上所述，先锋意识是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的体现，遵纪意识是党发展过程的必然要求，守法意识是人民意志的集中反映，这三种意识是中共党员应具备的基本意识；审势意识是当代中共青年党员自身属性的体现，发展意识是与时俱进的客观需要，奋斗意识是推动党的事业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具备这三种意识是成为当代中共青年党员的关键；政权意识是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结果，服务意识是党根本宗旨的体现，具备这两种意识是成为当代中共青年党员的根本。为此，作为当代中共青年党员，纵观党的发展历史，面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要把党的事业推向更高更新的阶段，要使祖国更加繁荣富强，就必须具备以上八种意识；否则，就站不到时代的前沿，就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当然就不能推动党的事业向前发展，也就不能确保祖国的繁荣昌盛。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党课教育的基本原则

　　党课教育作为一门综合性、实用性很强的科学，有着自身特殊的原则。我们只有遵循这些原则，才能开展好党课教育工作。那么，党课教育要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呢？

　　第一，要遵循党课教育的指导思想。

　　党课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党课教育工作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是实现党课教育目标任务、达到预期教育效果的重要保证。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党课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党的基本路线，突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个“主线”，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建设，全面提高党员的素质修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和发展先进性，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可以说，这是党课教育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

　　第二，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作为一种思想教育形式的党课教育，必须着眼于解决党员的思想问题，立足于具体实际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确保取得教育实效。否则，就容易流于形式，搞成“空对空”的教育。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求我们，在不断赋予党课教育新的内容的同时，更要使党课教育的内容与上级要求学的、党员想要学的更加贴切地结合起来，与本单位的中心工作密切地融合起来，力求每次党课都能贴近党员思想实际、贴近单位工作实际，正确解决和回答党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思想困惑和想要知道的问题，使党课教育这一载体真正成为党员学习政治理论，了解形势政策任务，掌握历史、法律、管理和现代科技知识的重要途径，真正使广大党员在党课中受到教育、增长才干。

　　第三，要遵循科学区别不同对象的原则。党课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科学区别不同教育对象，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层次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方法，解决各自的实际问题。在开展党课教育时，应根据党员的工作岗位、文化程度、年龄特征分别对待，本着哪方面“先天不足”就在哪方面增加“营养”，哪方面“欠火候”，就给哪方面“加温”的原则。进行区别对象的针对性教育，切忌“一刀切”、“一锅煮”、“满堂灌”。党课教育必须要坚持科学区别对象的原则，努力使不同层次的党员都能从自身实际需要出发受到经常性教育。

　　第四，要遵循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

　　我们的党课教育注重的是“教育”和“引导”。怎么教育？怎么引导？当然必须要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否则怎么能收到教育和引导的最佳效果呢？在我们国家和党内，正面的事物、积极的因素、光明的东西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党课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引导广大党员看主流，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党课教育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要解决的问题，大都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应当采取正面教育的方法。我们的党课教育，必须使广大党员真正认识到党在提倡什么、鼓励什么，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对党员进行正面的、积极的、正确的引导和鼓励。在这方面，必须强调，党课教育要振奋人心，激发热情，决不能泼冷水、使倒劲。

　　第五，要遵循探索和创新的原则。

　　创新是党课教育不断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保持旺盛生命和活力的根本源泉和不竭动力。党课教育必须适应形势发展和党员自身的实际需求，在内容、形式、制度和方法上不断改革创新。内容上的改进创新，关键是要按照党课教育内容的要求，选择党员需要听、愿意听、喜欢听的内容，决不能总是学学上级文件、读读领导讲话、念念报刊社论。形式上的改革创新，关键是要根据形式服务于内容和确保取得实效的根本原则，探索创新一些党员喜闻乐见、吸引力强、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

　　第六，要遵循重在建设的原则。

　　党课教育作为一种经常性党员教育形式，当然必须要注重制度建设，这也是我们党加强党课教育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因此，党课教育必须坚持重在建设的原则。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党课教育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坚持党课组织、考勤、考核等各项制度，健全完善监督、激励、反馈等制度，引导和保障党课教育活动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并不断引向深入。要积极倡导领导干部带头上党课、带头讲党课。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党课教育内容和方法的研究，采取举办培训班、备课会、报告会、教学研讨会、示范观摩会等多种形式培训党课教员。要进一步加强党课教育管理，有计划地开展争先评优活动，及时为党组织开展党课教育提供科学的指导。

　　党课教育的上述六条基本原则，也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相互贯通，体现在党课教育的各个环节。因此，我们要从落实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这一战略任务的高度，从建立健全党课教育长效机制、加强和改进党课教育工作、坚持不懈地提高党员素质的高度，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高度，充分认识这些原则的重要性，在党课教育的实践中认真抓好落实。摘自《党建》

改革开放30年基本经验的核心 (2)

　　再次，在意识形态上，一方面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纠正新中国成立后所犯的历史错误；另一方面，把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相区别，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加以发展，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从总体上正面评价建国后的历史。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可能既克服“左”的指导思想，焕发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又维护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错误，又没有重蹈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否定革命领袖和社会主义历史而导致的信仰危机、政权崩溃的覆辙，从而为连续30年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和舆论环境。

　　我们党在对改革开放进行的历次经验总结中，始终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相结合这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放在所有经验的核心位置，称它为改革开放“最可宝贵的经验”，“最可靠的保证”。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总结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实践，提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等“十个结合”，并且指出：这些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会后不久，他又对这“十个结合”作了进一步阐述，强调其中“前三条是管总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

　　目前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二十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8亿人一直在实行市场经济和主导着国际经济之外，余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50多亿人口，要么早就在实行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要么也是在向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方向过渡。为什么在这么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及地区中，中国发展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呢？如果再考虑到中国人口负担重、经济基础弱、气候条件差、人均耕地和各种资源相对贫乏、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等不利因素，就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会知道，中国近代以来虽曾丧失过很多发展机遇，但也有两次机遇被我们抓住了，实现了自身跨跃式的大发展。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如果说第一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话，第二次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的结果。可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改革开放，而在于改革开放是否脱离本国国情。我国的改革开放正是由于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经济、政治制度，而是立足本国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有选择地学习和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才可能获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没有的成功。而这正是我国的发展道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

　　对于我国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取得改革成功、从而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这个“奥妙”，许多发展中国家渐渐看明白了，西方敌对势力自然也很清楚。正因为如此，他们为了遏制我国的进一步发展，也为了消除我国的发展道路在发展中国家中产生的影响，与我国国内各种敌对势力沆瀣一气，把攻击的矛头都对准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他们在经济上竭力兜售西方的新自由主义，集中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竭力贩卖西方式的多党民主政治制度，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在意识形态上竭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集中攻击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丑化、妖魔化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他们有时甚至显得比我们更加关心改革开放，一有风吹草动就造谣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要变了。对此，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他还告诫人们：“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未完待续）

推动科学发展须理顺四个关系 (2)

　　在局部与局部的关系上，也还存在地域歧视、贫富歧视的问题。一些地区，由于具有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又得到了国家政策长期而特殊的支持，所以，经济发展较早、较快，经济实力相对较强，于是，慢慢地，这些地区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就看不起其他地区的人们。在垄断与非垄断行业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歧视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不应有的“马太效应”。要求得科学发展，必须消除这种强弱歧视和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竞争和不公平待遇，否则，“马太效应”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大，势必加深地区之间、强弱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不但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不了，就是优势地区（垄断行业另当别论）的持续发展也难以为继。

　　这并非同情弱者的无理说词，更不是替穷人、懒人向富人、勤快人作乞讨，也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在作祟。首先，全局是局部的统领，任何局部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全局的利益，维护全局的权威，切不可自以为是、自行其是。一切凌驾于全之上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因为，全局里面包涵着所有的局部的利益，没有全局，任何局部都不可能存在。其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快慢、贫富差距，并非完全是因了人们的聪明程度和所付出的努力不同所致，形成这种差别的因素是复杂而又多方面的，远非一个“竞争”、“效率”就可以说明，应当客观而全面地看待这种差别。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共顶一片蓝天”、“共饮一江之水”的自然联系以及资源秉赋的差异，构成了局部与局部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既相互矛盾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发达地区的发展与欠发达地区各种各样的支持分不开，发达地区的发展本身，也包涵着欠发达地区的多种贡献。因此，发达地区的人们，要站在全局的高度上，以感激之情看待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予以应有的关注和支持，以促成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协调发展，而不再人为地使已有的“马太效应”继续扩大。

　　三是“人物”关系。

　　“人物”关系，是指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与客观存在的物之间的关系。理顺“人物”关系，就是纠正人类与物质世界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错误观念和行为，使之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物是被动的，因此，人与物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错误，责任全在人而不在物。

　　在现有的实践中，人与物之间存在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重人轻物；二是重物轻人。

　　重人轻物的观念和行动，已经给物质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了满足少数人的欲望，物质世界遭到残酷的蹂躏。各种资源被无序、粗放甚至是野蛮的开采。树林被砍光，山野被创伤，清水被弄脏，空气被污染。整个物质世界，犹如一个被过度奴役、已经遍体鳞伤而又中了毒的奴仆，正在挣扎于生死线上，沉浸于万分的痛苦之中。

　　重物轻人，也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灾难。一些人过分看重金钱，追求金钱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可以说，已经成为了金钱这个物的奴隶。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他们不把人当人，而是作为会干活的工具对待，不顾人的体面、安全与健康，无限制地榨取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已有的“黑砖窑事件”、“黑心矿主”事件、出租车司机交纳莫明其妙的“好处费”事件以及“把工人烧死在车间”等事件，足见重物轻人的罪恶，实在令人发指。

　　重物轻人行为的不“人性”、不道德、不明智，轻而易见，不必多费口舌。重人轻物倒是需要进一步分析分析，因为它有似是而非的一面。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当然就要重视人、尊重人、服务人、满足人。与此同时，以人为本不是就可以轻视物了，刚好相反，要更加自觉地尊重物、敬畏物、爱惜物。没错，人生在世，只有两项任务，一是改造客观世界，二是改造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就是做“物为我用”的事情。那么，尊重物、敬畏物、爱惜物，还能将其为我所用吗？

　　当然是能的。并且，为我所用，只能是尊重、敬畏和爱惜基础上的用，而不能是粗暴、蛮横和肆无忌惮的用，否则，为我所用就会无形中变成为物所害。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它们之间有着特定而不可随意改变的联系方式和发展规律。无论科学技术发展进步到什么程度，人的生存和发展都有赖于独立于人类之外的物质世界。没有物质世界，我们不仅什么发明创造都不可能实现，而且连一天也没法活下去。就自然的联系方式和发展规律而言，人，只能尊重它、顺从它，而不能忽视它、改变它。从这个意义上说，尊重物就是尊重人，爱惜物就是爱惜人。任何对自然界事物之间的生存、联系与发展规律的破坏，任何对自然界的过度索取，都是自我毁灭的行为。时至今日，我们一些同志尤其是领导同志，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只有下功夫理顺已经被搞乱的“人物”关系，遏制一切对自然的野蛮行为，科学发展才有望实现，人类才能避免走向毁灭。在局部与局部的关系上，也还存在地域歧视、贫富歧视的问题。一些地区，由于具有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又得到了国家政策长期而特殊的支持，所以，经济发展较早、较快，经济实力相对较强，于是，慢慢地，这些地区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就看不起其他地区的人们。在垄断与非垄断行业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歧视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不应有的“马太效应”。要求得科学发展，必须消除这种强弱歧视和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竞争和不公平待遇，否则，“马太效应”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大，势必加深地区之间、强弱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不但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不了，就是优势地区（垄断行业另当别论）的持续发展也难以为继。

　　三是“人物”关系。

　　在现有的实践中，人与物之间存在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重人轻物；二是重物轻人。

　　重物轻人行为的不“人性”、不道德、不明智，轻而易见，不必多费口舌。重人轻物倒是需要进一步分析分析，因为它有似是而非的一面。

科学发展各得其所

　　保证全体人民各得其所，能够充分享有应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社会结构日益丰富复杂，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数量的增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态势。要使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成员和谐共处，就需要努力形成各得其所的局面，开辟不同社会阶层成员合理流动的渠道，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能够找到合适而恰当的位置，享有可得到的和应该得到的权利与利益。因此，必须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努力促进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形成各得其所局面的题中应有之义。胡锦涛同志指出：“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建设建设的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现阶段，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比较充分地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能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不能要求过急，但也必须防止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的分配和占有方面不可能是无差别的，不能搞平均主义。但是，通过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使低收入和一般收入的社会阶层、群体的生活水平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保持一种大体同步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能够过上体面的日子，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这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弱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阻力，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这在当前经济萎缩、就业困难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实现各得其所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通过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实现经济发展中的高效率，这是各得其所；高度重视公平，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切实把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照顾好，尤其是通过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扶贫开发等措施，努力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也是各得其所。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曾指出，对于贫富差距，“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来共享。一定要把公平放到特别重要的位置上来。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人们的发展活力，鼓励他们积极创造社会财富，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以及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努力使工人、农民等普通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保护好新兴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合法权益，是实现各得其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要继续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都应该受到鼓励。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我国把“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写入新修改的国家大法，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为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复杂的财产关系和产权制度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而特权法的颁布实施，更为具体的操作实践提供了可量化的尺度标准。应该说，保证各得其所，促进公平正义的法制条件已经具备和成熟。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中国改革发展目的和发展形象

　　全面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造，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伟大理论创造。这是因为：

　　第一，面对经济政治危机或贫穷、动乱，是走向更加封闭与反动，甚至于法西斯，还是通过改革，走向自新与法治，前者如当初的德国和日本，后者如美国。而中国最终走上了“以人为本”、宪政建设与全面小康建设的社会主义新路；

　　第二，不仅通过改变苏联式国家高度集权、剥夺农民、计划统治一切的传统做法，从而防止了这一必然导致普遍贫穷后果的复制，而且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羊吃人”式的少数人剥夺多数人而暴富的敝端；

　　第三，同时，防止了一种虽然发展却导致国家分裂或者一时发展停滞的重大风险。20世纪中晚期南斯拉夫和伊朗，还有苏东社会主义各国，他们都积极地进行了改革，但是后来都以不同的形式以失败告终。南斯拉夫主要失误在任由南共联盟解体，对民族分裂势力和行为让步；伊朗的失误，则是在巴列维国王在追赶型的现代化过程中，忽视了贫富悬殊问题，政治体制改革迟滞，结果民众不满，极端宗教势力一夜复辟；在苏联，同样是虽然有巨大的改革热情，却采取了以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进而放弃共产党执政党领导的路径，最终导致国家分裂。

