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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群众参与贯穿学习实践活动全过程

贯彻群众路线,是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应坚持的重要原则,也是开展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开展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中,一定要针对……

《论语》的23处不足

什么是启蒙?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伽达默尔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一书中对18 世纪以及……
  编者按:
    为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高举邓小平理论和实践三个代表,使广大党员能够及时了解党中央及国内外时事政治、经济贸易、文化观念、台湾问题及世界500强企业介绍等,开阔视野,了解信息,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始终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向广大党员推出《中智先锋文摘》,目的就是进一步满足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需要。尽管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工作在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我们仍将继续完善党建管理体制,不断探索党建管理的模式和思路,不辜负广大党员的期望,继续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面。《中智先锋文摘》创刊后,希望得到广大党员的建议和指正,使《中智先锋文摘》真正办成适应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期刊。感谢您的参与、阅读和建议!
 
共产党人的利益观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党的性质要求每位党员从入党之日起,就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最高行动准则。坚持人民利益……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科学发展观问答
从广义上解读科学发展观
一开始就要研究问题
用科学发展的方法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从科学发展视角准确把握“以人为本”的深刻涵义
著名党史专家张静如:改革开放30年看党的建设
党员干部的党性与党性修养
“德”的核心是党性
“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当学王旦四德
习近平强调“政治忠诚教育”,意义重大!
叶挺的忠诚令多少党员汗颜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三观”,加强党性修养
工作观就是工作态度
树立正确的幸福观
从“为人民服务”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以理论前辈们为榜样努力为党的理论建设贡献力量
薄熙来妙解“干”的六层含义,妙在何处?
说“干事”
政绩观与发展观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领域的重大突破
多党制不是治理腐败的独门秘诀
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基层组织建设经验点滴
“发展就是让群众过好日子”,好!
将群众参与贯穿学习实践活动全过程
贯彻群众路线,是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应坚持的重要原则,也是开展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开展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中,一定……
李克强:加强合作共克时艰 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以好作风战胜大困难
战胜经济困难,关键在党
厉以宁:中国经济没衰退 只是增速放缓
中国经济复苏是积极因素 可能提前走出阴影
世人争谈“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验已上升为中国模式
G20峰会给国际金融带来什么?
世界各国寄望G20金融峰会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亚洲新兴经济体
世界经济向东转 中国经济向西转
经济危机下,看谁在背弃中国市场?
“世界货币”设立的思路
货币互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美联储购国债将引发中国货币宽松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意义
日本如何应对贸易摩擦
福利国家究竟是什么?
中国软实力还需更多内在修炼
中国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速
全球化与文明对话
我们时代的启蒙
“国学热”与文明传承
《论语》的23处不足
 
 

共产党人的利益观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党的性质要求每位党员从入党之日起,就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最高行动准则。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人民利益,是共产党员处理利益问题的根本原则,也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随着我国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社会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利益矛盾复杂多样,能不能坚持正确利益观,对党员干部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验。有些党员干部看到社会上一些人富起来就感到心理失衡,觉得自己吃了亏,总想着攀比仿效,总琢磨给自己找好后路,个人利益至上,忘记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有的人甚至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个人主义逐步发展、恶性膨胀,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论者,从不讳言利益,也丝毫不轻视物质利益,始终认为,对物质生活条件的追求和创造,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满足人们的利益要求,首先是要满足物质上的需要。我们党历来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党的事业既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事业,也是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完成的事业。人民群众的愿望、利益和要求是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有了这一条,我们才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党的胜利之本时说,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宣传为杀人放火、十恶不赦的人,奇怪的是,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却获得了亿万人民群众的拥护。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没有私利。我们党来自人民,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是我们党的优势。

  共产党人并不否认个人利益,但也从来不孤立地谈个人利益。领导干部也有制度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正当利益。对于领导干部的正当利益,组织上应该维护。但是,作为领导干部,不能一味追求个人利益,更不能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能否正确对待个人利益,是检验共产党员党性纯正与否的试金石,也是判断领导干部是否称职的根本标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先进性集中反映了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自觉地以人民利益为重,对待个人利益要先人后己、先公后私,是党的先进性的具体体现。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共产党员历来是以吃苦在先、享乐在后,见困难就上、见荣誉要让而著称的。也正是有了这一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我们党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成为凝聚全民族的领导核心。

  正确的利益观要落实到为人民谋利益的具体行动中。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推进科学发展符合当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是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是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会触及深层次矛盾、遇到各种发展难题。领导干部要确立苦干实干的敬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民生作为重点,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从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的具体问题入手,使人民的利益得到充分重视和体现。民心如海,汇细流而成汪洋;民利如山,积碎土而成巍峨。每一名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只有自觉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群众最需要、最迫切、最难解决的事情做起,真正给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才能赢得民心,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主要回答和解决“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由谁分享”的基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为本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发展问题上的能动反映和集中体现。也就是说,坚持走群众路线,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的、本质的要求。

  结合学习胡锦涛同志去年“9•19”(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和周永康同志今年“3•18”(中央政法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重要讲话精神,笔者认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群众路线,需要具体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一、明确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让人民群众“既享受发展的过程,又享受发展的成果”的要求,努力兴办人民群众希望办的实事好事,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成为不断为民造福、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不断保障人民各种合法权益的过程,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二、找准着眼点和切入点。就是要顺应人民群众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新期待,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而不是挂在嘴上;要看群众的“脸色”行事,而不是唯“长官意志”是从。要看到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着眼点和工作的切入点,就要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入手,切实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工作。

  三、把握关键点和着力点。就是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进一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科学发展的伟大实践。让广大人民群众全面了解、全程参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把群众路线贯穿于整个活动的全过程、体现在实际工作的各个方面,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落实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最大限度地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科学发展观问答:


  科学发展观是讲发展的,同党的建设有什么关系?

  科学发展观对党的建设的指导作用是,一方面,党的建设为贯彻科学发展观服务,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际成效检验党的建设的得失;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蕴涵的理论思想内容也为加强改进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具体说,党的思想建设要以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为重要任务,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员要把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重要义务之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突出科学发展这个中心,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领导集体;党内民主建设要落实以人为本,坚持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要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党的作风建设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和奢侈浪费,倡导勤俭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更好地为促进科学发展服务;党的基层组织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活动方式,更好地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贯彻科学发展观为什么要强调树立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

  政党的发展观实际上是党的价值观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体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鲜明地体现了党的性质,反映了党的宗旨和价值观在新世纪、新阶段的要求。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基础。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导致事故的主观原因看,就是少数干部没有牢固树立甚至缺乏这“四种意识”。 摘自《北京日报》
 


 

从广义上解读科学发展观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还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并且告诉:“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等等。

  科学发展观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理解,科学发展观就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在内涵的产生主体、产生基础、产生关系、产生背景、产生作用、产生意义和内在要求等方面都作了限定,所以说其概念是狭义的;从广义上理解,科学发展观就是既讲科学又讲发展的一切观念。这样的解释在内涵上没有作什么限定,只是顾名思义作了解释,所以说其概念是广义的。

  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既要理解狭义的科学发展观,又要理解广义的科学发展观。狭义的科学发展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现实性和实践性,对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广义的科学发展观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性、时空无限性和普遍指导性。在此,人们对狭义的科学发展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现实性和实践性也许好理解,为此我就不作解释了。至于对广义的科学发展观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性、时空无限性和普遍指导性,也许不好理解,为了进一步掌握其内涵,对此我简要谈谈。

  (一)理论研究性。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首先要从理论上或认识上理解到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从而才能说得上掌握和运用科学发展观。

  至此要问人们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也许学习过科学发展观的人都能按党的十七大报告说上几句,但是再要问人们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发展?什么是观念?以及科学、发展和观念之间的内外联系是什么?以及科学、发展和观念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等等问题,也许谁都回答不很清楚。因此,我们要理解什么科学发展观还要从这些理论问题上去研究问题。如何去研究这些理论问题?我的回答是,应当从广义上去理解什么是科学发展观?要对“科学”、“发展”、“观念”的内涵、外延、联系、地位、作用和意义等问题能够逐步地搞清楚,从而才能说得上从理论上或认识上真正理解到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二)时空无限性。虽然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最近提出来的,但是,科学发展观自从人类社会发展以来也许就有了。因为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发展之中,如何发展?如何更快更好地发展?这是人们在社会发展中必须思考的问题。人们要想更快更好地发展,就会产生一些合理的、正确的或科学的理论、学科、知识、观念或方法等,这些合理的、正确的或科学的理论、学科、知识、观念或方法等也许就是科学发展观,只是人们在过去没有这样归纳而称谓罢了。

  科学发展观的存在和作用都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要是涉及到发展,如社会发展、人口发展、军事发展、城市发展、企业发展、理论发展、文化发展、家庭发展和个人发展等等,人们在这些发展中都需要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统一思想、指导行为、搞好发展。

  (三)普遍指导性。现在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政治口号、一种政治灌输或一时政治形势,因而对科学发展观不感兴趣。然而我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一种非常实用的观念,其“非常实用”在于:一是科学发展观能增强人们的科学观念,只要人们有了科学发展观,就会更加自觉地“想科学、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用科学的办法去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二是科学发展观能增强人们的发展观念,只要人们有了科学发展观,就会更加自觉地“去开拓、去发明、去创造、去创新、去改革”,用发展的方式去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现在,一些人、政府或机关部门就缺乏科学发展观,如一些家长对孩子的管教,溺爱太重、要求过高或管束太严等,这是家长缺乏科学发展观的表现。再如,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在枪支管理上搞枪支自由买卖、在民族政策上搞种族歧视、在民主政治上搞妄加评论、在刺激消费上搞过分超前消费等等,这都是缺乏科学发展观的表现。再譬如,我们的机关部门在领导、管理和监督上不是以德服众、以理服人、以人为本、以诚为重和以奖为主等,而是搞以势压人、以权代法、以钱为重、以惩为主,这都是缺乏科学发展观的表现。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是“非常实用”的观念,也是人们缺乏的观念。因此说,科学发展观具有普遍指导性。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一开始就要研究问题


  解决突出问题,是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而要解决问题,首先必须研究和找准问题。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要注重研究问题,并把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贯穿始终。

  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是中央对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提出的总要求。其中,党员干部受教育是基础,科学发展上水平是核心,人民群众得实惠是目的。深入开展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必须紧紧围绕这个总要求来谋划、来推进。要实现这个总要求,必须下决心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和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衡量学习实践活动是否真正收到实效,最终要看这一条。参加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的单位多、涉及面广,问题各不相同,要借鉴我们党历次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尤其是第一批学习实践活动的成功经验,把研究解决突出问题作为深入开展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的重中之重来抓。

  要善于找准问题。参加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的单位既有市县机关,又有国有企业、高等学校,情况千差万别。即使是同一类型的单位,情况也各不相同。因此,我们要在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吃透上情的前提下,从活动准备阶段开始,及早采取分层次召开座谈会、下发调查问卷、网上征询意见等方式,下功夫摸清下情、掌握实情,切实找准本地本单位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和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查找问题,态度要诚恳,方式要多样,办法要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把下一阶段工作抓准、抓实。

  要客观分析问题。对查找出来的问题,要善于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客观地进行分析。既要分析问题的性质和类型,看到底是思想观念问题还是能力素质问题,是工作思路问题还是体制机制问题,又要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看到底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力求把问题搞清楚,把原因弄明白。分析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绝不能凭主观臆断,乱下结论。

  要及早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各地各单位要坚持超前谋划,及早动手,边学边改,认真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和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解决问题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区分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具备整改落实条件就及早解决什么问题。要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既积极主动、奋发有为,又立足现实、讲求效果;既防止畏难情绪、无所作为,又避免搞形式主义、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

  善于找准问题靠智慧,勇于解决问题靠决心。只要我们从一开始就注重研究问题,下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一定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实现群众满意的目标。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用科学发展的方法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信仰,信仰的最高理念就是团结。

  团结是所有发展的第一要素,信仰是一切道理的第一使命。

  团结的力量可以凝聚成核心,核心就是指导我们前进的伟大旗帜。

  马克思主义和一切思想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方法揭示了事物的形成和发展方向,第一特色就是不迷信,也不用封建迷信解释事物的形成过程。第一道理就是发展是一切理念头前提,发展是所有奋斗的硬道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用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世界是物质的统一体,从客观规律的高度,在传承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形成新思想,新学说,使马克思主义始终结合时代特征与时俱进。

  一、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

  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国家的命运,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结合起来,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真理是一个时代的标志。真理是一种思想的理想高度。

  每一个时代,都分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会形成社会发展的新特征。而真理的原理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基本方向,真理本身也是在发展状态中以一个时代的各个具有特色阶段的内含作元素,最终使真理形成一个时代的高度,以此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时代新境界。真理的时代性就在于其结合时代特征建立新高度。一切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团结的象征,本身就是一种凝聚力的体现,而造成思想形成新高度的问题是:思想原理能够科学阐释,使之开辟成时代新境界,成为一个时代为此产生信仰高度的一面旗帜。如果思想发展到没有信仰高度的程度,这种思想就失去凝聚力。

  世界的发展,本身就有其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以实践观点作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此科学揭示事物的发展特征,不断结合时代特征形成新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规律本身就是一种吸收与被吸收,批判与被批判的过程,这种过程就是一种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一种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种人类社会结合时代特征的实践过程,无论从什么角度阐述,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凝聚力。凝聚力的意义在于:使一种思想体系具体成一种思想核心。核心是领袖产生的伟大标志。

  思想不可能没有时代高度,思想体系的形成也不可能没有代表一种总观点的核心,没有核心的思想体系是缺乏战斗力和凝聚力的思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二、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认识真理与科学的原理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而认识真理与科学产生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就是人的本质和价值的意义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自由全面发展,就是在一种社会制度多种体制中生活。人类的发展,始终以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方式发展,始终没有脱离社会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进步。什么是真理?真理首先以实践作标准,真理的产生首先要符合社会的发展特征。真理是以一种价值观作标准的思想体系。价值观的确立,建立在一种思想体系的建设上,通过传播直至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逐渐成为一种价值观。价值观的确立,首先要建立在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发展的规律上,首先要符合人们的传统习俗,首先要成为一种能流行的、具有时尚色彩的文明符号。

  判断真理的时代价值性,在于科学发展。就是凡有利于社会发展,推动历史进步的改革就是发展的本质特征。发展就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从发展为了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角度,制定发展的方向。

  一切发展,方向是问题。发展的最大使命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把握不了这个方向,我们就失去执政的主动权。如果我们把握不了这个方向,我们就会失去发展的方向。发展,更要坚持社会方向的发展性和趋势性,发展是趋势的前奏,趋势是发展的必然,如果发展脱离了对趋势的预测,这种发展是失败的。如果趋势和发展脱节,这种趋势是盲目的。

  发展,是一切社会的本质现象。发展,是所有社会制度的理念。

  现在,有人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现象和区别提出质疑,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相同的发展形式和社会背景。其实,任何一种社会体制的发展,源渊流长的文明背景不同是社会生活的唯一不同条件,社会发展的一切要素,诸如生产力等基本要素一样,是社会发展的共同要素。这种要素,确立着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社会制度或是短暂或是相似总要相互经历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终的区别在于发展,发展是一切社会的硬道理。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产生于对一种思想体系信仰的背景下,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作支撑。资本主义制度是在一种自由散漫的背景下产生,没有发展的力量,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必然的趋势。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是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的理念,一切社会制度都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状况。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旗帜,也是一个社会对一种思想体系的崇拜阶段。社会主义站在科学的角度上,不信神鬼,一切以为人民服务为理念。资本主义在推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迷信上帝,一切以上帝的意志为理念。社会主义倡导的是人人平等的自由和民主,资本主义提倡的是富翁救济天下的自由和民主。这种民主和自由有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这是马克思在发展中的新原理。

  当然,一切主义和制度的最终前提是:发展是其根本,没有发展,所有都是空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三、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高度就是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说体系

  奠定一种新学说体系的时代价值,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其确定时代高度。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状态中的,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每一个时代的多个阶段担当起引领发展航向的使命。

  停顿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

  解放思想、继续解放思想、深度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保守和僵化不是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我们坚持科学的方法,以科学的理念发展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方法建立新的思想体系,以此传承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民主的旗帜。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方式是要结合国情,从国情角度搞出特色,而不是不切民族习俗实际推行其它国家的民主理念。马克思主义是高度集中的民主化,不是自由散漫的民主化。马克思主义是尊重人的个性的民主化,不是在信仰迷信状态中的民主化。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民主化,不是少数精英的民主化。马克思主义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发展方向的民主化,不是孤立发展的民主化。

  民主是思想得以继续解放的标志。但民主的方法并不是倡导对一种科学确定的思想不信仰,没有信仰的思想是没有生命力的思想。生命是所有信仰最高理想,信仰是一切生命的底色。思想信仰首先是一种信念的表现,是一个人追求理想程度高低的体现。信仰思想,就得为思想建设的引领者建立核心,这是思想体系建设的客观规律,也是理论建设的基本定律。

  现在是信息多元化时代,有人以民主建设的名义,提出思想体系的建设者不产生核心的论调,这是极端错误的一种认识,这是浅薄和狭隘的一种观点,起码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认识不清。从马克思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思想传承者总是给予核心的地位,以确定其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如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段社会的发展时期,都用这个阶段的思想体系建设者的代表人物作核心代表,使马克思主义原理从科学和历史的角度上传承下来。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也是不断产生历史高度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作理论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此确定新学说形成的基础,以此诞生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风雨兼程,共同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伟大转折而奋斗不息。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从科学发展视角准确把握“以人为本”的深刻涵义


  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还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讲,科学发展观都是其“最新成果”,而不是其“最终成果”。科学发展观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因此对待科学发展观,既要坚持学习和实践的态度,也要秉承研究与探索的精神。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段论述是对“以人为本”科学内涵的集中概括。

  但对这段论述的理解和阐释,由于认识的角度和水平差异,自然是见仁见智。其中,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把以人为本的适用范围狭隘地框定在党群干群关系上。二是对以人为本中的“人”只是从政治上给予单维度的注解,没有结合实际进行分层次的阐释。三是讲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或发展的科学性扣得不紧。

  立足现实问题,从研究与探索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应该从科学发展视角准确把握“以人为本”的深刻涵义。

  一、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也有它的科学性

  马克思曾指出: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即是说,社会的进步,归结到一点上,就是人的发展。围绕“人的发展”主题,有三个基本的关系范畴:一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二是人与人(横向)的“协调”发展,三是当代人与其子孙后代(纵向)的“可持续”发展。这三个基本的关系范畴,也是三对基本矛盾,也需要“统筹兼顾”。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性和规律性所在。

  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和贯穿始终的主线

  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即是说,发展的出发点是“为人”,落脚点是“惠人”,也包括发展的过程中要“见人”和发展的环节上要“靠人”,这正是胡锦涛总书记去年9月19日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的要旨和新意。也就是说,必须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落实到发展的各个环节上。

  三、坚持以人为本必须扣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抑或是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么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科学发展的本质就是实现人的价值最优化,就是把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人类社会发展两大基本矛盾,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二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从这两大矛盾入手,就是要适应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立足于具体的物质基础和条件,通过对上层建筑(政治、法律、艺术、道德等)的优化和完善抑或是变革,进而积极影响和有效调整生产关系(注:生产关系,实际上就是表现于外的组织(结构)关系和深藏于内的各种利益关系。调整生产关系,也就是科学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和正确协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两个方面),使其更充分地释放出人的创造活力,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四、落实以人为本,应该分开层次、区别对待,形成合力

  落实以人为本,就是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化为指导和推动实践的具体的政策和举措。推进科学发展要求以人为本的政策和措施必须能把人的每一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释放出来,发挥人的整体合力。为此,需要结合实际,对人进行必要的准确的层次上的划分和对待上的区别。

  从人的结构上讲,主要的是三部分:头脑、骨骼、血液。相应地讲,人也分为三个层次:领导、人才、人民群众。对于这三个层次的人必须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具体来说:

  第一,关键在领导。落实以人为本,关键就是发挥好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头羊”的带动和示范作用。主要是两大任务,一是要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二是要拒腐防变。

  第二,根本在人才。21世纪的竞争,是以科技和创新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落实以人为本,根本在于坚持和落实“四个尊重”的方针,制定和实行一套能够吸引人才、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造就人才、发挥人才和体现人才价值的科学合理的人才战略和人才政策。对于一个地区发展也是一样,必须使得你的政策和环境(软、硬件建设)能够把四面八方的人才引得来(魅力召唤)、留得住(无后顾之忧)、派得上(英雄有用武之地)、用得好(人尽其才)、续得妙(人才链与发展链、政策链有机统一,不断档)。

  第三,基础和源泉在群众。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科学发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落实以人为本,就是要发挥其政策“凝心聚力”的作用,把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起来;就是要发挥其政策“释放活力”的作用,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就是要发挥其政策“优化整合”的作用,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尽最大努力汇集起来、形成强大合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著名党史专家张静如:改革开放30年看党的建设: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党的建设工作,对于在新时期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宏观层面看,党的建设的成绩或创新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全面拨乱反正,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在此基础上,日益明确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思路。这就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的:总结党八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二,党的指导思想不断与时俱进,进一步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问题。30年来,我们党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发展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际,我们党又陆续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创新,表明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为指导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保证。

  第三,提出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任务,更加集中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按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的一贯目标和方针。党的十二大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六大提出,“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些都使党的建设理论更加充实、丰富和完善,对指导党的建设开展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日益清晰。在原有的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三大建设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强调了加强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了“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的新思路;在党的十七大上,又提出了“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要求,从而构建起了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格局。有了这样的格局,党的建设就更加具体明确。

  从具体层面讲,党的建设成就也是非常显著的。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党的制度建设取得了新突破。制度建设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亮点。面对党的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立足实际,在试点、试行的基础上,果断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制度、法规,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2年7月9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3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2004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05年2月18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2006年3月30日)等,初步构建起了一个较严密的党内法规体系,形成了以制度保障促进党的建设的局面。

  第二,党的作风建设有了新提高。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因此,必须加强作风建设。在强化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前提下,一方面,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0年3月12日通过),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要求党员干部自觉以“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作为衡量自己工作好坏的标准,从而树立了正确的导向。另一方面,通过查处大案要案,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初步遏制了腐败案件高发频发的势头,对广大干部起到了教育警示作用。

  第三,提出了加强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领导干部五种能力(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的能力)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19日),作出了“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的论断,提出了“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任务,并对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05年开始的历时一年半的全国性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使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意义凸显出来,党作出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的论断,赋予了先进性建设为党的建设主线的地位。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提出,使新时期党的建设重点更明确,任务更突出,对促进党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有新举措。改革创新是保持党的生机活力的根本所在。为此,在党的报告、文件中多次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的明确要求,同时也已成为各地方各单位开展党建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围绕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我们党进行了全方位的努力,也取得了全面的进展。比如在理论建设方面,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在制度建设方面,大量新制度新法规不断付诸实施,提高了党的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在干部选拔任用、培养、管理、监督、罢免等方面都采取了许多新制度、新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各地也探索了许多新经验,如“两票制”选拔党组织负责人、大力推进基层党务公开、实行民主管理等,对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3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成绩是主要的,但问题和不足也是存在的。概括起来讲,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党内民主有待加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所在,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内民主建设方面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但是仍然存在许多突出问题。比如,党的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仍有待巩固,被党委会、常委会所取代的情形仍时有发生;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在许多情况下还难以真正落实,党员权利还缺乏有力的保障;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致使民主集中制在一些地方的弊端还没有根本改变;发扬党内民主还不够,群众参与还缺乏制度支持;党内选举制度也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

