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保罗论坛、世界社会论坛与拉美当代社会主义

1990年,巴西劳工党邀请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左派进步组织在巴西圣保罗市召开会议,讨论世界和拉美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等重大问题……

接受与实践:达尔文理论在中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学者最初对达尔文理论的接受与认识,恰恰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
  编者按:
    为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高举邓小平理论和实践三个代表,使广大党员能够及时了解党中央及国内外时事政治、经济贸易、文化观念、台湾问题及世界500强企业介绍等,开阔视野,了解信息,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始终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向广大党员推出《中智先锋文摘》,目的就是进一步满足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需要。尽管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工作在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我们仍将继续完善党建管理体制,不断探索党建管理的模式和思路,不辜负广大党员的期望,继续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面。《中智先锋文摘》创刊后,希望得到广大党员的建议和指正,使《中智先锋文摘》真正办成适应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期刊。感谢您的参与、阅读和建议!
 
30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变迁
新世纪之始,中国共产党将“以人为本”确立为其基本执政理念,这一理念是对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的“为人民服务”理念的进一步发展……
有关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的文献综述
习近平: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牢牢把握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
党课教育的基本原则
新时期党校的定位与路径取向
作风建设的路径选择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性贡献
陈云谈党内民主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素质教育观
合导学——力避人才逆淘汰实现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有感毛泽东笃志嗜学、垂老不倦
学贵践行
不让老实人吃亏应该是制度设计的结果
不让老实人吃亏应该是制度设计的结果
突出“以和为美” 推进科学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在实践中丰富与发展
和谐劳动关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改善和保障民生必须理清若干关系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及其监管体系
圣保罗论坛、世界社会论坛与拉美当代社会主义
1990年,巴西劳工党邀请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左派进步组织在巴西圣保罗市召开会议,讨论世界和拉美……
从“政治裂痕”透视“内在隐情”
“参与”背后的技术支撑
一场关于民主的辩论
求同存异 共同发展
切实推动发展中国家复兴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经济先行指标作用检验
从本次金融危机反思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
金融危机下看美国实力走“衰”
美国金融救助临近新阶段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确需彻底改革
美国经济复苏取决于商业模式变革
美联储利率决议有新思路
美国贸易赤字收窄意味着什么?
奥巴马向过度的美国金融经济发难
如何走出石油业困境
印度经济神话的背后
布朗绿色新政比奥巴马更大胆
接受与实践:达尔文理论在中国
网络舆情影响下的文化安全
 
 

30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变迁(1)


  新世纪之始,中国共产党将“以人为本”确立为其基本执政理念,这一理念是对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的“为人民服务”理念的进一步发展。

  “为人民服务”强调的是“人民”。提出这个理念的毛泽东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多次从与“敌人”对立的角度使用“人民”这个词语,当然,人民是不包括人民的对立面“敌人”这样的人(群)和阶级的。“为人民服务”不仅表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而且具有现实的操作性。在革命年代,“人民”和“敌人”的区分是鲜明的。及至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与此同时,“人民”的范畴大大扩大,“敌人”极大地缩小。1949年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沿用革命年代的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处理执政党所面临的各方面问题,这种实践带来了深刻的教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作为一个国家管理者,构成国家的基础——一个个公民,才应是其面对的对象,“为人民服务”宗旨和理念虽然反映了执政党的性质,但“人民”的外延不能囊括所有社会成员。因此,这就需要将“为人民服务”理念化作更为具体、更现实的执政理念。

  “以人为本”是“为人民服务”大理念下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这里的人,就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即一个个公民。“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并不矛盾,“以人为本”中的“人”的主体无疑仍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已经明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为本”就是在“为人民服务”,就是在以“人民”利益为本。

  把1976年党和政府因应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因应汶川大地震时的行为作对比分析,可以看出30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

  从“政治挂帅”到“生命第一”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将抗震救灾转变为普遍的人民行动。由于把人分作不同的阶级,有革命阶级的人,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等,在组织人民抗灾的同时,政治运动并未停止,有些人甚至把抗震救灾视为一场政治运动。《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深入批邓,抗震救灾》这样的社论,好像有些人与地震一样值得憎恶。在这样的思路下,本该集中进行的抗震救灾受到了许多本不应有的干扰和影响。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中,国家启动了强大的行政力量抵御抗击。国家把抗灾救灾行动视为全体公民参与的社会共同行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都置身于共同的危难之中。在这次地震救灾中,我们不再听到30年前那种政治性词语和口号,我们听到的是“生命第一”,看到的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我们还看到上下一体的全民性社会行为。从领导不断强调的“救人是重中之重”到全国哀悼日的设定,我们看出了新世纪以来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紧急状态下的现实运用。正如外电所评,中国政府的救灾令人看到执政“以人为本”绝非一句宣传的套话。(未完,待续)
 


 

有关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的文献综述


   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同志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内涵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抓住了先进性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把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永恒课题。笔者对涉及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的有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归纳。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中对于先进性建设的相关论述,是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课题研究的理论指导和权威参照。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从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思想。邓小平有关从制度上推动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理论,开启了在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党建工作新格局。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就是保持党的先进性。胡锦涛正式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命题,强调了将经常受教育和永葆先进性相结合对于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意义。这些经典论述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是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课题研究的理论指导和权威参照。

  二、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课题意义的文献汇总

  刘宗洪在《执政党建设的新视野》中从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作为抓手,展开了课题意义论述: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主线,执政能力建设是目的、方向,为党的先进性建设展现实践的力量;先进性建设是基础,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资质条件。天津市委党校赵晓呼教授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执政党的根本建设和长期执政必然要求的维度进行了阐述,认为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等决定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贵州大学的雷厚礼则围绕党的先进性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学课题的核心进行了论证。奚洁人从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国内改革的新发展、党自身建设面临的新问题等作为切入点,阐述了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当今时代要求的主题。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必然性。

  三、有关党的先进性建设内涵的文献梳理 商志晓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研究》中认为政党和先进性并不具有统一性。先锋,惟其先进,走在前列,才称得上先锋。叶笃初指出,先进性是作为一事物相对于其他事物表现出来的优良特性。党的先进性内涵应包括:相对于本阶级普通成员表现出来的优良特性,相比于国内其他政党表现出来的优越性,相对于其他国际执政党表现出来的优良特性。高新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方式研究》中,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内涵,引申为“党内和谐”,即由党内思想、组织和行动的高度统一,构成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灵魂体系。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刘宗洪认为:党的先进性资源,如作为行动先导的理论创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支撑构筑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内涵。奚洁人还在《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中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实践主体的概念:党组织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领导核心;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党员是党的集体细胞,这些构成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实践主体。

  四、关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路径之探析的文献汇总

  奚洁人从六个方面剖析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途径:思想理论领域的先进性建设、治国理政方面的先进性建设、奋斗纲领的先进性建设、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先进性建设、党内制度体系的先进性建设。刘杰教授在《执政党与政治文明》中提出以推进党内民主作为形式载体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即通过开展民主观念教育、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完善党的委员会制度等来达到先进性建设的目标宿求。湖南大学的沈其新、汪太理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和中华廉洁文化建设的关系,指出:源远流长的中华廉洁文化是战胜腐败的强大堡垒,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有力武器。蔡长水着重从改变当前权力过于集中、完善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方面对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出了见解。湖南科技大学的尹杰钦则立足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这一视角来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

  由是观之,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却是脉络清晰、有章可循,并在不断丰富发展中得到创新,从而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参照和借鉴。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习近平: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山西调研时强调,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既是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契机。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紧密结合正在开展的学习实践活动,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切实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以党建工作水平的新提高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强保证。

  5月24日至26日,习近平先后来到晋城、长治、太原等地,下田间、进企业、访社区、入学校,与各级干部和基层党员群众座谈,就做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工作、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和加强党的建设进行调研。习近平对山西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强调山西作为能源大省和老工业基地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在全面推进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习近平指出,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活则经济活。在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公司、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太原钢铁公司,习近平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情况。他强调,要把提高企业竞争力作为保增长的重要任务,继续通过促进产销衔接、减轻税费负担、推动银企合作、提供贷款贴息等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促使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要结合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在重点企业使用节能降耗、保护环境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全方位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他特别关注安全生产问题,强调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以人为本首先要以人的生命为本,坚持科学发展首先要实现安全发展。

  习近平十分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晋城市城区钟家庄街道洞头村的农田里,绿油油的小麦长势喜人。习近平与正在劳动的村民交谈,详细询问田间管理等情况。在村民王小坤家,习近平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拉家常,从增产增收到村里的发展,从生产资料价格到中央政策落实,从外出务工到家庭收入,习近平问得细致,王小坤答得实在。离开时,习近平叮嘱当地干部,要千方百计帮助困难群众开辟脱贫致富门路。在长治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习近平与师生亲切交谈,勉励同学们刻苦学习、掌握知识技能,努力成为社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在富士康科技工业园区,习近平深入了解企业吸纳就业尤其是残疾人就业的情况,强调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保留和新增就业岗位,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

  一路上,习近平实地考察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结合学习实践活动,认真思考和研究党的建设如何更好地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如何更好地把握执政党建设规律、如何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等重大问题,提高党的建设总体谋划和宏观指导水平。在平顺县西沟乡西沟村,习近平参观了西沟展览馆,看望了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同老党员、老劳模、大学生村官和村民代表进行了座谈。他勉励大学生村官珍惜机遇,坚持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在服务农民群众、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提高素质、提升境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考察期间,习近平专程瞻仰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在看望八路军老战士代表时,习近平饱含深情地说,革命前辈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强调,要结合新的实际与时俱进地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坚持执政为民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锤炼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始终保持知难而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坚守党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牢牢把握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


  人类的社会活动总是围绕一定的目标和追求展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目标和追求就是理想。理想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共同理想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和实践目标,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只有树立坚定的共同理想,才能把亿万人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形成统一的步调和强大的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在88年的奋斗历程中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靠崇高的理想把广大党员和人民团结起来,为共同理想而奋斗。没有共同的理想就没有凝聚力,没有对共同理想的不懈追求就没有今天的一切。用共同理想动员、教育、凝聚、激励广大党员和人民,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克服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永葆生机和活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思想基础。当前,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我们更要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教育全党坚定不移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的思想建设,对理想信念的坚贞不渝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政治优势。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同样,在今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果理想信念问题解决不好,解决其他问题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教育全党坚定不移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是当前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

  我们党成立已经88年,执政也已经60年。随着改革的深化、体制的转变,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不少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目前,从世情来看,源自美国的金融海啸已经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是1929年—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经济一片萧条,甚至引发了一些国家政局的动荡。从国情来看,当前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不少困难,需要我们坚定信心,化危为机、逆境奋起。从党情来看,在思想建设方面还存在许多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有不少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在这种新形势下,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教育全党坚定不移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对于我们凝聚力量、共克时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关键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据党的十七大的要求,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着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全党坚定不移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关键也就是要抓好这一点。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既实在具体又鼓舞人心,昭示了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共同理想,既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也是中国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根本体现,是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旗帜。这个共同理想,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奋斗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有机结合在一起,具有令人信服的必然性、广泛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我们必须在教育全党坚定不移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基础上,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和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奠定共同思想基础。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党课教育的基本原则


  党课教育作为一门综合性、实用性很强的科学,有着自身特殊的原则。我们只有遵循这些原则,才能开展好党课教育工作。那么,党课教育要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呢?

  第一,要遵循党课教育的指导思想。

  党课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党课教育工作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是实现党课教育目标任务、达到预期教育效果的重要保证。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党课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党的基本路线,突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个“主线”,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建设,全面提高党员的素质修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和发展先进性,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可以说,这是党课教育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

  第二,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作为一种思想教育形式的党课教育,必须着眼于解决党员的思想问题,立足于具体实际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确保取得教育实效。否则,就容易流于形式,搞成“空对空”的教育。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求我们,在不断赋予党课教育新的内容的同时,更要使党课教育的内容与上级要求学的、党员想要学的更加贴切地结合起来,与本单位的中心工作密切地融合起来,力求每次党课都能贴近党员思想实际、贴近单位工作实际,正确解决和回答党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思想困惑和想要知道的问题,使党课教育这一载体真正成为党员学习政治理论,了解形势政策任务,掌握历史、法律、管理和现代科技知识的重要途径,真正使广大党员在党课中受到教育、增长才干。

  第三,要遵循科学区别不同对象的原则。党课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科学区别不同教育对象,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层次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方法,解决各自的实际问题。在开展党课教育时,应根据党员的工作岗位、文化程度、年龄特征分别对待,本着哪方面“先天不足”就在哪方面增加“营养”,哪方面“欠火候”,就给哪方面“加温”的原则。进行区别对象的针对性教育,切忌“一刀切”、“一锅煮”、“满堂灌”。党课教育必须要坚持科学区别对象的原则,努力使不同层次的党员都能从自身实际需要出发受到经常性教育。

  第四,要遵循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

  我们的党课教育注重的是“教育”和“引导”。怎么教育?怎么引导?当然必须要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否则怎么能收到教育和引导的最佳效果呢?在我们国家和党内,正面的事物、积极的因素、光明的东西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党课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引导广大党员看主流,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党课教育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要解决的问题,大都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应当采取正面教育的方法。我们的党课教育,必须使广大党员真正认识到党在提倡什么、鼓励什么,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对党员进行正面的、积极的、正确的引导和鼓励。在这方面,必须强调,党课教育要振奋人心,激发热情,决不能泼冷水、使倒劲。

  第五,要遵循探索和创新的原则。

  创新是党课教育不断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保持旺盛生命和活力的根本源泉和不竭动力。党课教育必须适应形势发展和党员自身的实际需求,在内容、形式、制度和方法上不断改革创新。内容上的改进创新,关键是要按照党课教育内容的要求,选择党员需要听、愿意听、喜欢听的内容,决不能总是学学上级文件、读读领导讲话、念念报刊社论。形式上的改革创新,关键是要根据形式服务于内容和确保取得实效的根本原则,探索创新一些党员喜闻乐见、吸引力强、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

  第六,要遵循重在建设的原则。

  党课教育作为一种经常性党员教育形式,当然必须要注重制度建设,这也是我们党加强党课教育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因此,党课教育必须坚持重在建设的原则。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党课教育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坚持党课组织、考勤、考核等各项制度,健全完善监督、激励、反馈等制度,引导和保障党课教育活动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并不断引向深入。要积极倡导领导干部带头上党课、带头讲党课。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党课教育内容和方法的研究,采取举办培训班、备课会、报告会、教学研讨会、示范观摩会等多种形式培训党课教员。要进一步加强党课教育管理,有计划地开展争先评优活动,及时为党组织开展党课教育提供科学的指导。

  党课教育的上述六条基本原则,也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相互贯通,体现在党课教育的各个环节。因此,我们要从落实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这一战略任务的高度,从建立健全党课教育长效机制、加强和改进党课教育工作、坚持不懈地提高党员素质的高度,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高度,充分认识这些原则的重要性,在党课教育的实践中认真抓好落实。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新时期党校的定位与路径取向


  党校是党内教育培训的学校。党校工作历来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校是在党委直接领导下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在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党校是党内的高等学校。对广大普通党员而言,党校是党员求知的殿堂。党校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央对党校工作的新布局,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以教育培育领导干部为己任,传播知识、塑造干部,充分发挥党校应有的作用。

  党校是干部成长成才的基地。干部的成长成才离不开学习。党校是干部成长成才的培训基地,党校是干部学习深造的重要场所。置身于知识经济时代,有组织地安排党员干部到党校学习充电,使广大党员干部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新成果,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是干部锻炼提升必不可少的途径。实践证明,干部成长成才离不开党校的培养,党校始终是中青年干部素质提升的“加油站”,是领导干部锻炼党性的“大熔炉”。在新的形势下,党校要进一步研究干部成长的规律,研究干部培训工作的规律,积极为广大干部传道、授业、解惑,促进干部成长成才。

  党校是各级党委政府决策的人才库。党校是哲学社科研究的重要机构,集聚了一大批理论功底扎实、研究成果丰硕的教授和学者。这些独特的优势,决定了党校应该而且有条件、有实力成为为党委政府重大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人才资源库,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党校工作必须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办学特色,提高办学质量。

  明确培训任务,坚持能力培养与党性锻炼并重,以期德才兼备。干部培训是党校的首要任务,也是党校的立校之本。各级党校要结合新一轮大规模干部培训的需要,进一步办好各类培训班、理论班等主体班次,把理论、知识、党性教育有机统一起来,更好发挥干部培训的主渠道作用,真正使广大干部学有所成、得有所用。一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核心课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干部的必修课,也是党校的主课。要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突出抓好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培训和教育,开出专题班次和课程,提高干部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二要把知识教育作为党校培训的重要科目。新的形势对干部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要求。党校在抓好干部理论教育培训的同时,要把知识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努力传授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帮助领导干部广泛获取信息,完善知识结构,做到融会贯通,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要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作为永恒课题。要紧密联系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把丰富知识、提高能力和增强党性更好结合来,把党性教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增强理想信念和宗旨观念,真正使理论教育内化于心,引领领导干部不断克服与党章规定和党的先进性要求不相符合的思想与言行,始终做到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

  拓宽工作领域,坚持资源整合开门式办学,做到借力发展。党校是党内的大学,也是一所社会大学,必须树立开放创新的理念,促进学术交流、人才流动、资源共享。第一,师资队伍既要请进来,又要走出去。教师是党校的第一资源,要积极培养和引进高层次教学科研骨干和学术领军人才到党校任教,积极选聘一批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水平较高的优秀党政领导干部、成功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到党校兼职授课,不断改善党校教师的师资结构。同时,要加大对中青年优秀教师的培养力度,通过在职进修、考察学习、参加研讨等形式,提升学历层次,完善知识结构,开阔学术视野,不断提高师资整体素质。第二,党校教育培训既要面向党政领导干部,又要面向社会。要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办学之路,重点抓好主体班次。同时,充分发挥党校的教育教学资源优势,按照有关政策,采取校校联合、专业联合等方式,面向社会开办班次,开展社会化的教学培训,促进党校教育资源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第三,要促进党校系统内部的交流、互动与合作。各地党校要加强交流与联合,整合培训资源,促进开放办学,构建干部教育培训的大平台。同时,又要善于借力发展,加大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的交流合作力度,广泛开展各类外请讲座、联合办班活动,建立各类教学点和实习基地。