　　由此观之，国家层面引导下继续完成的任务是：

　　（1）对仍然约束生产力发展与颠倒公民权利—官员权力关系的体制和机制进行新的突破，化解旧的权力部门和垄断行业的利益格局，逐步消除权力私有化—权力傲慢—权力遮蔽的基础。

　　（2）继续规范政府权责，不断清理和完善各项规则，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应该切实履行对地方性法规备案审查的职责；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在施行重大措施，制定重要法规等事项时，不仅要实行专家论证，还应吸收社会团体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鼓励媒体监督，增加政治透明度。

　　（3）实行司法系统垂直领导与有关重要行政机构的人、财、物的垂直管理，从体制与机制上解决地方政府权益地方化、短期化现象。

　　（4）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三个文明”建设，把一些应当交还的权利（权力）交还给社会中介机构、社会团体和司法机关，各司本责，解放自身。

　　（5）在培育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同时，努力提高政府（包括党的机关、司法部门等）公务人员的品质，率先示范区域经济社会“诚信增长”的“发展形象”。所谓“发展形象”即在地理环境、人文历史和产业品牌等物化形态的基础上，以制度文明为核心竞争力，以地方政府为代表所维护的诚信体系和有序竞争的社会运行状态。对于政府，它是一种权力理性；对于社会，它是一种互助秩序；对于企业，它是一种经营范式；对于个人，它是一种自由边界。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三观”是执政宗旨与执政形象的统一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牢固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这是党中央总结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三观”是党的执政宗旨与执政形象的有机统一，而统一的关键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三观”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宗旨的集中体现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宗旨，明确了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问题。《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唯一宗旨，实现共产主义是党的最高理想。因此，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要增强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扎实工作，把创造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绩，赢得人民的拥护作为党永不衰竭的力量源泉。简单地说，共产党人要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为最崇高的事业；要把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最重要的工作；要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政绩的最高标准。这就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和坚持的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可见，“三观”本质上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宗旨。

　　（二）“三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形象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求真务实，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真抓实干，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戒浮躁浮夸。开拓创新，就是要与时俱进，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勤政高效，就是要切实履行职责，勤勤恳恳工作，优质高效地完成任务。清正廉洁，就是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坚决反对脱离群众、以权谋私，自觉地同各种腐败现象做斗争。只有树立了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和政绩观，才能深刻理解党的伟大事业的重要意义，从而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增强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困难，推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责任意识，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才能自觉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廉洁自律，干干净净干事，真正做到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所以，“三观”是维护党的执政形象的必然要求。

　　（三）执政宗旨与执政形象统一于“三观”的关键是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的事业观，就是以为人民谋福利为最崇高的事业，这就把立党为公的执政宗旨和开拓创新、清正廉洁的执政形象统一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上。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要按照统筹兼顾的要求，促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确的工作观，重点要搞清为谁工作，如何工作，怎样才能更好地更有效地工作的问题；正确的政绩观，要求切实按照客观规律谋划发展，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政绩。二者将执政为民的执政宗旨和求真务实、勤政高效的执政形象统一于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上。可见，正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三观”把党的执政宗旨和执政形象有机地统一起来。

　　总之，“三观”是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提出的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思想武器，是党的执政宗旨和执政形象的有机统一，是党的执政理念与时俱进的重要成果。我们要切实按照“三观”的要求改造主观世界，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摘自《党建》

刘少奇关于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思想（1）

　　刘少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党的理论大师。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仅在党员修养方面堪称楷模，而且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正确进行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斗争，自觉地捍卫无产阶级利益和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他的许多著作，尤其是在延安时期撰写的《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论党》等篇目中，处处闪耀着正确进行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思想光芒，值得我们学习。

　　一、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地反对“左”、右错误倾向

　　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这是进行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斗争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也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花了很大代价换来的一条极其宝贵的经验。刘少奇一贯主张实事求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他认为党内斗争是经常发生的，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左”或右两种错误倾向；如果我们党内不经常进行反对“左”、右倾向的两条战线斗争，“左”、右倾向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要影响与支配我们的党，就要危害党。

　　刘少奇敢于并善于同党内“左”、右倾错误进行不懈的斗争，能够自觉地反对党内“左”、右倾错误倾向。1931年，刘少奇在上海担任中央职工部长兼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这时正是王明“左”倾错误开始统治全党的时候。刘少奇同“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关于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但他的正确方针不仅未被当时坚持“左”倾错误的党中央所接受，反而以此为理由，诬称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他虽然遭到“左”倾错误的打击，但是毫不消极，坚持同“左”倾错误作斗争。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肯定了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他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

　　二、反对“左”、右错误倾向时一定要关心爱护干部

　　开展反对“左”、右倾错误倾向斗争，特别是对于犯“左”的或右的错误的同志，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原则。刘少奇指出，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其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这些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虽然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种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思想斗争，是为了教育全党和教育犯了错误的同志，所以要关心和爱护干部，应当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不能“采用一种单纯的组织上的办法，行政上的办法，甚至敌对的方式去压服同志，吓住同志。”（未完待续）

从“保护少数”看党内民主的深化

　　近些年来，发展党内民主成为理论和实践中的大事。但是，对于到底什么是“党内民主”，特别是如何认识民主理论和实践中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仍有值得澄清的地方。党内民主并不讳言“保护少数”。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同样赋予少数人同等权利，而“集中”也不惮于集中少数人的正确意见。本文将着重从政治学角度对“保护少数”原则的意义，及其与党内民主之间的关系作一简单论述。

　　保护少数是民主发展的体现。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就本来意义而言，是指多数人的统治，即最终的政治决定权不依赖于个别人或少数人，而是特定人群或全体的多数。在古希腊城邦，民主是贵族与自由民中多数议决的体制。从那时开始，少数服从多数，似乎成了民主的代名词。但是，民主不同于简单的多数统治。因为后者只是在一切政治问题上由多数人的选票、或由得到多数选票支持的人来决定。但少数人的权利有可能在这种滥用的多数选票中遭受侵害。此外，当代政治学的理论和政治实践证明，有些时候，多数并不一定能够产生，或者多数的产生主要决定于一定的规则。例如，“孔多塞悖论”所设定出现的“循环的大多数”的情况，使得投票过程不能达成公共决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就失灵了。实际生活也不乏实例。这就说明：多数并不总是有效，或者说，多数并不一定能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保护少数，就更有必要，也更有现实意义了。因此，在民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保护少数原则逐渐产生发展起来。

　　保护少数是权利的内在要求。罗伯特•达尔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统治过程。权利是民主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民主体制内在地就是一种权利体制。权利是民主统治过程最为关键的一种建筑材料”。这一点，同样也是党内监督和党的建设中保护少数的理由。民主的历史发展提出了保护少数人权利的问题，制度必须防止一个社会以多数人的名义随意干涉和侵害个人的基本权利，真正的民主设定了不予多数决定的界限，以防止苏格拉底之死这样的悲剧重演。

　　保护少数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萨托利这样分析：假如多数过分使用其权力，制度本身便不再发挥民主的作用了。首先是由于“民主”的定义。字面上的民主不能包括一切人，但也不能减少到大部分人。当用多数标准来解释民主时，所提供的只是“操作性定义”。也就是说，由于决策过程并且为了作出决策，全体成员才分成了多数和少数。所以多数标准如果(错误地)变成了绝对的多数统治，这一变化在现实世界中的意义，就是全体成员的一部分变成了非决策者，变成了被排除的一部分人。相反，如果把民主理解为受少数的权利限制的多数统治时，它便与多数加上少数的总和相符合。正是由于多数统治受到限制，民主总是包括全体成员(所有有投票资格的人)。因此，“少数的权利是民主过程本身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信奉这一过程，我们也必须信奉受少数的权利限制的多数统治。使民主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存在下去，要求我们保证全体公民(多数加上少数)拥有权利，这是民主运行方式所必需的。”

　　保护少数也是多数决定存在的前提。这个问题，萨托利分析得十分精彩。他指出：我们假定多数在原则上有权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这样定义的“多数”必然不会公正平等地对待非多数，如此一来，这使得这种“多数”可以很容易地维持自己永远成为多数。但我们如果真有一个不能变为少数的多数，我们所讨论的便不再是民主制度的多数，不再是以多数原则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度了。因为，多数原则要求的是可以改变的多数，它含有不同的部分，以供政治人从中选择。

　　保护少数对正确认识党内民主意义深刻。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时，强调保护少数，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坚持保护少数为发展党内民主所需。作为一个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政党，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集中制“四个服从”原则的重要部分。正是靠这种铁的纪律，因此，中国共产党才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但不容忽视的是，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也容易导致对少数人权利的忽视，在强调铁的纪律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二是发展党内民主有利于从保护少数这一问题上正民主之视听。对民主的认识，往往影响民主的实践。“民主一词不但有描述和指谓的功能，它也有规范和劝导的功能。”“民主是从其理想和现实的相互作用中，从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形成的”。长期以来，人们对民主的理解，认为只要尊重好多数人（绝大多数）的利益，对少数人的专政和忽视是毫不足惜的。这就值得商榷了。应该说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姑且可以把这种思维称为“大多数”思维，即“大多数”可以成为一切决策推行的合法性依据。发展党内民主，有利于纠正这种错误认识。因为发展党内民主，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主体建设，就是“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这有助于发展尊重每个人权利的意识。这也有利于引导人们关注那些被忽视的“少数”，促使人们对民主的内涵有更准确的认识。摘自《学习时报》

怎样树立正确事业观

　　事业观，是指人们对事业的根本看法和对待工作的根本态度，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事业观，既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也是提高自身素质、干事创业的需要。正确的事业观是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源泉。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只有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才能树立正确的事业观。正确的事业观必须要有科学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要尊重客观规律，顺应群众愿望，不仅考虑群众的当前利益，而且符合群众的长远利益。就是要做到：对党充满忠诚，对人民充满感情，对事业充满责任，忠心当公仆，真心行公道，尽心务公事。对党充满忠诚：是一种党性、是一种信念、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品质、还是一种行为,是党性,品质,表率的统一，是信念坚定的集中表现，是判断一名领导干部事业观的重要标志。对人民充满感情：就是要带着感情去做工作，始终把群众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缺了这一点，工作肯定难做，事业必将受损失。对人民群众充满深厚的感情，不仅是我们党的事业的需要，也是党的先进性要求,也是进一步转变作风的需要。对事业充满责任：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骨干，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关键作用，肩负着重要责任。领导干部有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能不能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成败。

　　 二、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必须坚持想干事、能干成事是硬道理的理念

　　想干事是前提，想干事，就是要不懈追求，奋发有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良好精神状态，乐于吃苦、只争朝夕、敬业奉献，做到集中精力做事情、一心一意干事业。要想干事，必须有良好的精神状态，良好的精神状态是指勇往直前的韧性和韧劲，是能够感召人、带动人的人格魅力，培养良好的精神状态，关键在于坚定信念和信心，加强修养、净化心灵，不断学习充实自己；良好的精神状态需要激发，精神是斗志，斗志必须激发、必须干群同心、上下同欲，必须营造干事创业的环境，抓环境建设的根本，就要建设一个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环境，关心、支持、保护敢抓敢管、真干实事的干部，建立健全选贤任能的用人机制，使人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心扑在发展上。

　　干成事是关键。干成事就是要把有能力干成的事干成。政绩不会凭空而来，空谈出不了政绩，坐等出不了政绩，唯有实干并且干好才能出政绩。干成事就是要坚决破除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树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信念，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开拓创新，务求实效，创造出人民群众满意的业绩。干成事，就是干实事，最宝贵的精神是实干的精神，最重要的行动是实干的行动。干成事，就是要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让蓝图变成现实，所创造的业绩，能给群众带来实际利益，能经受住实践和时间的检验。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清正廉洁。

　　三、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必须全身心投入事业，以事业为重

　　全身心投入事业，就是一切以事业为重，以事业为重是一种付出、一种奉献，甚至可能是一种牺牲，但这些工作都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环。全身心投入就是领导干部要对事业充满激情，坚忍不拔、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激情，是获得事业成功、实现自身价值、创造美好人生的强大动力。全身心投入到发展富民上，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对群众要充满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一心一意帮助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以事业为重。做到不看重“冷”“热”岗，不夹带小主意，不经营小摊子，一定要从全局上认识自己岗位是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自觉培养持续的岗位使命感、光荣感，既干之，即安之，务之，专之，以出色的作为发挥职能。

　　四、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必须有对待工作的责任感

　　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必须要有勇于负责的态度对待事业和工作。对事业充满责任是一种高昂的精神状态和工作姿态，是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奋斗的思想基础和必备素质，也是一个领导干部党性，品质，表率的外在表现，是事业观的综合体现。一是要知责。领导干部，应该对党和人民负有重要责任。从公民到党的领导干部，不只是身份的变化，更是责任加重，职务越高责任越大，地位越重要责任也就越大。做到“守土有责”，尽职尽责，极端负责。二是恪尽职责。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尽其责，要以高昂的状态,创新的姿态,务实的作风,寝食不安、夜以继日的的精神,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立足本职岗位,尽心尽责,扑下身子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三是敢于负责。抱着对党、对人民、对工作、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要把对上责任与对下负责一致起来，强化责任心，落实责任制，要有求真务实的作风，以强烈事业心、高度责任感，在岗位上、责任中体现事业观，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从“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谈起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是一条具有深刻哲理的古训。以疾病为例，人体生病固然是由于病菌、病毒的作用，但更是因为自身肌体出现了问题。病菌、病毒是客观存在，而且十分厉害，但在抗菌、抗毒能力强的肌体中它们却很难生存。相反，如果肌体免疫力、抵抗力降低，病菌、病毒便会乘虚而入、滋生繁衍，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显然，这条古训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一位原因，外因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重温这一古训，牢记这一原理，对于领导干部提高拒腐防变能力，为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具有重要意义。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秉公用权、科学用权，可以为党增光、为民造福；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则会贻误事业、断送前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的从政环境变得更为复杂，时刻面临着形形色色的诱惑与各种各样的考验。一些别有用心者用金钱、物质、美色等，想方设法对领导干部进行拉拢腐蚀，以利用其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面对诱惑与考验，有的领导干部立场坚定，跨了过去；有的则不堪一击，陷了进去。对于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原因，有的人包括领导干部本人认识不深刻、有偏差，或归结于体制有问题，环境不够好；或归咎于“被人拉下水”，“无意中上了当”。其实，他人和外界的影响只是原因之一，而且仅仅是外因，根本原因还在于领导干部自身有了问题——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出了问题。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立场坚定、“六观”端正，严守防线、无懈可击，怎么可能被别有用心者“攻破堡垒”呢？