  第二,执政能力尤其是全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有待提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完善,离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还有差距;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学习型政党建设不够深入;一些党组织在领导本地方本单位发展方面缺乏科学思路。

  第三,干部作风需要进一步改善。作风建设的本质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在作风建设方面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三大优良传统,虽然在新形势下这些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但是,仍有不少干部在作风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损害了党的形象,影响了群众对党的感情。比如,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党员个人主义严重,缺乏奋斗精神、奉献意识,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相当严重等等。

  第四,党内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虽然在治理腐败方面我们党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出台了许多有力措施,严肃了纪律,加大了力度,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并初步建立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格局。但是,以身试法者还是存在的,大案要案也时有发生,腐败现象呈现新的特征。尤其是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党的十七大对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许多明确的要求和思路,这既说明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也表明反腐败斗争仍任重道远。

  今后对于推进和加强党的建设, 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去努力:

  第一,坚持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这就是强化一种精神,即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抓住一条主线,即抓住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条主线。突出五个重点,即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包括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着力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全面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第二,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它不仅是党的建设的核心和关键,而且对人民民主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党内民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党的权力配置、机构设置、民主集中制落实、党员权利保障等各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强化制度,还要增强意识,尤其要增强领导干部的民主意识;不仅要注重基层,也要着力推进地方乃至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民主建设;不仅要注意在领导、决策中发扬民主,更要注重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形成民主氛围,养成民主传统,使党内民主得到有力保障、充分弘扬。

  第三,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指导党的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保障。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总结已有的历史和实践经验,并结合新的形势和实际作出新的概括和提炼;另一方面还要不断解放思想,广泛借鉴人类已有的系统知识,从中得到启发,努力为我所用,以促进党建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开展党建研究离不开充分发挥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目前党的理论工作部门、党校理论工作者和从事组织工作的领导干部已成为党的理论研究的主体,为党的理论创新做出了贡献。但也要看到,高校理论工作者也完全能够在党的理论研究和创新方面有更大的作为。比如,高校理论工作者可以结合高校开展党的建设的实际,在高校党建领域总结新经验,提出新思想,这样不仅有益于高校党建工作的开展,对党的建设的总体发展都是很有价值的。 摘自《前线》
 


 

党员干部的党性与党性修养 (二)


  二、党性修养是党员干部提升自己的永恒课题

  党性修养是个老话题。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经典著作中,用大量篇幅论述共产党员加强修养的必要性,指出共产党员加强党性修养,是他们“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家”的必经之途。为此,他引用马克思、恩格斯所说“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以说明革命者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性;引用孔子所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以说明不管是孔子,还是共产党员,都不可能是天生的“圣人”;引用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说明共产党员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都要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发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的历史,都表明共产党员在党的事业中发挥的作用,用无数事例从正反两方面对共产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性作了证明。

  党性修养又是新问题。我们党长期执政、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如何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何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何领导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一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党的建设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党员干部在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以及权力观、地位观、政绩观等方面,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考验、新挑战。有的党员迷失了人生方向,采取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放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追求;有的荣辱观发生蜕变,鄙弃真善美,欣赏假恶丑,个别甚至对包养情妇等腐朽生活方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权力观扭曲,不是把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而是把它变成了为个人、亲属或小圈子谋私利的工具;有的地位观扭曲,不是把领导岗位看作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而是当作一种光宗耀祖、个人价值实现的标志;有的政绩观扭曲,出“政绩”仅仅是为了做给上级看和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因此不惜竭泽而渔、焚林而猎、杀鸡取卵、欺上瞒下。所有这些,实质都是党性问题,是党性不纯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党员干部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是人生的永恒课题。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大半生兢兢业业,临到退休时,却忽然发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经不起金钱、美色的诱惑,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观念支配下,滑进了腐败的深渊,被称为“59岁现象”。他们之所以未能做到面对诱惑、清廉自持,问题发生在将近退休时,根子却在于早已放弃了自觉的思想改造。“捞一把”的情况中年甚至青年干部也有。有的党员干部因为入党动机不纯,入党不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做事,而是为了当官掌权,因此在他们升官有望时,是一种工作状态;在升官无望时,又是另外一种工作状态,个别甚至产生了“捞一把”的念头,被称为“39岁现象”或“49岁现象”。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就是党性修养不够乃至放弃党性修养。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不断产生的时代,每天都会给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提出新任务、新课题。党员干部只有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才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远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客观讲,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是投身社会实践的产物,不是关进书斋苦思冥想的结果。党性修养的实践要求,是做人、做事与做党员的统一。做人是党性修养的基础。邓小平说:“一个共产党员,第一,他是普通人,第二,他是普通人中的先进分子。”(《邓小平文选》,第1卷,258页)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不是建造空中楼阁,如果说做党员为了使生命的色彩更加丰富,那么它的底色就是先把人做好;如果说党性修养是为了把思想境界的大厦建得更高,那么它的基础就是良好的做人修养。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做人问题没有解决好而能成为一个好党员,个人修养和品质很差而又有很强党性的。一些贪官东窗事发,在所谓的忏悔中常说自己放松了党性修养,那是对党性的亵渎——就他们所犯的罪行而言,做人的底线都没有守住,还有什么资格侈谈党性?加强党性修养,首先要明白做人的重要性,即如曾子在《大学》中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段千年古训,不仅深刻揭示了明白做人道理加上诚意、正心等个人修养与成就治国、平天下大事业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其实践性已被古今中外无数事实所证明。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深刻的做人道理,如关于言行,有“讷于言而敏于行”、“言必信行必果”、“吾日三省吾身”、“三思而后行”的殷切教诲;关于气节,有“养我浩然正气”和“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做人准则;关于志向,有“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深刻哲理;关于为政做官,有“清正廉洁”、“天下为公”,“政者正也”、“正人先正己”的谆谆告诫。党员干部在解决做人问题时,能够从中吸取有益营养,就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为党性修养打下良好基础,奠定牢固柱石,使自己的党性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最终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事是党性修养的目的。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更多、更好地为人民做事。因此检验一个党员是否有坚强的党性,既要看他是否做事,更要看他为谁做事、怎样做事和做事的效果如何。

  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首先要树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积极人生态度,努力做事,努力做成事,努力做成大事。一个党员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也做不成,却侈谈自己有“党性”,定要传为笑柄。其次,要坚持为人民做事,用辩证唯物论的科学方法做事,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做事。党员干部同样做事,由于目的不同,手段不同,效果也不相同。说明目的决定手段,手段决定效果,做事里面有党性,能否把事做好取决于有无党性。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干事业、做事情,必须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坚持为人民做事,用科学方法做事。第三,做事效果要由人民评价。反映在做事问题上,党员干部有无党性或党性强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群众是最公正的评判员。只要党员干部做事动机端正,方法科学,效果积极,自然会得到群众公认。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做任何事情,都要以群众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作为根本出发点。党员干部坚持这样做,就是最实际的党性修养,就能使自己的党性不断得到升华。做党员是党性修养的载体。党性修养说到底,要与怎样做党员相联系,围绕怎样做党员来加强,通过怎样做党员来体现,这就决定了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必须从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做起,并通过不断加强党性修养,为实现更高的党员标准而奋斗。

  实践中,党员干部做得怎么样,是不是有坚强的党性,主要可从四个环节检验:一是日常工作中能不能看得出来,二是利益冲突时能否让得出来,三是关键时刻能不能站得出来,四是危急关头能不能豁得出来。汶川抗震救灾,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使许多党员干部的党性得到了检验,先进性得到了体现。大量事实证明,抗震救灾中那些重大利益能够让得出来、关键时刻能够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连生命都能够豁得出来的党员,绝大多数是那些日常工作中就能看得出来的党员。如果没有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党员英雄群体中,许多人可能一生都非常平凡,他们之所以能够关键时刻做到不平凡,是因为他们头脑中始终有着强烈的党员意识,永远牢记着共产党员的神圣责任,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由此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必须不断增强党员意识,永远牢记党员责任,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从日常工作中能看得出来做起。广大党员干部坚持这样做了,就能日常工作让人民群众满意,关键时刻让党和人民放心,危急关头让国家和民族充满希望。

  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波澜壮阔,动荡不安。对于我们表现两方面:一方面挑战确实严峻,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扩散和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很大困难。另一方面:机遇依然存在,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果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和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面对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形势,我们增强忧患意识,坚定必胜信念,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迎难而上,开拓进取,最大限度地减轻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而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我们党员和干部,进一步提高党性认识,提升党性修养。只有同广大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才能赢得民心、集中民智、凝聚民力,从而形成无坚不克、无往不胜的强大力量。只有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好事,认真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模范执行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的规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和奢靡之风,把资金真正用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群众生活急需的地方;牢固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始终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情操。我们党的事业就一定会更加发达,我们的国家建设就一定会更加美好。(接上期)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德”的核心是党性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历来是我们党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和标准。从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看,领导干部的德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多个方面,但最根本的是党性。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根本要求是增强党性。领导干部进行思想道德修养,既要全面把握德的内容,又要努力抓住德的核心,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增强党性,把党性原则内化为自己的情感、意志和行动。

  党性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内在属性,是一个政党阶级性的集中体现。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的党性是党的性质、宗旨、作风、纪律、奋斗目标、道德规范等各方面要素的综合反映,是党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综合体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这三句话点出了作为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官德”,也就是“为政之德”。它要求领导干部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努力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善于开拓前进,具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模范地遵纪守法,保持清正廉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拒腐防变,坚决反对消极腐败现象。

  德才兼备德为先,德的核心是党性,这是对我们党的干部标准的科学诠释,也是领导干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忠于职守、秉公办事、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以身作则、一身正气良好形象的根基。

  加强党性修养是领导干部改造主观世界的终生课题,也是领导干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所在。加强党性修养固然离不开组织的教育和帮助,但归根到底还要靠自身努力。在实践中,应重点抓好三个方面:

  正确处理干群关系。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公仆意识,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能否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是检验领导干部为政之德的一把尺子。

  保持政治形象和道德形象的统一。领导干部的政治形象和道德形象是不可分割的。政治上的坚定正确和道德上的高尚纯洁,构成领导干部的总体形象。强调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在社会生活中确实有少数领导干部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另一方面是因为道德作为行为规范,是以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为前提的,是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它靠的是自律而不是强迫。所以,领导干部要在实践中努力进行自我改造、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觉弘扬正气,反对歪风邪气。

  不断提升精神境界。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具有宽广的胸怀,淡泊名利,努力做到为政公正、无私、清明。只有这样,才能在工作中无私无畏,才能真正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当学王旦四德


  《中国纪检监察报》所载《鲍叔牙之贤》一文,对鲍叔牙以社稷为重、举贤护贤、甘居人后,使管仲成就盖世功名由衷敬佩的同时,让我想起另一位值得钦佩学习的历史人物——贤相王旦。因为从某种角度讲,正是因为他才成就了寇准的赫赫声名,而自己却鲜为人知。

  王旦(957-1017年),山东莘县人。其父五代汉、周时已出仕,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时期任过尚书兵部侍郎,以清廉正直闻名。王旦幼年“好学有文”,父亲对他寄予很高期望,“此儿当致公相。”王旦果然不负厚望,从景德三年(1006年)开始,在相位12年,办事谋略果敢,为人气量宽宏,做官“循规蹈矩”,可谓贤相。贤才难得,贤才须德才兼备, “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资。”笔者以为,宋代贤相王旦人品、德性更为突出,堪称一流,其“德”主要有四。

  一曰“全”德——胸怀全局,“大事不迷” 的处事之全。宰相,好似一国之大管家,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各个层次、各个方面都在其职责范围内,必须做到“胸中有全局,大事不糊涂”,定要运筹帷幄、果敢决策。王旦的大局意识和决断能力从他任参知政事时处理“回京主持留守事务”一事即可见一斑。景德元年(1104年)冬天,在宋真宗赵恒亲征澶州的路上,获悉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发暴病,随驾出征的王旦被派回东京主持留守事务。重任在肩,王旦即向真宗提出将随征宰相寇准召来,有话当面直说。寇准到后,王旦启禀真宗:“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真宗“默然良久”言:“立皇太子。”王旦领命赶回东京,直接进入禁城,严令封锁消息,连家人均不知,待皇帝班师时,全家大小迎于郊外,才发现他早已回京。王旦在关键时刻,能即时预见到回京留守可能遇到的最大难题——一旦兵败,皇帝遭遇不测,作为留守如何维持大局?策立新君自是当务之急,王旦没有回避这个敏感甚至忌讳的话题,而是果断而巧妙地把真宗置于不得不明确表态的处境,且让首辅寇准出场见证,免得留下日后可能产生的疑点。回京后深藏不露,避免出现危机被其他野心家利用,整个过程无不显示其过人的胆略和智慧,展现了驾驭“全局”和处理大事的能力。

  二曰“量”德——宽容大度,“闻过则喜” 的容人之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宰相肚里能撑船。”一个称职的宰相必须具有超出常人的胸怀,王旦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同寻常。与王旦同年进士,同朝为官的寇准老是攻击他,王旦并非以牙还牙。据《续资治通鉴》记载:(旦)每见帝,必称(寇)准才。而准数短之。帝谓旦曰:“卿虽谈其美,彼专道卿恶。”王旦谢曰:“臣在相位久,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此臣所以敬准也!”宋真宗因此认为王旦贤能。这种“闻过则喜”,敢于接受批评的博大勇气和胸怀实在可嘉可敬。寇准做枢密使时,王旦主持中书省。有一次中书省给枢密院发文,违反了公文格式,寇准禀报上去,王旦挨真宗批评,手下人也跟着挨罚。不久枢密院给中书省发文,也出了类似问题,小吏以为报复机会到了,兴冲冲地呈交给王旦,哪知王旦却让他将文书退回枢密院,请改正后再呈送。对此,寇准很惭愧,见到王旦就说:“王兄,你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度量?”王旦对待同僚如此宽宏,对待生活中的家人也一样。家人想试验他的宽厚程度,在他食用的肉羹中放了一点泥,他吃饭时,只是不用羹。并没斥责家人,问他何故不食羹,他只说“我偶不喜肉。”又一日家人在饭中放了一点泥,王旦看了一眼说:“我今日不喜饭,可具粥。”说此话时,他心如湖水,面无怒色。

  三曰 “公”德——举贤荐能,“不树私恩” 的荐才之公。王旦出自公心、举贤荐能。对朝野贤士平日的表现和舆情十分关注,根据自己的考察向朝廷举荐而不让他们本人知道。1015年寇准因犯错误罢了官,找王旦说情想保留原级别待遇下放去当节度使,当时被王旦以不受私请拒绝,可事后王旦却对真宗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且有才望,若与使相(宰相级别的节度使),其风采也足为朝廷之光。”真宗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在寇准去谢恩时,告诉其中原委,寇准这才叹息王旦的人格自己远远不能及。王旦病危辞职前,皇帝再三问他让谁接替相位合适,他不肯说,皇帝提名征求他的意见,他不表态,最后要他试着说一个,他挣扎着坐起来奏到:“以臣之愚,莫若寇准。”真宗说寇准性格不好,要他再提。他说:“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说完就让人把自己抬回家。正是因为王旦以德报怨、极力举荐,提供了寇准建功立业、成就赫赫声名的舞台。王旦对于走后门、跑官要官之类的行为极力抵制。谏议大夫张师德两次上他家,但都没见着人,于是怀疑有人在王旦面前说了他的坏话才被举荐,请参知政事向敏中向王旦做些解释。恰好此时知制告出缺,王旦主动向向敏中说:“可惜了张师德。”向问所以,王旦说:“累于上前言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待之尔。若复奔竞,使无阶而入者当如何?”向还想向张说情,王旦说:“等等再说吧,让他吸取教训对于匡正风气也有好处。”其实,王旦的举荐无私首先是从家里做起的。弟弟王旭久负才名,却因王旦的谦让恳辞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其子侄在他身前无一人得到过官位;其女婿苏耆本已中了进士,殿试唱名时已放在诸科(即进士以外的明经、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当时便向皇帝介绍了有关情况,皇帝问王旦,王旦却站在一边不做声,苏耆只好讪讪而退。陈尧首事后对王旦说,就差你一句话,苏耆就可以做官了。旦笑曰:“上亲临轩试天下士,示至公也。旦为宰相,自荐亲属于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无失礼?”尧叟愧谢曰:“乃知宰相真自有体。”

  四曰“廉”德——不敛钱财,不恋权位的居官之廉。“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可王旦向来“冲淡寡欲。”在朝廷主持工作18年(参知政事6年、中书省12年),一直拒绝下属孝敬。对来自皇帝的恩赏,不便全部辞谢,但他置放庭前,从不动用,看着财宝,常常浩叹:“生民膏血,安用许多!”病危临死前,将皇帝送的5000两白银全数“还献”,还在表文里附上四句话:“己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财富于他不但“无所用”,还被视为招致祸患之源,有如此人生观,何惧钱财诱惑?王旦与一般封建官吏遍置田产不同,“生平不置田产”,认为“子孙当念自立,何必田财,徒使争财为不义耳!”不仅如此,家中房屋破陋,不肯重建,说是先人旧庐,损之为不孝,衣服从不追求华美,家人中有谁穿得漂亮,他就故意闭目不视。对财产、享乐能持如此态度,实属难得!王旦不仅淡泊明志,远离财富诱惑,也不恋栈权位。他羸弱多病,自从违心地接受了天书仪仗使和封禅大吏使这两个使命后,内心的煎迫更使其身体每况愈下,所以“自东鲁复命(从泰山封禅回来)连岁求解(辞职),但一直未获批准,又拖了几年,帝“睹其形瘁”,才“悯然许之。”难怪后来真宗读到他死前上的遗表时,“泣下久之。”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领导干部“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践行科学发展观,应当学学王旦“四德”。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习近平强调“政治忠诚教育”,意义重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今天出席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他强调,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党性教育,特别要加强政治忠诚教育、道德情操教育、优良作风教育、党的纪律教育和拒腐防变教育,坚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保证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笔者感到,在培养年轻干部、加强对年轻干部党性教育的问题上,习近平副主席要求各级党委特别要加强政治忠诚教育,并将“政治忠诚教育”排在道德情操教育、优良作风教育、党的纪律教育和拒腐防变教育的首位,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年轻干部“政治忠诚教育”的高度重视。

  “政治忠诚教育”,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这之前,党报党刊用得最多的一般都是“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很少见到“政治忠诚教育”这个概念。笔者键入“政治忠诚教育”这个词在百度上搜索,结果除了搜到习近平副主席在这里用的“政治忠诚教育”外,在其他党报党刊上没有搜到一条包含有“政治忠诚教育”这个概念的信息,虽然部队和公安曾搞过类似的教育,如忠诚教育,但却没有“政治”二字,“忠诚教育”的概念比较模糊。这就意味着“政治忠诚教育”,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笔者理解,“政治忠诚教育”,就是理想信念和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教育的全称,强调特别要加强年轻干部的“政治忠诚教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

  “政治忠诚教育”,是党性教育的根基。坚定理想信念,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这是党章赋予党的干部的根本义务,也是党对党的干部最基本的政治品质要求。更是党性教育的根基之所在。因此,加强干部的党性教育,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政治忠诚教育”,只有加强“政治忠诚教育”,才能打牢干部的思想根基。也只有加强“政治忠诚教育”,干部的道德情操教育、优良作风教育、党的纪律教育和拒腐防变教育的效果,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这是其一。

  其二,“政治忠诚教育”,对年轻干部更重要。由于接受党的教育时间短,党性锻炼不够,对党的政治忠诚意识可能不足,表现在政治观念相对淡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政治忠诚教育”,就显得更加重要和必要。也许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副主席才强调对年轻干部“特别要加强政治忠诚教育”。

  “政治忠诚教育”这些特点,决定了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政治忠诚教育”,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政治忠诚教育”,要着眼于打牢思想基础。尤其是对年轻干部,在理论学习培训过程中,要着眼于全面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打牢理想信念的根基。把理想信念教育与国情、党情教育和中共党史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和帮助年轻干部深刻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和优良传统,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二是“政治忠诚教育”,不能泛泛而教。这就要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把“政治忠诚教育”与加强年轻干部的道德修养结合起来,引导他们珍重人格、珍爱声誉、珍惜形象,增强道德责任感,常修为政之德,积小德养大德,努力成为思想纯洁、品行端正的示范者,爱岗敬业、敢于负责的力行者,明礼诚信、遵纪守法的先行者,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的引领者。

  三是“政治忠诚教育”,不能满足于“教育”。要把理论教育与年轻干部的实践锻炼结合起来,在加强理论学习培训的同时,还要注重让年轻干部在实践中接受锻炼、经受考验。因为在实践中锻炼、考验和提高干部,始终是培养年轻干部的一个基本途径。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副主席才强调,越是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越要放到艰苦环境中去,越要派到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线去,让他们在实践锻炼中增强党性、改进作风、磨练意志、陶冶情操、提升境界、增长才干。这是很有见地的。

  四是“政治忠诚教育”,要长期坚持、常抓不懈。因为“政治忠诚教育”,是管世界观、管长远的教育,又因为大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加强年轻干部的“政治忠诚教育”,就必须长期抓、坚持不懈地抓,只有长期抓、坚持不懈地抓,才能抓出成效,才能保证年轻干部健康成长,才能保证党和国家后继有人,这是永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颜色的战略之计,长远之计,是大意不得的。正因为此,笔者说习近平副主席强调对年轻干部“特别要加强政治忠诚教育”意义重大,就有充分的理由。 摘自《人民网-观点频道》
 


 

叶挺的忠诚令多少党员汗颜


  今天的党员,今天的一代,很多是通过中学教材中的《囚歌》认识的叶挺。知道他是北伐名将,知道他是新四军军长,但他的人品,他的显赫战功,他的传奇人生,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执着追求却是一知半解。感谢电视连续剧《叶挺将军》,把一个真实的叶挺交给了全国观众,把一个令所有共产党员动容的叶挺交给了观众。

  叶挺的伟大,不在他是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不在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不在他屡建奇功,而在于他对党、对民族、对祖国的的赤胆忠心。叶挺光辉曲折的一生,成就了忠诚二字,留下了忠诚二字。这个忠诚,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学习效仿的标本,是党的宝贵的永恒的财富。

  南昌起义后叶挺的正确主张未被采纳,广州起义失败叶挺受到冤屈被开除出党,担任新四军军长叶挺因为不是党员而有职无权,但他无数挫折,却始终信仰不变,信念不变,忠诚党的事业,忠诚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凭皖南事变的表现,叶挺的忠诚就足以感天动地。受命于危难之中不说,在狱中宁死不屈,拒绝高官厚禄、舒适地位,不肯从狗洞里爬出,不仅维护了新四军的尊严,与党肝胆相照。要知道,此时的叶挺还没有恢复党籍。

  可惜的是,叶挺的这种忠诚,在今天的一些党员身上淡化了。他们由于缺乏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看重的是名利地位,看重的是谋取私利,在艰难困苦面前经不起考验,在委屈挫折中意志薄弱。他们容易忘记党的宗旨,容易忘记入党的誓言。结果是,败坏党的形象,走上腐败堕落之路,走上叛党之路,为党所不耻,为人民群众所不耻。

  当前,忠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党的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有的人把入党看着是捞取政治资本的阶梯,是升官发财的必由之路。什么党的奋斗目标,什么党员义务,什么誓言,统统忘掉。有的党组织在对党员入党后的教育上也是抓而不紧,有的党员因而思想上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走上不归路。