  提供咨询服务,坚持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实现双向互动。党校开展理论研究和创新,离不开实践。脱离实际来谈理论、谈对策,必定是苍白的,没有根基的。党校必须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着眼于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既要积极开动脑筋、大胆探索,在紧密联系实际的基础上深化理论研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又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全面研究分析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推进实践创新。既把成熟的理论研究成果应用落实到教学中,又努力在党委和政府的决策中发挥思想库的作用,更好地提供智力支持。当前,我国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重点突破、克难奋进、促进科学发展,是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主线。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党校的教学科研提出了许多重大课题,也提供许多鲜活的案例,党校应努力推出一批高质量、有见地的教学科研成果,以期为党委、政府的宏观决策提供适时、对路、卓有成效的服务。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作风建设的路径选择


  我们党历来重视作风问题,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多次论述作风问题。作风建设的形式多样、方法多种。在继承过去好做法的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探索创新,尤其应利用好以下五个方法。

  一、教育引导法。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手段,在作风建设方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增强针对性。在教育对象上坚持分类指导、因人施教,切合教育对象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在教育内容上坚持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紧扣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步伐。在教育形式上坚持灵活多样、新颖别致。二是扩大覆盖面。作风具有“传染”特性,不良作风与良好作风相互影响,不同层级干部的作风相互影响,既要注意抓好领导干部的作风,又要抓好一般党员干部的作风;既要抓好一把手的作风,又要抓好班子成员的作风;既要抓好部门领导的作用,又要抓好中层干部的作风;既要抓好重要岗位干部的作风,又要抓好一般岗位干部的作风,确保教育不留空白点。三是实现经常化。教育不会立竿见影,发生作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应有明确的计划,远期、中期、近期规划。济宁市在作风建设方面坚持教育先行,以“三学三创”(学习先进地区的创业精神、干事胆识、科学态度,进一步创新观念、创新机制、创新环境)为总抓手,从2006年起一年一个主题,先后开展了“解放思想、加快发展”、“创新发展环境落实年”、“干部作风建设年”、“跨越发展从我起步,转变作风从我做起”等实践活动,推动了思想境界明显提升、干部作风明显转变、发展环境明显优化。

  二、制度规范法。制度具有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健全完善制度是作风建设的治本之策。加强作风制度建设,应把握好三个关键环节。一是创新制度。实行制度有限期制,对现行制度定期进行清理。随着作风建设的深入,建立新的制度,不断完善作风建设制度体系,依靠制度的力量促干部作风转变。二是宣传制度。制度一旦制定,就要公之于众,。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以及信息、简报内部资料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制度的意义、内容和要求,提高制度的知晓率。三是执行制度。加大制度落实力度,加强对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制度落到实处。济宁市注重制度规范的具体化、制度创新的系统化、制度执行的刚性化、制度监督的公开化,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意见》、《创新发展环境二十条规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十个不许》、《济宁市国家工作人员十个不准》、《关于加强对市管领导干部党内监督的试行办法》、《巡查工作暂行办法》等数十项制度,2007年以来全市追究责任163人,充分发挥了制度管事、管权、管人的作用。

  三、监督约束法。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监督的作风建设将大打折扣。应加强对干部作风状况的监督,创新方式、畅通渠道、增强效果。用好党内监督,推进党务公开,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监督权利。要用好人大、政协监督,促进党政机关和广大干部依法行政、廉洁行政。用好专门机关监督,为纪检监察机关行使监督权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维护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用好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依法履行监督权。用好社会监督,加强对监督群众的保护,提高群众参与监督的程度。济宁市坚持从严抓作风、开门抓作风、从细节抓作风,从2008年起连续两年在媒体公布市委常委、副市长工作信息,连续两年电视直播市直部门一把手服务承诺,接受社会监督。组织500名各界代表对市直部门85个涉企窗口单位进行公开评议,现场评议,现场统计,现场公布结果。开展“十佳”、“十差”中层干部评选活动,表扬先进,鞭策后进,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惩治警示法。反腐败必须加大惩治力度,作风建设也必须痛下决心,快查严办。应健全投诉举报网络,整合各类投诉举报资源,聘请监督员,建立联系点,公布监督电话,实行有奖举报和24小时值班制度,构建投诉快速反应机制。开展经常性明察暗访,组织群众监督评议团,定期不定期到党政机关、执法部门开展走访、暗访活动,对涉及干部履职和作风方面的问题进行质询;组建督导小组,不打招呼、不发通知,随时对作风问题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依法依纪查处,对不作为、不尽职和失职渎职的干部严肃问责,对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办班的行为坚决清理,对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依法严办。济宁市按照“从严带队伍、从严管干部、从严抓作风”的要求,认真解决工作平庸、纪律松弛、怕硬怕难、不负责任、吃拿卡要等方面的突出问题,2007年以来受理投诉861件,处分处理286人,进一步营造了“防骄戒满、干字当头、全力全速、只争朝夕”的浓厚氛围。

  五、改革推动法。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是加强作风建设的根本出路。应突出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不断创新体制,形成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强化行政效能监察,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建立“三集中、三到位”(部门审批项目向一个科室集中、行政审批科室向行政审批服务中心集中、进驻中心项目向电子网络集中,确保审批项目进驻大厅到位、审批授权到位、工作人员到位)审批机制,压缩行政审批事项,精简行政审批环节,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加强对社会团体、中介组织的监管,对社会团体、中介组织进行清理整顿,实现与党政机关彻底脱钩,切断与党政机关的利益链条。推行涉企收费“一费制”,将各部门对企业的收费纳入统一管理,以《缴费明白卡》形式告知企业,由企业按法律法规规定的缴费额度一年分两次到指定银行缴纳,减轻企业负担,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在干事创业、科学发展的实践中培养干部、检验干部、识别干部、任用干部,用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群众威信高的干部,用真正干事创业、清正廉洁的干部,用群众拥护、群众公认的干部,坚决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近年来,济宁市坚持市场取向、突破重点,整体策划、有序推进,科学论证、稳妥操作,严格依法、注重政策的原则,大力推进多项改革措施,比如,创建政府交易平台,成立市招投标监督管理委员会,组建招投标中心,健全完善了招投标体制。2008年共办理各类交易事项447项,其中建设工程交易285项,节约资金2.87亿元,有效遏制了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 摘自《学习时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性贡献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处于三大板块的中间位置,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前者的邓小平理论,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后者的科学发展观,解决的是为什么要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和特别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解决执政主体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不是原生态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最初并不是作为民众与公共权力的桥梁而出现的,而是要与民众站在一起对抗国家。等到民众取得国家政权后,再来考虑政党作为联结民众与国家的桥梁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带领亿万劳苦大众经过28年的艰难困苦的浴血奋战而缔造的。毛泽东因打下江山而坐拥江山、治理江山,没有任何疑义和问题,这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且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先后写入党章和宪法,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拥有了政治学意义和宪法学意义上的双重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执政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

  解决执政能力的卓越性问题。

  缘于炮火声中的洗礼,缘于抛头颅、洒热血,牺牲成百万共产党员生命的代价,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终成气候,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突破性的跨越。建国后历经艰辛探索、坎坷曲折及至“十年文化大革命” 的政治内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努力打拚、与时俱进,铸就了党的亮丽风采、共和国的璀璨辉煌!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姿态站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首昨日,党走过了一段极不寻常的历程。审视眼下,党正处在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的代价过大。政治稳定的背后,危机的隐患始终存在。经济增长与利益分配冲突的矛盾、社会法治水平提升与政府控制能力冲突的矛盾,十分尖锐。诸多问题,颇为棘手。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超常的执政能力,才能妥善应对、有效解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解决的又一个问题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卓越性问题。这种执政能力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够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种执政能力,就其所处的空间而言,是宏观意义上的能力,是高品位、高水准、高层次的能力。这种执政能力,就其功能作用而言,是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超凡卓越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综合的、集大成的、与时俱进的,是顺民心、合民意、能够引领时代发展潮流的。

   解决执政方式的科学性问题。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党的执政必须是依法的执政、民主的执政和科学的执政。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唯其如此,党的执政方式才是合法的、科学的,才是切实可行的,才是能够解决问题、取得实效的。

  解决执政结果的有效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既然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时时强化宗旨意识、服务意识,就必须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解人民之所忧,就必须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来共享的执政理念。所有的党员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何时何时地人民的利益始终高于一切,党员干部没有任何特殊的个人利益。党的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衡量所有工作好坏的、带有根本性的尺度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支持不支持、人民满意不满意。只有当执政的结果是有效、高效的,是足以让人民认可、信服和称道的,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长长久久地掌权执政,才能够有机会、有可能履行好执政职责、完成好执政使命。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陈云谈党内民主


  陈云历来重视和提倡发扬党内民主,把它看成党的生命。他在上世纪60年代七千人大会时说过,“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如果不能发表不同意见,“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了”。粉碎“四人帮”后,他评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不是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而是“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时讲话,认为会议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他在改革开放初期讲“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其中说的党风,主要是指党内民主的风气。

  陈云强调党内要有民主,是与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连在一起的,目的在于使领导了解全面情况,作出正确决策。十一届五中全会成立中央书记处时,他嘱咐说:“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这是讲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须要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1982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又讲:“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

  在陈云看来,党内民主不仅是一种风气,还应当是一种制度。早在1977年党的十一大讨论《党章》修改草案时,他就针对其中关于党员对党组织的决议,指示有不同意见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并有权越级报告的规定说,应该加上“允许保留意见”。198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章规定的原则。历史经验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做起来很不容易。希望新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1987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党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

  陈云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及民主的制度化,对带动人民民主的扩大、深化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党的十四大以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对代表大会常任制实行试点,完善党的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推行地方党委决定重大问题票决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等等。这些举措凝结着全党的智慧,其中也包含陈云生前的心血。 摘自《北京日报》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素质教育观(1)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奠基工程,是在教育工作实践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从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到2006年6月“实施素质教育”写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2006年12月“实施素质教育”又被写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再到2007年10月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上升为党的教育方针,表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

  面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课题新矛盾,如何准确把握教育发展规律、创新教育发展理念、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破解教育发展难题,提高教育发展质量和效益,从而增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实现教育又好又快地发展。需要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从更深处去剖析和站在更高处去审视素质教育问题,更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正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实施素质教育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是教育观、人才观、质量观的根本性变革。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对什么是素质教育,需要从过分局限于学校教育甚至是基础教育的范围来思考素质教育问题的观念根本转变。在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中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应试教育的急功近利色彩,在基础教育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尤其是学生素质片面发展、畸形发展。然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这就绝不仅仅是基础教育的问题,要彻底根治应试教育这个由来已久的顽症,必须从教育理念的更深层面来反思和实践素质教育问题,从根本上去变革现行教育体制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究竟如何理解和界定素质教育,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如何确立科学的素质教育观,本人认为:

  一、从素质教育的对象来看:素质教育是提高全体国民素质的教育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不应局限于学校教育甚至局限于基础教育的范围来界定素质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各级各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整个教育工作价值取向的根本转变。要求以全社会的每一个人为对象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具有全民性。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必须全面地、完整地、准确地理解这一权利和义务,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和义务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并非只有学校教育中的受教育者或者只有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才有这一权利和义务。

  在终身教育时代,每个公民都是需要不断提高素质的受教育对象。我国《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具体举措就是:“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可见,各级各类教育都是提高全体国民素质的手段,都是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终身教育时代,素质教育的对象具有全民性。

  二、从素质教育的目标的基本要求来看:素质教育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是手段,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是目的。素质教育就是要全面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使全体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地、主动自觉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学会做人、学习、健体、审美、劳动,以增强受教育者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教育新视野的开拓,全面发展教育的内涵必将日益丰富。没有真正做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就不能实现每个人的协调发展,只有真正做到每个人的全面而且协调的发展,才能实现每个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就提高人的每一个方面的素质这一目标而言,素质教育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未完待续)
 


 

合导学——力避人才逆淘汰实现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3)


  合导学在实践中体现在以下环节:

  (一)制定实现目标的明确思路与方案体系。在深入调研、集思广益、深思熟虑基础上形成发展新路子、操作性强的好方略。

  (二)选准各方融合处、最佳交叉点,围绕目标轴心整体联动。

  (三)凝聚与调控诸力沿着正确方向、路线,朝着目标同步运行。。

  (四)使每一个优秀人才不因客观因素落伍出现逆淘汰。破例破格选拔一切具有创新成果、创新造能力的创新先进人物,不拘一格使用所有人才,确保每一个有用之才都有用武之地。以人的总体实绩贡献论酬升迁,坚决摈弃以关系、文凭、年龄、现有职务职称为杠杠选拔人的弊端。

  合导学一个活的灵魂就是形成与发挥最佳整体功能,人尽其力,才尽其用,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发展。在省内外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岗位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创新先进人物,他们或在自然科学上有革新、发明,或在社会科学上有发现、创造,或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宝贵、新颖的经验套路,创造丰硕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在单位内外、市内外乃至省内外都小有名气,受到社会承认。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局限和旧习惯势力对创新的排斥,极大地制约了自身的成长进步与事业发展,致使现有职务远远落在了许多同龄人的后边。而这些具有丰硕创新成果、很强创新创造能力的创新先进人物,无疑是十分难得的稀有人才,如把他们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所做出的贡献要比其他一般人才大的多。他们会通过独创能力、以往广泛的人脉,带来更多的财富、项目。为此,特郑重建议一把手、组织部长、领导、党组织把选拔创新先进人物工作放到比招商引资、比提拔其他人才还重要的位置上,通过各种渠道发现、选调、重用创新先进人物,从而使天下更多的英才俊贤聚集您的麾下,拥有用武之地,很快接受新事物,创造新成果,成为振兴经济的一支尖刀突击队伍。

  (五)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新路子。借鉴、参考合导学原理,探索明确符合实际与趋势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思路。发挥当地得天独厚的优势、曾国藩人才经等文化品牌效应,采取拿来主义,省去巨额培养费用,用足用活一切可用之良才和智慧,形成不可阻挡的发展强势,在三至五年实现经济社会的长足进步。

  (六)统筹兼顾重点突破。全面推进,选准突破点,大力开发适销对路、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业,促进经济社会效益与发展的最大化。

  (七)选当好一把手,配建好硬班子,理践好新路子。为各部门、各市县、各有关单位选好一把手。无数铁的事实证明,各单位一把手往往是本单位成败、发展快慢的核心决定因素。

  (八)以人的综合实绩整体贡献为标准及时公平选拔各类人才。人的总体成绩贡献,是人总素质、德才、付出的最好证明和最好体现。只有以此为标准决定人的升迁、待遇、报酬才是合理公正,让人心服气顺的。一个人只要完成好本职任务,就是业务能力棒。不能机械呆板地执行选拔干部条例,要发挥党委一把手用人导向功能。辩证对待票数,不排除小圈子、不正之风等方面起的作用。那些动辄卡年龄、学历、职务职称、票数等非实绩因素的做法是有失公道的,难以让经济社会科学快速发展,应当果断予以摒弃和克服,真正切实落实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唯年龄、不唯学历、不唯职级、不唯资历的人才干部工作精神,落实、兑现优先提拔晋升引进人才优惠政策、及时提拔先进挂职包村干部政策、大力提拔创新人才等优秀人才政策。人心都是肉长的,假如综合成就创新实绩突出、而职务落在同龄人后面的同志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自己,我们又该何想,该怎么办呢?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一位市领导说得好,说一百句空话不如办一件实事。人才得不到及时提拔,这对领导者本人、对党的工作、对人才个人都是百害而无益的。实际上在大批量、几十次提拔其他干部之后,再及时提拔一下为数极少、本应同时提拔、早该提拔的优秀引进人才、创新先进人物,总是顺理成章,对各方均有好处的,何乐而不为呢?

  (九)持续开展举贤荐能活动。一把手、党组织、组织人事部门凡事要想到用人才,言行要凸现对人才在整个工作、事业过程中情形的关注,同时采取得力有效措施普查登记测评人才,大兴举贤荐能之风。人才放错地方就是蠢才,要鼓励、支持、允许人才选择合适自己优长的行业、岗位。要把人的心思与精力引导在干事业上,而非人际关系上。

  (十)长期设立建议意见奖。为避免一边标榜欢迎大家提建议意见,一边又把建议意见置之不理现象的长期重复出现,真正给人们参与政治管理提供通道,集纳民智,长期设立建议意见奖是个好制度好办法。对中肯有用地好建议好意见不仅不闲置、不生气,而且要积极采纳,从政治、物质上予以适当奖励。

  (十一)不懈实施创新成果转化制度。从政策、组织、措施、资金上确保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及时推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变为源源不断、滚滚而来的财富。如山东省宁阳县伏山镇卫生院退休干部吕凤高创造的年轻健康保健疗法有待扶持开发。

  (十二)建立与实施基层重要信息快捷直达高层反馈下层高速公路机制。自诩为党和群众联系桥梁的庞大机构,尽量不要自作多情、一厢情愿的以领导忙、群众的事小为由,阻绝群众与领导的信息交流。当然这要从体制、领导作风、机制上切实真正改进与创新。

  (十三)养成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取信于民的风范。党章规定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的建议给予负责的答复。但事实上,你就是关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好建议好成果,有时也难得到答复。这不免让人失望。理论、口头上特讲大力选拔重用创新人才,而行为上却对创新人才拒千里之外,甚至抱有成见、耻笑、嫉妒、埋没。说一套做一套,言行相背是最大的顽疾,最大的讽刺。真是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啦!然而它以往不被某些人承认、警惕,还会长期下去!坚信党会及时一定解决此问题的!