　　无数事实说明，领导干部要做到秉公用权，保持清正廉洁，必须强化自律意识，加强道德修养，筑牢思想防线，遏制贪欲，抵制诱惑。古人讲“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确为至理名言。所以，古人强调“吾日三省吾身”，“善养吾浩然之气”。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养浩然之气，就是要通过加强修养，切实增强党性，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政之德。这样，才能抵制住诱惑、经得起考验，始终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真正为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当然，强调内因的重要，并不是要否认外因的作用。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在强调领导干部加强修养、增强党性的同时，健全和完善权力的使用、制约和监督机制，筑牢党纪国法防线，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的道理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适用于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唐代文学家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分析秦王朝覆亡的原因时认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样才能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 (2)

　　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是解放思想的重要环节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可见，所谓解放思想，对于我们党来说，首先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政治问题。说到底，就是要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根据实践的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决定的。只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才能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国情、时代特征和文化传统的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其更好地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才能做到真正的思想解放。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一个党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毫无疑义的。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作为反映实践、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不断创新。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与其他各种理论体系不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僵化的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我们之所以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的创始人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世界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的认识，还有许多客观规律有待后人去发现、去阐述，即使是那些已经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一般规律的、带有普遍真理性的认识，也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深化。

　　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经典作家们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马克思主义自诞生时起，就与教条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经典作家们从不赞成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奴隶式的盲目崇拜”和简单的模仿，郑重地指出他们创立的理论决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一再申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根本观点和科学方法，是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使我们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思想观念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相适应，坚决反对用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否则，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从而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关键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

　　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认识问题和实践问题。教条主义经常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只能顶礼膜拜的神圣教义，把发展马克思主义当作是离经叛道，其基本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解放思想，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坚持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实践品格是一切科学理论的根本特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并一再强调理论既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就是要牢固坚持认识的反映性、客观性原则和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原则，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在充分尊重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就是一切理论是非的判定必须把实践作为惟一尺度，看其是否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攻艰克难，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

　　党的十七大赋予解放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为推进思想解放，继续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改革开放以来，就全党来说，思想不断解放，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的自觉性还有待提高。

　　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全国人民的新期待，为推进思想解放，继续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错综复杂的严峻形势，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僵死化、凝固化，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固步自封，自我陶醉。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我们克服时艰、经受历史考验、继续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才能在当代中国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切实打好个人自学这个基础

　　个人自学是党委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的基础。党委中心组学习所要求的自学，不同于一般的自学，必须同中心组集中学习结合起来，有以下基本特点：

　　第一，要围绕集中学习研讨的主题进行自学。个人自学的范围当然是越广泛越好，读书读得越多越有益。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提倡博览群书、通今博古。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作为领导干部工作也很繁忙，必须把学习的重点始终放在最重要的内容上，这就是要围绕党委中心组学习的主题开展自学。一要把党的基本理论、中央的重要文件、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作为自学的首要内容。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党的每次代表大会、每次全会文件，学习中央提出的重要理论观点、重要战略思想，重要战略部署，分专题深入钻研和领会，弄清楚其时代背景、实践要求和理论内涵，并同本地本部门实际结合起来，加深理解和把握。二要紧密联系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抓好自学。要注重工作要求、实践要求和理论要求的统一，努力通过自学深入研究带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问题，理清发展思路、提高决策水平。三要加强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学习和把握。及时学习了解重大经济、政治动向，科学预测重大事态发展趋势，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对策措施，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第二，要围绕完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素质进行自学。自学是领导干部完善知识结构，开拓世界眼光，增强理论思维，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深入，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党委中心组的个人自学，要着眼于提高领导干部的基本理论素养和科学思维方法，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同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决策管理知识、市场经济知识、法律知识、历史知识等各方面知识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同学习各种新知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各种知识，不断充实、丰富自己，促进领导水平和决策能力的提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第三，要围绕深化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进行自学。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是说，只知读书而不会思考的人，只是一个知识储存器，仍然是迷惘的；而没有知识基础的思考，也不会有任何成效。自学过程不是被动接受、简单浏览的过程，而应该是吸收消化、不断深入思索、有所感悟的过程。如果没有深入的理论思考，自学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领导干部理论功底扎实、政策水平较高、思维能力较强，要自觉把自学变为主动认知，把了解精神变为深入理解，把掌握内容变为积极探索，使自学真正取得实际成效。要带着问题读书，养成边读书边思考的习惯，通过理论思考，力求把零散的知识变为系统的学问，把感性的认识变为理性的总结。要善于把自学中的独到体会和创见上升为理论，用以指导实际工作，推动党的理论创新。

　　第四，要围绕更好地指导实践进行自学。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学习不仅仅是多读书，而更重要的是能够把书本知识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古人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就深刻地道出了这一学习的真谛。所以，作为中心组学习的个人自学，一是要把自学目的指向实践。学习是为了实践，无论是自学计划的安排，自学重点的确定，莫不以当前实践为着眼点，以“管用”为基本追求。二是要使自学过程贴近实践。把自学与运用结合起来，在读书的过程中增强运用能力，在运用的过程中提高读书水平。三是要把学习成效的检验定位在实践。看自学是不是做到了“学有所获，研有所得”，最终要看对实践是否有意义，看知识是否转化成了能力，看实践中的盲目性是不是减少了，科学性、系统性是不是增加了。以此作为我们调整自己自学目标和自学安排的基本依据。

　　自学贵在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切忌心浮气躁、浅尝辄止。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当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循序渐进、水滴石穿，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摘自《党建》

海归学者多角度谈学习实践 (2)

　　一群面对变化敏感度差异可能很大的人；一群在认识上可能有比较大差异的人；一群伴随着执政时间的加长可能带来了工作惰性的人；一群在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需要完成转变的人……他们要在一起工作，要在一起面对越来越激变的形势以及越来越复杂的矛盾，要真正承担起领导13亿中国人完成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怎么办？

　　展望未来的努力往往需要落实为对历史的重新认识——被1921年建党、1949年建国、1978年改革开放所验证的规律是什么？！

　　答案就是学习实践！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就是矛盾论和实践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强调“不做，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29年的社会主义建设、30年的改革开放，其本身都是一场场伟大的学习实践！特别是通过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让我们当越来越看清楚了科学发展的规律，并归纳为“科学发展观”。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作为长期的、战略的任务认真贯彻；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入教材、入课堂、入大脑……并最终成为制度、成为习惯、成为信仰，就成为了激变时代中成功应对各类问题的必然选择。

　　三、改革开放30年与“学习实践”

　　应该认识到，改革开放30年本身就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民族参与的一场伟大的学习实践活动。可以从一下3个方面归纳出其中的特点：

　　第一点就是不可逆。这一点可以用总书记提到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来做诠释，这实际也是对改革30年的经验总结：不动摇，说的其实就是方向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要持续的改革下去。不懈怠，就是要更加努力，更加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不折腾，就是要有系统性的研究，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使损失降到最低点。

　　第二点就是要寻找突破。必须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其实首先完成的是政治层面的思考，但是大多数人所看到的却是中国改革开放实际政策的松动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甚至是从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农村开始的。

　　第三点就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这一点如果从经济角度讲则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让一部分曾经是返乡青年，曾经是待业青年，曾经是没有相关经商经验的人，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改革的大潮中。他们在实现个人财富梦想的同时，也使得国家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企业家。如果没有这批企业家的涌现，30年的改革将很难取得今天的成效。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30年改革成功的经验，无法直接应用到下一个30年改革中。如果没有科学的总结，很可能遭遇“今天的成功变成明天的桎梏”的尴尬。要取得下一个30年改革的成功，必须思考新问题，采取策略。因为面对的形势越来越“激变”，面对的矛盾越来越“复杂”并相互交织，用什么武装头脑，用什么指引方向？

　　把曾经的经验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将所总结出来的规律，应用到下一个30年；将30年所沉积下来的精神层面的、经验层面的东西，转化成日常工作中可以“看的见”、“ 摸的着”的一种新的流程和标准，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这需要各个层面的人积极参与、认真思考，还需要他们结合自身工作的总结才可以加以完成。

　　这个就是学习！

　　要让这个学习过程取得预期的成效，闭门造车是想不通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必须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完成，必须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完成。这个就是学习实践，就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通过改革开放30年的学习实践，我们取得了成功、积累了经验；通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将让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功、积累更多更有价值的经验。

　　四、未来30年的发展与“学习实践”

　　未来30年的中国改革必须面对一系列的新问题，比如：国际贸易均衡的问题、城市化的问题、环境友好的问题、引导科学消费的问题、社会和谐的问题、均衡发展或者叫做人民幸福指数全面提高的问题……通过什么样的努力，可以让我们成功解决这些问题呢？

　　比如引导科学消费的问题。人民生活水平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得到了很大提高，如何引导出“一定伴随着带有人文关怀色彩”的消费，而不是那种仅仅体现在大吃大喝、莺歌燕舞、相互攀比的消费，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已经做到了“让一部分人先福起来”这件事，而接下来的让一部分人先完成“一定伴随着带有人文关怀色彩”的消费，更具挑战性。

　　我们的国情，甚至可以说这个地球的现实情况，不允许我们延续西方式的消费和生产模式。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的人均汽车保有量达到甚至超过美国、日本的水平，恐怕就是需要上街戴防毒面具的问题了；如果我们一做鞋，意大利的鞋匠就上街游行，我们像出口服装、玩具一样出口大多数的机电产品，甚至以后还要出口其他“高科技产品”，恐怕不仅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华势力，而且极度的贸易不均衡也将导致别国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无力持续购买我们产品的情况。沿着西方式消费和生产模式长时间走下去，很可能不能达到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梦想。（未完待续）

国外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实践探索 (2)

　　3．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在产生党的领导人时重视完善民主程序，引入竞争和选举机制，以提高领导人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埃及民族民主党通过自由和直接的选举产生党的主席、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有些党先是在基层推行民主选举，进而不断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在2003 年举行的四大上，推出了参加下届市政选举的候选人，其中 2/3 由直选产生，妇女候选人比例增至 25%, 选举 150名中央委员时实行了差额选举。

　　完善党内决策机制，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党内民主体现在党的制度和党内生活中，就是全体党员拥有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党内一切重大事务的权力。国外一些主要政党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广开党内言路，鼓励党员发表意见和看法，提高党员的参政意识，扩大决策过程中的公开性，增加透明度。

　　1．党内重大决策广泛征求党员的意见。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有关决议出台前一般要通过全体党员讨论，广泛吸收党内外智慧，并认真地根据各方意见对草案逐条进行补充修改。越共在党的九大讨论党章修改报告的决议时，有两位代表当场就某些修改内容提出不同的意见，经中央组织部作出解释后，全体代表才表决通过。近两次党代会报告，都收到不少党员的尖锐批评意见，中央通过解释、说服和部分吸收等方式进行处理。

　　发展中国家一些主流政党重视发挥基层党员的作用，每当重要政策出台之前，都逐级收集党员的意见，供领导层决策时参考。埃及民族民主党在九大召开前，党的政策书记处通过网上查询方式，征求广大党员对九大文件的建议和意见并吸收、采纳、反映到文件草案中。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中央党部定期向全党印发《宪盟信札》内部刊物，及时通报党内重大事件，为党内交流意见提供便利渠道。

　　西方国家政党注重扩大决策过程中的党员民主参与。英国工党建立全国和地方各级政策论坛，让广大党员充分参与党的政策制定过程。法国社会党的重大政治纲领文件，原都是由党代会通过，现在改由全体党员表决通过，不是代表党内主流立场的非主流派别提交的政治草案，也有权交付党员表决，大会最后通过的纲领草案尽可能吸纳党内不同群体提出的合理建议和主张。

　　2．建立健全党内决策机制和程序。许多国家政党重视加强决策的机制和程序建设，尽量减少决策过程中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推出某项政策之前，先要说服自己的国会议员，如果议员坚持反对，党就会根据他们的意见对该政策重新进行研究、调整，然后才付诸实施。西方大多数国家社会党的决策方式是导入竞争机制,引入更多的直接民主，变金字塔式的集中型决策结构为自下而上的多线平行式直接民主制。德国、奥地利社会党改变过去一切由少数政府内阁阁员说了算的习俗，形成党、政、议会三方领导人每周定期会晤，就重大问题共同协商和决策的制度。（未完待续）

各国政要爱看什么书

　　梅德韦杰夫：古典文学的爱好者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爱博览群书，是古典文学的爱好者。他自称最喜爱的作家是布宁和契诃夫，还特别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他也喜欢历史书籍，包括克留切夫斯基、卡拉马金等人写的历史传记。有时他还特意阅读本专业法律方面的书籍。此外，梅德韦杰夫也偶尔涉猎一下当代作家的作品，譬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寻羊冒险记》。

　　奥巴马：善于求助书籍

　　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因喜欢书且读书多而出名。美国媒体将他评价为很长时间难得一见的“有文化的总统”。奥巴马有一个特点，每次遇到问题时，都会先通过书籍掌握相关知识，然后再将这些知识运用到现实中。因此，只要了解奥巴马看的书，就能猜测到他的想法和苦闷之处。

　　书籍给奥巴马提供了有关政治管理的某些具体的观念，被广泛报道的一个例子是《对手团队》，这本书激发了奥巴马提名他在民主党内的头号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作国务卿的决定。

　　普京：最不喜欢读关于自己的书

　　普京喜欢读两类书，一类是俄罗斯和世界上的经典名著，如契诃夫、托尔斯泰、果戈里等人的作品；另一类是一些比较实用的书籍，如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沙俄政府强硬派代表人物彼得•斯托雷平等名人的生平传记等。普京最不喜欢读关于自己的书。他总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不喜欢别人炒作自己。

　　希拉克：迷恋中国青铜器专著

　　法国前任总统希拉克有着中国情结，在常伴他左右的书籍中，少不了各种关于中国青铜器的专著。在北约的一次首脑会议上，希拉克中途“开小差”，就是为了看介绍青铜器的杂志。中国文学也深深地吸引着希拉克。中法文化年期间，希拉克曾表示，非常喜欢中国古代诗人李白和杜甫，尤其对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还表示，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完成一部关于李白的电影剧本。摘自《人民论坛》

弄清说透中国政治模式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 (2)

　　原则性、全面性、衡定性

　　相统一的政治实践

　　近代社会以来，以西方国家为主探索的现代化模式，曾经大大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也出现了许多需要思考与应对的问题。在当今社会，如何科学处理民主与效率、政党竞争与保障各方民众的利益、民主形式单一性与多样性、保持民族特性与顺应人类发展潮流、依法办事与解决实际问题、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之间的关系，成为许多国家需要不断思考、寻求答案的重大问题。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中国政治模式，尽管依然存在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有些良好的功能还有一个逐步显现的过程，但确实对不少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答案，有力促进了人类政治文明建设。这类实践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

