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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应坚持的原则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和精神的归宿,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

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第六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18日在日内瓦开幕。为期5天的会议重点讨论防范流感大流行等国际公共卫生问题。世卫组织总干事……
  编者按:
    为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高举邓小平理论和实践三个代表,使广大党员能够及时了解党中央及国内外时事政治、经济贸易、文化观念、台湾问题及世界500强企业介绍等,开阔视野,了解信息,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始终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向广大党员推出《中智先锋文摘》,目的就是进一步满足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需要。尽管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工作在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我们仍将继续完善党建管理体制,不断探索党建管理的模式和思路,不辜负广大党员的期望,继续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面。《中智先锋文摘》创刊后,希望得到广大党员的建议和指正,使《中智先锋文摘》真正办成适应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期刊。感谢您的参与、阅读和建议!
 
牢牢把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总要求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
把学习实践活动着力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学习贯彻党章 争优合格党员
牢记党的宗旨 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意识
30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变迁
善抓契机正党风强党性砺党魂
警惕把金钱作为目的的发展观
新时期 新思想 新实践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素质教育观
强化自律意识 提高内在素质
“红‘言’颂”是慷慨正直的文化观
读书修身 以德律己
人生能读几多书?
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源流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面临三大战略任务
浅谈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新省思
要有更高精神追求
真的“够了”吗?
现代学术转型中国学资源的流失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应坚持的原则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和精神的归宿,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
志愿文化的社会价值
怀特:对文化作最精确的分析
对跨文化经济交往的思考
文化是金融健康发展的源泉
企业成长的精神资源
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
金融危机中的地缘政治动向
世界向何处去
中欧关系走向“四十不惑”
共同利益下的策略分歧
第二波金融海啸离我们远去了吗
走出危机,日本有三招
关注中国投资美国债的两种影响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确需彻底改革
中美关系的负面因素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经济先行指标作用检验
美国金融救助临近新阶段
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一场关于民主的辩论
 
 

牢牢把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总要求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是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总要求。这个总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方向,是搞好学习实践活动必须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在这个总要求中,党员干部受教育是基础,科学发展上水平是核心,人民群众得实惠是目的,三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深刻阐明了学习实践活动的基本要求、核心任务和最终目的。只有始终坚持和牢牢把握这个总要求,才能保证学习实践活动深入扎实开展、取得显著效果。

  党员干部受教育是基础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每当面临新的形势和重大任务,都要在全党集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这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完成新的历史任务的宝贵经验之一。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我们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把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要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正在全党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就是一次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教育活动。这一活动的基础是让党员干部受教育,为顺利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党员干部受教育,就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特别是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

  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要求党员干部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关于科学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和重大决策部署,全面、系统、准确地掌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在思想上牢固树立起科学发展的理念。

  进一步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党员干部要在实践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努力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比如,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正确认识自然规律、自觉遵循自然规律、科学运用自然规律,避免各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再如,在政绩观上,应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推动科学发展中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利益需求。

  进一步坚定走科学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目的是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努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不断蔓延和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显现。在这种形势下,党员干部更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坚定走科学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应通过回顾总结和学习领会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从而坚定走科学发展道路的决心;通过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制定和实施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刻理解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同心协力、攻坚克难,就一定能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从而坚定走科学发展道路的信心。

  科学发展上水平是核心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好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性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突出实践特色是这次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原则。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核心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实践中把科学发展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善于把科学发展的理念转化为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基础不一样、条件不相同,有的甚至存在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形式必然会各不相同,决定了党员干部必须善于把科学发展的理念转化为适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的正确发展思路。不实现这种转化,科学发展观就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发挥作用。实现这种转化,要求党员干部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认真学习思考、深入调查研究,通过认真学习思考全面掌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正确把握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在此基础上,形成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实践载体,形成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

  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能不能取得实效,科学发展能不能上水平,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能不能找准并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总体上看,当前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长期积累的,也有近来出现的,如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问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问题等。如果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就很难使科学发展上水平。因此,党员干部在学习实践活动中不能回避矛盾和问题,而应勇于直面、努力找准并着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以此推动科学发展上水平。

  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是学习实践活动更高层次的要求,也是实现长期科学发展的可靠保证。党员干部应按照中央的要求部署,把理论学习、深入调研、思想讨论、分析检查等学习实践活动各个阶段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归纳、转化、提升,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人民群众得实惠是目的

  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人民群众得实惠,是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最终目的。党员干部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应时刻牢记这一最终目的,努力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成为不断为民造福的过程,成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过程,成为不断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过程,成为不断保障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的过程,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兴办人民群众希望办的实事好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利益需求。当前,有的党员干部还没有完全树立起与科学发展观相符合的发展理念,还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以人为本的深刻内涵,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等观念和做法。因此,党员干部应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加深对以人为本的认识和理解,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人民群众的利益包括多个方面,既有当前利益,又有长远利益;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具体利益。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尤其要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党员干部应千方百计地解决好这些问题,努力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应当看到,目前一些党员干部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有的作风不深入、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这些突出问题,影响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大局,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应通过学习实践活动,切实解决党员干部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党员干部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使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是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总要求。这个总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方向,是搞好学习实践活动必须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在这个总要求中,党员干部受教育是基础,科学发展上水平是核心,人民群众得实惠是目的,三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深刻阐明了学习实践活动的基本要求、核心任务和最终目的。只有始终坚持和牢牢把握这个总要求,才能保证学习实践活动深入扎实开展、取得显著效果。

  党员干部受教育是基础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每当面临新的形势和重大任务,都要在全党集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这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完成新的历史任务的宝贵经验之一。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我们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把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要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正在全党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就是一次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教育活动。这一活动的基础是让党员干部受教育,为顺利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党员干部受教育,就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特别是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

  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要求党员干部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关于科学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和重大决策部署,全面、系统、准确地掌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在思想上牢固树立起科学发展的理念。

  进一步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党员干部要在实践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努力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比如,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正确认识自然规律、自觉遵循自然规律、科学运用自然规律,避免各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再如,在政绩观上,应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推动科学发展中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利益需求。

  进一步坚定走科学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目的是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努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不断蔓延和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显现。在这种形势下,党员干部更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坚定走科学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应通过回顾总结和学习领会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从而坚定走科学发展道路的决心;通过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制定和实施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刻理解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同心协力、攻坚克难,就一定能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从而坚定走科学发展道路的信心。

  科学发展上水平是核心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好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性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突出实践特色是这次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原则。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核心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实践中把科学发展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善于把科学发展的理念转化为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基础不一样、条件不相同,有的甚至存在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形式必然会各不相同,决定了党员干部必须善于把科学发展的理念转化为适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的正确发展思路。不实现这种转化,科学发展观就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发挥作用。实现这种转化,要求党员干部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认真学习思考、深入调查研究,通过认真学习思考全面掌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正确把握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在此基础上,形成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实践载体,形成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

  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能不能取得实效,科学发展能不能上水平,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能不能找准并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总体上看,当前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长期积累的,也有近来出现的,如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问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问题等。如果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就很难使科学发展上水平。因此,党员干部在学习实践活动中不能回避矛盾和问题,而应勇于直面、努力找准并着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以此推动科学发展上水平。

  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是学习实践活动更高层次的要求,也是实现长期科学发展的可靠保证。党员干部应按照中央的要求部署,把理论学习、深入调研、思想讨论、分析检查等学习实践活动各个阶段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归纳、转化、提升,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人民群众得实惠是目的

  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人民群众得实惠,是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最终目的。党员干部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应时刻牢记这一最终目的,努力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成为不断为民造福的过程,成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过程,成为不断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过程,成为不断保障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的过程,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兴办人民群众希望办的实事好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利益需求。当前,有的党员干部还没有完全树立起与科学发展观相符合的发展理念,还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以人为本的深刻内涵,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等观念和做法。因此,党员干部应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加深对以人为本的认识和理解,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人民群众的利益包括多个方面,既有当前利益,又有长远利益;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具体利益。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尤其要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党员干部应千方百计地解决好这些问题,努力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应当看到,目前一些党员干部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有的作风不深入、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这些突出问题,影响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大局,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应通过学习实践活动,切实解决党员干部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党员干部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使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把学习实践活动着力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中央反复强调,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实践活动要突出实践特色,注重解决问题,务求实效。解决问题既是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目标,也是突出实践特色的集中体现。检验学习实践活动是否取得成功,重要标准之一是看在解决问题上是否有新进展,工作是否有新起色。因此,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努力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解决问题贯穿于活动始终,使活动过程变成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科学发展的过程。

  一、坚持把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是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是基础,解决实际问题是目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既要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实际问题,又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牵引,加强理论武装、转变思想观念,统一思想、形成共识。

  强调突出实践特色,并不意味着不重视理论学习。因为认识的深度决定执行的力度,只有理论上的清醒认识,才有实践中的自觉坚定。因此,要采取理论中心组学习、辅导培训、形势报告会、座谈交流会、讨论辩论会、征文比赛、知识竞赛等干部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化理论学习,促使党员干部掌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切实解决“是不是科学发展、愿不愿科学发展、会不会科学发展”的问题,打牢科学发展的思想基础。要针对党员干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疑虑和困惑,比如,加大投资力度是否会影响转变发展方式?扩大消费与“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否存在矛盾?调整产业结构、加强节能减排是否会阻碍“保增长”等理论疑点,组织专家辅导和座谈讨论,及时解疑释惑。

  科学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实践问题。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学以致用,善于把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坚强意志,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促进科学发展的政策措施。要注重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组织主题实践活动,组织党员干部投身实际工作之中,把学习实践的过程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实际成效和强大动力。要注重抓好调研成果的转化,围绕事关全局、事关根本的重大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涉及群众利益的具体问题,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剖析典型案例,做到“带着问题下去,带着对策上来”。要及时把调研成果转化为领导决策、政策措施,让科学理论在实践中“开花结果”。要注重推动当前实际工作,紧密联系当前的工作实际,确定实践载体,引导党员干部在干中学、学中干。要紧密联系“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实际,把应对金融危机作为当前学习实践活动最大的实践、最重要的实际、最需要取得的成效,贯穿学习实践的全过程,引导党员干部坚定信心,化危为机。

  二、坚持把解决发展问题与解决党性党风党纪问题结合起来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解决发展问题是核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水平和作风养成。当前,在发展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和作风不端正。因此,既要牢牢抓住“科学发展上水平”这个核心,又要打牢“党员干部受教育”这个基础,避免把解决发展问题与党性党风党纪问题割裂开来。

  紧扣科学发展这个主题,把发展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突出出来。要通过深入基层调研,找准本单位和部门影响发展改革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通过理论学习、深入调研和解放思想大讨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更新发展观念,理清发展思路,调整发展规划,转变发展方式,突破发展瓶颈,提高发展质量。当前,要认真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保增长”与“科学发展”的关系问题,着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深化改革开放,促进民生改善。做到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既治标,又治本;既提高发展速度,又增强发展后劲,实现科学发展的“增长”。

  同时,各级党组织要克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主要是解决发展问题,党性党风党纪问题无关紧要”的错误认识,把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作为重要内容,作为抓班子、带队伍、强作风的有效载体,纳入学习实践活动之中。深入触及党员干部思想,以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发展中的问题作为“镜子”,深入查找和解决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领导干部要带头反省理想信念、廉洁从政、求真务实、联系群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强理论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纪律修养和作风修养。要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的自觉行动,努力使自己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模范实践者,始终在推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走在前列、争当先锋。

  三、坚持把解决党委班子集体问题与解决党员干部个人问题结合起来

  党委班子处于单位的主导和核心地位,其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工作指导思想是否端正,工作作风是否扎实,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部门和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为此,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把解决党委班子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但是,党委班子的问题与党员干部的个人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党委班子的问题,可以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上找到“影子”。为此,要把解决党委班子集体问题与党员干部个性问题结合起来,防止重集体、轻个人。

  一是同步查找问题。对不同类型的班子、不同职级的党员干部,提出不同要求,注重把握侧重点。对党员干部个人,要克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主要是检查党委班子和党委书记,与个人关系不大”的片面认识,广泛开展谈心活动,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检查自己有没有不适应、不适合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做法。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检查反思,重点解决科学决策、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问题;一般党员干部要重点解决提升境界、转变作风、增强执行力的问题。对党委班子,可以采取设立群众意见箱、发放《征求意见卡》、座谈讨论交流、召开民生生活会、组织群众评议等多种方式,全面征求群众意见。

  二是双向反思原因。把党委班子集体的问题与党员干部个人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对比起来分析。一方面,要透过党委班子的问题,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委成员,反思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要透过党员干部的个性问题,反思党委班子应承担的领导责任。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自觉深入剖析,把原因分析透,防止以总结工作代替查找问题,以查找具体细小工作问题代替思想作风问题,以分析客观原因代替主观原因。

  三是相互促进解决。党员干部要坚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认真纠正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量变的积累过程,达到解决党委班子集体问题的质变目的。党委班子,要制定完善有效的整改措施,发动党员干部主动参与,逐步解决存在的共性问题,从而带动党员干部个性问题的解决,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和谋划科学发展的能力。

  四、坚持把解决当前问题与解决长远问题结合起来

  科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当前急待解决的紧迫问题,也有影响全局、事关根本的长远问题。对这些突出问题,要认真梳理,分门类别,按照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制定细致可行的整改方案,明确责任、标准、措施,把解决问题的工作目标化、具体化、责任化、制度化。要坚持把边学边实践、边查边改贯彻始终。先解决个性的问题、难度相对较小的问题、能够马上解决的问题,不等不靠不拖,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防止形式主义、短期行为、政绩工程。

  重视加强长效机制建设。集中学习实践活动是短期的,不能也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但科学发展的任务是长期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可能又出现,因此建立长效机制,解决那些带有共性的长远重大问题,促进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对现有的制度机制进行系统调查,该完善的完善,该变革的变革,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充分运用学习调研成果,把活动中创造的行之有效群众欢迎的好做法,总结为制度规范,形成推动和保障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当前,要着重健全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机制、科学民主决策运行机制、保障改善民生机制、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政绩考核综合评价机制等政策规定,尽快形成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为新一轮的科学发展奠定良好的体制机制基础。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学习贯彻党章 争优合格党员


  党章是党的最高行为规范,是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集中表达了党的基本理论和政治主张,体现了党的整体意志和共同理想,是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准则,是坚持从严治党的根本依据,是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

  一、学习贯彻党章,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永葆先进性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每个党员都必须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增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增强对党的领导的信赖。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追求,以及对理论的真实性和实践行为正确性的确认。大量的事实表明,只要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无论面对多么复杂的环境和艰难困苦的条件,无论在任何岗位从事何种工作,保持党员的先进性都会成为自觉的行动。而理想信念一旦发生动摇,就会迷失前进方向,丧失革命斗志。

  二、学习贯彻党章,严守党的纪律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任务的保证。只有增强党章意识,按照党章要求严格教育和管理党员干部,严格执行党的制度和纪律,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我们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为此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要学习好、遵守好、贯彻好、维护好党章。坚守党的政治原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旨宗,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切实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反对以权谋私、滥用职权。坚守党的组织原则。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党的决定和组织纪律,坚持集体决策,按程序办事,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维护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学习贯彻党章,增强执政能力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的关键所在。现在,一些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不强,领导水平不高,不能有效地带领广大群众为完成党的任务而奋斗:有的党员同志党的意识淡薄,在工作、生活中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凝聚力、战斗力不强,不能发挥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有的甚至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这些问题虽然是少数,但严重影响党的先进性,影响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党的事业顺利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党章学习不够、理解不够、贯彻不够、维护不够。党章不仅明确提出了“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党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完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的要求,而且对各级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能力素质作出了具体规定。认真学习贯彻党章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把党章学习好贯彻好,才能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四、学习贯彻党章,敢于坚持原则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自己要做遵纪守法的模范,而且还应当努力同形形色色的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敢于和善于支持那些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人。这既是保证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胜利前进的需要,又是切实履行党员干部义务和责任、弘扬正气的需要。党章明确规定,当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共产党员要挺身而出,坚决同违纪的行为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党员领导干部更应当有这方面的觉悟和自觉性。一切违法乱纪行为,都是对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侵犯,都是同党的宗旨和性质相违背的,每个党员干部都不能视而不见、放任自流。要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一方面,要求每一个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觉悟,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敢于坚持原则,不计较个人得失;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增强维护党的纪律和本领和能力,依靠建立健全制度和运用法律武器去提高斗争水平。善于团结和争取广大人民群众,使得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的斗争具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五、学习贯彻党章,增强自律意识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每个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要切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时刻想到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经常按照党章的各项规定对照检查,不断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思想上筑起一道牢固的防线,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切实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切实经受住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和表率。这样,才能自觉抵御以权谋私等错误思想意识的侵蚀,才能自觉做到清正廉洁,才能做到时刻想着人民群众,努力当好人民的公仆。

  六、学习贯彻党章,切实作好表率

  党员干部在社会上的地位重要、责任重大,学习贯彻党章,加强自身建设,对于更好地履行职能使命,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用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全体党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员干部作表率,必须在强素质上狠下功夫、见到成效。强素质就是要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理想信念毫不动摇,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不断提高与履行使命要求相适应的业务素质。党员干部作表率,必须在正风气上狠下功夫、见到成效。正风气就是要通过深入学习贯彻党章,增强党的意识,强化党性观念,加强道德修养,严守党的纪律,增进内部团结,坚决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形成干事业、重修养、讲团结、守纪律、尚清廉的良好风气。党员干部作表率,必须在树形象上狠下功夫、见到成效。树形象就是指各级党员干部要以自己实实的行动,树立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树立起清正廉洁、优质服务的形象,树立起开拓创新、科学发展的形象。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牢记党的宗旨 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意识


  为人民服务,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实现服务 但是,近些年来,党的宗旨却被一些人淡忘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要牢记我们的牢记党的宗旨,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惟有这样,才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激发人民群众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激情。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纵观我党历史,困难时人民伺候,艰难时人民支持,虽也曾有过失误,犯过错误,但总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1944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话,从此,党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延安、迅速传向全国,深入民心。几十年后的今天,“为人民服务”的内容更具有广泛的内涵,这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实现服务,许许多多的党员、领导干部干部践行着党的宗旨。然而,近些年来,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却被一些人淡忘了,这些人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发生了扭曲,甚至大搞权钱交易,腐化堕落如李真、程维高等;另外,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一些干部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有的做事凭长官意志办事,不讲工作方法,不善纳群言,甚至为捞取个人名利,大搞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有的弄虚作假,浮夸瞒报;有的追求短期行为的病态发展、泡沫发展,不务实,只务虚;还有的报喜不抱忧,不关心群众疾苦,善做假大空文章……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我认为,学习实践好科学发展观,必须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一、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是数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座右铭,也是党的惟一宗旨。它的重要特点就是:党代表的是整个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服务是主动的、自觉的、不带任何条件的、真心实意和全心全意的。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三个代表的本质定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把以人为本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价值导向,从而解决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体现了政策发展观上的与时俱进,党的宗旨、指导思想决定了党正是为人民谋利益才代表了群众的心声,才得到了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更需要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良好的思想作风、扎实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好务。

