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sponse.Buffer = True Response.ExpiresAbsolute = Now() - 1 Response.Expires = 0 Response.CacheControl = "no-cache" Response.AddHeader "Pragma", "No-Cache" %>
           
 

中国更需消费振兴

多年高增长突然刹车,继4万亿投资以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下称“振兴计划”)是中央政府祭出的又一剂猛药。振兴计划能否真正成为……

怎样才算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调查显示,真正达到健康标准的人群只占5%,约20%的人是需要诊治的病人,其余75%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那么,究竟怎样……
  编者按:
    为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高举邓小平理论和实践三个代表,使广大党员能够及时了解党中央及国内外时事政治、经济贸易、文化观念、台湾问题及世界500强企业介绍等,开阔视野,了解信息,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始终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向广大党员推出《中智先锋文摘》,目的就是进一步满足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需要。尽管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工作在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我们仍将继续完善党建管理体制,不断探索党建管理的模式和思路,不辜负广大党员的期望,继续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面。《中智先锋文摘》创刊后,希望得到广大党员的建议和指正,使《中智先锋文摘》真正办成适应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期刊。感谢您的参与、阅读和建议!
 
科学发展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思想
发展观是人们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
科学发展观昭示人类发展的新途径
“两个务必”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必备的价值取向
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正确方向
从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说开去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宝贵经验
以良好的党风政风服务于大局
用制度保障党风廉政建设
常学党纪好处多
完善党性分析制度
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
党员干部的党性与党性修养(一)
密切党群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
“新三观”是做人之本,做事之魂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忠诚 感情 责任
淡泊名利 奋发有为
中国绝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
“凭什么要我们照搬西方那一套?!”
毛泽东的入党时间:1920年
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政策有哪些?
在扩大开放中应对经济危机
积极应对通缩的负面影响
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国须合纵连横
信心和力量从哪里来
向改革要动力
中国更需消费振兴
多年高增长突然刹车,继4万亿投资以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下称“振兴计划”)是中央政府祭出的又一剂猛药。振兴计划能否真正成为……
提高公共产品的社会和经济效应
共同治理,而非贸易保护
解读中国数据何以分歧巨大
日本经济转型的启示
共谋发展的机会
以开放心态推动复苏
中国有什么理念能改变世界
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有多远?
中国传统社会是市场经济社会吗
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正在到来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种社会病
“不怕得罪人”是一道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呼唤“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
儒家“乐教”思想及其启示
《论语》的23处不足(二)
道德补课更需要
让严格作标准
常怀敬畏之心
这个世界是谁的
布里丹毛驴效应
不要放大痛苦
人往低处走
怎样才算健康
 
 

科学发展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思想


  今天,我们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必须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作为21世纪中华民族实现可持续复兴的思想纲领。

  科学发展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作为民族复兴的战略思想,本质上在于它从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揭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意义和战略价值。

  1、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民族复兴的战略意义。

  发展观是人们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等,集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民族复兴的战略层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最根本的在于看它“发展”的核心和终极目的是什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仅鲜明地亮出了发展的旗帜、纲领,而且体现并渗透于发展的战略选择、战略部署以及发展的方式、体制与机制等具体的路径和要求上。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注意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去审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注重经济社会发展中人的发展的意义,注重改革、发展与民族复兴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首先,它突出表现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价值向度,在肯定人的工具性、手段性,积极发挥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强调一切以人为出发点、落脚点,把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这就突出了人的第一性、主体性和主动性、能动性,恢复了发展的本真和意义。这样,发展不应仅仅是追求经济增长,不能是为发展而发展,更不能以官员“功业”、“政绩”、“形象”为转移,发展必须是为了人,为了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

  2、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战略价值。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向度不仅凸显为了人民利益的功利尺度,而且倡导道义尺度,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它还包括政治、文化、人的素质等内容;经济并非社会的全部内容,理想的社会不仅应该是高效率、高效用的,而且还应该符合正义、公平等道德、道义原则。为此,在发展过程中主张既讲功利、功用、效益,同时还讲道德、道义,遵循道德、道义原则,使发展既符合功利要求,又符合道义上的要求,用道德、道义尺度衡量和评判发展,使发展成为合理的、好的发展,以避免和克服人的精神价值失落以及人际关系疏远等“以物为本”的发展的负面效应。

  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主张发展是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发展,不以经济发展代替其他方面的发展,特别是不以经济的发展代替人的精神、道德价值追求;主张发展是当代人与后代人发展的统一,不因当代人的发展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不因追求当代人的“利”而放弃对后代人发展的道义责任;还主张发展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发展,不是少数人的发展,不能以少数人的发展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发展。

  可见,以人为本的发展既主张功利、效用尺度,用功利、效用、利益调动人的积极性,增加中、高收入阶层的比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又主张道义标准、导向,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让社会弱势群体也能从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受益,并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可以说,广大人民利益的实现与发展之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过程。

  科学发展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

  科学发展观作为引导中华民族在融入全球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路径选择,其核心思想是:在对当今全球形势与发展趋势作科学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通过和平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世界和谐的发展战略。

  1、发展战略路径选择的原则。

  中国“和平发展”战略路径选择有五大原则:第一,中国和平发展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同时又用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发展,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储备,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往来。第四,中国的发展需要很长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别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发展了、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2、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

  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不仅为中国赢得民族繁荣富强的世界形象奠定基础,而且正在体现出有利于互利共赢、世界和谐格局的形成。中国在这样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下谋求民族复兴,自然要处理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抓住机遇谋求自身的发展,离不开给其他国家提供机遇,给了其他国家发展的机遇,中国的发展机遇就更多更好。所以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等中国都要大力推进,从而使中国获益,亚洲获益,最终世界获益。

  中国的和平发展、民族复兴对于欧洲意味着什么?我们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民族复兴将为欧洲以及中欧关系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首先,在发展的问题上,欧洲和中国一样,都处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欧洲和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付出过沉重的血的代价,因而更加深知和平的珍贵。欧洲正在走向联合和统一,欧盟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雄厚的国家联合体。中国希望,和平发展的统一的新欧洲,特别是欧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次,在国际战略观上,欧洲与中国有许多共同点。欧洲与中国都希望营造一个和平发展、互信互利、造福人类的国际环境。我们都赞成多边主义,主张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要求维护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法治的精神改革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不合理成分,以长远的眼光推进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其三,是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中欧之间的互利合作。我们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中欧合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这些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欧盟国家对华投资也不断扩大,中欧贸易发展迅速,中欧经济的互补性与合作的潜力已成为双边关系最重要的纽带和基石。

  中欧之间发展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无论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民族复兴,还是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我们认为,在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不仅不会发生冲突,而且将交相辉映,共同放射出灿烂的光芒。同样,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建设和谐世界的努力,正在得到世界各国的响应和支持。因为世界将从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建设中获益。

  科学发展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要求

  要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转化为21世纪中华民族可持续复兴的伟大实践,就要善于将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转化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和实践要求。尤其是以下三个“统筹”的任务和要求更为迫切。

  1、切实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与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统筹兼顾。

  在目前二元社会的条件下,城乡之间既不平等,同时也相当程度地处于相互割裂与对立状态之中。一方面,城市居民拥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经济发展条件和社会福利待遇;另一方面,农民生存发展状况令人担忧。全国13亿人口,62%在农村,全国有近3000万贫困人口,基本上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还有6000万人刚刚过了温饱线。近年来,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不仅如此,农民在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也都与城市有着较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2、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不可能采用区域平衡的方式发展。现在,梯度开发的绝对战略优势已经大大弱化,因此,我们必须在社会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和目标。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就是要从全局和大局出发,进一步树立和巩固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按照邓小平“两个大局”的设想,在东、中、西部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

  3、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

  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发展中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这就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和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总体上,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就是要变革传统的发展观念,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就是要坚持遵循经济规律、遵循社会规律和遵循自然规律的统一,坚持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的统一,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统筹协调的过程,实际上是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过程,也是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要求在统筹协调中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在统筹协调中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和任务。

  科学发展观作为民族复兴的思想纲领,引导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思想,也只有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才能成为吸引千百万民众参与的、推动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实践。因此,要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促进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最根本的就是要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

  科学发展观作为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纲领,作为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可持续复兴的重大战略思想,在转化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逐渐地获得了体制与机制的支撑,而且正在凝聚成一种令世界瞩目的发展的新范式、新模式,该发展范式(或模式)也可以说是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 摘自《北京日报》
 


 

科学发展观昭示人类发展的新途径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是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央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需要我们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深化已有的理论认识,再用以正确地指导实践,使科学发展观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在引领全党全国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历史进程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科学发展观赋予发展以新的时代内涵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概括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与新的时代特点和当前国情相结合,赋予发展以新的时代内涵。总的说来,就是发展目的更鲜明: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强调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发展思路更清晰: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发展内涵更丰富: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的发展;是更加注重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减少污染的发展;是更加注重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是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发展方略更完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建设和谐世界。发展要求更具时代性: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工作重点

  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有什么样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工作追求和施政举措。从根本上来说,政绩必须体现为发展,最终要为人民造福。要引导党员领导干部追求科学发展的业绩,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基础的事,多干管长远的事。

  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建立新的政绩考核和评价体系。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加大节能减排、科技进步、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等指标的权重。坚持用全面的观点看政绩,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促使广大干部以更加执着的奋斗精神、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不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着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要加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按照发展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要求,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注重统筹兼顾,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改革开放已经从个别突破发展到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发展的关联性、综合性、配套性显著增强。统筹兼顾就是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兼顾各方,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千头万绪,必须把握工作重点。一是要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最大的政治,把改善民生状况作为最大的政绩,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成为不断为民造福的过程。二是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三是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要高度关注社会稳定问题。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科学发展观在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普遍的真理性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发展是又好又快发展,它不但关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更注重发展质量的提升;不但关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涌流,更注重社会利益的分配和调整;不但关注经济实力的增长,更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各方面的均衡发展;不但关注开发和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更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不但关注群众基本需求的满足,更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蕴涵着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属性,体现着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追求。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与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相统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社会全面发展相统一,坚持人的发展与尊重自然相统一。它所贯穿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创新精神、务实精神,所倡导的统筹原则、协调原则、效益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在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普遍的真理性,昭示了人类发展的新途径,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和重要启示,标志着人类一种崭新发展模式的创立。 摘自《南方日报》
 


 

“两个务必”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必备的价值取向


  践行科学发展观,是实践主体自觉的理性行为,不仅有认知方面的要求,不仅需要知识和智慧,而且内涵着如何促成科学发展的价值信念。这种价值信念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必须做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两个务必”是对中国共产党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要求。胡锦涛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期间,曾要求全党必须牢记“两个务必”,保持和发扬“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在十七届中纪委三次会议的讲话中他又强调,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如何加强党性修养?就是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坚持继承光荣传统和弘扬时代精神相统一,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坚持加强个人修养和接受教育监督相统一,努力成为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勤政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这实际上就为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价值取向的要求,标明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旨意领导全国人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因而它对于共产党人的认识和实践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性意义。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上升到价值观的层面,就能使我们的党员干部真正明确身居官位如何执掌权力、运用权力的问题,懂得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面临的任务仍然艰巨、历史责任依然重大的条件下如何身体力行“两个务必”。

  “两个务必”是“干干净净干成事”必需的思想约束

  “两个务必”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提供着理想信念和道德自律的支撑。胡锦涛同志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讲话中曾经这样要求共产党人:“我们要始终保持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自觉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诚心诚意接受人民监督,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兢兢业业、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在此,总书记把保持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作为兢兢业业、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的重要条件提了出来,凝结着我们党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和科学总结,是有深刻意蕴的。

  要做到兢兢业业、干干净净做事,就必须思想纯洁,这是一个大前提。而“两个务必”则是信念坚定、思想纯洁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两个务必”,才能保持政治清醒,做到手脚干净,两袖清风,自觉净化执政理念。越是取得了巨大成绩,越应谦虚谨慎;越是位高权重的时候,就越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自满自大,不自以为是。要做到思想纯洁、光明磊落,就必须遵纪守法,廉洁奉公,远离腐败,牢固树立起“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勤政务实,强化责任意识,兢兢业业地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