  党的建设需要忠诚,党的发展需要忠诚,人民的事业需要忠诚,国家的未来需要忠诚。以叶挺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疑在忠诚上给我们做出了表率,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以忠诚党的事业为荣,时时刻刻不忘记党的要求,不忘记作为一名党员的使命和承担的责任。做不到忠诚,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就容易走上叛党之路。对于不忠诚党的事业的党员,党组织就应该加强教育,或者毫不动摇的把他清除出党。

  一句话,全体党员当学习叶挺忠诚于自己的信仰,拒绝从出卖党的利益出卖良心的“狗洞”里爬出。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三观”,加强党性修养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领导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树立和坚持“新三观”即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科学论断。过去,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强调要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新三观”的提出,继承了“老三观”的精髓,又赋予了新时代意义,对于我们在新时期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加强党性修养和领导干部廉政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战略指导意义。

  总书记这次讲话着重强调了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保持政治本色及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使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以优良作风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最后突出强调的是,“以优良作风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可见工作指向之明确。总书记阐述的“新三观”的树立和坚持,就已经远远超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领域。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比以往强调的世界观更为具体务实,体现了总书记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世界观应该是具有宏观属性的。而事业观应该是具有微观属性的。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必须着力增强宗旨观念和公仆意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事业观、价值观。在共产党人看来,人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共产党人事业的全部内容就在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对于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来说,强调以人为本,实质上是强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群众利益无小事。就业再就业问题,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的问题,安全生产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特殊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以及网络媒体的低俗之风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等等,无论是少数地方存在的,还是较普遍存在的,都必须认真解决,坚决纠正。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面临的具体事情做起,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贯彻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忠实实践党的宗旨,切实当好人民公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必须克服享乐主义,享乐主义是艰苦奋斗的大敌,是腐败堕落的根源,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走向衰亡的起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更要抵制享乐主义思想的腐蚀。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把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作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作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立足之本,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科学指导性。共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艰苦奋斗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在新形势下,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在一些干部中拥有一定的市场,比较明显的表现在:在思想观念上、精神状态上,背离了党的任务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思想颓废,精神萎靡,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在价值取向上,把个人利益高于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人民的利益,认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已经过时,多捞钱安度晚年才是现实;在工作作风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荣誉就争,有困难就逃避和推诿,缺乏工作创新意识;在公务活动中,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互相攀比,忘记了勤俭节约的风气;在生活方式上,追求西方腐朽没落的及时行乐的生活。 克服享乐主义,要从根本上解决事业观的认识问题,正确认识和对待我们面临的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充分认识到要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的艰苦努力;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党的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才能在自己的思想和作风上真正扎根。因此,党员干部要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增强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自觉性,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

  工作观,比以往强调的人生观更为贴近实际,也更有工作性和评价信度,体现了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导向,而不是单纯的检验领导干部个人的理想信念和人生道德标准。工作观更多是具有组织属性的,人生观更多是具有个人属性的。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工作观,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工作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科学发展的新局面是“创”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可是,现实中却有这样一种人,要么很会“作秀”,善搞花拳绣腿,工于表面文章;要么庸庸碌碌、不思进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严重的甚至为了个人私利,忽视和损害群众利益。这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我们无论做任何工作、处理任何问题,都要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尊重客观实际,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做到察实情、讲实话,鼓实劲、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切实做好科学发展的各项工作,完成科学发展的各项任务,实现科学发展的宏观目标。求真务实,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就要求全党:“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江泽民同志也一再强调:“中央三令五申,所有领导干部都要求真务实,少说空话,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不搞形式主义。”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时时处处坚持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做好各项工作。讲真话,采取辨证唯物主义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丁是丁,卯是卯,有喜报喜,有忧报忧,是求真务实的最起码的要求。只有坚持讲实话,正确反映实际情况,才能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

  出实招,招,是指决策、方案、意见、措施、办法等,是属于主观的东西。凡符合客观实际、符合群众需要的就是实招。出实招,离不开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离不开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如果没有为民求真务实之志,没有由此激起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就不可能出实招。

  办实事,是领导干部自觉改造世界、服务人民的实际行动。只有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直接的问题抓起,多办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使人民得到实惠。执政之道,贵在实干。

  务实效,是求真务实的最好检验。工作究竟有没有实效,有多大实效,不能凭自我感觉,而应依工作有没有取得实际成果、取得多少实际成果,即人民群众有没有获得实际利益来判断。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各项工作实效的最高裁决者。看实效,最根本的要看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满意度如何。只有坚持务实效,才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否则,就会动摇立党之本,削弱执政之基,阻塞力量之源。

  因此,求真务实是每一名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坚持的科学精神、优良作风和必备素质,也是选拔评价领导干部的重要标准。

  政绩观,比以往强调的价值观更为符合现实,也是更有导向性和考评信度,体现了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核心作用的要求,而不是非核心作用上的要求。政绩观更多是具有党国事业导向,价值观更多是个人生活导向。所谓政绩观,多数观点认为,它是对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所取得的成绩和贡献的总看法,包括对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如何创造政绩和怎样衡量政绩等问题的认识和态度。它是领导干部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反映领导干部从政的价值取向。政绩观,不是这次第一次提出的。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必须把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作为评价的最终标准。政绩是在实践中创造的“实绩”。要做到正确看待政绩,科学衡量政绩,必须坚持实践标准。共产党人的政绩说到底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业绩。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有的干部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不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对表面上光鲜耀眼、实际上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情有独钟,这样的干部不仅不能创造真正的政绩,而且最终势必毁了自己。有的干部重当前轻长远,无视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大搞“速效”工程、“快餐”工程。历史将证明这样的“政绩”,不仅对社会、对老百姓毫无益处,而且是包袱。因此,衡量一个干部的政绩,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和表面现象,而必须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否则,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坚持正确的政绩观。政绩和公众舆论是选拔任用干部的两个重要依据,新官上任后,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工作创政绩,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但时下有些领导干部创政绩却急功近利,误入歧途:或是轻率上项目,导致“刚上马就下马”的结局,空耗了人力、物力和财力;或是提前吃老本,超前耗尽地方资源,掏空地方积累;或是弄虚作假搞浮夸,欺上瞒下骗取荣誉;或是挖国家的墙脚,谋取小集团的利益。急功近利创政绩的短期行为坑了地方、苦了百姓,难了后任,难怪有人为此编了一个顺口溜:“干部几年一换,先把老本用光,创了政绩再走,留给后任遭殃。”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骨干,新官上任后,要正确看待“政绩”,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局面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踏踏实实工作,不搞短期行为,创出实实在在的政绩。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核心是要解决三个问题,即什么是政绩?怎样树政绩?为谁树政绩?共产党人的政绩观就是要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办实事、务实效、求实绩,必须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一切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给自己留名,给自己立碑,为谋取个人私利;是为了推进“三个文明”建设,而不是做给上级看,为自己邀功。创造政绩是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尊重客观规律,提高领导水平,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为民办事,而不是高指标,铺摊子,标新立异,贪大求奢,好高骛远,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最终衡量政绩的标准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工作观就是工作态度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提出了“新三观”即: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这是教育全党同志深入实践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而提出的新要求。

  简单地说,工作观就是工作态度。只有积极的工作态度,才能让我们干一行,爱一行,懂一行、精一行。也只有正确的工作态度才能在工作上争分夺秒地“抢”,有胆有识地“闯”,千辛万苦地“拼”,脚踏实地地“干”,始终保持“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推动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态度决定一切。工作态度决定一个人的职业高度,工作质量也往往决定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我们只有不满足于普普通通的工作表现,一切都想做得最好,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单位或部门不可或缺的人物,也才能获得施展自己才能的优势平台和机会,才会拥有幸福、充实的生活。

  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中,确实有那么一些官员,包括办事人员,在岗却不在状态,在位却不在谋事,甚至拿钱不干事。“混”字当头,碌碌无为,整天上班看报纸玩游戏,下班打麻将斗地主。这是一些庸官立身处世的作风,就是工作不上心思,信奉“少干事、不出事”,习惯“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或者电脑前津津乐道于聊天、聚精会神于游戏,热衷于做“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圆滑世故之人。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曾经这样说过:“我从不爱用那些总是抱怨自己的职务、待遇与自己才能不相称,认为怀才不遇的员工。我所喜欢的员工都是对工作充满了激情和热忱,充满了责任心的员工,他们即使本身能力并不是很出色,但他们在工作中踏实肯干,对自己的工作不挑剔,能真正在工作上花力气,遇到困难和麻烦不会退缩。”可见,老板对充满激情的员工必定是十分欣赏和加以重用的。

  纵观历史,乍眼当代伟人、时代楷模以至名人们,他们都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默默无闻的从平凡的岗位走向那成功的自我。他们之所以功成,之所以名就,其共同点就是对生话充满了激情,对工作充满了热爱。生活是一种态度,因此我们应端正态度;工作是一种生活,为了活出精彩的自我,我们必顺努力工作。心中应有这样一份信念:“那怕是要饭也要要成个朱元璋,那怕是捡破烂、拾垃圾,也要捡成个韩国总统李明傅。若是拥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抱负,便能变腐朽为神奇,化干戈为玉帛。

  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对工作无限热爱。在科学家的眼里,工作就是服务,就是奋斗,就是创造;在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眼里,工作就是一种享受和快乐。俄罗斯著名作家托尔斯泰说:“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件十分沉重的工作。所以,工作与生活始终是人类生命的主旋律。生活是一种态度,工作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决定命运;生活是一种艺术,工作就是一种灵感,艺术来源于灵感。热爱工作的人必然热爱生活,反之亦然。

  爱迪生就说:“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我们在世的短暂的一生中,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种服务更好的了。”

  “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这话看来简单,但内涵极其深刻。它给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做人的道理:人生在世,所有的活动就是工作,而且是为别人服务决不是为个人工作。人生工作着,才快乐着。另一位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也曾指出:“我认为人们在每一个时期都可以过有趣而有用的生活。我们应该不虚度一生,应该能够说:‘我已经作了我能作的事。’人们只能要求我们如此,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点快乐。”

  为什么说人生哲学就是工作,工作着才是快乐的呢?不才以为,只有工作,才有创造;只有工作,才最有价值。正如加拿大的一位名叫班迁的著名医生所说:“人生最大的快乐不在于占有什么,而在于追求什么的过程。”所以,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告诫人们:“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了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了什么。”这说明,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

  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在生活中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才能在工作中融入生活的乐趣与激情,才能更好的生活并有效的工作,同样也可以用享受快乐的心境来面对困难和挫折。所以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生的工作。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工作观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求我们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大问题上有新的认识,而且要求我们树立和坚持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正确的工作观,否则,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会停留在口头上,只有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工作观,科学发展观才能在落实过程中不变形、不走样。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树立正确的幸福观


  作为领导干部,要能够快乐工作,幸福生活,就必须要在尽责、感恩、敬业、守信、立德、节欲方面下功夫。

  要尽责。要把尽责作为首要的任务来认真对待。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做好岗位职责内的事,做好群众需要做的事,做好别人不爱做的事,做好别人不会做的事,并且能够甘于寂寞,长期坚持,做得让组织满意,让同事满意,让群众满意,让自己满意,这样才算是尽到了责任,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多尽责、善尽责、尽到责,这样不但出成绩、出业绩、出政绩,而且在尽责中增长了才干、充实了生活、愉悦了身心。

  要感恩。感恩就是要在其位、谋其事、用其智、竭其力,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感恩就是要将感恩之心外化为具体的行动。强化感恩之心的最好方法是学会比较,往上比,副职可能不如正职,一般岗位可能不如重要岗位;往下比,在人多职位少的情况下,能获得现有的工作、职位、报酬,已经是无比幸运了。大家应该知足,应该用感恩之心来对待组织、对待工作、对待生活,不要总是抱怨自己付出太多,提拔太慢,得到太少。

  要敬业。敬业是干部必备的素质。敬业,才能乐业;敬业,才能爱业;敬业,才能修业;敬业,才能精业;敬业,才能兴业。敬业,才会将心思、时间、精力用在工作上,以明确的奋斗目标、明确的实施步骤、明确的落实措施一步步向目标靠近。只有有了敬业的精神,才会有敬业的行动。如果有了敬业精神,勤学习,善钻研,就能成为行家里手,形象就会升值,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要守信。经商要讲诚信,为官更要讲诚信。领导干部既要重承诺,更要重践诺,因为假的承诺,必然会带来真的麻烦!老百姓更重视的不是领导干部说了什么,而是做了什么。作为领导干部,要成为讲诚信、守信用的楷模,要坚持做到表里如一,言行如一,始终如一。

  要立德。胡锦涛同志要求党员干部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组织选用干部把德才兼备作为重要标准,考核干部要考“德能勤绩廉”,有人说官德也是一种政绩。道德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建树起来的丰碑。有道德的人可以得到做人的尊严,得到人们的信赖,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号召力和凝聚力,领导干部的魅力和威信不是来自于权力,而是来自于美德。领导干部要发挥好道德的力量,用美德来凝聚人心,形成合力,增强干劲,干成事业。

  要节欲。人非圣贤,谁能无欲?有欲望没有错,关键是要把握好欲望之“度”,要有底线,必须要将欲望控制在法纪制度、道德良心允许的范围之内。有些人生活得不快乐,不是因为拥有太少,而是贪图太多。要以史为镜、以案为戒,束紧名缰利锁,学会节制欲望,绝不能为欲所困,为欲所害。只要不盲目攀比,主动去非分之想、远不正之风、弃不义之财,就能知足常乐。 摘自《甘肃日报》
 


 

从“为人民服务”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1944年,张思德牺牲在安塞,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话,《为人民服务》的开篇第一句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从此,党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延安、从安塞迅速燎原向中华大地,深入民心。

  1949年以前,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为解放人民而奋斗,人民革命的激情和革命的精神无处不在,终于推翻的旧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进京赶考,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千千万万个像张思德那样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焦裕禄,他们都在用自身的行动实践着为人民服务。

  几十年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变化,为人民服务思想我们没有忘记,而且使“为人民服务”中“服务”的内容更具有广泛的内涵,在今天,所谓为人民服务,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实现服务;就是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劳动,使广大劳动者劳动能力的释放获得更广阔的空间,生产出越来越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并在此基础上更高层次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而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实现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学习实践好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怎样发展才是“为人民服务”,只有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是“为人民服务”,只有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各方面的均衡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只有注重发展质量的提升,只有注重社会利益的分配和调整,只有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008年,安塞又一次让外界所关注,为了学习好实践好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总书记亲自到安塞指导学习实践活动。半年多时间,安塞县学习实践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成功经验。

  安塞县把加强学习培训贯穿始终,把深入调查研究贯穿始终,把推动解放思想贯穿始终,把解决突出问题贯穿始终,把吸收群众参与贯穿始终,我认为5个“贯穿始终”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突出理论武装又突出实践特色。

  安塞县坚持完善自己,坚持把中央精神与县情民意相结合,把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相结合,把学习实践活动与推动工作相结合,把县级领导班子与普通党员干部的学习实践活动相结合,把争取外部支持与激发内在活力相结合,我认为这5个结合体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

  半年多时间,他们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认真办好群众普遍期待的实事好事,全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725元提高到865元,农村合作医疗大病救助最高限额由1.5万元提高到2万元,改造老城区巷道14条,铺设通村油路12条75公里,建成县城三座跨河大桥和高标准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对7所中小学校后勤设施、25个广播电视站进行改造,建成2个中心敬老院和10个农村社区,启动了4900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住房、2820平方米廉租房建设工程。

  安塞县成功经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奋进的结果。他们在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中真正做到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 真正体现了为人民服务。

  同样的地点,不同的景象,昔日毛泽东,今日胡锦涛,今朝“科学发展观”为的是更好为人民服务,我相信安塞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成功经验会迅速传播,我相信科学发展观一定会与为人民服务一样,深入民心、用到头、管到底。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以理论前辈们为榜样努力为党的理论建设贡献力量


  我们党是一个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的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展现出巨大的理论创新能力,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这些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并用以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理论工作者既是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传播者,又是这些创新理论的推动者,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提供着智力支持和学理支撑,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祖国的理论大家和领军人物。《学习理论文库》系列丛书的作者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翻读这套丛书,我们不仅能领悟到他们的研究成果,更能领悟到其中渗透着的治学品德和良好学风。由一代代理论前辈精心培育出来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精神,值得我们广大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很好学习。

  第一,要学习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传统,那就是有矢志不移的理想抱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以《学习理论文库》作者为代表的老一辈理论工作者,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学术成就,最根本的就是满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满怀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我们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要继承和发扬理论前辈的光荣传统,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而奋斗、而献身。我们的研究工作,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党和人民服务。讲理想信念,讲社会责任,还必须讲感情。没有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没有对祖国和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的深厚感情,没有对党的深厚感情,学术研究也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第二,要学习他们扎实的学术功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修养。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看准方向,抓住实质,把握关键。《学习理论文库》的作者,都是长期从事理论工作、在各自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大家名家,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要向他们学习,着力加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高度重视打好扎实的学术基本功。同时,还必须培养宽广的学术视野,不仅要熟悉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与成果,还要了解国外学术界的发展与成果;不仅要熟悉本学科的最新成果与动态,还要了解其他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与动态;不仅要密切关注学术层面的事情,还要密切关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大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有所作为。

  第三,要学习他们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风。精品都是磨练出来的,一部能够传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精品更是如此。《学习理论文库》收录的理论成果堪称精品,是作者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孜孜以求、潜心钻研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我们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要学习这种治学态度和优良学风。要精心对待自己的学术研究,花心思去琢磨,心中装着当代中国发展提出的重大课题,百思然后得其解,得到真正称得上是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取巧之作。要面向实际调查研究,把自己的思考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去完善,而非闭门造车,脱离实际。要反复推敲,多方征求意见,特别是善于从不同意见中捕捉养料,来完善、补充甚至是修改自己的观点。《学习理论文库》的作者就是以这种精神来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因此《学习理论文库》留给我们的远不止是这些学术思想,更重要的是这种学术精神和学术品德。

  我们党是一个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的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展现出巨大的理论创新能力,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这些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并用以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理论工作者既是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传播者,又是这些创新理论的推动者,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提供着智力支持和学理支撑,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祖国的理论大家和领军人物。《学习理论文库》系列丛书的作者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翻读这套丛书,我们不仅能领悟到他们的研究成果,更能领悟到其中渗透着的治学品德和良好学风。由一代代理论前辈精心培育出来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精神,值得我们广大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很好学习。

  第一,要学习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传统,那就是有矢志不移的理想抱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以《学习理论文库》作者为代表的老一辈理论工作者,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学术成就,最根本的就是满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满怀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我们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要继承和发扬理论前辈的光荣传统,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而奋斗、而献身。我们的研究工作,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党和人民服务。讲理想信念,讲社会责任,还必须讲感情。没有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没有对祖国和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的深厚感情,没有对党的深厚感情,学术研究也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第二,要学习他们扎实的学术功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修养。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看准方向,抓住实质,把握关键。《学习理论文库》的作者,都是长期从事理论工作、在各自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大家名家,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要向他们学习,着力加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高度重视打好扎实的学术基本功。同时,还必须培养宽广的学术视野,不仅要熟悉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与成果,还要了解国外学术界的发展与成果;不仅要熟悉本学科的最新成果与动态,还要了解其他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与动态;不仅要密切关注学术层面的事情,还要密切关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大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有所作为。

  第三,要学习他们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风。精品都是磨练出来的,一部能够传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精品更是如此。《学习理论文库》收录的理论成果堪称精品,是作者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孜孜以求、潜心钻研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我们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要学习这种治学态度和优良学风。要精心对待自己的学术研究,花心思去琢磨,心中装着当代中国发展提出的重大课题,百思然后得其解,得到真正称得上是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取巧之作。要面向实际调查研究,把自己的思考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去完善,而非闭门造车,脱离实际。要反复推敲,多方征求意见,特别是善于从不同意见中捕捉养料,来完善、补充甚至是修改自己的观点。《学习理论文库》的作者就是以这种精神来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因此《学习理论文库》留给我们的远不止是这些学术思想,更重要的是这种学术精神和学术品德。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薄熙来妙解“干”的六层含义,妙在何处?