  二、宗旨时刻记心中,努力为人民服好务

  1、以人为本,善待百姓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以人为本,就是强调人性关怀,亲民,爱民,为民,注重制度、政策的可操作性,使老百姓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充分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就是要时时处处依靠人民,相信人民,发展是为了造福人民,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以人为本,就是要善于关心、尊重、帮助、服务于人民。具体而言,就是要注重人文关怀,营造一种激励人们、有利于干事业的环境。要做到为民谋利,让利于民,绝不能与民争利或损民利官。

  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都应该牢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真正做到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2、树立正确的“官”念,增强公仆意识

  官者,公仆也。每一个官员,要真心为人民群众服务,就必须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和亲民意识,少一点争奇斗艳的虚荣习气,多一分对平头百姓的真情实感。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自觉抵制“官本位”心理,强化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与此同时还要真正懂得当官不是做人民的老爷,只有甘当人民公仆的人,真正对人民负责的人,为人民服务的人,才能成为政治上真正坚定和可以让党和人民放心的人;只有情为民系,利为民谋,权为民用,才能真正造福百姓,为百姓的富裕尽到公仆之责,到“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正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当作第一标准,自觉把精力最大限度地为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勤奋工作,努力成为人民群众爱戴的好干部”。(胡锦涛同志语)

  当“官”最重要的就是得到群众的认可,共产党员的生活、工作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当官要为人民做事,做事不是为了个人当官。官员既要“干净”,又要“干活”,只有“有为”,才能“有位”,官员不但要有慎独意识、廉耻意识、服务意识、创新意识,还要甘于后富,一句话,要牢记党的宗旨和亲民意识,具有亲民、爱民、富民、为民的能力。

  3、切实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每一个官员都应该发扬党的传统,牢记“两个务必”, 进一步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要树立“决策顺着民心走、群众期待即机遇”的观念,做到民呼我应、民意我顺。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亲身感受百姓所思、所想、所盼、所求,了解民情,体察民意,顺应民心,坚持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摆摆“亲民姿态”,喊喊“为人民服务”号子,是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的。

  4、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

  德是为官之魂。做官者必须具有从政道德(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能力)和高尚的个人伦理道德。

  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倡导的是“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宪法》第二十四条)作为一名官员,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社会公德是人们在社会公共领域从事各种行为时所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各级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各级官员们更应该模范地树立个人美德,遵守家庭道德,尊重社会公德,具有良好的从政道德,并且要德才兼备。有德无才,贻误事业,有才无德,祸害百姓,德才兼备才能推动事业发展,造福人民群众。

  5、坚持走群众路线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参与,各级官员要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党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亲民意识不能丢,惟其如此,才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共同建设好我们伟大的祖国。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学习实践好科学发展观,才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共建美好家园。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30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变迁 (2)


  从“人定胜天”到“直面灾难”

  对自然灾害的基本态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如何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唐山地震时,中国尚处文革末期。那个时候极为看重“人民”的力量,“人民”可以打天下,可以与来自同类的“敌人”开展阶级的斗争并取得完全的胜利,当然“与天斗、与地斗”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在“天不怕、地不怕”口号下产生的是人对自然的轻蔑与藐视,似乎一场人民战争便可以打败来自大自然的任何威胁和灾难。既然“人定胜天”,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在具体的行动中无疑会出现夸大人类的主观意志,忽视甚至无视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唐山地震后,当时中国上下使用最多的字眼就是“人定胜天”。诚然,作为一种调动人们主观能动性和增强抗灾信心的技术性口号,这句话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应该说,唐山地震后充分展示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唐山抗震体现了人类自身与自然力的较量,凸现了人类的坚强精神。但毕竟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中,“人定胜天”不再是抗灾口号。我们看到的是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大自然带给人类的灾难,政府宣布这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必须直面。在此之下,“把地震造成的损失减到最小”,“克服困难,重建家园”,“研究地震成因,加强对地震的观测预报”……汶川地震后,我们虽未再见唐山地震时与自然为敌的“大无畏气概”,却同样看到了中国人战胜自然灾害的决心和信心;我们依然看到了当年唐山地震后出现的奋不顾身、冲在一线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看到人们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场景。更为重要的是,与唐山抗震救灾比较,汶川地震抗灾救灾方方面面的工作是建立在对大自然不可抗拒的破坏力的科学和理性分析基础上,在极端困难的震后环境下,科学决策,有所取舍,取得了更大的成效。这些变化除了与30多年后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的提高与改善有关,最根本的还是决定于党和政府对人与自然关系形成的新的理念:人类不能征服自然只能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人类必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承认作为大自然对立面的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弱势地位,立足于“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地直面灾难,探索规律,才能有效地减少损失。(未完,待续)
 


 

善抓契机正党风强党性砺党魂


  全国组织系统推进“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活动,是新时期加强党的组织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新形势下增强各级组工干部责任感、使命感和把握大局、推进改革创新的重要途径,是进一步深化全国组工干部“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活动的生动课堂,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服务基层科学发展的有效实践。因此,各级党组织,特别是深入基层的各级组织部长和组工干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行动上要高度自觉,善抓契机,心沉身入,切实通过这次有意义的活动,达到“情况在一线掌握,工作在一线指导,问题在一线解决,作风在一线转变”的目的,以实际行动正党风、强党性、砺党魂。

  深入基层,摆正位置。

  组织工干部下基层,应当自觉在工作中摆正位置,明确职责,消除以下三种思想,静下心、沉住气深入基层开展工作。一要消除自己是机关领导的思想。从下基层开始,就必须迅速转变角色摆正位置,忘记自己是机关干部的身份,不图面子虚荣,只为了解基层、增长知识。下到基层后,要迅速融入到基层党员干部之中,与群众打成一片,只要有益于工作,都要尽力去做,在实践中锻炼,才能更好地学习和借鉴先进经验。二要消除下基层只是“一阵”的临时思想。“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虽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举措和步骤,但是,组工干部在下基层之前,都应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和具体的“时间表”,放下架子,沉下身子,参与基层工作,切实从基层班子建设、党员队伍建设、思想动态、作风纪律、岗位练兵等方面查问题、找不足,实实在在地为基层全面建设和发展动脑筋想办法。三要消除工作中当“过客”的思想。一些组工干部下到基层后,会认为自己的干预会造成基层忙乱,基层干部会有想法,因而导致工作开展不积极、不主动,变为“座上客”。实际上,目前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严重缺乏基层管理实践和经验,迫切需要有经验、有能力的领导干部言传身教。因此,组工干部必须克服管理工作中躲避和畏难情绪,努力实践,敢于大胆管理。下基层期间,要针对基层存在组织、党员队伍、思想政治等建设问题,敢于直言不讳,敢于抓问题实质,敢于大刀阔斧整治选人用人和投票选举等工作中的不正之风。

  联系群众,放下架子。

  组工干部下基层,要放下架子与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交朋友 扑下身子为基层办实事。从增强感情着力,真正沉下身子、放下架子,真心走进群众,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真正排忧解难、化解矛盾,真情为民办事,促进社会和谐;把工作真正做到点上、谋在面上,全面推进基层党建创新,开创基层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真心地访贫问苦、问计于民,切实为民办实事,做好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积极探索建立健全党风、政风、行风建设长效机制。在行动上,扑下身子,吃农家饭、睡农家床,与基层干部群众心贴心,足迹遍及所下各乡镇、大中企业,以实际行动树立领导干部亲民、爱民和务实的新形象。切实抓住这次下基层的机会和机遇,进一步熟悉基层党建和组织工作的实际情况,了解新时期基层党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热点和难点问题,掌握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素质建设基本情况,并把这项工作作为自身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平台,使自身综合素质得到充分全面的提高。

  调查研究,扑下身子。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组织工作和党建工作的主要方法,在革命时期,我们党靠的是深入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解决革命中存在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加注重到基层、到一线、到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从而制定出一系列深受广大基层干部拥护和群众支持的好制度、好政策。组工干部下基层,即要带着责任下去,又要带着课题下去;即要带着任务下去,又要带着办法下去。充分发挥“望、闻、问、切”的敏感触角,多和基层党员干部、人民群众交心谈心,留心观察基层的变化,细心体会群众的困难,潜心钻研解困的办法。通过亲临一线和扎实有效的调查研究工作,突出解决几个基层干部群众关心的问题,拿出一套加强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的有效举措。同时,针对基层全面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对照各级机关指导思想、指导步骤等等,找原因,查问题,制定改进措施,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建设,谋求各项工作的落实,达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

  求真务实,做好样子。

  “行胜于言”。组工干部下基层之后,在了解和掌握基层的情况建设情况之后,就要带领基层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就要勇担责任、勇敢创新、勇于实践,给基层党员干部做出样子,给人民群众做好样子。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武装自己,深刻领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学习基层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与新鲜经验,把平时的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紧紧围绕当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的需要,研究新问题、取得新突破,带领基层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针对基层党员干部对科学发展观领会不够深刻、目标要求不够明确、推动落实的措施不够有力等问题,认真查找根源和剖析原因,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和水平。指导基层领导干部正确处理发展与资源、环境、社会的辩证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的辩证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跨越式发展,正确处理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辩证关系,在改善民生和知民情、顺民意、得民心上下真功夫。切实通过扎扎实实的行动和卓有成效的办法,让基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学有榜样,做有样子。

  首要任务,强化班子。

  组织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工作。组工干部下基层,最根本、最核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基层强班子、壮队伍、促和谐。一是指导基层组织加强学习教育,提高班子的综合决策能力。把学习知识、解放思想、提高素质作为推动工作的紧迫任务,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紧密结合当前形势,深入学习政治理论、业务知识和科技知识,进一步提高领导班子把握大局、综合决策的能力。二是指导基层组织加强作风建设,提高班子服务基层和群众的能力。在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基础上,围绕建立“廉洁、勤政、高效”班子的目标,加强基层作风效能建设。三是指导基层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班子团结协作的能力。指导基层健全各项制度,完善中心组学习、党组会议、县(区)长办公会制度,定期组织研究重点工作,加强工作整合。完善基层责任考核制度,建立充满活力的激励机制和用人机制,完善财务监管、政府采购、公务接待等制度,规范工作程序。特别是在重大决策、干部任免和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事项上,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决策部署,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警惕把金钱作为目的的发展观


  (一)

  如果一切都只是为了金钱,我们将面临很多风险。

  最严重的风险是道德缺失。“一切向钱看”,使我们的社会出现了种种令人痛心的道德问题。有的为了钱,可以放弃尊严,不顾廉耻;有的为了钱,可以抛弃天职,不顾良知;有的为了钱,可以违法乱纪,搞权钱交易,可以贪污腐败。

  再一种风险是诚信缺失。为了金钱,有的企业可以不顾诚信,掺假造假,损害消费者权益,有的甚至为追逐暴利危害人民生命安全。为了金钱,有的医疗单位可以不顾诚信,将药品、器械价格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翻长,导致有的群众看不起病,不敢得病、不敢看病。

  还有一种风险是公平正义的缺失。公平是一个社会的文明标志,也是保证社会稳健前行的重要保障。如果各阶层成员的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发展机会因为拥有金钱的差别,失去公平待遇,就会造成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怀疑,影响人们对社会的信心、对政府的信心。正义也是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保障力量,如果因为金钱而将正义搁置一边,那么法律的尊严、政府的形象都将受到践踏和破坏。

  道德、诚信、公平正义是维系社会的基础保障力量,这些力量的培育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一旦培育形成,它们对社会的良性发展将具有持久的巨大的保障作用。如果这些力量受到破坏,社会的聚合力、发展力都将受到破坏。

  (二)

  如果一切都只是为了金钱,我们得到的将会与我们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

  我们追求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即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但如果在推进发展上,过分偏重经济、偏重GDP,就有可能急功近利,造成比较严重的资源、环境和社会问题,妨碍经济可持续发展,妨碍各个产业、各个区域的协调发展,妨碍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最终可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相背离。

  我们追求民主政治,但如果在推进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忽视金钱等物质利益对民众真实意愿表达的干扰,民主就有可能被金钱所左右,就有可能成为利益群体攫取政治资本的挡箭牌,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就有可能被利益群体所把持,成为利益群体的代言人,那么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就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我们追求社会的和谐发展,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但如果一切都只是为了金钱,那么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就有可能受到不正当力量的冲击,诚信友爱就会因为公民道德水准的降低,而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如果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的安定有序就有可能受到威胁,低收入群体的发展活力就会受到抑制,多数社会成员对未来生活的收入预期、安定预期、幸福预期都会存在更多变数,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将大打折扣,生活幸福的指数也将随之下降。

  (三)

  怎样才能防范“一切只是为了金钱”的风险?根本之策在于弱化金钱的作用,在于把握各项政策的导向、提供民众生存的保障、强化行业监管、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第一,要坚持正确的政策导向,保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民主政治健康发展。考核各级干部的政绩,要从GDP考核为主转到经济社会综合指标考核上来,使各级领导干部学会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领导发展,形成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在领导和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上,既要积极推进,更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民主选举中的拉票贿选问题,杜绝拜金民主,还要积极探索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的科学方法,保证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有序推进。

  第二,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使他们不为金钱所困,提高民众道德水准。要努力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基础的生存和发展保障,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只有解决了群众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保障问题,人民群众才会“衣食足而知荣辱”,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才可能逐步提升,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全面进步。

  第三,要加强行业监管,构建诚信社会,保证社会运行不为金钱所扰,促进社会健康前行。对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生产企业、服务行业,要加大监管力度,确保企业和相关事业单位不敢、不能对群众进行价格欺诈或质量欺诈,确保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不因追求经济效益而降低标准,确保人民群众能够生活在一个诚信、安全、友好的社会里。

  第四,要推进权力阳光运行,保证权力不为金钱所惑,建设廉洁政府。当前人民群众最关注问题之一是领导干部腐败问题,部分干部的腐败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腐败问题之所以会产生、之所以难以根治,根源还是在于权力没有得到完善的约束。因此,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方法,是要切断权力和金钱之间的传动链条,让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使权力不再有私下交易的空间,使权力腐败产生和生存的土壤得到彻底铲除。 摘自《新华网》
 


 

新时期 新思想 新实践


  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向前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作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处于新的历史背景之下。延续了20多年的“两费”工作已在历史的发展上打下句号,正面临行政理念、工作重点、运行机制的全面转型;新的经济形势又对我们的规范与引导、整治与发展、监管与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正面临新的考验。这些都是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呈现出的新变化,

  只有认清形势,正确把握新形势下的新特征,正确把握当前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才能作出科学的决定,才能推动新的实践向前飞跃。认清形势,就是实事求是。一切发展计划,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要在认清形势的情况下才能制定。否则,就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带领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奋勇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认清形势,认清新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

  面对新时期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我们看到了发展中存在的各种新问题。诸多问题和矛盾的出现,是由于我们的实践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新的实践,需要有新的思想。同样,面对新的实践要求,解决一系列发展问题,需要有新的思想认识。对此,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认识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后,站在世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科学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发展理念的新飞跃。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我国当前发展实际作出的重大思想,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结果。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彰显时代特征,对于解决新时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长远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将发挥巨大的真理力量。我们对当前发展情况有了充分认识,对解决发展问题有了科学指南,如何让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思想深入人心,转化为对物质世界科学发展的思想认识观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指导意义,把科学发展的理论思想转化为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强大动力。

  当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形成后,当指导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等重大实践活动的核心理论思想形成后,最重要的在于实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点。当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或发展进入某一阶段时,会呈现出新的特点,这是因为实践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伴随着新的问题和矛盾产生。新的实践,就是化解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的一个过程。在新的历史阶段,要解决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只有积极投身于新的实践活动。当前,最重要的、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实践活动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活动。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来源于实践,最终又指导实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身就是一个实践过程。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解决新时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推进党的各项事业向前发展,这是当前一个重大的实践主题,也是一项伟大的实践活动。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活动,最重要的在于贯彻落实。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扑下身子、脚踏实地的投身于实践,投身于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投身于科学发展的重大实践,投身于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具体行动,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才可能向前推进。贯彻落实,关键是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更重要的是要用科学发展的思维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化解凸显矛盾,用科学发展的理念谋划工作、制定发展计划,把科学发展观变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变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遵循。

  新时期,新实践,我们只有充分认清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才能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推动理论创新,从而指导新的实践活动。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新的实践活动中,对新时期发展情况正确认识后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解决新问题、化解新矛盾的根本武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一切工作和实践活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努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素质教育观


  三、从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来看:素质教育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个性特长的教育

  素质教育所主张的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各方面都均等发展,同步发展,同一规格,一个品牌。扼杀人的个性特长来谈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是素质教育所主张的教育发展观,也不符合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

  由于每个人的先天遗传素质和生理成熟程度不同,后天环境影响不同,在参加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不同,所遇到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总和不一样,德、智、体、美等方面的素质在每个人的身上结合的方式和状况也不一样,客观上,社会大舞台上也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需要各种各样有个性特长的人。发展心理学理论表明,每个人的认识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个性倾向性、个性心理特征、自我意识等心理现象的发展类型、水平、早晚都各具特色。

  传统的智力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是一元的、个体的智能是单一的、可量化的。而美国教育家、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在1983年出版的《智力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智力是在某种社会或文化环境或文化环境的价值标准下,个体用以解决自己遇到的真正的难题或生产及创造出有效产品所需要的能力”。每个人都至少具备语言智力、数理逻辑智力、音乐智力、空间智力、身体智力、人际交往智力、自我认知智力、自然观察智力、存在智力等9种。这一理论被称为多元智力理论(Multiple Intelligences)。其基本性质是多元的——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组能力,其基本结构也是多元的——各种能力不是以整合的形式存在而是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存在。而现代社会是需要各种人才的时代,这就要求教育必须促进每个人各种智力的全面发展,让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张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上述九种基本智力,智力之间的不同组合表现出个体间的智力差异。教育的起点不在于一个人有多么聪明,而在于怎样变得更聪明,在哪些方面变得更聪明。所以,在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上,素质教育主张以全面发展打基础,发展特长育人才,充分弘扬个性,照顾特长,发展特殊才能,不拘一格育人才。因此,素质教育是以全面发展为基础的个性特长教育。

  四、从素质教育的重点来看:素质教育是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教育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激烈,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各种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的素质的竞争,人的素质竞争又关键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竞争。只有在激烈的竞争中,敢于竞争,善于竞争,才能通过竞争激发出无穷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从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教育能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取决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知识经济时代,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不仅需要大批富有创造精神的普通劳动者,而且更需要大批具有发明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专门人才,能把握现实各种机遇,迎接未来各种挑战。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只有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潜能,才能超越自我,超越前人和别人,把人类文明推向前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教育发展事实表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离开创新精神谈实践能力和离开实践能力谈创新精神都必然使教育质量大打折扣。可见,素质教育是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教育。

  五、从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来看:素质教育是终身教育

  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加快了信息社会的发展步伐。知识总量呈指数增长,知识更新和技术淘汰的周期空前缩短。因此,一次职前教育受用终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提高人的素质决不会一次完结,一劳永逸。每个人适应社会进步所需的各种素质需要不断提高。从个人素质发展的纵向过程看,提高一个人的素质几乎是从提高其父母的素质从而提高其遗传素质起,还在娘胎里就进行胎教,呱呱坠地就开始接受家庭教育,然后,经过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职前的学校教育,走入社会后,无论是从事何种职业,还要再经过各种各样的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就是一个人没有机会进学堂,也需要在社会大课堂里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习得基本的社会生存和发展素质,不断提高人的素质的过程就是终身教育过程,也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因此,从时间上看,提高人的素质的过程具有全程性或终身性,素质教育就是终身教育。