  坚持“两个务必”才能有心系民众、服务民众的情怀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一核心,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心系大众、服务大众的博大政治情怀。共产党人只有将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精神内化为一种内部驱动力,一种内心尺度,来支配自己的态度、信念和行为,才能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而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戴。

  今天,我们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前我党所面临的形势与当年从西柏坡到北京时的形势极为相似:巨大的胜利与巨大的考验并存,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党内出现了居功自傲、虚骄浮躁的风气,尤其需要居安思危,保持清醒和冷静;另一方面是严峻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以及改革发展中错综交织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更需要长时期的艰苦奋斗。所以,党的各级领导在带领人民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必须牢记“两个务必”。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权力本身具有二重性,既可以用来为民造福,也可以用来为己谋私;既可以造就人,也可以腐蚀人。只有牢记“两个务必”,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才能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否则,手中的权力就有可能蜕变为谋取个人或少数人利益的工具。其次,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切实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或缺的政治品格,只有将其付诸实践,由思想观念转变为实际行动,它的强大精神力量才会最终显现出来。也就是将“两个务必”的精神内化为实践主体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才能自觉净化执政理念,提高执政能力,为领导中国经济社会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提供可靠的思想保障和政治保障。 摘自《河北日报》
 


 

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正确方向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只有坚持正确的方向,才能有效发挥作用,保持生机和活力。

  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人大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也是明确载入我国宪法的。近代中国以来,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势力,围绕中国由谁领导,走什么道路,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提出了种种主张。历史对此作出了明确回答:中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和实践探索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没有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不复存在;没有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就无从谈起。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清醒,立场要坚定,旗帜要鲜明,绝不能有丝毫动摇。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中国是一个有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经济要发展,政治要稳定,文化要繁荣,社会要和谐,民族要团结,老百姓要过上好日子,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不行的。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讲得很明确也很透彻。他说:“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根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都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人大依法履职整个过程、落实到人大工作各个方面。要通过人大工作,确保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确保党组织推荐的人选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人大工作,无论是立法工作、监督工作,还是决定重大事项,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也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工作的根本保证。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健康发展。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从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说开去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1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以优良作风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准确理解胡总书记的讲话就必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高扬传统、阅读传统和做实传统。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区别与其他任何政党的、集中体现党性光辉的、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优良传统作风,是我党、我国各族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三大优良传统作风最好的诠释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先锋队组织的求真务实的学风,尊重群众的态度和在实践中不断成长的轨迹。

  (一)从理论联系实际解读“三观”

  理论联系实际实际上是领导干部学风问题,是领导干部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三观”的基础性条件。作为领导干部,树立什么样的学风是直接关系到“如何开展工作,能不能做好工作”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我们曾有过的“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伤痛使得我们的革命工作走了好多冤路、弯路和回头路。刘少奇同志在1948年12月14日《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指出:教条主义者是跛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经验主义者则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同志也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道:从党的历史看,什么时候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好,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否则,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也只有把这个问题处理好,才能避免和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和片面性,绝对化和左右摇摆。我党对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认识轨迹必然提醒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为顺利开展工作和做好工作作一下几方面功课:

  首先,真信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魅力才能赢得热爱,马克思主义一来到人间就显示了她独有的魅力,很快就受到了全世界被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欢迎,这种理论的力量足以让统治阶级手忙脚乱。像《共产党宣言》开篇所指出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共产党宣言》如是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赢得的。1921年建党之初我们就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我们的信仰,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一步步走向胜利的。

  其次,真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则学,真信才能真学,信的问题解决之后就要着手学习了。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今天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进而更好的开展工作。要有一个好的学习态度,学然后知不足,坚决摒弃空谈思想。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尖锐形象的指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刘少奇说过:空谈没有好处,只有坏处。要求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同志们绝不要空谈。你们应该客观些、细心些、诚实些,有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懂得,你们就说懂,不懂得,你们不要说懂。要多读经典著作和其他理论书籍,要学会写读书笔记,逐步摆脱只依赖别人讲自己听的状态,养成自己学习,随时学习的习惯。刘少奇同志在1948年12月14日《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指出:有些同志希望多听报告。这不是坏事,但有点依赖别人学习的味道。你们的意思好象是说:读过马恩列斯的书的同志,讲给我听,我就可以不读了。这是懒汉的精神,想依赖别人。这种精神,是与共产党员的精神不符合的。共产党员的精神,是积极上进的精神、独立创造的精神。列宁讲过,要认识一个复杂的问题,要认识一个真理,没有相当艰苦的独立的精神和工作是不可能的。所以学习主要是靠自己。听报告,听教员讲,只能得到一定的帮助,不能完全依赖听报告和教员。要学得一点东西,必须靠自己努力,方法也要弄对。

  第三,要了解掌握第一手材料,发挥好眼、耳、手、腿等官能作用。时下,我们很多领导干部同志,还程度不同的保存着一种不接近群众、不调查研究、不熟悉情况的作风,甚至根本不了解具体情况就指手画脚,生怕群众不知道他是领导,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工作之前一定要搞清实际,不仅要有对工作环境区域的感性认识,更要上升到对其本质的理性把握。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3月17日《农村调查》的序言中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只有了解和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我们才能有的放矢,才能更好地开展我们的工作。当然感性材料越是丰富越好,也才越有利于做好工作,如何在调查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的有效材料呢?那就要充分利用发挥好眼看(眼见为实)、耳听(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手写(完好保存情况)、腿到(现身第一现场)的联动作用。领导干部还应有一套科学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最后,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以致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创建自己哲学的初期就明确的提出了指导实践这一根本任务,他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敢于运用和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念,大胆的试,大胆的闯。众所周之,我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革命政权”的革命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敢于和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很富有独创性的成功的典范。邓小平同志是这样评价的:“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所以,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把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实践中,也才能真正有助于开展工作和做好工作,进而证明理论才是有用的理论,管用的理论。

  以上四个方面的功课学习是一个逻辑严密,结构严谨的统一体,充分尊重了思想意识的发生机制,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作为领导干部的学风问题,是领导干部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三观”的基础性条件。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宝贵经验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行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成功的一条宝贵经验。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工人阶级第一次具有了阶级意识,成为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主体。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在内的历史活动,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然而,人民群众要真正成为历史主体,自己解放自己,是在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才成为可能的。这不但是因为这个时候才具备了实现解放的客观历史条件,而且是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具备认识本阶级地位和解放条件的历史主体条件。但是,工人阶级并非天生就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工人阶级才获得了本阶级的阶级意识,由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其原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下,“只要被压迫阶级——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因此,工人阶级要自己解放自己,“让思想冲破牢笼”,提出不同于剥削阶级的阶级要求,就需要接受先进理论的武装。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时指出,正是他第一次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

  只有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能够成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工人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显著标志。列宁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理论斗争是和政治、经济斗争相并列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三大任务之一,“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系统总结我们党革命和建设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明确,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实践必须在认识历史规律的基础上统一思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关键在于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是第一位的问题。只有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同志将此视为党的学风问题,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大力倡导的就是“有的放矢”、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江泽民同志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从实际中来并被实践所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懂,也只有联系实际才能真正用好。”胡锦涛同志在科学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宝贵经验时明确指出:“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致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在与实践的结合中、在指导实践发展的同时不断发展自身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代替的历史规律,但对于人类社会这一发展规律的具体认识,还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根据和政治形式,但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道路,还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把民族命运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的世界眼光,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还要靠我们创造性的实践去开拓。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更好坚持,在成功开创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更好地发挥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以良好的党风政风服务于大局


  2009年的春天,党风政风问题一再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中:1月,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提出,把党的作风问题作为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2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就严禁以各种名义公款出国(境)旅游、严格公车配备使用管理、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使用等事项提出了八项要求;3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坚决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的通知》;同月,“两会”召开,据人民网等主流媒体调查,民众对“两会”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反腐败名列榜首。党风廉政问题又一次位居舆论中心。

  在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困难之时,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层到普通民众,都对党风廉政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当有重要理由:

  一是树立信心、克服经济困难之需要。温家宝曾几次谈到,面对经济发展困难,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然而,信心从何而来?对执政党的各级领导者来说,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日益深刻、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等等,都是信心的来源。但对于长期执政的党来说,能否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唤起民众的信任——信心,共克时艰,带有更大的难度。比如,某些具体政策是否正确,要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才能证明其正确性,其贯彻执行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心。如果民众认为执政党与政府不是特殊利益集团、是真正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就会拥护暂时不能见效的政策;而执政党与政府公信力较低时,其政策即使正确也难以得到民众认同,执行的阻力也相应产生,这就是信心问题。换句话说,民众的信心来源于对党和政府行为表现的认可,而作风作为党性和世界观的一种外在表现,是直接影响人民信心的重要因素。党的作风服务于大局,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经验。

  二是增强凝聚力、创造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之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社会的和谐与执政党、政府的行为密切相关。和谐社会以公平正义为首要特征,腐败现象和奢侈浪费、官僚主义等等不良作风则是对公平正义的最大损害,腐蚀社会主流价值观,削弱党的执政基础。有些问题,比如,日常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得过且过、没有干事的心态;遇事推诿,小事拖大、大事拖成乱子等等,虽不能划入腐败的范畴,但造成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并且,由于这些问题往往是在与群众直接打交道的常态性工作中出现的,更直接影响了执政党与政府的公信力,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近年来各地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中,相当一部分与党风政风建设存在的问题有关。没有良好的党风政风,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社会条件。

  三是保障党的性质之需要。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向来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党的性质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腐败和各种不良作风是相悖的。党的先进性内含着作风层面理应走在时代前列,理应符合人民的需求,在坚持优良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形成适应改革开放的新作风。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中央文件所作的各项规定,就不仅仅是出于扭转经济局面的需要,还是保障党的性质,维护党的先进性,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中央文件提到的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公款出国旅游等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强调了。这些问题一再出现,说明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提起的话题,只有从经济体制和执政体制改革的源头综合治理,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摘自《学习时报》
 


 

用制度保障党风廉政建设


  制度是行为的规范和依据,各项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完善是党的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也是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过程中,要结合具体情况与党的建设的各项任务,逐步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各种机制。

  第一,建立健全党员廉政教育机制。

  当前,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风廉政建设面临新的环境、形势和任务。党风廉政建设,要着眼于加强思想教育,特别是廉政教育,不断探索改进教育的内容和方式。

  廉政教育就是要在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竭诚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观点、干部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提高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自觉性,提高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自觉性。要通过建立健全廉政教育机制,解决广大党员干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进而解决作风问题、信念问题、意志问题。要根据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党员的实际,开展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廉政教育,拓宽廉政教育渠道,及时总结廉政教育的成功经验,提高廉政教育质量。建立健全廉政教育机制,根本的是要使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利观、地位观、利益观,使党员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除非分之想,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坚决反对脱离群众、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建立健全廉政教育机制旨在使廉政教育成为党员教育机制的一部分,使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廉政教育树立廉政意识,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防线,自觉抵制各种腐败现象。