  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3月17日召开的重庆市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突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为主题的电视电话会上,妙解“干”的六层含义—— 当好干部要干、要自己干、要率先干、要早干、要高标准地干、要齐心协力地干。

  薄熙来书记妙解“干”的这六层含义,有“四妙”:

  其一,妙解得及时。今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做好今年的政府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为此,国家出台了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完成这些计划,客观上要求要把应对危机的各项工作抓早、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不可贻误时机。这直接关系到我国在应对危机中能否占据主动地位,关系到能否防止经济下滑,关系到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把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现在,伴随着全国“两会”的刚刚结束,党和国家在新的一年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接下来就是如何用实际行动去贯彻落实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薄熙来书记在3月17日召开的重庆市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突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为主题的电视电话会上,妙解“干”的六层含义,突出了一个“干”字,强调“要早干”,这对于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认请形势,增强紧迫感和危急感,用“早干”的实际行动,及时贯彻落实党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无疑是非常及时的。

  其二,妙解得尖锐。细细品味薄熙来书记妙解“干”的这六层含义,你会发现,妙解之中,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很尖锐的。如不要当指手划脚的智叟;不能做“甩手掌柜”,潇潇洒洒当“二传手”;不能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不要拖拖拉拉;不要马马虎虎、流于一般。这些话语的表达,显然是以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不良现象为对象的,那就是实际工作中,确实有那么一些领导干部光说不练,有的甘心当指手划脚的智叟,有的甘愿做“甩手掌柜”,潇潇洒洒当“二传手”;也有的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还有的工作拖拖拉拉、马马虎虎、流于一般。面对这些干部的作风状况,薄熙来书记妙解“干”的这六层含义,强调干部要干、要自己干、要率先干、要早干、要高标准地干、要齐心协力地干,无疑是对那些光说不练干部的当头棒喝,这些干部也真应该对照薄熙来书记妙解“干”的这六层含义,对对号、入入座,并痛改前非。

  其三,妙解得正气。听听薄熙来书记妙解“干”的这六层含义,很让人有一种正气的感觉。“要干”,要当挖山不止的愚公;“要自己干”;要亲自抓,亲手干,而且要一抓到底;“要率先干”,要身先士卒,做好表率;“要早干”,有只争朝夕的作风;要高标准地干”,精益求精,要干就干出水平;“要齐心协力地干”,继承和发扬咱重庆“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好传统,团结干事。薄熙来书记这些充满着正气、正义的“干”的妙解,说着有力,听着带劲,对于激励各级领导干部干出水平,干出质量、干出能力,干出正气,肯定会产生正强化的积极效果。

  其四,妙解得到位。从薄熙来书记妙解“干”的这六层含义---“当好干部要干、要自己干、要率先干、要早干、要高标准地干、要齐心协力地干”当中可以看出,这六六层含义,深入浅出,既全面,又到位。一是当好干部要干,这是真理,是硬道理,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二是当好干部要自己干,要率先干,这是领导干部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自己不干,自己不率先干,甘当群众的尾巴,肯定不行;三是当好干部要早干,积极主动地干、创造性地干,否则,拖拖拉拉,被动地干,墨守成规地干,贻误时机,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四是当好干部要高标准地干,只有高标准地干,精益求精地干,才能干出水平、干出政绩,否则,如果马马虎虎、流于一般地干,工作就肯定干不上去;五是当好干部要齐心协力地干,要团结干事,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因为团结出力量,团结出战斗力,只有齐心协力地干,才能凝聚智慧,共克时坚。否则,如果大家勾心斗角,互相拆墙,搞内耗,那就什么事都干不成。

  小平同志说过,“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优良的作风集中起来就是一个“干”字。“当好干部要干、要自己干、要率先干、要早干、要高标准地干、要齐心协力地干”,薄熙来书记妙解“干”的这六层含义,应该成为各级领导干部转变作风、真抓实干的座右铭。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说“干事”


  胡主席在十七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笔者以为,干事是事业观的具体体现。要培养正确的事业观,首先要解决好“干事”的问题。

  有人说:“干事谁不会”。此话值得商榷。缘何有的人会干事,能干成事;有的人干了事,还得返工;有的人事没干成,还出了事;因此,干事之中有学问。

  干事要想事。一个成天不想事的人,一个人云亦云不动脑筋的人,是干不了事的。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任务在变化,需要我们积极运用创新的理论、先进的思想、超前的理念,多思多想,多擦燃思想的火花,多挖掘自身的潜能,在日常工作中多想好点子、多出好主意。这样,才能指导好干事,保证干事的正确方向。

  干事要实干。实谈误国,实干兴邦。事有千件,贵在实干。事业是干出来的,不是吼出来的;干部是干出来的,不是跑出来的。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领导岗位上,就要求我们去干实事、实干事,如果心浮气躁,工作漂浮,不干实事,只能被淘汰。只有实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落到实处;只有实干,宏伟的蓝图才能变为现实;只有实干,献身使命才不是一句空话;只有实干,群众才能支持和拥护我们,才能赢得人心。

  干事要干正事。有人也干事,但却不干正事。有的爱干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眼球工程”,只重“显绩”,不重“潜绩”;有的不按规律办事,净干一些折腾人的事,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只干与自己利益有关的事,不干与社会建设有益的事。如此不干正事,到头来不是遭人唾弃,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只有干正事,干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才是真正的干事,最终才能得到官兵的拥护和爱戴。

  干事贵在多干。如今,有些人奉行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致使一部分人无所事事、碌碌无为、安享太平,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这些不良思想如果得不到坚决纠正,任其蔓延,势必妨碍各项事业的发展进步。只有坚决破除这种思想,提高能力,会干事;善于实践,多干事;科学统筹,干成事,才能不断推动单位全面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干事要说事。干事与说事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如果光说不干,仅凭嘴上功夫干工作,做“耍嘴皮子”干部,政策就落实不下去、工作就开展不起来,党的事业就要受到损失;如果光干不说,只是低头干话,做“闷葫芦”,对党的方针政策不宣传、对各项工作不发动,群众不了解、不理解,干事也会碰到很大阻力的。因此,不但干事,也要说事,统筹兼顾,均衡发展,才能最大程度地提高工作效率。

  干事要干新事。走老路、守老法、用老套,干出来的是事毫无效益而言。只有干新事才能有新风尚、新业绩。当然这个“新”,要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科学发展的理念,上项目,不是一阵风,而是要紧跟新形势、着眼新任务,科学论证、科学上马;搞建设,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要运用新技术、采取新方法,科学实施、科学跟进,确保干成的事有长远意义、有实际价值,真正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干事要选干事的人。一些单位也想干事,但选了不干事的人,想干事也只能是一种妄想。只有树立以“发展论英雄、凭实绩用干部”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干事、干好事、会干事、不出事的人得到重用,让说空话、大话、风凉话、泄气话的人没有市场,才能创造出良好的干事环境,让干事的让人振奋精神,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

  事实证明,干事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只有学习实践好科学发展观,掌握好干事这门科学,在工作中带头干、带领干、带动干,才能聚起更多人想干事、去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把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如此干事,正确的事业观自然就会形成。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政绩观与发展观


  政绩,是领导干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成绩和作出的贡献,是领导干部德才素质在实践中的综合体现。政绩观,是对政绩总的认识和看法,包括对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如何创造政绩以及怎样衡量政绩等问题。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创造政绩、造福于人民,还是为个人的利益追求政绩、捞取个人资本,是区分正确政绩观还是错误政绩观的根本标准。端正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关键是必须解决好发展观的问题,即“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要牢固树立和坚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个领导干部能否确立正确的政绩观,直接决定着他能否自觉地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能否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真正的政绩。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党性锻炼,弘扬良好作风,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政绩观是领导干部世界观和思想作风的集中体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思想作风,就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和从政行为。少数领导干部政绩观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有的背离宗旨,沉湎于个人得失;有的好大喜功,热衷于政绩工程;有的作风飘浮,习惯于表面文章;有的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编织虚假政绩等等。这些问题实质上都是思想偏差、作风不纯的表现,如不重视和认真加以解决,不仅不利于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而且直接妨碍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各级领导干部要端正政绩观,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加强主观世界改造和思想道德修养,尤其要以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标准,切实增强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切实端正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作风,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领导作风和深入实际、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同时,必须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上下功夫,着力构建有利于规范和制约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有利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安排与体制保障。

  要着力构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决策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切实防止和杜绝“靠经验决策”的决策行为,改革不民主、不科学、不规范的决策体制,真正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在决策体制中,从制度上确保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

  要着力构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执行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切实解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嘴上一套、行动一套等问题,凡是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事情,一旦决策,必须果断执行。

  要着力构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监督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监督体制的功能不仅在于预防和惩治少数人的违规违法问题,而且在于促进和保证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人民办事、为国家尽力、为社会尽责;监督体制的任务不仅在于事后监督、结果监督,更重要的在于事前监督、过程监督,从制度体制上促进和确保各个部门、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坚持以人为本,主动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履行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健全监督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是促进和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关键。 摘自《求是》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领域的重大突破


  在中国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从国家的政治意识观念到政治生活实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推动着政治建设沿着科学发展的轨道继续前进。改革开放进程中政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重大突破,择其大端有如下5个方面:

  (一)坚决、果断地废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

  新时期起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改革干部制度着手的。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一个严重弊端,就是各级干部职务没有明确的任期和届期规定,领导人在任上一直干到逝世为止,斯大林本人就带头搞了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二战之后诞生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无一例外沿袭了斯大林的做法。干部职务终身制,是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是封建社会的遗害,长此以往,就会造成官员老化、庸官充斥,给党和国家的稳定发展,埋下很大的隐患,必须予以彻底革除。

  1980年8月,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废除终身制,强调指出必须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1982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级和省一级的主要负责同志,正职年龄不超过65岁,副职年龄不超过60岁;担任司局一级领导职务的一般不超过60岁。1982年12月《宪法》规定,各种国家最高职务的每届任期为5年,连选连任但不得超过两届。2006年8月《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规定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部门、机构的正职领导成员和地方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正职领导成员以及省级工作部门、机构的正职领导成员的任职期数和任职年限,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5年,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达到15年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其他同一层次领导职务。对各级干部明确职务的任期、届期和退休年龄,废除、终结了终身制,由此掀开了我国干部队伍建设的新的一页,保证了干部队伍充满活力、朝气蓬勃。

  (二)成功地破解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难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执政党如何正确地处理党政关系,形成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规律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改革前我国政治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实行党的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成为政治体制的症结和改革的难题。

  破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难题,关键在于区分党政不同性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执政党,但党本身并不是政权机关,政府才是政权机关,直接行管理权。如果党直接行使政权机关权力,实际上把党的性质等同于国家政权机关本身。这一方面使党陷于行政管理的琐碎事务之中,妨碍了对整个国家进行整体的领导;另一方面也导致政权机关的混乱,出现机构重叠、官僚主义的现象。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后,中国突破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即党无所不能、事无巨细地对一切进行领导的格局,科学地定位了党政关系。历经多年,十六大报告对此作出了准确、完整的阐述: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由于成功地破解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难题,使党集中了精力办好四件大事:一是党的领导是最高层次的领导,进行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决策的领导;二是党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同时向国家机关中的党组委派干部,以实现党的领导;三是党通过自己的组织和党员,起先锋模范作用,做好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和动员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四是党要管党,对自己的干部和党员加强监督。除这些外,其他的事则应交由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等组织办理。

  (三)积极推进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的直接选举

  我国的政权建设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走向极端,连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也国家政权化。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中,最基层的生产队也是一级政权组织;在城市,1958年后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和深入,居委会逐渐演变为基层政权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按照原有的干部管理制度和条例,党对各级政权组织实行了干部的层层任命。群众只能接受被指派来的干部,而根本不能通过民主选举自行选择干部。

  1982年我国制定的《宪法》,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及把生产队作为一级政权组织的规定,决定设立乡政权。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和1989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是村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它使国家政权边界得到合理的、清晰的划分,有利于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因为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组织,其领导成员当然不能再由上级委派。所以,两个组织法颁布后,在我国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直接选举村委会和居委会这两个群众自治组织领导成员的热潮。农民和居民直接选举村委会、居委会干部,对干部实行监督,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做法,激发了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热情。这种“草根”民主的崛起,还起到牵引、带动的作用,逐步引发了乡镇以上领导班子的直接民主选举。现在,乡镇和县的领导班子进行公推直选的已经越来越多了。

  不仅如此,农村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选举,还触发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的直接选举。发展党内民主,也必须从基层党组织起步。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即推进基层党组织的直接选举。目前,已有不少的村党支部、乡镇党委,甚至一些县(市、区)党委,实行了直接选举。

  (四)不断加强公民意识的培育、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

  中国的封建社会曾经长达二千多年,它既给子孙后代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同时也遗留下很多思想观念的垃圾糟粕。由于饱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国人只有臣民意识和子民意识,而不知公民意识为何物。新中国建立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虽然极大地改变了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具有积极性的一面,却也存在着妨碍公民意识培养和成长的消极性的一面,致使我国的公民意识十分薄弱、欠缺。

  公民意识薄弱,与我国长期只讲“人民”不讲“公民”也有关。“公民”和“人民”这两个概念,都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但人民强调的是集合性,公民则突出其个体性和原子化特征。公民意识,是公民个人对其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表现为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依据,以自己作为国家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反映出公民正确地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公民意识构成民主法治国家制度的心理基础和思想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坚实保障,也是文化建设的根本导向。

  有鉴于我国公民意识的长期缺失,在实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高度重视公民意识的教育、培养问题。1982年,彭真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要求,公民应提高自己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自觉性,正确地维护和行使自己的各项权利,自觉地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养成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2001年,党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使公民行为有了明确的道德规范准则。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强调了从道德建设着手培育公民意识。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再次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长期以来,正是在党和国家及其领导人高度重视和坚持抓紧公民意识培育的不懈努力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积极影响和推动下,我国的公民意识有了长足的发展,放射出璀璨的光彩。今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地震虽无情,人间却有爱。这场大灾难,空前激发和凸现了公民意识的伟力,成为我国公民意识健康发展的最好见证。在汶川大地震中,公民意识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公民的主人翁和自主自立的意识气贯长虹;二是公民的责任感和积极参与的意识重如泰山;三是公民的舍己救人和相互扶助的道德意识感动天地。整个抗震救灾的过程,就是我国公民意识处处闪光、蓬勃激越的过程。公民意识的教育培养,使公民拥有自主自律意识、民主参与意识、权益保护意识、道德公益意识等等,必将促使我国的公民社会不断地成长壮大。

  (五)确立了民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

  实行民主还是推行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治国理念。不实行民主,就难免滑向专制。历史不会忘记,十年“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践踏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民主的趋势,背离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康庄大道。为了使中国回到正确的方向,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认真总结民主遭到破坏的教训和发扬民主的成功经验,赋予了民主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1979年3月,还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认识到,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犯了错误。他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可见,邓小平不仅视民主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手段,而且视民主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标,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主化与现代化同步前进的科学命题。继承着邓小平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样的民主与社会主义唇齿相依、命运相系的思想,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把“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比喻成是党和社会主义的生命。生命是最高的意义,提出民主是生命的论断,牢固地确立了民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实行民主,落实民主,关键是使民主制度化。民主制度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使民主有制可依,有制必依。从国家民主制度方面说,我国已经确立了四大民主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且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方面,确立了22项制度,分别是: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党内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党的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和报告工作的制度;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制度;市、县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度;干部民主推荐制度;干部民主测评制度;干部差额考察制度;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干部公开选拔制度;干部竞争上岗制度;全委会投票表决制度;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巡视制度;谈话诫勉制度;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质询制;问责制;罢免或撤换制。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创新建设,还将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多党制不是治理腐败的独门秘诀


  时下一些人认为多党制可以相互监督,治理腐败,因为他们看到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清廉指数高,即使有腐败也较容易察觉,而中国的清廉指数相对低,故而主观臆断多党制可以治疗腐败痼疾。

  其实历史恰恰证明,多党制不能治理腐败,很长一段时期内曾使腐败更加严重。台湾曾被封为或标榜为华人社会的“民主楷模”,“第一个”真正实行多党制和实现政党轮替的华人地区。这种政党制度给台湾社会带来了什么呢?凡是看到台湾政治腐败丑闻乱生相的人就会心知肚明。抚今追昔,台湾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放“党禁”以来,特别是2000年台湾实行了“政党轮替”以后,台湾正是在实行多党竞争的选举制度以及政党轮替的同时,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台湾的腐败与选举关系十分明显,常常选前“黑金”盛行,选后贪污盛行,扁家弊案家族式腐败充分说明了这点。台湾实行民主政治以来的腐败现象,再次说明多党制与制约腐败没有必然联系,反倒显示出多党竞争引发腐败的效应。

  遏制腐败与两党制、多党制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比如美国,美国民主政治中两党制的出现,曾引发了美国历史上非常严重的腐败,并且延续了80多年。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政党分赃制”及其带来的腐败问题。在“政党分赃制”下,不仅执政党要谋一党之私,一上台便尽力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攫取资源,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而且各级官员个人的腐败更是变本加厉。其实西方对腐败问题的处理,不是靠多党制,而是靠行政内控,即行政监督和行政权力制约机制,其次充分依靠了新闻监督、群众监督、收入申报等社会监督反腐力量,这样才逐步解决了严重的腐败问题。当然不能说西方因此已经没有腐败,这不符合现实,实行多党制的西方国家腐败现象不是屡见不鲜吗?前不久美国众议员罗伊•布朗特被曝光涉嫌立法腐败是典型的案例 。

  一些人认为多党制能够遏制腐败,如果我们查查腐败大案要案的资料,不难发现,腐败问题与市场经济有明显的关联,而与一党制没有必然联系。治理腐败问题,关键是解决市场对权力的腐蚀问题。这主要是个技术性的问题,是怎么监督的问题,当然也有教育的问题。公共权力会带来腐败,但也不能因此而不要公共权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越性是有先进政党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多党制条件下的政党恰恰是有私利的。一党制条件下,执政党就没必要因政党竞争而谋私利。正所谓“王者无私”。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是没有私利的——这恰恰是一党制带来的。但是,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党员可能谋私。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主要问题是怎么去抑制其党员,特别是干部的以权谋私问题。如何解决这些消极问题,在现时期,最重要的就要充分发挥新闻监督、群众监督、网络反腐、收入申报等方面的作用,这些最重要的反腐败措施。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基层组织建设经验点滴


  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宪盟”)成立于1920年,是一个自1956年国家独立后一直执政、现拥有200多万党员、8000多个支部的北非老牌政党。宪盟近年来顶住西方国家的压力,在不利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中仍保持了旺盛活力,党的队伍不断扩大,执政地位进一步加强。领导人高度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和作用

  宪盟历届党代会均高度重视基层组织工作,将其视作全国和地方党组织发展的基础。现任党主席、国家总统本•阿里指出:宪盟的全民性质决定了党必须始终不渝地重视加强基层组织的活动和战斗堡垒作用,强调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宪盟的政治选择;必须高度重视激发基层组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宪盟总书记哈递•穆赫尼也表示,面对“变革”的新形势,必须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先锋作用,积极应对改革和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

  规范和理顺中央与基层组织的指导性关系

  宪盟章程规定:协调委员会和联合会为党的地方协调机构,具体负责和指导基层组织工作。基层组织应按照正常组织程序和要求,向上级主管机构定期提交活动计划、工作报告及意见或建议,并应经常请示和汇报日常工作;在组织工作、人、财、物及开展党建活动等方面,全面接受上级主管机构的指导和监督。一般情况下,宪盟中央指示精神主要是通过地方协调机构进行传达。每逢党和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和重大庆典活动来临之际,宪盟中央领导在地方机构负责人陪同下,分赴各地进行工作视察、召开基层组织扩大会议和群众大会,与基层党员干部进行对话和沟通,同基层群众进行直接接触,以使党的方针政策和惠民举措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保证党的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增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各项功能和作用

  宪盟一向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注重发挥基层组织在发展和扩大党的队伍、组织选举活动、密切联系群众及为中央提供决策建议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为此采取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保障措施。其一,积极宣传宪盟的原则纲领和执政理念。宪盟始终致力于向社会各界开放基层组织和各级机构,通过定期在基层组织举办形式多样的专题研讨会、座谈会、对话会和成就展等,努力吸引青年、妇女,以及工程师、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等民族精英,加深他们对党的理论和重大方针政策的认识,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行动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其二,积极组织基层党员和群众参加各类选举活动。宪盟一贯重视通过利用党的基层组织的平台来确保各种选举的胜利,要求广大基层组织干部坚决按照中央统一要求和具体部署,经常深入到基层党员和群众中去,与他们进行零距离接触。通过关心疾苦,解决困难,了解呼声,加强交流,增进感情,赢得广大选民对宪盟候选人的坚定支持。其三,鼓励基层组织积极为中央提供决策建议。宪盟非常重视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和研讨,经常举办形式多样、主题广泛的学习班、培训班等,在充分研讨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集中广大基层干部和党员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合理化建议,以形成全党共同决议。如宪盟“四大”筹备阶段,宪盟成立了由基层到中央机构共30万党员广泛参加的各级“思考委员会”,分别就八项中心议题进行了持续半年多的深入讨论,最终形成了八个动议,提交“四大”讨论通过。

  使基层组织成为干部培训的基地

  在干部工作上,宪盟注意引入竞争激励机制,优先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基层党员干部参加宪盟“研究与培训中心”每年主办的各类政治大学、夏季大学、政治培训班、思想研讨会和对话论坛,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政治思想和专业知识轮训。宪盟各基层组织均设有“政治阅览室”,备有学习文件、图书杂志和资料光盘,供党员群众学习使用。宪盟30个省级机构每年推荐近600名学员接受系统的政治培训,学员学成后要回到遍布全国的基层组织为广大党员授课。

  根据宪盟的干部培训计划,2008—2012年计划培训2000多名地方干部。学员经培训获得的文凭,是其今后被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宪盟根据学员的政治表现和工作能力,积极向党政部门、专业协会和社会团体等机构输送后备干部人才,推荐他们担任各级机构的领导职务,并将有志于竞选立法和地方市政委员会议席的基层优秀党员,选入宪盟推荐的竞选候选人名单中。这些鼓励性举措,使学员深切感受到,只有紧紧依托党组织的关怀、支持和推荐,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这些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威望、工作活力和行动能力,增强了基层党组织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吸引力、向心力、凝聚力和号召力,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了基层党组织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

  做好基层流动党员、海外党员的工作

  依据宪盟章程,党员可自由入党、退党。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新形势下,突尼斯人口在国内外的流动性较大,这为党员日常管理和监督带来了较大困难。宪盟为此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党员相关管理措施。经批准加入宪盟的党员,由其所在党小组或支部发给党证,党证每年更换一次。党证的管理机构是宪盟中央行政部门,具体发放单位是党支部。党证上的主要内容包括党员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入党时间、党员身份证号等资料全部输入电脑并全国联网。这些措施既有利于宪盟中央及时了解和统计各地党员的总体情况,也便于基层组织对党员的日常性管理和联络。同时,党员在更换工作地点后也能很快参加所在地区党组织的活动,受到广大党员干部的普遍欢迎。

  与此同时,宪盟还在法国、意大利、德国等主要侨居国建立了海外支部,公开以侨联、侨团、校友会等民间合法团体名义开展活动。宪盟每年借庆祝党和国家重大纪念日和夏季大批侨民回国休假探亲之际,以及通过宪盟领导人过境、出访、参加国际会议等形式,经常召开海外支部工作会议,或安排会晤当地基层组织负责人,及时传达宪盟中央指示精神,宣讲国家发展成就和面临的挑战,对海外基层组织工作进行必要指导。海外支部负责人则根据中央要求,在驻在国侨民中积极开展党建活动。为配合和参与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进程,宪盟在主要侨居国的海外支部,经常举办突尼斯发展成就展、经贸展和旅游展等,并积极加强与驻在国政界、商界等社会各界人士的联系和交往,为拓展对外交往渠道和推进祖国经济建设牵线搭桥。

  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

  在全球化新形势和信息社会环境下,宪盟的基层组织建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困难和问题,面临某些现实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经费不足。由于活动经费有限,宪盟不少基层组织办公场所简陋,办公设备落后,有的基层组织甚至没有财力为基层党员和积极分子提供起码的活动场所,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基层组织一些活动的开展。近年来,宪盟各基层组织负责人纷纷向中央建言,希望中央想办法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设备以及活动场地,但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二是党内信息沟通仍欠顺畅。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宪盟开始重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手段加强中央与地方各级党组织的日常联系。宪盟中央经常通过互联网向基层组织发送文件、资料,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同时要求基层组织建立数据库报送中央,并做到及时更新,以便于中央掌握基层情况。但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一些地区通讯基础设施落后,上传下达不顺畅;还有一些地区重视不足,迄今尚未建立数据库。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党组织内部的工作效率。三是工作方法需要进一步创新。如何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吸引青年人投入政治活动,以提高基层组织对青年党员、广大群众的吸引力,是当前摆在宪盟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摘自《党建》
 


 

“发展就是让群众过好日子”,好!