  (十四)良性互动双向优化。一切行业、一切人都需要认知、理解,人都不易,都有自己的优势与长处、劣势与难处,要相互尊重,相互友好。各自都应自己首先做好,成为高素质的人,勇于善于从自身查原因,少埋怨迁怒他人。领导上要对部属多指导教育,部属有了成绩进步,不要吝惜几句鼓励的话,要及时多表扬,如期奖励,鼓舞其斗志,树立其威信,主动替部属着想,适时提拔重用,千万不要对成绩大的部属、下级求全责备,不表彰,不提拔。部属、下级要常反思改进,自我激励,强化素质,树立好形象,适应环境,成熟完善,创抓际机遇,尽最大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特长的岗位。

  (十五)整合力量,滚动发展。笔者多次调研过的泰山区徐家楼办事处王家店村,坚持村属企业的集体化性质不动摇,聚合了有限的财力、资金等,使村集体企业每年纯利润上百万;岱岳区天平办事处井家庄村运用集体的力量搞经营,也积累了村集体流动资金100多万元。村集体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不要村民一分钱就可以办村公共福利事业,使村民们走向了文明富裕的小康生活。河南省的刘庄、南街村也都以发展集体经济成为全国新农村的典型。实践证明,发展村集体经济是必然之路。

  (十六)引导自我与群众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和主导思想。主导思想的偏差,会给自身、他人、集体等带来不可低估,甚至不可挽回的损失。对同样一个人、一件事,主导思想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见,具有一个正确的符合实际和趋势的主导思想、健康平和乐观向上的心理状态该是多么重要啊!这需要宣传思想工作领先,自我教育、组织教育等综合动力开路。

  (十七)形成安康身心第一的理念与行为。没有安全健康的身体与心理,就不能工作,为社会做贡献,个人和家庭也不会幸福。安康的身心是一,与其它方面如地位、金钱等都是相乘的关系,失去安康的身心即为零,零与任何数相乘都是零。要把安康的身心作为一门科学、一门艺术、一门庞大的系统工程及早认知。

  (十八)坚持自身首因性。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都应强调自身原因,首先自己具备好的整体素质, 做好干好,从政治、全局上对待工作、业务,战略上藐视困难,从战术上重视、熟悉业务技能,夯实业 务技能,符合本单位业务套路,塑造品牌,树立良好业务名声印象,创抓好业务文化学历教育时机,早 日拥有高文凭;不失时机地具备技术职称所需的硬条件,尽快评上较高层次职称资格。政治、业务是互动的联合体,水涨船高,最终归属到人的事业成功大小快慢上。无论你目前的政治业务地位多么低,都 要始 终充满信心,乐观地创抓际遇,干好本职,既要周全又要隐忍,向前挺进,坚信天不负己,命运总会转 机,总会有奇迹发生,如愿以偿。

  (十九)暗访掌握实情,慧眼识准忠奸。学康熙、乾隆微服私访的作风与方法,掌握重权的大人物 等实权领导者,下去指导检查时,不与下边打招呼,自便查看体验,定会摸清底牌,为决策、解决问题 提供真实的依据。学学曾国藩鉴才用才术,用直觉法、面谈法、实践法、成果实绩法等明辨人的层次,要有主见,切勿被谗言牵着鼻子走、偏听偏信、听风就是雨、纵容坏人打击好人,宠信庸才冷落英才。同时,看准的人才就果断选拔重用。

  (二十)集中财力新上创新产业企业。搜集内外尖端科技成果,拥有与形成创新技术,由政府、集体或其他力量开发生产经营这些创新型产品,借以迅速膨胀新型工业及其他新兴产业规模,形成巨大的财源。

  (二十一)让更多的人有盼头,拥有幸福。对于许多仁人志士来说政治抱负的追求是第一位的。领导者各级组织要为他们创造条件,尽量支持与满足他们对理想信念、政治进步、政治参与的渴望与实现 ,这比给他们高工资、高福利、高物质待遇强得多,更能凝聚获得人心,发挥潜能。当然对于更多得其 他群体,具体每一个人,物质财富得追求与需求是永恒、经常、大量的。有关领导、社会要在尽可能的 情况下,帮助他们。特别是在创业初期,刚从事新生事物之际,各级领导一封简短的回信,当面几句鼓 励的 话,有关部门单位几千上万的资金扶持,身边人员精神、时间等方面的支持,都是非常宝贵的。

  (二十二)发挥优势扬长避短,乘势而上。充分挖掘当地文化的宝贵资源,运用现代哲学思维,扬弃思变 求新、倔强刚勇、坚韧拙朴、果敢气盛、天下为家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捷足先登,独辟蹊径,把握现实与未来。如完善与弘扬“忍辱负重、脚踏实地、步步为营、善良实在、开拓创新、勇攀高峰”的泰山精神,叫响“我是泰山人,泰安是我家”口号,增加全市干群的自豪感,人人都是品牌与良好环境,合导 运行,早日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胜利。

  党的一个根本任务与目的应是凝聚民心,激活人才,最大限度发挥生产力潜能,动员与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广大群众为实现党的战略目标协同奋斗。作为以正向同步联动运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发挥最大整体动能与效应为核心的合导学,正好为此提供了一个新借鉴、新参考、新思路。如能适当吸纳一下,抓住围绕目标轴心正向连轴协同运作整体联动,选用好内外创新先进人物等优秀人才,爆发更大的生产力这一要点,就一定会使工作与事业像登泰山一样,一步一重天,稳抵玉皇顶!

  综上所述,每天的工作、事业都需要人才去突击,岁月无情,人才的年龄每天、每月、每年都要增大,而规定、社会对人才的年龄限制是大致不变的、甚至走向越小越好!如果对勇于开拓创新、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多年甚至十几年一直熟视无睹,不予提拔,就会贻误单位、地方、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埋没、压抑、贻误、淘汰一批优秀人才,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小则不利于单位群众的福利,不利单位主帅的升迁,耽误人才的美好前途,大则不利于高层领导的提拔,危害危及执政党、政权、国家的利益。为此,要把及时发现,选拔怀才不遇的优秀人才、先进干部当作最紧迫的实事,切实到位,否则,一切都是空的。人的综合实绩是人德才整体素质的集中体现,综合实绩大的人能够不需要更多的培训就能胜任本职工作,创新创造,为本单位、本地和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由此可见,那些用人看关系、票数、现有职级等非实绩性因素的做法是不科学、不公平、不可取的,对单位、对党、对人才等多方面都是损、浪费与伤害,只有笑纳、借鉴、参考、整合、到位以人才为重的合导学,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目标。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作者:韩庆全
 


 

有感毛泽东笃志嗜学、垂老不倦


  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同志一生为革命笃志嗜学,博览群书,深刻领会,指导实践,给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楷模,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薄一波《回忆片段——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

  毛泽东同志专心阅读马列著作,垂老不倦。他曾经建议把三十几部马列经典著作印成大字本,发给高级干部作为必读之书。他还经常阅读中国古典书籍,而且讲究理论联系实际,从来不无所谓地去读,而是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同革命事业联系起来,用书里的内容指导实践。

  他很喜欢读中国历史,史学知识渊博。自己喜欢读二十四史,还鼓励一些同志去读这部史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工作提供借鉴。1956年,毛泽东曾建议一些领导干部读一读《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书中一些话语如“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曾被不少同志引为箴言。

  毛泽东同志也很喜欢读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小说。我国的不少古典小说他曾读过多遍,十分熟悉,并且常常用独到的见解介绍给别人。

  毛泽东曾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中引申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薄一波《回忆片段——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

  谈到《西游记》,毛泽东说,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去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这里主要讲的是不要怕有不同意见,不要怕有争论,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最后总是会成功的。 (薄一波《回忆片段——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评价很高。他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他的意思是指,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他还讲过,曹操下江南,东吴谁当统帅成了问题,结果找了个“青年团员”周瑜,29岁当了都督,大家不服,后来加以说服,还是由周瑜当,结果打了胜仗。他借这件事说明选拔干部,不能统统按资历,要按能力。 (薄一波《回忆片段——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

  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也有浓厚的兴趣,说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

  晚清时期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龚自珍有一句名言:“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毛泽东的读书实践,正好验证的这个道理。许多同志都深深感到毛泽东同志的智慧和才能过人,这与他笃志嗜学、博览群书有关。著名文学家雨果说:“各种蠢事,在每天阅读好书的影响下,仿佛放在火上烤一样,渐渐溶化。”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是开启胜利之门的钥匙。而无知则是智慧的黑夜、失败的伴侣、纷乱的祸根,不学无术往往能害死人。许多贪官都是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才走上犯罪道路的。

  近一段时间以来,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就读书问题发出号召,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读书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素养、锤炼道德操守、提升思想境界。历史是一面镜子,愿我们的各级领导从毛泽东读书的故事中受到启迪,深刻领会“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道理,告别酒桌,远离牌桌,走近书桌,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慎终如始,学而不厌,洗涤灵魂,升华道德,增长知识,提高才干,服务社会,造福人民!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学贵践行


  最近,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座谈会上指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重在实践。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中就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

  践行,实践的检验。如果学习得不够系统、理解得不够透彻、思考得不够深入,仅停留在一般性的认识上,运用起来就有可能出现偏差,甚至背离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因此,要把深入学习理论与脚踏实地践行紧密结合起来,把学以致用、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衡量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效果的重要标准。

  学在于知,知贵于行。学而不知是盲学,知而不行是假知。学在于行,而不只在于知。知而不行是一种悲哀,明明知道该如何去做却因为种种原因眼睁睁的不能去实施,纵使胸中豪情如万马奔腾,也只能让人扼腕长叹。

  华盛顿儿童博物馆墙上有这样一句话:“我听见了就忘记了,我看到了就记住了,我做了就理解了。”无数的事例——成功的、失败的、辉煌的、平庸的,无不诉说着这样一个道理:“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人之为学,不也应如此?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其实,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要注意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一方面要领会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核心、基本要求和方法,这是外因;一方面要在学习领会的同时加强个人的思考,并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寻根究底,这是内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学习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得以不断进步,不断深化。

  搞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认真实践、学用结合是目的。实践是学习的归宿,是学习的最终目的。如果我们把学习了掌握好的东西束之高阁,那还不如不要浪费时间去学,纸上谈兵只会害人误已,甚至祸国殃民。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所学到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理论武器运用在日常工作的伟大实践中去,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学用互动,学用互促。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关键是真信、真学、真懂,才能谈得上真用、真有效。学以致用,就是将学到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使其转化为内在的“本能”,自觉应用于工作实践,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用以促学,就是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科学发展上,使之见成效、有收获。而在具体应用中尝到了甜头,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学习、促进运用、不断提高。

  人之于社会,多见善与不善之人和事。善者有己所不能者,学而行之;不善者有己所不知者,反省自身而改之。众人岂非我师乎?虽学不能守,不能记于心、用于身,学犹未学也。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不让老实人吃亏应该是制度设计的结果


  不让老实人吃亏,是干部工作中用人的基本价值导向,更应该是一个制度设计的结果。不让老实人吃亏,必须从用人导向上激励老实人,从选人视野上聚焦老实人,从评价机理上去鉴别老实人,从考核体系上凸现老实人。

  一、用人导向上不让老实人吃亏。俗话说,风成于上,俗形于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让老实人吃亏,对领导干部而言,自己率先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做诚实守信、公道正派的道德风尚的倡导者、践行者。这里有个认识、作风、能力和勇气的问题。认识上,有没有站在贯彻执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高度,真正把说老实话、用老实人摆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作风上,肯不肯抛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浮躁心态,沉下心来、扑下身子,深入到群众和实际工作中去结识老实人,与老实人交朋友。能力上,能不能对形形色色的行为表现、纷繁复杂的评价信息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并由表及里地进行综合分析,最终上升为对人的素质特征的把握。三国时的刘劭说过,“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鉴别他人能力,自身需要能力和水平。拥有一双能识人的火眼金睛,才能识别大话假话,才能辨别真才与假才。勇气上,敢不敢同用人的不正之风作斗争,坚持为老实人说话,真正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遵守纪律不放松。

  二、选人视野上不让老实人吃亏。干部工作的关键是创造公平、公正的选拔机制。公平、公正的核心是机会均等。在现实生活中,老实人多多少少还是被边缘化了。不让老实人吃亏,追求的不是老实人都能被提拔使用,它更注重的是机会均等,给予每位同志提供同等地进入组织视野的条件,创造平等地参与有序竞争的机会。要鼓励竞争,变暗箱操作为公开选拔,变台下活动为台上竞争。要改进干部任用提名方式,拓宽选人视野,创造让那些表里如一、扎实干事的干部能够亮相的机会,让更多的群众去知晓他们,理解他们,支持他们。要扩大干部推荐环节的民主,吸收本单位干部职工、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代表参加,把知情度高的意见作为确定考察对象的重要依据,保证老实人能够推荐得上来。

  三、评价机理上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老实人吃亏,必须从识人的规律上去发现老实人,从评价机理上去鉴别老实人。

  按照老实与能力的组合,大体可分为四种人。一是不老实、没能力,主要是一些过于平庸,迂腐迟钝,不察是非,工作不求上进之人。二是不老实、有能力,主要是投机钻营,摇唇鼓舌,沽名钓誉,甚至阴险狡猾、尔虞我诈之人。三是老实、没能力,主要是老实本分,思想方法简单,缺少知识和社会经验,甚至胆小怕事,墨守成规之人。四是老实、有能力,主要是那些表里如一,埋头苦干,扎实工作,甚至坚忍不拔,开拓创新之人。当然,对事物的划分没有那么绝对,正如色彩中除了黑色和白色还有灰色,天气中除了晴天和雨天还有阴天。对于老实和能力的划分,还有较宽的模糊地带,许多人介于老实与不老实、有能力与没能力之间,属于比较老实或比较有能力范畴。

  在鉴别程序上,可采用淘汰、筛选、甄别三步法。

  首先,淘汰不老实之人。在干部工作中有一个基本定律,“大多数群众不认可的一定不是老实人,但群众推荐得票较高的不一定都是老实人”。这里主要采用限制性方法,如通过查阅干部的历史档案,分析其成长轨迹,对有不良诚信记录的进行淘汰,也可通过设定最低得票数出局一批多数群众不认可的干部。事实上,对于不老实、没能力这类人,他们的推荐得票一般较低,其德才素质也比较好识别。

  其次,在老实人之中,筛选出有能力之人。对能力素质的鉴别,多采用竞争性方法进行筛选。如运用综合面试、情境模拟、无领导小组讨论、公文筐等对能力素质测试效度较高的方法区分出其能级大小。

  再次,在有能力的之中,甄别出不老实、比较老实、老实。这里关键是要辨别比较老实、有能力,老实、比较有能力,老实、有能力三类人。如何准确、有效地辨别这三类人是当前整个干部工作的难点和热点。古人云“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干部工作的基本用人原则。干部工作的实践一再表明:才不够,可以通过学习培训和实践锻炼来提高;不老实,德不行,人品底子差,很难弥补。能力相对较弱的老实人,一般不会迷失大的方向,一步一个脚印,虽然走得慢,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一直不停地走,最终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然而,能力较强的不老实之人,倘若能力使用的方向错了,将对事业造成更大的危害。鉴别这三类人,可运用不同评价对象侧重分析其不同的素质维度。如对能力素质评价,侧重分析上级评价,因为上级站在全局对其能力素质定位比较准确,把握比较客观。如对老实与否的评价,侧重分析同级和下级的评价,因为他们对其德行素质、服务意识和思想作风才有真切的感受。

  四、考核体系上不让老实人吃亏。构建上级评价、同级评价、社会评价、部门内部评价和自我评价“五位一体”的综合考核体系。在考核内容上,以德才素质为核心,全面了解干部的思想素质、能力水平、工作绩效、服务意识和廉洁自律情况。正确把握德才兼备的辩证关系,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注重考核思想作风、党性修养、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真正把对党忠诚可靠、对人民有感情、为人老实的干部选拔出来。在考核方法上,坚持德才与实绩相统一,注重工作的结果与过程的有机结合,更加关注对工作投入、作风转变、效能提升、制度完善等过程情况的考核分析。综合运用目标、历史、横向、纵向、内外比较法,辨析工作的显绩和潜绩,分析在实绩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引导干部以正确的政绩观落实科学发展观。在考核结果上,强化结果运用的激励性和约束性,以实绩论德才,凭德才用干部。提高考核的透明度,构建德才素质展示平台。不仅展示干部的履历、品行和才能,而且展示干了哪些实事,取得什么绩效,以充分接受群众的评判。摘自《学习时报》
 


 

青年人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青年人,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做有理想的人,有了远大的理想,我们的人生追求才能更高,人生步履才能更坚实,人生价值才能更美好,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那什么是理想呢?理想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对我们青年人来说,理想是人生的指路明灯。如果把人生比作在茫茫大海中航行,那么,理想就是前进的灯塔。有了崇高的理想,我们才能志存高远,心地宽广,跳出个人的小圈子,摆脱种种忧虑和烦恼,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扬帆远航。理想又是人生前进的动力。在奋斗进取的征程中,谁都不可能万事如意,一帆风顺。伟大的目标才能激发起忘我献身热情和无穷的拼搏勇气,崇高的追求才能带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理想还是人生的精神支柱。人不能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享受和感官上的愉悦,更需要有崇高的精神寄托。有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才能在种种诱惑和压力面前,矢志不渝,不改初衷,始终保持坚贞气节和献身精神。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不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进入社会主义新世纪新阶段,许多英雄模范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可歌可泣的业绩,为亿万人民所敬仰、效仿,就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理想,有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鸿鹄之志”。事实证明,理想绝不是人生旅途中可有可无的装饰品。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理想,力量就会散乱,生机就会衰退;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满脑子个人小算盘,思想就会空虚,精神就会瓦解。我们年青人应该有远大的追求和抱负,做有理想的一代新人。

  那我们年青干部应该树立的崇高理想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树立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我们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崇高的奋斗目标。按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描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社会,社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八个大字。这样的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最进步的社会。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长期不懈奋斗。我们年青人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者,不能因为目标遥远,就放松今日的努力。要牢记这个大目标,脚踏实地、锲而不舍地努力学习、工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贡献自己毕生的光和热。

  二、要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摆脱贫穷走向富强,消灭专制走向民主,抛弃愚昧走向文明,是近代以来我国人民不断追求和奋斗的夙愿。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它集中反映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是凝聚中华民族的伟大旗帜,是实现共产主义最理想的必经阶段。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已经构成了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激发起亿万人民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巨大热情和创造力量。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们青年人,把宏伟的蓝图化为光辉的现实,是我们的神圣使命。每一个同志都应把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化为对共同理想的忠诚和热情,让青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闪光。

  三、要树立融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的个人理想。我们青年人朝气蓬勃,血气方刚,在职业、道德、生活方面都会有自己的追求。比如,有的同志想在工作期间建功受奖,有的想成为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王瑛那样成为英雄模范,有的想加薪提职,年龄大些的同志向往稳定幸福的家庭等,这些都属于个理想。个人理想有高低之分、荣耻之别。凡是与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相一致的个人理想,都应该得到提倡和鼓励;而以满足个人私欲为目的的理想,则是狭隘的、庸俗的、渺小的。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来设计自己的追求,确定理想的坐标。无论事业追求、职业选择,还是婚姻家庭的建立,都要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适应,做到党叫干啥干啥,把实现个人理想的过程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功立业的过程,使个人理想的节拍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一起跳动。当个人理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生矛盾时,自觉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重。如果不是这样,沉溺于个人的小天地里,整天拨拉自己的小算盘,即使一时能拼搏一番,当个人的某些眼前利益满足后,往往会走向事业和人生的下坡路,严重的还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正如有首歌唱的那样,“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理想境界的实现,盼不来、等不来,要靠辛勤的劳动干出来。我们要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一个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应该正确处理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种问题,立足本职,脚踏实地,不懈努力,使理想之光伴随整个人生之旅。