  综上所述,所谓素质教育,就是以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为手段,以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特长为基本途径,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标的终身教育。素质教育具有全民性、全面性、协调性、特长性、创造性、终身性、可持续性等几个重要特点。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强化自律意识 提高内在素质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欲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引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自觉地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始终保持和发展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切实强化自律意识,不断提高内在素质:

  强化一个意识:就是一心为民、不谋私利。莫为一身一家之谋,而要为广大人民谋利益。“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人损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要像郑培民那样,“不给别人有一点送礼的‘由头’,不让自己有半点腐败的‘念头’”。

  紧扣二大环节:就是做好人、做好事。人生在世,要做好人,为官一任,要做好事。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做好人、做好事,人前、人后都要一个样。古人讲,“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维之事”。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做官和做事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做事为官当博百姓称心满意,不能烽火戏诸侯——为博美人笑,不能一骑红尘-——为博妃子笑,不能一味奉承——为博领导笑。毛泽东早就说过做好人、做好事的标准,那就是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闯过三重险关:就是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过好权力关,就是一身正气,掌权为民,用权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治国就是治吏。治吏就是教育干部管好手中的权力,不可以权谋私。邓小平指出,“我们执了政,掌了权,更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前苏共领导人雷日科夫说:“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就完了”。“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过好金钱关。唐代名臣张说所著的《钱本草》,对钱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钱,味甘,大热,有毒。能利邦国、污贤达、畏清廉。贪婪者服之,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从中我们领悟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为钱财折腰或苟且偷生,“宁可清贫,不可浊富”,“不忧一家贫,所忧四海饥”。古人云:“见十金而色变,不可治一邑;见百金而色变,不可统三军”。有格言说:“鱼吞饵,蛾扑火,未得而先丧其身;猩醉体,蚊饱血,已得而遂亡其驱;鹚食鱼,蜂酿蜜,虽得而不享其利。欲不除,似蛾扑灯,焚身乃止;贪不了,似猩醉酒,鞭血方休”。这些都应该成为党员干部的座右铭,并且要牢记在心、付之行动。过好美色关。色不仅是刮骨的钢刀,更有许多人为此丢掉了性命,败坏了朝纲,失去了社稷。我国古代就有美人计,现代战争中有色情间谍,商战中有肉体交易,政界中有权色交易。“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内中藏,能到墙外走一走,不是神仙命自长”。“酒是断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索命阎王,气是惹祸根苗”。“饮酒不醉最为高,美色不乱乃英豪,不义之财君莫取,忍气饶人祸自消”。要慎欲,要抗得住诱惑。须知好色者败德伤身,安分守己者幸福一生。

  把握四自人生:就是做到人格上自重、心灵上自省、思想上自警、精神上自励、人格上自重。注意言行、举止、形象,自重自爱者,就不会自取其辱。心灵上自省。“静坐常思己过”,“吾日三省吾身”。自省者,就能胜己胜人。思想上自警。提高警惕,告诫自己,以人为镜,鉴往知来;精神上自励。振作精神,开拓创新,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在当前,对领导干部来说,要做到四自,很重要的一点,就要以谨慎交友。“君子之交淡如水”。俗话说,“与邪佞之人交,如雪入墨池,虽融为水,其色俞污;与端方人处,如炭入熏炉,虽化为灰,其香不灭”。“结贤朋而利于成,交挚友而利于行;亲‘小人’而坏名声,近‘恶人’而自掘坟”。总之,要与正直、守信、见多识广者交朋友,不要与两面三刀、花言巧语、谄媚奉承之人交朋友。

  确保五官端正:就是嘴不馋、耳不偏、心不邪、手不伸、腿不懒。嘴不馋,不胡吃海喝。贪由馋生,馋就会放纵约束,变懒、变坏,不可收拾。耳不偏,就是要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学会听做到兼听则明。心不邪,心系事业,爱岗敬业,也就清心寡欲,少了几多烦恼。手不伸,陈毅元帅说过“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众目睽睽在监督”。当好公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权重不移公仆心,不伸手要官要权要好处。腿不懒,把注意力集中到深入基层群众、弱势群体中去,努力解决群众的疾苦。总之,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管好自己的耳,不该只听不合实际的好话;管好自己的手,不该拿的坚决不拿;管好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不去。自觉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发展观、利益观、群众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常怀律己之心,保持高尚的情操和理想追求,做到不仁之事不为,不义之财不取,不正之风不染,不法之事不干,切实强化自律意识,不断提高内在素质。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红‘言’颂”是慷慨正直的文化观


  由市委书记薄熙来倡导的“红‘言’颂――2009年第二届红色短信创作传播大赛”昨日在重庆市启动。薄熙来出席启动仪式,并发送了大赛的第一条红色短信:“我很喜欢毛主席的几句话:‘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些话很精干,很实在,也很提气。”

  薄熙来倡导的“红‘言’颂”无论从手机文化,还是社会风尚方面,这都是一种慷慨正直的文化观,可有人说这是“思想落伍”、“钳制思想”等。让人匪夷所思。

  手机由通讯工具升格为一种生活消费品,成为信息化、数字化的载体和代言,在精神发展中发挥日益积极的作用,如果我们还将它看作单纯的通讯工具,忽略其公共职能、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是观念落伍和认识偏差。

  手机短信的品味、格调不仅影响发信个人,更会对周边环境、广大受众乃至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产生涟漪效应。积极向上的短信能发挥良性作用,而“黑段子”、“黄段子”则会腐蚀健康文化。

  而毫无例外的是,不良信息的蛊惑性非常强,依靠强力制裁效果不会太好,而必须多用优秀短信进行唤醒、鼓舞,让发信人从红色短信和“靓段子”中得到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所以,重庆市倡导“红‘言’颂”,薄熙来将毛泽东语录当作短信播发,其用心是非常良苦的,希望“红‘言’颂”给人们带来文化清风,特别让毛泽东思想等主流价值观也占领手机短信阵地,是一种值得推崇的文化思维。

  这些年来,因为手机短信更属于“隐私文化”和“小众文化”,很少有人将其创作立意提升到责任感和使命感高度,很多网站创作的短信都是为了博取点击率,扩大流传度,文艺创作思想的底线,比如立意深刻,健康向上,情趣高雅等,受到了忽略,文联和作协等文化管理机构恐怕从来没有将短信创作和短信作者纳入管理范畴,进行认真引导。其结果是,因为缺乏宏观思想引领,缺乏正确的短信发展方向,短信文化格调普遍不高,乌烟瘴气的边缘短信和灰色短信得到了可乘之机,败坏了手机短信的文化形象,也污染了文化大环境。

  既然属于文化创作,应该将思想性、形象性、责任感纳入其中。薄熙来倡导“红‘言’颂”,让大家对毛主席语录进行忆苦思甜一样的反思,进行与时俱进的责任提升,这不仅是对经典文化的传播,更是健康文艺观和文化观的落实,手机短信的创作立意和内涵由此能得到脱胎换骨的提升,得到思想的筋骨强壮、自强自爱,更多妙趣横生、空灵雅致的短信成为主流短信,占领了思想制高点,那些不良信息想要插足,就非常难。这才是我们希望的优良文化。

  慷慨正直的文化观就应该理直气壮,虽然这时会有社会杂音,慷慨者更要有文化自信力,不为外力所动,一如既往的走下去。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读书修身 以德律己


  孔子在回答学生关于如何治国的条件谋略时,说了三条:一是强大的军队,二是充裕的粮食,三是坚定的信念。当学生问:如果只能选择一个,会是哪一个呢?圣人不假思索地答道:坚定的信念。

  正如一位伟人所说的,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诚然,人,首先是生物意义上的人。人,确实是食人间烟火的人。但人的本质是精神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人当以精气神为本。一个人,没有了精神,没有了理想信念,没有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修养,人就有可能是行尸走肉,就很可能会不辨东西南北、茫然一片。

  在我国廉政建设体系中,教育、制度、监督是支撑这一体系的三根支柱。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没有法制和监督,没有严明的法制和有效的监督,而欲有效地惩治和防范腐败,显然是于事无补的政治上的幼稚。而失却了教育,同样是极为可怕的。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夯实基础至关重要。教育,唯有教育,唯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入耳、入脑、入心的教育,才是基础,才是一切的一切的基础。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正是教育,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一重大政治和历史任务中,肩负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的重任。众所周知,法制再严密,总是有些许漏洞的,所谓百密而有一疏。因此,务必要加强思想道德和纪律教育,大力表彰勤政廉政典型,督促各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以党员的宗旨、公仆的责任修炼内心的精神,时时处处常盈“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浩然正气,自觉而坚定地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能不正”(《论语子路篇》)。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员干部的素质高下关系重大。必须特别注重自身队伍的建设,必须特别注重党员干部内心深处的思想道德建设。而修炼道德操守,最好的途径就是加强学习,即读书以修德。读书学习是改造思想、加强素养、丰富知识的有效途径,是净化灵魂、培养高尚情操的有效手段。

  读书修身,以德律己。时时注重学习,处处崇尚共产党员应有之品德操守,自觉筑牢自己的思想道德防线,切实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任重而道远,每位同志当须务实而不懈地前行。每个党员同志要切实加强党性修养,要以自己内心的从容、淡定与和谐,打造自己思想与言行的一致;以党员个体言行统一的和谐,铸就全党整体的和谐;以执政党纵横封闭的系统的和谐,影响、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人生能读几多书?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那个时代的书“卷”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本”之间应该无法等量齐观,他的破万卷也许不难,但我们要想破掉万本却可能是个神话;除非你是一目千行,而这样的阅读已然让书本失却了意义。书本中自然可以有娱乐的成分,可从一开始,书本就不是为了单纯的娱乐而存在的。

  “开卷有益”,我想这“有益”首先指的应当不是娱乐吧。事实上,娱乐有太多的方式;当我们自愿揽卷目耕时,又有谁会是怀着寻求娱乐刺激的冲动呢?所以,读书说来总是一件有些严肃认真的事情,即使今天的我们大可不必如古人那般正襟危坐,也无需像他们那样非得红袖添香。那么,要让一本书的阅读质量有所保证,显然过快的速度是有失妥当的。对于一本20多万字的著作来说,我以为怎么也得需要三天的时间方能兑现这样的保证。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计较一本哲学专著和一本小说作品之间的阅读速度差异;就像我们不去追究你一天之中到底能够将多少小时留给自己的阅读。

  有了这样一个大致的参照,我们便可尝试测算一下自己一生的读书数量了。三天1本书,一个月就是10本,一年则是120本。假如你能活到百年,去掉你获得阅读能力之前的时间以及丧失阅读能力之后的时间,那么你真正拥有的读书时间也就是80年。答案已经一目了然,依然是个简单的乘法,你一生可能穷尽的数量最多不会超过9600本,与一万本的目标还有那么一段距离。而实际上,要完成这9600本书,前提必须得长寿,且能有80年充沛的读书精力。

  依据这个算法,再结合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还能够对读书持有那么乐观的心态吗?

  更不容乐观的其实是我们此刻的阅读现实。除去繁忙的工作,电视和网络几乎占据了我们所有的业余时间。尽管有人挣扎着要在入睡前读上那么可怜的两页,但手中的书本早已不是书本而是变成了催眠物。

  身处在这样一种阅读境遇中间,你又怎么敢有9600本的读书梦想呢?

  况且,美好的读书梦想还不能完全建立在对量的绝对追求上。读多少本书是一种收获,读多少遍书又是一种收获。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称他搞不明白那些喜欢博览群书的家伙何以如此疯狂?在他看来,重读才是真正重要的。也就是说,读书人应当关心的不是他读了多少本书,而是一本书他读了多少遍?

  无疑,弗罗斯特的阅读方式是谦逊的。对于那些经典而言,如果我们以为一遍即可看透其全部的奥妙,显然是低估了它的价值。有时候,同初读时的印象相比,重读甚至会使我们感觉像是在捧读迥然相异的另一本书。这样的阅读情形并不罕见。

  重读证明了我们在阅读时已然进行过的选择,对于那些没有多大价值的书,我们是不会选择重读的。说到没有多大价值的书,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大尴尬。在有名即能出书、有钱即能出书的今天,丰富的图书资源实质上只是一个假象。不加选择地接受一本又一本你所遭遇的新书,很可能让你患上的不是消化不良而是营养不良。这样的读书已与戕害生命无异。

  不过,虽然读书会耗尽我们大量的时间,但却并不意味着它在浪费我们的生命;因为读书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所以它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会使我们脱离生活。所谓的书呆子不懂得生活,那是由于他们首先就未能读懂自己手中的书籍。而事实上,一本好书就是一场精彩的生活,因此,读了一本好书便等同于经历了一场精彩的生活。如此看来,读书同时也是我们丰富自我生命的一种有效方式。 摘自《浙江日报》
 


 

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源流


  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研究并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是必要的。

  儒家经书所宣扬的“人学”,使中国人很早就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了认同

  史学界有的同行认为,“封建社会”一词不确切,建议改为“地主社会”或“中国传统社会”等。我的浅见是:从严复、梁启超开始用“封建社会”来指称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代,至今已有百年历史。用这个词并不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的。大家在使用中没有发生过把秦、汉以后的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和西周时的“封邦建国”混同起来,也没有简单地套用西欧中世纪领主制。因此,在没有更好的学科术语出现以前,不要轻易否定“封建社会”这个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的概念。

  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形成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黑暗时代,从西汉武帝开始,儒家的经学便成为主流的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皇权统治以经学为武器,而民间也以经学作为维系社会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同儒家经学有关。由于社会演进的广泛需要,经学不断扩大。西汉时有“五经”,东汉时成为“七经”,唐朝为“九经”,到宋代成为“十三经”。为什么儒家经学有这么广泛的社会文化作用?

  从儒家经学中可以看到,它维护当时社会尊卑贵贱的分野,同时又仔细地论说由孔子开启的,以探讨“人”为中心的所谓“人学”;在社会尊卑贵贱中找到一些共同点,求同存异,以促进社会稳定。儒家经书所宣称的“人学”,从个人的道德修养、立身处世,到社会责任、实现理想、甚至如何调节个人的喜怒哀乐,都有所论述,虽有糟粕,但其中所体现的包容性、伦理性、普遍性,使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适用的百科全书,中国人很早就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了认同。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中有很生动的说明。他说,从儒家经书的《三礼》中可以看到,“中国士人不管来自何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无论在哪里,‘礼’是一样的”;“对中国人来说,文化是宇宙性的(按:指普遍性),所谓乡俗、风情和方言只代表某一地区”。也就是说,在中国,不管风俗和方言如何不同,所有中国人在“礼”的层次上是认同的,由此就有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这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儒家经书在今天仍然值得研究,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当然,并不仅仅是儒学,我国古代的“百家之学”,特别是道家学说,也有它自身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在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背景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研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归纳为“文明”、“和谐”,并进而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精髓的高度加以理解,是贴切的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中创造关于民族复兴的价值体系。文化是民族的标志、国家的“软实力”,它反映着民族的内在特质和精神;没有文化复兴,就没有民族复兴的精神资源。那么,什么是文化复兴?我的浅见是:我国的文化复兴应体现在两个结合上:一个是,我国现代公民对民族优秀文化有比较准确深切的理解,进而予以普遍认同,从而实现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再一个是,我们应努力吸取全人类的优秀文化,实现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结合。在这里,我想着重说前一个结合,即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问题。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的几个方面,特别强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这就需要把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归纳为几个重要的理念,使公民们容易记住,也易于理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八个字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符合民族心理,充分体现民族特性。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文明”、“和谐”等既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说明优秀的民族文化是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胡锦涛同志2006年4月21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归纳为“文明”、“和谐”,并进而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精髓的高度加以理解,是贴切的。但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只提两个可能不够,其中的“诚信”、“民本”、“自强”、“日新”、“忧患”、“和而不同”等不可或缺。这需要通过学术讨论才能解决。总之,我们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哪些,这些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什么联系,如何阐述其“源”和“流”的关系,如何说明文化上的“继往”与“开来”等,这些是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将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得更好。这方面学术研讨的成果足以说明:今天——在21世纪初,我国人文学者们关于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不同于汉代的经书笺注家们,不同于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也不同于清代的考据家们,而具有我们自己的时代特色。

  今天,我们对待外来文化,需要真正实现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实现体用合一和中西(中外)贯通

  我们的文化复兴中第二个结合是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结合。过去有一种提法,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0世纪80年代为矫正这种提法的不足,有学者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两种体用关系使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上一直存在着把中学与西学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局限。今天,我们对待外来文化,需要真正实现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实现体用合一和中西(中外)贯通。

  今天有条件这样做。2004年1月5日党中央下发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其中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建设,提到我国需要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同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希望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成为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的、学贯中西的学问家。

  我们在研究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需要和外国文化进行比较,吸收各方面的优质。因此,我建议有关部门能设立经常性的“国学与西学讲座”,请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来做讲演,使我们的思路更加开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上做出更大贡献。摘自《北京日报》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面临三大战略任务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确立和完成三大战略任务。

  一、培育中华文化魅力

  中华文化具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形态。文化魅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前提和源头活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首要的战略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培育中华文化魅力。

  培育中华文化魅力,首先要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形成的文化、外来文化三者并存,复兴国学和提倡西学的声音不时出现。中国文化的魅力不是复兴国学,更不是全面西学,而是建立与中国发展要求相适应、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匹配、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要始终高举社会主义文化旗帜,在文化观念上决不照抄照搬,在发展模式上决不简单模仿,坚决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侵蚀干部群众的思想,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

  培育中华文化魅力,应该制定中华文化魅力培育规划。中华文化魅力蕴藏于中国人日常的生活方式之中,培育中华文化魅力,就是要从中国人日常生活方式中挖掘、发现和提炼出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最能代表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典型样式,如,中华美食、传统节庆活动、民间工艺、民俗风情、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等,加以整理、创新和推广,使之成为代表中华文化的经典名片,增加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其他国家人民的向往和憧憬。为此,要制定统一的培育规划,确定培育项目、培育标准、培育目标、培育战略、培育途径和培育步骤等事项,使中华文化魅力培育成为一项组织性和条理性很强的系统性工程。

  培育中华文化魅力,需要建立有效的培育体制和机制。中华文化魅力的培育并非仅仅是文化部门的事情,而是一个涉及到许多领域、许多政府主管部门和各种民间团体的事情。因此要培育中华文化魅力,有效地实施中华文化魅力培育规划,必须建立统一的培育体制,创新培育机制,形成以政府规划为主导,以其他相关政策为依据和激励,以各种非政府组织为主体,以市场化运作为主渠道和政府扶持为补充的有效的培育体制和机制。