  农村娃喝牛奶,政府买单;妇女生孩子,政府送礼……一份份镌刻着“和谐主题”的民生情怀,正渐渐传递到荣昌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帮扶弱小的“惠民工程”,还是服务“三农”的“民心工程”,或是营造平安的“安民工程”……每个荣昌人都因“和谐”受益。“发展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县委书记夏泽良表示,收获了“全国文明县城”的荣昌,更应当在统筹城乡、促进和谐上做出表率,不断加大力度关注民生,让生活在荣昌的人越来越幸福。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那么经济社会发展了,最应该得到实惠的是谁?毫无疑问,当然是人民群众。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体要求中,“人民群众得实惠”是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和要求。“发展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人民的期盼,这是党的宗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但是,这样的认识,这样的道理,却不是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能很好地具备和懂得。在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党政主要领导的头脑中、潜意识里,对于“发展为了谁”这样的问题理解不深、研究不透、掌握不准,错误地将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划等号,将发展和个人仕途升迁相联系。于是,只要能增加财政收入,什么高污染、高能耗的项目都能上、都敢上;只要能给自己个人升迁铺路,什么“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都想上、都愿上。正因为有这样目的不明、动机不纯的发展观作支撑,看似红红火火地发展了,财政收入也增加了,但是自然环境被破坏了,老百姓的口袋也不见鼓,甚至一些项目,根本就是在乱花钱、瞎折腾,表面光趟,但是伤了身体、坏了里子、毁了肠子、坑了心灵。官员吹吹打打、热热闹闹、高高兴兴,而百姓却在背后戳脊梁骨。富了财政,穷了百姓;肥了官员,亏了群众。这些完全背离党的宗旨的做法,都是对发展观、政绩观、价值观、事业观、工作观、人生观、道德观的误解和扭曲。

  “发展就是让百姓过好日子”,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这也应该成为党委政府、党员领导干部从事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内在要求,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迫切需要,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

  党委政府、党员领导干部始终坚持“发展就是让群众过好日子”的思想,就能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能将有限的生命奉献给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就能将有限的资金用在改善民生、发展民生的实事项目上,就能始终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得民心者得天下。党委政府、党员领导干部坚持“发展就是让群众过好日子”,并为之不懈努力,始终做到惠民、利民、富民、安民,改善人民生活,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就必然能赢得群众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就必然能激发、焕发群众不竭的智慧和动力。

  温总理说过,“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这不仅是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质,更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推动社会发展决定力量的一种清醒认识。温总理还说过,“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公仆没有任何权力”。“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让人民幸福快乐地过得更好,为了让孩子们上好学,为了使我们的民族在世界赢得应有的尊严,我愿献出我的全部心血和精力。”……愿这样的民本思想和民生理念、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能够真正入党员干部之心、进党员干部之脑、践党员干部之行。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将群众参与贯穿学习实践活动全过程


  贯彻群众路线,是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应坚持的重要原则,也是开展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开展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中,一定要针对参加对象更加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特点,把群众参与贯穿学习实践活动全过程。

  科学发展观是造福人民群众的理论,人民群众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主体。参加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的市县机关、国有企业、高等学校,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直接,承担科学发展的任务更具体;参加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的党员干部,肩负着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基层,转化为人民群众自觉行动的重要职责,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科学发展观,更需要紧紧依靠群众,充分相信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扩散蔓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很大困难的严峻形势下,要确保中央提出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更需要结合学习实践活动,及早做好发动群众参与的工作,以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民力。

  要坚持“开门”搞活动,把群众参与贯穿到学习实践活动全过程。确定活动目标、制定活动方案要向群众问计;查找突出问题要集中群众智慧,征求群众意见;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要请群众评议;整改落实方案要向群众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在整改落实中,要下功夫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落实科学发展的目标任务,要团结带领群众一道努力;开展活动的成效要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要采取多种方式、不断拓宽渠道,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切实增强群众参与的广泛性,着力提高群众参与的有效性。

  发动群众参与,贵在掏真心、动真情、下真功。掏真心,就要真正坚持人民群众推动科学发展的主体地位,真心实意、诚心诚意地听取群众意见,汲取群众智慧;动真情,就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去做好发动群众工作,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下真功,就要在搭建群众参与的平台、改进群众参与的方式、建立让人民群众长期得实惠的长效机制方面多下功夫,从而引导群众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活动中来,确保学习实践活动收到应有的实效。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李克强:加强合作共克时艰 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李克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致辞时强调 加强合作共克时艰 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在稳定和开拓外部市场的同时,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在增加政府公共支出的同时,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

  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刺激居民消费这个最终需求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会开幕式3月2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并致辞。他强调,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将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落实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政策措施,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克强在致辞中说,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发展是解决我们前进中一切问题的关键。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发展,不仅是13亿人民的福祉所在,而且是对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目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内经济运行困难增多,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

  李克强指出,增加有效需求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将在稳定和开拓外部市场的同时,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在增加政府公共支出的同时,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刺激居民消费这个最终需求。他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将加快推进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环保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社会安全网,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这有利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增加市场即期消费,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

  李克强说,危机意味着调整、蕴藏着机遇。中国将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组织实施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着力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推进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兼并重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他强调指出,破解当前发展难题离不开改革开放。中国将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进价格、财税、金融、企业等方面改革,实施好增值税转型改革、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方案,致力于消除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同时,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稳定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李克强说,展望未来,危机终将过去,繁荣必会到来。我们真诚地希望,危机留下的不应只是共克时艰的一段记忆,还应带来关于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度思考。历史上发生的一些危机,曾引起人们观念的转变和思想的深化。针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有识之士应深刻认识危机产生的根源,深入研究避免危机重演的根本途径。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不断进步,全球经济也才有可能走上稳定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李克强最后表示,中国在努力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愿意与各国一道,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他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各国应共同采取行动,努力推动世界经济在未来实现新的增长。他希望与会代表深刻思考危机产生的原因,探讨防范危机扩大的有效措施,为促进中国改革发展和世界经济增长研究提出更多有益的成果。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会的主题是“国际金融动荡中的中国改革和发展”。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40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以好作风战胜大困难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面对这个大困难,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必须有坚定的信心和敢于战胜困难的勇气,还要有良好的作风,这样才能凝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实现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好作风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困难的强大力量,必须充分认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以保持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的作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在去年应对重大挑战、完成重大任务的实践中,各级政府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经受住了考验,赢得了人民群众广泛赞誉。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领导干部作风不正问题仍然突出,给党和政府工作,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这两年,发生了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山西襄汾溃坝事故等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了三鹿奶粉、齐二药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发生了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甘肃陇南等重大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这些事故和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突出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作风不正问题相当严重。为了使类似的事故和事件不再发生,有效地战胜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种种困难,各级政府必须大力加强作风建设。

  ——好作风的基础是好思想,必须增强宗旨观念,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和公仆意识,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要及时了解群众诉求,妥善化解利益矛盾,认真纠正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依法维护群众正当权益。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发展、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增多的情况下,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认真解决各项民生问题,努力把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落到实处。

  ——好作风体现在解决问题的行动中,必须着力提高实践能力,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把党的科学理论与改革发展稳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认真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要认真研究解决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提高干事创业能力,不断增强应对复杂局面能力,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扎扎实实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必须牢记,如果只是纸上谈兵、夸夸其谈,不仅什么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误党误国!

  ——好作风靠强烈的责任感来支撑,必须强化责任意识,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领导就是责任。履行职责,是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基本要求。有些领导干部只想当官,不想做事,不想负责任,在其位不谋其政,碰到问题不解决,遇到矛盾绕着走,对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结果问题越积越多,以致酿成大祸。我们工作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故,往往与一些领导干部责任意识不强、工作不负责任直接相关。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牢记肩上的重任和使命,强化责任意识,带头落实责任制,把思想统一到干事业上,把精力集中到做实事上,把功夫下到抓落实上,兢兢业业完成组织上交付的工作任务。特别是要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对容易发生事故的地区、部门、行业、部位、环节,要反复督促检查,一抓到底,严防死守,杜绝隐患。遇到急难险重工作,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领导干部要亲临一线、靠前指挥,查清原委、掌握政策、讲究方法,既要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又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既要坚持依法处理又要积极疏导群众情绪,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决不能消极观望、逃避责任、贻误时机、激化矛盾。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一定能够按照温家宝总理最近的要求,切实改进作风,做工作的模范,做团结的模范,做廉洁的模范,成为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勤政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的合格的人民公仆。 摘自《中国行政管理》
 


 

战胜经济困难,关键在党


  战胜面临的经济困难,关键在党,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坚决反对对企业困难、对群众疾苦漠然视之,真正地而不是口头地,主动地而不是消极地履行党章的要求,在困难时期用特殊的努力交出满意的答卷

  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社会形势,战胜面临的经济困难,关键在党,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

  我们要坚定信心、不畏艰难、勇于负责、甘于奉献,增强责任意识、创新意识、奉献意识、节俭意识,坚决反对在有的同志中存在的对企业困难、对群众疾苦漠然视之的冷漠现象,不求发展、不思进取的保守思想,宁可误事不伤和气、办事拖拉的行政行为,对违法违纪现象不斗争、不批评、不制止的腐败风气,不学习、不思考、不研究问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生哲学。只有强化宗旨观念,真正地而不是口头地,主动地而不是消极地履行党章的要求,才能不辜负党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在困难时期用特殊的努力向党、向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困难是全球化条件下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代版。面对这样的经济困难,在许多发达国家,他们的企业度过危机的基本做法是裁员、关厂。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违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禁止企业裁员,也不能简单地用裁员、关厂度过经济困难。要千方百计支持和鼓励企业员工团结一致、共克时艰,只有真正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才能实现“抱团过冬”。

  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促进就业工作的重点,要尽最大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把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做好。上海是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城市,关心农民工、支持他们稳定就业,也是在促进上海本地农民增收,妥善安排好农民工的生产生活,也是为全国作贡献。

  信访问题特别是由动拆迁引发的信访问题,是影响我市社会稳定的备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切实加强初访责任、督查督办、领导接访和包案等制度,解决我们工作中确实存在的诸多缺点和不足;另一方面,要创新制度,用公开来维护公正,靠大多数人的支持来保证公正执行。所有这些,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需要学习和继承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需要解放思想、创新机制,在创造性的实践中检验和展示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日前在上海市委九届七次全会上说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纵论当前经济热点问题

厉以宁:中国经济没衰退 只是增速放缓

经济回升趋势已经明显显现 公众政府企业都应该有信心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80高龄的厉以宁,日前就当前备受关注的应对金融危机及促进经济发展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出现经济衰退只是增速有所放缓。

  中国未陷入经济衰退

  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是否出现经济衰退?厉以宁说,我们首先弄清楚什么叫经济衰退。根据经济学的解释,经济衰退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大概是两个季度为限,所以中国肯定没有经济衰退,而是增长降低的问题。

  厉以宁表示,中国是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出口下降、对外贸易环境不如以前、增长率下降等。另外,中国受到的冲击主要是实体经济,金融业本身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主要有这几个原因:一是前几年的金融改革,银行把不良资产给剥离了;二是中国的银行业、保险业基本上是国家控股,根本没有出现挤提存款、退保等现象;三是中国跟国际上股市的关系还不那么紧密,所受影响要比其他国家小多了。

  厉以宁强调,中国经济不可能连续多年增长率都在10%以上。所以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今年中国的经济速度也会稍微下来一点,因为到了拐点。

  谈到经济是否探底时,厉以宁说:“我们今后经济回升的趋势已经很明显能看出来。什么时候回升,要看我们就业的低谷探底的情况,看就业解决程度、内需扩大程度、企业盈利程度等等。”

  3个原因导致高房价

  “扩大内需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要积极地增加就业!”厉以宁说,假如一个人失业了、没收入了,又怎么可能去消费?所以首先要解决就业问题。“我们在调查时发现,30岁到40岁从工厂下岗的人是最困难的。30岁以下的还可以找点工作,30岁到40岁的怎么办?在沿海的工厂干了10来年了,又掌握了一定技术的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小额贷款帮助他们创业。在小城镇甚至在他的本村都可以,开小作坊、开小服装店,办养鸡场,办养猪场、养牛场,这些都可以。”其次是要帮助大学毕业生就业,可以去基层、去社区,也可以自己去创业。

  谈到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厉以宁说,现在的房价之所以高有3个原因:一是在成本中地价和那些税费占的比重比较大;第二个原因,社会保障房的建设速度满足不了广大人民的需要,他们没有社会保障房可以买,就只好挤到市场上去购买商品房;第三,的确有一部分开发商利润很高。

  “政府要承担的任务,就是要建设社会保障房。”厉以宁称,社会保障房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可以买的,小户型的;另外就是租的廉租房。对于承担保障房建设的企业,地价适当降低一些,各种税费可以降低一点。把百姓住房问题解决了,可以帮助群众减少后顾之忧。

  扩大内需要解决后顾之忧

  “中国内需之所以不能扩大,因为老百姓后顾之忧太多了。”厉以宁首先提到了医疗改革,“中国的医疗改革现在是多元化的。城镇职工是一种医疗保险,城镇居民是一种医疗保险,新农合又是一种医疗保险。但是最后的方向应该是三股道合成一股,这样势在必行。”厉以宁称,看病难通过扩大医院建设、增加医护人员,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看病贵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这都需要在下一步医改当中注意,减轻群众看病的负担。

  只要我们扩大了就业,只要我们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收入,只要我们加快了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我们可以说,全世界最大的潜在的市场在哪里?在中国。因为中国的农民这么多,等到大家的后顾之忧都解决了,内需要扩大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正在逐步做这些事情。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发放各类消费券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对于消费券能不能发、怎么发这一争议话题,厉以宁认为,消费券是可以扩大内需的,这是肯定的。但是消费券是一次性发放呢?还是经常性发放?如果是一次性发放很难解决太大问题;如果是经常性发放,那么负担又会很重,这需要研究。更重要的是,消费券怎样发放才能做到公平?公平就是让最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有信心才可聚人气

  在提到经济转型话题时,厉以宁坦言,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结构性矛盾。经济转型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说从粗放型生产到集约型生产,要产业升级,要节能减排,要优化结构;经济转型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整个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提高,熟练的技工和技术人员的人数在企业职工中的比重要提高。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这两个转型都能够实现的话,我们才可以说,我们实现了经济转型。中国要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并不太难,要成为一个工业强国这是我们要努力的。要做到工业强国不能靠一个转型,要两个转型,既要产业升级,结构优化,还要靠劳动力素质提高,新一代熟练技工的产生。”

  “我们怎样应对当前的困难?这点特别重要。”厉以宁称,大家得有信心,气可鼓而不可泄,有信心才可聚人气,他认为,信心来自于3方面:首先是公众的信心。中国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难,过去的困难我们都闯过来了,所以今后公众也一样要有信心。第二,政府要有信心。政府要相信自己的决策是来自于大众的智慧,政府的决策是能够见成效的。第三,企业的信心。政府经过了这么多研究,推出这么多措施,而且可以根据情况及时来调整政策,这个政策会有效的。所以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应该有信心。对于企业来说应该做到什么呢?企业首先要认清8个字:做精、做强、做稳、做大。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经济复苏是积极因素 可能提前走出阴影


  “中国的经济复苏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但是对世界的影响还是有限的,世界经济的复苏还是要靠美欧日世界三大中心经济体的复苏才能真正实现。”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就实体经济的复苏而言,我们要做好“两年衰退”的准备。

  樊纲在当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会学术峰会上说:“尽管我们这一两天有了几个好消息,比如说美国的住房开工率2月份有所上涨,又有了美国的联储承诺要回购大量的国债和证券。这对于经济的刺激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想就实体经济的复苏而言,我们要做好两年衰退的准备。”

  “两年衰退之后,也刚刚进入复苏的阶段,这个复苏的阶段恐怕还有一段是属于低增长、零增长、一增长的阶段,现在这种可能性在加大,而不是在减少。”樊纲说。

  中国过去没有形成大的泡沫,所以就经济本身的基本经济关系而言,不存在大的危机和硬着陆的需要。特别是中国前几年就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试图抑制过热的趋势。而且中国的市场从2007年第四季度就开始了调整的过程,包括股市,资本市场的调整,包括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包括投资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应该说中国周期是提前发生了的。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也就有可能提前走出这个阴影。”他说。

  由于中国过去的政策都比较谨慎,采取了抑制经济的政策,所以各方面的平衡关系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好的。从财政、金融和外汇这几个方面来看,中国财政这些年实际上是有盈余的,而且中国的国债和GDP的比例关系只有22%,比起现在的其它一些大国,这是最低的。中国的金融体系、银行体系目前经过改革、经过调整处在比较好的状态,坏账率是很低的,中国有2万亿的储备,外汇条件也很好。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调整经济的余地就比较大。

  中国仍然是一个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全世界的GDP当中只占7%,也许我们在当年增长的过程中,在增量中可以占比较大,但是这次的世界经济的调整是存量调整,所以我个人不认为这次包括世界价格的调整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变化,是中国的需求决定的。这次是存量调整,主要是中心国家的存量要远远大于我们这些边缘国家的经济存量。所 以,中国的经济复苏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但是对世界的影响还是有限的。世界的复苏还是要靠中心国家的复苏才能真正实现。

  “现在在这样的危机下,中国需要思考更多的,其实已经不是短期的问题,而是长包括如何解决中国50%左右的储蓄率、30%左右的居民消费率等长期问题。我们现在特别需要一个长期的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下,我们即使在危机的时候也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改革、开放、调整,使我们在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能够继续持续的增长,真正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各方面问题。” 樊纲说。 摘自《新华网》
 


 

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中国探索出了一条既融入国际社会、又自主发展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情况下,以其独有的竞争力、效率和适应性愈益吸引着世人目光——

世人争谈“中国模式”


  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被称为金融海啸,人人谈“啸”色变,唯独有一特殊现象,就是连西方许多人都重看中国的发展,都在争说“中国模式”,认为“一场金融海啸反使‘中国模式’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并拿“中国模式”来和其他发展模式(包括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相比。对于“中国模式”,不少有见识的西方人大都欣赏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就是先使政治稳定下来,然后大胆发展经济,创新经济体制,甚至不怕采用某些资本主义的方式推进经济的发展,特别用大力使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经过了一场激烈持久的斗争,保守势力曾在这一领域反复进行争夺。一位西方评论家就此回顾前苏联的先政治后经济的改革,说“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协作之下,甚至删去宪法第二条,即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这就为索罗斯等世界金融巨头制造了很大的温床”。

  但中国的经济先行并不是政治丝毫不动,不给经济提供助力,事实并非如此。诚如一位中国青年评论家俞可平所说,中国是采取“增量民主”的办法,“增量民主”表征为渐进的积量变为部分的质变。这从基层普选和上层采取的某些使人民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措施可以看出来。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区情况各异的大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中国的市场有一个有效的保护层,这就是国家(国务院)有一个宏观调控市场的机制(当然要以有效率的政府为前提),使之少受市场自发起伏的影响。(这里我认为必须指出:市场经济本无所谓姓“社”姓“资”之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在社会主义国家遵照价值规律进行宏观调控为培育社会主义因素而进行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之下的市场经济,包括采取福利政策的国家在内)。

  在评论中国发展模式时,最使国外学者们感兴趣并引起讨论的是关于民主的问题:没有西方式民主能否使经济得到发展?一场金融海啸和使世界瞩目的中国发展模式使人们重新反思这个问题。发展中国家体会深切,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在推进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美欧政客和舆论,一直意图以印度的“民主道路”把中国道路比下去,但并不如愿。2007年11月下旬,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一次演讲中强调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几天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一次集会上,向印度政要热情推荐这个演讲还特别指出“希望印度能维持良好的民主机制,但民主也有缺陷”。早在2006年9月,一位俄罗斯经济学教授波波夫就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处方可谓背道而驰”。(以上均摘自香港《镜报》月刊)最近《镜报》月刊又有一篇文章指出,西方一些政治人物总喜欢将“民主是普世价值”一语挂在嘴边,事实是否如此呢?当然,民主是一种非常正面的东西,没有人会否定它,但是民主有各种各样,说“西方式民主是普世价值”显然是言过其实。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最近在日本《读卖新闻》上撰文说,西方的民主价值完全是西方的东西,它既源于“启蒙思想”,也源于基督教教义,因此,在亚洲并不行得通。就以美国来说,正像有人指出的,美国自身的选举制度和民主形式早已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民主诉求,选民不能直接投票给自己属意的总统候选人,人民投完票后便一无所有,选举总是以金钱为主导并且充满伪善和贪婪。所以现在一场金融海啸促使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中国,他们注意到:“中国模式”既融入国际社会,又不依附西方;既借鉴吸取资本主义因素,又坚持独立自主道路;既促进顺势的发展,又显示逆势的承受力。民主的渐进,经济的高速,社会的稳定,日益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仅见之于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舆论中表现出来。

  就拿渐进民主一项来说。2008年2月7日德国《新德意报》文章说:“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不是抽象的复制西方资本阶级民主。”2008年2月,美国“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模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以上是所见所闻的一方面。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之中。关于这些方面,总括起来说,第一是认为中国在保持国内稳定的前提下对适合于自己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特点的民主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远景规划出来,相反,在这方面倒不时听到一些不协调的杂音;第二,在居民生活得到实质性提高的情况下,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得到有效遏制,改革不到位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以及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导致实质性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中面临严峻的考验,看来中国不能独善其身;第三,认为当今中国已经强大到没有任何外来敌对势力可以打败,“台独”、“藏独”、“东突”、邪教组织,都不足惧,唯一能够打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只有来自内部的腐败。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尽管近年来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权力私相授受、卖官买官等腐败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蔓延之势。许多腐败源于用人不当,监督不力。不能治人,焉能治国?

  “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我们应如何回应。回答是: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如实估量自己,谨行审思,决不可自我膨胀,自夸“盛世”。须知我们确确实实尚处在发展之中,离发达还很远。当此危机降临之际,正是我们自我警惕、自我检察之时。度过危机为当前急务。尤其腐败盛行使“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一失策成千古恨。功过荣辱,在此一举。 摘自《北京日报》
 


 

中国模式全面解读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验已上升为中国模式


  吴邦国委员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就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提出许多重大政治观点。

  中国政治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道路,或说中国模式,这个模式在政治方面,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这个模式就是十七大报告讲的,“三者有机统一,四大民主框架”。

  吴邦国委员长的报告从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议会的本质区别、人大和“一府两院”关系与西方国家机关间关系的本质区别、人大代表与西方议员的本质区别这三个方面,深刻、准确地概括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我们要搞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三维一体”。这是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特征。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四大框架”。

  中国的经济模式包含四个层面的内容

  从经济模式来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模式。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如果来分层次的理解,根据资本事实,可以把它概括为四个层面:

  第一、从所有制角度来看,我们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同时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这是经济模式的第一层面。

  第二、从分配角度来看,我们是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样一个分配模式。

  第三、从资源配置或者说经济调节模式来看,是实行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为主导这样一种双重调节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即国家调节为主导、市场调节为基础。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写的《总结30周年的一个经济改革的经验》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08年第六期上,这篇文章高度地总结了这个模式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第四、从统筹国内外,也就是从对外开放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要建立一种中国自力更生为主导、同时又是全方位开放的模式,可以简称自立主导型全方位开放模式。

  中国文化模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文化模式,应当说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五个主要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它也应当成为公民教育的一个基本内涵。公民教育不光是公平正义,要守法,而且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

  在这个基础上的文化管理模式是中国特色的,比如举国体制的体育体制,尽管有很多人批评,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体育强国、体育大国,这也说明举国体制尽管在某些方面有改进的必要,但是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我们的体育体制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管理模式,这个模式使得我们在人均GDP只有将近3000美元的前提下,可以获得体育第一大国、或者是第二大国的地位,这就是我们中国模式的魅力所在,奇迹所在。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G20峰会给国际金融带来什么?