  第二,建立廉政文化建设机制。

  党风廉政建设要在党的先进性建设过程中持之以恒地推进,有必要树立健全廉政建设机制,使廉政文化建设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力保障。要把廉政文化建设看作是全党一项长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使之融入发展、改革和建设中,形成有组织领导,有部门协调配合,有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促进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在建立廉政文化建设机制过程中,要注重整合社会资源,吸引公众参与,加强指导保障。要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及时推出有深度、有广度、有影响的廉政文化活动,营造舆论氛围;要定期开展廉政主题教育活动,召开廉政座谈会,向公众公开廉政信息;要广泛调研和总结经验,通过加强指导督察来保障廉政文化建设。总之,要通过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第三,建立健全廉政监督机制。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贯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廉政监督需要民主的环境和氛围,因此要发扬党内民主,在党风廉政建设上要经常开展民主评议、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此促成有效的党内监督。要推进党务公开,拓宽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渠道,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要定期开展民主生活会,多开展谈心交心、分析评议、通报情况等活动;要保证党员民主权利。只有党内民主参与无障碍,才能发挥广大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进一步促成有效的党内监督。只有对党员干部进行严格的监督和制约,才能保证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履行职责,正确行使权利。要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切实强化党内监督,严肃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是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保障。要切实保障党员的批评权、检举权,充分发挥党员的民主监督作用。同时要加强拓展监督渠道,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和群众监督、自上而下监督和自下向上监督结合起来。要把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的谈心交心、查找问题、自我批评与通报情况等做法继续下去,切实把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转化为党员自觉的廉洁自律。

  第四,建立健全党员联系群众的机制。

  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着眼于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引导广大党员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切实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具体、深入地落实到各项工作中。离开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先进性也就无从体现。党风廉政建设事关党的形象、人心向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要从实际出发,强化群众意识,坚持群众利益高于一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主动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个别党员理想信念动摇,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就是要着力解决党员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克服种种脱离群众的现象,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歪风,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第五,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戒机制。

  我们一直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必须坚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要进一步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工作。要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形成防止和惩治腐败的合力。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常学党纪好处多


  加强党性修养,树立和私扬优良作风,做政治坚定、纪律严明、勤政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不妨经常学一学党的有关纪律规定。

  常学党纪,可知规矩。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对每个党员的言行都具有约束和规范作用。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员是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它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因此,党的纪律对党员言行的规范要求较之其他社会组织对其管理对象的要求更高,党的纪律比法律法规要求更严格、规范的行为更宽泛。通过学习党纪,我们就能够明确,不光是严重的违法违纪,凡是违背党的政策、有悖于社会主义道德、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都是不符合党的纪律要求的。我们的每一名党员干部,在模范遵守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国家法律法规及党和国家政策的同时,还应该带头遵守和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按照党、国家和人民利益对党员的要求说话办事。可以说,常学党纪,是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前提。

  常学党纪,可促警醒。在《党纪处分条例》中,规定了违反政治纪律、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违反廉洁自律规定、贪污贿赂、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反财经纪律、失职渎职、侵犯党员和公民权利、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共10类违反纪律的行为,每一类中又有若干具体违纪行为,每一具体违纪行为都规定了行为本身的构成要件、不同情节、相对应应当受到的党纪处分。经常学习党纪条规,对每一具体违纪行为从主体、客体、主观上、客观上进行具体分析,弄清楚每种违纪行为的构成要件,明确一个党员干部出于什么目的、干了什么事、产生了什么后果就是违反了党的纪律,就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处分,从而给自己的头顶常悬一柄纪律的“利剑”,时刻警醒自己,严格自我约束,切实遵纪守法。

  常学党纪,可晓利害。对党员干部来说,受到党纪处分后,带来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一是影响提拔任用。党员干部受到党内处分,在一定时期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二是影响现任职务。受到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处分的,同时也影响到在党外组织的任职。三是影响本人公务员年度考核。受党内警告处分的当年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受到其他处分的区别不同情况不确定等次或确定为不称职等次。连续考核为不称职的,还要根据有关规定予以降职处理。四是影响工资。受到处分在公务员考核时被不确定等次或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影响一定时间到达后正常的工资晋升。党内处分影响到职务时也必然影响到工资。五是影响福利待遇。因受党内处分被确定为不称职和基本称职时,不能享受公务员年终一次性奖金。因受党内处分同时受到行政处分的,在任职、考核、工资、福利等方面都有相应的惩戒性影响。当然,严重违法犯罪受到司法处理的,后果就更为严重,就要落个“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追悔莫及”的下场。常学党纪,可以明白违纪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算清政治帐、经济帐、名誉帐,促使自己树立违纪的成本或代价意识,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始终做到洁身自好。

  常学党纪,可长智慧。党的纪律中,包含着许多为官处世的道理,教给了我们许多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明确在大是大非面前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能够经常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按规定认真推进党务、政务公开,在履行职责时做到公开透明,在处理和解决与群众有关的矛盾和问题时实行阳光操作,让群众明白,扩大群众知情权,这样就可以避免嫌疑,保持自己的清白。根据纪律规定,在决定重大事项时,做到坚持程序,实行集体决策,既可以避免决策失误,又可调动大家积极性。在组织实施工程项目建设中,严格执行招投标等防腐制度,做到公平公正,就能有效地消除社会和群众的种种疑问,树立自己在党员和群众中的威望,同时有效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使自己的政绩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因此,常学党纪,还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真是善莫大焉,完全有必要去身体力行。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完善党性分析制度


  对于如何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的有效性,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党性修养规律的基础上创建了党性分析的党性修养方法。这一方法从提出到正式成为制度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试点探索阶段(1997年―2005上半年)。最早实行党性分析的方法来加强党性锻炼的是中央党校。1997年中央党校在培训干部时决定进行党性分析。党校是大规模培训党政干部的阵地,有着党性锻炼的熔炉之称,因此,在中央党校总结出党性分析的经验之后,便在全国党校系统推行,但这也仅仅限于党校系统。第二、扩展完善阶段(2005年下半年―2006年底)。在2005开始的为期一年半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在民主评议阶段,就要求党员进行党性分析,撰写党性分析材料,进行互评互议。这把党性分析方法从党校系统扩展到党的各级基层组织。第三、正式提出阶段(2007年党的十七大)。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党员党性定期分析制度,并凸显了定期分析党性的重要性。

  党员先进性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党组织、党员个人、领导干部三者在其中有着明确的功能定位,关键是要有一个机制,能够使三者实现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这个机制就是党性定期分析制度,它是对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向的灌输式的党性教育方式的创新。

  党性定期分析就是在党组织的统一部署领导下,由党员干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党员以主体地位积极进行自我剖析的一系列活动的总和。党性分析的具体实施主要有三个部分:

  首先,党员对照党性标准进行的自我分析,这是基础和前提。这个方面特别要注意的是党员的自觉意识,即在进行自我分析的时候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客观地进行。只有党员坚持一种对自己负责、对组织负责的态度进行党性分析,才能得到真实的结果。如果党员的自觉意识不到位,党性分析很可能就流之于形式。从本质上来看,自我分析党性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批评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与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因为与错误倾向作斗争就是讲党性,而讲党性本身也是党性的一种重要表现。党员通过深思熟虑,在深刻剖析自己思想的基础上撰写党性分析材料。党性分析材料应以分析不足为主,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

  其次,党性分析离不开民主评议。民主评议是党性分析的关键。民主评议从实质上来说就是一种批评,这是与自我分析党性的自我批评相对应的。二者相结合其实就是优良传统作风在新时期的新形式。民主评议就是由领导干部负责组织召开的同一个党组织内的党员对党性分析者进行的评议,以帮助其找出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且对之做出客观的分析,指出产生的原因,完善党员所提出的整改方案,使之更加具体和切实可行,以提高党性分析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民主评议正是在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中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党员全面地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党性状况。这不仅能使党员的党性分析更为客观,而且还能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最后,党组织对党员的党性分析的评介和总结。即在结合党员自我分析和民主评议的基础上,党组织可以根据党员在日常工作中的表现对其党性分析的情况进行评介和总结。评介就是党组织对党员所撰写的党性分析材料以及提出的整改措施提出具体的意见,然后通过领导干部反馈给党员本人,并由领导干部监督党员落实整改措施的具体情况,直至党员完成整改措施达到党员先进性建设的要求。这就实现了从党组织到领导干部再到党员个人三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和良性循环。

  由此可见,在党员党性定期分析过程中,党组织是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干部是重品行、讲党性,起表率和监督的作用;党员个人是先锋模范作用并以主体地位进行认真严肃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剖析。党性定期分析制度使三者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紧密格局,给党员先进性建设以强大的推动力。 摘自《学习时报》
 


 

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十七届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党性不纯洁则作风不端正。,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重要性的紧迫性,对于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深远意义,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

  什么是党性?党性是一个历史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已经比较系统地形成了党性的原则和基本内容。这些基本原则和内容是由工人阶级政党性质决定的。列宁曾指出:“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的站在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党性就其本质来讲,归根到底,是指人们的物质利益性。不同政党的党性原则,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维护自己党派及其拥护者的物质利益的最高原则。因此,党性原则从根本上讲,是指为谁谋利益和怎样谋利益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地为劳动群众谋利益,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的党性原则。为谁谋福利,怎样谋福利,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党性强不强的根本准则。党的这一党性原则,不仅适用于革命战争时期,也同样适用于改革开放新时期。

  我党的这一党性原则,并不是一句空洞抽象的口号,而是包括理论原则、政治原则、组织原则、道德准则在内的,既要回答为谁谋利益,又要回答怎样谋利益的内涵丰富的原则体系,任何断章取义,都是对这一党性原则的曲解。

  所谓理论原则,是指党的奋斗目标和党员的理想、信念、行动指南等方面的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共产党员在理论方面的党性原则,集中表现在是否能自学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从中国的实际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民主,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既是全党奋斗的目标,也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理想、信念和行动指南。

  所谓政治原则,是指党在现阶段的行动纲领。在新时期,我党的行动纲领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的行动纲领,也是共产党员必须坚持的基本行动纲领。所谓组织原则,是指党为了组织全党实现党的目标、任务而采取的基本组织制度。党在组织制度方面,历来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统一,既要十分强调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从群从中来,又要十分强调全党必须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所谓道德准则,是指共产党员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作为共产党员,在道德规范方面,既要遵守一般群众都应具备的道德规范,如爱国、诚实、守信、勤劳、廉洁、俭朴等以外,还要遵守更高层次的道德规范。如公而忘私、无私无畏、勇于自我牺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等。

  上述这些原则,都是回答中国共产党为谁谋利益、怎样谋利益这一党性原则的根本问题。党的理论原则规定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明确了我党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的政治原则、组织原则、道德准则,则明确了党在现实中是怎样去为人民谋利益的。这些原则有机地统一起来,就形成了我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地为劳动群众谋利益这一党性原则的集中概括和总结。由此可见,党性问题其实质是思想觉悟问题,是世界观问题,是为什么当党员,为什么当干部的问题。

  那么坚持党性的原则,是否不允许党员的个性存在呢?不是的。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人的个性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人们个性的多样性。在共产党内,党员也具有不同的个性。共产党既承认党性,也承认党员的个性,并在党的事业中尽可能的照顾到党员个人的兴趣、特长、能力、性格、气质等特点,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引导党员在实践中取长补短,以便更好地为党的事业服务。党员的个性发展,必须符合党的利益,必须溶化在党的事业的发展中。就是说,党员只能在发燕尾服党的事业中来发展自己,不能离开党的发展去搞什么个人独立发展。党性和个性发生矛盾时,个性要无条件地服从党性。每个党员都要努力发展一切与党性一致的个性,努力克服一切与党性不合的个性。正确处理党性和个性的关系,加强党性锻炼,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党员干部的党性与党性修养(一)


  一、党性是在实践和行动中体现出来的

  党性,是指一个政党固有的特性,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所具有的特性。党章总纲中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表述,切合我们党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符合时代要求,有利于我们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有利于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刘少奇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体现。”(《刘少奇论党的建设》,225页)这个科学定义说明,共产党员的党性包括以下要求:第一,党性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第二,党性是无产者本质最高而集中的表现。第三,党性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体现。今天,共产党员树立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具备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优秀品质,站稳自觉维护包括广大劳动人民在内工人阶级利益的政治立场,就叫有党性;反之,则是没有党性,或党性不全。讲党性,是党员干部切实加强作风建设的基本前提。党性强,则作风正。

  党性,并不是一个空泛而抽象的概念,它是通过党员的行为以及权利和义务体现出来。与此相应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三)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四)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的任务。