  第一,把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青年人富有理想,但又往往容易好高骛远,在确立自己的追求和抱负时,掺杂引起不切实际的东西,一旦不能如愿以偿,或是怨天尤人,或是自暴自弃。比如,有的同志工作认为分配的工作岗位不好,却整天琢磨着想换到其它实权部门去,不认真专研业务,分散了工作精力,影响了本职工作;有的同志文化基础比较差,去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当官揽权,一旦没有达到目的,就埋怨单位不给他创造条件等。我们应该懂得,理想既是美好的,又是现实的。理想追求离不开现实条件,必须把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统一起来。这就需要在确立目标和追求时,对客观实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既要看到自身的优势,又要看到社会的需要;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发展。当发现个人追求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时,要要善于调整和校正,不能钻“牛角尖”;如果遇到困难和挫折,要正确分析原因,认真接受教训,鼓起进取的勇气,重新扬起理想的风帆。

  第二,正确对待机遇。有的同志觉得,理想追求的实现,要靠机遇、碰“运气”。运气不好,没有机遇,即使个人再努力,到头来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看到其它同志工作突出,表彰受奖,不是虚心向人家学习,而是认为机遇偏爱他们;看到别人调职升迁,在羡慕的同时又觉得他们的“运气”好。不可否认,机遇在人们的学习、工作以至成就某项事业方面,的确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我们不应把它夸大到不适当地步,更不能把理想追求的实现寄托在依赖机遇或侥幸成功上。因为机遇属于偶然性的东西,它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只是因为理想追求的实现提供一种可能的机会。对于有理想、立志干一番事业的青年人来说,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机遇,而在于有没有真才实学,肯不肯勤奋努力。如果你确是人才,被单位和社会所认识、器重的机会就多;倘若视野狭窄,本领有限,又不愿吃苦流汗,即使碰上机遇,也会白白让它从身边溜走。所以说,在为理想奋斗的过程中,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只垂青那些懂得怎样追求它的人”。

  第三,珍视分分秒秒,从平凡小事做起。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也想成就一番事业,但有点时间不是抓紧学习,而是会朋友、泡酒吧、玩网游、“侃大山”,让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掉。像这样“少壮不努力”,到头来只能“老大徒伤悲”。“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现在”是成就事业的关键所在。要实现理想抱负,就要珍惜时间,抓住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现在”,刻苦学习,努力工作。青年人风华正茂,正是为党、为人民、为社会多做贡献的大好时机,更应当争分夺秒地学习和工作,用一个个充实的“现在”,扎扎实实地向理想的未来迈进。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突出“以和为美” 推进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和谐的发展观,它致力于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是社会发展的最佳手段、最高境界和最具说服力的标准。炎陵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陵寝之地,也是湖南株洲市的一个老、少、边、山、穷县,发展水平相对滞后。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炎陵县必须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大胆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实践,不断开拓创新,牢牢树立民本观、生态观和协调观,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美,全力实现“又好又快、进位争先”科学发展的目标。

  一、树立民本情怀,切实改善民生促进民富。着力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是十七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成效和工作实绩的标尺,要看是否真正把感情放在民众中,把心思放在民生上,把工作重点放在促进民富上,要看是否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不能光看GDP和财政收入增长了多少,更要看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增长了多少,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多少。因此,我们必须在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上尽力而为,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办民众之所需,努力实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和新农村建设“村民富、村庄美、村风好”的目标。⑴在增加农民收入上多想办法。促进农民增收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增强综合生产能力;发展产业化经营,提升农产品加工业;突出发展重点区域,形成优势产业带;培训新型农民,提高他们的科技增收能力、市场经营能力以及专业化生产能力,通过政策扶持、政府引导、科学生产和经营,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切实提高农民的平均收入,实现共同致富。⑵在优化农村环境上多下功夫。按照优化城乡生产力和人口布局的要求,着力形成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相配套的规划体系和建设格局;通过撤并小型村、拆除空心村、缩减自然村,不断优化村庄布局,加快建设中心村和农村新社区;抓紧年度“10件实事”的实施,加快推进以“三清四改”(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改路、改水、改厕、改栏)为主要内容的村庄环境整治,改善农村的生产环境、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提高民众的幸福指数。⑶在改善乡村风气上多做工作。民风的好坏严重影响着农民的居住安全和生活质量,要在消除农村不稳定因素方面,如山林土地问题、村级财务问题、基层干部作风和能力问题,农民生产生活保障问题以及农民的文明素质问题,进行重点关注,解决实际问题;加强农村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千方百计维护社会稳定;加大“民为本、和为美、讲奉献、勇争先”炎陵文化的建设力度,广泛开展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从根本上实现乡村风气好转,社会安定和谐,让广大农民能够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生活。

  二、树立生态理念,注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不能以破坏环境和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粮,这是实践中得出的一条最深刻的经验教训。⑴把“生态立县”作为第一战略来实施。炎陵的产业发展都是构筑在生态优势之上,只有努力维护好、发展好生态优势,才能有炎陵的水电之源、兴工之基、旅游之利、民富之本,才能有效促进“生态立县、产业富县、旅游强县和开放活县”整体战略的实施。我们抓项目、谋发展要学会算资源帐、算生态帐、算长远帐,那种只追求GDP的增长,而不考虑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的观念,必须坚决摒弃。决不能只注重速度的“快”,而要更加注重效益的“好”,更加注重优化结构、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更加注重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⑵积极建设生态城镇。坚持以绿为美、以畅(通)为美、以和为美,高标准、高起点地完善城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精雕细刻”:对城镇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局部、每一处景观的风格和色调进行精心设计和雕琢,建设一批体现炎陵文化内涵的标志性区域、标志性建筑;“疏堵治乱”:加强路网建设和城管工作,改造和提升城区主次干道,优化交通秩序,确保居民出行出车畅通;“梳妆打扮”:整治主、次干道广告标识,清除城镇视觉污染,美化临街景观;“显景见秀”:挖掘、利用好城镇山水资源,对有条件的单位和小区拆墙透绿,让围墙内的园林花圃成为大家共享的城市景观;“栽树添绿”:积极推广绿色运动,倡导生态化生产与消费方式,在城镇中心区域、人居集中的重点部位、主次干道的两旁人行道进行绿化整体设计,广泛种树,提高城镇绿化率,着力打造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的生态城镇。⑶着力构建生态经济体系。遵循生态规律和生态学原理,用生态理念发展农业,推广沼气、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技术,打造休闲观光农业品牌,大力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和生态特色农业,形成规模经营;用生态理念发展旅游,把发展旅游经济作为第一重要的支柱产业来抓,树立“旅游旺则炎陵兴”的战略思维,打好“炎帝牌”,扩展生态特色,积极发展以认识大自然、享受大自然、爱护大自然为内容的生态旅游,如推出生态考察游、动植物观赏游、登山探险游等等项目,举全县之力,3年内创建中国旅游强县、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用生态理念发展工业,推进资源消耗减量化、污染物排放量最小化、废弃物资源化和工业企业园区化,“生产要上去、能耗要下去,效益要上去、污染要下去”,凡新上企业,都要经过“生态”审核,对原有企业,一律进行生态评估,不合格的坚决予以关停,决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决不要肮脏的GDP和“有污染”的财政收入。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有了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要彻底改变传统的“靠山吃山”观念,告别“木头财政”,培育绿色型农业、环保型工业和生态型旅游业,着力构建“以林养水兴旅游,以水办电兴工业,以工哺农促生态”的生态特色经济体系,从而形成生生不息的永续发展、和谐发展态势。

  三、树立协调意识,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五个统筹”,才能协调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炎陵作为一个山区农业县,统筹城乡发展的任务很重。⑴要以工促农。培育产业集群,将优势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通过采取堆罗汉、滚雪球、做乘法、借钱花的方式,集中发展纺织业、材料工业、水力发电、农产品加工、旅游工艺品加工等产业,扶持发展健康食品、植物发电等新兴产业,不断提高工业对农业的辐射力;用工业化的理念改造和提升传统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采取“龙头企业+协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模式,建立“品牌+标准+规模”的产业经营链条,促进笋竹、白鹅等农产品加工业步入快车道;发展特色农业,建设农畜产品基地,树立不求其多、但求其特,不求其全、但求其精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蔬菜、优质水果、生态茶和食用笋等特色高效农业,构筑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发展格局。⑵要以城带乡。拓展城镇就业渠道吸纳农民,鼓励大企业创造条件,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发展宜居小城镇转移农民,把乡、镇、村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吸引到小城镇,让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走进工厂,进入集镇,实现农民变居民,农村变社区,分散变集中,提升城镇化水平;建设集中居住区安置移民,将一些小的、分散、零乱的村进行归并,对那些远离集镇、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环境恶劣的边远村实施生态移民,集中居住,引导农民下山、进城,向二、三产业转移。⑶要城乡联动。长期以来,以户籍制度为分水岭形成了就业、社保、教育、公共投入制度等一系列的二元社会体制,城乡联动是新形势下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破解“三农”难题的一把利剑。关键是要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实现城乡体制基本接轨、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城乡社会发展同步、城乡社会保障对接、城乡基础设施联网、城乡居民利益同享,最终形成“体制统一、规划统筹、资源共享、利益共得”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城乡联动是一项系统性、艰巨性的体制改革工程,我们必须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气概,有细致周到的制度安排,才能使改革有所建树。只要通过城镇规划向农村扩展,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镇文明向农村辐射,加大改革建设力度,就能真正实现城乡协调、和谐发展。 摘自《人民网-人民论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在实践中丰富与发展


   理论的创新来源于创造性的实践。离开了活生生的实践,任何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和教训,使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一)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要通过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长期的历史的坚持不懈的中奋斗实现之、检验之,并使之中国化,在中国的实践中不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丰富与发展。

  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践中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这就决定了它要解决的是“什么是革命政权,怎样夺取革命政权”的实践问题。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本本中所没有的,幸好毛泽东不是教条的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是在认识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初步探索。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且在理论上驳斥了当时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观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毛泽东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所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后经过整风运动和一系列的理论著作的出版,在党的七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并在这一成果的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在实践中不断使毛泽东思想得到丰富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再一次探索,并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企图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佳方案。毛泽东在探索中强调指出,要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建国初期和社会主义十年建设时期的巨大成绩,使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得到继续丰富与发展。

   (二)

  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找出我国过去的许多失误就在于离开了现实和超越了阶段。邓小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进行思想、政治、组织路线的全面拨乱反正,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历程。邓小平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正确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创造性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在党的十五大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并且邓小平理论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

  (三)

  在千年之交,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已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向纵深领域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经济政治关系。这一切要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进行新的探索、创造新的理论。

  江泽民强调,我们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践,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深刻变化,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强调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代的实践相结合,需要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强调世界在变化,实践在发展,需要总结实践的新经验,拓展理论的新视野,提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无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更的先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与发展的结果。

  江泽民根据实践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提出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它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在实践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在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丰富与发展。

  (四)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新的实际相结合,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探讨了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形成了包括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理论,并把它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向我们提出了大量需要回答和解决的深层次的问题。为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研究回答这些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回答这些现实生活提出的、干部群众关心的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以期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获得突破性的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提出并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理论体系提出的历史背景是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综合国力的竞争成为国家间竞争主要方式的国际大背景下提出的,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主要任务的国内大环境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定位的转型,标志着我们党对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道路探索的逐步深入。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本身也是一个渐进探索的过程,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而实践则是推动这一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这一理论体系的产生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方法,不断形成新的理论和思想,不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不断使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理论境界。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和谐劳动关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建立的并受劳动法律法规调整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一种社会关系,它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曾经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作为“轴心”的劳动关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代社会体系的状态。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劳动关系的和谐是国家社会和谐状况的重要衡量指标,是社会关系和谐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挑战,把建立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作为一项长期重要任务抓紧抓好,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劳动关系共享机制,保企业、保稳定、保民生,以促进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的形成,使劳动关系各方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共谋发展。

  一是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现代企业应当是开放的管理,在工资待遇上实行暗箱参加,实现片面的物质奖励,都有损于职工的合法权利,都会为日后的劳动纠纷埋下不良的事端。因此在宏观层面要加强源头参与,推动建立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和工会与政府联席(联系)会议制度,推动协调劳动关系的法制建设;在微观层面要抓好劳动合同、集体合同与职代会三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依法保障职工享有咨询权、参与权、表达权、参与权,促进劳动关系的不断巩固和发展,确保职工合法权益的实现。

  二是建立健全诉求表达机制。

  现在我们评价一个人和一个企业,常说金碑银碑不如口碑。有些企业的奖项含金量不是那么高,只有百姓的口碑是最实在的。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职工的诉求表达机制如何完善的问题。因此,企业必须要通过召开职代会,建立职工民主权利的表达机制;通过设立“12351”热线电话和各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畅通职工诉求渠道;通过参与人大、政协等会议,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主张与建议。

  三是建立健全矛盾调处机制。

  面对当前企业矛盾相对增多的形势,更要健全矛盾调处机制,尽可能帮助解决矛盾。建立健全劳动关系矛盾预警和疏导机制,妥善处理职工群体性事件,将劳动争议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推动改革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按照“快立、快办、快结”的原则,及时高效地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建立并完善工会法律援助与服务机制,向困难职工、农民工提供有效的帮助。

  四是建立健全权益保障机制。

  要指导业主要依法订立内部的规章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规范企业用工管理,有利于促进劳动关系双方依法履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指导企业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切实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当前,由于企业面临较大的危机,要根据企业的实际,可适当缓交社保基金,但必须对此要作出适当的安排。要大力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推动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同时发挥工会职业介绍、职业培训机构和再就业基地的作用,使下岗失业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 五是健全劳动关系共享机制。要深化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劳动、工会和企业三方与协调会议各成员单位,深化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活动,根据当前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更多地就如何应对挑战、走出困难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思考,真正建立符合企业实际的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标准和评选条件,推进企业诚信建设,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建立职工和企业互利共赢、共谋发展、共建和谐、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劳动关系。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改善和保障民生必须理清若干关系


  保民生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实现保民生目标,各地都启动了大规模的“民生工程”。这个工程范围广、涉及面宽,要取得预期效果,有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认真研究和理清改善和保障民生涉及相关方面的相互关系,以便统筹协调,和谐推进。

  一、改善普遍民生与解决特殊民生的关系

  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生亦然。普遍性原则要求民生保障的覆盖面应十分广泛,惠及对象应是全体人民,其目标价值具有普遍共同的要素。特殊性原则要求地方政府在坚持普遍性原则的基础上,对部分关系特别重大的民生事业进行重点建设,对特殊困难群体和特殊困难者给予重点照顾和保障。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实施的“一揽子计划”所列的民生清单中,涉及结构性减税、就业、医改、社保等十多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是对普遍性原则的诠释,每个领域中的具体任务和具体对象就是对特殊性原则的界定。目前的问题是,欠发达地区由于历史民生欠账较多,对这次工程配套的财力有限,物质条件与待改善民生问题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对本地区民生进行全面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努力做到以下方面:

  一是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优先解决当前基本民生中的突出问题。在贯彻落实国家民生工程规定的教育、就业、结构性减税、社保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领域民生过程中,着重针对当前各个领域中的薄弱环节,优先解决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基本民生更为突出的问题,减轻群众后顾之忧,把居民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二是坚持着眼全民性和照顾部分性相结合,优先解决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体的民生问题。在实施民生工程中,应该遵循温家宝总理的“舰队速度”原则,在从总体上解决全民性问题的同时,要对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和群众给予特别关注,优先解决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体的民生问题,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应对金融危机的强大合力。

  三是坚持多数性与少数性相结合,过细解决个别群众的个案问题。人民群众是由一个个具体群众汇集而成的,在着力改善多数群众民生过程的同时,要过细解决个别困难家庭和个别群众的特殊个案问题,把党的关怀送到他们身上,尽最大努力让每一个群众都能欢心、都能暖心。

  四是坚持全面性与发展性相结合,有重点有步骤地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民生问题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升,生命价值、健康价值、尊严价值等不断得到尊重,任何群体在解决了原有的民生问题后,必定会持续出现新的民生问题。因此,要用全面性和发展的眼光来衡量解决发展中的民生,及时研究解决不断反映出来的民生问题,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

  二、改善当前民生与解决遗留民生的关系

  现实民生与遗留民生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从性质上说都是民生,从责任上说政府都应予以解决。因为现实绝大部分民生,都是过去因经济发展缓慢、财力不足造成历史欠账而遗留下来的民生。至于部分个案的遗留民生,也一直以来都是人民群众最急盼解决的事情。但目前一些地方领导脑子里依然存在着“新官不理旧帐”的想法,只想解决好本届领导任职期内发生的民生,打算把历届遗留的民生依次移交给下一届。这个问题如不引起重现,民生工程将会出现畸型现象,将会造成遗留问题越积越久、越久处理越难、越难处理的成本越大的恶果。为此在实施“民生工程”过程中,应做到以下方面:

  一是正确对待并努力解决历史遗留民生问题。不管是历史遗留民生还是新近发生的民生,凡是尚未解决的、摆在眼前急待解决的民生,都视为现实需要解决的民生。对涉及群众根本利益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推诿扯皮、不遮掩压制,不欺上瞒下、不粉饰太平,用积极认真的态度和耐心细致的方法去逐一理清解决,尤其是对于那些属于政府行为导致的遗留问题,政府更要以高度的责任去及早处理解决,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二是找准影响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遗留民生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切实畅通信访接访渠道,主动到困难多、问题多、矛盾多的地方去,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让群众有理有处讲、有苦有处诉、尽心竭力找准影响群众情绪的突出遗留问题。然后对这些遗留民生问题进行筹划安排,有步骤有分工地依法予以解决,特别是对那些时间久拖、过程复杂、涉及历年政策的突出遗留问题,更要化大力气,用改革的魄力和方式去妥善解决,促进社会稳定。

  三是统筹兼顾解决那些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历史遗留问题。如农村失地农民和城镇拆迁居民的经济补偿问题、转退军人的妥善安置问题、环境污染造成群众利益损失问题、部分改制企业职工的补偿费用拖欠问题、部分集体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部分企业早期退休人员的社保和医保问题、以及法院对一些案件判决不公、执行不力等涉及群众根本利益的遗留问题等。以此维护民权,温暖民心,化解民怨,凝聚群众应对金融危机的强大合力。