  4月初新一轮G20峰会将如期在伦敦召开,在全球金融体系风雨飘摇之际,也给人们带来一些变革的希冀。

  众所周知,G20包括了19个国家以及欧盟,其GDP总额约占全世界的85%,人口则将近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这些国家的政策博弈,自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回顾历史,1999年西方七国集团财长首次提议成立20国集团,到1999年12月15日,G20启动会议在德国柏林召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G20产生的主要目的在于应对亚洲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动荡的冲击,而到了现在却“风水轮流转”,成了解决源自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危机的“救命稻草”。

  去年G20提出的“华盛顿宣言”,虽然承诺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但却充满妥协意味,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因此,随着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金融困境日益严重,本次伦敦会议被寄予了“不可承受之重”。

  我们看到,G20尚未开幕,前期的博弈便已经展开,在俄罗斯和中国官员都表示希望有“超国家”或“超主权”货币来成为新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之后,美国却对此表示了坚决反对。这也使本次会议增添了几分阴影,因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真正目标,在于打破美元垄断地位与美元泛滥。

  目前来看,G20与会国其实分为三大阵营,即美国、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事实上,G20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力量格局变化后各方表述利益诉求的新平台。随着G20的临近,这三方势力的关注点也在不断变化。此前根据各方的判断,预计在G20会议上,美国和日本将继续强调加大经济刺激力度,而尽量回避美元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欧盟将继续呼吁改革金融体系,尤其是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遏制“廉价美元”的冲击;此外,以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这“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则共同呼吁,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以增强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和地位,最直接的目标大概是增加在IMF的投票权份额。

  许多人认为,从金融角度来看,伦敦G20会议距离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仍然还很遥远。奥巴马政府已经多次表示,本次会议“不讨论特定经济指标”,因此,由于美国这个主要游戏参与者的“消极”,要改变现有国际金融制度还是“纸上谈兵”,因为非美元货币都还没有实力挑战美元霸主地位。

  当然,近日似乎认识到过度强调分歧会导致G20成为“水中花”,进而影响全球协议应对危机的基础,日美的表态都有一定的变化。如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日前表示,由于IMF基础薄弱,他将在G20会议上呼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而美国财长盖特纳也曾表示,奥巴马同意在G20峰会上讨论建立新的全球金融监管标准。

  应该说,由于美国不可能放弃原有国际货币体系下的巨大利益,本次会议的最终结局,可能只是美国与欧盟之间金融利益的适度转换。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获得IMF更多投票权的“渔翁得利”,虽然由于IMF的弱化而显得吸引力有限,但也有助于打破现有国际金融利益格局。以此为契机,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展开“合纵连横”。我们看到,为了摆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日渐衰落的尴尬地位,IMF和世行近年来都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增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从而试图重新获得国际金融主导地位。但由于美国的过于自大,现有国际金融组织与其之间也存在一定矛盾,如IMF就曾声称美国应对金融危机承担更大责任。而在世界银行内部,美国和欧盟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使世行政策对美国“一边倒”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在让世界看清美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为时,这些因素都是我们可以有效利用的。

  就此意义上看,伦敦G20的真正价值所在,既是再一次表达全球联合抗击经济金融风暴的“信心”,也是全球金融摆脱旧体制、走向“多元化”格局的起点。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世界各国寄望G20金融峰会

应对挑战 共商合作


  世界舆论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蔓延,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尚不明朗。世界各国对即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寄予期望,期待此次会议成为应对危机挑战、共商全球合作的机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表报告认为,进入今年3月以来,一些金融企业发布的盈利预测给全球金融市场传递了一些积极信号。随着各国政府陆续推出救市措施,信贷市场已显示出部分解冻迹象。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表示,各国推出的巨额经济刺激方案、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兼之近期能源价格回落,全球经济有望迎来转折点。特里谢把公司债市场的温和反弹形容为一个积极信号,认为世界经济正一步步走向回暖的时刻。

  联合国全球经济监测部主任洪平凡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恶化速度已经有所减缓。各国政府相继出台的救援措施会逐步稳定金融市场,遏制经济衰退。他乐观地估计,金融危机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见底,而真正的经济复苏可能要到2010年才开始。

  加拿大总理哈珀认为,各国正面临着同步性全球衰退,衰退的根源在于发达国家金融系统出现的危机。不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世界经济就不可能迎来复苏的拐点。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江森指出,世界经济正走向严重衰退,近期内复苏前景不明。经济学界的共识是,世界经济不太可能出现V型或U型复苏,而会呈现L型缓慢复苏。美国经济如果不能在2010年迅速复苏,巨额预算赤字将束缚美国刺激经济的努力和能力。他认为,全球经济的迅速复苏需要更透明的货币政策。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帕纳哥瑞亚认为,由于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全球贸易正在迅速收缩,甚至比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缩水的比例高出很多。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也悄然兴起,这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和长期发展前景构成威胁。帕纳哥瑞亚还认为,全球贸易大滑坡的关键原因是贸易信用的中断,由于生产及原料来源的全球化,一个环节的信用中断就可以对整个链条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恢复贸易信用的流动,同时采取行动遏制保护主义的蔓延。

  墨西哥央行行长奥尔蒂斯表示,今年经济形势复杂,前景难以预测。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重建信心,调整经济结构。

  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指出,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无法预见和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失去了发展方向,因此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她说:“二十国集团此时可以发挥激励机制作用,促使国际金融机构根据当前的形势做出改变。”

  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株式会社社长石原进说,美国经济形势依然严峻,欧洲国家金融系统尚未正常化。值得期待的是国内生产总值依然正增长、内需旺盛的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经济表现。特别是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拉动了经济增长。

  俄罗斯前总理、现任转型时期研究所所长盖达尔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目前仍依赖美国经济。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当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指标发生变化,即消费信心恢复、不动产价格上扬时,才意味着危机的结束。当世界经济走出危机时,形势会比危机前更严峻。只有那些能够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适应不断变化的企业才能够生存下来。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亚洲新兴经济体


  从三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个角度评论一下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走势,第二看一下全球化下国际金融危机的意义,第三我们看一下亚洲的经济体。

  国际金融危机的走势

  我们注意尽管金融危机海啸已经过去了,但是正在深化之中,最重要的是去杠杆化仍然在进行。与去年和相比,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从传统上看,去杠杆化从个人消费领域转向公司领域,西方工业企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公司贷款问题开始暴露,尤其像美国的生物制药公司值得关注。

  第二,金融危机从传统的资本市场开始转向信贷市场,很多大银行的问题开始暴露,我们注意到像花旗银行、美洲银行、瑞士联合银行以及汇丰银行都陷入困境。

  第三,金融危机去杠杆化从美国发展到欧洲,尤其是西欧,由于东欧问题的严重化,使欧洲腹背受敌,欧元和欧盟面临新的挑战。

  第四,去杠杆化是从传统的投资者转向消费者,西方国家的居民储蓄率高度提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两年前的负值变成现在的3.8%,如按照正常的情况,预计会提高到6—8%。由于金融危机去杠杆化依然在进行,使世界经济处于低迷的状态。今年全球经济可能会是负增长,如果出现正增长不会超过1%。在亚洲,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倍受关注。人们现在关心去杠杆化会不会更加的严重,会不会出现L型。

  全球化下国际金融危机的意义

  我们探讨一下这次金融危机在全球化背景下预示着什么。我们注意到这次全球化是冷战结束以后出现的,跟过去的全球化相比有革命性的意义。首先它是市场经济基础的全球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关税贸易总协定变成WTO,无论是交易的范围、深度都大大提高了,更重要的是,交易的机制标准化,从而出现了国际贸易增长速度远远快于GDP的增长速度。我们注意到这个全球化是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工业化生产方式普及全球,一个产业不再只在一个国内,出现了服务外包的形式,增进了全球化的规模效应,与此同时,全球的产业整合在一个包当中。由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深化,出现了交易成本的降低和规模效益的提升,出现了全球化的红利,我们注意到进入本世纪以后,比如说危机前五年,2002—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比过去三十年快一个百分点,亚洲经济增长速度也快于过去三十年一个百分点。快出的部分被解读为全球化的红利。

  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各国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加速全球化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三个相互联系,但是又各具特点的三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亚洲新兴经济板块,用低成本制造业纳入全球化的过程,由于低成本为全球化作出了新的贡献,降低了全球的物价,降低了全球的通货膨胀率,与此同时也分享了全球化的好处,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顺差。

  第二个板块是西方国家,这些国家是金融服务业相对发达,把金融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纳入了全球化,对全球化的贡献是改善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益,同时也分享了全球化的好处,同时助长了美国的负债消费。

  第三个板块是资源出口国板块,包括俄罗斯、巴西等出口国,在资源的层次上全球化,同时为全球化作出贡献,与此同时,也分享了全球化的好处,也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因此,美国的负债消费构成了亚洲的出口,亚洲国家和资源出口国家的贸易顺差通过金融流到了美国,这个结构的核心是低成本的制造和低成本的输出,随着资源价格的飙升使低成本在压迫难以为继,在中国早就感觉到这一点,所以提出科学的发展观,希望通过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调整中国的发展。西方世界由于资源价格的飙升出现了通货膨胀,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美国的居民难以负债,从而演变为次贷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次贷危机本身是全球化结构调整的产物,同时意味着全球化结构调整正在开始。

  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这种去杠杆化的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去全球化的趋势,很不好的迹象表明,比如说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正在抬头,美国人要用美国人,英国人要用英国人,法国表示他们的汽车公司要用法国的汽车零件,如果出现去全球化趋势,对世界经济显然不是好事。我们认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去全球化显然是一种倒退。

  亚洲经济持续增长

  我们注意到亚洲经济与西方经济高度相对称。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会看到西方的经济是虚拟经济、负储蓄率。亚洲经济恰恰是以制造业为主,同时又是高储蓄率,现在这个循环中断了,欧美市场出了问题,一个逻辑的结论就是这个循环能不能在亚洲区域里进行,使高储蓄率和制造业能结合在一起。从逻辑上讲,这是做不到的。因为高储蓄率意味着不会出现像西方国家的去杠杆化,意味着亚洲国家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和个人负债率都是相对安全的,我们注意到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的进展。

  中国政府通过扩大财政开支来启动内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中国银行的贷款在过去四个月高速增长。像南书毕博士提到的,过去四个月中国的贷款高速增长,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预计三月份会超过1万亿。这是和西方国家的鲜明对照,西方正在去杠杆化,中国出现再杠杆化,这令我们非常关注。我们预计这个再杠杆化能出现六个月,中国经济今年保证8%的发展问题不大,如果出现一年以上,中国经济的周期和世界经济周期就不会一致了,出现了脱钩。我们能不能创造亚洲的高储蓄和制造业在亚洲区域中间形成循环,这是亚洲经济振兴自己的需要。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我们观察到最近的一些重要进展,亚洲正在金融基础设施方面构建一些相应的机制和条件。如果这个条件和机制进一步的成熟化,很容易推动亚洲经济的发展,使亚洲经济尽早摆脱世界经济的联系,从而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世界经济向东转 中国经济向西转


  爆发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将如何收场?尽管危机到现在还没有终了,国际社会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仍抱有深深忧虑,对危机的后果也议论纷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场危机将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的既有格局。

  从时间点上看,如果说2008年爆发的这场金融危机,是触发世界经济从金融结构、贸易结构、到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出现全方位大转移的标志,那么,2009年将是世界经济重心由西向东、中国经济着力点由东向西,发生结构性大转移的起始元年。

  作出这样的判断,是由于在地缘上,无论是在国际间,还是在中国国内,整个经济链条和供求结构都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而这一判断如果成立,那么它对经济战略的重构,生产要素的调配,以及微观经营策略的修正,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首先来看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

  在近日召开的中国发展论坛上,汇丰集团主席葛霖说,这场危机不会逆转全球经济的根本趋势。这就是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向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转移,而中国是亚洲的强国,其次是拥有大量石油财富的中东。在这之前,英国《独立报》曾发表文章称,世界必须认识到全球金融力量开始向亚洲转移。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而更早之前,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更在其专著中表示,当今世界,西方需要东方,远胜过东方需要西方。亚洲的崛起、中国的强大,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如果说,上述言论只是一些分析人士的看法,那么,从最基本的全球需求与供给关系的角度来观察,这种此消彼长的情况,确实已经发生。

  从需求层面看,之所以会出现这场金融危机,正是由于需求的地缘结构出现了问题。由于发达经济体过度消费、过度透支未来需求,特别是金融杠杆过度使用,放大了发大经济体内部的需求幻觉,最终导致泡沐破灭,酿成了大量“有毒资产”和大面积财务危机。因此,现在要希望发达经济体像过去那样,采用透支的办法来扩大消费,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已不可能。

  而在供给方面,这场危机的爆发,对那些过度依赖外需的新兴经济体来说,也是一次沉重打击。不过,相对而言,需求问题只是在地缘上出现了失衡,仍有巨大需求并未得到满足。这种需求不在别处,正在像中国这样的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自身。因此,只要适时调整供求方向,世界经济还有回转余地。而这种调整,正表明世界经济重心需要向东转移。

  其次看中国经济着力点的转移。

  中国经济在最近的30年内,除了平均以每年9.8%的速度增长之外,其内部结构,始终在调整之中。因此,所谓的结构调整,并不是新鲜事,更不是从去年才开始。而现在之所以特别强调“扩内需、调结构”,是因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也就是外部需求急剧萎缩,从而大大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既有平衡,促使中国经济必须加快调整步伐。

  所谓加快调整步伐,不仅有速度上的要求,更有方向上的修正。近30年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持续提高。此举既有正面效果,如提高了对先进技术和理念的引进吸收速度,对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有负面影响,如一些地区过度依赖外需,脆弱性明显,而各种资源向外需型地区超配,也加剧了经济“二元化”的痼疾。

  现在提出“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启动农村市场,这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内外部需求变化的战略大调整,是经济发展着力点的大转移。因为外需的变化已不可逆转,外需操之在人,不是取决于我,再要通过扩大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已十分困难。而内需的情况则外全是另一回事。即便没有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也到了主要依靠内需来拉动的时候。

  从不久前公布的一系列数据看,到2008年底,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而13亿人中,农村人口有7亿多,目前农村的人均消费只是城镇的三分之一。如果这个人口规模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消费群体,其消费需求被释放出来,将会给世界带来多少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由东向西,适时调整供求结构,面向广大内陆地区,转移经济增长的着力点,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携手国际社会走出这场危机的必然选择。 摘自《上海证券报》
 


 

经济危机下,看谁在背弃中国市场?


  当“冬天”成为谁也无法回避的经济大气候,当所有的人有意无意地把“过冬”挂在嘴边时,我们会发现不同企业“猫冬”的方式也大不一样。尤其是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在面对经济危机这一变数时,犹如不同的棋手选择不同应手一样,有的增资、有的撤资、有的转移阵地,盘面一时纷纷扰扰。

  比如说,同样是产业巨头,当金融危机的冰浪挟着寒气拍向中国海岸时,英特尔、富士康这些电子企业,如同敏感的候鸟纷纷从长三角、珠三角到往内陆迁徙;

  同样是跨国公司,日立、松下、耐克则选择了断臂求生,裁员、减产、关闭工厂,韬光养晦,而另一家跨国公司、家装巨头百安居则选择了逆市增资,在目前惨淡的中国家装行业率先增加投资4000万美金,成为行业内首家宣布以持续增长为目标增资计划的企业。

  这似乎是个异类:是盲目乐观?还是胸有成竹?在经济危机面前,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跨国公司的中国战略差异如此之大?

  有一部分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其实也是制造型企业,它们在中国的“赚钱”模式其实主要是依赖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它们当初选择到中国市场投资,主要因素是看中了中国丰富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一旦劳动力不再廉价或者自身遭遇困难,这种制造型企业立即采取的策略是尽量降低成本,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市场。因此,它们就象经济“候鸟”一样,往往是择“廉”而栖:当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的成本、费用、人力逐渐贵起来之后,它们就迁往了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相信那些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使它们感觉到至少有那么点儿暖意。

  而另一部分跨国企业其实是属于商业型企业。这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往往依赖于消费市场,有市场才有生存空间,有市场上的人气才有企业的持续发展,所以这样的企业必须更加注重消费市场的变化,强调与消费者的沟通和互动,尤其是面对经济寒冬时,必须要强化自己的优势,创造出足够的差异化和独特性,不断去挖掘扩大消费市场的规模,扩大蛋糕的分量,并做好长期的战略规划。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面对经济危机,制造型企业的中国战略实际上是“节流”,而商业型企业则往往选择“开源”。 英特尔选择从上海内迁到成都,百安居收缩后集中到发达地区,锁定中心城市,不同的企业属性决定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开源也好、节流也好,其实都是企业面对金融危机的自我选择。

  但是,哪一种战略更高明呢?直接选择裁员、减产、关闭工厂的日系制造型企业虽说是出于保存自身实力的考虑,似乎无可厚非,但相比之下,确实也看不出来它们在应对危机时有更长远、更清晰的未来战略,只注重的是面对金融危机的短期应对策略。

  而象英特尔这样的IT公司选择向内地转移,以化解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成本压力,看起来是明智的,但终究不是长远之策,因为未来面临的问题必然是成本的再上升,靠转移阵地这样的方式希望摆脱危机,如同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始终是飘摇不定。

  最合适的策略或许应该是更贴近中国市场。无论如何,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下,中国市场仍是最让全世界值得期待的一块热土,而中国消费者尚未释放的强大消费能力足以让任何一家企业保持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对于百安居这样的商业型企业来说,此时增加投资、强化服务、培育市场、发展软实力,虽然不能说是一劳永逸,但至少做到了一举多得。百安居的上级公司英国翠丰集团独独对中国市场率先增资,应该既是为了总结经验、调整转型,在寒冬里挺立,也是为了能够积蓄能量,在未来中国更广阔的市场上一展拳脚。

  那些对中国市场没有信心的企业,其实都是患了致命的“短视症”。众多的跨国公司可以在中国市场好赚钱时逐利来到中国,但是日益聪明的中国消费者和中国政府肯定也会记住,在经济危机和信心危机的关键时刻,是谁和他们一起共渡难关,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患难见真情”,这样的友谊往往是非一般的。

  因此,明智的企业都应该基于中国广阔的市场和未来的潜力,有长期发展规划而非注重一时一地之得失,这样才能化危机为机遇,才能赢得大未来。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世界货币”设立的思路


  要设立世界货币,首先要了解货币的职能。货币的基本职能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存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马克思观点)。当今世界遭遇到的问题是国际流通货币”美元”随意贬值,损害了货币储存手段的这一基本功能,因此美元遭受顶替是必然的!美元只所以可以随意贬值是因为美元只是美国这个单一的国家发行的,他们为了赖账随意进行货币贬值和货币扩张。在这里,我们进行世界货币设定的时候必然要遭受一道门槛,那就是世界货币的责任承担者是谁?如果依照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来重组或设定”世界货币”则前景也一样不乐观。因为美国是唯一一个在这两个国际组织中拥有否决权的国家。任何损害美国利益的决议都将遭到否决。不管决议有多少国家拥护,有多么正义,费多少人力,有多么可行。只要美国认为不行,决议就将遭受否决。而特别提款权和纸黄金等因为没有什么实际的物质支撑,也没有什么机构(国家或政府)来承担后续责任,因此也难以成为世界货币。

  那么,世界货币除了美元就不能有其他形式出现吗?未必。美国将美元贬值作为国家赖账的途径,而那些以美元来交易或者储存财富的国家一旦屡屡遭受美元贬值的侵害就会思考是否继续使用美元作为财富储藏的手段。美国对于其他国家的财富储藏方式是不可能用强制性措施的,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美元贬值会促使脱离美元寻找替代国际货币这样的需求产生。只要社会上有需要,就会有产品出现(这是市场经济规律决定的)。

  现在的形势下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可以超过美国,因此设想什么国家的货币替代美元是不现实的。但是由国家印制的货币不能替代美元,可是有一些公认的天然实物就可以替代美元成为国际流通货币(如黄金)。虽然黄金的生产量和价值量不足,难以适应现代的商品交换,但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可以拓展思维,其他的实物是否也可以成为国际货币形式的流通实物呢?如石油\钢铁\粮食等。有人要问这不就回到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了吗?其实不然,原来的商品交换从物物交换开始,逐渐发展到一般等价物为媒介进行交换,再发展到后来的纸币作为交换商品的中间媒介。而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现在既然出现了有些货币发行国利用纸币发行变相的掠夺全世界各国的财富,那么显示就需要有其他的中介物来替代美元。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它不会因为美国的阻挠而停滞或终止。

  以实物计价的中介物,想象起来好像很复杂。而其实知道会计换算和熟知金融的人都知道不难。特别是现在的网络技术更加方便这种中间换算程序进行结算的实施。例如我们创造了一亿财富(单位权且将之成为人民币),那么我们的财富是购买商品或接待出去就需要有等价物规则,这样方便进行结算或以后归还财富。我们以借款为例,如俄罗斯向中国借款一亿人民币,我们可以用一般等价物原则在合同附件里进行说明,如借款时的一亿人民币可购买多少吨石油\黄金\钢铁\小麦等等商品的比价,说明利息时多少。假如是十年期的贷款合同。那么就可以在十年后进行结算,看合同里面所罗列的商品价位的增加或减少来照比例进行结算,也可拟定双方需要或富余的商品进行结算(照实物吨数结算)这样就谁也不吃亏。贸易结算也可以照这样的方式进行,在贸易国双方的商品需要和多余项上进行有利于双方的结算。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繁琐,但实际操作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如我们在国际上推行人民币结算,我们央行可以定期的罗列不同商品构成的人民币比价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比价进行汇率统计,可定期公布方便结算和贸易。这样贸易国不会担心美元结算的汇率风险,顺差国也不会担心自己的财富因为美元的贬值而产生财富损失。原有多少财富可买多少黄金或多少粮食\钢铁\石油都不会产生货币贬值而产生的财富损失。而且一样可以进行利息计算。

  本建议的要点是改进货币的财富储藏功能,避免货币由一国发行而产生的货币滥发导致货币贬值的情况发生。而原来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功能\支付功能\世界货币功能都不会损失。既保证了货币原有的功能,也保证了财富储备功能。世界货币的名称可酌情处理,如“太极元”“人民币”等等都可以,只要有统一的大宗商品价位可说明,以后大家也按大宗商品的实物数进行结算。这样的方式在计算机和网络时代是没有什么技术问题的。(美国人想不到他们自己发明的计算机和网络既然是终结美元统治地位的关键)而世界货币的经营或通知机构是不能够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来操作。中国可建议韩国\日本\俄罗斯\海湾国家\东盟\欧盟\拉美联盟等参与加入组成一个联合的世界性”太极”银行,在银行里大家可根据参股比例或者是出口能力来分配太极银行的股份。统一的世界货币以”太极圆”人民币命名就可以。现在美国人自以为如果以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到时他们可否决或捣乱。而实际上当世界人们的利益受到大的损害遭抛弃时,美国人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货币互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中国人民银行和印度尼西亚银行宣布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根据协议,中国和印尼互换货币规模为1000亿元人民币/175万亿印尼卢比。协议实施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而在3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还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宣布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200亿元人民币/8万亿白俄罗斯卢布。在此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已先后与韩国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马来西亚国民银行等国家与地区银行签署了总规模高达46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

  不难看出,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加快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互换的步伐。在国际金融危机依然蔓延的背景之下,在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仍然不能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加快人民币和周边国家货币的互换,有利于回避国际汇率风险,确保我国与周边地区的金融稳定;有利于增加周边地区金融市场流动性,推动双边以及多边贸易及投资,促进我国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更有利于使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的贸易中成为结算货币,增加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量以及覆盖面,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因此,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已经成为人民币在目前条件下迈向国际化的一种重要而且可行的方式。

  所谓“货币互换”,是指两笔金额相同、期限相同、计算利率方法相同,但货币不同的债务资金之间的调换。是在国际贸易伙伴当中为了回避国际汇率风险和支付风险而进行的一种货币安排。贸易伙伴之间进行货币互换,可以绕过美元,使本国货币成为相互间贸易的结算货币,从而增加本国货币在国际上的流通量,并且可以推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自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和欧洲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国际信贷市场明显紧缩,国际金融环境严重恶化。这次金融危机使各国人们深受“美元霸权”之苦,暴露了原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欧亚主要国家纷纷呼吁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呼吁以多极国际货币来取代美元单极的国际货币,这就给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带来良好的机遇。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国家实力迅速增强,而自从加入WTO以来,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当中,进出口贸易量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进出口贸易国。更为重要的是,欧美金融体系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当中遭受重创的同时,中国的金融体系保持了稳健和安全,中国金融业保持了较好的业绩增长。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争取让人民币最终成为国际货币,成为世界多极支付货币和储备货币中的一元,应该成为中国金融的发展方向和努力实现的目标。