  (五)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

  (六)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七)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八)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

  而作为党的领导干部还必须做到以下方面

  (一)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水平,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带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

  (二)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立志改革开放,献身现代化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创业,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认真调查研究,能够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

  (四)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有实践经验,有胜任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

  (五)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加强道德修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

  (六)坚持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有民主作风,有全局观念,善于团结同志,包括团结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讲党性,概括起来讲,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坚持组织原则,遵守党的各项纪律。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坚持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他人,做到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体现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下期待续)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密切党群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党的事业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是如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党群关系的和谐是最重要的和谐,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离开了和谐的党群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一、中国共产党是调整自身与群众利益关系的中枢。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掌握着公共权力,支配着绝大多数的社会利益资源。因此,在调整自身与群众的利益关系的和谐以及各阶层群众的相互利益关系的和谐过程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无疑处于枢纽地位。

  所以,我们党必须坚持科学发展,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并且不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要在以上前提下,建立健全决策制度、党内外监督制度、质询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干部的管理制度,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只对上不对下负责”的问题,增强党的活力和人民的信任,增强社会的活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人民群众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必须增强全社会创造活力,形成万众一心共创伟业的生动局面;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使全社会的创新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业活动蓬勃开展;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都要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汲取智慧、经受检验,都要依靠人民群众付诸实践、取得实效。

  因此,必须拓宽党群沟通渠道。要建立密切党群关系的机制,拓宽联系的渠道,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各项制度。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进一步扩大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定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行为进行民主监督的权力和形式,使人民群众依法充分运用手中的民主权力对执政党的执政活动和执政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律地位。

  三、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前提。稳定,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稳定的经济发展是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任何一种社会,都要以一定的经济为基础、以稳定作保障。没有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唯有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才能达到社会和谐。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与群众的关系不能够达到相对稳定和谐的状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事业必然受到极大的干扰,故此,党群关系的和谐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

  为此,必须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矛盾是正常的,关键是怎么处理。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规律,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同群众联系的渠道,完善民意表达机制,畅通民意渠道,创造党联系群众的新形式,使联系制度化、法律化,保证党政干部与人民群众始终如一的密切联系,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发生;完善排查工作,健全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引导群众合法反映自己的利益要求;重视群众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及时处理,有效解决反映的问题;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强化基层工作,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力争把矛盾消灭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摘自《河北日报》
 


 

“新三观”是做人之本,做事之魂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青年干部要牢固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其实这“三观”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理念——以人为本。事业观成就每个人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工作观以人的素质为体现;政绩观使政绩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创造。这三者既各有特定的科学内涵,又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的。

  总书记提出的“新三观”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意义的。以往,我们党长期强调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比世界观更为具体务实,也更有操作性和检验度,体现了总书记一贯坚持的求真务实的思想;工作观,比人生观更为贴近实际,体现了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导向,而不是单纯的检验领导干部个人的理想信念和人生道德标准;政绩观,比价值观更为符合现实,也是更有导向性和考评信任度,体现了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核心作用的要求。

  坚持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与树立正确的事业、工作、政绩观是内在统一的,归跟到底统一于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三观”, 是教育领导干部做官、做人、做事的人生哲学,是激励领导干部形成远大的事业理想、科学的工作理念、正确的政绩取向。

  讲到人就会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的思想;二是人的实践。前者是指做人,后者是指做事。如何做人做事?

  我以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二字,要求我们做事必须脚踏实地,做人必须诚实守信,也就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做人决定做事,什么样的人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无视、轻视、忽视或漠视“做人”这一根本,只把目光和心思专注于“做事”的人,其实他难以把事情做对、做好。“做事先做人”。先把“人”做好的人,他的世界才会完整,他的人生才会美好,他才能做好大事,创建大业,成就大器。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我想,这是一条于国于民于己皆利的为官为人之道,既是哲理,也是人生!做人讲过程,做事讲结果;做人一辈子,做官一阵子。这一高一低,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取舍。低调做人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一种做人的品格,一种智者的风度,一种贤者的修养,一种强者的谋略,一种明者的胸襟,是做人的最佳选择。

  高调做事与低调做人相辅相成,辩证统一。要立志做大事、用力做实事、全心做好事,也就是高标准做事,这是为人处世的根基。低调做人体现的是一种成熟,一种自信,一种智慧。把自己放得越低,别人看你就越高。做人、做事、做官,三者紧密相连:做人是根本,做事是基础,做官是职责。做人之所以是根本,实际是唯物辩证法在做人、做事与做官三者关系上的具体运用。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

  做人做事还得从内因上下功夫,努力提高自身修养。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就是把自己调整到以一个合理的心态去踏踏实实做人、做实事、做好事,就是树立信念、敢想敢拼、以诚待人、公正处事、努力学习、成熟思考、积极行动、持之以恒。唯有此,则事必成!

  低调做人,就是谦虚谨慎、尊重他人、礼贤下士、沉着稳重。高调做事,就是大胆果敢、开拓创新、所向披靡、积极主动。两者并不矛盾,可以互为一体,相得益彰。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当领导的,要放下架子,尊重下属,爱护同志,说话算话,一言九鼎,指挥得当,吩咐具体,见解独特。做下级的,要为人谦虚,戒骄戒躁,小心谨慎,注重细节,大胆果敢,雷厉风行,敢说敢做,风风火火。否则,就会变成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你为人太猖狂,做事没主见。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就是说求发展是在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前提下而求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讲,做任何事要从人的角度考虑出发,人是第一重要的考虑要素,科学发展观就是讲如何做人和如何做事的科学发展观。

  推动科学发展,需要领导干部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三观”,按客观规律办事,干好本职工作,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特别是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要抓住和用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充分估计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将“三观”落实到谋划工作中,落实到推动科学发展中。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忠诚 感情 责任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指出: “领导干部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以什么样的信念追求事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事业,以什么样的标准干好事业,就是要做到:对党充满忠诚,对人民充满感情,对事业充满责任,忠心当公仆,真心行公道,尽心务公事。

   对党充满忠诚。

  对党充满忠诚是一种党性、是一种信念、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品质、还是一种行为,是党性,品质,表率的统一,是信念坚定的集中表现,是判断一名领导干部事业观的重要标志。当前,从干部队伍来看,绝大多数同志政治上是坚定的,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表现出应有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品质。但也有极少部分同志党性观念不强,信念不够坚定,有的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信心不足,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说三道四;有的缺乏大局意识,上级的指示对自己有利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甚至软抗;有的表里不一,表态和心态、讲的和做的、人前和人后、台上与台下不一致;还有的不是靠真抓实干出成绩,而是靠搞形式主义“大忽悠”炫耀政绩,表现自己。我们党所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要有“与党同呼吸,共命运”的政治责任感,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与党同心同德,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对党充满忠诚。对党充满忠诚。一是要有忠诚的政治信念。坚定的信念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执著追求,来源于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无论是普通党员还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不管形势如何变化、社会多么复杂,都要做到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敏锐、立场上坚定,真正信党、爱党、敬党、忧党、兴党,为党的事业添光加彩。二是要模范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每一名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牢记自己职责和誓言,牢记自己是执政党的一员,是人民的公仆,不断提高尽责的能力素质,与时俱进,时时处处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真正做到“关健时候站得出来,危难之时顶得上去,平时身边的群众带得起来”在工作中彰显先进性。三是要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形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严明的纪律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也是克服困难的重要法宝。领导干部要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绝不能对党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更不能对党阳奉阴违,离心离德,做有损党的利益和声誉的事情,自觉维护党的利益和形象。

  对人民充满感情。

  “得民心者得天下”实践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密切联系群众,党的事业就会蓬勃向上,不断向前发展;什么时候脱离群众,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要把工作做好,就必须对群众充满深厚的感情,带着感情去做工作。缺了这一点,工作肯定难做,事业必将受损失,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应当说,绝大多数干部工作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群众是满意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领导干部队伍中也有的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官气十足, 脱离群众;有的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有的深入到群众中去越来越少, 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但我们有的同志跟群众的距离远了,通讯工具发达了,一些同志跟群众交流少了,文化水平高了,同群众的共同语言少了,离群众越来越远,凡此种种,都使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下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疏远,各项工作得不到应有的落实。对人民群众充满深厚的感情,不仅是我们党的事业的需要,也是党的先进性要求,也是进一步转变作风的需要。一是要在提高认识中与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我们常说;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视人民为父母”等等,这些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真理,要从灵魂深处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主人,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群众的公仆,端正对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有了这样的定位,才能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真正与群众心贴心、心连心,与人民群众建立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二是要在为民办实事中与人民群众增加深厚的感情。要把群众情绪作为工作的第一信号,把群众的意愿化作为决策思路,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帮群众所需,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题,一心一意为群众谋利益,多为群众办一件好事,就能多赢得一份信任,多为群众办一件实事,就能多赢得一份民心,在为民办实事中不断增加深厚的感情。三是要在深入接触中与人民群众增进深厚的感情。人民群众是最讲感情的,你敬他一尺,那他就会敬你一丈。只有真正走进群众当中去,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你就会觉得群众真伟大,群众真可爱,群众真可敬,你就会发至内心把群众当教师、当亲人,自觉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群众的贴心人、解难人、可亲可敬的人。

  对事业充满责任。

  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骨干,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关键作用,肩负着重要责任。领导干部有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能不能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成败。当前,的确有些领导干部责任意思比较淡薄,事业心有所下降,主要表现:一是不知责。有的对自己所担负的领导岗位、领导责任是懂非懂,对自身所具备的领导素质能力、工作思路心中没有数,缺乏紧迫感,缺乏忧患意识,有的面对突发性事件和自然灾害反应迟钝,或束手无策,或应对不力。二是不尽责。有的本身能力就不强,工作精力还不集中,整天忙于应酬,光想做官,不干实事;有的工作标准不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工作熬年头,混日子,朝气不足,暮气有余,麻木不仁;还有的对工作怕担当责任,遇事敷衍塞责,推逶糊弄,工作只对上责任不对下责任,工作不讲效率。“领导就是责任,责任重于泰山”对事业充满责任是一种高昂的精神状态和工作姿态,是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奋斗的思想基础和必备素质,也是一个领导干部党性,品质,表率的外在表现,是事业观的综合体现。一是要知责。责任无处不在,知责才能思为,无论是社会人还是领导干部都有一定的责任,一个普通公民,应当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名党员,应该按照党章党规严格要求自己;一个领导干部,应该对党和人民负有重要责任。从公民到党的领导干部,不只是身份的变化,更是责任加重,职务越高责任越大,地位越重要责任也就越大。因此,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做到“守土有责”,尽职尽责,极端负责。二是恪尽职责。领导就是责任,干部就是先干一步。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尽其责,要以高昂的状态,创新的姿态,务实的作风, 寝食不安、夜以继日的的精神,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立足本职岗位,尽心尽责,扑下身子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三是敢于负责。抱着对党、对人民、对工作、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要把对上责任与对下负责一致起来,强化责任心,落实责任制,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打破循规蹈矩,墨守成规,敢为人先、敢于突破、敢于承担风险、敢于承担重任、敢于开拓进取创造性开展工作。对事业充满责任,不仅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还要有过硬的能力素质,还要有求真务实的作风。因此每一名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保持高昂的精神状态,不断提高能力素质,不断改进作风,以强烈事业心、高度责任感,在岗位上、责任中体现共产党员先进性,在责任中体现事业观。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淡泊名利 奋发有为