  二、创造中华文化新价值

  文化价值是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一个价值不大,或者其价值得不到充分展现的文化,是不可能具有强大软实力的。要提高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实现文化价值的最大化,并根据客观的需要和可能,创造文化新的价值形态。中华文化既是一个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展现的文化,更是一个需要创造新价值的文化。创造中华文化新价值,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第二大战略任务。

  创造中华文化新价值,就是要根据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提出的新要求,按照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创新中华文化的价值形态,大力开发中华文化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外交价值等多种价值,以充分展现中华文化的巨大价值。创造中华文化新价值的过程,就是中华文化在国家发展中所具有的作用实际发挥的过程,也就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作用的过程。

  创造中华文化新价值,要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提高社会的和谐度。文化作为一个社会共享的意义系统和价值观,是社会认同和和谐的基础。创造中华文化新价值,首先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华文化的吸引力提供价值观资源和基础,并通过中华文化价值观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个领域的渗透、反映和表现,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文化条件,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创造中华文化新价值,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努力实现中华文化经济价值的最大化。中华文化资源丰富,要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方式,传播中华文化,并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向文化产业大国迈进;同时,要努力使中华文化向经济领域渗透,提高中国制造的文化含量和文化附加值,为使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文化支撑和文化动力。文化产业不仅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为社会高层次人才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通过有效的政府政策引导,文化产业能够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三、提高中华文化国际贡献度

  对人类文化发展的贡献大小,是决定文化软实力强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中华文化丰富的资源,提供了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新的巨大贡献的可能,但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可能还没有变成现实。提高中华文化国际贡献度,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第三大战略任务。

  国际上所谓的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往往更多地表现为对中国近期成功的一种尊重或者着迷,以及作为结果,中国影响力的自然增强。虽然我国文化软实力也明显地显示出提高的趋势,但是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文化软实力还很弱,不仅与美国等西方文化软实力强国相比,就是与我国经济的国际贡献和外交上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相比,也是如此。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中华文化的声音还十分微弱,我国文化上的国际贡献度还有待提高。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仅有经济上的贡献和外交上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文化上的贡献。改变我国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国际贡献度和外交影响力的非对称格局,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贡献度刻不容缓。

  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贡献度,要提出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价值理念。共赢、责任与和谐,是我国一贯倡导的、也是最能体现和代表中华文化精神的价值观;从世界各个国家的长远利益来看,也是最能够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认同的价值取向。我们应该加快推进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使共赢、责任与和谐的理念成为中国发展的现实;特别是要进一步推动和谐世界建设,使共赢、责任与和谐成为国际交往新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未来发展的新目标。

  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贡献度,要推动中华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贡献智慧。进一步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各类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文化走出去新体制,实施国际文化品牌战略,培养国际文化名人、国际文化著名品牌和国际文化著名企业,通过文化贸易和文化交流有机统一的多种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彰显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价值。积极参与人类和国际共同问题的研讨与解决,并积极提供能够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文化智慧的解决方案。

  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贡献度,还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能够充分体现中华文化智慧的中国发展模式,为解决人类发展课题提供有益借鉴和启发。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贡献度,并不是要眼睛仅仅盯着国际,更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要能够切实地将我们倡导的价值观付诸国内发展实践,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得以全面和充分的体现,并实际促进着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使充分体现中华文化智慧的中国发展模式进一步得到完善,那么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就能显著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贡献度同样能够得到显著提高,中华文化就能够为解决人类发展课题提供成功的范例。 摘自《光明日报》
 


 

浅谈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对于我们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今天,我们重新研究学习这些精神,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崇德尚义

  儒家文化重视人的德性品格,重视德性的培养和人格的提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生死还重要。孔子说“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生而取义”,都是认为对道德信念的坚持不受物质条件影响。儒家的这种思想在社会上造成了崇德尚义的气氛。这种精神追求,通过古代的文明规范体系“礼”,形成了中华“礼义之邦”的社会风尚。

  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鼓舞人们追求坚定独立的人格尊严,不被任何财富所腐化,不受任何外力所威胁,为那些捍卫正义和美好生活的人们提供了精神激励和支持。在这样的精神影响下,儒家一贯强调明辨义利,主张明理节欲,在价值评价上对坚持道德理想追求的人进行褒扬,对追求个人私欲的人加以贬斥,人的“美德”和修养始终受到重视。在中华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重视礼义廉耻、奉行仁孝忠公诚信为核心的传统美德体系。

  在这种道德取向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德性品格,重视自觉修养和意志锻炼,同时在政治上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注重用道德礼俗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反对以刑罚暴力管理社会;对外则强调“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这些都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道德文明的特色。

  群体优先

  在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中,重视人但不是强调个人,而是重视人伦。中国传统文化总是把人作为一定的伦理关系中的人、在一定的伦理关系中负有伦理责任的人,从而使个人的德性和价值实现紧密地与他和他人的关系相联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所代表的政治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和忠孝仁爱信义的德性品格相互配合与对应。人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伦关系的美满。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处理群己关系,强调群体的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群体的利益是公,个人的利益是私,于是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天下事就成为中国人发自内心的责任,成为一种不可遏止的忧国忧民情怀。孟子说,君子要“自任以天下之重”,就是要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又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汉代以后的士大夫始终强调“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之名教是非为己任”。北宋范仲淹自颂其志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代东林党人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初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天下”的观念,是中国士大夫能超越家庭主义、地方主义而始终把国家整体事务作为己任的文化思想的根源。在这种思想文化里,不仅个人对他人、对群体的责任意识始终被置于首位,也凸显了以小我成就大我、以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维护整体和全局利益、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的价值取向。

  进取有为

  进取有为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时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我们民族危亡之际更成为激励人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如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陆游的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文天祥的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读来回肠荡气的诗句具有强烈的感召力量,无不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发挥了爱国主义的激励功能,培育了中华民族反抗压迫、维护民族文化生命的精神。

  中华文化从夏商周以来传承连续,从未中断。在民族融合中,国家的政治统一成为历史的主流。所以,中华民族不仅几千年来文化传承连续不断,而且赖以生存的政治实体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基本保持了稳定统一。抗战时期,哲学家冯友兰曾说:“并世列强,虽新而无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他总是引用《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说明中国是文明古国,但始终在与时俱进地发展,并在这种发展中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

  近代历史学家曾就中国历史文化的三大特征探讨过三个问题。第一,地域辽阔,人口繁盛,先民何以开拓至此?第二,民族同化,世界少有,何以融合至此?第三,历史长久,连绵不断,何以延续至此?历史学家认为,从这三个特征来看,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必然有一种伟大的力量寓于其中。这个力量就是我们的文化,它给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生命力和内在的凝聚力。今天,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发掘它、维护它,承担起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重大责任。

  文化自觉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连续传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儒家的文化自觉。首先,2500年前孔子整理三代以来的文化,确立了中国最早的经典文本,建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意识,并形成了文化传承的使命感。而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努力传承六经、代代传经释经,后又形成一种道统的意识,历代的儒家学者始终以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和维护华夏文化的生命为神圣使命。其次,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注重历史的传统,很早以来历史的记述不断,而且受到珍视。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儒家在这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最后,很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在政治实践、地方教化和文化活动中始终自觉传播、提供、强调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使得这些价值观念渗透在一切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全体民众的文化心理。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华民族精神”新省思


  我们可以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上内核确立为一个动态的、立体的结构:其中“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构成了横列的“一体之二元”。

  中华民族精神的研究是理论界的热点之一。相关研究在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仅仅从德性或美德这一向度来论衡中华民族精神,二是主要采取列举具体德目的方式来说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这就难免局限。就前者言,一种“民族精神”如果只有“德”的向度,那么无论其德性是何等完满,它都依然是于义有缺的。在个体生命的基本结构中,“德”即德性与“能”即能量(力)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一体之二元。同样,如果没有基本的能力做保障,即使是一个再有“德”的民族也不可能生存,更遑论发展。因此,由德与能共同作用的民族奋斗过程,理当在最为集中亦最为鲜明地体现了该民族之最本质的精神特质与风貌的“民族精神”中得到体现。而在以往仅仅从“德”的视角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诠释中,恰恰见不到“能”的痕迹。就后者言,由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体现出了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风貌与品格,即使列举得再多,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因而难免不完整、不深刻。这种状况应当予以改变。

  如果不是仅仅从“德”的视角来讨论中华民族精神,我们或许能够在被张岱年先生看做是中华民族精神之基本内涵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语中解读到新的义涵,从而对中华民族精神与“德”、“能”之间的内在关系作出新的探讨。这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在根源性上,“德”最初的意思是指“得”,即人类“得道”的过程。人类固然因为“得道”而体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德性,但“道”显然也同时体现为一种绵延无尽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本身就是“能”。因而,人在因为承接“道”而有德的同时,亦由于与道的联结而先在地获得了某种“能”。

  第二,就其字面意思而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的“健”与“强”本来就内在地包含了状述人之能力的义涵。它们所组成的复合词“强健”,其与“能力”相联系的特色不可谓不鲜明。

  第三,正像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思想中总是体现出德性优先、摄智归仁的意旨一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不仅仅只是状述了天与士君子之“德”,而是在颂扬其“德”的同时,事实上也展示了其“能”。即以《易传》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言,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生生不息既是天地之大德,同时也是天地之大能。同样,对士君子而言,参赞天地之化育不仅是一种大德,而且同时也是一种大能。乾卦之“文言”指出:“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乾”的这种大德中难道不是蕴涵着一种“大矣哉”的“能”吗?因此,即使“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没有直接从“能”的角度来论说问题,就其实际的结果而言,它也是关联着、体现着、在某种意义上指向着“能”的。

  由此,主要是揭示了民族精神中刚强劲健、勇猛精进一面的自强不息与主要是指向了民族精神中敦厚博大、覆载养育一面的厚德载物,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之内核中既相互贯通又相互补充的两翼:前者体现了“能”的要求,而后者则直接表现为“德”。而正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分别从“能”与“德”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之内核的基本内涵。

  与此同时,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与时偕行的时中精神。在先秦时代的诸多典籍之中,都有类似于“时中”的论述。而对此最为集中的论述依然是在《易传》之中出现的。根据相关的统计,“时”在《周易》之中凡五十余见,其中相当部分是强调了与时偕行的时中精神。《易传》中有多处论说到“时行”。“与时偕行”不仅正是语出《易传》,而且在其中多见:如《乾•文言》的“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损•彖》的“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益•彖》的“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等。其意指君子应当随时而动,根据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其目的则是为了做到“时中”即随时而中,亦即做到与时变相应的、随时随处恰到好处。

  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上内核确立为一个动态的、立体的结构:其中“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构成了横列的“一体之二元”。两者之间不仅具体地体现了刚强劲健、勇猛精进之能与敦厚博大、兼容并包之德,而且在其形上意蕴中在普遍性、一般性的高度包含了刚柔相济、德能一体的要求。与此同时,无论是自强不息还是厚德载物以及两者所构成的“二元一体”的具体精神义涵与表现形态,又不是静止的、凝固的,而是与时偕行、随时而化、随时而“中”的。正是这样一个包容了阴阳与德能从而在一定的意义上“圆满俱足”同时又是立体而动态的架构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在这一结构中,一方面是刚柔相济、德能一体的精神结构在理论的逻辑上全面包含了人之生命精神的完整内容,体现出了充分的理论涵括力;另一方面,这一结构又不是一成不变、凝固物化的,而是内在地包含了与时偕行且随时而中的要求,因而其具体内涵、表现形式等又是不断变化而又总是合理合度的。可以说,正是这样的内在结构才是与中华民族的泱泱之风相匹配的。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要有更高精神追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提到,要使我们国家成为人民“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把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目标、一个标志,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只有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才能向世人展示中国人高远的精神世界,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提升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一个人如果没有精神追求,就会变得庸俗;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精神追求,就会陷于庸俗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应有物质、技术、功利的层面,还应有文化、精神、价值的层面。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上去了、物质生活富裕了,但如果没有高远的精神追求,整个社会在道德、信仰的层面就难以形成共识,那么,物质生产力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最终会受到限制。“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教育事业应把培养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年轻一代作为重要目标,这其中就包括加强人文教育和加强社会文化环境治理两方面的内容。

  人文教育包括德育、美育、文化历史基础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等。学校不仅传授知识和技术,更重要的是教育学生要具有更高精神追求,引导学生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的人生。一个人读的书会很深地影响其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应提倡阅读人文经典。一个人要提高文化修养,打下做人、做学问的根底,必须精读几本人文经典著作。多读经典,日积月累,可以把自己的品位提上去。这是一种熏陶,一种潜移默化。现在有一种说法,叫“读图时代”、“快餐文化时代”。不可否认,漫画、动画可以传播真、善、美,可以开启青少年的心智。但是,漫画、动画终究不能传播深刻的思想。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完全沉迷于动漫世界之中,完全与人文经典隔绝,那么,天长日久,我们的民族就会变成一个没有深刻思想的民族,变成一个肤浅的民族。

  加强社会文化环境治理,是消除不利于青少年健康发展因素的重要一环。我们的文化产品要向年轻一代、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中健康的、正面的、美的东西。这就要求扫除影视、美术、音乐、网络游戏、平面媒体以及互联网等领域的文化垃圾和文化毒品。对肆意丑化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东西,对恶意诋毁、谩骂我国历史上伟大人物和经典著作的东西,不能听之任之。现在,有的人把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和伟大经典胡乱“解构”,使之“荒谬化”。这种胡乱“解构”实际上是对伟大人物和伟大经典的糟蹋。这些伟大人物和伟大经典不是属于哪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关系我们民族生存的气脉。因此,应高度重视文化产品的文化内涵、精神内涵和价值内涵,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也为我们的国家成为人民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奠定良好文化环境。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真的“够了”吗?


  为什么会有工作狂、购物狂、贪吃狂?为什么人们对名牌的产品趋之若鹜?为什么有人对恐怖新闻、无聊文章、名人八卦和一般媒体垃圾乐此不疲?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信息狂,离开手机一刻就觉得活不下去了?当我们对这一切频频点头的同时,我们还会想:真的“够了”吗?

  第一次看到《够了》这本书时,它的书名就吸引了我。没有唠叨的说教,没有热闹的鼓吹,它只是平平静静地说出一个简单到似乎无需多作解释的真理:“够了。”只要两个字,就够了。

  对中国人来说,“够了”的观念并不陌生,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自古就有“知足常乐”或“过犹不及”的说法。前者是老子说的,后者是孔子说的,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强调凡事应当有一个合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事情将不是变得更好,而是要变得糟糕了。所以人不能够放纵自己的贪欲,所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道满足的人,永远是快乐的。实际上,这种观念在西方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曾经对着雅典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惊叹:“这里有多少我用不着的东西呵!”

  我们早就知道,与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为生存而斗争的祖先相比,自己生活在一个丰裕的时代。我们是进化链条上的胜利者,用聪明才智发明创造出数不清的新产品、新技术,我们不再挨饿受冻,我们的房子越来越大,交通工具越来越快捷,生活中有越来越花样繁多的娱乐和享受,但是我们可曾真正想过停下来,对自己说“这些足够了”?没有。我们一路勇往直前,渴望更多,制造更多,拥有更多;从匮乏到丰富,从丰富到过剩。从苏格拉底的时代至今,又创造出了多少不但他用不着、我们自己也用不着的东西呢?

  不停歇的追逐更多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和满足,相反,它使我们变得更不满、挫败、负债累累、筋疲力尽而又无法停下脚步。地球也已经不堪重负,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今天,“够了”仍然是一句沉默了千年的口号,似乎早已存在,却从未有人真正倾听过这个声音。

  《够了》是一个及时的提醒。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就是一个跟随作者的指引,审视自己的生活、思考自己已经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前进了多远的过程。我们或许都有过类似的经验:

  办公室、家里堆满了根本没有翻过的报纸;几十个rss订阅源每天收到上千条新闻,连标题都看不过来。喜欢吃,暴饮暴食之后又为体重发愁。喜欢购物,却买回来一大堆没有用、不需要、在付账之后立刻就失去兴趣的东西。mp3显示的播放时间意味着不眠不休也要听几个星期,家里的游戏机、健身器已经积满灰尘,却仍然对广告中标榜更大容量、更多功能的新产品感到眼热。为了得到这些诱人的小玩意(当然还有更大的房子和更豪华的汽车),不得不更努力地工作挣钱,而当你将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换来这些产品时,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去使用它们。连度假也变成了一场战斗甚至灾难。

  我们太忙碌,也太盲目了,唯一的目标就是指向“更多”。我们像鱼缸里的观赏鱼一样,不知道何时停止吃东西,同样,也不知道何时停止工作。我们的社会相信一个经济无限增长的神话,看不见或者假装看不见,整个星球的资源已经几乎消耗殆尽了。这一切的结果并没有让我们感到幸福,还把我们推到了危机的边缘。

  在《够了》这本书中,你不仅能够看到自己犯下的这些错误,还能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做。通过心理学研究的新成果和生动有趣的心理学实验,作者说明了我们的大脑为什么如此贪得无厌,并且使出种种花招,用虚幻的假象迷惑我们,诱使我们走入陷阱。你会看到自己心驰神往、苦苦追求的迷人的产品或需求,归根结底被还原成大脑中某个特定区域的一个化学刺激。这就是你如此强烈地渴望得到它们的原因,也是你一旦得到它们,立刻感到不满足、开始渴望更多的原因。对更多、更好的不懈追求,曾经是我们进化的推进器,但是现在,这已经成为进一步进化道路上的障碍。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将地球烧成了一片焦土,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世,还有什么进化可言呢?