  但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欧美的阻挠,因而,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而在中国国内,长期实行的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政策,已经成为了“双刃剑”:它一方面保护了中国金融不受到国际金融的冲击,这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当中受益非浅;而另一方面,它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人民币的国际化。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在当前的条件下,中国既不能匆忙地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同时又要抓住机遇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怎么样才能做到?充分利用中国作为国际贸易大国的有利条件,在国际贸易中绕过美元,推进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这就是这个方程式的正确之解。

  2008年11月,中国国务院提出政策,允许广东、香港和长江三角洲在国际贸易中进行人民币结算的试点。这就有利于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而和国际贸易伙伴进行货币互换,正是为了配合人民币贸易结算而进行的。因此,人民币的国际货币互换,已经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摘自《证券时报》
 


 

美联储购国债将引发中国货币宽松


  美联储宣布将在未来6个月内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这是联储采取的定量宽松政策中关键性的一步。美联储定量宽松政策还包括其它内容:增加购买75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证券,以使2009年的总额达到12500亿美元;增加购买机构债券1000亿美元,以使2009年总额达到2000亿美元;并且将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便利(TALF)进行延期。人们关心的是,美国货币当局的上述举动会对已是美国头号主权债务债权人的中国,会产生何种影响。

  将推高中国的流动性

  摩根斯坦利公司的利率研究小组预计,这些政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有机会再探2.06%的低位,2-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会趋于平坦。上述政策将对美元走势产生负面影响,美元汇率将出现转折。

  从跨国比较看,中国的总体储蓄率很高。中国有三种方式来运用其高额储蓄:一是加大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二是购买境外的实物资产,三是购买境外的金融资产。中国一直对资本外流实行从紧控制,因此,大约有70%的境外资产是通过央行以官方外汇储备的方式持有的。

  我们估计,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大约65%投资于美元资产,大多是美国国债和政府机构债券。从经济学分析角度看,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机会成本,应该等于美国国债或机构债的收益率。考虑到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将有力地压低美国债券的收益率,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机会成本也随之降低。换言之,随着持有国外资产收益率的降低,中国应该更多地将高额储蓄配置到本土的物质资本上,即加大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我们看来,既然国内融资体制中80%是通过银行进行的,那么为了推动固定资产投资而快速扩张的银行信贷就是合理、合算的。

  实际上,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下降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所持资产的回报率下降。这使得中国人民银行有降低自身负债成本的动机,一是通过降低央行票据的发行利率,央票是央行负债栏下的一个主要项目;二是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三是降低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利率,目前它们分别是1.62%和0.72%。这些政策变化,也将有利于降低银行间市场的资金成本。

  将带动人民币贬值

  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进行人民币汇率体制转向有管理的浮动制,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后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来确定汇率水平。但实际上,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走势更像是典型的爬行钉住体制。2005年汇率体制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20%,然而自2008年7月后,人民币一直在6.81-6.85的区间内窄幅波动。在汇改3年、升值20%之后,人民币看上去更像重新回到了对美元的准“硬钉住”。

  考虑到定量宽松政策将导致美元走弱以及人民币准“硬钉住”美元的现状,美联储的举动将会导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出现贬值,这将有助于中国国内形成宽松的货币环境。

  在我们看来,美联储的定量宽松政策降低了中国海外资产的回报率,将有助于巩固中国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立场。我们预计2009年上半年将会有再度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法定利率。银行信贷的快速增长也将会得到央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默许。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已于3月24日联合发布指导意见,鼓励商业银行贷款支持投资。

  注意相关风险

  如果中国当局认为美联储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地稀释美国债务的行为,中国就可能会对官方的外汇储备投资组合的存量部分进行调整,例如,快速地卖出美国国债,买入其它类型的境外金融资产及实物资产(如大宗商品),那么,相关的市场有可能出现无序调整的风险。Greenlaw认为美联储的定量宽松无疑意味着政府债务的货币化,不过,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并没有太多的理由担忧恐惧通胀。 摘自《证券时报》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意义


  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明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定位。从国际发展背景来说,未来国际金融格局的新版图中,需要中国诞生与自身实力和发展潜力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同时,这给上海在推进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进程中积极发展航运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创造了机会

  3月2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是首次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明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定位。“建设属于我国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观点,在笔者印象中至少已经提出10多年了。为什么这次要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加以明确呢?笔者以为,这是由近10年累积起来的国际国内发展背景所决定的,也是金融危机治理前提下的一个时代新课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未来国际金融格局新版图

  从国际发展背景来说,当代世界经济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衰退威胁,其“导火索”众所周知,是美国主导的西方金融体系的弊端。这些严重弊端,早在10多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时期就已充分暴露;但掌握国际金融制度设计话语权的西方国家,反而把危机的起因归咎于所谓亚洲经济的增长模式,对于自身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和制度安排的盲区,要么熟视无睹、要么刻意隐瞒。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着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促使各国经济学家、政府决策者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全面反思西方金融体系的深刻弊端。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最近在上海的一次高端演讲中就强调:目前,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过程。从某些角度来说,这一经济衰退过程也许会比1930年代的大萧条更复杂。因为,过去的银行都是做银行业务的,现在的银行则更像是在从事赌博业务。在美国和西欧,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市场经济需要以一个非常好的系统作为自身的基础,它需要有可靠性;可是现在,金融危机使这种市场经济已经无法运作了。

  “无法运作了”,自然需要深刻的变革。20国峰会即将在伦敦举行,俄罗斯提出必须改变国际金融体系过分依赖美元的格局,主张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设立的结算单位——特别提款权,发展为一种新的全球性货币。而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不久前发出的建设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的呼吁,也被多国主流媒体认为是中国责任的新体现。这方面,除了澳大利亚总理等一批海外政要积极支持增加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外,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更从理论上论证了其合理性。他说:应该考虑建立新的贷款、新的多边机构、新的借贷安排和新的管理系统;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可以很快地建立新机制来获得资金,从而向其他国家提供资金帮助;建立如亚洲货币基金的地区化合作、地区化的基金,是应对全球危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多元化支持的好方法。显而易见,未来国际金融格局的新版图中,需要中国诞生与自身实力和发展潜力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

  “两大中心”资源互动与高端服务业软实力建设

  就国内因素而言,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则有以下明确的指标意义:

  首先,将有利于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增强上海服务长三角、长江流域和全国的能力,对我国战胜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国内经济保增长短期靠货币、财政刺激,长期看还是有赖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将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

  其次,将有利于探索一种新型的符合发展需求和中国国情的监管体制。目前上海集中了股票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票据市场、期货市场、金融期货市场、黄金市场,是全球要素市场最聚集的城市之一。上海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人才、金融创新的集聚效应已初步呈现。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体制创新,探索形成一个既能满足创新需要、贴近市场,又能有效控制风险的监管机制。

  第三,将有利于直接支持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并且同步提高我国高端服务业的软实力。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指出,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要积极稳妥发展航运金融服务和多种融资方式。这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发展选项,将直接促进“两大中心”的资源互动。目前我国航运金融业的发展,相对于国际公认的航运中心还有很大差距。全球船舶贷款、融资业务被世界公认的三大船舶融资业务中心——伦敦、汉堡和纽约掌控。相比之下,上海在相关领域涉足较少,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不足1%。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德国、新加坡、韩国等新兴航运强国均在积极探索船舶融资租赁的新模式,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此番国家明确鼓励积极稳妥地发展航运金融服务和多种融资方式,给上海在推进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进程中积极发展航运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创造了机会;同时,这会积极推动上海更好地发展船舶融资、海上保险、资金结算等高附加值业务,从而掌握行业制高点和国际话语权。 摘自《文汇报》
 


 

日本如何应对贸易摩擦


  为战后重建,日本确立“贸易立国”战略。伴随出口扩大,其主要出口产品纺织品在20世纪60年代遭到美欧限制,揭开了日本对外贸易摩擦的历史。贸易摩擦历经日本经济的复苏、发展、高增长、泡沫经济等各阶段,直至现在,日美在钢铁领域的摩擦近半个世纪。

  最初的摩擦是纺织品——劳动密集型产品,随后钢铁、平板玻璃、造船等的摩擦上升到资金密集型,最后的彩电、汽车、半导体等则进一步上升到技术密集型。目前,电器、钢铁、化工品为主要摩擦对象。

  早期的贸易摩擦,美欧对日要求主要集中于限制出口。如强迫日本对纺织品、钢铁出口实行自主限制,认定日本汽车、彩电倾销。此后则将视线逐步转到开放市场,如著名的美国要求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开放电信设备采购案。同时,开放市场的斗争也延展到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20世纪80年代前,贸易摩擦主要体现在具体商品及其进出口政策上,但对单个商品的纠缠并未根本解决美欧对日巨额贸易逆差,美欧将目光进一步投向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1985年美欧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强迫其变更汇率制度即是一个明显例子。

  从全球角度看,上世纪,日本作为国际贸易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时也是贸易摩擦最大受害者之一,包含内外两因素。(一)内因构成主因。首先,战后的日本急于复兴,“贸易立国”战略的实质是以扩大出口带动国内生产和经济增长,在初期更以牺牲国内居民消费来集中社会各类资源扩大出口。忽视消费和进口的贸易政策,导致其进出口贸易结构严重失衡,出口金额和增速远大于进口,日本产品大量冲击他国市场,而他国产品却被排斥在其市场之外。其次,市场过于集中在发达国家。追求高数量、高回报、高价格、高份额的出口“一边倒”政策,引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市场高度集中。以1979年为例,日本运输机械、化工、机电、金属产品对美市场的依存度分别高达39.3%、26.9%、25.2%和21.4%。再次,市场结构闭塞复杂。日本贸易政策趋向出口,而产业政策和行业习惯则趋向“自给自主”和“关联交易”,即注重使用本国产品、集团企业产品,注重长期稳定交易,不轻易接受“外来者”;加之复杂多重的交易结构,使得众多外国产品难以进入日本市场。(二)外因为直接诱因。战后,伴随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各国高唱自由主义的同时,保护主义却构成其贸易政策最根本的深层框架。这使得欧美在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间左右摇摆,视其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不断调整贸易政策,屡屡采用各种保护主义手法维护本国产业利益。另外,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改变。美英等作为世界主要工业品生产国的经济格局,在日德追击下,于20世纪中叶发生根本改变,目前已转为世界工业品的重要进口国。而经济结构转变的内在形式以破产、失业得以表现的同时,对外则以贸易摩擦的方式得以体现。

  尽管日本在外界压力下扩大开放国内市场,并被迫于1985年在美国纽约同主要西方大国签署了让本国付出沉重代价的“广场协议”,不过,日本政府随后采取了调整产业结构、扩大海外直接投资和向亚洲市场转移投资等措施,积极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从而拓展了对外贸易,使日本数码家电和汽车风靡全球。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日本企业按照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积极研发新产品,在相关部门指导下开展对外贸易,改变经营方式以避免贸易纠纷。

  (一)加强内部发展,避免摩擦。

  1,有序出口,从源头实施控制。日本修改出台了《贸易管理令》、《进出口交易法》、《纺织工业结构改善临时措施法》等一系列措施,限制企业扩张设备和生产能力,维护出口秩序;加强行业自律,从整体上保证了出口的有序。目前,避免同业竞争,协同出口,维持市场格局等仍是日本主要厂家对外出口的策略。

  2,调整产业和市场结构,实施质量、技术竞争。针对贸易摩擦商品主要以低价冲击对方市场,政府积极鼓励企业采取以质取胜战略,从价格竞争跃升到质量、技术竞争,保持与国外竞争对手的非价格优势,打消其挑起摩擦的口实,同时积极推行市场多元化战略。

  3,推动进口自由化,开放国内市场。面对国外日益高涨的指责和不断增加的贸易纷争,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逐步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后,大幅下调和撤销关税,放宽进口限制,简化进口手续,到80年代中期其平均关税水平降至2.6%,低于美欧。同时放宽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准入条件。

  4,扩大内需,降低出口倚重。作为根本扭转贸易摩擦的途径,日本意识到只有降低对出口的倚重,扩大内需,才会实现更为平衡的贸易格局和经济发展。

  (二)扩大对外投资与合作,转移摩擦。

  1,放宽资本输出限制,扩大对外投资。面对不断增加的摩擦和企业自身寻求发展的矛盾,日本最终将目光投向在海外投资建厂,以化作当地企业,通过贡献就业、税收等,寻求避风港。20世纪60年代起彩电、钢材、汽车等企业相继在美投资设厂,即源于这一背景。

  2,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创造协调的外部空间。针对国际社会不断增强的指责,日本开始由专注于自我发展,转为“谋求国际社会共同发展”。1985年后,相继成立国际协力事业团、海外经济协力基金,通过ODA(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等扩大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实施特惠关税制度,在优惠关税框架内,对发展中国家多种产品取消和降低关税。

  (三)完善机制,应对摩擦。

  1,建立多层次的应对机制。经历了长期的贸易摩擦困扰,日本开始高度重视应对摩擦。在政府层面,以经产省为主,从国别和行业政策予以对应。对于跨部门事务,则由凌驾各部之上的首相官邸居中协调。在企业层面,大型跨国企业普遍内设法务部,外聘专家,专门处理纠纷,形成了较强的应诉抗辩能力。团体作为日本经济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在应诉、交涉、信息收集、协调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如在日美汽车谈判中,日本汽车工业会负责提供证据材料;美对日钢材反倾销案中,日本钢铁联盟和机械出口组合致函美国商务部反映行业意见等。目前,日本公正贸易中心作为跨行业应诉支援团体,专司外国经贸法规调研,跟踪外国对日反倾销、保障措施情况,提供信息咨询和法律援助等。

  2,完善分工协作体制。根据摩擦性质不同,政府、企业和团体分工协作,采取不同应对。在反倾销应诉中,主要以企业为主,团体后援,辅以政府交涉。如反倾销调查中的产业损害评估,由于单个企业不易应对,多由行业团体出面组织、协调,政府主要在幕后调停。应对保障措施时,以政府交涉为主,业界配合。

  3,建立对外磋商沟通机制。事先沟通、防患未然是日本对外交涉的重要特点。

  4,加强多边交涉。世贸组织建立纠纷解决机制后,日本积极加以利用,单独起诉10起,绝大多数是针对美国;作为第三方参与起诉则有16起,主要由欧盟牵头;直接与发展中国家交锋的诉讼并不多。 摘自《学习时报》
 


 

福利国家究竟是什么?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危机中,许多国家都在思考社会保障的缺失。比如美国没有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失业率一高,许多人就失去了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承受高失业率的社会能力比欧洲国家要低,所以奥巴马才大呼医疗改革不能再拖了。但在中国,却出现了拒斥福利国家的声音。

  比如,《南方都市报》刊发题为《福利国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的文章,该文明确反对由政府免费提供医疗、教育等服务。文中称,所谓“免费”都是从纳税人那里来的钱,高税率过多地剥夺了富人的财产,“削弱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精神,使人们患上一种不思进取的‘依赖症’,甚至沾染上某种懒汉习气。比如在福利国家,一些不愿工作的人靠多生孩子获得政府‘免费’提供的福利,那里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亦‘东施效颦’。”作者的结论就是“让市场和民间社会在提供医疗和教育等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套言论,不过是重复了几十年的老调:福利国家几乎是大锅饭,专养懒汉,缺乏效率。但是,大道理不管说得多好听,总应该有些经验事实来论证吧。不妨看看,福利国家的效率到底如何。

  先界定一下福利国家。像医疗保障、退休金、教育等等必要的福利,在大多数国家属于“社会开支”,是通过国家的税收、用非市场的手段经营的(美国的医疗制度除外)。所谓“福利国家”,一个最方便的界定,就是“社会开支”在一国GDP中所占的比例,比例高的属于福利国家,比例低的属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

  各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比例如下:瑞典为32%,法国29%,丹麦、德国28%以上,挪威、奥地利、比利时在26%~27%左右,芬兰、意大利在23%~25%之间,瑞士、荷兰、英国在23%上下,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都在18%左右,美国则不到17%。

  大体而言,欧洲发达国家属于福利国家,美国不是。这大致也符合我们的常识。

  再看一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成就。以美元为单位比较一下人均GDP,挪威是10万以上,丹麦、瑞士6.7万,瑞典、芬兰、荷兰都在5.5万上下,奥地利5.2万,澳大利亚5万,比利时4.9万,法国4.8万,加拿大和美国都在4.7万的水平,德国是4.6万,英国4.5万,意大利4万,日本3.8万。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一个规律,福利越高的国家,人均GDP越高,只有德国等几个国家是例外。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福利国家相比,这些福利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一般人均GDP比美国高得多,挪威甚至比美国高出一倍还多。国际上的相关研究也指出,北欧一些福利国家不管是总体经济效率还是公司个体的经济效率,都不在美国之下。

  还可以看一些社会指标。以上各国人口的平均寿命排名如下:日本82.07(岁,下同),法国80.87,瑞典80.63,澳大利亚、瑞士80.62,加拿大80.34,意大利79.94,挪威79.78,奥地利79.21,荷兰79.10,德国78.95,比利时78.92,英国78.7,芬兰78.66,美国78.06,仅比丹麦(77.96)略高一点。

  再看每千个新生儿的死亡数字:日本和瑞典为3.2,挪威为3.3,芬兰3.7,瑞士4.1,比利时、法国4.2,德国4.3,丹麦、奥地利、澳大利亚4.4,荷兰4.7,英国、加拿大4.8,意大利5,美国则高达6.3。

  生死是人的基本权益。从这种基本价值看,福利高的国家成就要大得多。“最自由”的美国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中最落后的,而且落后的距离还相当大。

  也许有人还会辩护说:美国再怎么不如欧洲的福利国家,人家维护人的自由!可是,最近一系列的调查显示,美国的社会流动比欧洲还小。比如,你如果是一个穷孩子,你在欧洲比在美国有大得多的机会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成功。福利国家给你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的机会。

  说什么福利国家养了一群不愿意工作而靠福利多生孩子的人,这种认识比较偏颇。世界上几个福利国家,都是出生率最低的。这种出生率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一个民族最终就会销声匿迹。在这样的国家,你真辞职在家养孩子,即使从纯经济上核算也比出去工作对社会贡献大。因为你是在生产社会最稀缺的东西:未来一代的劳动力。那些所谓“东施效颦”中国留学生,他们生上两三个孩子,在发达国家是人家求之不得的,社会当然要慷慨解囊鼓励了。

  这种对国外真实情况视而不见的论调,算什么经济理性?难道不是福利国家创造了更高的人均GDP、更高的人均寿命、更低的婴儿死亡率、更大的社会流动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福利国家不是我们的榜样,那什么国家才是我们的榜样? 摘自《东方早报》
 


 

中国软实力还需更多内在修炼


  软实力的提升不是一个通过外在包装就可以赢得追随的工程,软实力的铸造应该更多地依靠自身内在的积累和修炼

  最近,美国智库发表了一份中国软实力的报告,以姚明、《卧虎藏龙》、在华的外国留学生增长和北京共识等为例,对中国的“软实力”评头论足。

  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

  “软实力”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一书中提出,他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软实力则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的感召力、政治动员的能力、运作国际组织的能力等。

  2006年春夏之交,笔者曾在上海接待奈本人,从他的解释中,也的确感受到软实力的重要性。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强弱,不在于船坚炮利,而取决于其政治制度、社会价值、精神面貌及其国际吸引力。

  中国应大方展示软实力

  中国本身蕴藏的丰富传统文化资源,就是一种软实力。

  两千多年前,秦国丞相李斯就说“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他认为秦国之所以是强国,关键在于秦有强大的“软实力”:宽松的社会环境,能够从各国招贤纳士,推动商贸,建立了有利于发展的良好环境,秦国国力快速壮大,一举统一六国。

  近代以来,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之所以下降,并非软实力的下降,而是国家硬实力的衰落。西方国家照样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照样掠夺中国的文物和字画,西方的汉学家们一刻也没有停止研究中国的步伐。对他们而言,中国的文化充满着无尽的玄妙和魅力。虽然他们极不愿意承认中国比他们先进,却总也不敢公开说中国没有文化,只能说“中国病了”,它犹如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必将震惊世界。”

  从前几年皮尤所做的全球民意调查报告来看,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并非想象得那么差,中国在许多国家的形象甚至高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国的疲弱是硬实力的疲弱,并非软实力的疲弱。只不过,没有硬实力作为支点,软实力难以挺直腰杆。最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在硬实力上落后,总不敢在处理对外事务中轻易展示自己软实力的信念和决心。无疑,铸造中国软实力,需要挺直腰杆大大方方地展示自己的软实力。

  铸造软实力不能只靠公关

  当然,软实力的提升不是一个靠公关能自动实现的过程,更不是一个通过包装就可以赢得追随的工程。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先要修身养性后才能齐家治国,而对于国家来说,似乎也需先进行自身内在的积累和修炼,实现软实力的铸造之后再来“平天下”。

  中国的软实力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取决于中国的制度、精神、社会、生活以及人、国家、社会等众多方面所形成的榜样和模板。2008年春汶川抗震救灾时,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确立了“以人为本”和“生命至上”的社会价值。有评论说得好,当国旗缓缓降落的时候,人的尊严在冉冉升起。可见,铸造软实力的过程,并非是一个对他国主动公关的过程,而是一个让自己更加美好的过程。只要中国自身站在了时代的前列,中国的软实力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

  铸造软实力更不是对其他国家和社会形成威胁。软实力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尊重和认同,丝毫不会有任何外在的强制,是一个自觉自愿的心理过程。 摘自《 国际先驱导报》
 


 

中国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速


  “国务院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地方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2008年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成果,并提出2009年“加快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国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进程开始提速。

  新形势下改革刻不容缓

  在过去的一年里,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任务已告阶段性完成。目前,全国范围的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已进入最后审批和实施阶段。截至2009年2月23日,已有27个省区市上报了省级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其中上海、陕西等21个省区市的方案已获中央批准,正在组织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机构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探索地改革了五次。五次改革,适应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需要。“但成效还不是很显著,存在的问题还比较多。”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他指出,地方部门设置不合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民众办事难;行政审批手续繁杂,办事效率低;行政运行成本高,政府自身费用过多;权力滥用,以权谋私等等,这些是地方政府被民众诟病最多之处,也是衡量机构改革成效的关键所在。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分散管理的行政机关不仅增加了改革的成本,而且扭曲了改革的方向。以能源为例,在拆分能源企业之后,能源生产的上下游环节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能源的节约利用政策迟迟无法落到实处。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马凯表示:深化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是新形势下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必然要求。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凸显亮点

  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思路清晰,四大亮点凸显。

  亮点一:鼓励地方因地制宜

  《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鼓励地方结合实际改革创新”。依据中央精神,这次改革既坚持原则性,又强调灵活性,为地方因地制宜改革预留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近日,北京市正式启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有一个特点,以民生和民意做导向,没有完全对接中央的大部制改革,而是根据自身特点裁撤并设立了有关机构。

  亮点二: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

  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此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并要求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进一步下放管理权限,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行政许可。突出强调地方政府要更好地履行职责,增强地方提供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能力。

  湖南省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致力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2008年以来,共取消行政审批项目169项,精简幅度达23%;同时取消和停止征收6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收费10多亿元,惠及企业和群众。

  亮点三:“责任”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以襄汾溃坝事故和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为标志,“行政问责风暴”在2008年显现出鲜明的特色,问责范围之广、问责级别之高为近年来所罕见。与此同时,人们已不满足于单一的“风暴”,进而关注行政问责的制度建设。建设责任政府成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