　　1.广泛吸收民意与注重集中落实相结合的组织原则

　　具体而言就是指经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既是党，也是国家政权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目前，各级党委重大问题的决策一般都要经过比较严密的民主程序。特别是选拔干部时，自下而上的民主程序达十几项之多。

　　实行民主集中制，通过固定的程序，听取各方的意见，融合各方的智慧，发挥民主的作用；然后将这些共同的意见与智慧集中为统一意志，依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集中贯彻实施。此次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国家议而不行或者行而无力，而中国就能够大幅度实施相关决策，在不长的时间里产生比较明显的效果，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与思考。显然，中国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既体现了民主的原则，又避免了许多国家民主的低效。

　　2.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相互统一的政党制度

　　这个政党制度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多党合作制是中国的一种创举。这种多党合作制一旦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就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第一，体现了与党员人数、执政地位相一致的执政党的主导性。第二，既维护了多数，又维护了少数，体现了不同群体的意愿与利益。各民主党派都代表一个或若干个群体，必须考虑各民主党派和相关群体的利益，贯彻同盟者利益优先的原则。第三，有利于执政党科学决策，避免失误。各民主党派提出的许多意见建议被执政党认真采纳，对执政党在决策与实际工作中避免失误起到了积极作用。多党合作制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它不属于竞争性的政党关系，又能使执政党在许多方面受到监督。同时，由于是合作关系，大家求同存异，比竞争性的政党体制更能体现各类群众的整体利益。

　　3.投票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形式

　　许多国家主要运用投票式民主。中国在决策、干部选拔过程中也越来越多地采用“一人一票”的无记名投票表决、无记名自主推荐、无记名差额选举等等，但不是单纯运用投票式民主，还要运用由各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通过沟通协调寻找结合点的协商式民主。

　　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专门履行协商式民主的机构，但协商式民主的运用范围远远超过政协组织。党作出重大决策、确定重要干部人选前，都要广泛地听取意见，进行协商。两种民主形式越来越多地交叉使用，体现了民主的多样性，更符合民主的本质。有效纠正了选举式民主容易产生的生硬，尽可能减少选举式民主对少部分人利益的影响，甚至是损害。民主的本质是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单纯运用选举式民主，赞成票达到51%选举就能够获胜，那49%的人的利益与意愿怎么考虑呢？在选举之前，通过协商沟通，采纳各个方面的合理意见，到最后表决赞成率达到80%，甚至90%，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4.总揽全局与各司其职相结合的政权运行体制

　　中国的政权运行，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或其他相应的模式。在中国的组织框架中，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及法院、检察院各司其职。

　　依据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权力机构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行议行合一。政府及法院、检察院由人大选举产生，并对人大负责。除国家机关外，依据基本政治制度，产生由各党派、人民团体、各界人士组成的协商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上国家权力机构与协商机构依据宪法、法律以及有关章程的规定，各自行使自身的职能。执政党则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国家权力机构、协商机构与各项工作进行总揽与协调。总揽主要体现在重大方针、政策的指导，重要干部的推荐，而不是包办代替。即便指导与推荐，也要建立在广泛听取人大、政府、政协意见，充分体现民意的基础上。执政党不仅要尊重权力机构与协商机构依照法律、章程设定的程序，也要尊重它们依照程序产生的结果。

　　中国的政权运行体制经历了执政党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向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转变。现行的体制在本质上合乎政党理论的一般原则：执政党可以而且应该通过法定程序向国家权力机关施加自身的影响。同时，又能够减少建立在制衡基础上的国家权力机关与相应体系运行时产生的过度损耗，尽可能避免各方体现自身职能有余而设身处地考虑其他因素不足。中国共产党以体现社会的全局利益与民众的根本利益为目标，一方面在进行路线方针指导时，注意体现全局与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在各个机构之间的矛盾影响全局与根本利益时，又可以进行有效的协调与引导。与西方国家权力运行体制相比，更能体现整体性与协调性。（未完待续）

推动共同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

　　世界格局将如何演变？是单极、两极、多极，还是无极？当21世纪即将走过第一个十年，这个为各国媒体、政界和学界人士热议多年的话题结论渐趋明晰——多极化。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发展趋势之一。

　　震荡全球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严峻挑战，“震中”美国和“重灾区”欧洲、日本的“灾情”令人忧虑。新兴大国虽然同样受到冲击，却展现出令世人刮目的应对和复苏能力。国际金融危机牵动世界格局、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新一轮复杂变动调整。

　　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英国首相布朗宣布：“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呈现。”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认为，多极世界已是“当前的现实”。美国《纽约时报》评论道，“此次会议的真正意义是，奥巴马欢迎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其他国家在决定世界经济进程方面发挥核心和永久性作用”。法国总统萨科齐早在2008年1月就评论说，世界将进入“相对大国时代”，“金砖四国”为多极世界创造了条件。

　　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日趋活跃。与西方某些国际关系专家的预言不同，新兴大国并非以“秩序颠覆者”的面目出现，而是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谋求以协商与合作来解决现有国际体系中的问题，应对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新兴大国正成为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新兴大国推动全球增长

　　新兴大国，国际上一般认为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墨西哥、埃及等在全球和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本世纪初，美国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首次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并称为“金砖四国”。“金砖四国”概念一经推出，迅即成为国际社会的流行词汇，并逐渐成为新兴大国的标志性概念。2005年，高盛集团又提出“新钻十一国”，包括埃及、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等11国。2007年，日本学者门仓贵史提出“展望五国”概念，即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

　　新概念层出不穷，其交集与合集已勾勒出新兴大国的集合体，呈现出国际关系的新面貌。

　　新兴大国正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金砖四国”为例，2000年，“金砖四国”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7.98%，2008年这一比重达到14.6%，四国GDP都已名列世界前十二位。最重要的是，过去5年中，“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其中中国占25%。

　　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世界经济，新兴大国增长态势正在发挥稳定世界经济的作用，有望在“后危机时代”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据有关权威机构预测，在发达国家集体陷入严重衰退背景下，今年“金砖四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可能超过90%。

　　新兴大国践行全球合作

　　新兴大国二战前大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深受侵略与强权政治之害。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积极合作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权益，并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寻求以协商与合作来修正国际体系，构建国际机制。

　　今天，新兴大国正在多个层面践行着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

　　在新兴大国之间，各种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多边协调机制日臻成熟。

　　在地区层面，新兴大国以主动、负责任的姿态推动地区合作深入发展。新兴大国积极参与的地区性组织在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地区繁荣、制定国际规范等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全球层面，新兴大国以积极、建设性的姿态与发达国家展开南北对话。二十国集团峰会、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成为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话、协调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峰会被国际社会视为应对危机的最重要机制。新兴大国正逐步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

　　新兴大国肩负时代重任

　　如何使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改革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如何使对话合作朝着确保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向演进？如何携手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面对日益增多的共同威胁和挑战，无论传统大国还是新兴大国都需要认真考虑。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正带来新的机遇。分布世界各大区域的新兴大国成为和平与繁荣的支点，遵循不同发展路径的新兴大国为世界提供了多样的成功模式。

　　深入交换看法，加强协调合作，推动解决问题。在推动符合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需要的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方面，新兴大国肩负着时代重任。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创建Ｇ４对话机制意义深远

　　“金砖四国”首脑峰会表明，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为新兴经济体展开较深层次的沟通与合作提供了机遇，世界经济秩序话语权正在悄然转移。在全球经济复苏迹象显现的背景之下，创建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四国集团”Ｇ４对话机制意义深远：这有利于增强新兴经济体的声音和影响力，促进国际经济体系走向公平与合理化。

　　“金砖四国”总面积占世界领土面积的２５％，人口超过全球人口的４０％，经济产出占全球比重的１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５０％。一旦“金砖四国”对话机制形成，就可能吸引更多新兴经济体国家加入，这个对话机制也就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金砖四国”目前还只是代表了发展最迅猛的“经济联合体”。但“金砖四国”转型为Ｇ４的可能性已经具备：最近三次Ｇ８峰会框架之下，“金砖四国”都有过非正式的高层会晤；Ｇ２０伦敦峰会召开之前，四国财长共同在巴西“协调立场”；１６日召开的“金砖四国”首脑峰会则为Ｇ４机制创建开启了可能性。

　　为了摆脱金融大海啸对本国经济的冲击，“金砖四国”首脑会共同呼吁改革现有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并要求欧美政府和世界相关国际组织加强对欧美金融资本的监管和金融服务中的风险提示及信息披露。“金砖四国”在这场危机中，因为外资的突发性撤离、对外贸易和国内投资急剧减少，造成了就业压力不断增加、经济增长迅速放慢的格局。立即摆脱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根本不现实，当务之急就是让他们负起责任，尽快通过有效的救市手段来遏制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同时，也要求欧美国家坚决抵制本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另一方面，“金砖四国”首脑会进一步确立了互相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更多的是来自双边，如货币互换、自由贸易协议、合作投资备忘录等，中巴和中俄之间的货币互换引起了高度关注。而且，中巴模式的货币互换在“金砖四国”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尝试。但统一的合作模式会产生较大的规模效应，会推动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支持与协作，这对改变目前世界经济的失衡结构意义非同小可。

　　“金砖四国”在后危机时代正面临从未经历过的挑战：如何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是四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墨西哥、蒙古、阿根廷等国家的后发优势不能小看，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市场和资源争夺会异常激烈。

　　对“金砖四国”而言，战胜了上述挑战就意味着抓住了机遇。“金砖四国”庞大的发展空间、低廉的生产投入要素、潜在的市场规模和政府强大的市场化推进意识以及调控能力，都是在目前世界经济普遍疲软、复苏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率先走出危机的法宝。预计至２０２７年，“金砖四国”ＧＤＰ总和将超越Ｇ７，到本世纪中叶，“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可能达到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还多。

　　中、俄、印、巴四国都是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四国在国际事务中有共同的利益和关切，有必要加强对话、协调与合作，增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声音和影响，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发挥稳定世界经济的作用，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在合作中有显著提高。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上合组织携手应对金融危机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九次会议定于6月15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会议就成员国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强反恐合作、深化本组织各方务实合作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探讨和交换意见，并制定和批准相关法律文件。由于正值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时期，本次峰会尤为引人关注。

　　峰会正式召开前一天，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应邀出席“第14届俄罗斯经济论坛”。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与金砖四国在经济领域的反危机经验。由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各成员国当务之急，“携手应对金融危机”成为峰会的重要议题。

　　受金融危机影响，俄罗斯陷入深度经济危机，进出口贸易锐减、能源等支柱产业萎缩、国家和企业资本大量外流、不动产泡沫破裂、外债偿付能力不支、证券市值缩水70%～80%、卢布贬值20%、银行濒临破产。各项经济指标急剧下滑，俄实体经济遭到重创。金融危机衍生的其他社会问题也开始显现。

　　哈萨克斯坦经济受危机影响更为严重，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低于所有其他邻国，仅为2.7%，36%的企业亏损，本币坚戈贬值20%，物价上涨接近30%，证券市场指数下跌66%。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经济亦陷入困境，本币贬值，通胀加剧，投资减少，侨汇锐减，不少工业项目被冻结，企业开工不足，失业率上升，普遍面临深度危机的考验。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密切协作、积极应对。去年10月的上合组织第七次总理会议，深入研究了本组织的反危机应对举措。今年初，上合组织又专门召开“建立‘上合发展基金’问题专家组会议”，研讨制定该基金的具体成立和运作原则等事宜，落实总理会议达成的尽快设立该基金的共识。围绕这一基金的成立，本次峰会进一步研讨推进和扩大上合框架内经济合作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令人期待。

　　金融危机使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依存度空前提升，合作更加富有成效。中国政府率先作出重大决策，制定了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拉动经济的反危机计划，极大地稳定了本国和成员国的经济形势。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政府也都相继制定了反危机计划。俄哈两国还制定了斥资数百亿美元的反危机计划，旨在稳定金融市场、激活房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农业、促进工业增长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减少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中俄两国积极发挥“双引擎”作用，有助于帮助成员国共克时艰。俄罗斯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了优惠贷款并免除其债务，还准备向中亚其他成员国提供相应的经济援助。中国以“贷款换合作”方式分别向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提供了贷款支持，帮助其稳定金融市场、应对资金短缺局面，缓解了俄及中亚成员国的经济形势，使上合组织多边和双边经济合作保持继续上升的发展势头。2008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568.3亿美元，同比增长18%。中国与中亚成员国进出口额上升到308.2亿美元，同比增长56%左右。

　　着眼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可行性措施，峰会所做的广泛和深入商讨，将在《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基础上，继续增进政治互信水平，加强经济合作力度，推动双边和多边合作不断深入。

　　深化安全领域合作，加大反恐合作力度和提高禁毒能力是峰会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并制定成员国间的有效政治磋商机制，以提高多边战略协作水平，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确保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一直受到多方的重视。去年，上合成员国联合执法合作，有力地保障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明年上海世博会的安保工作将在此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完善。

　　将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应急、救灾和信息保障机制，以及打击非法贩运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的有效机制，是本次峰会的又一看点。这包括酝酿和筹备已久的《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0年至2012年合作纲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反恐专业人员培训协定》和《关于应对威胁本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事态的政治外交措施及机制条例》以及上合组织框架内的保障国际信息安全合作协定等重要法律文件在本次峰会上的通过和批准情况。

　　上合组织成立八年来，在成员国共同努力下，始终保持健康、快速的发展势头，对解决本地区社会经济问题、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然而，它仍然是一个年轻的组织，各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成员国间、上合组织整体与成员国个体间利益还需要较长的磨合时间，但它仍不失为本地区乃至国际舞台上最有活力和最有生命力的一个新兴组织。相信，在各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下，上合组织会加强内部协调机制，妥善解决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使上合组织走上更快的发展道路。摘自《瞭望新闻网周刊》

上海合作组织依然面临四大挑战

　　尽管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诞生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但是，这对于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国际组织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有必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和谐世界”的理念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九次会议刚刚结束。可以说，上海合作组织进入全面深化务实合作的新阶段已经成为各方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在国际社会上正在逐渐树立起积极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国际新形象，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渡过了初创的艰难，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变幻的考验，稳住了自己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上海合作组织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完成了组织和机制建设，正在由理念建设悄然转向注重实效的务实合作。

　　但是，我们同样注意到，一些制约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依然存在。未来上海合作组织能否实现战略突破还面临着四大挑战。

　　一是效率问题。到目前为止，上海合作组织所取得的成果还主要是在概念形成、框架和布局、合作形式上，而不是在最终成果上。有学者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存在着“激情与实践的矛盾”和“宣言多于实践”的问题。如果上海合作组织不能解决好这一问题，则难免出现“独联体化”的现象。