  仲祖文“名利上要有满足感 能力上要有危机感”这篇文章,提法通俗,观点明确,立意高远,催人奋进。

  共产党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必须做到在名利上有满足感,能力上要有危机感,认识到知足与知不足。既要淡泊名利,又要奋发有为。淡泊名利,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思想境界和政治品格。在新的形势下,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社会环境,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诱惑和挑战,如何正确对待名利,是对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很现实的考验。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还是从个人的名利出发,这是一个分水岭,反映了一个党员、一个干部的党性修养、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一心为民,就会看淡名利,无私无畏;私字当头,必然追名逐利,患得患失。图虚名,谋私利,危害极大。名利这一关迈不过去,就会在思想上淡漠与群众的感情,把群众的利益抛在脑后;就会在政治上摇来摆去,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就会在组织上搞庸俗的人际关系,吹吹捧捧,拉拉扯扯,甚至跑官要官;就会在工作上挑着拣着干,什么对个人有名有利就干什么;就会在作风上应付上级,对付群众,甚至弄虚作假,劳民伤财;就会在生活上贪图享受,奢侈浪费,甚至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

  过好名利关,需要增强三个观念,一是党性观念,二是群众观念,三是组织观念。时时牢记共产党人的权姓公不姓私,为民不为己;共产党人的官是公仆不是老爷,要奉献不要索取;真正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先于一切。每个党员干部,不论资历多深、职位多高,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在是非面前要有辨别能力、在诱惑面前要有自控能力、在警示面前要有自省能力,自觉地接受组织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保证权力干净运行。

  奋发有为,是党的事业发展的本质要求和现实需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首要政治任务。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既参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又参与实现党的各项任务的组织和领导,个人素质的高低、能力的强弱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至关重要。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绝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


  3月9日9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吴邦国说,……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中国为什么绝不能搞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56个民族的共同选择,也是改革开放证明了的非常正确的选择。

  书上得来终觉浅,还是用实事说话吧。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的教育和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中国人实现了“嫦娥奔月”的千年梦想;中国成功举办奥运,实现了“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庄严承诺……眼下,全球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形势下滑,中国不但没有金融危机,而且民生投入力度和规模空前加大。这都是因为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举国体制,否则,今天我们也已陷入不可自拔的金融危机之中。

  也许讲宏观的“大道理”有的人不以为然,那么我们不妨讲“小道理”吧。从频繁的洪灾到令人恐慌的非典,从50年不遇的雪灾到特大震灾,再到50年不遇的北方旱灾,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举国体制,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无畏的拼搏,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再说民生建设和发展,从取消千百年来种粮纳税的农业税到实行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从实行粮食直补到发放困难补助,从“农合”到城乡居民低保,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到最低保障住房,从免费义务教育到发放贫困生助学金和就业创业贷款……党和政府对8亿农民和弱势群体的关怀一步一个脚印……

  藉此,我们应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笔者猜想也许有人会说,利用多党制相互监督有利于遏制腐败。此话咋一听来似乎很有道理。实则大错特错。西方实行数百年的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请问西方何时消弭过腐败?就拿美国来说,州长嫖妓、卖官同样存在,总统性丑闻屡见不鲜;更大的腐败是制度的腐败,表面上看民主选举“吵吵嚷嚷”,气氛很浓,实质上是掌握美国经济命脉的不同利益集团通过持有的政治献金操控选举角力自己的“代言人”,进而左右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使美国政府通过驱使军队、媒体等国家机器为自己的集团牟利。故西方所谓的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相互监督,实质是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争夺,其腐败是制度的腐败。

  中国虽然也有腐败,但中国的腐败是局部性的,不是制度的腐败,而是制度不完善和缺少制度。尽管如此,但它从没有影响中国经济和民主发展。每年两会,由各地年满18周岁的公民选举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携带各地的民意议政,制定出符合公民利益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否则,哪有民生建设的长足发展?哪有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美好局面?至于腐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它作为一项长期、艰巨而复杂的斗争任务来抓,从来没有放松过。更何况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和中央及各级对网络民意的高度重视,网络民主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只要多方努力,假以时日,遏制官员腐败指日可待。

  无论从民主的本质属性来看,还是从民主的实际效果来看,无论从经济发展的效果来看,还是从发展经济的目的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公民谋福祉的政党。因此,中国绝不能搞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否则,中国不仅不能发展,而且必将陷入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如果是这样,全国13亿人绝不会答应。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凭什么要我们照搬西方那一套?!”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从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议会、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关系与西方国家国家机关间关系、人大代表与西方议员三个本质区别入手,论述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强调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这句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是对鼓噪照搬西方政党制度者的当头棒喝,也是对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自信表达,更是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前进方向。旗帜就是生命力,旗帜就是战斗力,在当前国际形势发生复杂而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的重要时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国长治久安的长远需要,更是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现实需要,对于提振信心、坚定信念,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长期以来,有那么一小撮“民运”分子,在西方“反华”、“分化”势力的唆使和支持下,大力鼓吹西方的那一套政治制度,并不择手段地向境内渗透,国内也有少数不明真相的人信以为真、跟着起哄。一段时间以来,社会民主主义、三权分立、“两院”制等西方舶来品在一些人思想中占有市场,并有诘难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言论。吴邦国委员长关于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本质区别的论述可谓是一针清醒剂,帮助人们戳穿西方政治制度的“画皮”,把这些人从迷信“西化”的泥淖中拔出来,给那些尚存有“为什么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疑问的人以明确而信服的回答。

  其实,相对于“为什么不照搬西方那一套?”这样的疑问,我们更有理由反问一句,“凭什么要我们照搬西方那一套?!”难道在“西化论”者的眼里,就是“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难道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叫好?难道无视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只把西方作圭臬?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出现,总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改进和演化,总是适应社会前进发展的形势需要。不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都是一种历史的选择。那些鼓噪在中国照搬西方那一套的人,是对历史的无知、对未来的茫然和对现实的盲目。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历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动摇;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而不能搞西方“轮流坐庄”政党制度的根本原因。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是有机统一的。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广大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和行使自己的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包括“一府两院”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其产生,受其监督,对其负责,这同西方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只能代表人民,而不能代表任何政党和特定利益集团。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可能采用西方的“议员制”。当然,我们有必要提高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这,只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力得到行使。

  “西化论”者的观点其实都是站不脚、经不起推敲的。实际上,与其说鼓噪“西化论”的人是对历史和现实的茫然无知,毋宁说他们用“西化论”包藏着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要求我们照搬西方那一套,其思维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用心就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稳定发展,不愿意让更多的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富裕、文明的生活,不愿意一个代表着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社会形态与其分庭抗礼。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发现了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将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初级形态)。尽管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中国,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但其具有的根本优越性却是不容置疑和不可否认的。同样,有着几百年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尽管注定要被历史前进的车轮所碾碎,但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角度讲,也一定存在着许多可以借鉴和利用的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决定了其能够吸收和利用一切社会文明进步成果。但无论如何也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让代表着先进的社会形态去照搬行将被历史淘汰的社会形态的政治制度。但我们坚信终有一天,西方国家的民众会诘问执政者,我们为什么不借鉴吸收中国的政治制度来维护我们这摇摇欲坠的政治制度?

  “百川归东海,何时复西归?”历史告诉我们,现实昭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鼓噪照搬西方那一套,其实质就是开历史倒车,其本质就是为西方作伥,这样的言论和行为,人民不答应,历史也不答应,也注定是永远无法实现的。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毛泽东的入党时间:1920年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关于中共八大档案中,有一份毛泽东亲自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这个登记表上关于入党时间的一栏中,清清楚楚填写的是1920年。这就是说,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有的读者对此不是很理解,他们问,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为什么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呢?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有一个过程的。大致可以分为建立早期地方组织和建立全国组织两个阶段。中国最早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中共历史上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形象地说明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1920年1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的问题,2月,陈独秀被迫从北京迁居上海后,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党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稍后的9月,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指出:中国现在就要准备组织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回信表示同意,强调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并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得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

  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关于组织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等。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在征求了李大钊的意见后,决定叫共产党。上海小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太雷、何孟雄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为书记。北京小组曾帮助天津、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

  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在广州,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施存统、周佛海到日本留学,不久在日本组织了东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10多人。在法国,也由张申府、吴明、周恩来等组成了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但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习惯地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地方,多是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

  在武汉、广州、山东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长沙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关于长沙建没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共历史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进行过激烈争论,经过广大党史工作者的调查考证和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长沙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说: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组织活动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79页。)毛泽东对这一段建党活动回忆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这就是说,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八个早期地方组织。它们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旅日、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些组织中的五十多名早期共产党员,其中有不少是1920年入党的,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所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他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 摘自《北京日报》
 


 

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政策有哪些?


  中央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已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都是什么?是否收到了成效?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实体经济,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导致我国的出口出现困难,进而引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为了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中央及时、果断地提出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宏观调控的重点转向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明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各项政策措施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去年11月5日出台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这十项政策措施包括: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这十项政策措施的每一项都有明确的实施方向,可操作性很强。例如,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包括: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包括: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其他在此不再一一举例。初步匡算,实施这些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此外,这十大措施的出台可以进一步拉动数倍的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

  在十项政策措施出台以后,中央政府进一步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出台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以促进经济增长。如,2008年11月10日决定在全国范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11月12日,为落实中央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决策部署,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4项实施措施;11月19日确定了促进轻纺工业健康发展的6项政策措施;11月26日确定了解决企业困难,促进经济发展的6项政策措施;12月3日,研究部署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9项政策措施;12月10日,部署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决定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12月17日决定出台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方案,并研究部署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12月24日,研究部署搞活流通扩大消费和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研究部署保障化肥生产供应,促进化肥行业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措施;审议并原则通过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案;12月31日,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从2009年2月1日起,将家电下乡从10多个省区市推广到全国,同时把摩托车、电脑、热水器(含太阳能、燃气、电力类)和空调等产品列入家电下乡政策补贴范围;2009年1月7日,面对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研究确定了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7项措施;从1月中旬到2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陆续通过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这十大产业包括:汽车产业、钢铁产业、纺织工业、装备制造业、船舶工业、电子信息产业、轻工业、石化产业、有色金属产业和物流业,这些产业振兴规划的相关细则正在抓紧制订,并将陆续出台……。各部门、各地区也紧锣密鼓地推出一系列相应配套措施和政策,如向困难群体发放消费券、就业培训券,等等。

  可以说,这些措施具有完整全面、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的特点。温家宝总理把这一揽子政策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扩大内需,大规模增加财政投入。第二,调整和振兴产业。第三,大力推进技术改造。第四,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五,保持金融的稳健以支撑经济。目前,各项政策措施正在有条不紊地实施,各项财政支出正按计划逐步到位。如,中央财政去年12月份1000亿元的投资从项目到资金已经完全到位,春节以前第二批1300亿元的投资从项目到资金也已经完全到位;年初已给7400万低收入者发放了一次性补贴。

  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效果正逐步显现。近几个月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尽管GDP增速还在下降,但是GDP属于滞后型指标,一些反映未来走势的先行指标,如货币供应量和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等,已出现了回暖迹象。商务部在各省市调研的情况表明,部分外贸企业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出口形势已好转。而春节消费旺盛预示着扩大内需不仅仅是目标,而且已逐步成为现实。因此,一些国(境)外媒体报道,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见底回升”,“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开始对中国经济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在2009年有望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不仅强调扩内需保增长,而且强调老百姓最为关注的就业、消费、社会保障、教育等民生改善问题,因而坚定了全国人民应对危机的信心。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80.9%的被调查对象看好中国经济基本面,认为中国能持续经济发展,对国际金融危机“关心担心但不害怕”是中国社会的主流。

  实践证明,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是及时的、正确的、有效的,体现了“出手快、出拳重、措施准、工作实”的特点,使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稳定了局势。 摘自《红旗文稿》
 


 

在扩大开放中应对经济危机


  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有不同的思路。最近欧美国家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我国也有人提出减少外贸出口来扩大内需,有的甚至批评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因此我们应当探讨一下如何在扩大开放中应对金融危机。我的看法是,对外经济应当“双稳定双扩大”,即稳定外贸出口和吸收外商投资的增长,扩大外贸进口和对外投资的增长。