  回到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如果那样一个合适的限度确实存在,那么我们早就越过它了。你或许不需要像这本书的作者那样极端——他扔掉了电视机,不用手机,辞掉了全职工作——但一个明智的人心里应该有一个声音时时提醒自己:更多不等于幸福,这些已经“够了”。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现代学术转型中国学资源的流失

——从梁启超的国学分类说起


  1923年,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将国学分为两类,一是文献的学问,一是德性的学问。所谓文献的学问,就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的这部分事业,这类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德性的学问,就是身心性命之学,也就是人生哲学,这类学问应该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梁启超的分类,客观上反映了古代学术(国学)的内涵。古代的“学”分为两类:一是知,二是行。

  在现代学术转型中,这两类学问都存在转化的问题。现代学术体系几乎是按西方的分类体系建立的。而国学一旦进入现代学术分类体系,就变成了知识之学,属于文献的学问。古代的学术分类和现代的学术分类并不对接,当国学强行纳入现代学术体系之中,基本上国学也就整体性肢解了。如此一来,国学资源的本味就很有可能流失了。

  以上所说是文献学问的资源流失问题。而更为紧要的是,梁启超所说的德性的学问是否都进入了现代学术体系之中,以及进入的部分是否存在问题?德性的学问又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藏在书册中(那也是活生生的人生哲学的总结,不是知识之学),这部分已进入现代学术体系之中,但发生了变异,即进入现代学术中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中。

  第二部分体现在实际的修身涵养和实践行为中。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的学问都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体现在生命的流程中,生生不息,并且走向终极的目标。然而,随着现代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的逐步建立,这种行的可贵学问,大都在忽视中流失了。王国维1911年在《国学丛刊序》中论现代学术,就曾说:“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曰史学也,曰文学也。”可见,现代学术是无法把行的学问纳入其中的。

  在现代学术转型和现代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极少数学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尤其是民国以后,梁启超发现了现代学术转型中国学资源的流失问题。他在1922年的《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中,认为胡适“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有石破天惊的伟论”,这是肯定胡适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学的贡献,同时又指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十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这是因为这是德性的学问,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只能用“体验”的方法才能得其真。如他批判胡适讲孔子拿知识论做立脚点,是“弃菁华而取糟粕”。因为孔子哲学的精华在人生论,知识论只占其第二位第三位。这样,用西方的知识论来研究国学时,其精华部分反而被流失了。

  同时,梁启超也发现了现代教育体系中德性的学问的缺失。对于这一现代教育状况,梁启超极为忧虑。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求学问,“为的是学做人”,而做人必须具备智、仁、勇“三达德”,做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因此,教育应分为知育(智育)、情育、意育三部分。智育是求知识,包括常识、专业知识和总体的智慧,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情育就是养成普遍的人格,了悟宇宙和人生的大道,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意育是磨练人的意志,保持勇气,目的是教人做到“勇者不惧”。因此,他呼吁重视德性的学问,并强调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求得。

  但是,梁启超的呼声只能是空谷回音,并未产生实效。随着国学的重要资源的流失,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也一步步地被淡化。因此近一二十年又有了复兴国学的强烈呼声,并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反思现代学术和现代教育的弊端,依然在这种学术和教育体系之中去学习和研究国学,而不是像古人那样讽诵涵养、切己体察,在行为和信仰中去学习、接受国学,那么国学的精华依然无法真正地被挖掘,更谈不上进入当代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和精神世界之中。 摘自《浙江日报》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应坚持的原则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和精神的归宿,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向心力的源头活水。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是单纯地“恢复”过去的文化,更不是简单地“移植”外来的文化,而应在继承传统、保持民族性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发展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华文化。

  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各民族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要坚持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原则,坚持各民族文化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的原则,坚持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原则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原则。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先秦以前就有了中原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分野,这种分野为以后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华各民族文化自古就有密切的联系,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的交往更加频繁。特别是在秦汉统一以后,汉文化作为主流文化逐步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从文化的认同发展到政治认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多次短暂的分裂,但统一是主流,是大趋势。短暂的分裂后是进一步的民族交往与融合。元朝以后,统一多民族国家更加巩固和强大。已故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经过长期研究后,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和文化特性。因此,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候,在体现各民族固有的文化特色和精神特质的同时,要特别强调中华各民族共同拥有的核心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民族精神,使之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

  任何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创造和成长起来的,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也有自身的优点和缺陷。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候,一方面,国内各民族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学习。因为中华文化本身就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结晶,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成果。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候,更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把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成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要“洋为中用”。借鉴和学习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吸收各种文化的有益成分,使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充满生机。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在保护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还要有世界眼光,因为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离不开与世界各种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抓住机遇,建立民族性和开放性兼备的文化机制,按照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积极学习借鉴各国优秀文明成果,才能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新的内容,保持中华文化的永久活力。

  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的产物,都有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发展都是在既往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否定传统,割断历史,民族文化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民族精神家园就会丧失根基。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大道运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以人为本、重义轻利的伦理观;贵和尚中、中和协调的哲学理念。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形成了兼容并包、中华一体、协和万邦、爱好和平的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撑。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是维系民族认同、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和根本。在全球化条件下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得以很好地传承,成为凝聚人心、促进发展的精神力量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创新和与时俱进。在人类历史上,许多辉煌一时的古代文明之所以走向衰落,除外力作用外,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中华文化之所以延绵不绝,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曾中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继承发展中不断创新。比如,在爱国主义方面,先秦时有屈原“上下求索”的忧国忧民情怀,宋朝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居安思危之情,明末清初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近代有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献身精神。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精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股拼命精神;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先后提出了“六十四字”的创业精神、“抗洪精神”、“两弹一星”精神,2001年又提出要宣传和弘扬五种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可见,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因此,在继承传统、保持民族性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发展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华文化,才能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永葆活力。 摘自《中国民族报》
 


 

志愿文化的社会价值


  以奥运为契机,中国志愿服务事业得以跨越式发展。志愿服务在后奥运时代如何创新与发展,特别是志愿文化如何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等,是北京奥运会后需要我们思考并着力破解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志愿文化在扶助弱势群体、缓解社会矛盾、增强社会互信、促进道德进步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志愿文化的社会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

  价值导向功能。志愿服务作为一种以人性、道德、良知为逻辑起点的行为,其动机和目的需要文化上的解释和支撑,从而指引和感召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志愿文化基于对和谐、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注重社会道义,强调社会责任,更多地考虑社会分配的公正性,具有自愿性、公益性、社会性的特点,其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其精髓在于个人对正义、和平和集体福祉的责任。博爱、给予、利他、济世是志愿文化的道德情怀。志愿文化的核心志愿精神,起着重要的价值导向功能,只有对志愿精神理解得越透彻,参与志愿服务的自觉性才越强,志愿行为才越持久,才能合理地解释志愿服务何以产生、如何发展及意义所在。国际上认同的志愿精神有三个要义:一是自愿,二是不计报酬,三是利他。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这样描述志愿精神:核心是服务和团结以及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志愿精神所激发出来的做好事的行为不仅局限于传统的扶危济困,而且包括了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益的各种义务性工作。其真正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现代公民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有序参与社会的重要方式。

  文化整合功能。志愿文化同样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志愿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日渐表现出群体规模的庞大性、人员构成的多样性、个体目标的分散性和群体规范的非强制性等特征。志愿文化的产生势必唤醒志愿文化主体意识,即有效地增强志愿主体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能确保志愿者时刻保持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能为志愿服务项目创新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志愿服务依赖于个人意志,志愿者组织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不可避免的松散性、临时性和短效性,如何才能保持志愿服务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有赖于文化内驱力的发挥。

  文化共同体要求其成员的行为能够符合共同体的利益,即“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当怎样做”的文化规范。良好的志愿文化规范能够为志愿者组织的制度建立和完善提供思想、信念支持并节约制度成本,弥补具体制度的不足。志愿服务的理性发展不仅要依靠政府行为的规范,也需要志愿服务主体本身的完善和正确引导,最终要靠志愿者自身观念意识的更新,从而使志愿文化走向和谐。

  方法创新功能。志愿服务文化,由志愿服务的性质决定,在志愿服务的长期实践中形成,根植于志愿者群体。志愿文化的产生过程和社会基础决定了其在传承、融合、创新的过程具有自己的特性。文化的熏陶性、思想的感染性、教育的引导性、价值的取向性构成了志愿者行为和志愿者组织与社会文化的有效对接。运用文化的方法有利于创造出宽松、自由、和谐的志愿服务环境和文化氛围,从而使服务内容日益丰富多样,服务领域不断拓宽,服务对象迅速延伸,活动层次正从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初期生长点,走向关注人的总体生存状态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文化的主体性、多样性、包容性,有利于以沟通、理解、对话的方式实现志愿服务的“文化自觉”,不仅能够提升志愿者个人的道德水平和服务能力,而且通过志愿精神的内化可以激发志愿者参与志愿文化建设的愿望和意识,在志愿服务活动过程中能够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社会文化,多方面地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中来,担负起更多的社会公共责任。 摘自《中国教育报》
 


 

怀特:对文化作最精确的分析


   从人类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怀特毫无疑问是当代人类学界一位卓越的领导者,不仅如此,他还推动了人类学全面发展。当他进入人类学界时,人类学由一种消极的、批判性的单一理论控制着;当他离开时,人类学已成为一个积极的、扩大的、普及的学科。在这一转变中,怀特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为人类学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

  莱斯利•怀特(Leslie A.White,1900年~1975年)出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从孩提时代到获取心理学硕士学位的25年间,人类学从未进入怀特的视界。然而在1925年,怀特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人类学专业文章《人格与文化》,将学术视角转向了人类学。1927年秋,怀特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布法罗大学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1930年到1970年,怀特在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执教,在使该系成为世界最著名的人类学系的同时,怀特也一步步登上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高峰。

  怀特最大的贡献是复兴文化进化论。在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人类学界几乎是博厄斯及其学生的天下。博厄斯学派强调实地调查、如实反映现实,严厉批评19世纪的文化进化论,尤其反对其“推测式的历史”。怀特则认为,文化进化论是富有成效的。他预言:“我们可以相信,进化理论正如它在生物学和物理学中那样,将会在文化科学中重新流行。”为此,他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他陆续出版了文化进化论学说的代表——摩尔根一些未曾发表过的旅行日记和信件,编辑出版了《古代社会》并为之撰写长篇“引论”,还发表了《文化进化和能量》、《传播与进化》、《文化的进化》等大量宣传文化进化论的文章。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重视“进步”的文化进化理论,文化进化论在人类学中的地位被重新确认。虽然1959年科学界对进化论的肯定使得文化进化论在人类学界的恢复相对容易些,但是如果没有怀特常年的呼吁,文化进化论在人类学界的恢复是不会如此迅速的。

  除了复兴文化进化论,怀特最重要的贡献是澄清了文化的概念。他于1959年发表的《文化的概念》一文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对文化这一概念作过的最精确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怀特提出了关于文化的著名定义:“文化是依赖于符号的使用而产生的,包括物体、行为、思想及态度。”在怀特关于文化的定义中,符号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他认为,人与动物的大脑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而不是量的差异,这一区别是基于唯独人才具有的创造符号并赋予事物本身并没有的意义的能力。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也就仅仅是动物而不会成为人类。

  在澄清文化概念的基础上,怀特还提出,研究文化的科学应该有一个专有的名称,他称之为“文化学”(culturology)。在《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一书中,怀特对文化学进行了充分的阐述。怀特提出的“文化学”主要包括3方面内容:首先,文化是一个独特的领域,它按自己的原则和规律运行,因此仅能用文化学来解释。这就是说,某些先前被假定为属于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却在这些领域内无法得到恰当解决的文化问题应由文化学来解决。其次,人类行为是文化的函数:B=f(C)。随着文化的变化,人类行为也将发生变化。在构成决定人类行为的诸种因素中,最终的决定因素并不是社会或群体而是文化传统。最后,“文化学”一词揭示出人类有机体与超有机体的传统之间的关系,即文化之间的关系,它建立了一门新的科学。以《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和《文化的进化》的出版为标志,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学初步形成,怀特也因此被誉为“文化学之父”。

  怀特借用了能量学说来解释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他认为,文化只不过是人类这一特殊种族的生命过程得以绵延不断的一种手段而已。它是一种向人类提供生活资料,保护、进攻和防御,社会规划,宇宙调节以及娱乐的机制。为满足人类的需要,能量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利用和控制能量,以使它们能为人类服务也就成为文化的首要功能。按照怀特的观点,任何一个文化系统中都可区分出3种与能量有关的因素:每人每年消耗的能量数,使能量消耗并使其产生作用的技术工具的效能,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所需物品及其服务的数量。通常情况下,当每人每年消耗能量的数量逐渐增加时,或者使能量产生作用的工具效能不断提高时,文化就逐渐发展。这种每人每年利用能量总量增长的运动过程,就是文化的进化。从上述观点出发,怀特将整个人类文化的进化历史分为4个主要阶段:(1)依靠自身能量即自身体力的阶段,如狩猎、采集等初民的经济活动,这是完全依赖于人类躯体能量的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原始共产制”社会;(2)通过栽培谷物和驯养家畜,即把太阳能转化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能量资源的阶段,相对应的是古代文明的出现;(3)通过动力革命,人类把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地下资源作为能源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现代化工业国家的出现;(4)核能阶段。到目前为止,核能还是小范围的应用,尚未有过普遍利用这种新能源形态作为工业动力源泉的文化进展,但这是人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战争中利用原子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问题。 摘自《中国民族报》
 


 

对跨文化经济交往的思考


  2004年9月12-22日,应汉斯•塞德尔基金会邀请,我随中央党校代表团在德国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州进行学术交流和参观访问。在9月15日的拜罗伊特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时,社会学系的库曼教授所作的学术报告“跨文化的经济交往—与异文化的人们共事”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兴趣。

  世界上跨文化的经济交往自古有之。据考古发现,早在4000年以前,世界上就有了不同国家的贸易交往,如伊拉克与伊朗、土耳其、印度那时就有商品的交流。中国的“丝绸之路”就是中国在古代社会与中亚、欧洲进行贸易往来的主渠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跨文化的经济交流已经由原来交往范围狭小、交往频率低转化为世界范围内人们的日常行为。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自觉不自觉地纳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轨道。发达国家率先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自己的跨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也纷纷不甘落后,从而世界性的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这些跨国公司要雇用当地的员工、工程师甚至高级管理人员,同时要正确理解当地的市场环境。跨国公司在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过程中,都离不开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和习俗,进行有效的跨文化的管理。其实,跨国公司在跨文化的管理和经营过程中无不充斥着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因忽视文化的作用而导致跨国公司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跨文化的经济交往中文化的管理就成为跨国公司制定管理策略的重要课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几年前,与其说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竞争有着市场化运作、产品技术和现代管理流程方面的绝对优势,那么,随着中国改革不断走向深入,市场机制不断完善,中国企业在对西方现代技术和管理流程掌握程度的不断提高,跨国公司的这些优势将逐渐减弱,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力逐渐加强。同时,跨国公司面临国内公司的另一强劲的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好文化差异的问题,而国内企业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华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领中国市场、保护本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他们纷纷注重跨文化管理,以避免因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冲突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这方面,德国在中国的企业做的最有特色。

  据了解,投向中国的外资中,来自德国的投资连续10年占欧洲各国对华投资首位。目前已有在华企业近2000家,共完成近3000个项目,总计超过75亿欧元的在华投资,德国已成为中国在欧洲的最大投资伙伴。近年来,德国在华的跨国公司本土化趋势在加强,比如,“德国企业在中国寻找跨国经理人”项目就是德国企业本土化的一项重大举措。项目实施7年来,德方企业已经打造出251名优秀经理人,其中德国西门子(中国)信息通讯集团总裁于向国就是一个热爱中国文化并把中国文化运用到管理中的本土优秀管理人才。今年,德国企业在北京地区首批选拔出来47名未来德国公司职业经理人才,于9月飞赴德国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工作,而他们在出发前就纷纷被各家德国企业预定。这是由于德国籍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会因种种原因无法久居中国,而德国企业也更愿意吸纳中国本土的优秀人才任职,因为中国本土人才具备在本土工作的许多优势,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和市场环境更为了解,语言沟通更为容易,在销售方面也有其长期建立的客户群和人际关系圈,再加上将他们输送到德国,进行现代管理流程的培训,提供其在德国的生活学习经历,这样使他们与德国企业方面也不再有沟通方面的障碍。我想,德国在中国的企业注重跨文化管理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本土化措施,是德国企业在中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20多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主题是“请进来”,从进口国外的消费品到后来引进技术、设备,再到引进资金、人才、管理,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引进了大量的全外国企业、跨国公司。在这种战略下,跨国公司对中国人来讲似乎是一个与己无关的事情,是外国人的跨国公司。上个世纪末,随着中国企业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成熟及经济规模的扩大,特别是中国加入WTO,这意味着中国将更为深入地参与世界经济的运行。中国的对外开放在新的形势下,不但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充分鼓励和引导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在国外投资、办厂,发展和培养我国的跨国公司。从目前来看,我国境外企业有6000多家,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内许多有知名品牌的生产企业,如海尔、小天鹅、康佳、海信、金城摩托、中兴通讯、鹿王等,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实现了“境外生产、境外销售”,基本体现出了中国跨国公司的雏形。但是,中国在境外办跨国公司的历史短,经验也不足,中国跨国公司在国外的发展仍然步履艰难,其中对异文化缺乏了解和充分的认识,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是必须要克服的一大障碍。

  目前,中国正日益成为德国一个新的投资来源国。据中国有关经济部门粗略的统计,目前在德国有大约600家中资企业,总体投资达到2亿美元。这种投资的势头还在以很快的速度增长,企业咨询界人士估计,2015年中国在德国境内的总投资额将达到20亿美元。但是,据了解,中国到德国或其它欧洲国家来的中国企业,呈现出两种发展态势:一方面是较大型的投资项目难收到预期效益,而中小型投资项目发展呈相对稳定的态势。中国在德国的大宗投资远远不如德国企业在中国所获得的成功,如德隆公司和海尔公司在德国投资并不令人乐观。其主要原因有:缺乏对德国以及欧洲市场的全面了解;对当地文化、制度和法律如劳动法、环境法以及税法等知之甚少;对难度估计不足等。 与中国大型收购投资项目相比,很多中小型的中国投资项目在德国表现的令人欣慰。在德国南部接近捷克的帕绍,中国中强电动工具有限公司以300多万欧元收购的德国卢茨电动切割工具公司正在稳健地运行着。该公司去年的产品销售额较前年增长了2.5倍,目前产品已经在全欧洲范围内销售,明年还会把销售扩展到北美。中小企业在德国的成功都具备几个明显的共同点:都是有备而来;中方管理人员基本都比较熟悉德国的情况,大部分企业同时聘请能干的德国人担任管理工作;有机地结合着中德两国各自的强项等。从这些因素来看,跨国公司的文化管理十分重要。中国企业到外国发展,事先一定要看好发展方向,并且要熟悉外国的文化、法律、习俗等。在这方面,德国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无疑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企业的借鉴。

  跨国公司作为一个跨文化的国际性企业,意味着他们比其他企业的管理要更加充分地考虑到文化的差异和多元文化的问题。文化差异在跨文化的经济交往中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现象,如处理不当,这种文化因素将成为影响跨国公司经营管理失败的决定因素。在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中,文化差异也必将成为中国“走出去”的跨国公司和跨国企业首先要跨越的一大障碍。由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冲突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中作何反映,以及我们如何应对文化冲突的挑战将是中国跨国公司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文化是金融健康发展的源泉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对金融业而言,文化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它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源泉。

  金融文化是一般文化属性与金融属性融合的体现,是制度规范、管理理念、思想精神的总称。与其他文化一样,金融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以及广泛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政治体制,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从文化的视角看金融,有助于我们了解一国金融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世界上金融管理模式和金融体制之所以纷繁多样,诸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金融制度都有自身明显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的差异。文化可以彼此学习、借鉴和吸收,但不能完全移植。随着国际经济联系和交往的增多,不同文化虽然出现了一些趋同现象,但并不能改变各自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金融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经济体的金融治理结构和风险偏好。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各主要经济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美国金融体系到目前仍未恢复元气,欧洲一些国家金融体系受到的影响相对较轻,而中国金融体系虽然受到间接影响但仍保持了正常的融资功能。中国金融体系为什么能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人们往往从金融结构差异、发展阶段不同、创新程度等方面去分析,却很少从历史文化角度去看待。实际上,文化对于金融的影响比我们料想的要大得多。这也是一些国家危机频仍的重要因素。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金融业无论是发展阶段还是创新层次都有明显差距,但落后并不意味着可以自动免疫。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进行了外汇体制改革和其他大规模的市场取向改革,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又进行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果断化解了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极大提高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免疫力。在每次危机之前,均能采取恰当的政策与改革措施决非偶然,其背后一直隐含着一种力量,这便是文化。