　　二是内部利益协调问题。对于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其发展前景首先与该组织能否基本或者完全实现各成员国对该组织的利益诉求密切相关。只是由于成员国的自身境况和实力存在着差别，在组织内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因而，对组织的发展前途的影响也就存在着差别。就上海合作组织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成员国自然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利益诉求的实现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该组织的未来。

　　中俄关系目前虽然正处于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双方在地区安全和许多国际问题上都找到了共同点，但这不能掩盖中俄之间实际存在的负面竞争关系和彼此的戒备心理。这必然影响双方的合作诚意，使多数合作都跌宕起伏，处理不慎，则会直接影响双边关系。另外，两国的地缘利益大部分都重合。中俄都是世界大国，发展都需要相当的地缘空间。两国地理相邻使其地缘空间在东北亚和中亚重合。从发展来看，这些地区对两国都不可或缺，因而都不可能放弃在这些地区的追逐。上海合作组织实际上浓缩了中俄在这些方面的矛盾。在该组织中，能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只有中国和俄罗斯，其主要议题也基本在中亚。上海合作组织可否顺利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俄能否建立一种持久良性的互信机制。

　　三是与美国关系问题。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存在着“先天性”矛盾，这是由中亚地缘政治和中俄美关系的大框架所产生的。中亚地区地处欧亚大陆接合部，是联系东西方的重要陆上枢纽，近代以来一直是世界主要强国的竞技场。对于美国来说，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尽可能长久地维持这一地位，防止潜在对手出线是美国政府冷战结束以来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在美国看来，中国和俄罗斯就是潜在对手。因而，中亚地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位置就显著上升。因为控制住中亚既可以遏制俄罗斯和反叛的伊朗，又可以牵制中国。在中亚站稳脚跟，就等于找到了欧亚大陆的“战略支点”，其在欧亚大陆的存在和既得利益也就有了保障，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也就得到了巩固。

　　因此，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美国有着天然的战略猜疑，美国本能地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俄联手抗衡美国的组织。２００５年，上海合作组织提出美国从中亚撤军的议题后，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怀疑，即上海合作组织暗藏着削弱美国在中亚影响的目的，美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不信任明显增加。

　　如何处理与美国关系是上合组织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如果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走向对抗，则上海合作组织的外部环境必将变得严峻，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压力随之增强，甚至迫使上海合作组织走向非预想的方向。

　　四是确立核心价值观问题。上海合作组织到目前为止，应该说还主要是基于现实利益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不是基于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构建的统一政治空间。能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决定着一个国际组织最终能走多远。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它能否继续为其成员提供更深层次的公共产品。

　　尽管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诞生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但是，这对于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国际组织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有必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和谐世界”的理念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首次以一种全球的视野，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所做的价值思考和人文关怀。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说是对“上海精神”的进一步抽象和升华。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实现维权与维稳的高度统一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深刻变化，国际格局酝酿重大调整，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这种深刻变化与重大调整，意味着国际力量的消长，伴随着利益诉求乃至利益碰撞的复杂化、多元化有时甚至尖锐化。在这种变动不居的国际竞争中，中国如何践行“和谐世界”的主张，在国际事务中既维护好中国的正当权益，又维护好世界和谐、周边和谐、国内和谐，实现维权与维稳的高度统一，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涉外工作所担负的重要使命。

　　涉外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年来，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妥善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广泛开展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各领域的涉外工作蓬勃开展，为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我们需要充分估计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概括而言，中国战略安全形势与发展时机的特殊性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世界各个大国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最为复杂。中国陆地邻国多，陆地邻国大国多，陆地邻国有核国家多；在海上，则有多个国家与中国隔海相望，隔海环绕，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等自然地理条件不容乐观。

　　其次，随着海洋资源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重视，世界正兴起新一轮海洋“圈地运动”。我国历来所主张的领海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但一些海洋邻国也各自提出了自己的领海主张。尤其是南海，提出领海主张的国家之多，情况之交错，矛盾纠缠之多元，在世界上也许仅此一例。

　　第三，我们曾经有过被西方列强欺凌百余年的屈辱历史。这些列强曾经瓜分和强占过中国领土，并且强行划定过难以被中国人民接受的国界线，为中国与个别邻国边界划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矛盾。

　　第四，中国的快速发展，逐渐改变国际格局、力量对比，引起一些既得利益国家和地区的戒惧。在他们的挑拨、怂恿下，我国一些正当权益和主张的实现，有时会遭到某些国家及地区的干扰和阻挠。中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主张，有时也会遇到有的国家和地区的杯葛。

　　第五，几百年来，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制定了一套海洋权益方面的游戏规则，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考虑得不一定充分。如何完善、议定相关规则，需要各国形成共同认识，付出共同努力，这需要时间。

　　第六，当今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加强，国家各个领域的利益互联互动，互相交织影响，应尽可能通盘考虑，统筹规划。

　　与上述种种同样重要的是，21世纪头二十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其潜在的含义，是中国要谋求至少二十年的和平环境，尽快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尽快增强实力，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多个领域获得国际竞争优势，才能创造更好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条件。

　　我们看到，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多次发展机会被外敌入侵所打断，中华民族一代代牺牲才赢来今天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先辈的牺牲与付出，给我们创造了在世界各民族中平等发言的机会。不忘先烈，遗爱子孙，我们也要创造条件，让后代说起话来堂堂正正腰杆硬，这是21世纪头二十年中国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历史定位。

　　总之，我们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我们与外部世界历史的、现实的利益纠葛盘根错节。在这种大背景下，实现维权与维稳的高度统一，需要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维权谋略。

　　因此，坚定信念，厚积薄发，是中华民族在特殊地缘政治条件下，在发展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必然选择。

　　有了这样的清醒认识，我们就能将爱国激情化为冷静坚定、坚韧不拔的努力。

　　在人类历史上，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风险，要经受严峻的考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力求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需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以超越前人的智慧，理性、开放、包容、自信，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充满魅力，使中国的权益和主张更加容易被世界和周边尊重。这是中国内政外交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重大历史承担，也有赖于每个公民的大义担当。

　　风物长宜放眼量。在不久的将来，当中华民族的力量喷薄而出的时刻，一切违背中国和平发展意志的势力，都将难以阻拦。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要加强对中国海外利益的研究

　　中国的快速发展并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的国家利益突破了传统的地理界限向全球延展，国家利益的实现也越来越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这是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加深的一个进程，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海外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结构中的地位和份量在迅速的上升，可以说，海外利益已经凸显为中国与世界各国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都极其关注海外利益的维护与拓展，海外利益实际上是大国崛起战略选择的核心要素，维护与拓展海外利益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海外利益的重要性早就为传统西方强国所认识。1621年，英国人托马斯•孟发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系统思考英国海外利益范围和来源，推动英国重商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得海外开拓成为英国的战略选择。正是对海外利益的孜孜寻求，造就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殖民帝国。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尤其重视获取原料和开拓海外市场，“门户开放政策”由此而来，其国际主导地位与海外利益的寻求密切相关。对领土狭小而资源贫乏的日本而言，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崛起与其海外利益的拓展密切相关，出现了以“雁型”模式为代表的海外经济利益战略部署，随着各国海外利益在东亚的重新组合，迄今东亚国际经济格局仍在重新塑造之中。我们当然要批判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其崛起过程中采取的铁血政策和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策略，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海外利益的重要性再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中国历史上不乏海外利益维护与拓展的辉煌事例，无论是张骞通西域还是郑和下西洋，都代表了当时的中央王朝对海外利益的重视，朝贡体系实际上也是维护和拓展海外利益的核心路径，它强调了文化和经贸利益的共享性，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生动地表明了中国在海外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上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路径。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谋求政治承认、维护主权与安全是国家利益维护的着眼点，经济利益从属于政治和安全利益，中国国家利益主要局限于本国疆域范围内的保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变自己，融入并走上影响、塑造世界的大国崛起之路，经济利益开始与政治、安全利益并驾齐驱，进而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相互关系的深化，中国国家利益的地理界限已被突破，日益融入地区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日益呈现出国内利益国际化和国际利益国内化的趋势，维护和拓展海外利益已经成为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重大战略议题。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体系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对外投资的加强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海外利益凸显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拓展，具有了更为广阔的内涵。“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集中体现了中国决策者对海外利益重要性的认识和在战略全局的部署。

　　随着中国融入全球进程的加速，中国因素无处不在，海外利益在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展现出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并起，大国兴衰进入新时期，促使世界进入转型期，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在加深、加速，这种变动赋予中国巨大的战略塑造空间，为中国海外利益的开拓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与此同时，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安全风险同步增加，中国海外利益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日渐显现，海外利益的维护和拓展面临着巨大挑战。这些挑战既来源于细微之处，亦来源于战略层面。从细微之处说，随着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增加，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中国公民日益成为国际常旅客，许多企业遭遇海外利益侵害，中国公民遭遇安全威胁的事件屡有发生，尤其是中国公民的海外人身财产安全已成中国海外利益的重大威胁。从战略层面上看，中国海外资产的规模在扩张，海外资源的份量和重要性在迅速上升，但我们的相关保护手段和能力严重不足；随着中国在非洲、拉美经济利益的拓展，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在上升，利益协调的难度在加剧，中国自身的利益易于受到损害；中国进入经济发展“高成本”的时代，国际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中国塑造国际经济秩序的意愿增强，随之“中国威胁论”出现新版本，“中国责任论”对我压力进一步增强。可以说，全球竞争态势已经明显，中国海外利益实际上处在巨大的风险之中，维护与拓展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战略挑战越来越突出，中国承受不起对海外利益的忽视。

　　维护和拓展中国的海外利益，既是中国增强自身实力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必要途径，又是提高相关国家对中国依赖程度的必要途径，是中国的一个重大战略议题。中国决策者已深切意识到海外利益的重要性，开始着手设计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04年7月，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正式运作；2004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明确指出“要增强对海外利益的保护能力”；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强调只有坚持互利共赢，才能保障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持续贯彻下去，才能保障我国海外利益持续发展下去，才能既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又展现我国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形象。可以说，海外利益的维护与拓展已经成为中央关注的重大战略议题。

　　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与拓展，应以中外海外利益的经验与教训为历史线索，以确立更具包容性的国家利益观为前提，以中国海外利益的客观评估为基础，以国家战略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依托，以共同利益的汇聚与制度化为主要路径，以与相关国家建立利益共同体、实现中国海外利益的进一步拓展为目标。以此为对照，我们认为，中国已经意识到海外利益的重要性，但相关战略框架尚未确立，国家利益观念尚需创新，相关战略手段尚需丰富，甚至海外利益的评估尚未开展，加强中国海外利益研究有其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摘自《学习时报》

中国缘何不认同G2说（1）

　　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盖特纳1981年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演讲结束后，当年的北京大学汉语老师傅民向盖特纳赠送珍藏了28年的合影照片，令盖特纳惊奇不已。

　　一年来，“中美两国集团”（G2）这一概念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种种猜疑，闹得“满城风雨”。中国对此始终按兵不动，没有作出明确表态。5月20日，温家宝总理借出席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之际，终于针对G2说发表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温总理表示，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一两个国家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全球的问题，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对印度媒体有关所谓“中方曾向美方提议：今后由中国负责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事务，由美国负责东太平洋事务”的报道予以否认，称中国已就此问题向美方和印方表明了立场，并要求有关方面不要听信此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和中国外交部的表态，是中国政府对所谓“G2共治说”的明确反对。

　　G2说的提出与热议

　　G2构想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2008年6月，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举行之时，伯格斯登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应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升级为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中美两国集团格局，两国“共享经济领导权，并使中国部分取代欧洲地位”。此论一出，立即得到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教授的赞同，在世界上引起了不小反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前夕共同发表署名文章，支持

　　建立经济上的中美G2，并主张以此引领G20共同解决世界经济危机。在担任美国布什政府副国务卿期间，佐利克就提出中国应成为利益攸关方的构想，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林毅夫是来自中国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全国人大代表。佐利克的美国背景和林毅夫的中国背景，使得G2说愈加扑朔迷离，似乎具有了某种暗示意味。奥巴马总统在伦敦峰会上公开宣称“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推波助澜地引发了人们对G2说的过度解读和无限遐想。

　　因此，G2成为伦敦峰会期间的一个热点议题。这其中不乏反对声音，例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就认为G2的提法是错误的。但是反对的声音似乎不如耸人听闻的夸大其词更能迎合西方人的心态。

　　一些政论家提出，G20峰会最重要的轴心是中国和美国；更有甚者，还要求用G2代替G20。5月18日的英国《卫报》发表题为《英国外交大臣：中美将成为世界两强》的采访文章，把G2炒作推向高潮。该文称英国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认为中国是21世纪“不可或缺的力量”，将在全球经济、环境变化和世界贸易等问题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力。米利班德预测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中国将与美国一道成为两支权威力量，担任世界的领导者。温家宝总理选择在本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之际宣示中国的立场，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为了消除国际社会在该问题上的众说纷纭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未完待续）

美国对华“求和”未必是常态

　　美国高层对华的谦逊姿态能持续多久，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满足对方的需求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为期三天的中国之行，给人留下谦逊友善的印象，很难让人相信就是他在上任伊始曾贸然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奥巴马上台以来，淡化分歧成为美国高层访华的基调，比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来华重点放在了能源和经济合作；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华意在推动美中在能源、气候变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二者都避谈人权话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口味挑剔”的美国客人变得如此客气甚至有些小心翼翼？

　　毋庸置疑，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一般也会从属于现实主义。奥巴马的四大议程，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问题以及核扩散问题，无一不需要中国，对中国的态度自然要客气有加。无论是希拉里的“同舟共济”，还是盖特纳的“同心协力”，抑或新任的驻华大使洪博培提到的“互相帮忙、互相合作”，其基调都是相通的。

　　当然，美国需要中国，同时还要看中国的表现，看中国能不能满足他的需求。这将决定美国目前对华姿态能持续多久。比如在金融合作方面，美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继续对美国进行投资，增持美国国债，在金融开放领域做出更多贡献；又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对美国来说十分重要，而哥本哈根会议要取得成功，中美合作是关键。再比如朝核问题以及巴基斯坦等热点问题上，美国都需要中国的帮助。所以美国对华态度能不能延续，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多大程度上能够呼应它，能够回应它的需求。

　　加强中美合作对中国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毕竟中美关系对中国来说还是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不仅是为了回应美方的积极姿态，也是为了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问题在于，哪些方面可以合作，终究我们不能因为合作而放弃了国家利益，所以要在牵扯国家利益和发展中美关系之间找到平衡，尽可能的扩大一些领域和共同点。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应该是合理而务实的，而不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中国也应该尽可能地从合作和积极的层面去增加一些合作点，从而形成一种相对良性的合作互动。