  三、改善现实民生与解决长远民生的关系

  改善现实民生与解决长远民生的关系,是“打好攻坚战”和“打好持久战”的关系。只顾眼前忽视长远,民生改善就会成为应付一时的差事;只讲长远忽视现实,民生改善其实就是一句空话。只有把立足当前改善和着眼长期坚持高度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把握民生工程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实现民生建设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一是立足当前,注重改善现实民生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突出解决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困难和问题,把民生工程既定的任务抓紧、抓细、抓实,打好攻坚战,为保障金融危机冲击下国家经济的稳定较快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奠定坚实的动力基础。

  二是考虑长远,着眼长期发展。应制定民生长远发展目标,把对民生工程财政投入由临时性、分散性、短期性安排转为系统性、规范性、长期性安排,坚持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定“民生预算”制度,为民生长远发展目标提供必须的物质保障。

  三是持续不断地改善民生。始终满腔热情地不断抓、坚持抓、长期抓,打好持久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和追求,不断提高改善民生的质量,不断让人民群众分享发展成果。

  同时,还要理清改善治标民生和改善治本民生、改善民生利益与改善民主诉求、改善实际问题与提高民众素质、改善民生问题与加强思想教育、改善民生问题与严格依法办事等关系。 摘自《广西日报》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及其监管体系


  企业是否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即在市场产品之外提供“社会产品”,股东、员工、消费者之一就必须为这种资产的再分配付出代价,从而削弱市场机制的基础。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也认为,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任何偏离都将危及公司生存,并使董事获得无休止追求社会目标的难以控制的权力。

  然而当前,更多的学者主张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论者认为,企业的本质是各种利益相关者组成的藕合体。其决策不应仅考虑股东利益,其他资源所有者的利益也应予以同样的尊重,各种资源在配置和利用上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利益关系的参与。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及德国法学家耶林认为,社会利益包括并高于个人利益,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的,制止纯粹利益取向的市场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已成为法律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以维护社会利益应该是当代经济立法活动的核心内容,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保护才是对个体利益的最好保护。

  社会契约论者也认为,任何组织机构(企业或政府)的建立,即与社会之间达成了一份公正的协议或契约,以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应承担的责任。经济活动必须在一定的道德框架内进行才有助于提高经济交往的质量与效率,减少机会主义和逃避义务的现象。因此,社会个体和群体都受到社会契约所规定的有界线的道德合理性的约束,那些低于最低道德限度的行为体最终将被驱逐出自由市场。

  虽然大多数人认同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但对其承担责任的范围、程度仍有不同表述。美国企业社会责任专家阿尔奇•卡罗尔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四个层次:一是经济责任,指企业以生产或提供社会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为目标,并以公平的价格进行交易;二是法律责任,指企业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开展活动;三是伦理责任,即要求企业行事合乎伦理,有责任做正义、公平的事,伦理责任经过变革往往会形成法律责任;四是慈善责任。

  在企业运作中,社会责任通常包括三个层面:传统的慈善活动等公益事业是其基础层面;为应对可能损害环境和公司声誉等事故的风险管理是第二个层面;把握机会,将社会责任嵌入核心业务,使之成为能创造价值的企业竞争优势的一部分,是其战略层面。

  近年来,在一些非政府组织与大型跨国公司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形成了一些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和认证制度。得到公认的有国际标准化组织为保护环境而制定的IS014000标准和社会责任国际组织(SAI)为维护劳动者利益制定的 SA8000 标准等。SA8000 是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其主要内容包括童工、强迫劳动、安全卫生、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报酬及管理体系等要素,目的是使劳工多方面的权益获得保障。美国、欧盟的许多进口商已把该标准作为选择供应商的依据,SA8000正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如英国《2006年公司法》要求上市公司公布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事务,同时投资者也表现出更大的关注,包括高盛公司和瑞士银行在内的一些机构开始把社会、环境等问题纳入股本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社会责任并不完全靠企业家的自身觉悟,而是靠市民社会的基础和各种社会运动的推动发展起来的。我国目前尚缺乏这样的社会环境,因此,政府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推动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主要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府以社会公众利益代表和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以国家立法和行使政府权力的形式,建立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和法规体系。首先应在公司法总则中突出强调企业必须承担基本的社会责任,从而把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之中;第二要强化企业的守法行为,使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严格遵守劳动保护法、生产安全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第三要建立对企业失信行为的惩处机制,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

  2、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麦肯锡公司2007年调查的首席执行官中有95%的人认为:与5年前相比,社会现在对企业承担的社会义务有更高的期望。在我国,对企业的评价仍局限于经济指标,这样的评价指标已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要求,应该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全面评价企业的行为。

  3、加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外部监管机制。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地区及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管力度,制定相应的地方和行业法规,建立地方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制,对那些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采取必要的惩罚措施。同时强化对企业的社会监督,充分发挥新闻舆论、行业组织、国际组织的作用,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管体系,以完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环境。

  4、重视舆论宣传,提高社会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应引导社会公众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积极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中来,营造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氛围。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那种只讲规模、产值、经济效益而不讲社会责任的企业越来越丧失竞争力。未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应该是技术领先、管理领先并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是把对社会、环境以及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成功融入企业战略、组织结构和经营过程的企业。因此,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已刻不容缓:

  塑造企业诚信精神,重视维护企业信誉。企业诚信经营是企业价值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要大力倡导诚信观念,加强诚信教育,普及诚信知识,把诚信经营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

  强化企业自律约束。企业自律约束是企业一种内在的、自觉的行为。具体说,一是要提高企业道德标准,制定更高的产品质量检验标准、安全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二是要实施企业道德规范制度化,将正确的道德判断基准作为规范员工行为的管理制度,使之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

  把社会责任纳入企业文化建设之中。企业内部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有越来越高的认识和要求,企业文化建设应顺应这一趋势,在社会责任方面形成共同的价值企业文化建设应顺应这一趋势,在社会责任方面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理念,这也有助于吸引、激励、留住人才。摘自《光明日报》
 


 

圣保罗论坛、世界社会论坛与拉美当代社会主义


  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的发展及其意义

  1990年,巴西劳工党邀请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左派进步组织在巴西圣保罗市召开会议,讨论世界和拉美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等重大问题,应对新自由主义的攻势。这一举措得到拉美众多左派进步力量的积极响应,13个国家的48个政党和组织参加了会议。1991年拉美左派于墨西哥城再度聚首时正式更名为“圣保罗论坛”。论坛大约每年举行一次,到2008年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会议是第14次会议,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左派政治力量的大聚会,与会者来自世界五大洲。

  2001年,以巴西劳工党为主的拉美左派组织了世界社会论坛,与世界经济论坛分庭抗礼,旗帜鲜明地指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世界社会论坛至今已经举行了9届,先后走过了拉美、亚洲和非洲等主要发展中地区,每届都有数万人甚至十几万人与会,参与者也从一般左翼组织扩大到社会党国际、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团体,被称为“穷人的联合国”。

  上述两个论坛都是以巴西劳工党为主的拉美左派组织发起的,其背景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拉美地区左派在思想和理论上陷入混乱和困惑,迫切需要一个讨论空间,以明确和把握政治方向。同时,资本主义全球化迅速发展,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给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不良影响,这为拉美左派批判资本主义、辨析社会主义、寻求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提供了条件。

  圣保罗论坛与拉美当代社会主义

  批判资本主义、辨析社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末期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势达到高潮,提出“历史的终结”和“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断言人类发展道路的历史争论已经解决。对此,圣保罗论坛第9次大会《基础文件》指出,实践证明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模式——资本主义没有能力解决困扰拉美大陆的落后、贫困和社会不公正,财富在增长的同时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社会边缘化和社会排斥愈加残酷等问题。

  为了寻求基本政治共识,“社会主义”并未见诸论坛历次大会的基本文件中,但论坛中很多成员组织对社会主义的讨论和探索从未停止过,而且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曾任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文化部长的埃内斯托•卡德纳尔指出:对于第三世界和大多数穷人来说,资本主义是灾难性的,而资本主义的失败先于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是虚假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相反,失败了的资本主义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而非虚假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失败是因为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失败是因为实现了资本主义。

  发展拉美左派政治力量。制定战略计划、积蓄力量、取得国家政权是圣保罗论坛为左派进步力量提出的主要战略建议。“在所有国家,需要左派成为政府的有效选择,超越反对派角色,成为有条件左右国家命运的力量,拥有切实可行的、有内在联系和实效的方案,以便实现自己的目标。”圣保罗论坛能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极端多元化的基础上获得发展,并形成一些基本的政治共识,显示了它的生命力。通过合法斗争赢得选举、在本地区推行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改善社会分配结构,是当前论坛所关注和追求的主要斗争目标。参与合法政治和选举成为论坛成员的主要从政方式。

  在论坛成立之初的1990年,左派政党执政的拉美国家不多。当时,除古巴共产党继续执政外,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选举中落败。到2008年,左派政党已经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等拉美主要国家执政。论坛确实对左派政治力量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寻求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制定什么样的战略计划以及如何加以实施,圣保罗论坛对此进行了分析。它所提出的战略目标就是论坛成员的基本政治共识,即替代新自由主义。在圣保罗论坛历次大会的文件中,都多次出现“替代模式”“替代秩序”“替代社会”“替代战略”“替代方案”等概念,实质上就是替代新自由主义。

  拉美各左派政党的主张不尽相同,但在寻求替代模式的过程中都在不断探索社会主义。除古巴共产党坚持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外,论坛的核心力量巴西劳工党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劳工社会主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提出了“新社会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主张,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提出了“社群社会主义”的主张,这些都可以被看作对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的探索,也是对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

  各国共产党在论坛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参加论坛的左派政治力量除了拉美国家民族主义左派政党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组织。除古巴共产党外,拉美地区多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是论坛的成员。迄今为止,论坛规模最大的会议是2001年在哈瓦那召开的第10次会议,来自世界86个国家的138个政党和组织的3000名代表或观察员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将圣保罗论坛定性为“左派、反帝、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一切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团结互助和参与制定‘替代方案’的空间”。古巴共产党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分析,关于“互助的全球化”的主张基本上被论坛所接受。在古巴共产党的参与下,论坛多次击败了力图使其右翼化的种种企图。

  世界社会论坛与拉美当代社会主义

  批判资本主义,反对战争和霸权主义,论坛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世界社会论坛成立以来,通过各种方式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人的剥削、人与人之间巨大的不平等以及对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的践踏。在社会主义运动经历挫折处于低潮的时候,世界社会论坛中无论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判,还是对其替代方案的探讨,都为新背景下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有益借鉴。在世界社会论坛的参与者当中,也包括了世界各地众多的社会主义者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组织。

  世界社会论坛自创立之日起,就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战争,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每年的论坛都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一些著名左翼学者也号召人民通过世界社会论坛组成“南方人民阵线”,反对帝国主义。被称为“21世纪万隆会议”的世界社会论坛对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反抗霸权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左翼力量的联合,对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寻求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案,探索可能的另一个世界,其中也包括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是世界社会论坛的中心口号,而与会的拉美左派党和组织的口号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是可能的”。世界社会论坛探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案,也包含着对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运动的探索。2005年1月26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第五届世界社会论坛的演讲中指出:“我们需要越来越少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他毫不怀疑超越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但指出“资本主义不会从内部超越自己,资本主义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超越。超越资本主义强权的道路在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平等和正义。”2006年世界社会论坛加拉加斯分会被认为是论坛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与以往谈论战争和全球化相比,议题越来越倾向于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成为了此届论坛的关键词。

  但是从根本上讲,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不属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范畴,无论是参与力量、组织方式、主旨原则,还是斗争方式,都与社会主义运动有很大的区别。 摘自《党建》
 


 

从“政治裂痕”透视“内在隐情”


  联合国反种族主义大会于4月20日至25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如果说8年前,美国和以色列只是不满会议“被伊斯兰国家劫持”而中途退出,那么这次,以美国为首的包括荷兰、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波兰和以色列等8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拒绝与会。在20日的会议上,因伊朗总统艾哈迈德•内贾德在演讲中怒斥以色列为“世界上最残酷的种族主义国家”,英国、挪威和斯洛文尼亚等欧洲国家代表纷纷离场。对此,美联社等西方媒体评述称,同8年前反种族主义大会各国不欢而散相比,日内瓦会议遭遇到更大的“抵制潮”,会议更加“充满了火药味”,伊斯兰国家和西方国家间的深刻“政治裂痕”难以弥合。

  从表面上看,这种评述似乎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但其实完全背离了事实真相。在笔者看来,西方国家掀起“抵制潮”,至少有五大“内在隐情”。

  首先,西方国家不敢公然反对反种族主义大会的主题,但要抵制会议必须寻找“适合借口”。联合国召开这次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审查自2001年南非德班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以来相关事务的进展,并就各国政府在反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等方面所作承诺的履行情况进行评估;二是借审查《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落实情况,跨越分裂、分歧的过去,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和谐相处,避免因当前日益加剧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新的种族歧视、排外主义上升,为建立一个旨在消除贫困、偏见,摆脱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的世界而努力。对于日内瓦会议这个主题,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是不知道,但不敢也无法公然反对,只能采取回避的立场,紧紧抓住大会宣言草案所谓暗含指责以色列和所谓禁止言论自由等“不可接受的内容”不放,就枝节问题大做文章,其目的是给拒不与会寻找“合适理由”。

  其二,反种族主义话题是西方国家的一个重大软肋,西方国家对此难以正视,采取“走为上”,既是“无奈”之举,更是避免遭受攻击的“自保”之策。从这次日内瓦会议的主题来看,重在评估反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的事务进展情况。对此,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存在着“隐痛”。从历史上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曾是殖民主义、对外侵略、奴隶贸易和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典型代表,其中,贩卖奴隶是西方国家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数百年来始终解不开的“结”。非洲国家在德班会议上,明确要求西方国家就贩卖奴隶道歉赔款,西方国家害怕对上次大会落实情况进行评估。从现实来看,旧的种族主义余毒尚残存,新形式的种族主义又有抬头端倪,这些现象在西方国家国内和处理国际关系中均有表现,势必在大会上遭遇到负面评价。

  其三,反种族主义的本质是在世界范围内维护人权,这个话题同西方国家动辄对别国人权问题“说三道四”的人权卫道士面孔很难协调,其所作所为同其宣扬的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内在抵触,西方国家在此问题上遇到了极大尴尬。从某种意义上说,联合国召开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本质上是符合西方所倡导的维护人权等主流意识形态。但问题在于,西方国家在反种族主义问题上表现极差,甚至劣迹斑斑,与其宣扬的主流价值相去甚远,在反种族主义话题上讨论维护人权问题,势必引火上身,他们当然不愿把枪口对准自己。

  其四,反种族主义问题同巴以问题、同犹太人问题始终纠缠在一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此背上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沉重历史包袱,他们在同情犹太人的历史悲惨遭遇与刻意回避巴勒斯坦人的现实悲惨境遇之间,采取了双重标准,这势必遭到伊斯兰国家的坚决反对。尽管伊朗总统内贾德高调反以言论备受争议,但他从一个侧面也道出,在反种族主义问题上,西方国家采取了明显偏袒以色列的不公正立场。即便是在2008年底以色列在9天之内造成3000多名巴勒斯坦人伤亡的事实面前,美国等西方国家仍不断为以色列入侵加沙进行辩护,丝毫没有任何阻止以色列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的意图,无怪乎伊斯兰国家要借反种族主义大会强烈抨击以色列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的种族主义了。

  其五,反种族主义大会是由联合国人权机构主导的一个全球性会议,美国等西方国家深知在这次会议上将面临“寡不敌众”的困难处境,企图改变会议的基调也将注定落空。与其在会上成为众矢之的,倒不如会前“主动出击”,给会议主办方施压,做到进退自如。早在2月27日美国就发表声明,要求会议宣言草案必须在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系等几个议题上加以修改,否则就不参加会议。尽管大会文件最后文本作出修改,但美国仍以文本中没有提及其关注的反以色列和反西方偏见为由拒不与会,这充分暴露出美国图谋左右会议基调的霸道心态。如果会议主办方不满足美方要求,美方就拒不参加,这或许是“抵制潮”的真实根源所在。 摘自《中国民族报》
 


 

“参与”背后的技术支撑


  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变化论坛上月底在华盛顿举行,与会代表就推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进行了交流。美国通过论坛明确宣示,要做气候变化谈判的积极参与者。美国舆论认为,对“后京都时代”的全球减排协议谈判进程而言,这是一个积极的信息。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始终拒绝接受《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 《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华盛顿坚持认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之前,美国也不应接受具体减排目标。与前任不同,奥巴马政府将气候变化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予以考虑。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论坛上致辞表示,美国将全面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不会再随意缺席。在从被动转向主动的同时,美国认可自己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者,认可不同经济体的差异性,承认有些经济体要对过去的排放负主要责任。在国内政策层面,美国环境保护署日前也首次宣布,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危害公共安全和福祉。舆论认为,这将为美国出台更多遏制排放的强有力措施打开大门。

  减排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相关技术的突破。这也是美国要在气候变化领域发挥作用的重要资本。早在布什政府时期,美国舆论就指出,拥有技术创新优势的美国完全能够在减排达标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引人注目的是,美国近800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有80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开发贷款。美国的目标是在未来三年将可再生能源的供给增加一倍。奥巴马总统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斯特恩表示,美国在新能源技术方面有宏大的规划,经济危机给美国创造了机遇,可以在新技术方面加大投入,顺利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环保节能技术将为美国带来巨大商机。

  事实上,奥巴马政府的相关政策在国内面临不小的压力。反对者称政府的一些政策是变相对美国企业征收高额税收,经济衰退期间企业减排的成本问题将更加突出。尽管国会由民主党控制,但有关行业的游说影响力不可小觑。斯特恩就坦率地表示,美国在减排方面所能做出的承诺,根本上取决于国会所定的框架。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一场关于民主的辩论(1)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诉我”。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声了。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至今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还是问他:“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

  听众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未完待续)
 


 

求同存异 共同发展


  近年来,中欧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实现了“三级跳”:从建设性伙伴关系进入全面伙伴关系,又发展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政治关系更趋成熟、稳固,建立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对话机制网络,各自发表了双边关系政策文件,共同启动了商签伙伴合作协定的谈判工作。双方共同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和曲折,使双边关系在健康、稳定的轨道上不断向前发展。中欧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使双方更加紧密地相互依存。

  中欧是当今世界两支不断上升的重要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日益广泛、深入,合作领域从地区热点问题逐渐向全球性问题扩展。可以说,中欧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国家之间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独立自主地发展关系的一个典范。