  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先进的文化是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的源泉,它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金融发展的过程之中,具有自觉的思想纠偏机能,使金融业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从这种意义上讲,没有任何东西比文化的缺失和扭曲更为可怕。我国金融文化蕴涵着许多积极和先进的因素。在过去30多年中,伴随着我国金融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文化逐步形成。忧患与责任、包容与开放、渐进与稳健日益成为我国金融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并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挖掘、总结和提炼并加以弘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金融奇迹,重要原因在于我国金融文化中蕴涵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是基于对金融业高风险特点和金融运行规律的清醒认识,是管理当局和金融机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一种自觉的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更是我国传统历史文化在当代的积极体现。忧患意识充分体现了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为金融自身改革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正是清醒地看到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金融体制转型中的缺陷以及现代金融业潜藏的各种风险,我国才得以持续地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中央银行体制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形成以及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都表现出一定的预见性,体现了忧患意识。从文化的渊源看,金融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深深植根于我国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中华民族饱经风霜和磨难,一些传世古训诸如“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表现为强烈的责任感和能动性。强烈的忧患意识,使我们能够及时总结金融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利弊得失和潜在风险,适时进行改革,从而推动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

  包容性是中国金融文化的另一个明显特征。包容意味着共存、共赢、多元和开放。对于经历了长期计划经济的中国而言,金融制度的每次变革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争论。搁置争议,包容各方,重视实践,勇敢前行,逐步突破成为金融发展中的主流文化。多年来,我国始终坚持金融改革开放不动摇,实际上是金融文化包容性最深刻、最具体的体现。这种包容体现了改革和开放的有机统一。实际上,金融改革的过程就是对内开放的过程。这些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体系,逐步改变了单一的金融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市场主体结构,给每个社会主体公平参与金融活动的权利,并充分享受现代金融发展的便利,这是对包容性最好的诠释。我国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从引进资金、引进管理技术到引进金融战略投资者,都体现了包容。包容,丰富了我国金融文化的内涵,也为传统的金融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命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包容,才破解了一个个金融难题,不断取得改革的新进展、新突破;正是秉持虚怀若谷、兼收并蓄、合作共赢的态度,才使我国对外金融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渐进性思维在中国金融文化中占有突出位置。渐进性在我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也符合科学方法论的要求。回顾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历史,几乎每项重要改革都将渐进性确立为基本原则。渐进性是适应金融环境复杂性和我们认识局限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工作方式。这种改革思维和模式不同于激进式的休克疗法,是在遵守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强调改革、发展与稳定相协调,强调社会、市场和公众的承受力以及对改革的驾驭能力,强调增量改革。这样的改革在经济学上也称为帕累托改进。金融改革中的许多案例,诸如汇率双轨制、商业银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并存制度、信用调控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制度等等,都体现了改革的渐进性。

  我国的金融文化深深植根于我国核心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拥有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思想的有机统一,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在这样沃土上生长的金融文化具有丰富的底蕴,有坚韧的生命力。多年来,我国在借鉴国际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规则、理念、理论、方法、技术和惯例时,始终坚持科学的态度,注重在消化吸收基础上与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既认真了解、研究、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发展的普遍规律,借鉴和吸收他国金融发展的经验和成果,同时,也坚持从实际出发,探求我国金融发展的特殊规律。我们重视引进国外先进的金融理念,改进我国的金融治理和经营管理,同时紧密结合我国政治文化特点,加强有效监督和制衡。

  当然,我国的金融文化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国内金融机构依然存在一些明显行政化倾向,官本位思想还比较严重。应当说,经过多年市场化改革后,金融机构的市场本位思想已基本确立,但对行政级别的依赖、对行政区域的依赖以及对“大一统”的依赖还相当流行。行政级别作为一种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在金融领域普遍存在,模糊了职位晋升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业金融家成长的环境以及市场统一配置资源的效能和区域金融合作。我们过于依赖传统的金融机构和手段,创新型的自主金融品牌相对短缺。另外,一些金融机构对大企业、大项目过于倚重,信贷文化和信用环境也有待改善。

  金融文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现代金融文化具有广泛的国际性,文化的交流比物质商品的交换更为重要,应当在传播先进文化理念、加强国际沟通和促进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完善我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过程中,加强金融文化建设,可以彰显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不仅要展现巨大的市场,还要提供丰富的文化,通过政策协调和有效沟通,让海内外充分了解我国金融文化的深刻内涵,不断提高文化的影响力。通过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增加我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声音。同时,创造更多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金融品牌,为提高软实力奠定资源基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生产发展、人民生活、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新闻出版作为金融舆论传播媒介、金融文化传承载体,既承担着宣传国家金融方针政策,为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的重任,还肩负着传播金融知识、弘扬先进金融文化、提高广大金融从业人员业务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使命。金融新闻出版工作是金融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和传播先进金融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作为先进金融文化的基本载体之一,金融新闻出版业是先进金融文化的创造者,是为社会提供金融精神产品的产业。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金融新闻出版业应适应文化产业改革发展的要求,深化改革,为繁荣金融文化、促进金融事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摘自《中国金融》
 


 

企业成长的精神资源


  企业成长的精神资源,是指一个企业健康成长所需要的一种恒久的精神动力支持系统。企业经营也是一种价值追求,企业的真正成功靠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道德感和人文精神,一种对规则的遵守和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中国的企业在强调自身发展个性的同时,是否拥有能够代表国家和民族形象的共同信仰和精神,这决定着一个企业能走多远。从这一角度看,企业成长的精神资源有三个基本方面:企业家精神、企业信仰、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健康长寿”的基因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管理者在经营企业和成就人生过程中积极向上的自我意识。一个企业能否健康发展,企业家的素质至关重要。在现代企业的发展中,企业家精神日益受到重视,甚至被称为是一种最稀缺的资源。从意识层面上来讲,“精神”所包含的要义不在于“怎么做、做什么”,而在于“为什么去做”,也就是说,精神主要解决的是原动力的问题。在这种原动力的引领之下,企业家带领企业团队去进行战略规划、业务开拓、市场发展等等。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文化品质,这种文化品质既是企业家这个特殊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也是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模式的抽象表达。从现代企业的发展着眼,我们认为企业家精神中最重要的要素是创新、诚信、学习。

  首先,创新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家最重要的素质,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著名管理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这一定位集中凸显了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家是否具有创新意识,对于企业的兴衰存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创新要求企业家要及时把握机遇,勇于创新、敢于冒险,并进一步把这种创新意识转化成创新能力,渗透到技术、产品、市场、组织、管理等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其次,诚信是企业家的立身之本。就哲学层面看,“诚信”是诚实与信用的一致,即以诚待人,取信于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是信用经济、诚信经济。没有诚信的商业社会,将充满极大的道德风险,会明显抬高交易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诚信也是当代人际交往和经济贸易活动中必须遵守的一项基本准则。对于企业家而言,不仅要求自身遵循诚信的做人做事准则,更重要的是要带好一批人,把自己的企业做成一个诚实守信的道德组织。只有企业家成为企业诚信经营准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诚信才能真正成为企业的经营理念,贯彻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再次,学习是企业家素质提升的源头活水。企业争胜的本钱是学习,只有一流的企业家思维才能构建一流的企业,企业每天都面临着千变万化的市场挑战。所以,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学习是现代企业家的“第一智慧”,今天所有成功企业家成功人生的每一次质的飞跃和提升,都是从学习新知识树立新观念开始的。通过学习,不断突破思维能力的上限,实现观念和视野的超越。

  企业信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企业家基于自己的信念与价值观,带领自己的员工一起去追问“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企业?”而基于这种追问所达成的共识,就是企业信仰。很显然,企业信仰是对企业存在的愿景、意义及其使命等核心理念的回答。如同有信仰的人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把自身的一切力量集中到既定目标上一样,企业有信仰,才能够让员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合力,促进企业发展。

  在当代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经过各类MBA系统培训,有关企业的战略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等各种求“术”的知识并不缺乏,但是一种建立在人文关怀和道德精神基础之上的“道”的诉求意识却有待提升。信仰是人生的力量源泉,它能焕发出强大的驱动力,一个人信仰越坚定,其内心激发的驱动力就越强大,越持久。一个有信仰的企业家才可能塑造出一支有信仰的企业团队,进而打造出优秀的企业及其企业品牌。

  信仰的可贵就在于坚守,持续地坚守。放眼世界的著名企业我们看到,他们都一以贯之地践行着自身既定的企业理念和行为准则,不为利益所惑,自觉摈弃那些有悖理念和准则而可能带来的短期利益,让企业信仰像血液一样流动在员工的肌体之中。

  要建立信仰,必须经过长久的历练。尤其是在日益物质化世俗化的社会中,信仰常常被物质实用所干扰甚至淹没,以至于产生信仰危机。在这种情势下,企业更加有必要去进行方向性强化,引导员工表现出对企业使命的渴望与认同,并逐渐培育起企业信仰。这里需强调的是,企业信仰的培育要注意借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为企业信仰的建设提供博大精深的文化支持。例如儒家传统中尊重个体、慎独守信、自强不息以及注重心物平衡的理念,无疑具有超越时代的文化价值。近年来,“中国式管理”日渐引起企业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认识到,中国人文精神作为一个信仰体系具有博大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良好的精神内核,经过现代性改造完全可以转化成为中国企业建立共享型价值观的精神资源。当社会流动日趋频繁,个人创业风气日盛时,企业急需明晰自己的信仰,使工作富有意义,以吸引、激励并留住优秀的员工。而当企业面临经营风险和困难挫折时,企业信仰又往往能唤起全体企业人不离不弃的维系和不折不扣的坚持,成为帮助企业度过困境、奠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基础。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铸就品牌、展示良好形象的保障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实践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不可能永续经营,而由一个个缺少社会责任的企业所构成的社会也不可能健康和谐地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强调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和环境的道德义务,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显然,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人文承诺,即企业通过尊崇伦理价值以及对人、社区和自然环境的尊重,实现企业经营的成功。

  长期以来,重制度建设而轻道德责任培养的倾向,已经对当代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企业当然要追求经济效益,创利无疑是首要目标。然而,作为社会成员,企业同时也肩负着社会责任。从企业文化的角度来看,在全球化时代,企业之间竞争的重心已经从过去的技术、设备以及制度等“硬件”,转移到企业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等“软件”上来。一个社会责任缺失的企业,既不能带来任何积极的社会影响,也不能提高企业的持续竞争力。因此,企业应该把承担社会责任看作是与社会创造共享价值的机会,而非单纯的危害控制或者公关活动,这需要我们具备全新的思维方式。

  致力于社会和谐应该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最高境界。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更是人类进步的推进器。因此,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可谓是企业最深远的“利益”追求。企业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把社会和环境的因素融入企业的日常经营中,切实处理好与相关利益群体的关系,进而直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置身于社会中的企业,不应该孤立于社会之外而将其视为一个特殊的范畴,它实际上更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去应对社会实践的挑战和变革。社会经济生活越活跃,企业越应该加强自律意识。从社会所赋予企业的伦理期待来讲,企业应该为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表现出更积极的促进性的一面。企业需要在经营运作逐渐成熟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企业文化建设,在企业伦理的层面上逐步规范整个企业,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融入社会,真正达到义利统一。如果很多先进的社会理念等在企业里能够先行一步,那么无疑会对社会产生一种良性影响,优化社会的人文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竞争已从单纯的价格、质量和服务竞争转化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品牌竞争。通过品牌背后蕴含着的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赢得消费者和公众对品牌的认同,已成为一种高水平和智慧型的竞争选择。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提升的机会,企业主动创造机会履行社会责任,把社会事业与企业竞争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是提升品牌知名度的有效途径;另外,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永续经营的社会资本,在激烈的品牌竞争中,对企业而言最典型的稀缺资源,无疑是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这种稀缺资源的获得,除了企业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外,更多的可以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来获取。

  总之,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企业经营渐归于秩序,行为渐归于准则。在内功胜过张力,道德比肩效益的今天,关注企业成长的精神资源的挖掘和培育,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可以确信,在未来的企业竞争中,赢家必然是那些严守准则,有社会责任感,有良好道德水准的企业,也就是有信仰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必定能够形成长期的核心竞争力,得到社会的认同与尊重。 摘自《光明日报》
 


 

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


  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推动地方经济尽快走上创新驱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去年以来,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探索走出了一条以工业主导型经济格局为方向,以商贸、旅游、肉牛、果菜4大产业为支撑,以建设甘肃和西部工贸旅游经济强区为目标的符合实际的发展路子,呈现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民生不断改善、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第一,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有效推动了发展方式转变。去年以来,崆峒区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在积极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高度重视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目前,全区21个新型工业化和煤电煤化工开发重点项目已开工16项,完成投资10.36亿元。25个现代农业发展项目已开工建设19项,完成投资1.28亿元。“四个一”农业结构调整工程深入推进,崆峒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新建日光温室70座,搭建拱棚1380座。加大旱作农业技术推广力度,在17个乡(镇)完成全膜双垄沟播覆膜11.14万亩。同时,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实现劳务收入1.47亿元。

  第二,面对诸多机遇,抢抓项目,进一步夯实了发展基础。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崆峒区努力引进和抓建了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积极走出去与大企业、大集团联系,整合资源、扶持产业。今年全年计划实施重点建设项目160项(含前期项目33项),总投资293.13亿元,其中千万元以上项目119项,亿元以上项目37项。

  第三,从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抓好民生工程建设。目前已完成了平凉五中迁建、平凉七中实验综合楼、市三院第二住院楼、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警务室、城区中心敬老院等民生工程,一大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基础设施条件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二是社会保障能力较弱,城乡部分中小学办学条件较差,配套设施不尽完善,城乡群众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三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三次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当前,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我们要继续突出项目建设和改善民生两大主题,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区战略,强力推进商贸、旅游、肉牛、果菜4大特色产业优化升级,全力组织实施“建设10大过亿元项目,办好10件利民实事,做好6项重点工作”年度工作计划,加快甘肃和西部工贸旅游经济强区建设步伐。

  第一,扩大总量、注重质量,在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上集中突破。要在不断扩大项目总量的同时,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拉动作用强、产业关联度大、经济效益好的项目,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严格落实项目包抓包建责任制,对今年确定的重点项目,加强调度,加快进度,确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特别是对过亿元项目,各级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跟踪落实。

  第二,优化升级、创新机制,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上集中突破。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要切实增强工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要把工业园区作为扩张工业经济规模,提升工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载体,尽快完成工业园区和峡门新型建材工业集中区规划的审批工作。要强化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综合服务功能,重点抓好园区道路及集中区运输专线建设。要创新园区管理机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扩大园区经济总量,切实增强园区的聚集效应。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扎实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淘汰落后产能,争创循环经济示范区。

  第三,夯实基础、深化改革,在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上集中突破。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持续推进“四个一”农业结构调整工程,加快全膜双垄沟播种植等旱作农业技术推广,努力提高粮食产量。要在抓好劳务输出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鼓励返乡农民工就近就地创业,确保农民收入稳定增长。要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活力,鼓励种养大户和“能人”承包土地,发展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第四,完善功能、提升水平,在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上集中突破。要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目标,深入开展“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年”活动,加快构建特色鲜明的中等城市。同时,要加快发展信息网络、教育培训、社区服务等新兴服务业,不断完善城市综合功能,提高城市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要建管并重、以管为主,按照《平凉市中心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积极推行城市精细化管理,严管重罚,利用各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市民素质,定期开展全民参与的文明城市创建主题活动,营造良好的城市人居环境。另外,要积极探索建立规划布局、产业发展、基础配套、社会服务、公共管理的城乡一体化机制。

  第五,扩张规模、提质增效,在加快推进特色产业开发上集中突破。商贸、旅游、肉牛、果菜4大特色产业是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产业支撑,要继续在扩规模、增效益、上档次上下功夫:商贸业要围绕建设陕甘宁交会区重要的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大力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服务业,加快乡镇集贸市场建设,多元化开拓农产品销售渠道,活跃农村消费市场;旅游产业要按照建设西部人文生态旅游基地的目标定位,着眼融入“西兰银黄金旅游圈”,对崆峒山景区进行总体规划、深度开发,充分挖掘崆峒文化内涵;肉牛产业要在扩大养殖规模、培育龙头企业、提高效益上下功夫;果菜产业要深入实施优果精菜工程,高标准建设万亩蔬菜基地,积极引进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推动果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第六,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在加快推进社会建设上集中突破。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充分调动、整合各方面力量,切实抓好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让更多的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就业指导、服务、援助,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继续解决好零就业家庭就业困难。要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优化教育布局,同时不断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进一步完善城乡卫生服务网络。要大力实施乡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和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大科技推广和创新力度,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金融危机中的地缘政治动向


  每一次危机都引起一次地缘政治变化。比如1933年经济大萧条,比如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此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最先感受到危机即将引发深远影响。去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报告称,二战后构建的国际体系,到2025年将变得“难以辨认”,原因包括全球化、新兴强国的崛起,以及“财富和经济实力相对地从西方到东方的历史性转移”。

  报告说,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时刻”行将终结,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正在形成。

  而仅仅在4年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上一次报告中,还预测到2020年,“美国将继续处于主宰地位,大多数主要国家已经放弃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想法”。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表示,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将加快地缘政治变迁,并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金融危机加速力量东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向阳认为,金融危机是地缘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重要催化剂。伴随新兴国家的崛起,全球地缘政治重心逐渐东移,而金融危机加快了这一进程。

  “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实力。”他说,金融危机将加快世界地缘政治重心东移的趋势,即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西方到东方,从欧洲到亚洲。不仅是财富,还包括大国在该地区的云集,以及地缘政治热点的集中。

  今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对2008年底世界各国GDP进行了一番描述:2008年全球生产总值为78.36万亿美元。其中欧盟18.9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为第一大经济体。按国别,美国以14.33万亿美元高居榜首,排在其后的是日本、中国和德国。5到15名分别为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巴西、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澳大利亚和韩国。

  在这份榜单中,金砖四国除印度(第12位)外都进入前十。中国排在第3,与日本的GDP相差约6200亿美元,俄罗斯从第10位上升到第8,巴西上升一位至第10。2008年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中国实际增长9.0%,俄巴印三国尽管受到货币贬值影响,最慢的巴西也有5.2%的实际增长。排在第13和第15位的墨西哥和韩国,也属于新兴经济体国家。

  与之比较,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大多在1%之下,日本为零增长。

  一般认为,新兴经济体在经济上的崛起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进行的,不难发现,全球经济衰退正在加速世界经济版图的调整。其表现,也正是财富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历史性的转移”。

  一方面,经济衰退加速了经济力量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另一方面,加速的程度将日益明显。

  中国今年确立的增长目标是8%,从刚刚公布的第一季度数字看,实现这个目标有一定困难,但已经是全球最好。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日本2009年的经济增长为负5.3%,这意味着中国2009年很有希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照世界银行3月30日发布的预测,预计全球GDP在2009年将会收缩1.7%,高收入国家今年陷入深度衰退,GDP总体下跌2.9%,而发展中国家GDP增长可能从2008年的5.8%放缓至2.1%。世界银行预测中国今年的GDP增长为6.5%,印度4.0%,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压力下,仍是表现最好的经济体。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明显好于发达国家。