  一些同志主张减少外贸出口,把这些出口转变为内需。这个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从外贸出口数量看这种转变非常困难。下面我引用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统计资料来进行比较。去年外贸进口的总额是11000多亿美元,出口是14000多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外贸出口量约10万亿。这个数量接近我国社会商品零售额。200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将近11万亿。要把将近10万亿的外贸出口转到内需来,数量上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另外,从外贸出口结构看,出口商品转到内需也很困难。2008年主要出口商品是什么呢?大宗出口商品是机电产品,大部分都很难转到内需来。前两年商务系统砍出口减顺差,实际上压力非常大。现在外资企业就业人员是两千八百万,如果把从事外贸出口的就业人员再加起来就是几千万了。如果打压外贸出口,必然产生非常大的失业问题。所以在外贸问题上还是要慎重。我认为我们自己不应当打压外贸出口,而应当稳定外贸出口。如果国外订单减少了另当别论,我们自己不要打压。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外资。一方面是外商投资到中国,从1979年改革开放,前十年外资都是比较少的,也就是20、30亿美元。到9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台阶,就是400多亿美元,入世以后不断地攀升,到2008年引进外资增加到924亿美元。前两年批评外资太多的声音非常响,其实我国17万亿人民币的固定资产投资外资才占了六七千亿,所占比例并不高。另一方面是对外投资,特别是入世以后发展非常快。去年的对外投资增加非常快很,达到406.5亿美元。

  无论是外贸,包括进口、出口,还是外资,包括外商对内投资和我们对外投资,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中,特别是30年发展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外部不是现在这个环境,不是这种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的环境的话,30年改革开放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我主张把改革和全球化结合到一起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必须利用全球资源。前两年有人批评外资的时候,主要一个理由是中国自有资金那么足了,干吗还要用外资?但是我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引进外资不仅是简单地获取了资金,还获取了体制转换、机制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这三十年跟历史上崛起的西方大国不同。他们当年为了获取国际资源,是通过战争去抢,或者不公平贸易去掠夺,而我们只有一条道,就是通过公平的市场交易获取资源。我觉得这是保证中国能够三十年和平发展的根本原因。市场交易里关键的形式就是外贸出口、进口,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这样全球贸易、全球投资使中国开创了大国崛起的新道路,它的重要性是不可忽略的。

  所以,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对外经济考虑进去。外贸出口不应该砍,应该是力争稳定。即使不是大规模地去增加,起码应该稳定外贸出口。因为从外贸出口产品结构看,很难转到内需来,实际上只能有一部分转过来,大部分是过不来的。要认真地分析中国的外贸结构,并不是砍下来外贸出口就能增长内需,实际上做不到。我主张稳定外贸出口,扩大外贸进口。2008年贸易顺差大概是三千亿美元,其实可以再增加一部分进口,特别是对国家经济发展急需的重大装备和技术,还应该增加进口。这次贸易投资促进团在欧洲,光在德国一家采购了一百亿美元,这个做法应该肯定。

  在外资问题上我觉得也应该保持稳定,不应该打压外商的投资。与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外商投资所占比重现在并不大。对外投资大家都不反对。要积极扩大对外投资。所以我的观点是“双稳定、双扩大”,即稳定外贸出口和利用外商投资,扩大外贸进口和对外投资。通过双稳定和双扩大实现对外经济结构的调整。

  实现对外经济发展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发挥跨国公司的作用。因为在双稳定、双扩大中,国际上的跨国公司,还有中国的跨国公司是一个重要的载体,必须要发挥他们的作用。例如,我们要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对于保增长和调结构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我们要善于利用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积极作用。

  坚持在开放中应对金融危机,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不少人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缺乏全球视野和历史眼光。1992年以来的十多年全球化到底带来什么影响?时代发展到今天不能用全球化之前的一些观点和方法来判断全球化高度发展时期的新问题。当然这一点不光中国人有问题,我觉得欧美也有。美国提倡买美国货的人身体已经处在全球化之中,但是脑袋还是以全球化以前的观点来看待现在的新问题。

  为什么人们用全球化以前的观点来看全球化的问题呢?原因在于世界变化太快了,而且这种变化常常是以渐变而不是以突变的方式进行,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1991年底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从1992年全球市场出现以来,全球化推动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导致了全球产业系统的形成。在这个时代一个国家产业自成体系的发展已经不可能了,要把自己的产业融到整个产业生态中才能真正发展。

  世界上最大的一百家跨国公司,在1992年的时候跨国指数是很低的,只有40%多一点。所谓跨国指数是指这些公司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海外雇员占总雇员的比例,海外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了2006年都已接近60%了。这些公司海外部分已经成为经营的重心,主要的东西已经到了海外,它的投资经营的管理方式都变了,有了全球战略,全球的管理结构,甚至于有了全球的责任理念。这种变化导致全球的生产力被大大地解放了。世界五百家最大的公司,1995年他们的销售收入是11万亿美元,2007年达到23万亿美元,十年时间翻了一番还要多。这些公司的利润到了2007年平均每家平均30亿美元,而1995年每家平均只有6亿美元。

  全球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把中国纳入了这个系统,中国的资源也进去了,中国的市场和劳动力与欧美日本公司的资金和技术整合,全球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原有的管理结构、原有的国际经济格局实际上没有同这样一种新的生产力完全匹配。我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国际经济格局以及管理体制不能适应全球化释放出来的新的生产力。

  生产力的发展将冲破这些束缚。绝对不能因为金融危机来了我们就用传统的思路来限制全球经济的发展,反而应该创造更有利于这种生产力发展的条件。我们应当以全球视野观察问题,以更加开放的措施来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样不仅能够比较快地走出危机,而且还能够建立更加符合全球化时代企业和产业发展的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探讨金融危机怎么应对的时候,要强调以改革来应对,还应该强调以对外开放来应对。 摘自《学习时报》
 


 

积极应对通缩的负面影响


  随着最新CPI和PPI月度数据的公布,不论依据环比涨幅还是同比涨幅来判断,我国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从历史经验来看,伴随经济收缩出现的通货紧缩通常会导致经济的进一步收缩,我们必须正视其中所蕴含的风险。

  根据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胀和抑制通缩方面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可考虑采取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尽快消除通货紧缩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2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1.6%,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4.5%,而在最近一个时期,由于PPI和CPI同比涨幅先后出现负值,经济学界就中国是否会出现通货紧缩进行了一些讨论,但在一些问题上还没有清晰的结论。本文首先对通货紧缩的判断标准进行讨论,然后对是否会出现通货紧缩作出判断。

  判断通货紧缩标准的界定

  根据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和辞典中关于通货紧缩的定义,通货紧缩都是指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但是,这一概括性很强的定义,在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上还不够明确:关于价格总水平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持续下降是用环比涨幅还是用同比涨幅来反映,持续多长时间才可视为出现了通货紧缩,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

  存在上述这样的问题,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通货紧缩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就曾多次谈到通货紧缩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很少发生通货紧缩,而持续发生通货膨胀,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连通货紧缩这个名词都很难看到。直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通货紧缩的压力加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和辞典中关于通货紧缩的介绍才开始有所增加。即使如此,对通货紧缩的介绍也只是在论述通货膨胀时顺便提一下,没有作为重点加以分析。

  从涵盖的范围来看,测度价格总水平最为全面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依据它来判断价格走势可能是最为全面的。但由于目前多数国家一般仅进行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统计和年度统计,有的国家还只有年度统计。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最短时间只能量化到季度,从衡量价格总水平变化的及时性来看,不能够满足需要。目前多数国家编制了月度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和消费价格指数(CPI),虽然两者的涵盖范围都不及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但由于可得到它们的月度数据,通常都依据它们来观察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就这两种价格指数而言,由于消费价格指数的涵盖范围更广,通常主要依据消费价格走势来判断价格总水平的变化。但由于在很多时候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走势存在差异,因此,还要观察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变化,综合进行判断。我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国内通常简称之为PPI,但实际上与西方国家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存在一定差异)可近似视为工业部门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因此,我们结合两种价格指数的变化来判断我国价格总水平的走势。

  在一些关于通货紧缩的专著中,有学者认为可参照西方国家关于经济连续两个季度下降就视为出现衰退的定义,将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两个季度视为出现了通货紧缩,按照这种技术性标准,需要考察价格的环比涨幅变化情况。但考虑到我国不少机构和学者习惯于通过观察同比涨幅来判断价格走势的变化,笔者在下面的讨论中也对各类价格同比涨幅的变化情况进行判断。

  通货紧缩现象已经出现

  如果用环比涨幅作为评判标准,我国目前已经出现通货紧缩现象。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依据价格环比涨幅来判断价格水平的变化,并不能直接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消费价格环比变化率,因为国家统计局现行公布的消费价格指数中包括有季节因素在内,需要将其剔除。根据笔者的估算,经过季节调整之后,我国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两种主要价格指数环比涨幅(我国目前并不公布工业品出厂价格的环比变化率,此处依据的是笔者估算的数据)自2008年9月份以来已经连续6个月为负值,因此,依据连续两个季度下降这种技术性标准来衡量,通货紧缩现象已经得到确认。

  关于两种主要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的变化,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形;消费价格指数在2月份也开始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形。因此,用同比涨幅来判断通货紧缩是否会出现,关键问题是要判断价格同比下降的时间是否会持续半年以上。

  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涨幅的走势相对容易看清楚。由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2008年9、10月份出现急剧下降的情形,从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下降到一个比较低的平台上,考虑到2008年四季度以来经济景气比较低迷的情况仍在持续,短期内工业品出厂价格很难恢复到2008年同期的水平,估计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涨幅为负的情况有可能持续到2009年三季度,持续时间几乎可以肯定要超过2个季度。

  比较难判断的是消费价格同比涨幅为负持续的时间。由于2008年翘尾因素对2009前三季度消费价格的影响超过负的1%,在这个时期内新涨价因素不大可能会超过正的1%,因此,消费价格同比涨幅为负的情况也很可能持续半年以上。根据笔者开发的消费价格先行指数与消费价格之间的关系来看,消费价格先行指数领先于消费价格半年左右,由于消费价格先行指数至今仍然在下降,这也意味着未来半年内消费价格可能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形。

  根据上述分析,依据环比涨幅来判断,我国已经出现通货紧缩现象;即便是依据同比涨幅来判断,2009年我国两种主要价格涨幅为负的时间都很有可能持续半年以上,也说明我国已经出现通货紧缩现象。

  应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态度不应该去回避已经既成事实的通货紧缩,而应该正视通货紧缩现象,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消除通货紧缩的负面影响。

  从历史经验来看,伴随经济收缩出现的通货紧缩通常会导致经济的进一步收缩,因此,应该把抑制通货紧缩作为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任务之一。国家已经确定2009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重要的是要尽快落实相应的具体措施。根据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和抑制通货紧缩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目前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紧缩,可考虑采取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为扩大社会总需求提供支持,使得经济尽快从通货紧缩状态中走出来,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创造良好环境。 摘自《中国证券报》
 


 

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国须合纵连横


  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英国的霍舍姆开幕,本次会议主要讨论如何解决金融危机、重建全球金融体系和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据了解,尽管在不少问题上歧见不少,但二十国财长已达成共识,会议同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资与改革。

  同时,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金砖四国”的财政部长在霍舍姆也表示,必须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全面的改革,包括重新评估该组织的作用和对该组织的要求等,以使该组织适应新的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并在改革过程中采取措施扩大四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权。

  可以说,1945年IMF创立无非是想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希望经由IMF的设立能对汇率稳定、国际储备的供给、国际收支的调整等提供好的解决办法,以便在二战后重建世界秩序,重建国际金融市场。但是,由于该体系内在的缺陷(即特里芬之悖论)以及由英美所主导,尽管该体系对二战后的世界经济稳定、成长与国际经济扩张有相当大的贡献,该体系还是在动荡不安中度过并最后崩溃。不过,在该体系崩溃之后,国际间贸易与金融问题的协商与改革,仍然大多数是通过IMF来进行,而且英美对IMF的主导地位也没有改变。