  经贸关系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中欧贸易额达到4256亿美元,比1975年中欧建交时增长了177倍。目前,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一大技术供应方和第四大投资来源地。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商品每年为欧洲每个家庭平均节省300欧元。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屡创佳绩,即使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欧洲企业在华业绩仍保持增长。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贸易带来负面影响,中欧贸易也连续数月出现负增长。面对复杂严峻形势,中欧双方都强调坚持相互开放,反对保护主义。今年初温家宝总理访欧期间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中欧将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与自由化,维护开放、自由和公平的贸易投资环境,共同创造商机。中国贸易投资促进团访欧期间与欧洲企业签署了136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充分显示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的坚定态度。

  展望未来,我们对中欧经贸合作充满信心。中欧经济各有优势,互补性强。欧盟在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方面拥有明显比较优势。中国的优势则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这些产品为欧洲企业和消费者节约了大量成本,带来巨大实惠。中国不断成长的大市场更是对欧盟企业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面对当前形势,双方应本着平等互利、友好协商的原则,保持并发展双边经贸合作的良好势头;坚持相互开放,营造良好环境;加强双边对话,妥善解决分歧;拓展合作领域,实现持续发展;采取切实措施,促进贸易投资;加强中小企业合作,培育新的增长点。

  第二次中欧高层经贸对话7日开始在布鲁塞尔举行。我们相信,高层对话以及年内一系列高层交往的成功举行,将为中欧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新的巨大动力,推动中欧经贸及各领域互利共赢的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

  我们相信,只要双方明辨双边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双方的共同利益基础,始终保持密切协作,求同存异,共同努力,中欧关系就能够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为中欧人民带来更多的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切实推动发展中国家复兴


  不结盟运动协调局部长级会议上月底在哈瓦那举行,来自12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聚焦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响亮地发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特别是经济新秩序的呼声,凸显了不结盟运动新的发展目标与方向。

  不结盟运动曾是第三世界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1961年9月,25个不结盟国家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议,标志着不结盟运动正式登上世界舞台。冷战时期,不结盟运动长期奉行独立、自主和非集团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反帝、反殖和反霸的立场,成为制衡美苏两大阵营的重要政治力量。20世纪80年代后,亚非拉民族解放任务逐步完成,美苏冷战对峙渐趋缓和并最终结束,不结盟运动的发展陷入低潮。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不结盟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并非完美无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亚非拉欠发达国家为外围的国际秩序已难以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如何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重振南南合作,改善南北关系,已经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重要关注议题。

  不结盟运动再度活跃,还有更大的历史背景。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脱颖而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政治影响和发展信心。据世行估计,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将继续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其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将从目前占世界GDP的23%增加到2030年的31%,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也将从占高收入国家的16%增加到24%。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强了区域合作,东盟、非盟和阿盟等区域组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得到进一步提高。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而富有历史意义的变革,世界政治经济重心随之向地理上的“东方”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南方”世界转移。

  在亚非拉世界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结盟运动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不结盟运动曾通过联合起来的力量推动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借助第三世界的整体力量彰显其国际地位与影响。如今,主动顺应世界形势的变化,切实推动发展中国家复兴,成为不结盟运动继续发展的关键。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经济先行指标作用检验(1)


  美国先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有限的预警作用,对我国构建先行指标体系提供了很多启示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美国就建立了经济先行指标体系,此后不断加以完善,用于预测经济走势。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为这些先行指标的预警提供了一个检验机会。笔者分析发现,美国先行指标体系对经济衰退起到了一定的预警作用,但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预示作用不强。由于指标体系本身和危机传导等因素影响,在10个先行指标中,只有两个金融指标对危机表现出较强的先行性。

  美国先行指标体系及判定法则

  从1938年至今,美国先行指标体系共经过了六次较大的调整,目前该体系共包括10个指标,分别是:制造业平均每周工作小时数、平均每周对失业保险的初次申请、制造业消费品和原材料的新订单、延缓到货扩展指数、非国防资本品的制造业新订单、新的私人建房建筑许可、标准普尔500指数、货币供应量M2、息差(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联邦基金利率的差额)和消费者预期指数。

  在使用先行指标预测未来经济走势时,要把这10个指标编制成合成指数和扩散指数,得到较为平稳的综合指标序列。其中,合成指数用以描述经济整体变动的情况,而扩散指数则用来描述经济运行中各指标构成的变化,两种指数相结合可以对经济未来走势进行判断。目前常用的先行指标判断经济衰退的法则有两种,分别是“拇指法则”和“三D法则”。

  “拇指法则”(rules of thumb)则提供了用合成指数判断经济运动方向和短期识别衰退风险的简易方法。根据历史经验,先行指标连续三个月下降与整体经济下滑有关,因此通常把连续三个月先行指标的下降作为预示经济衰退的信号。

  “三D”指的是持续的时间(duration)、幅度(depth)以及扩散度(diffusion),“三D法则”即指连续多个月份先行指标下降、指标下降幅度较大且较多构成指标同时下降时,即可作为预示经济衰退的信号。其法则可以表述为:先行指标6个月合成指数下降1%~2%,同时扩散指数小于50;或先行指标6个月合成指数折年率下降大于3.5%,同时扩散指数小于50。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经济形势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不能武断地使用“拇指法则”或“三D法则”预测经济波动情况,而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指标,并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加以判断。

  先行指标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先行指标对经济衰退有一定预警作用

  根据“拇指法则”,先行指标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预示了经济衰退。图1所示是2006年1月至2007年12月美国先行指标合成指数走势图(1996=100)。2006年初至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先行指标围绕138线上下波动,并呈现小幅下降趋势。其中2006年4月至8月先行指标连续5个月下降,符合“拇指法则”预测衰退的标准,下降首月距2007年8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提前了16个月(本文以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套利基金倒闭为标志,将2007年8月作为本次危机开始的时间),符合美国经济评议会(TCB)先行指标通常领先8~20个月预测衰退的经验,比较准确地预警了经济衰退。

  然而,如果采用“三D法则”,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无法判断美国经济有下行风险。图2所示是2006年1月至2007年12月美国先行指标6个月合成指数和扩散指数变动趋势图。2006年4月前,6个月合成指数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06年5月合成指数开始下降,初期的两个月仅为小幅下降(降幅分别为0.1%和0.3%),2006年7月到9月,合成指数下降幅度较为明显,分别为0.8%、0.7%和0.6%,但均不能达到下降1%~2%的水平,同时这三个月的扩散指数分别为50、55和55,也不满足“三D”法则扩散指数小于50的标准。此后的几个月直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合成指数逐渐恢复至小幅上涨,尽管2006年12月至2007年5月扩散指数均低于50,但仍不完全符合“三D法则”预测衰退的标准。

  “拇指法则”和“三D法则”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对美国经济走势的判断出现了分歧,此时应结合美国国内外经济形势作出判断。2007年初,美国抵押贷款风险已经浮出水面,当季美国GDP增长折年率仅为0.6%,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次贷风险进一步蔓延,并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大震荡。综合国内外经济走势以及“拇指法则”的判定,能够作出未来经济有下行风险的判断,即先行指标对经济衰退起到了一定的预警作用。(未完待续)
 


 

从本次金融危机反思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


  有学者曾经把1994-1995年发生在墨西哥的金融危机称作“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危机”。这次由次贷引发的全球危机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第一次从世界经济中心爆发的危机,是1989年两大体制对立格局结束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遇到的最直接、最正面的挑战。正如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所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它让人们开始质疑过去30年西方盛行的新自由经济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和全球监管框架是如此不堪一击,根本无法阻止经济重创造访全球。尽管这场危机还没有结束,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许多值得反思和总结的东西。全球化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被公认为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关系。一方面,民族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其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始。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它大部分时间扮演着积极的推动者的角色,至少在1960年代之前民族国家一直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和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推进也对国家的存在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国家主权的行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外部制约,有的方面也开始向国际乃至全球层面转移。因此,有学者就说,全球化经常与“地域性民族国家的(意义)危机”密切相关。更有甚者发出了“民族国家终结”的预言,并成为“人权压倒主权”的理论支撑。

  当然,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远没有一些人想象得那么简单。本次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金融危机,国家的作用,特别是大国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出来。正如资本扩张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主权国家及其之间的合作将是治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支撑。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也更为复杂。

  本次金融危机有以下四个突出特点:

  首先,这是一次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心——美国发生然后蔓延到世界各国的金融危机。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历次金融危机都与美国有着密切联系,比如墨西哥危机、东亚危机等,但都没有在美国登陆。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或地区都是在加入全球化过程中,因为自身某些方面的脆弱性,而无法承受住国际资本的冲击。因此,被冠上“裙带资本主义”的名称受到大力抨击。本次危机说明了,即便是金融体制最完善最发达的美国,也有着内在缺陷。这种缺陷来自其依靠出卖信用维持的“消费社会”模式。

  其次,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了美国也陷入了自己推动的金融创新导致的“管制陷阱”中。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一直鼓励金融创新,金融资本依靠各种新形式的金融衍生工具,加快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对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新型的金融工具可以绕过其传统的金融管制体制,从而使国内市场很容易受到攻击。墨西哥、东亚等国都曾经陷入“管制陷阱”中。但本次危机中,美国政府终于吃到了长期以来对金融工具放松管制的苦头。许多在金融创新中获得巨大收益的金融机构,比如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都遭受到沉重打击。比如,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其他大型投资银行也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生存下来。

  第三,本次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讨论,本次危机何时见底,对实体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但并没有达成共识。之所以如此,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对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二是,各国的实体经济都有本国特点,在应对的过程中,各国采取的措施也不同。

  第四,在本次危机中,全球联动效应更为明显。联系的紧密和交往的扩大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在本次危机中,全球范围的共同行动在节奏上更快,各国政府之间的相互呼应更为及时。比如,在2008年9—10月间,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欧元区15国、法国、荷兰、爱尔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等国政府几乎是脚跟脚地实施了救市计划,为银行注资,提高流动性,从而形成了全球性的救市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危机中,主要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声音远远高于曾经在墨西哥危机、东亚危机中发号施令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声音。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大国在危机中首当其冲,受到的冲击最大。所以说,通过这场危机,国家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明显增强了。这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西方主要国家的救市计划中,“国有化”成为了主要措施。这对于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对其价值观和政策操作方式的挑战。以至于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毫无疑问,对银行的注资,对大型企业的贷款,都说明了国家的信用是整个经济活动运行的最后保障。因此,一旦市场信用体系无法运行,国家就要站到前台,提供“最后一根稻草”。这也验证了马克思所做的国家是“总资本家”的判断。虽然国家的介入和干预是暂时的,但是我们可以由此更进一步认识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都是全球化进程最有效的维护者。

  其次,大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加强。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应对这次危机中,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无论在效率上还是在效果上,远远强于国际组织主导的协调合作。这也是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对G20峰会给予充分肯定的重要原因。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这些大国对于整个全球经济的影响巨大。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次危机实际上是这些大国的危机,而不是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危机。

  第三,个别大国的作用更为突出。显然,美国和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因此,有美国学者创造出“中美共同体”(Chinamerica)这个概念,以说明这两个国家联系之紧密,对世界影响之巨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美国和中国之所以相互之间重要,对世界重要,是由于它们处于不同的地位,拥有不同的优势。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利益矛盾,但是相互依存程度、优势互补程度压倒了前者。

  第四,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加强,存在着“保护主义”倾向。经济危机很容易引发保护主义的抬头。以邻为壑,为了本国利益,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的行为随时都可能出现。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经济危机通常也是社会危机,会引发国内社会矛盾的加剧。国家就会利用保护主义来缓和矛盾,甚至转移矛盾。因此,有人针对美国的保护主义倾向,提出美国正在“去全球化”。美国著名的印裔政评家扎卡维亚,在其新作《后美国世界》中就批评说,美国在完成了把世界“全球化”的历史重任后,忘记了把自己的视角和心态也“全球化”。

  通过本次金融危机,我们对中国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找准自己位置,更有效地发挥国家的制度优势有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中国正在从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追随者转变为全球化进程的推动者和重要影响者。这种角色的转化是非常现实的,并非只停留在国人的讨论或者国外人士的期望中。作为推动者和重要影响者,就要树立“全球化”的心态,承担相应的责任,追求相应的权利/权力。这要求国家必须在对外战略上作出相应的调整,整合好资源,选择好重点。

  其次,中国与世界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法脱离,不能用“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来考虑中国的战略与策略。比如,关于中国是否救市问题,是否继续持有美国国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伪问题,更多反映的是某种情绪。对于全球经济、美国经济,中国必须参与,因为利益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参与来改变现有的不平衡关系。

  第三,中国要进一步增强“走出去”战略的系统性和成效性。扩大内需,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放弃国外市场、国外资源,而是要如何使后者更好地为国内问题的解决服务。我们应该把经济走出去战略和文化走出去战略有效地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互支持,相互推动,使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同步提升。我们也应该利用我们在当前金融危机中的资金优势来积极实施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四,中国要高度关注全球化与国内问题之间的互动关系。全球化在推动资源、信息等流动的同时,也在扩散风险,导致国内问题的复杂化。或者国内问题的原因国际化,或者国内问题的影响国际化,或者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动。恐怖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要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同时,高度重视其产生的后果,特别是一些新问题、新挑战。 摘自《学习时报》
 


 

金融危机下看美国实力走“衰”


  当前,大多数人在观察美国时,往往比较关注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及其未来走向的影响,却容易忽视一个更深层次、更具根本性的发展趋势,那就是美国力量和地位的相对下降,及其正在走向普通大国的趋势。其实,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一趋势就已经存在,金融危机只是凸显和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美国力量和地位的相对下降,已经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的全球力量扩张进入了一个收缩期。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力量的扩张与收缩大致以30年为一个周期。上世纪40年代美国开始第一轮全球力量扩张,到60年代越南战争时达到顶峰,越战的失败则给第一个力量扩张周期画上了句号。在整个70年代,美国的全球战略处于调整和收缩状态。1981年里根上台后,重整旗鼓,开始新一轮战略扩张,苏联的瓦解和冷战的结束使美国的全球战略态势大为改观。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尽享冷战终结之红利,风光无限,直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由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标志了这一轮力量扩展达到顶峰。然而,正如“盛极而衰”这一古训所言,伊拉克战争的挫折标志着美国这一轮力量扩展的终结。如今,上台后的奥巴马,正着手进行战略收缩和调整:在东欧和中东采取收缩态势,谋求稳定中亚和中东,在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则寻求外交突破。

  其次,美国的软实力在下降。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软实力一度达到顶峰。新一波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使美国所倡导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大行其道,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扩展彰显了美国发展模式的强势,美国对国际组织和机制的空前的控制力,使国际秩序呈现美国化的趋势。然而,在过去几年里,美国软实力已显现好景不再之势:新一波民主化浪潮已黯然消退;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发展模式的严重弊端,其他发展模式的优越性开始显现;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作风更是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在国际组织和机制中呼风唤雨的时代暂告段落。

  第三,由于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的相对力量优势正在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优势力量地位一共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三次挑战。第一次挑战者是苏联,其挑战主要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并在上世纪70年代达到了顶峰。这一轮较量最后以苏联自身的瓦解而结束。第二次是日本和德国,他们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了顶峰。然而到了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一蹶不振,德国因统一东德而背上了大包袱,步履维艰,美国则抓住了信息产业这一发展机遇,迎来了长达8年的经济增长,将日本和德国远远抛在后面。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与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的日本之间的差距一直在扩大而非缩小。但是进入21世纪,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对美国的实力地位构成了第三波挑战。尤其,与前面两批挑战者不同的是,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是全方位的,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和军事上的。也就是说,不管它们在不远的将来是否有可能在经济实力上超过日本,其崛起本身无论对美国还是世界来说,都是意义深远的。

  第四,从国际体系的大背景看,世界秩序的中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从欧美向亚洲转移。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扎卡利亚认为,我们正经历现代历史上第三次重大力量的转变:第一次是15世纪前后西方世界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第三次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则认为,世界正处于文明的转换期。由于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统治世界长达5个世纪的欧美的权力秩序正在酝酿根本性变化。这些观点是有见地的。事实上,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作为当今世界权力中心的美国,既有实质性意义,也有象征性意义。实质性意义在于美国发展模式遭遇重大挫折,实力地位受损。象征性意义则在于,这一危机本身,正极为直观地寓意着世界正向“后西方社会”或“后美国社会”过渡。

  但关键是,以上种种发展趋势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呢?我个人认为,美国的普通大国化将是其中必然的后果之一。所谓“普通大国化”的第一层含义,是指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力量优势将逐渐缩小。在今后10到20年里,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综合优势,美国的科技和创新能力,美国的文化影响力,都使其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而且,在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后,如果能够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话,美国的力量还会出现反弹。但是由于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的相对实力和相对地位会不断下降。除非像前两次那样,这些挑战者也因自身的问题而失去发展的动力,但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说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2000年前后的美国达到了一个力量的高峰的话,那么今后的美国不大可能再达到那样的优势地位。

  “普通大国化”的另一层含义是,美国对世界事务的主导能力会不断下降。由于美国力量和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华盛顿将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分享国际事务的发言权,而其他国家也会越来越积极地谋求国际议程的设置权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国际权力分散化的结果将是多个权力中心的出现,而美国只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美国一家独大的地位将可能不复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对美国和世界都是好事。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它的国际负担将大大减轻。而对世界来说,整个国际力量的结构将更加合理,全球治理机制将能更好地照顾到各方的利益。 摘自《解放日报》
 


 

美国金融救助临近新阶段


  美国当局进行银行压力测试之后,欧洲各国纷纷效法,尽管对压力测试的目的和结果还存在争论和分歧,但这些针对银行的举措却已经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问题在于,美国银行经过压力测试和补充资本之后,金融救助行动就趋近结束了吗?事实可能是正好相反的,美国第二部分的金融救助正在临近,美国系统性的、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如何真正摆脱困境,就是金融救助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

  系统性问题已经迫近。认为美国的银行压力测试之后市场将会转向复苏是不理智的,目前美国救市法案已经实施了几个阶段,分别是2008年10月的最初救助行动,包括对主要的银行集团的注资,以及后续的针对中小银行的注资,直至目前美国财政部准备针对保险公司注资,这几个阶段已经用去了7500亿美元中的大部分救助资金,目前仅剩1000余亿美元。但是不要忘记,奥巴马的预算案中还保留了同样是7500亿美元规模的预算准备,这足以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注资救助行动,其中AIG陆续接受美国当局的1500多亿美元的救助之后仍在亏损,两房也不断延续亏损等,这些问题是不可能一直这样拖延下去的,银行摆脱困境之后金融系统的焦点必然转向这些机构和企业,也即系统性的问题已经越来越迫近和严峻。