  《2025年全球趋势》预测,到2040年至2050年,金砖四国加在一起将赶上原先的七国集团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到2025年,8个最大的经济体按递减顺序排列将是: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报告认为,虽然美国仍维持着相对优势,但中国和印度作为多极化时代的新兴大国,在影响力方面将和美国展开竞争。

  20年内美国仍有相对优势

  显然,金融危机加速了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现有的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其优势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有所削弱。

  陈向阳认为,大国力量此消彼长使各自的地缘政治地位产生变化,促使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或者按照《2025年全球趋势》的说法,由于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崛起,“一个全球范围的多极体系正在出现。非国家行为主体——企业、部落、宗教组织,甚至还有犯罪网络——的相对实力也会加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姜毅赞同金融危机对地缘政治带来冲击,但他同时认为,地缘政治是个相对稳定的范畴,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超独霸,都是最大的地缘政治,金融危机的影响会有多大,是不是本质性的影响,或者说能否促使地缘政治版图和走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好说。

  “不过”,他承认,“从影响力上讲,金融危机是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一个最大事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的看法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的变化,无非指的是一个国家衰落,另一个或者另一些国家力量上升,国际权力平衡发生改变,而且是长期性的根本改变。这次金融危机被叫做全球化时代的第一场金融危机,或者是全球化遇到的最大的系统性挑战。世界体系或者全球化的中心,而非边缘,正是危机的根源,美国霸权是否因此衰落是最关键的大问题。

  “但即使美国霸权衰落了,并不意味着其他力量就兴起了。全球化几乎是美国推动下的全球化,或者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美国遭到自我毁灭,连带全球化的其他部分,从欧洲到亚洲,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幸免于世界体系危机的冲击。尤其是新兴国家遭到的打击更大。”庞中英说。

  据他观察,危机之下,不少人想到与美国“脱钩”,但实际情况是,因为与美国的关系很深入,“脱钩”已经来不及了。大多数国家都与美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简单地“脱钩”,还不是应付危机的根本出路。因此,金融危机虽然重创美国,但世界权力平衡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仅就经济实力而言,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是下降的。但美国2008年的GDP超过日本、中国、德国的总和1.4万亿美元,表明美国的相对领先优势20年内很难动摇。

  而从军事实力来说,一定时间内美国仍有很大优势。软实力方面,尽管美国的国家形象受损,但它的科技优势、自我恢复能力、对世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未受到多大损害。

  总之,金融危机让放任自流的美式自由资本主义付出惨重代价,但美国主导世界的地位受伤不深。可见,金融危机使得多极化进程加速,但一个全球性的多极体系,仍然是一个远景目标。

  “后西方”时代打破对西方迷信

  专家指出,金融危机一方面带来各大力量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因而影响着相互间的政治行为,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一些国家的社会矛盾加剧,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

  从欧洲到亚洲,到拉美和非洲,政治动荡之后又会产生一些新的地区热点。比如,危机已经直接导致拉脱维亚和冰岛政府倒台。虽然危机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但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政治上免疫。

  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促生区域合作新的态势。陈向阳说,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和蔓延表明,仅靠单个国家的力量不足以抵御金融危机的影响。首先就是要和周边国家“抱团取暖”,联合自强。比如在东亚,虽然东亚系列峰会因泰国局势原因未能如期举行,但在日前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建立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第5届美洲国家峰会上,冷冻了半个世纪的美国与古巴关系松动,奥巴马与“反美斗士”——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握手言欢”,成为反映美拉关系回暖的晴雨表。陈向阳认为,所有这些,“投射到地缘政治领域,新的大的地缘政治板块结构更为清晰。”

  当前,应对金融危机已成为各国面临的当务之急。为此,各国既对各自的对外政策作出调整,同时也对自身的发展道路进行反思。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变化中的时代。

  庞中英称之为“后西方”时代。“‘后西方’时代的到来,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的迷信。”这个时代,西方不再独大。而非西方国家,则必须自主地探寻适合自己的新的发展道路。因此,这也将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时代。

  综合各方观点,最大的变化将属于中国,中国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

  专家同时指出,这里最大的决定因素,是“中国如何办好自己的事”。他们认为,一定要看到我们国内的问题和困难也很多,当前面临着经济从出口拉动型增长调整到大幅扩张国内需求的巨大挑战。

  欧盟则面临很大不确定性。今年的欧盟春季峰会上,新“铁幕”这样的冷战词汇重现。新“铁幕”两侧的东、西欧国家政府都誓言要促进欧洲融合,但各自国内的保护主义势力和极右政治力量,却因经济恶化而日益抬头。

  新“铁幕”不仅妨碍欧洲经济复苏,甚至可能危及那里的政治稳定。而面对自觉重新崛起的俄罗斯,欧洲各国表现出的是分裂。《2025年全球趋势》将欧洲称为“跛足的巨人”。不过,欧盟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对非洲而言,那里有能源和资源的优势,在危机背景下,无论从客观资源条件、各国寻求自身发展的努力,还是大国对非洲的借重,显示非洲的战略地位还会进一步上升。

  此外,由于拥有石油资源,波斯湾国家的地位也将增强。

  在传统的地缘政治热点地区中东和中亚,由于奥巴马推行多边外交政策和展开对话,专家预计主要力量在这些地区的争夺烈度可能会有所降低。但是,在南亚和东南亚,由于面临极端主义的挑衅,而且国内的社会问题受金融危机影响被激发出来,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短期内将成为地区热点。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世界向何处去


  今天的世界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世界各地,各种名目繁多的研讨会层出不穷,讨论的都是一些大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可再生能源、环境恶化、流行疾病、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本质上是讨论世界向何处去。这种现象可能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世界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由大国来主宰小国命运,强国决定弱国命运。世界向何处去,不需要大家讨论,几个大国就搞定了,弱国、小国只能接受现实。这样一个时代可能正在成为过去,众多的研讨会讨论世界向何处去,本身就是一个证明。

  我注意到,在上述各种研讨会中,邀请中国人出席的情况越来越多,大家都想听一听中国人的看法。因为中国在崛起,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在增大,这当然是可喜的现象。我以为,在上述场合,我们中国人必须一方面坚定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人类的共同利益,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什么是道义的制高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部分人的利益不能说是道义的制高点,只有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才是。如果硬要把本国的利益说成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那就很难让世界接受。冷战结束之后,有的西方大国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实际上追求的是本国或者一部分西方国家的利益,上述做法已经碰壁。

  利益,在国际关系中是不容回避的,有国家利益,也有世界利益。环顾当今的世界,每个国家在其外交行动当中都在谋求、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这是无可厚非的。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也在逐步上升。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人不仅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利益,也要考虑世界的利益,及人类的共同利益。只考虑一个方面,可能是有缺陷的。国家和人一样,如果一个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考虑别人,这样的人是不会受到欢迎的。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这个论断是十分准确的,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这就是说,我们谋求、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利益,必须放在一个全球的大背景中来考虑,因为中国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在很多方面已经密不可分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立意很高,它不仅考虑到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且考虑全人类的利益,要“解放全人类”。尽管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是它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不容置疑的。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能需要继承这样一个好的传统,既考虑中华民族的利益,也考虑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我相信,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的崛起不仅会造福于中国人民,也会造福于全人类。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欧关系走向“四十不惑”

——访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宋哲和欧盟驻华大使赛日.安博


  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20日在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在此前夕,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宋哲大使和欧盟驻华大使赛日•安博分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面对危机欧中携手合作

  在评价这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重要意义时,宋哲说,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欧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同舟共济,相互支持,共渡难关,早日实现世界经济稳定增长。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访欧和5月举行第二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期间,中欧双方都将应对金融危机作为重要议题,并达成了重要共识。即将举行的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对国际社会共同携手应对金融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双方要把实现中欧经贸合作的稳步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加强对话与合作。另一方面,双方应加强政策协调,共同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保持市场开放,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落实二十国集团华盛顿和伦敦金融峰会共识。他相信,此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进一步提升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的同时,还将有力地提振人们的信心,为促进全球经济尽快复苏做出新贡献。

  安博指出,欧洲和中国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危机。在危机面前,欧中必须携手合作,一起游泳,尽管现在海水还很凉、风浪还很大。他说,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成绩。前几天,他去武汉参观,发现那里几乎看不到危机的迹象:一是国际需求依然很旺盛,二是当地市场很繁荣。中国就像一台发动机,不仅为中国自己,也为欧洲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动力。中国给世界带来的信心让所有人欢欣鼓舞。安博对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充满期待。他说,年初,温总理在访问欧洲时给全世界带来了信心,相信这次会晤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积极信号。

  为国际合作树立榜样

  经历去年短暂波折之后,中欧关系出现了重新回暖的势头。对此,宋哲说,当前的中欧关系正从“三十而立”走向“四十不惑”。新年伊始,温家宝总理赴欧开展“信心之旅”,增强了中欧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信心。不久前,第二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取得积极成果。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即将恢复举行,这不仅标志着在当前形势下中欧双方更加重视发展彼此关系,也预示着中欧在各领域的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宋哲说,中欧关系发展前景广阔,这是双方关系中最根本的共识和共同利益所决定的。双方对世界和平的珍爱、对加强彼此合作的渴望、对共同发展的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强烈。双方在多边主义、国际合作、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的共同利益,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会越来越明确。可以说,和谐共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互利共赢,最符合中欧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相信日益成熟的中欧关系将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从容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各种因素的干扰,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和不同发展阶段国家间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树立榜样。

  安博也认为,尽管去年底欧中之间经历了短暂波折,但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欧中友谊经受住了考验。欧中是忠实可靠的伙伴。欧盟一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也非常赞同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欧盟非常愿意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希望看到中国越来越繁荣。今年,欧中关系的亮点非常多,双方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信息:欧中在很多领域存在着共同利益。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共同利益下的策略分歧


  以色列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18日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两人就任以来的首次峰会。峰会之所以引人关注,关键在于美以两国在中东和平与伊朗核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磨合起来任务不轻。

  美以首要分歧在巴建国问题上:奥巴马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方案,认为以巴两国在和平与安全中共存是通往中东和平的唯一道路。奥巴马这一政策设想的落点是,解决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可以改善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同时可以团结埃及、约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温和国家,一道有效地遏制伊朗发展核武器。在会晤中,奥巴马表示,美国将坚持按“两国方案”解决巴以争端,而内塔尼亚胡则重申支持巴自治,但避而不提巴建国问题。

  以色列认为巴建国条件并不成熟,并且存在被哈马斯夺权的风险。因此,内塔尼亚胡行前提出了以方的优先考虑,即先帮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进行机构建设,展开安全合作,同时保持高层磋商。会晤证实了媒体分析,在此次以美峰会中,内塔尼亚胡在“两国方案”问题上不大可能作出让步。

  在伊朗核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策顺序与美方也不一致。以色列认为紧迫的是要制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而不是助巴建国。据以色列估计,伊朗有能力在一年内造出核武器,那是对以色列的首要威胁。内塔尼亚胡行前表示,伊朗领导人在谈论摧毁或“让以色列消失”的同时,更在发展能够“抹掉以色列”的武器。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要求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拆除前沿关卡,让巴民众与物资自由流动,使巴民众处境得以改善。而这也是以色列所不愿接受的。

  不过,在如何有效地遏制伊朗发展核武器这一根本问题上,美以两国的共同安全利益高于策略分歧。在伊朗核问题上,以色列对奥巴马的外交努力表示怀疑,认为美与伊朗直接接触难以见效。以色列在等待时间上有限度,如果到8月底还不见效,那么以色列将力主制裁,甚或是考虑用军事手段摧毁伊朗核设施。美国主张“外交优先”,不赞同“诉诸武力”。会晤后,奥巴马表示,没有理由设置人为时间表,但美方希望在年底前取得进展。奥巴马的战略是将伊核问题与以巴和谈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框架内解决。某种意义上讲,本次会晤也是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正式出台前的一次演练。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第二波金融海啸离我们远去了吗


  作为金融产品定价的基准,长期国债利率的快速上升,令美国的银行信贷、企业债券和房地产融资等各项中长期金融工具的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的空间被封杀。既如此,投资和消费如何回暖?企业盈利如何回升?美国股市的估值也到了顶,3月份以来的反弹很可能就要结束了。根据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公布的业绩统计(以过去四个季度累计计算),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的市盈率已升至破纪录的60倍。

  高悬的长期公债利率将使得深陷衰退泥淖中的美国经济根本看不到爬出来的希望。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深明其理,所以联储一直在跟长期公债利率较劲,但无论伯南克如何努力,美国的长期公债利率始终压不下来。

  去年11月初,美国人就开始尝试所谓“量化宽松”的超常规货币政策,伯南克从金融机构大量购买毒资产,总量估计有8000亿~10000亿(美元,下同),随后,美国优质房产按揭证券和美国国债收益率都出现大幅下降,并带动了美国30年期银行按揭抵押贷款利率的显著回落。但好景不长,随着经济面坏消息不断出现,利率开始迅速反弹,截至3月17日,10年期美国国债的利率一度攀升到3.01%,比年初已经提高了80个基点。

  与其在压缩房贷产品的利差上下工夫,不如直接降低国债利率(基准),从而带动整个债券市场的利率下调?

  3月17日,联储宣布未来半年内直接入市购买3000亿长期公债。这是为了刺激经济,防止通货紧缩,釜底抽薪式的最后一击,跟之前的性质完全不同。货币当局直接买公债等于债务货币化(直接印钞),意味着半年后流通中的货币将增加30%,M2(广义货币供应量)至少增加三成,若考虑货币乘数反弹,增速甚至可能高达四成或五成。

  3月18日,美国10年期公债收益率当日骤降了50个基点,但随后就再也下不去了,一路上扬,5月21号一度升破3.35%,一举超过了3月17日的水平。5月21日美国30年国债利率上升至4.313%,比2008年12月18日收市价2.546%上升69.4%。

  看看美国人的账单吧。至2009年5月7日止,账面上,美国国债余额是11.2万亿。美国政府5月11日估计,本年度累积财政赤字为1.84万亿,是上一年度财政赤字的四倍。美国政府估计,2009年10月至2010年9月的财政赤字为1.26万亿,2010年至2019年赤字总额则为7.1万亿;而未来75年美国未作拨备的社会保障计划负债已上升至51万亿。倘若计算在每年的预算案之内,纳税人每年要付出2.6万亿。2009年5月14日,奥巴马也开始担心“美国长期债项的负担难以为继”,“不能永远这样向中国人借钱了”。

  而现在的外部世界也自顾不暇,爱莫能助:中国、日本身处再平衡困境中,贸易出超大幅缩水;石油国家碍于美国军事强权的保护,可能还要维系着石油与美元之间的循环,但也只是杯水车薪。

  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开始失控,国债大量供应,利率急剧飙升,诸位都应该知道这对全球金融市场意味着什么。所谓第二波金融海啸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吗?

  对于天量账单,三条路摆在美国人面前:

  一是尽快找到新的财富创造模式,带动全球创业活动集群式迸发,用生产率加速去填充扔向世界的泛滥的美元,借以抑制通胀恶化。短时间内,乐观吗?二是节衣缩食,大力压缩财政的福利性开支。当然,痛苦的时候,希望美国人“卖儿卖女卖资产”向剩余世界融资,而不是扔出花花绿绿的纸。美国人情愿吗?三就是零和博弈了,牺牲掉别人以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谁让它拥有“无所不能”的美元霸权呢。

  可以肯定,市场急跌之时,美联储会再度出手,入市加大购买公债的规模,再次强行压低长期公债利率。坦率地讲,美联储入市买公债,这是一条不归路。此时的伯南克犹如朝着风车随时准备冲锋的唐•吉诃德。

  3000亿哪里够,仅仅是开了个头。美国2009年和2010年发债规模各达2.56万亿和1.14万亿,未来半年(到9月份)发债规模并不大,大约在7000亿左右,联储若执行计划的话,大致买40%的样子,现在看来都有点挺不住。由于美国的财政年度由9月开始,所以真正发债高峰要在四季度到来,在此之前,如果联储不及时宣布大幅加码买入规模的话,恐怕有关预期也会把国债利率重新推到天上去。

  但联储宣布再买,市场谁还相信伯南克。伯南克说过,一旦经济好转就停止买债。要么是经济更加恶化,要么是伯南克撒了谎,无论哪种,美元美债的抛售狂潮或至,美元的汇价不知道会跌多少,因为其他西方国家也债务累累,也在印钞票,但全世界对于信用货币的信任若集体崩溃,将导致大宗商品和贵金属成为最后避险的天堂。

  实体经济没起来,价格却被货币推上去了,这是比海啸前更惨的局面,全球的货币当局怎么办?收,意味着资产新一轮的抛售狂潮,新的一轮去杠杆;不收,通胀的实现至失控,迟早要成为压垮企业和经济的最后稻草。

  估计美国人是不会收的,但剩余世界特别是债权国和生产国可就惨了,为抵抗前一轮海啸,中国已经耗费了巨大的政府财富,还拿什么来为企业扛输入型的“再通胀”?扛不住就意味着大量制造业企业得关门,或许会有更大的倒闭潮。这一回暴露出来的巨大的产出敞口,政府再也没能力帮助消化了。

  面临市场和资源双层约束的中国制造怎么办?那时候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真正的熊市或会降临。故事的结局或许是,美金开始超强回归,全球资金开始再次向美国流动,美国人反过来拿着美金到剩余世界来 “收尸”。

  希望后面的事情不要按照这个逻辑演进。 摘自《东方早报》
 


 

走出危机,日本有三招


  日本何时走出危机,除了取决于自身所采取的措施,还要看美国等国的经济恢复情况,其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从日本经济自身的状况来看,至少会在三个方面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危机过后日本有可能会对导致这次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需求结构做出进一步的调整。

  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由国情特点和历史因素决定的外向型经济国家,扩大内需是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一个长久性课题。作为制造企业,日本会把市场需求作为价值创造链条上的首要环节,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开发措施。而上次危机中雇用结构调整形成的规模庞大的非正式雇员和派遣劳动者,对日本社会两极分化的影响,恐怕是其在解决内需问题上要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扩大外部市场需求方面,企业和政府会不遗余力地推行市场多元化战略,以缓冲局部市场需求急剧下降的打击。包括开发以往曾放弃的领域,比如低价位的小型轿车市场。

  其次,危机过后出于规避风险和追逐持久性利润的需要,日本有可能在制造业产业内部和其国际产业链条上重新调整和配置资源。关于产业内部以及企业内部的结构改革和业务重组,是制造企业摆脱困境和提高整体竞争力的一项常规性行动。以往危机后和这次危机中许多企业都会采取这方面的动作。例如目前的日本先锋宣布从亏损严重的显示器业务领域退出,探讨成立光盘合资公司。日立金属与它旗下的子公司在金属表面处理业务方面实行统合,集两家公司的技术力量建立高效事业。而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日本企业在其国际生产链条可能进行的调整。

  由2008 年日本进行的一项对其跨国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这些企业在中、印等国进行投资的选择条件,虽然仍然将市场的成长前景放在第一位,但是从两国在企业投票所占比重的趋势来看,日本企业越来越重视具有优秀人才的市场。今后的企业投资很有可能向具有这样条件的国家移动。