  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冷战之后,世界经济格局更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地位不断上升,IMF改革已势在必行。特别是最近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显示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弊端。只有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与重建,才能更好地应对危机,以及避免类似的危机今后再次上演,这应该是二十国集团会议的共识,也是世界经济形势发展的大势所趋。

  但是,IMF的改革或重建,不仅在于如何全面检讨IMF组织的目的、功能、运作机制及管理制度,还得重新建构IMF的权力结构,改变IMF完全由英美主导的权力结构。特别是随着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兴起,在IMF中如何反映这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增加它们的话语权,也成了这次IMF改革的重要方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加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代表性和合法性。

  比如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2008年4月批准的改革方案,发达国家的投票权重从59.5%降为57.9%,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重则从40.5%上升为42.1%。尽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代表性有所增加,但发达国家在IMF中的绝对优势并没有改变。还有,世界银行行长历来由美国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人选则由欧洲国家决定,这样的规定同样是不合理的。

  针对IMF改革与重建,中国要主动地参与对话、谈判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对此,中国政府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对当前国际金融组织、国际金融市场形势及各国对国际金融组织的诉求进行全面深刻地检讨与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IMF改革方案。该方案要在历史依赖性、现实的形势及各国利益诉求中寻求一个利益平衡点。这样既能够使既得利益者接受,也能够反映现实变化了的情况及自身的利益。

  二是要采取合纵连横的方式,既与美国等强势者更多的对话,又得与新兴经济体国家联合起来,以此来争取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秩序重建中的利益与地位。在这方面,要更多地以务实态度进行,而不是倚赖意识形态。政府特别不要为当前国内一些民粹主义思潮所左右,也不要为现在中国市场上泛滥的金融阴谋论所蒙蔽。

  三是政府要顺这次中国在美国金融危机之优势,以务实态度来展现中国之优势,通过这种优势来争取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地位与利益。在一些重大的事件面前,要如2008年下半年所采取的政策那样(与欧美各国联合采取救市行动),以小成本谋大利。

  总之,IMF及世界银行的重建与改革势在必行,中国政府要主动地参与这次国际经济组织的重建与改革,并在重建与改革过程中争取国家的最大利益。而欲达此目的,中国政府就得参与到整个国际金融秩序重建的对话、谈判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中,这是获得与保护国家利益最好的方式。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如何保证中国经济最先走出困境是以上目标达到的基础。 摘自《东方早报》
 


 

信心和力量从哪里来


  2009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但政府工作报告对2009年整体工作部署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形势判断之上的,那就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因为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所以我们才“完全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克服困难,战胜挑战”。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信心比黄金还宝贵。”

  信心与力量不是从口号与宣传中来的,但中国的宏观管理部门的确比较及时地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调整了财政与货币政策,而不是机械地按照教科书的规则做事情。事实上,在这种百年不遇的危机面前,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抛开意识形态的约束,采取几乎是任何可能的措施来渡过难关。政府的十项产业振兴规划让中国在制造业上的成本竞争优势得以延续,也开始逐步有意识地建立成本之外的新的核心竞争力。但相对于振兴制造业而言,我们更应该有意识地振兴服务业,特别是将服务业的许多领域大胆地对内开放,才能有效地改变中国现在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更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事实上,我们的许多服务业领域宁愿对外开放,也不对内开放,失去了许多就业的机会,也时常让人感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服务业的对内开放需要政府真正地消除对私有经济的歧视,至少实现国内私人部门的国民化待遇。

  我们的信心与力量来自“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巨大需求”。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之中,并不存在内部需求不足的问题。实际的情况是,当我们经济的总体需求与供给出现不平衡时,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倾向于约束与打压内部需求、保证外部需求的。比如在2004年宏观调控时,我们打压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而不是让人民币升值以打压出口需求。这种长时间受到打压的内部需求,在现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正好可以释放,以保证经济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当然,这需要有“充裕的资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支撑”与“运行稳健的金融体系、活力增强的各类企业和富于弹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直白地说,相对一些西方国家储蓄不足、过度杠杆化而言,我们现在国富民强,我们要做的是引导整个经济适当拉大杠杆。

  信心与力量“来自改革开放30年建立的物质、科技基础和体制条件”,来自“全国上下促进科学发展的积极性、创造性”。物质与财富,积极性与创造性,这些都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来之不易。政府在重新拉动经济快车,就是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而不是采取短期有效的国进民退的办法。在动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时,我们更应该抓住机遇改革我们体制与机制中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这样才能有助于保证老百姓辛苦积累的财富得到有效使用,保证全国上下发展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摘自《中国证券报》
 


 

向改革要动力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坦言,2009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

  这些困难概括起来主要有: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全球通货紧缩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经济环境趋于恶化;国内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在加大,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任务艰巨;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形势严峻;财政一方面减收另一方面增支的矛盾十分突出。

  面对重重困难,如何抵御危机冲击,在逆境中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笔者以为,除了国家已经出台的以4万亿投资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外,还应在改革上多下功夫。向改革要动力,是30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经验。

  回首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哪一次大发展大繁荣不是依靠改革带来的强劲动力?1978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改革,使我国农业获得空前发展动力,各种经济作物生产实现大飞跃,粮食产量也从3亿多吨的水平迈上4亿吨新台阶;上世纪末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使国有企业摆脱了长期亏损的被动局面,而且实现利润连年大幅增长,从千亿元左右的水平跨上万亿元新台阶;进入21世纪,又是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催生了中国房地产业这一新兴支柱产业,并广泛带动了相关产业的高速发展。

  应该说,改革开放30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我国改革的领域在不断拓宽,改革的层面在不断深化,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但是,不能否认,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一些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迟迟难以取得突破。

  如果说,在我国经济处于增长不断加速的上行通道中,有些改革尚不显十分紧迫,即使进展迟缓一些也无伤大局;那么现在,形势严峻———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要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必须为其注入新的活力,改革的紧迫性因而凸显,已经容不得我们再在某些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延误战机。当前,必须坚持把深化改革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度,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以激发和创造经济增长的新活力。

  事实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提出明确要求:“深化国有大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加快铁路、电力、盐业等行业改革。完善民航、电信管理体制,制定出台电信体制改革配套监管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落实放宽市场准入的各项政策,积极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金融服务和社会事业等领域。”“推进税费改革”、“深化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等等。

  相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正确领导,有各级干部着眼大局的高度政治觉悟,有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抵御危机的坚定决心和信心,我们一定能够通过深化改革蓄积强劲动力,破解发展难题,将危机成功转化为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摘自《中国信息报》
 


 

中国更需消费振兴


  多年高增长突然刹车,继4万亿投资以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下称“振兴计划”)是中央政府祭出的又一剂猛药。振兴计划能否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福音?

  修补还是革新

  每一个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都令人欢欣鼓舞,都给行业带来一抹希望的曙光。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涉及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业,几乎囊括了全国80%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三成,3年内将解决1亿多人的就业。

  但有专家指出,产业振兴的主要障碍仍然是需求不足,中国更需要一个消费振兴规划。

  “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外,中国更需要一个消费振兴规划。”财经网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对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产业振兴规划的重点应该在于创造一个适合并购重组的政策环境,并以消费振兴规划统领产业复苏。

  在十个振兴规划中,大多都提到了要推动兼并重组。沈明高指出,兼并重组是市场需求挤压的必然结果,可以在相对稳定投资、产能和就业的基础之上,提高产业的效率。但是,兼并重组应该是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需要的不是政府的直接干预,而是一个有利于兼并重组的政策环境。

  另外,多数振兴计划还提到了要淘汰过剩产能。沈明高认为,短期内,完全解决消化库存和过剩产能问题非常困难。

  对于振兴计划中提到的出台适当的财税和金融支持政策,沈明高认为这些政策可以缓解企业面临的痛苦,为企业调整创造时间和空间。但是,在危机时期,决定企业去留的不是企业的利润而是现金流,除非政策支持的力度足够大,否则对大多数企业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此外,金融支持也要防止过度投资,避免大规模制造新的产能。相关数据显示,与十大振兴规划相关的产业大都面临类似的产能过剩或闲置的问题。

  治表还是治本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认为,振兴规划的猛药会使中国从危机中率先走出,但不能以周期应对策略来解决结构失衡问题,要注意对个人投资和消费的支持,平衡投资与转移支付之间的资源分配,更不可为解困而停止改革步伐。

  秦晓认为,企业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市场机制的基石,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应发生重大的改变,政府入市干预、财政政策的运用是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特殊手段,“慎用看得见的手”仍是需要铭记的箴言。在批评简单的自由放任政策、反思货币主义理论的成败的同时,也应警惕政府职能的过分膨胀。

  秦晓从四个方面表达了他的担心。

  第一,这一轮政府主导的刺激经济计划尚不能推动中间产业和终端消费,企业和消费者还要过紧日子。未来宏观经济走向可能如某些经济学家预测的,会呈现“W型”,即政府主导的第一波经济提升,因缺乏企业和个人投资、消费的支持,会再次下滑,最终走出衰退还要依靠市场的力量。

  第二,“保八”是为了保就业进而保社会稳定。但是,8%是否是保就业的底线,对此缺乏科学的论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扩张的财政政策是应对经济衰退的权宜之计,本身就是有风险和代价的。这不仅表现为当期的效果,也表现为其后的通胀压力。因此,要避免目标定的太高,用力过猛。

  第三,危机、衰退既是一场灾难也是改革、调整的良机。政府的振兴产业规划多是以解困、扶植为主要目的,而缺乏调整、改革的内容。这样搞下去,可能实现“保八”,但过剩、落后的产能也会得以生存,扭曲的要素价格依然保持,政府对企业和市场的不当干预还可能会强化,公共产品的缺失也得不到改善。

  第四,此次危机和衰退也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一次挑战,粗放的、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已难以为继。在新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平衡各种关系是一个有待研究、探索的重大课题,但似乎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这表明,主流的看法是将此次危机和衰退视为周期性波动而不是结构性振荡,而这种看法值得担忧。 摘自《中华工商时报》
 


 

提高公共产品的社会和经济效应


  政府是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但又离不开社会的协同。公共治理强调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强调它是建立在信任和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

  城乡居民对社会保障有良好的预期,才能放心地消费

  1、公共产品相对不足是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

  最近,医保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成为热门话题。人民群众希望,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高水平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市场经济可以在私人产品领域很好地发挥作用,私人物品的生产大量增加,供需矛盾得到极大的缓解,在部分领域甚至还出现了生产相对过剩。但在公共产品领域中市场经济往往会出现失灵。“公共服务市场化”使得居民不得不支付相当一部分货币去购买本由政府财政提供的服务与产品。这不仅难以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还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消费。但这些年我国的消费率持续走低,这使内需明显不足,并逐渐构成对经济健康发展的威胁。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公共服务供给不到位,由此导致城乡居民消费预期不稳,消费倾向下降。由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价格上涨速度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不得不把可支配收入中很大的部分用于预防性储蓄,收缩了即期消费,由此导致内需不足。城乡居民对社会保障有良好的预期,才能放心地消费。

  2、政府的管理模式改革不到位导致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同政府转型不足有关。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了,管理模式要相应跟上。市场只看重交换,而交换要有明确的主体,因此私人物品在市场上交易十分活跃,每次交易都能实现其价值,从而刺激了生产。市场经济下政府主要的职能是治理。而市场是由企业自发的交易行为构成的,企业有内在动力。政府不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其职能由计划经济下的管制型政府向市场经济下的服务型政府转变;由单一的经济建设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变。但这种转变在体制和观念上仍然是滞后的,譬如我们有些干部的施政行为和理念依然是急功近利、形象工程,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为以GDP为中心等。

  公共服务既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公正,又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效率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经济活动的所谓“外部性”也称外在效应或溢出效应,主要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在有关各方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换中发生的,因此其影响是外在的。