  实体经济压力更沉重。事实上,美国经济已经很难在旧有的消费支持传统下而符合预期地回稳复苏了,这无疑揭示了实体经济压力更加沉重的现实,同样也为金融体系解决系统性问题增加了阻力。一个很直接的表现就是,美联储官员放松了针对商业地产的严厉态度,美联储事实上也已经转变了针对商业抵押证券市场的政策姿态,已经很难看到彻底重构商业抵押证券领域的政策信号。

  新的救助行动更复杂。针对美国4月经济数据不利的局面,美国当局如果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问题采取措施可能会有所顾忌。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当局至今未直接针对实体经济采取大规模行动,新任政府的第一轮财政刺激措施要拖到年底才会普遍展开,这些举措能否抗得住金融救助过程的第二部分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同时也必然是最显著的政策信号领域,也就是说,美国当局不可能不顾忌实体经济运行状况,而贸然采取治理系统性问题和彻底的监管改革等诸多重量级举措,一旦贸然行动可能会激化经济金融的诸多矛盾,甚至令市场彻底失去信念。

  金融救助下一过程的核心是AIG这样的系统性金融机构,可以说迄今为止,大部分的债券市场亏损都通过债券保险业务转嫁给了AIG,而重要金融机构之间还存在巨额的信贷违约掉期交易,因此系统性问题的解决除了带来规模巨大的市场动荡之外,还必然涉及到其中某些金融创新业务的重构,包括监管改革体系的同步重构。这个过程在表象的天量动荡之下,将是非常庞大的、艰苦的和细致的工作量,同时还需要有天量的准备金以保护市场避免崩溃,实际上就将1万亿规模的公私基金提到紧急日程上来,一旦这个过程完全展开,从美国向外扩散的风险也会猛然上升,应该说这将是2009年全球最大的风险源。 摘自《证券时报》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确需彻底改革(1)


  一个多月前,美国政府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改革重点主要是强化集中监管、扩大监管范围和内容,以避免再次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这项将于下个月启动的该国金融体系数十年来最大的监管改革,引发了银行、监管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对此项改革展开了疯狂的游说活动。不过,依笔者之见,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美国确需改革其金融监管体系。

  “羊”在成长而监管之“牢”却渐趋陈旧

  在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之后,人们对自由竞争的金融市场的优点产生了怀疑,认为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为了保障金融改革措施的实施,当时的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对银行体制改革的法令,旨在构建一个新的银行制度。而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1933年6月16日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逐步形成了“双线多头”的金融分业经营与监管制度。尽管分业经营割裂了金融业内部的联系,改变了金融业自然发展的轨迹,然而其防范风险的功效尚可。分业经营切断了银行与证券市场的联系,成为防范经济危机再次发生的一道防火墙,美国银行业出现了相对平稳时期。

  为了顺应国际金融产业日益融合的趋势,提高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就开始了金融管制放松的进程,其金融机构逐步拓宽经营范围,打通了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的“防火墙”。1999年11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证券、保险各个金融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允许商业银行以金融控股公司形式从事包括证券和保险业务在内的全面金融服务,实行混业经营。《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投资者的保护、公平竞争等目的出发,制定了多项监管规则,形成一种介于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之间的新的监管模式,即“伞形监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各子公司根据业务的不同接受不同行业监管机构的监管,而联邦储备理事会为金融控股公司伞状监管者,负责评估和监控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资本充足性、风险管理的内控措施以及集团风险对存款子公司潜在影响等。另外,美国的州政府在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监管权限,尤其是对保险机构享有全面的监管权。

  不过,这种“伞形监管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双线多头”的金融分业经营与监管格局。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金融机构创新步伐加快,主要的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都建立了衍生产品部,大力拓展结构化产品业务。这些结构化产品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期权、期货或掉期产品,而是多种基础产品与多种基本的衍生产品的复杂混合体。时值今日,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得无论风险管理手段多么完善的金融机构,都难以避免因为机构内部原因或市场外部的变化而遭受风险事件的影响,这是由现代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高关联度、高不对称性的特性所决定的,现代金融体系内的风险产生和传递呈现出了新的特征。然而,10年过去了,美国金融监管貌似涵盖了对金融机构方方面面的监管,但是,在结构化产品已经成为金融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却没有一个监管机构宣称对这些产品的运行、风险揭示、投资者保护和海外运作负有监管责任。此次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金融监管中的问题层层暴露,金融监管机构在履行监管职责的过程中充满挑战。(未完待续)
 


 

美国经济复苏取决于商业模式变革


  太多的美国企业在金融模式论的指引下,专注于追求股票价值,忽视了企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场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与金融危机,正是美国商业模式失败的必然结果。美国经济能否迈向复苏通道,取决于美国能否在反思寅吃卯粮的经济模式基础上,真正引发一场金融监管革命;取决于美国企业能否在短期利润与长期价值之间找到合理的均衡点。

  汽车业衰落只是美国商业模式失败的牺牲品之一。

  当美联储试图用经济数据证明美国经济正在企稳时,美国三大汽车巨头之一的克莱斯勒却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并与同样近况不佳的菲亚特抱团求生。尽管克莱斯勒早已不在世界顶尖汽车企业之列,但汽车作为产业链最长并被视为美国实体经济坐标的行业,走向衰落还是极具指标意义。笔者曾说过,假如通用汽车收到破产通知书,预示金融危机在实体产业造成的“达尔文主义”式洗劫将达到顶峰。已有美国媒体评论,克莱斯勒将是美国漫长噩梦的开始。也许,美国经济还没有糟糕到这个程度。世人注意到,上任已逾百天的奥巴马在拯救美国经济方面的表现,虽然无法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的表现相提并论,但美国金融市场似乎从极度恐慌中缓过神来:道琼斯指数4月上涨了7.4%,标准普尔500指数创下了1938年以来历年4月的涨幅之最,消费信心指数和ISM制造业指数也在回升。不过,美国经济正在渐渐企稳的基础非常脆弱,而一季度6.1%的降幅对投资者信心的打击则是巨大的,假如再有意外事件发生,脆弱的金融市场随时可能断送经济复苏的希望。

  其实,自从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与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并没有综合考虑短期刺激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平衡,而是在低估危机影响之时,不负责任地采取了对外转嫁危机成本的做法。直到雷曼兄弟倒下并在金融市场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之后,美国才打起精神采取相关应对措施,不过,为时已晚。市场恐慌情绪被高度发达的传媒报道急剧放大,白宫于是只能寄望于先把金融市场的大面积出血止住。但是在高达600万亿美元的有毒金融衍生品面前,区区8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很难产生实际效果,救市边际效应在无情递减。然而,即便如此,奥巴马政府还是硬着头皮把95%的救市资金投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目的是希望通过稳定金融市场来提振消费信心,最终拉动制造业复苏。

  只是,今日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70余年前相比要复杂得多。曾经在自由竞争的旗帜下打造出的貌似强大无比的美国商业模式,已难支撑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寅吃卯粮的美式资本主义,无限放大了金融在财富创造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阿尔贝尔指出的:“资本主义越是成为短期财富的创造者,就越会成为长期社会价值的破坏者”。30年来,在以美元为中心的支付体系和无休止的金融创新的卵翼庇护与支撑下,极度繁荣的美国金融业在缔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繁殖速度的同时,也把本应是经济发展最扎实根基的实体经济挤到了一边。以至于华尔街金融寡头和华盛顿经济高官认为仅仅靠金融资本就足以统领全球经济。尤其是在“有效市场假说”和金融衍生工具数学的支撑下,华尔街推出的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使得风险评估无法跟上产品的开发,最终导致金融机构愈加强大的同时也愈加脆弱,而且这种由金融衍生品引起的损失一般很难发现,等到最终暴露出来时候,要想及时止血为时已晚。

  因此,这场发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与金融危机,既是全球经济失衡以及美国不负责任经济政策的产物,也是美国商业模式失败的必然结果。美国经济能否迈向复苏通道,取决于美国能否在反思寅吃卯粮经济模式的基础上,真正发动一场金融监管革命;取决于美国企业能否在短期利润与长期价值之间找到合理的均衡点。

  首先,美国应当正视其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倒挂后引致的经济风险,反思其饮鸩止渴的经济发展模式,尽早收回往昔损人并不长期利己的经济政策,抛弃长期以来的自私和短见,找到金融业的病灶,切实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通过发动金融监管革命恢复传统金融业的正常秩序,在清舔伤口的同时通过刮骨疗医来建立确保经济健康发展的金融体系,以制止美国资产下跌的恶性循环,进而找到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平衡点。切不可在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济全球化逻辑安排下,通过开动美元印钞机来向别国转嫁金融危机。

  其次,传统的盈利模型应当及时回归到美国企业的商业模式之中。切不可通过制造新的泡沫来营造经济复苏的假象。世人注意到,尽管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对通用电气、微软和英特尔等这些处于世界顶层的美国企业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由于这类企业比较注重短期利润与长期价值之间的均衡,重视研发与稳健经营,因而在危机中时刻表现出了很强的抗击打能力。而太多的美国企业却在金融模式论的指引下,专注于追求股票价值,忽视了企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其结果正好印证了一个常识: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不一定是利润最大的公司。企业可以贪婪一点,但如果因此不能自拔,则不仅弄巧成拙,还会对经济发展造成难以修复的破坏性影响。 摘自《上海证券报》
 


 

美联储利率决议有新思路


  本月底美联储议息会议在即,年初推出的总额高达1万亿美元的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计划TALF,目前市场回应不慎显著,这都使美联储通过资产收购工具释放流动性、缓和信贷紧张的努力遭受挫折,因此,应该估计美联储会继续公布新的举措,以应对实质性的通缩风险了。

  本来美联储对促进消费者信贷活动的TALF工具充满信心,甚至将其规模想像至最高接近1万亿美元,但实际情况却是每周仅有几十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储蓄率显著增加,2008全年储蓄率升至1.7%,推动消费需求继续下降。这类似于2008年布什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许多美国人收到退税支票后也是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未来美国消费需求还可能受刺激计划规模与储蓄率上升之间的平衡所影响,继续表现为低迷和反复的状况,美国消费增长的短期前景不能乐观。这些因素与TALF计划功败垂成是直接相关的,或者说这个计划更大程度上还是债券发行商受益,而不是直接使消费者受益。

  去年12月美联储提早降低基准利率至0.25%的最低区间之后,美国月通胀还处于1.0%下方,但2009年以来即连续下滑至负通胀的局面,除了印证了奥巴马赞扬美联储维持低利率的“先见之明”以外,还说明美联储处心底虑地试图维持实质性的负利率的想法彻底破产了,也就是说美国实际利率伴随负通胀继续走高,这可能会刺激二级市场利率走高或信贷活动更趋紧张。这样,月底美联储议息会议首先不太可能调升区间利率上限,甚至放开区间利率上限的浮动也举步维艰,此前有信息显示,近期美联储对于利率竞标一直界定于0.10%以下,就使0.25%的基准利率更难以调整了。当然,美联储必须要对3月负通胀做出政策回应,需要对经济收缩运行的态势进行调和,必须有实质性的举措或工具了。

  美联储为应对负通胀和实质性通缩,则必须重新考虑TALF工具的短期效用,以及加大购买资产证券的力度,这些必然会促使美联储推出新的举措或工具。当然美联储还有购买3000亿美元国债的举措,这些国债毫无疑问正是布什政府的“战争债”,只会弥补政府预算赤字或者用于冲销紧急贷款工具和降低资产负债表,对于缓解市场流动性应无实质意义,因此美联储继续收购国债的可能性不大或十分有限,相反,美联储继续利用国债创造新的工具的效用反而更高,这也是支持美联储至少另外开辟一项3000亿美元的新工具的理由,甚至不断扩大新工具的规模。

  美联储采取新的举措或工具则可能推动经济短期明显回升,美国经济短期反弹或将出现,但其实质性意义则可能仅仅限于拉动CPI转为正值,长期美国消费低迷的态势则难以根本性改变,美国CPI更可能较长时期在0的界限上下反复波动,也就是正负通胀交替出现。实际上,美国能够维护正负通胀交替出现、通缩阴影若明若暗已经十分难得了,须知整个欧元区的3月通胀仍然高达0.4%,也就是说欧元区整体还没有受到零通胀的考验,相比之下,美国经济收缩的力度、美国实质性通缩的风险则更大,这些因素可能会令美联储必须采取一些实质性的行动。 摘自《证券时报》
 


 

美国贸易赤字收窄意味着什么?


  美国商务部5月12日公布数据:3月国际贸易赤字为275.8亿美元,小于预期,与2月基本持平;而美国的进口在2月下降的基础上,继续呈现下降趋势。之前2月份美国的贸易赤字曾经创纪录地连续7个月收窄,降至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现在美国贸易状况呈现出两个重大特征:进口下降、贸易赤字呈现收窄倾向。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美国贸易数据的持续改善,对美国本身和世界,都有重大意义。

  风起于青萍之末。美国贸易赤字缩窄、进口下降,说明美国人的消费习性在改变,因此会使美国人消费模式也随之改变,进而会使得全球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改变。许多年以来,美国消费、亚洲生产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美国人通过消费信贷、房屋信贷等融资支持,透支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财力消费着全世界的商品,所谓“花未来的钱,享今天的乐”。而亚洲地区则各尽所能地消耗着自然和人力资源,通过大量出口商品到美国换取巨额的外汇储备。最终由于美国部分收入较低的人因为还不起自己透支财力而购买的房屋的本息后,被美国华尔街贪得无厌的精英们吹大了的经济和金融泡沫便破灭了,进而连累了全美国和全世界,金融海啸冲向全球,经济衰退遍及各国。因此,美国没有限度的消费是造成这次全球危机的根本原因。

  现在美国人变穷了,消费变得理性了,也学会为不确定的未来精打细算了,所以美国的储蓄率变高了,进口减少了,贸易赤字收窄了。短期来看,这对于全球经济复苏并不是好消息,因为全球许多国家都还指望着美国人恢复以前那种超前的、过度的消费来把全球经济拉出泥潭呢。美国人开始以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的方式来生活,亚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便会因为没有更大的市场而受限。但是从长期来看,这对全球经济发展是有绝大好处的,因为目前的美国消费、亚洲生产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出路,必须改变。而美国人形成理性的、量入为出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健康的、长久的消费模式的第一步,也是未来全球经济走上健康的、稳定的发展新模式的关键一步,也是世界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一步。这是我们首先从美国贸易赤字连续收窄、进口下降两大特征中,看出的重大的正面意义。

  美国贸易赤字收窄、进口下降,对于这段时间全球热议的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问题也有重要影响。因为根据“特里芬悖论”,美国的贸易逆差最终会导致全球美元储备的剧增,从而美元泛滥于全世界,进而会导致美元币值不稳从而贬值,最后影响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现在美国的消费习性渐渐改变,目前贸易赤字的绝对数字不及逆差高扬时的二分之一,这正好可以稳定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难怪美国总统奥巴马在4月初、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5月11日出面捍卫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贸易赤字连续收窄适时给予了白宫较大的底气。

  美国贸易赤字收窄,还给美国政府的强势美元政策带来了一个意外之喜。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是造成2003年和2004年美元连续贬值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后来美元走软的重要压力之一。而奥巴马政府明确地宣称将奉行强势美元的政策,现在美国的贸易赤字缩窄,美元未来的贬值压力就少了一份。

  当然,也不能忽略美国的贸易赤字收窄对于美国和全球的负面含义。前面提到的短期内对于世界尤其是亚洲靠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就很不利,将会影响这些国际和地区的经济复苏,只是其中的一方面。美国的贸易赤字缩窄,意味着美国人的消费少了,说明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在萎缩。由于美国GDP的70%靠消费拉动,美国人消费的持续低迷,预示美国经济还将继续在衰退中挣扎一段时间,预示着美国的失业率还会继续攀升。最近的零售数据显示:美国几家零售连锁企业3月销售额较上年下滑,美国3月零售销售环比下降-1.1%,就是美国消费不振的证据。美国消费不振,说明美国经济的复苏前景还不明朗,或者说目前的一些经济复苏迹象还很脆弱。 摘自《上海证券报》
 


 

奥巴马向过度的美国金融经济发难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对《纽约时报杂志》说: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金融类企业利润占整个美国公司利润比重过于庞大的状况是个错误,应该改变。华尔街虽然仍然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将不再会成为美国经济 “半壁江山”。

  2007年,美国金融服务部门所创造的利润占到全美公司利润的40%。在标准普尔500指数创造了纪录高点的2006及2007年份中,金融服务超过能源业,成为对每股收益贡献最大的行业,其比重为17.9%。在过去10年中,金融企业每年对总体每股收益的贡献最多可达30%。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已经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实体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制造业则从1950年占其GDP的27%,下降到2007年的11.7%;而其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则从1950年的11.37%上升到2007年的20.67%。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暴增到2007年末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十多倍,其中一半以上即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

  其实,在这300万亿的美元资产里,很大部分是债务,自有资本量很小,不可避免,杠杆率非常高。从虚拟资产来看,有大量金融衍生品已经不再为实体经济服务了,而是为虚拟经济服务的,是对原生金融资产的资金再配置功能。这个世界金融体系里面有大量虚拟的纸面上的财富,没有对应的物质财富,它的表现就变成了流通性过剩,虚拟资产过多,大量积累起泡沫。金融衍生商品是个新的“影子银行体系”,是企业与机构间的私人合约,是在正常的央行流动法则之外创造金钱,它不是真正的货币,跟美元相比,衍生商品只是写有承诺的纸,甚至只是一个电子符号,它存在于正常的商业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监管。

  可以说,奥巴马的这番谈话,直接戳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国金融体系的运作机制和管理制度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奥巴马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就曾说过,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致使监管松弛,并进而导致了危机。该法案允许创建集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于一身的庞大金融超市,这种做法自大萧条时期以来一直是禁止的。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限制了商业银行而有利于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和证券交易商所收取的巨额承销费与佣金一向都是商业银行眼红的利润,而且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商业银行的一流客户信用达到了投资级别的可以直接到证券市场融资,其发行的公司债券和商业票据足以取代商业银行的贷款。甚至连二三流客户也可以上市发行“垃圾债券”,以至于商业银行无处发放信贷而使得其资产业务急剧萎缩。再者,一旦银行的储蓄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家庭储蓄也将逃离银行,直接流入证券市场。