  第三,危机过后最重要的变化可能表现在制造企业在创新方面的长足发展上。以往日本无论是应对危机、还是实现制造业的自主发展,在扬长避短方面依赖的就是创新的武器。通过技术创新上的努力和有日本特色的组织创新实践,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可以说,其经济发展的表现是同创新的状况同步的。目前虽然遇到了危机的沉重打击,但是日本制造企业正在通过积极的创新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

  除了索尼、东丽等企业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开发以外,东芝等半导体生产企业也在集中技术力量投入三维固态硬盘(SSD)的开发,以及推出大容量闪存新产品。而丰田等汽车生产企业则看好了决定今后行业竞争力的电力电子技术、“通信连接技术”及“新一代交通系统”。

  尽管要战胜这场普遍性的危机还需要种种调整和努力,但是不创新对日本企业来说就没有出路。 摘自《人民网-环球时报》
 


 

关注中国投资美国债的两种影响


  美国财政部5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3月份再次增持237亿美元美国国债,总持有额达到7679亿美元,延续了自去年9月份以来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数居全球首位的地位。截至2009年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9537.41亿美元,投资美国国债也随之增加。笔者认为,中国外汇投资有两点影响值得关注。

  注意“斯蒂格利茨怪圈”

  “斯蒂格利茨怪圈”是由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关于亚洲国家和美国之间资本流动的奇特现象。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亚洲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投资到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亚洲美元”,然后又以证券组合投资、对冲基金等形式将这些亚洲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也就是说,亚洲国家资金流入美国获得低收益,美国资金流入亚洲国家获得高收益,这是亚洲国家和美国双方投资收益的不对称现象。

  斯蒂格利茨怪圈反映了亚洲国家和美国资本投资收益不一样,对亚洲国家来说,这是一种外汇财富损失,外汇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如2007年7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9月份美国开始下调利率,大量“热钱”流入中国,投资中国股市和房市,能够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结果是:一方面中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另一方面大量美元资产流入中国,既能够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又可以获得股市和房市价格上涨的好处。也就是我们国债投资美国国债获得较低的收益,而美元资产流入中国获得较高的收益。除此之外,美元资产以FDI形式流入中国,或以QFII的形式流入中国,其获得的收益也明显高于中国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

  投资美国债收益难补票据利息

  长期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盈余双顺差,外汇资产不断增加,企业外贸盈余在国内卖给商业银行。在结售汇制度的安排下,商业银行留一定的周转性外汇,其余的外汇资产必须拿到银行间外汇市场平衡头寸。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大于需求,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推动下,盈余的外汇最终主要是卖给了中央银行,因此央行的外汇占款大幅度增加。为了控制货币投放,央行必须进行冲销,通过发行大量的央行票据回笼资金。这样央行在购买大量外汇同时,也发行了大量的央行票据,央行购买外汇形成了我国的外汇储备,而央行冲销干预发行了大量的央行票据,形成了外汇储备和央行票据同步增长的格局。

  为了使外汇资产保值增值,央行买进的外汇再投资到美国国债上,获得美国国债的收益;为了控制货币投放,央行必须滚动发行央行票据和滚动支付利息,随着央行票据发行增多,央行支付的票据利息也在不断上升。表面上来看,投资美国国债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但是国内被动地发行大量央行票据,央行也必须得支付利息。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基准利率不断下调,美国国债一年期的收益率已低于我国央行票据一年期的收益率,有时甚至出现美国国债收益率为负的情况,这样,央行再投资美国国债,将面临亏损的局面。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的条件下,央行发行债务买入外汇,再投资美国国债,相当于外汇投资获得低收益,央行票据债务支付高利率,这也是一个怪圈。但是与“斯蒂格利茨怪圈”不同,这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这种财富分配是有利于卖出外汇的企业和买进央行票据的银行。

  截至2009年3月底,央行票据余额达到41295.83亿元,规模仍然较大,央行要承担支付票据的利息成本,这种利息成本支付要通过货币创造来实现。

  应采取多种措施解决两种矛盾

  “斯蒂格利茨怪圈”和央行投资收益的困境反映了外汇资产配置效率较低和国内财富的重新分配,这是一种资本流动不合理现象,隐含了经济结构和金融市场内部的矛盾。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要解决这两个矛盾,必须采取多种措施:

  一是调整引进外资的战略,更加注重引进外资给我们带来的技术和管理水平。长期以来,中国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甚至一些地方政府还作为考核当地领导的指标,导致国外一些低端的高能耗和高污染的行业转移到国内,外资增加了,GDP上去了,但是环境破坏了。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持续增长,银行体系“不差钱”,因此现在引进外资要更加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要能够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管理水平的上升。

  二是调整进出口战略。不应该盲目追求贸易顺差,中国进出口不仅仅是一个量的问题,更是一个结构问题,中国要积极调整我国的进出口战略,优化进出口产品的结构。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外需下降,出口减少,中国应该适时转变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业升级,同时要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和设备的进口,扩大能源和原材料等产品的进口,提高外汇的使用途径和效率,有效地实现贸易收支的平衡。

  三是对资本流动的管理。控制我国资本流进和流出的基本平衡,有利于稳定国内金融市场和投资者的预期。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前景仍不明朗,虽然要防止资本大量的外逃,同时也得关注国外投机资本的流入。目前中国经济比较稳定,市场预期中国经济最早恢复,同时人民币可能还有升值趋势,一些投机资本也可能乘虚而入,因此外汇管理部门应密切关注资本流动的变化,保持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发展。

  四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交易人民币结算的进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挥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计价和结算功能,将有利于降低美元资产的贸易盈余,同时人民币又可以获得发行的铸币税,国外人民币资金的回流也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我国应该积极发展国债市场的融资功能,有利于将来吸收回流资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央行票据的规模也将随之下降。 摘自《证券时报》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确需彻底改革 (2)


  美国政府决意改革金融监管体系

  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项金融改革方案——《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其长期目标就是希望设立美国三大金融监管体。美联储担任“市场稳定监管者”角色,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成立“金融诚信监管者”,负责银行业的监管;成立“商业行为监管者”,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并保护消费者利益。但由于《蓝图》推出之时恰逢次贷危机开始逐步扩大并演化成金融危机,所以,难以自拔的美国金融业使得美国政府很难按照《蓝图》的设计进行改革。

  兴许,奥巴马政府认为目前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3月底,美国财政部长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改革重点主要是强化集中监管、扩大监管范围和内容,以避免再次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根据盖特纳披露的改革内容,政府计划改变过去美国金融体系中银行、保险、证券交易和商品期货交易等领域多头监管,顾此失彼的状况,将职能归聚于一个强大的“单一机构”,把大型金融机构、重要的支付和清算系统等都置于其监管之下,以保证任何金融机构破产等事件不会威胁整个金融体系。

  整体来看,盖特纳方案和保尔森方案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独到之处。可以说,这一方案的监管力度,直追美国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该方案下月就要进入听证程序,看来,美国政府决意改革金融监管体系的决心是异常的坚定。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对美国经济冲击严重,政府加强监管的意图明显。但受新改革方案影响的行业难免抱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改革就不可避免会触及一部分行业或个人的利益。(未完待续)
 


 

中美关系的负面因素分析


  当前,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面是良好的,奥巴马政府也非常重视中美合作,但这不是说,现在的中美关系是晴空万里。实际上,仍然有一些比较根本性的问题阻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巨大

  中美两国是两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张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区分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普遍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世界上所有国家从容不迫地发展关系,增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但美国却依然强调价值观因素。布什政府把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民主国家,一类是非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而与民主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念之上的,它们是美国的“永恒的盟友”。推广民主和自由是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 “民主国家的建设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急迫组成部分”。在对华关系中布什政府也强调人权,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进行批评。这几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西藏问题。达赖是一个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和尚”,但在美国却受到官方和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广泛追捧。

  美国对中国的发展疑虑重

  美国是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目标是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挑战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总是疑虑重重,生怕中国的发展会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存在,甚至会挑战美国在全球的地位。这种疑虑在美国官方的文件中就表达得很清楚。

  2001年9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在讲到地区安全态势时说,“在亚洲维持一种稳定的平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存在着一种可能性,一个拥有巨大资源基地的军事竞争者将出现在这个地区。东亚沿岸,从孟加拉湾到日本海是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地区。”这里说的“竞争者”当指中国无疑。如果说,这个报告是在“9•11”以前已经准备好的,那么在以后美国的一些文件中,在每年国防部发表的关于中国军力的评估报告中,对中国的疑虑表现得更加坦率和明显。在2006年发表的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一方面继续表示,“美国欢迎中国成为和平的繁荣的大国,一个与美国合作来应对共同挑战的大国”,“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能够指导我们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能源安全等问题上的合作”,同时又对中国军事发展的不透明、对中国“锁定”能源供应、对支持资源丰富的国家而不顾其国内的弊政等做法表示不满。在2008年五角大楼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了对中国应采取的战略对策:美国“将通过塑造和防范战略,来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力及其使用方式的不确定性”,增强在太平洋的兵力,60%的潜艇向太平洋转移,11艘航母中至少有6艘要能随时在太平洋地区展开作战,不断增强关岛的军事力量,计划把关岛建设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堡垒”,并加强驻日美军力量,加强美日军事一体化,把冲绳基地建成美国在海外的一个主要军事指挥中心。

  美国借台湾问题牵制中国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反对和遏制法理“台独”、维护台海稳定方面,作出了共同努力。但无论从眼前还是长远来说,两国在台湾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美国插手和干预中国统一大业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美国仍然要做两岸之间的平衡者。眼前的主要问题是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与美国售台武器,这是中美两国尤其是两军发展关系、增进互信的最大障碍。

  从长远来说,美国有《与台湾关系法》,有对台湾的所谓“安全承诺”,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国内法还会继续存在。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目标是不同的。对于中国来说,实现台湾回归、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目标是坚定不移的,这是21世纪中国要实现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 美国对台湾政策的主流意见是,美国对于最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没有预设立场,美国所关注的是解决的过程必须是和平的,最后的解决办法必须是两岸共同接受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政策是只问过程、不问结果。美国一直拒绝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最终目标表态。与此同时,美国还有意利用台湾的民主化,来对大陆的政治变革施加影响。很自然地,在中国大陆存在着广泛的怀疑,即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台湾,美国会长期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即实行“以台制华”的方针。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经济先行指标作用检验 (2)


  新的私人建房建筑许可和息差这两个指标对国际金融危机表现出明显的先行性

  新的私人建房建筑许可和息差这两个指标是拉动先行指标下降的主要动力。2006年初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其最长连续下降月份数分别为16个月和12个月,在19个月的样本期间内,下降月份数占比分别达到84.2%和63.2%。而平均每周对失业保险的初次申请、延缓到货扩散指数以及消费者预期指数这三个指标,虽然对先行指标下行走势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然而观察其指标序列波动趋势后发现,这两个指标呈现较多的随机波动性,其先行性表现并不明显。至于这一指标,只在2006年3~5月以及2007年5月呈现下降趋势,其余月份一直处于上涨态势,对国际金融危机没有起到先行性作用。制造业平均每周工作小时数、制造业消费品和原材料的新订单、非国防资本品的制造业新订单以及标准普尔500指数这四个指标,在样本期内无连续下降3个月及以上情况出现,对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表现出先行性。

  原因分析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指标本身的影响。先行指标的设计出发点是用来预测经济周期的,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预测性不强。同时先行指标的构成指标中,代表实体经济部门的指标偏多,而反映金融部门的指标相对较少,特别是反映资产价格的指标有限,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先行指标各构成指标强弱力量基本均衡,尽管总指标出现下降,但是反映在扩散指数上双方“势均力敌”。

  二是传导时滞的影响。通过对10个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先行指标内部的传导经历了大致4波,传导由房地产市场开始,在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后,又一起作用于实体经济部门,并进一步传导至股票市场(格兰杰检验结果及传导路径模拟图见表2和图3)。先行指标中包含的实体经济指标相对较多,金融类指标相对较少、资产价格类指标有限,而从金融部门到实体部门的时滞,使得尽管先行指标已具有下行趋势,然而实体部门指标对先行指标的拉升以及对扩散指数的影响,使得先行指标“三D法则”的失效。

  先行指标显示美国经济尚无复苏迹象

  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国经济衰退短期内不会改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就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GDP增长率快速下滑,20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长折年率仅有0.6%,由于当时人们尚未对市场丧失信心,加之美联储的一系列稳定市场的举动,2007年第二、第三季度GDP增长折年率又恢复至4%和4.9%。2007年夏季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美国GDP增长率开始严重下滑,2007年第四季度及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折年率分别为0.6%和0.8%,尽管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流动性稳定市场,然而收效不大,2008年第二季度GDP增长折年率上升至2.3%,第三季度又下跌至0.5%。虽然2008年第四季度GDP数据还没有公布,但预计其仍将处于较低的水平。

  评价与启示

  2006年初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先行指标体系对经济衰退起到了一定的预警作用,但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先行性表现不强,出现了“拇指法则”与“三D法则”判定结果背离,同时各构成指标先行性存在差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危机的蔓延,影响由金融部门扩散至实体部门后,先行指标才反映出经济将步入萧条。

  美国对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已经开展了几十年,我国对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时间序列较短,很多工作尚需完善。美国先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有限的预警作用,对我国构建先行指标体系提供了很多启示。

  一是指标体系的构建要与经济发展相匹配。我国在构建先行指标体系时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阶段,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指标,并注意及时调整更换指标。美国先行指标体系构建已久,其间经过几次大规模的调整,就是要保证指标体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以保证预警的效果。

  二是指标体系的构建要有针对性。根据不同预警目的,构建不同指标体系。我国可以尝试分别构建用于判断经济周期和预警危机的两个指标体系。

  三是指标体系中要适当增加金融指标的比重。美国先行指标体系中代表实体经济的指标偏多,代表金融部门的指标偏少,在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预警中新的私人建房建筑许可和息差这两个金融指标表现出明显的先行性。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部门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我国在构建先行指标体系时可适度增加金融指标的比重。 摘自《中国金融》
 


 

美国金融救助临近新阶段


  美国当局进行银行压力测试之后,欧洲各国纷纷效法,尽管对压力测试的目的和结果还存在争论和分歧,但这些针对银行的举措却已经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问题在于,美国银行经过压力测试和补充资本之后,金融救助行动就趋近结束了吗?事实可能是正好相反的,美国第二部分的金融救助正在临近,美国系统性的、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如何真正摆脱困境,就是金融救助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

  系统性问题已经迫近。认为美国的银行压力测试之后市场将会转向复苏是不理智的,目前美国救市法案已经实施了几个阶段,分别是2008年10月的最初救助行动,包括对主要的银行集团的注资,以及后续的针对中小银行的注资,直至目前美国财政部准备针对保险公司注资,这几个阶段已经用去了7500亿美元中的大部分救助资金,目前仅剩1000余亿美元。但是不要忘记,奥巴马的预算案中还保留了同样是7500亿美元规模的预算准备,这足以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注资救助行动,其中AIG陆续接受美国当局的1500多亿美元的救助之后仍在亏损,两房也不断延续亏损等,这些问题是不可能一直这样拖延下去的,银行摆脱困境之后金融系统的焦点必然转向这些机构和企业,也即系统性的问题已经越来越迫近和严峻。

  实体经济压力更沉重。事实上,美国经济已经很难在旧有的消费支持传统下而符合预期地回稳复苏了,这无疑揭示了实体经济压力更加沉重的现实,同样也为金融体系解决系统性问题增加了阻力。一个很直接的表现就是,美联储官员放松了针对商业地产的严厉态度,美联储事实上也已经转变了针对商业抵押证券市场的政策姿态,已经很难看到彻底重构商业抵押证券领域的政策信号。

  新的救助行动更复杂。针对美国4月经济数据不利的局面,美国当局如果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问题采取措施可能会有所顾忌。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当局至今未直接针对实体经济采取大规模行动,新任政府的第一轮财政刺激措施要拖到年底才会普遍展开,这些举措能否抗得住金融救助过程的第二部分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同时也必然是最显著的政策信号领域,也就是说,美国当局不可能不顾忌实体经济运行状况,而贸然采取治理系统性问题和彻底的监管改革等诸多重量级举措,一旦贸然行动可能会激化经济金融的诸多矛盾,甚至令市场彻底失去信念。

  金融救助下一过程的核心是AIG这样的系统性金融机构,可以说迄今为止,大部分的债券市场亏损都通过债券保险业务转嫁给了AIG,而重要金融机构之间还存在巨额的信贷违约掉期交易,因此系统性问题的解决除了带来规模巨大的市场动荡之外,还必然涉及到其中某些金融创新业务的重构,包括监管改革体系的同步重构。这个过程在表象的天量动荡之下,将是非常庞大的、艰苦的和细致的工作量,同时还需要有天量的准备金以保护市场避免崩溃,实际上就将1万亿规模的公私基金提到紧急日程上来,一旦这个过程完全展开,从美国向外扩散的风险也会猛然上升,应该说这将是2009年全球最大的风险源。 摘自《证券时报》
 


 

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第六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18日在日内瓦开幕。为期5天的会议重点讨论防范流感大流行等国际公共卫生问题。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强调,虽然疫情眼下主要集中在北美地区,但流感病毒具有极大的不可预测性,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卫生条件相对较差,更应高度警惕。会议已传达出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新挑战的决心。

  对流感疫情不可掉以轻心,是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世界范围的流感大流行在16世纪初就有明确记载,20世纪则发生了三次。在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疫情中,大约有2000万至4000万人丧生,是一战死亡人数的2至4倍。三次大流感造成的总死亡人数相当于艾滋病自被发现以来致死人数的总和。

  全球化的疫情需要全球应对,国际社会已经充分意识到信息共享、携手应对的重要性。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言,全球团结是应对流感危机的关键,团结意味着所有人都有获得抗流感药物和疫苗的平等机会,意味着有关各方能共同利用病毒样本和数据,意味着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重要机构充分拥有应对疫情所需的资源。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和制度建设,国际社会在共同阻遏疾病蔓延方面已具有组织和制度上的诸多优势。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公共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设有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为人类应对疾病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依托;《联合国千年宣言》更体现了各国共同承担全球公共卫生责任的良好意愿。

  与此同时,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仍面临巨大挑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财力拮据,公共卫生系统相当脆弱,面对疫情往往缺医少药,人民的生命财产面临严重威胁。而一些发达国家的医药公司又往往以拥有防治流感病毒疫苗的专利权为名,向发展中国家索要高价,使只有不到1/20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能够享用疫苗。针对此问题,世卫组织19日与来自全球的30家疫苗生产企业举行会谈,商讨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生产和供应问题。陈冯富珍和潘基文在会上强调了确保疫苗平等供应的重要性,各疫苗生产企业代表则表态愿与世卫组织合作,以保证发展中国家获得疫苗。

  当前,甲型H1N1流感疫情与国际金融危机相重合,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面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各国必须团结互助,相互理解,分享信息和相关技术,共同防范疫情造成新一轮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危机。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一场关于民主的辩论 (2)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份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当时因为还有其他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百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2006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十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