　　总的来看，尽管布什卸任前，中美关系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但奥巴马上台之后，仍然有所超越：其一，超越了中美关系中每逢选举就会有颠簸的怪圈；其二，不仅继承了前任政府对华关系的积极面，而且将之进一步放大。当务之急是目前中美关系当中好的方面应该保持，同时要保持机警，不要被现状掩盖了双方的矛盾和问题。毕竟双方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越是关系好的时候，就越要想到中美关系中存在的潜在矛盾和问题，利用现在的良好气氛去解决和化解一些矛盾。例如通过防务磋商解决海上冲突的问题，利用经济对话解决中美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将危机管理变为危机预防，不要等危机出来了再解决。同时夯实扩展中美合作的领域，保持中美合作的态势，中美关系才不会先松后紧。摘自《国际先驱导报》

美对华贸易政策倾向实用主义

　　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日前的一次演讲，为尚显朦胧的奥巴马对华贸易政策增添上了“孔武有力”的一笔。

　　柯克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讲时对两国现存的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了明确阐述。他说美国方面在此有两手准备，优先解决途径是通过对话展开磋商，这包括通过美中商贸联委会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其次是通过贸易争端机制寻求解决，比如在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诉讼。法新社的一篇报道照搬他的话说，“只有在对话是解决贸易争端最快、最好和最有把握的方式时，华盛顿才会寻求与北京进行对话”，“一旦我们期待的方式不起作用，将不会犹豫地运用其他工具”。柯克还说，美方将积极和中方展开合作，但美方把美国商业和工人的权益放在首位，除了可能在世贸组织提出诉讼外，美方还会采取一系列贸易扶助措施。

　　柯克的演讲，听起来似乎有占理之处。毕竟，世贸组织中的任一成员，在处理贸易争端时估计都会采取先礼后兵的方式。但他在字里行间所表现出的强硬姿态令人失望，让人不由得对未来美中贸易关系如何维系健康发展产生担忧。

　　对柯克的演讲进行解读，不难发现里面缺了一份对重要贸易伙伴的平等、信任和尊重，而那股稍有不满就抡棒子的狠劲倒是深得美国保护主义之精髓。特别是“美方还会采取一系列贸易扶助措施”这句，其潜台词无疑是启动更多针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柯克的前任施瓦布，善舞贸易制裁大棒，在任两年半，美国频繁地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同时发起针对中国商品的多项“双反”调查。尽管两人效力于不同党派背景下的两届政府，但从发表这番演讲的一刻算起，柯克可以说正式继承了施瓦布的“鹰派”衣钵。

　　把时间退回到3月初。柯克获得美国贸易代表提名后，就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明确表示，与布什政府寻求与他国签署新的贸易政策不同，奥巴马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出发点是最为严格地执行现有贸易规则，并增加当前与未来贸易协定的透明度。当时，《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说，柯克的讲话显示出美国将对贸易伙伴采取更为强硬的贸易政策，可能寻求在未来贸易谈判中逼迫对方率先妥协。由此可见，柯克的“鹰派”风格已初露端倪，只是当时尚缺一个施展手脚的契机罢了。

　　有趣的是，柯克发表此番具有“鹰派”意味的言论，恰与刚刚在华访问的美国财长盖特纳的友好发言形成鲜明对照。盖特纳没有在美国贸易赤字问题上纠缠不清，而是说了“美方希望加强同中方在贸易、提高能效、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并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等一系列特好听的话。他在北大用中文呼吁双方要“同心协力”，在彼此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分享共同利益。可以说，盖特纳此行尽显“鸽派”外交风范。

　　这一个红脸、一个白脸究竟唱得是哪一出？殊不知，这正是本届奥巴马政府在挽救美国经济这一特殊时期奉行实用主义的集中表现。奥巴马上个月在出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毕业典礼时说，美国对于世界的看法和态度需要有一个根本改变，以便为其陷入严重衰退的经济营造一个新的基础。笔者以为，这种根本转变就是从一贯强硬转为该硬就硬、该软就软，一切以符合当前的美国利益出发。

　　假如柯克的演讲、盖特纳的示好尚不足以作为揣测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是“鹰”是“鸽”的依据，那么就得看由美国钢铁工人行业协会(橡胶工会是其分会)申请发起的、针对中国轮胎的特别保障措施(简称“特保”)调查案的最终结果了。此案是迄今美国对华发起的金额最大的一桩特保调查案，其韵味深远之处在于白宫对此案的决断，因为由此便能一窥未来4到8年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前景。

　　2日至3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此案举行听证会，其裁决结果及相关补救措施将在未来2个月内先后公布并上交给奥巴马和柯克，奥巴马将在柯克的建议下一锤定音。

　　对于奥巴马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来说，此案就是一张反应灵敏的“试纸”。到底是偏袒起诉理由根本站不住脚的国内劳工利益集团、给自己贴上贸易保护主义旗手的标签，还是做出公正裁决、履行对国际社会发出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承诺，就看奥巴马如何运用他的实用主义了。摘自《经济参考报》

美国金融体系逐渐恢复实体经济企稳

　　危机停止恶化，金融体系逐渐恢复

　　本次金融危机演化至今，各类风险尚未完全出清，截至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全球金融机构损失累计１．５９６８万亿美元，不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测算的４．１万亿美元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与金融危机演化密切相关的标志性高频数据，近来出现较大变化，表明信贷紧缩有所缓解，金融危机恶化已暂时停止。例如，在２００７年８月和２００８年９月危机爆发和升级时点均反应灵敏的三月期美元ＴＥＤ利差近来不断下滑，截至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２日，该指标收于４２．２３５个基点，低于２００７年８月９日危机爆发初期的７２．２１个基点，接近危机爆发前的温和水平。

　　金融危机恶化的暂时停止导致市场恐慌情绪不断缓解。截至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９日，代表投资者情绪的ＶＩＸ指数（波动率指数）收于２７．９９点，已经低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５日危机升级标志时点的３１．７点，表明市场情绪已经恢复至危机升级前的水平。危机恶化的停止和恐慌情绪的恢复则进一步导致市场中风险偏好回归。花旗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回避指数近期持续下滑，于２００９年４月６日标志性地低于０．５点的分界点（该指标取值在０到１点间，０．５点以下表明风险偏好占据主流，０．５点以上表明风险回避占据主流），并于６月２２日收于０．３６４点，表明风险偏好已经高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金融危机恶化的停止促进了美国金融体系的恢复，彭博系统综合金融体系大量代表性数据编制并计算的美国金融条件指数表明，美国金融条件近期不断改善，截至２００９年５月，该指数收于－２．１４３点，已经高于危机升级前２００８年８月的－２．３１２点。

　　实体经济仍处衰退阶段，但已呈企稳态势

　　（一）从核心数据看，美国经济目前依旧处于衰退阶段

　　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美国实际ＧＤＰ季环比增长年率为－５．７％，连续三个季度收缩。７月底美国官方将公布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的初值，市场普遍预测美国实际ＧＤＰ还将继续环比收缩，但收缩幅度将小于第一季度。彭博系统显示的第二季度美国实际ＧＤＰ季环比增长年率的预期中值为－２％，ＩＭＦ预计美国经２００９年全年将收缩２．７５１％。

　　２００９年５月，美国失业率已经升至９．４％，创下近２６年的最高水平；６月２２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失业率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上升到１０％。２００９年５月，美国ＣＰＩ同比下降１．３％，创１９５０年４月以来的最大年率降幅。

　　从具有一定滞后性的核心数据看，美国经济目前依旧处于衰退阶段，呈现出“ＧＤＰ收缩、失业上升和通缩并存”的特征。

　　（二）从高频数据看，美国经济呈现出趋向企稳的发展态势

　　从高频数据看，３月底之前大部分数据持续走弱，３月底之后部分数据开始陆续出现反弹迹象，６月以来走强的高频数据已经多于走弱的数据，表明美国经济趋向企稳的迹象日益明显。

　　这些迹象主要表现为：房市销量数据大幅下滑的势头减缓，居民可支配收入小幅增长，居民消费大幅下滑的势头减缓，工业生产小幅回升，商品零售小幅回升，信心指数上升和先行指标上升等。虽然市场预期的调整略高于实际数据反弹的程度、就业数据依旧没有见底迹象、贸易逆差的缩小出现反复、净资金出现流出现象且财政状况也不容乐观，但高频数据整体走向表明，美国经济在下半年实现实际ＧＤＰ正增长并于年底进入复苏阶段的可能性较高。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已到退出时

　　最近全球金融市场的焦点将聚集在美联储议息会议声明上。在实体经济显现复苏迹象以及通胀预期不断升温的背景下，美联储可能会开始考虑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策略”，而升息显然为时尚早，适量回收此前投放的流动性并保证美元相对强势将成为现实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令美联储自去年底开始实行零利率政策，为避免流动性陷阱的出现，伯南克多年以来所倡导的量化宽松政策自3月份开始付诸实践，购买“两房”发行的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收购国债等措施成为“零息时代”货币政策工具。

　　在超宽松货币政策下，实体经济开始复苏，住房市场以及消费者信心均出现显著回升。然而，由于信贷市场未完全解冻，美联储所释放出的流动性最终归宿并非实体经济，而是虚拟经济，全球资本市场3月份开始出现了一波“资金市”，资源类品种受到追捧，其结果是通缩背景下的通胀预期升温。

　　可以从以下两个数据来观察通胀及升息预期的提升：首先，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年以来累计上升了145个基点，已升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其与联邦基金利率之差已达到370个基点，为近20年以来的高位。根据以往经济周期所体现出来的规律，未来6-12个月，美联储将步入升息周期；其次，伴随着国债收益率的上涨以及通胀预期的升温，目前10年期国债与通胀保护债券（Tips）利差已由年初的0升至2%，这意味着10年内年均通胀预期为2%

　　尽管目前全球范围内的通胀仍然仅是一种预期，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并成为市场共识，难免会催生要素市场及资产市场价格进一步快速上升，其后果必然是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以及市场利率高企，这对于正处于复苏萌芽阶段的实体经济无疑构成沉重打击，全球经济将面临滞胀风险。

　　因此，控制通胀预期进一步升温将成为美联储乃至全球央行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但上调利率仍为时过早，毕竟目前美国信贷市场仍未完全解冻，银行惜贷现象较为严重，贷款违约率及银行资产隐性风险攀升，工业企业及房地产市场投资增长受到制约，CPI、PPI增幅仍然为负，升息的时机尚未成熟。

　　美联储目前更为现实的选择是考虑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策略”，缩减其自身资产负债表规模。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并不期望联储在本次议息中继续扩大国债收购规模，即使在美国财政部本周创纪录发行1040亿美元国债以及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的背景下。而不再增加国债收购规模仅为其退出策略的第一步。流动性退出的措施应包括在公开市场实施回购操作，由于目前只有国债可以用于回购操作，而美联储此前已承诺收购逾1万亿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银行将这部分资金以超额储备的形式存在联储，一旦这部分资金流出，将通过乘数效应加剧通胀风险。因此，如果美联储要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降低通胀预期，就必须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纳入回购交易的范围。此外，提高超额准备金利率也可成为退出策略的一部分。

　　除了流动性退出策略外，保持美元的强势地位也将成为控制通胀预期的主要因素，但这有赖于确立市场对于美国缩减双赤字可持续性的信心以及国债需求的稳定。当然，各国央行之间行为的合作必不可少。从最近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表态不难看出，在当前全球性通胀预期升温的背景下，保持美元强势地位也许比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更为实际。

　　总之，流动性退出以及强势美元将成为当前对抗通胀预期最有力的手段，虽然短期内可能会放缓经济复苏步伐，而全球资本市场也将面临一轮“去泡沫化”过程，但从更长期的角度看，这将有利于避免实体经济的滞胀风险以及虚拟经济的过度泡沫，使全球经济复苏更加健康、更具可持续性。摘自《中国证券报》

解读美国金融监管改革

　　目前监管改革、公私基金计划甚至新的股市限空令等一系列政策集中捆绑，其最大的创新价值在于加快剥离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无论需要多少辩论和讨价还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９月匹茨堡Ｇ２０会议，届时美国当局需要向Ｇ２０通告监管改革真正实施的相关内容，并且美国还需要向Ｇ２０推销自己的监管改革版本，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一个很广泛的共识。

　　争论已久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就要出台，而这还仅仅是美国当局的版本，还需要国会辩论通过并立法，这样一个渲染了这么久、涉及这么广泛的系统性的改革方案，到底有什么玄虚呢？

　　监管改革、公私基金与创新

　　富有戏剧性的是，２００８年３月保尔森公布监管改革计划前后，贝尔斯登轰然倒塌；而２００８年６月美联储渲染监管改革、诱导市场加息预期之后的９月，雷曼和美林接连倒闭，其刺激不良资产链条快速断裂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当然，现在除去“大而不倒”的ＡＩＧ之外，已经很难再现三大巨头倒闭的类似情形了，而ＡＩＧ已由当局控股高达７５％，与倒闭的投行巨头之间差别是很大的，那么对不良资产链条的刺激就可能集中于重要金融机构之外的中小金融企业，而即将启动的公私基金计划正可以以监管改革对不良资产链条的刺激为条件迅速展开，这可能是目前监管改革、公私基金甚至新的股市限空令等一系列政策集中捆绑的真实背景，其最大的创新价值恐怕还在于加快剥离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

　　在目前大多重要金融机构接受政府救助、甚至接受政府股权的条件下，美国当局以部分国有化为代价，获得了对私人金融机构实施国家监管的框架，通俗地说，就是有史以来可以在监管机构之外隐蔽自身交易细节和部分业务活动的美国金融机构，在监管改革实施之后，将不得不将所有交易和业务完全纳入监管机构的监控之下。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金融机构仍然高度保持特权式的、隐蔽式的私有权利，是很难理喻的，这不是所谓的“金融创新”就可以掩盖和蒙混的，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都不存在这样的“原始社会式的愚昧状态”，其任何金融机构的任何交易细节和业务活动都需要向央行等监管机构汇报备案，而将美国金融机构从这种“原始社会式的愚昧状态”中解放出来，施之以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监管措施，确实是基于美国实际的、一个大迂回式的变革创新过程。

　　监管行为、资产清理与效率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无论需要多少辩论和讨价还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９月匹茨堡Ｇ２０会议，届时美国当局需要向Ｇ２０通告监管改革真正实施的相关内容，并且美国还需要向Ｇ２０推销自己的监管改革版本，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一个很广泛的共识，其中跨国监管合作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美国才会有机会重新树立美国金融市场在全世界的信心，也就是说，美国可能不得不保证监管行为的初步效果。而最能反映监管行为效率、产生预期效果的，目前仍然集中于不良资产的清理，欧美金融机构清理不良资产的进度与解决危机和经济复苏是一致的，并且更是国际监管合作的前提条件。从这种角度看，似乎美联储、ＳＥＣ与ＦＤＩＣ以及货币监理署等其他机构之间如何分配监管权力，以及如何重新构造监管体系，甚至成立一个跨监管部门的“监管理事会”等，都是表象的一面。