  在泡沫膨胀时期,像高盛、JP摩根和花旗金融巨鳄有着信息优势,尽管他们都已经从投资银行变身为银行控股公司,可是都受益于固定收益、外汇以及大宗商品交易等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部门,而非正常的商业信贷业务,所以越来越复杂及庞大衍生性金融商品就是超额利润,这进一步诱使金融机构以巨额奖金奖励投机性的短期业绩,这更让银行原本应该多元的业务产生严重的扭曲,甚至将其他业务也作为投机性业务的附庸。更重要的还有社会公平性问题,这种为追求超额利润开发出来的金融商品,在泡沫破裂时,原本的投资者或是最初的债务人,是承担最多损失的人,但积累却早被金融从业人员以高额奖金提领入袋。

  正是政府为储蓄人和银行股东,尤其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股东提供保护机制这样一种类似担保的方式,为爆发巨大危机埋下了隐患。这样一种机制,使危机成本从受保护的银行及其股东转移到政府及其纳税人之上。如果纳税人能在这些华尔街金融巨鳄疯狂敛财之时有所获利也不为过,但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政府完全接管这些金融机构,将其股东私人利润国有化。于是便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银行损失社会化,而其利润私有化的运作模式。

  说到底,产业经济是提高人们福利的基础,金融经济规模当与实体经济发展要求相匹配,所以很有必要区分生产性收益和非生产性收益,藉此思考华尔街在虚拟经济中创造的金融符号到底具有多少实际价值。当然,还不得不思考中央银行制度安排上的问题,当世人在批判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是全球泡沫的始作俑者时,有多少货币供给是用在实体经济部门,有多少货币乘数是由华尔街的金融家们炮制出来的呢?而究竟有多少美国金融寡头企业会在这场金融灾难面前倒下,美国政府在什么时机、以什么方式和付出多大成本来挽救岌岌可危的金融体系,究竟需要多长时间能使美国银行业恢复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上,这一切都是摆在奥巴马政府面前需要解决的急迫的现实问题。 摘自《上海证券报》
 


 

如何走出石油业困境


  第十七届中东石油和天然气会议近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港口城市迪拜召开。会议围绕“需求不确定性、金融危机和油价波动困境”的主题进行了广泛探讨。

  与以往不同,目前的石油业困境并不是由于禁运或地缘政治等人为因素导致,而是由金融危机引发全球实体经济衰退,进而造成全球性石油产业与市场的萎缩。从国际上看,石油和化工品需求下降,价格连续暴跌,石油公司经营困难,国际大石油公司纷纷重新审慎评估未来投资项目。正如有关专家所言,石油市场从未遭遇过如此困境:需求疲软,价格低迷,管理成本高昂,石油输出国组织大量产油及精炼能力过剩。

  经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石油定价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定价权逐渐由现货市场转移到期货市场。近年来,油价持续上涨周期较长,而这期间世界实体经济并没有强劲增长,这一段的油价高涨,更多地受到资本市场的影响,是石油的金融化使其价格与市场实际需求脱节造成。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各国实体经济遭遇重创、对原油需求不振和资本市场共同作用下,石油价格出现了4个月之内暴跌70%的现象。在此情况下,欧佩克“减产保价”政策难以影响价格趋势,需求方也很难通过调整消费来影响价格,加之国际专业机构相继下调今年原油需求量预期,国际油价的低位徘徊压力仍很大。

  石油业走出当前困境的关键,还在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各国实体经济的重振,推动对原油的稳定需求。需要通过对石油定价与计价机制的改革,如寻求石油交易中间的货币多元化等,来完善和健全市场监管体系,尽量避免资本市场过分影响油价。眼下的困境也有可能催生世界能源格局变化,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有望改变过分依赖传统能源的市场格局。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印度经济神话的背后


  全球金融危机暂时终结了印度过去3年的全盛期。正当全球努力摆脱经济衰退之时,印度的各种政策却处在停滞状态,忙着重组的政府似乎已无暇关注经济

  长期以来,观察家们在讨论印度经济时,往往喜欢盯着印度官方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连续多年9%的GDP增速,让全世界都在关注印度。然而,这些看似漂亮的数据背后,仍有很多因素困扰着该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官方数据改不停

  4月2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下调全球经济增长率时指出,印度2009年的经济增长最多达4.5%,这比先前预计的5.1%低了不少。印度央行当日也发表数据称,印度2009到2010财年,GDP将增长6%,但此前它宣布2008-2009年的增长是6.5%和6.7%。现实是,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率仅有5.3%。如此变化多端的数据靠得住吗?

  虽然印度一直为其经济不依赖出口和金融市场稳定而自信,但印度央行行长萨巴绕说,受全球经济的持续衰退影响,印度出口业遭遇重挫,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很难打开出口市场。如今外资枯竭,资金纷纷从股市撤离,印度增长已经放缓,肯定会引发市场信心波动。而且,信贷市场紧缩已经影响到一些企业,印度最大的业务流程外包公司把原先预计30%的增长率下调一半,改为15%。

  印度成长神话崩溃

  全球金融危机暂时终结了印度过去3年的全盛期。正当全球努力摆脱经济衰退之时,印度的各种政策却处在停滞状态,忙着重组的政府似乎已无暇关注经济。无论是去年印度金融中心孟买的恐怖爆炸案,还是近日传出鲁比娜•阿里(获奥斯卡大奖《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中的童星)正被自己的父亲以20万英镑拍卖,抑或自4月16日大选开始后的诸多暴力事件,都把世界对印度经济的关注转移到了政治环境和民生问题上。

  当IMF呼吁各国政府抓住机遇加大对本国经济的刺激力度时,印度对解决本国失业率和出口下滑问题显得颇为自信,但他们可能不得不面临的尴尬是:对本国廉价劳动力成本过于自信,却忽略了跨国公司对投资环境安全性的重视。

  意外降息引发争议

  除上述问题之外,出乎意料的事也不少。此前,许多分析师认为印度不会继续降息,可4月21日,印度央行突然把基准利率下调0.25%,至3.25%。毫无疑问,这是由经济增长放缓引发的。此外,印度央行还将隔夜贷款利率下降0.25%,至4.75%。IMF保守地说,印度央行还有降息空间。印度工业联盟主席Venu Srinivasan也认为,“当前宏观经济的缓慢增长和物价下跌,预示着更大的降息空间”。对此,野村证券分析师瓦尔马则认为,印度央行降息实质上是向银行施压,要求进一步降低借贷利率。而更大降息空间要等到5月中旬新政府上台才能作决定。

  业内人士对印度调整货币政策以支撑经济的手段不乏斥责之声。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会长Rajiv Kumar博士说,“商业界对印度央行通过调低利率来刺激借贷的无能行为极为愤怒。

  过分监管吓退投资者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让IT产业遭遇一定程度的打击。作为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IT产业已成为印度的支柱产业,并带动了贸易、旅游、电信、金融等行业发展。近来IT业频频曝出兼并收购及利润下滑的消息,也或多或少给印度经济造成冲击。

  印度虽然放宽了一些控制外国投资的复杂法规以吸引投资者,同时也打开了零售和航空等重要行业的大门,但在金融监管体系、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领域的过分监管,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都让投资者望而却步。目前,还很难判断新政府上台后是否会实施放宽监管或提高关税的重大举措。 摘自《国际金融报》
 


 

力阻经济衰退,承诺打造“低碳经济”

布朗绿色新政比奥巴马更大胆


  和奥巴马一样雄心勃勃

  和奥巴马一样要重振英国雄威的戈登•布朗为了挽救历史最高的失业率,也请出了对付危机最好的利器——绿色经济。

  布朗对绿色新政的宣扬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首先搬出了罗斯福作为他的改革榜样,然后又搬出了凯恩斯作为他的精神导师,后来又搬出了奥巴马作为他的同盟战友,最后才搬出了他似乎藏了很久的宝贝——“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来给自己和英国人民一个交代,他要借此重树信心和希望,挽救工党的颓势,试图抓住这最后的救命稻草。布朗要给英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承诺要打造“低碳经济”,这一计划也被看做罗斯福“新政”的现代版。说白了,和奥巴马能源新政相比,布朗能源新政的目的也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确保能源的供给,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比如投资于环保项目,包括制造电车、建设风力和潮汐发电站等,以创造更多工作岗位。

  但是,为了显示决心的坚定,布朗还宣称,他的“绿色新政”比奥巴马高达数千亿美元的“绿色新政”规模更加庞大。布朗正在研究10个特定的替代能源项目。他认为现在正是国际社会就气候变化达成协议的“历史性机遇”,因为环保是解决经济衰退的方法之一。

  一时间,英国政府从首相到大臣们都对此津津乐道,大谈特谈,为绿色新政造势。商务大臣曼德尔森爵士称其为新工业革命,说英国未来将不存在“高碳发展”,都纷纷试图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

  媒体出现批评声音

  但是英国的媒体有些并不认同布朗新政,一向以客观公正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近期就发表了一篇让戈登•布朗心里可能会“咯噔”一下的文章。这个题为《布朗新政将无力推进绿色能源发展》的文章在多个方面对英国目前的发展绿色能源的计划进行了批判。

  戈登•布朗曾经执掌英国的财政大权十年,在他的十年间,英国经济实现了低通胀、低失业率、低利率和高增长的奇迹。他和布莱尔一样原来都是工党的政治希望之星,但却委屈地在布莱尔政府做了十年的幕后英雄。与布莱尔的高调相比,做了近两年首相的布朗则一直显得非常低调务实。经济危机一来,他似乎一夜之间成了全球赞赏的“救市英雄”,他的救市方案亦吸引美国等国家竞相模仿。虽然他的努力成效并不明显,但是现在他也要开始做最后的冲刺。他已经提出了比奥巴马还雄心勃勃的目标,把大力发展绿色能源作为应对经济危机和发展英国经济的首要任务。

  布朗也和奥巴马一样,为英国人民描绘了一个诱人的前景。他的新计划要在2020年前提供1000亿美元建立7000座风力发电机组,新增就业16万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全国能源消费的15%,并且有30-35%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而就在4月1日,挪威的斯塔特可拉夫特能源公司(Statkraft 欧洲最大电力制造商之一)宣布了投资5亿英镑(约7.15亿美元)在苏格兰建立风力农场项目。

  英国政府发展新能源向来是雷声大雨点小

  可能没有多少人会想到,在英国,对于绿色能源发展历来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说的比做的漂亮。自从工党在1997年执政以来,温室气体的排放并没有什么变化(没有达到承诺的变革目标),而可再生能源占本国能源结构比例不到5%。相比之下,丹麦有26 %,瑞典则占到了48%。所以,《经济学家》认为布朗的这些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达到的。

  汇丰银行在3月31日发表了一份世界各国关于发展绿色能源经济的财政刺激方案的报告,从国家排名来看,英国仅拿出7 %经济刺激预算用于绿色能源发展,相比之下,美国有12 %, 中国有34 %,而韩国竟然高达81 % 。

  而英国的新经济基金会( NEF,一个绿色和平组织)则认为,真正用于改善环境的新措施方面的投资到最后可能仅为目前预算的0.6% ,即1.2亿英镑,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0083%。这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是最少的,报告撰写人西姆斯说,这点钱只相当于苏格兰皇家银行雇员奖金的零头。英国财政部对此的解释是环境保护投资不能脱离整体的刺激经济计划,政府计划在2008至2011年间在减排方面再投资500亿英镑。

  如果真的这样,那么英国政府在绿色能源上的投入真点纸上谈兵之嫌了。做了英国十年财神爷的布朗尽管雄心勃勃,但是内忧外患正消耗着布朗政府剩余不多的政治资本,在现实的经济形势下,也不能不感慨时不我与了。 摘自《中国能源报》
 


 

接受与实践:达尔文理论在中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学者最初对达尔文理论的接受与认识,恰恰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天演论》是我国最早介绍进化论的读物,1898年由严复用文言文翻译出版。《天演论》译自赫胥黎介绍达尔文思想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非《物种起源》的原作。

  在翻译时,严复在原文中又加入了大量的注释与评论,从中不难看出他翻译此书的目的,社会学理由更多于生物学的爱好。

  作为桐城派古文高手,严复的注释与评论极有煽动力,从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人们对原意的理解。在《天演论》中,严复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目前虽弱,但仍有挽救的办法,这就是通过竞争,通过努力,改变目前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他在翻译此书时,接受了斯宾塞“适者生存”的口号,又自己加上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八个字。他对进化论的认识,对当时正处在民族危急时刻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天演论》的感召,胡洪骍给自己改名为适,字适之,广东革命党人陈炯明也将自己的字改为竞存。

  于是,很多学者认为我国早期对达尔文理论的接受,其实是不全面的,过分侧重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

  中国早期翻译《物种起源》原作的译者,不是革命者就是人文学者。从中文对“evolution”一词的翻译上看,一些人认为,也存在着误读。“进化”一词来自日译,在中文中包含了“进步”的含义,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生物的改变,一定是朝“进步”的方向而去。而达尔文自己对“进步”却抱有疑虑。其实进步的概念是达尔文之前的推理进化论的观念,达尔文对此并不赞同。他曾在笔记中写道:“说一个物种比另一个物种高级是很荒谬的……”他认同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果有适宜的环境,即使进化过程不会完全逆转,但应该是可以倒退的。他不认为所有的进化都必然朝着“进步的倾向”。而大多数中国公众对进化的理解却恰恰相反。

  尽管我国早期对达尔文的介绍与理解不乏偏颇之处,但目前我国科学家对进化论的贡献却是可圈可点。我国从科学上对达尔文主义的接受,没有经历像西方那样的戏剧化过程,它很自然地随着现代科学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进入科学家的视野和研究实践。

  150年来,进化论面对的最持久、最强劲的挑战之一,就是所谓“缺失的中间环节”,在应对这种挑战上,古生物学的贡献是最大的。早在1861年,德国发现的始祖鸟化石,就为刚刚发表两年的《物种起源》提供了一个从恐龙到鸟的“中间环节”。近些年来,我国古生物学家发现的带羽毛的恐龙、早期的羽毛、最早的龟类化石等等将所谓进化的缺环“越填越细”。特别是带毛的恐龙,为被达尔文称为“讨厌之谜”的羽毛起源问题不断地提供了新的证据和“中间环节”。

  然而,从整个生物进化理论的研究看,一些生物学家认为,目前国内与国外在进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一定差异,国外进化学者的队伍比我们要壮大得多,除了一些具有传统意义的长期研究外,还有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浩大工程。这些工程往往要通过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而目前中国学者所作的研究,相对显得微观、局部,周期较短,因而大多不会涉及较大的进化命题。

  因此,有人提出,如果在将来,世界上还会出现一个“达尔文”,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中国科学家一定不在候选人名单上。 摘自《科学时报》
 


 

网络舆情影响下的文化安全


  舆情通过网络的传播打破了国家和地域界限,加速了人类文化的全球性传播,对我国的文化安全提出了挑战。要想从根本上消除其对文化安全的影响,必须从抓文化传播入手。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今天,采取切实有效的文化传播策略至关重要。

  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网络舆情传播对中国文化的表层和深层结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必须采取措施确保文化安全。

  舆情是人们对某些具体公共事务的情绪、态度或意见。而社会心态表现的不只是个体的社会心理,还表现了某些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社会心理状态,而且后者并不一定代表前者,它有可能与个体的社会心理相悖。

  社会心态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社会心态是文化的构成部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社会心态应当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文化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文化的表层结构包括物质形态文化、制度形态文化和观念形态文化,这三种形态文化都是显性的、可直接感知的文化。但文化还有其他的形态,也就是文化的深层结构部分,即社会心态,或称心理形态文化,是隐性的,不直接显露于外的。社会心态虽说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确确实实存在着,并且左右着人们的言行。其次,社会心态与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社会心态决定了文化的具体样式,文化可以改变和影响社会心态。

  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是上网的民众对自己关心的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社会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网络舆情的主要传播途径包括电子邮件、电子公告板、即时通讯、网络新闻及跟帖、博客、播客、维客、网上调查和签名以及一些社会性软件等。网络舆情传播又是文化传播的组成部分。舆情通过网络的传播打破了国家和地域界限,加速了人类文化的全球性传播。其突出特点就是利用不同的形式和手段,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价值观念呈现在人们面前,既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人们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造成人们心理上的不适应和行为上的障碍。

  网络舆情传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反映在文化的表层,而且正触动着文化的深层,对我国的文化安全提出了挑战。

  网络舆情传播深深地影响了文化的表层结构,特别是观念形态的文化。

  一方面,网络舆情传播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它对文化具有积极意义。网络为人们提供了新型的社会交往方式,打破了过去人们社会交往的空间地域的自然限制和阶层等级的社会限制,人们可以在网络世界中感受到全方位的多角度交往,各种文化观念在网络上交汇、碰撞、竞争。在这些交汇、碰撞、竞争中,衍生出了一套新的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通过网络技术激活了传统道德观念运行中的内部因子,形成了许多为网络主体所确认的价值取向,如自主精神、奉献精神、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

  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也使得网络舆情传播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特别是由于网络舆情传播所引发的观念领域的价值冲突。互联网的多元文化构成会使个体经常性地处于矛盾和相互冲突的价值选择之中,对个体健康人格的形成与发展造成强大的挤压。

  网络舆情传播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化的深层结构——意识形态范畴的文化,对文化安全提出挑战。

  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为多元化思想的传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互联网络使全世界的国家和民族空前接近,网络空间信息流动的自由使不同的民族文化发生交融和碰撞。网络空间的这种无政府状态和民族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具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对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形成了一定的威胁。特别是一些对传统文化及其精粹知之甚少、民族文化远未在其思想上扎根的青少年,很可能在外来网络信息流(主要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难以产生免疫力和识别力,对我国年轻人社会群体的社会心态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由于网络舆情传播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从根本上消除其对文化安全的影响,还必须从抓文化传播入手。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今天,采取切实有效的文化传播策略至关重要。

  坚持积极防御的文化传播战略。从根本上说,就是正视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性。要通过互联网做好国内文化传播工作,增强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要建立有效的文化保护机制,加强对西方文化心理战的预防和反击工作,扩大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提高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文化免疫力。另外,应当根据国际形势和某些事件的具体情况适时发起文化进攻,削弱西方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加强党对文化传播的宏观控制力。一是在文化传播内容上,要制定明确的价值标准;二是在文化传播方式上,要加强对各种文化传播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管理,加强对文化传播事务的立法、司法和执法活动,依法制裁利用互联网等传播媒介损害基本价值观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三是在文化传播组织体制上,要特别注意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文化传播队伍。

  努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力。近30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得到长足发展,基本形成了多种语言并用、多种媒体(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电视和互联网等)并存和具有“中国特色”魅力的跨文化传播模式。这不仅扩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我国的战略利益。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