  “给你配权、配人、配钱,权力与实现目标之间,就必须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中编办副主任吴知论表示,政府的权力范围和手段,要求政府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只有突出了责任,才能厘清权力的范围。改革将积极探索强化责任的途径及方法,推进政务公开、绩效考核、行政问责。

  亮点四:以大部制改革为方向

  推进大部制改革是此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据专家介绍,此次地方政府探索“大部制”改革,将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人力资源、文化领域、食品药品等七个方面加强统筹协调,这与国务院机构改革并不完全一致。

  重庆加大整合力度,将原有的市农办、市农业局、市农机局、市农综办4个部门资源整合,成立新的市农委,减少了16个处室,50多名人员,在2008年全市执政为民考核中,综合排名第六,充分显示了大部门的优势。

  各地还对议事协调机构、部门管理机构、自定行政机构和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进行了清理规范。据统计,改革后全国各省区市共减少副厅级以上机构80多个。

  今年启动市县级政府机构改革

  中编办主任王东明表示,2009年上半年将重点抓好省级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组织实施,把制定和完善省级政府部门“三定”规定作为实施省级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中心环节,通过“三定”工作,把改革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突出强化部门责任,着力理顺职责关系。

  从时间进程看,到2009年年中,省级政府机构改革应当基本完成,并同时启动市县级政府机构改革、提出改革的要求以及预案。

  按照中央部署,今后5年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到202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单兵突进,也不能期待毕其功于一役。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也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解决。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全球化与文明对话


  2001年,是联合国提出的文明对话年,那年冬天,我有幸聆听了美国哈佛大学知名学者、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在南方的一所大学所作的“全球化与文明对话”的演讲。从近两年世界上所发生的战争、矛盾与冲突来看,杜维明教授当时的精彩演讲不乏真知灼见。近年来,“全球化”是继“西方化”、“现代化”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概念,那么,全球化与西方化、现代化有什么不同?它又延伸了哪些新的含义?关于“西方化”和“现代化”两个概念,杜教授指出,西方化就是全盘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认为西方文化具有普遍意义。而现代化则是指各个不同的国家可以走不同的道路,在不同的时间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目标是相同的,但道路可以不同,因为各国的历史、文化等国情不同。从西化到现代化,是从地域观到时间观的变化。所谓、现代性是指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的尊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的科学技术要学,但不一定要做基督徒。计划经济要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但世界上有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但是有不同的民主政治,如法国的民主政治、德国的民主政治、日本的民主政治和台湾的民主政治皆有所不同。所以,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关于“现代化”与“全球化”,两者不同的地方表现在:现代化是趋同,各国走不同的道路,但趋向共同的现代性特征,差异性减少。全球化除了有世界各地逐渐趋同倾向外,还有一个不同族群各自的认同意识加强的倾向。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同时也导致了地方化和本土化。也就是说,全球化与地方化同时存在,不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来选择。不能强调全球化,反对地方化;也不能只讲地方化不讲全球化。二者的关系不是非此击彼,而是即此即彼。从目前来看,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但另一方面,语言、性别、族群等认同意识都在加强。例如,族群意识的增强使得联合国要压制主权运动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族群问题不解决,美国会导致分离。同时,地方语言的认同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新加坡中文的《联合早报》在世界媒体中影响最大,中文不会因为英文的强大而消失。由此可看出,文化根源性的东西不能用行政命令和文化霸权去压制。在全球化过程中,地方化、族群意识的增强将始终伴随其中,反全球化的社会现象也会频繁出现,这些矛盾和冲突会时时影响人类的和平,人类社会的战争不会因为全球化而减少。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认为,当今世界已没有意识形态的对立,只有美国这条路是人类文明唯一要走的发展道路。亨廷顿不同意这种观点,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他指出,世界上还有许多文明并不接受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如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原教旨主义、暴力恐怖主义为特点,儒家文明则代表权威主义。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有一部分人仍然是一种冷战心态,敌我分明。他们要不断树立敌人,激励斗志,以调动美国人的积极性。杜维明教授指出,实际上,当代世界是一个各种族、各民族融合的时代。例如,德国以前种族主义很严重,如今已有所改变,外国人只要在德国服务一定的年限,也可以加入德国国籍。如今,德国已有不少土耳其人加入德国国籍。法国、意大利、丹麦都是如此。美国更是一个移民社会,多元文化和多元种族并存已是事实。因此,不论你军事多大、文化多大,都不能产生霸权,一定要是各种文化的和平共处。杜维明教授指出,“9.11”事件以后,“全球化和文明对话”这个问题就显的更为重要。布什上任美国总统,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采取美国单项主义立场,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对异文化缺乏了解,傲慢、无知,从世界和平来看,这种状况十分令人担忧。9.11事件以后,阿拉伯世界反美情绪高涨,一些近年来受美国欺凌的发展中国家有泄恨之快感,美国人应对此作出反思。杜教授的这种观点和担忧似乎言中了美国未经联合国同意的情况下出兵伊拉克的战争行为,特别是美国士兵在伊拉克本土上经常做出一些伤害伊拉克人民民族感情的事情,这恰恰是对伊拉克民族文化无知、傲慢的表现。

  如何处理宗教、族群、语言、民族、性别等问题,这需要社会的知识精英及每一个人都要跳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果不跳出将是很危险的。也就是说,和平文化的出现一定要对话,去了解异文明和异文化。杜维明教授认为,9.11事件显示的不是国防安全的问题,而是人生安全的问题。美国虽然国防保护措施很好,但美国人的安全感并不高。用军事武力、情报只是维护安全的一部分,但要化解危险,还要用文化。在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不是完全以军事、情报来维护国家的安全,而是以文化、文明去对话和化解矛盾。对话的唯一目的是相互了解和自我反思。什么叫对话?首先就是要容忍,容许对方的存在,容忍是对话的前提。其次,要相互尊重。第三,就是由相互尊重进入到相互参照。第四,由相互参照再进入到相互学习。美国应尽快从教导文明转到学习文明,美国以前是很好的学习文明,要发展这种学习文明。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民间社会的包容、开放、对外来文化的容忍力是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尽管它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仍未衰落的原因之一。新加坡以儒家文明的方法解决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矛盾,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化解印尼的敌对情绪;又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帮助印尼发展经济,一些宗族矛盾和冲突与适迎刃而解。

  中华民族的再生和中国的崛起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新的世纪里,中华民族的再生会不会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威胁?近些年来,国际上流行一种“中国威胁论”。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再生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报复,向那些欺辱过自己的国家实行报复。二是夺权,向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国家夺权。杜维明教授认为,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难道中国知识精英只存在着这两种情绪?中国的发展可以不成为别人的威胁,不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儒教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中国人文明对话的两个基本原则。对于全球化,中国人会出做出自己理性的反应。费孝通先生90年代初指出,任何一个文明都应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中国人关于文明对话的精辟概括。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我们时代的启蒙


  对启蒙的理解与反思

  什么是启蒙?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伽达默尔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一书中对18 世纪以及20世纪的启蒙都进行了批评。他认为18世纪的启蒙主要还仅限于自然的科学化、理性化,表现为方法优先的异化。但是,随着20 世纪50年代以来启蒙运动向人的生活领域的扩展,启蒙主要表现为人的生活实践的科学化、理性化和技术统治的异化。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必须对20 世纪的启蒙乃至启蒙本身进行启蒙与反思:(1)对技术的信任与滥用,使技术合理化已达到了极限,导致了“生态危机”,若从技术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来看,则这一切同时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 ,亦即我们人类还不够真正成熟的标志。如若我们继续遵循这样的道路,技术的过度发展,那么“在可预见到的未来,这会导致地球生命的毁灭”。(2)科学本身也告诉我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具备的可能性是有界限的。如果世界按现状继续发展,这个世界就会完蛋。”(3)必须建构新的启蒙,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别无出路而只有进行新的启蒙才能把我们人类从这种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摆脱“灭顶之灾”。因为按照康德启蒙的一个基本含义,“启蒙”就是使“人从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走出来的过道” ,因此借助于它,我们人类能超越自身的不成熟而臻于真正的成熟。

  第二次启蒙:生态启蒙

  贝克说:“在人类已经进入核技术时代、基因技术时代或化学技术时代的今天,所有的风险和危机都不仅仅有一个自然爆发的过程,而且还有一个在极大范围内造成惶恐和震颤从而使早已具体存在的混乱无序之状态日益显现的社会爆发的过程。”针对焦头烂额的处境,贝克还是充满信心提出必须对18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启蒙进行批判,倡导第二次启蒙,即生态启蒙。生态启蒙包含以下内蕴:1、我们所处的世界是风险世界,这个世界迫使我们去认识和理解并继而驾驭风险、危险和灾难,风险文明是我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风险文明开启了一个学习过程:“环境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由此衍生的全球治理浮出海平面,逐渐成为共识。2、生态启蒙尊重不同地区和区域的生态多样性和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生态文化和传统,提倡在多样性中生活。3、生态启蒙对奉为圭臬的科学与技术的神话进行批判的反思,把握和厘定科学与技术的使用范围和界限。

  生态启蒙提倡新的文明观

  生态启蒙希望人们从新的独断论和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中走出来,它要破碎以下梦幻:

  1、破碎“自然界是无限”的梦幻。自然界是有限的,自然界所蕴藏的资源是有限的,土地、森林、植被、水资源、海洋是有限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和人类生存攸关的资源是有限的。无论是已探明的资源,还是未曾探明的资源,对于地球近70亿人的持续的索取,自然界是捉襟见肘的。因此,人向自然的索取应该是有限的。过度工业化导致地球不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的日渐短缺。“在过去一个世纪,人类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占世界人口15%的发达工业国家,消耗了世界56%的石油和60%以上的天然气、50%以上的主要矿产资源。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的膨胀,资源和能源的争夺将愈演愈烈,爆发‘能源战争’和‘资源战争’的危险越来越严重。”

  2、破碎“科学是万能的”的神话。贝克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孕育了科学。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是一位‘错误女神’,因为只有从无数次试验和实验、无数次推翻和重复、无数次失误和错误中才能孕育并诞生出科学。可是在核技术时代、化学技术时代和基因技术时代的今天,在面临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最糟糕的事故和灾难时,在面临足以让人类社会所赖以生存的整个地球都毁于一旦的巨大风险和威胁时,却绝对不能出现一丁点错误,绝对不能视人类生存与毁灭为儿戏而侥幸一试。因此,科学这一‘错误女神’在不能试验、不能重复、不能出现教条教义来充当工业社会之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卫道士和守护神。” 科学技术和技术经济的飞速发展也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其积极作用是极大地造福整个人类社会,让人们尽情地享受现代文明的种种优越生活,其负面影响是终究有一天可能会由此而毁灭整个人类社会。

  3、破碎“专家是万能”的神话。我们生活在一个问题丛生交叉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忙碌困惑的时代,我们生活在疾病频扰变幻的时代,我们生活在环境恶化、身心疲惫的时代,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咨询,于是有形形色色的专家在各种媒体上,频频亮相,解疑释惑,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忙得不亦乐乎。有很多所谓的“专家”面对如饥似渴的大众,对人们的问题进行了“随意”的快餐式的解读,这种解读看起来很“解渴”,但是贻害无穷。很多专家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和知识领域,往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问题单一化,形成马尔库塞所批评的“单面人”。专家的粉墨登场,电视媒体的包装炒做,足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健全的理智和判断力,人们开始迷信专家,一旦遇到问题,人们不是去动脑筋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而是咨询专家,把专家的意见作为行动的圭臬。专家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模式成为大众的行为的指南。面对生态风险、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人们往往在专家的“指导”下限于问题的枝枝节节,人们的理智往往淹没在不同知识主张的“专家”的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中,根据专家的个人魅力和亲和程度去判断问题的是非曲折,而不去整体思考和反思这些问题的由来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因而对于问题的解决很难提出总体性、根本的方案。在全社会呼唤生态文明的时代,它迫切需要人们走出“迷信专家”的怪圈,恢复健全的理智和判断力,投入到建设生态文明的洪流之中。 摘自《学习时报》
 


 

“国学热”与文明传承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继讲授《玄奘西游记》后,春节期间又在《百家讲坛》主讲《解读三字经》,同样赢得一片赞誉。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如何看待正在兴起的国学热”时,钱教授说:一不存在所谓“国学热”,二没必要出现国学热,三是从所谓“国学热”里看到某些中国人的狂傲和盲目自负。

  要想乐观地判定“国学热”的存在,起码应该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国学”,免得唱错赞歌,表错情。记得就在前两年,面对“国学大师”的廉价桂冠,季羡林先生曾不无惶恐地声明自己不是什么“国学大师”。我认为那不是季先生的谦虚,而是他老人家的诚实。因为他懂得,所谓国学,乃是“义理之学、辞章之学、考据之学”。而自己所长,并非如此。依季先生的人品和文品,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耐人寻味的是判定产生“国学热”的心理基础。用钱先生的话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的发展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有些国人自信满满,自信一满就觉得不用向西方学习了,21世纪果然就成了中国的世纪。这确实不免有些夜郎自大。他们欣欣然真的要当一回“二十一世纪的领跑者”了。

  小平同志教导我们:“不当头”,“不争论”,“韬光养晦”,“发展自己”。被人看好,当然高兴。但我以为我们没有必要小富即安、小富称大。不管别人怎样恭维我们,我们还是应该知道自己的斤两,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扮演的角色。既要勇敢承担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又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至于说到文明的传承,从某种意义上也不妨说是“国学”的传承吧。我看还是多做点实事,少说空话比较好。这个廓大无边的话题,其中包含了文化的传承,又显然不局限于此。学术层面大的讨论,现代以降至少有过三次。先有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极端主张,后有体用之辩的两极分化,到了“轰轰烈烈”大革文化之命的当口,便只剩下“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时至今日,留在新新青年脑中的,除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两条高度凝练的政治原则以外,恐怕真正得以有效传承的文明已经不多了。至于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古为今用”用什么,“洋为中用”怎么用,向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来没有似乎也不太可能取得“高度共识”。品三国的,讲论语的,论前清的,虽然是以快餐文化的形式在电视上呈现,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对文化的曲解和误读”。而我以为易中天、于丹、阎崇年、钱文忠诸位先生起码在以一己之力、一孔之见解读传统文化,做着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比那些大而无当的空头议论不知要强多少倍。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不能不尊重他们的劳动。更不能以“原则”代替具体“研究”。让学术文化的贫瘠、学术风气的浮躁,反衬出文明传承的表面化、快餐化、泡沫化、标题化、运动化。“国学”的热与不热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多一些钱文忠先生那样的清醒者、实干家。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论语》的23处不足(三)


  接上期

  16、缺乏发展智力的思想方法:《论语》通篇只反复强调“求知”,而很少强调或介绍“求能”发展智力的思想方法(仅一处说了“学而不思则罔”是很不够的,没有改变学习的目的是求知的总论调。正确的教育思想是,求知是发展智力增长能力是手段,而发展智力增长能力是主要目的,增长知识是次要目的)。孔子因材施教的方式和方法是扬长避短,而不是发展和张扬个性,也不是以充分发展智力和培养能力为核心。在教学过程中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才是促进智力发展的好方式,但是,孔子却认为只有君子才能“不器”。这就有忽略“小人”的智力和能力全面发展的嫌疑。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然相对注重求知而不注重智力和能力的发展(招生时仍然实行最能导致“高分低能”的“一场笔试定终身”的计划招生制度)。要废除不合理的招生制度和不科学的教育方式,有必要从披露《论语》中教育思想的不足开始。

  17、营养保健观和节俭观不强:儒家学说可以说是心理净化术,是用来净化心灵的。但是,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的。《论语》之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语句(大意是,食粮不怕精,鱼肉之靡不怕细),比起“德、智、体、心理”全面发展来,至少略逊一筹。从营养学看也是不科学的(现代营养学认为,食物不是越精越好,人类也应顾忌食物太精)。把肢体的完整定为对父母的孝,则是以不恰当的方式感恩父母的赐予,与营养保健完全是两码事(许多肢体健全的人有内科病就是证明),且与“以人民利益为重,献身使命”的价值观严重冲突。确保肢体的完整不能算是完整的保健,只为对父母的孝而确保肢体的完整性更是如此。本论点的根据如下:

  《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大意:曾子病危,把本门弟子叫到身边说:你们看看我的手,再看看我的脚,有没有损伤之处,《诗经》中说:‘战战兢兢,就像站在深渊的边缘和踩在薄冰之上。’可以说从今以后我的身体就免于毁伤了,弟子门!)(评论:将皮肤和肢体的完整看成是对父母的孝敬就已经不对了。战战兢兢小心地防止皮肤和肢体受损,还能做什么大事呢?)

  本论点的根据还有:对季氏不够资格而搞“八俏舞于庭”,孔子只反感其不合礼,而不反感铺张浪费。孔子从来没有教导弟子和人民注意锻炼身体。

  18、孔子倡导的“仁”实际上有多重标准:孔子说,克制自己恢复周朝的礼制就是仁。而周朝的礼制是为维护“三纲”服务的,即为维护已经有的等级和层次服务的。“尊守礼制为仁”就意味着统治阶级役使人民只要不过火就是仁,劳动人民甘心被剥夺应有的平等、自由、民主等权利而安分守己也是仁(劳动人民对被压迫的反抗就是不仁了)。这样,人有几个等级,仁就有几重标准。《八佾篇》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对民只礼不忠,而民对君要绝对的忠。君对民不忠也是符合礼和仁的。而民对君不忠就是不仁。君主铺张得在家中舞八俏也是“合礼”的,是仁义的,而民这样肯定是“无礼”且不仁(《八佾篇》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像季氏样的贵族就“不可忍”,平民这样就更不能容忍了。但君主这样做可以容忍)。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把这种行为标准的多重性刻画得入木三分。如果涉及政令的制订和实施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礼制中就有遵守和维护它的对应条款,不遵守它就是“非礼”。如果“不可使知之”的“民”要求“知之”, 就是“非礼而言,非礼而动”,那就是“不仁”了,而坚持让民“不知”的“仕”反而做到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做到了“仁义”。我们再来看“克己”,只要“克己”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和恢复周朝的礼制,那么“克己”就是有多重标准的。劳动人民需要克制的是自己的人身、财产、平等、自由、知情和民主等权利被剥夺的痛苦,而领导集团则是要克制自己不要对人民的平等、自由、知情和民主等权利剥夺得过火。当然,仁的多重标准之间是有交叠的。就是说它们之间也有共同的地方。多重标准有共同之处正是第18处不足非常隐隐蔽的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难以看清孔子倡导仁和礼的实质目的)。

  19、没有明确地定义“仁”的内涵:“仁”是什么?为什么要“仁”?(仁的深层目的是什么?)怎样做到“仁”?这是三个逻辑连贯的问题,其中“仁是什么”的问题最关键。不知道仁是什么,就不知道为什么要仁,也就不知道实施仁的方法。这样,以仁为核心的理论就难以宣贯和应用。可见,不定义仁的内涵,就与《皇帝的新衣》这则外国寓言中的情形类似。幸亏《论语》从一些侧面不完整地谈论了“仁”的抽象内涵。否则,儒家学说就很难成为“实”的理论,而是无本之木,或者影子理论。孔门弟子多次问到“这么做是仁吗?”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仁的确切定义。如果有仁的确切定义,孔子的弟子及其他人就可以对号入座地自己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是“仁”而不必反复问那种问题了。孟子推出“道”这个概念,也犯有同样的错误。

  20、没有明确“仁”的目的:这也是受“仁是什么”没有被明确牵连的问题。在别的地方,我们才可以隐隐约约的归纳出“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大同’”的结论。但是,在《论语》中看不出这层意思。这显然影响了《论语》对儒学的代表性。大家将《论语》作为儒学的代表作,且对《论语》性有独钟,是一种谁也改变不了的现实。在没有在别处找到仁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大同”这个结论之前,《论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相冲突。只有找到实现“大同”这个仁之最终目的之后,才能使这两种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理论达到统一(中国人也需要这种统一。不然的话,就要在相信儒学和相信马克思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当然我们可以择其可用的地方信之。这里所说的选择是指信仰的选择)。所以,《论语》中没有明确指出“仁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和“仁要达到什么具体目的”,影响了它的号召力,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21、方法论和技术性的欠缺:现在的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可以分为“目标性规范”和“方法性规范”两类。例如,产品标准属于前者,而检验方法标准属于后者。《论语》的行为规范是以“目标性规范”为主的。例如“三纲”和“五常”都是对人应该达到的状态的规定性。在技术上如何维系“三纲”和如何做到“五常”则没有提供(规定)足够的具体方法。如果说用“五常”来维系“三纲”,反过来又用遵守“三纲”的方法达到“五常”,就是一种“逻辑循环”怪圈,而不是真正的、有实效的技术性方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人,己欲立而立人”、“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等才是真正的技术性方法。可惜,在《论语》中,类似的内容太少、太不完整了。说得具体一点儿,“君为臣纲”是指要达到保持君主和臣民的等级差异。而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臣民服从君主,并建立系列礼来确保这种“服从”(当然还有“忍、恕、忠、信、孝、悌”等抽象方法)。由此例可见“三纲”中包含方法性规范,基本上是读者领悟出来的,且抽象而不具体,较少是由《论语》直接陈述的。

  22、儒家规范具有较鲜明的阶级性:总的来说,儒家倡导的行为规范是(特别是《论语》中记述的规范)“封建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至少它是最容易被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教化和奴役劳动人民的。这也是封建统治者为什么“独尊儒术”的原因。认为“五常”是为维系“三纲”服务的,就是认为儒学具有阶级性。本论点与第18条论点强相关。可以说,第18个论点是本论点的必然结果。一般的学术成果是没有阶级性的。一种理论的阶级性源于其观点的倾向性和论证(建立)它的目的性。所以,尽管儒学在整体上具有阶级性,但其内容也可以为其服务的阶级的对立面所利用。如果能剥掉儒学的阶级性,这一点就更加突出了。

  23、对待唯心观和唯物观,立场暧昧:“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将这种暧昧立场表现得淋漓尽致。有资料认为,孔子基本上唯心的。“生而知之”观点就属于唯心论的先验论。宿命论和天命观也是唯心论。这类证据在介绍第1个论点时已经列出,在此就不重复了。下面的材料又可以表明孔子不相信鬼神的,是唯物论者。

  《雍也篇》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樊迟问怎样才是智。孔子说:“专心致力于倡导人民应该遵从的仁义道德,尊敬鬼神,但不能沉迷于向鬼神乞福,就可以说是智了。”)

  《先进篇》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路问怎样事奉鬼神。孔子回答道:“未能把人事奉好,怎能事奉好鬼呢?”我斗胆问一句,死是怎么回事?孔子答道:“人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清楚,怎么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呢?”)

  《述而篇》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变乱和鬼神一类的事。)

  《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大意:孔子站在河岸上说:时光就像流水一样流逝啊!不分白天和黑夜。)(注:这是唯物辩证的观点)

  《为政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注:这是唯物辩证的观点)

  孔子倡导人们修身养性、遵守礼节,出发点是相信这样做能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和个人效果。这就是相信“有因必有果”,什么样的“因”决定什么样的“果”。相信事物的发展遵守必然规律,是唯物主义观念。最令人遗憾的是,孔子及其弟子们没有表达:根据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在客观上,仁有好结果,好的德行有好报的唯物观。“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这句话所包含的基本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说《论语》有了这么多的不足就“一无是处”了,而是,儒家学说的思想光芒仍然耀眼。尽管《论语》中有这么多的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只要作一个很巧妙的处理,就可以消除其主要缺陷,而只剩下细枝末节的问题了。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