　　任何系统性的监管都需要执行具体监管行为的机构或部门，纽约联储作为联储系统内最特殊的一个地区机构，承担了大部分与金融机构的拆借和往来活动，完全有能力承担对金融机构业务交易细节监管的重任，甚至对于美国多数金融机构的汇报备案，纽约联储也最具优势。但问题是这样监管权力将过于集中于美联储，美联储的监管行为将覆盖金融市场的绝大部分领域，而历史则是美联储没有能够完全制止危机。因此，出于平衡美联储的权利、或者分解监管体系风险的需要，美国监管改革需要建立一套分解责任、汇总协调、统一行动的机制，对于维持责任与效率的统一是必要的。更为紧迫的是，这些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行动，必须有助于当下尽快清理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

　　加息风声、限制做空与市场

　　美国监管改革还有一个紧密捆绑的必要条件，那就是联邦基金利率。目前美联储已提前对准备金支付０．２５％利息，与最低区间利率一样，这些政策补贴在监管改革开始实施之后，都不再是无偿的了。美联储已经同意１０家银行归还政府救助资金，这是加息周期即将开始的前兆，至少这１０家银行没有理由再享受比准备金利息还低的贷款优惠了，如果金融机构纳入监管系统之下、金融业务交易细节报备实施顺利的话，金融机构在清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可能或多或少要享受指导性优惠，而且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最低水平的时间可能会更延长一些，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必然是金融机构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过程，或者说，金融机构完全进入监管体系与剥离不良资产的过程，必然是刺激更多、更有力的监管行为的过程，这并不排除美联储提早动用带有惩罚性的利率政策。

　　实际上，监管改革与加息、加快剥离不良资产这些集中发生作用的刺激性举措，对市场产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拉动公私基金的产生也是必然的，当然，对于新的限空令的需要也就非常迫切的了，实际上，２００８年６月至今整整一年的时间之后，所有这些政策动向都集中在一起了，都必然会在金融市场中充分地集中反映出来。目前最有利的条件是，重要的银行机构、包括通用这样的实体巨头，其生死存亡都已经大致水落石出，甚至还有高盛为代表的归还救助资金的强势阵营，因此市场动荡的破坏性已经改变，最为关键的集中了系统风险的ＡＩＧ问题，实际上走上了政府救助两房这样的相似轨道，信贷违约市场的崩溃风险也相对受控，虽然市场由此产生的动荡仍然可能是巨大的和破坏性的，但可能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新兴市场崛起世界迈向多极化

　　“金砖四国”首次作为一个整体正式亮相，在不少经济学家看来，此举预示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而随着金砖四国经济赶超美、欧、日三大经济体，世界经济也将迈向多极化。

　　“金砖四国”昨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舞台上正式亮相，在不少经济学家看来，此次峰会所带来的新兴市场崛起的象征性意义远大于所取得的实质性结果。

　　抱团取暖共谋利益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金砖四国首脑会议只是初步的四国首脑会面，虽然有很多共同利益，但也存在分歧，要形成一个定期会面的机制、形成利益共同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通过本次首脑会议，可以了解彼此立场，寻找共同利益，将有利于未来联合起来，在国际上共同争取一些共同利益。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表示，增加在IMF中的话语权，是金砖四国的共同利益。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首席投资策略师浦永灏认为，四国情况各不相同，但在一些问题上四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包括美元的稳定性问题，西方经济的依赖，在国际上如何提高声音和地位。

　　美林亚洲经济学家陆挺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形成积聚力，有助于提高其在国际组织的地位，如在IMF、WTO的投票权等。这些都需要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共同推动。同时，金砖四国各有所长，中国是制造业出口大国，巴西是原材料出口大国，俄罗斯是天然气出口大国，各国之间可以优势互补，在国际组织上作为一个整体扩大自己的声音。

　　世界将向多极化发展

　　对于本次会议，马骏表示，短期不会出现特别具体的结果，但长期看，金砖四国的国际地位将上升，而且上升速度将比危机前快。危机后G3（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长期低迷，而金砖四国虽然增长潜力不如危机前，但增速将远高于G3。德意志银行预期，中国10年内名义GDP将赶超美国，金砖四国的GDP总量在20年内将超过G3。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金砖四国确立合作机制，共同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争取自己应有的话语权是顺势而为。

　　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表示，金砖四国聚在一起，更多的是象征着新兴市场的崛起。因为他们正是新兴国家中最有实力的国家，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这一轮金融危机其实是全球经济实力的重新分配。今后欧洲和日本的影响会下降。新兴国家的佼佼者实力会上升。全世界的老大还是美国，发达国家中会有部分从一流降到二流，新兴国家中的精英会从三流升到一流。世界将更均衡、多极。

　　美元霸主地位难替代

　　对于备受关注的金砖四国探讨货币互换及超主权货币，以减少对美元依赖的问题，经济学家发生了分歧。

　　马骏认为，中国已经与六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不排除中国会与巴西及俄罗斯签署相关协议。最近中国和巴西已经同意相互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中国与俄罗斯之间也显露类似意向，可能会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他认为，中印之间也不排除达成类似意向的可能。这样的变化趋势表明即便中国资本项下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的国际化仍有发展空间。如果这些国家都愿意用本国货币进行结算，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美元。

　　但陆挺对这方面并不看好。四个国家地理位置距离较远，虽然双边贸易较多，但大量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目前或不久的将来条件都不成熟。国际贸易需要一两种硬通货作为结算工具。而且金砖四国之间的贸易并不是特别平衡，这样，一个国家会持有另一个国家很多货币，类似这样的双边货币问题，还需要想办法处理。

　　陶冬则认为货币互换或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意义不大。他说，如果把美国排除，全球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基本是均衡的。中国贸易顺差的80%—90%来自美国，与其他国家基本是持平的。

　　对于谈得最多的IMF的超主权货币，陶冬指出，其规模共计700亿美元，不足美国一次国债发行的规模。而且，700亿美元目前只是在认购，只有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真正发债让大家购买。目前新兴国家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美元的储蓄财富的载体，所以才需要不断地敲打美国。而人民币国际化不仅要汇率形成机制国际化，资产也要允许国际资金购买，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摘自《证券时报》

转变思维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甫一上任就质疑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之后虽然有所淡化，但总体而言，他仍然坚持了他此前的观点，只是表达更为委婉。

　　在这次痛苦的经济危机和产业衰退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全身而退。危机之所以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双方经济的不平衡状态引起的。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已是沉疴缠身，长期以来支持该模式的资产泡沫——无论是实体资产还是信贷资产都一一破裂。中国的出口主导增长模式也陷入困境。

　　重要事实是，这些经济失衡状况并非孤立存在。美国消费泡沫的另一端，实际上是同样脆弱的亚洲出口泡沫。现在，这两端——世界经济的需求链和供应链上的泡沫均已破裂。这迟早会在某个时刻点暴发，日积月累的全球贸易失衡终于走到了尽头，后泡沫时代已经到来。

　　双边关系不断紧张

　　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挑战——而这一关系被认为是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特别是近期美国新任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先生在参议员听证会上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币值，加剧了紧张气氛。

　　很不幸，这是华盛顿长期惯有的推卸责任心态的自然结果。艰难时期，美国政治家们显然需要替罪羊来转移民众视线，从而避免被追究此前因玩忽职守而导致严重问题的责任。他们选中了华尔街作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尽管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也曾参与同谋——同时被选中的还有维持巨额双边贸易逆差的中国，人们指责它陷美国工人于生存窘境。

　　谈到中国贸易政策，华盛顿的逻辑主要基于三个方面——2007年两国贸易逆差达到历史最高的2560亿美元，长期存在的人民币汇率操控言论，以及美国中产阶级工人似乎处于慢性停滞状态的实体薪资。该观点声称，解决了中国问题，那么美国工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自然会得到缓解。

　　这一观点本身具有严重缺陷。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贸易逆差并非凭空产生。如上所述，易于产生泡沫，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需要从国外引进富余储蓄以保持增长。这样，美国就必须实施大规模经常项目和贸易赤字以吸引外部资本。美中贸易逆差，以及美国同其他100个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实际上是这一问题的重要产物。

　　所谓的中国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也并非像许多美国专家所想的那样证据确凿。首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自3年前中国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度以来，已上升了近21%。重要的是，研究人员不断证实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的双边和多边贸易流动并不像人民币批评者所期望的那样，对汇率走向十分敏感。

　　而且，即使通过人民币币值重估，关税和其他方式削减或中止美中贸易，美国经济由于储蓄短缺仍然需要维持庞大的多边贸易逆差。最后的结果是，与中国的贸易失衡结束了，另一个巨额贸易逆差伙伴出现了。

　　实际工资问题是一项严重问题。而华盛顿的挑战是，如何确定该问题与贸易政策之间的关联度。实际工资停滞很可能与美国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密切相关——特别是在IT业带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里，美国教育改革和再培训计划一直步履蹒跚——而非跨境贸易压力所致。美国不鼓励储蓄的缺陷政策有可能是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万亿美元预算赤字时期，该情况仍在恶化。如何解决这一困境而不损害全球化发展，将是奥巴马总统首先面对的领导能力的重要考验。

　　中美皆须积极调整

　　不用说，一个已经削弱的经济体通常不会采纳提高币值的善意建议。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尤其如此，在2008年底，中国的增长步伐放缓至几乎停顿。2009年初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疲软，目前增长率正处于6%～8%的水平线上。

　　美国依赖中国为其外部赤字买单——在不受限制的万亿美元预算赤字情况下，这种依赖只会增加——美国无法承受中国减少购买美元资产的风险。但华盛顿若因币值纠纷发起贸易制裁的话，自尊的中国会感到受伤，从而报复性地减少购买美元资产。中国的报复方式非常简单，即不再在即将到来的美国国债拍卖场合上露面。这种情况非同小可，因为美国每个工作日都需要30亿美元的外部资金流入，以维持其经常项目赤字。若中国不再为美国提供外部注资，美元可能暴跌，实际长期利率将会上升。美元危机是正处于衰退中的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事。但美国若真将言辞批评化为制裁中国贸易的实际行动，那么这种情况就将真的发生。当前气候下的武力威胁，既不明智又万分危险。

　　同时，告诉中国什么事不能做，也相当重要。首先，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必须摒弃过度乐观情绪，不要指望依靠旧时的外部需求模式能再次拯救中国。行将萎缩数年的美国消费市场无异于一场全球消费休克，对任何出口导向型国家都是一次旷日持久的拖累。因此，中国的经济调整越发显得迫切。将经济发展模式从过度依赖出口转变到更大程度地依靠国内私人消费，是中国日趋紧迫的任务。

　　今天，处于危机中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同舟共济，而不是各奔东西。全球化及其通过跨国贸易和资本流带来的紧密联系，使得我们别无选择。这种环境下，指责游戏完全无济于事。美国这一十几年来生活在自身能力范围之外的泡沫依赖型经济体，如今必须接受角色回归的现实——而不是把他国作为此次痛苦而必须进行的经济调整的挡箭牌。

　　同样的，中国也需要接受出口导向增长方式的固有缺陷性。发达世界前所未有的同步衰退，带来空前外部需求市场休克，使中国认识到这一痛苦事实。经济发展绝非为他人生产商品——特别是那些生活标准超过自身能力之外的“他人”。最终，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将为国民私人消费内需拉动方式所取代。

　　总而言之，处于失衡状态的世界各国必须开始繁重的经济大调整，现在是时候了！美国和中国如何调整，答案再清楚不过：美国需要多储蓄、少消费，而中国需要少储蓄、多消费。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但现实危机中的世界再也无法承受长期失衡状态造成的代价了。全球调整不是速战速决——因此，情况远非那些近视政治家所呼吁的那样简单。但归根结底，这是把世界拉回可持续发展轨道的唯一途径。此次危机若还有一线希望，那必定是它传递给这个失衡世界中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们的觉醒召唤。摘自《中国产经新闻报》

以“中国主张”推动和谐世界 (2)

　　“中国主张”当立

　　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与儒教文明等一切文明没有优劣，都是上天的恩赐。非洲的部族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与儒教文明等众多文明，在基督教文明尚未昌盛之际，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这些文明不仅顽强生存，而且在不断创造出自己理解的繁荣。如被西方刻意诋毁的伊斯兰文明，覆盖了15亿人口，占世界的1/4，到本世纪中叶，还要进一步提高到1/3。

　　即便是被西方不断激化与丑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产生也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与社会根源。西方能容忍国内罪恶不赦的罪犯，但不能宽容国际“敌对势力”，从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际社会的两极分化、人类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问题，消除极端势力发育与生长的土壤。

　　一段时期以来，在西方的大力宣传、诱导与高压下，世界多国纷纷向西方文明看齐，唯美国马首是瞻。如今，蓦然回首，发觉世界在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自然破坏、环境恶化、社会对立、道德沦丧，国际冲突不断加剧，以暴制暴无以休止，其结果就是让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困境，而且越陷越深。因此，要出世界于流沙陷阱，就应当对西方文明与自由主义加以扬弃。

　　世界不是要强制驱赶自由主义与西方文明，而是自由主义与西方文明只能作为一种主义与一类文明，与其他主义与文明相映生辉。在整个世界处于无序的态势下，每个经济体、每个政治单位、每个文明都有义务承担起阻止世界继续沉沦、出世界于流沙陷阱的责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而不断融合的国家，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奉行的是开放主义。

　　中国有过受压迫、受欺侮的惨痛经历，对恃强凌弱深恶痛绝，能心平气和地平等待人。国家哲学上强调“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天下一家”。中国悠久的历史、兼容并包的文化、勃勃的社会生机与强大的经济实力，不仅让“历史终结论”终结，也让“文明冲突论”失色，多年来与其他文明一道，阻挡着世界变成清一色的西方特征，打破了全球化就是西化或美国化的迷雾，为“中国主张”作了最好的铺垫与阐释。

　　“中国主张”是中国传统“中和”哲学思想的现代运用，“中也者，天下之在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

　　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下，中国在努力实现和谐社会的同时，积极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中国人奉献给世界的理想主义，坚持各文明没有优劣，主张各民族、种族平等相待。主张世界各国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主张各国在货物、商品、资金与信息自由流动的基础上，逐渐开放国家边界，实现人员的自由流动，如此更能有效实现资源配置，提高世界公民福祉。

　　“中国主张”不仅倡导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先富帮后富，先进帮后进，实现全世界的共同富裕，共同进步，同时也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全心呵护自然，维护好人类的共同家园。

　　“中国主张”为世界各国、各民族在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的时候，增加多种新的选择思路。（未完待续）

努力适应新的消费形态

　　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向其美国客户发出承诺，如果他们在购车后失去工作，现代公司将为他们承担3个月的新车还贷。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隆重推出自有品牌“Great Value”，旨在帮助客户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生活。这一举措取得了成功。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这是在经济衰退时期，成功赢取理性消费者的两个成功之作。

　　波士顿咨询公司日前发布了题为《在经济衰退时期赢取消费者：2009年BCG全球消费者信心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美国，认为在未来12个月内经济状况将持续恶化的消费者比例从2008年10月的24％上升至2009年3月的56％。在欧洲，这一比例更高，约60％的欧洲消费者表示，他们很担心经济状况会在未来12个月内持续恶化。报告认为，欧美和日本等市场的消费者信心低落，对经济持续恶化的担忧日渐加重，因而，催生了一种以节制和自律为特点的新消费形态。这种消费形态将对各地主要商业区产生重大影响。

　　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直接带来的影响就是消费者行为发生了明显转变，以往的冲动型购物已经过时。消费者变成更加理性，其具体表现为推迟非必需品的购买，转而购买促销商品以及具有最佳性价比的商品。

　　报告同时认为，中国仍然能够给处在消费低潮中的企业带来希望。尽管无法避免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中国仍然是亮点市场，中国消费者比较乐观，对国家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信心十足。调查显示，75％的中国消费者计划在未来一年内保持或增加消费。

　　一些善于捕捉市场机会的企业发现了这一趋势，并及时加以利用。他们针对细分市场和目标消费者进行深入分析，并瞄准需求亮点，有针对性地促销商品。实际上，消费者仍然在继续消费，并且愿意在他们最看重的品类上升级消费，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给消费者提供过硬的物有所值的理由。如果消费品生产企业能够给消费者以合理的理由，即使是在低迷时期，仍然能够赢取消费者的青睐。

　　如何在经济衰退时期赢得消费者？波士顿咨询公司建议实行三大战略：一是专注于价值。如今的消费者越来越无法容忍他们不需要和不愿意支付的附加功能。因此，企业要深入分析消费者愿意付钱买什么。二是利用品牌实力。品牌是资产，经济低迷时期也不可忘记擦亮“招牌”。三是经济下滑或者经济反弹都少不了创新。现在很多企业因市场萎缩而倾向于停止开发新产品，打算到经济萧条期结束后再恢复。但是，如果现在中断对新产品开发的投资，那么企业就极有可能在经济复苏后错过商机。因此，即使经济下滑，创新也不能停止。摘自《经济日报》

“金砖四国”：从虚拟概念到务实合作

　　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莫斯科，除了参加例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俄罗斯等国进行国事访问外，还将参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领导人会晤。自从“金砖四国”这一概念在国际上出现以后，这是四国领导人第一次以此为名义进行的聚会，它引起全球的密切关注是理所当然的。

　　“金砖四国”无论从国土面积、人口，还是从资源、市场等多个方面来进行考量，都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006年至2008年，四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7%，在世界各国中的排位居于前列。巴西的农业和矿产、俄罗斯的能源、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都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特别是中印两国的巨大需求，对国际制造业的价格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金砖四国”加强对话与沟通，加强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合作，显得十分重要。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大背景下，四国合作尤其重要，这不仅对四国有利，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与利益，从短期来看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早日复苏，而从长远来看则有助于全球经济平衡发展。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牢牢地控制了国际市场，使整个世界不得不受制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美元霸权”。近一二十年来，尽管这种单边主义发展路径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抵制，美欧等也愿意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并建立了“南北对话”、“G20”等积极机制，但由于这种“美元霸权”体系未能从根本上出现改变，因此发展中国家依然难以摆脱美欧等经济共同体对自己的过度影响。

　　此次“金砖四国”峰会正是中印巴俄四国从国际市场的现行格局中寻求突破方向的一种务实行动，四国如果能够在能源、交通、农业、贸易、投资、高新技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无疑是占用目前的全球性危机的一条有效途径。由于“金砖四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的合作将有可能撬动目前在“美元霸权”主导下的国际金融体系，从而为当下所需要的经济复苏和长远目标的经济平衡发展创造一种有效的新机制。

　　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金砖四国”的合作中，也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中国是一个对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国家，但近几年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使外贸企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又使外部市场出现严重萎缩，导致我国外贸出现大幅度下滑，已经成为一个影响经济复苏的严重问题。“金砖四国”具有广阔的市场，四国如果能够在这方面达成进一步的合作方向，显然将有利于各自国家的经济复苏，而中国也能从中受益。

　　“金砖四国”的合作刚刚起步，但此次四国领导人在莫斯科的会晤向全世界表明：“金砖四国”将不再是纸面上的文字游戏或统计学意义上的一个虚拟概念，而是将开始进行具备可行性的政治经济的合作。我们期望四国能够搁置有关的政治争议，求大同，存小异，在战胜金融危机、推动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摘自《国际金融报》

英国共产党关于金融危机应对措施的分析 (2)

　　二、人民的解决方案

　　共产党人早已经预测到全球面临的这场危机。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一直坚持认为信贷和债务的疯狂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它造成弱势群体和穷人的直接损失，是一种超前消费。共产党人还警告说，这一体系的崩溃不会自动使社会秩序更加公平，更不要说使社会主义实现。正如20世纪30年代，金融资本以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解决其危机，为右翼及极右政治统治开辟了道路，采取了全面备战的经济措施。

　　这就是理解这场危机性质的重要性。它不是次贷问题，甚至不是保守党所说的关于红利和有钱有势的市政执行官的问题，而是关于作为银行及工业最终控制者的金融资本在过去的30年里如何改变力量平衡使其有利于自己、并且毁掉在上半个世纪国家议会民主赋予的、劳动阶级赢得的对资本的限制的问题。其核心是民主，是大多数人民以及工人阶级对资本施加影响的能力。

　　美国共产党主席萨姆•韦伯把这场危机的根源追溯到了里根时代针对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成果、前苏联及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力量所采取的政治攻势。在英国，撒切尔领导下的保守党带头执行了这些政策。他们采用大规模失业的办法恐吓并削弱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伦敦成为去管制的美国金融交易的全球中心，而欧盟变成了执行该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先头部队。保守党提出的《单一欧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要求各国实行私有化，这是对公共借款的极端控制，而对资本却没有任何限制。

　　但是，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金融化“是把双刃剑，促使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了新的薄弱环节”。解散工会，把工人变为临时工，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的赢利纪录。开发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前苏联解体后的中东欧的资源市场，也为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巨大收益。

　　但是这立刻就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即这种资本积累得到的财富在实际收益已停滞、第三世界国家债台高筑的环境中如何进行重新投资？对此，布什有两个答案：一是战争；二是不受限制的信贷扩张，这一政策得到了前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的推波助澜。他们说服工人们通过不可持续的长期贷款弥补低收入状况。韦伯说：“尽管该措施刺激了国内及全球经济，但是它给我们国家留下了天文数字般的家庭、政府和公司的债务。”而世界其他各地也深受其害。

　　马克思曾讲过，在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循环中，资本的过度积累会演变成金融投机，夺走工人积蓄以及寻求利润的小额资本。他还警告说，当资本所有权越来越集中时，这种通过虚拟资本的方式进行占有的现象对资本主义的运作越来越关键。

　　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和美国的共产党人都反对银行操纵的这个所谓的营救计划。把大笔的公共资金交给银行，而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经过精心策划的公有制，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这样做会抬高税率，削弱购买力，削弱政府进行公共部门投资以拉动经济的能力。正因为如此，美国共产党提出对一些银行实行公有制的尖锐问题，现在可以用“营救”价格的一部分来收购这些银行，使其能够对经济进行直接投资，以全部或部分地实现公有制。

　　希腊是开展最大规模的银行拯救计划的国家之一，国内强大的共产党要求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包括进行公共部门的房屋建设，以低价接管抵押贷款，调整薪水及福利以刺激公众购买力，并结束养老保险制度的私有化。希腊共产党还进一步指出，现在关键是工会及劳工运动直接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整个理念、新自由主义以及欧盟体系发起挑战。

　　数年来，欧洲工会运动的许多方面都由于欧盟框架内的伙伴关系理念而处于瘫痪状态。目前发生的这场危机暴露出这个骗局的规模之大。

　　推动私有化的因素是对政府借款的严格限制。那么为什么只对公共部门有限制，而对私有行业却没有呢？金融资本创造的私人信贷引发了这场灾难性的危机。

　　那个银行营救计划如何处理私人金融的主动性”？现在政府向银行输入其急需资金，让它们借给公司，之后这些公司又通过其掌握和毁坏的公共资产以极高的利率贷给政府。对此，那个最厚颜无耻的工党新总理还能作何辩解？

　　正如英国共产党在《左翼纲领》中指出的，必须在住房建设、能源和交通领域进行公共投资并实行公有制，在制造业进行大规模战略干预，采取增加退休金和福利的措施等。在失业增加、实际收入降低和公共部门开支被削减的情况下，什么也不能阻止经济的下滑。出于政治及经济方面的原因，这些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的这场危机为极右势力的泛滥提供了极好的环境。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清晰地解释其真正原因，并开展群众运动以争取进步的替代方案。只有开展工会及劳工运动领导的群众活动，才能形成能够改变政府政策的广泛人民运动。这就是韦伯在美国呼吁的借鉴罗斯福新政经验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从劳动人民和受压迫者那里汲取力量，挑战资本主义代理人的权力和做法。希腊共产党号召欧洲各民族进行类似的回应。劳动人民必须争取恢复议会民主，尤其是要获得经济权力，废止欧盟协议。过去数周内，各国的金融资本利用“它们自己的”国家权力去拯救自己的利益。但是，欧盟条约禁止各国议会实行任何非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不允许它们控制资本、限制资本流动或者重新发展国有部门。

　　这就是真正的民主及资本与劳工之间的权力平衡对于解决当前危机的重要性所在。这也是英国以及全球范围内工会和劳工运动发起联合行动在当前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摘自《国外理论动态》

全球变暖我们咋办

　　日前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学习讲座，常委们个个神情严峻，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地倾听科学家讲解一个“惊天动地”的问题：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有道是“天变不足畏”，可今日之“天变”——全球气候变化，已在广泛深刻地影响和危害人类的根本利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今无善举，后患无穷。

　　都说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今日之“天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行动中如何分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如何在“低碳经济”领域夺取竞争优势，而穿梭往来、吵吵嚷嚷。国际公认的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组织IPCC发出警告，最近50年主要是由于排放二氧化碳等大气温室气体的浓度大幅增加，造成温室效应增强，致使全球气候变暖。1906年至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4°C。若在一家一户，这点变化或不易察觉，但在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却已是危机四伏。山地冰川和格陵兰冰盖在加速融化，海洋升温引起海水热膨胀、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增多增强。预计到世纪末，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可能升高1.1°C至6.4°C，在较短时内达到甚至超过近1万年来的最高值。到那时，已经体现在冰冻圈、农业、水资源、生态系统、人类健康等诸多方面的气候影响会更加严重，高温、热浪、强降水、台风和飓风将不断来袭。

　　“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们着什么急？”的确，近50年气候变暖的主要责任在发达国家。美国国家和海洋大气管理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由工业革命前1750年的约280ppm，上升到2008年的近386ppm，超过了近65万年以来的自然变化范围。发达国家无疑应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承担更多的义务。但也不能不看到，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我国，在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难免总量大、增长快，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增长量的主要来源国。

　　天下如此堪忧，我们不能不忧！金融危机来势凶猛，毕竟还是阶段性的；气候危机初露端倪，却是趋势性的。经济复苏或可倾力而为，“绿色复苏”断难一蹴而就。关键是要赶快行动。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必须以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我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进行不懈努力。”

　　不懈努力，就包括努力去研究和发展以能源的高效利用与清洁能源开发为基础，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本特征的“低碳经济”，突破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瓶颈性约束，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让我们都关注并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吧。此非“杞人忧天”，实乃“先天下之忧而忧”！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合作互信保障东亚安全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一次讲演中谈到朝鲜计划进行洲际导弹试射时，强调日本“该抗争时就抗争，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何谈保卫国家安全”。此前，朝鲜宣布成功进行核试验后，日本自民党的一次内部防务会议将“先发制人”列为应对朝核问题的“选项之一”，麻生其后强调日本对朝鲜“先发制人”具有合法性。美日韩三国防长随后在新加坡发表共同声明，表示要“携手应对朝鲜的行动给国际社会的安全带来的威胁”。

　　朝鲜半岛是亚洲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的天然桥梁，在地缘政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近些年来，日本对朝鲜半岛局势始终保持着关切。1990年，日本自民党、社会党与朝鲜劳动党发表《三党联合宣言》，确认尽早恢复邦交正常化，但其后出现的朝核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日朝改善关系的进程。1992年，朝鲜单方面中断与日本的外交谈判。1998年，朝鲜发射“大浦洞1号”导弹；2006年，朝鲜发射“大浦洞2号”导弹，并进行首次核试验。以上因素对日本的防卫观念和防卫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朝鲜发射导弹并进行核试验后，日本的“防卫意识”大大增强，就连一贯主张和平主义的左翼政党社会党在其执政时都明确表示，“自卫队符合宪法”，“容忍日美安保条约的存在”。安全保障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热点，“民族派”、“国防族”、“新保守派”政治家更是积极主张日本重新武装并走向“正常国家”。目前，麻生的智囊班子正在研究如何修改防卫大纲，日本的防卫能力有可能得到更大的提升。

　　朝鲜的行动也使日美同盟得到强化的理由，并加速向军事同盟方向发展。1996年，日美签订《日美安保共同宣言》，日美同盟的防卫范围由本土向亚太甚至全球扩展。1997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后方支援”、“周边事态”的指向内容使日本战后传统的“专守防卫”政策发生质变。1998年，“大浦洞1号”导弹跨越日本上空，日本随后寻求独立研发收集情报的卫星。进入新世纪后，日美安全保障合作委员会多次会谈，对日美防卫政策进行具体调整并对驻日美军实施重组。2005年，日美双方确立“共同战略目标”，并于2007年再次确认此目标，美国表示将使用“一切防卫手段”对日本实施保护。最近，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后，日本国内“核武装”呼声再起。

　　有识之士认为，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可能导致区域内军备竞赛及“核武装现象”扩散，东亚地区安全形势面临考验。只有区域内国家间的合作与互信才是东亚安全的可靠保障。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