  经济生活中的外部性是广泛存在的。生产中养蜂人放蜂使果农收成增加,企业的技术发明被其他企业无偿引用等等,都会产生正外部性;而化工厂向江河排放污水就会有负外部性。私人消费也会产生外部性,如吸烟、开车都会造成对空气的污染,半夜放音响给邻居带来的噪声等,都产生负外部性。

  公共服务的外部性主要是正面的,而且是高收益的,譬如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使不同阶层出身的儿童都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体现了公正性,贫困儿童不会因贫困而辍学,这不仅会使他本人和家庭受益,还会惠及社会和整个民族。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使得老百姓的消费没有了后顾之忧,会刺激内需增长,社会和经济效应会更大程度上体现出来。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任凭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公共服务也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

  弗里德曼给公共产品的定义是:一旦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消费的产品。萨缪尔森的定义是:一是收费的不可能性,二是消费没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三是分配的公平。如今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服务一般包括: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基础性公共服务;制度供给、宏观调控、信息发布、规范监管等经济性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社会性公共服务;国防、警察、消防等公共安全型服务。公共产品的范畴也在不断演化。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的范畴和数量,总体趋势是在不断扩大的。

  政府是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

  市场经济不是市场化,市场经济只是经济部分进入市场,而政治和社会是不能进入市场的;一旦政治与社会都进入市场,腐败就滋生了。公共产品的所谓市场化,本质上既不是效率优先,更不是公平优先,而是权力优先。这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从公共品的使用角度分析,本来免费提供的公共品却要用货币来购买,挤出了民众的其他消费,降低了内需;从公共品的生产角度分析,权力同市场结合有了畅行的渠道,滋生了官员的腐败。

  公共服务资金是通过税收筹集的,而不是在服务过程中筹集的,因此不能市场化。对此有不同观点。但笔者认为,政府购买服务和公共品不是市场行为,而是调节市场的行为。市场是由产品生产者与消费主体之间的交易构成的,政府不是消费主体,政府购买只是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如果政府只是偏袒生产者,消费者的权益受损是没有疑问的。公共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公共物品”作为经济学概念,其核心特征是所谓“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指的是一个消费者消费该种物品不会减少其他消费者的消费;非排他性指的是要把一个消费者排除在该种物品的消费之外或者不可能,或者成本太高。公共品不能进入市场,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如果指望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向用户收费来收回成本,最后的结果是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如果指望医院、学校、公共交通等单位不仅自给自足,而且要“创收”,那么必然会造成社会不公。这些公共服务单位的改革和发展,只能主要靠政府提供经费。

  服务型政府从本质上来说,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和“公民本位”的价值理念。这个目标的提出,不仅使人们很清楚地看到政府与公众的基本权力关系,极大地尊重和维护了人民的权利,而且也直观地反映出政府在社会中所扮演的基本角色和承担的主要责任,从而为普通民众参与公共管理活动、监督政府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

  政府要创新体制,确保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

  政府官员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利益。如何防止社会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呢?这就要把公共服务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中,使广大群众的评价成为影响干部升迁的重要因素。再譬如,在对待小商贩影响市容问题上,管理部门是否也应设身处地想想小商贩也是人,解决市容固然重要,但是否也要让小商贩能生存?生存问题比市容问题更重要。要妥善解决相关问题。总之,处处都应体现执政为民,真正做到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有时候,小利使某些人偏离以人为本,就会使政府失去公信力。

  政府是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但又离不开社会的协同。随着大量的社会组织迅速成长和网络社会开始形成,公共治理理论应运而生。公共治理强调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强调社会是建立在信任和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与管理不同,所谓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它指的是为了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等众多公共管理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政府要创新体制,确保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 摘自《文汇报》
 


 

共同治理,而非贸易保护


  2月,以“重建危机后的世界”为主题的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一种充斥着悲观论调的气氛中闭幕。全球金融市场在次贷危机不断蔓延和扩散下的大萧条自不必说,暗流涌动的贸易保护主义更成为令人担忧的又一个潜在威胁,经历了势如破竹发展后的全球化已走到尽头了吗?

  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或许前30年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正趋于终结,前30年由私人部门利益和市场力量驱动的全球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全球化并未走到终点。伴随着世界发展的重心和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向新崛起发展中大国的转移,世界正将迎来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治理的新全球化时代。

  近年来以发达国家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确有所抬头,大宗产品、传统产品和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日益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焦点,在贸易自由化中发展较快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如中国,更成为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攻击对象。次贷危机向纵深发展后,贸易保护势头更有扩散升温之势。受WTO框架约束,在无法高筑关税壁垒的今天,反倾销、反补贴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机制,食品安全、能耗、碳排放等环保标准、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制约产品出口的重大障碍。

  更为严重的是,当下贸易保护主义有向金融保护、产业保护和投资保护进一步渗透的迹象。如奥巴马政府力推并已获美国众议院通过的819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中,就明文规定基础建设工程限用美国钢。

  历史昭示我们,保护主义不是拯救一国经济的有效手段,却可能助推世界经济的衰退大潮。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美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震中,为了保护国内工业不受冲击,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以高关税保护美国产业,直接造成英、法、德等国的纷纷跟进,各种保护主义措施层出不穷,令世界国际贸易额锐减,加剧并恶化了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

  如今,尽管各国难筑高关税壁垒,但形形色色的非关税壁垒却仍危害重重,严重挑战以WTO为标志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有效运转。而贸易保护向金融保护、产业保护和投资保护的演化更会挫伤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制度基础。

  危机当前,世界需要全球协同以消除自我捍卫式的保护主义回潮,这种协同必须基于开放的理念之上,面对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各国各产业厂商投资不振的危情,需要借助相互开放而不是以邻为壑,有效刺激潜在需求,有效开拓潜在市场共克危机。

  其实,从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协调前所未有的密切和升级中,就可以看出,共同应对风险,而非逆全球化,才是可能的出路。如危机初期,为缓解各地货币市场资金需求,美联储分别与欧洲央行、瑞士央行合作建立200亿美元和4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机制,平抑离岸市场的美元拆借利率。危机高潮期,为缓解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可能导致的全球市场流动性紧缺,美联储不仅联手欧洲、日本、加拿大、英国和瑞士五大央行向货币市场注资2470亿美元,还主持召集来自全球的十大银行共同推出700亿美元的救急基金,使国际协调从政府层面拓展至企业层面,避免了全面的崩溃。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峰会进一步显示了“集体行动、全球领导”,应对由次贷引发的全球性危机的积极信号。

  在经济相互依存的时代,世界更需要全球协同以走出危机,这种协同必须基于共治的理念之上。这将是一轮修复内在结构性失衡的全球化,其治理结构和推进方式有待重大突破。

  一方面,相对于快速推进的、以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为显著标志的功能性全球化而言,制度性全球化的建设亟待跟上,多哈回合谈判仍应继续,金融和生产的多边规制更应建立;另一方面,相对于全球经济主体多元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发展格局,现行多边体系中的非多元化倾向需要得到纠正。G20为创立全球治理新模式提供了有效的尝试,这不仅是因为20国的国内经济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约90%,国际贸易总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约80%,比G7更符合修复遭到重击的全球经济的要求和代表性,更因为在G20平台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更有望成为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平等的主体,而不只是被动的参与者。

  在共同治理的理念下,全球经济协调的形式和内容都应有所创新,既有常规性机构协调,还应有突发性事件协调;就协调层面而言,既有高层协商、区域组织内部协调,也有更广范围的多边组织成员间的协调;就协调内容而言,更需要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向投资政策和商业政策众多领域延伸,充分体现多元主体的差别性特征和发展利益。惟其如此,全球化才能从低潮中突围,全球经济的再度繁荣才将是可期的摘自《浙江日报》
 


 

解读中国数据何以分歧巨大


  对于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月经济数据,境外媒体及机构的“解读”继续呈“多”“衰”两种走向。笔者调研分析后发现,这种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境外数据解读分歧,既与当前较为复杂难辨的经济形势有关,也与中国采用“年度同比数据”而非“季度或月度环比数据”这一西方经济体惯用的统计口径有关。

  事实上,随着信息化及全球化的推进,经济变化速度日显频密,国家统计局每月发布的数字却仍沿用“与上年同期相比”的老例,致使已习惯了以“按月环比”数据分析预测经济的海外媒体和机构常对中国经济数据产生误读。

  以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月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数据为例。PPI同比-4.5%的增幅,引发了境外媒体有关中国经济是否已步入通缩的讨论,连向以财经分析见长的香港《信报》,也在数据发布后的次日“社评”中,质疑国家统计局有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是造成PPI下行主要原因的解释,认为“国际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是各经济体普遍面临的情况,“为何其他主要经济体的PPI都没有像中国一样出现下跌?”

  但实际情况是,我国2月-4.5%的PPI增幅,是相对于2008年2月的工业品价格而言的,当时的国际油价约在90~100美元区间;而美国2月0.3%的PPI涨幅数字则为月度环比数字,建之于2009年1月的工业品价格基数之上,而此时的国际油价早已降至每桶40~50美元区间。

  《信报》评论忽略了中国PPI同比基点与他国间的巨大差异,从而将中国PPI负增长的主因归结为“外围需求减弱而导致的产能过剩”,并以“中国拒认通缩”作为该社评标题,固然有其对国情不甚了解的一面;但这同时也表明,在经济数据变动日益频密、宏观调控日益常态化,而我国又已位列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之时,我国的统计方法及统计架构却没有与时俱进进行相应的调整。其结果不仅容易造成境外媒体对中国经济的误读,形成外部环境有关中国产业供需发展的误判,甚至可能反过来影响决策部门的调控思路。

  比如针对2月份-4.5%的PPI增幅,海内外就已出现“中国经济是否步入通缩”的争论,并已开始就“是否该降息甚至出台更多经济刺激方案”展开讨论。而实际情况是,我国去年2月份的PPI同比涨幅高达6.6%。

  这种统计架构如果继续,那么今年的中国统计数据必将呈现“时而让人沮丧时而让人兴奋”的奇特场景,因为谁都知道,作为同比基准线的2008年有着多么让人晕眩的“过山车”走势,再加上转型期特有的中国国情,必然使散见于2008年“倒U型”基准线两端的2009中国数据愈显扑朔迷离。不要说在金融危机之年刚刚投向中国的陌生目光,即便是决策咨询者,也常常要重新挥笔计算后,方能拨云去雾,摸准最新的经济脉动。

  以2月份-1.6%的CPI涨幅为例,负增长看上去很不“养眼”,但若了解到其所同比的2008年2月CPI是一个高达8.7%的涨幅(超过5%通胀警戒线3.7个百分点),再回过头来看这个-1.6%的数据,会不会觉得这一指数“健康”了许多?

  再以年初发布的2008年全年及第四季度统计数据为例。面对6.8%的去年第四季度GDP增幅,见惯了“哀鸿遍野”的海外媒体作了差异极大的各种解读,一家美国媒体甚至播发了一篇“国际专家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文章,其核心观点认为,中国官方发布的去年第四季度GDP增速,以年度同比6.8%的增长,掩盖了其季度环比仅1%甚至零增长的窘迫现实——这样的文章不乏冷战思维,但其中发达经济体之于中国“年度同比”统计口径的不适应,也显而易见。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早年曾做过较长时间的统计工作,这位在波诡云谲的香港金融界叱咤经年的人物近期撰文指出,在众多统计数据中,他最看重月度及季度环比数据及其修正数据,因为相对于年度同比数字,短期环比数字能更准确地反映经济活动的细微变化及现实走向。

  应该说,以“年度为基准”的统计数据是进行年度分析及中期布局的重要依据,但在经济走势“瞬息万变”的今天,这种大跨度时间段内的信息比较已不能满足经济参与者及调控者的需要。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即便可以忽略金融危机背景下世人投来的各种关注目光,却不能忽略因种种误读带给我们的不必要损失,以及我们自己对于信息精益化和调控精准化的期待。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日本经济转型的启示


  日本从战后重建至今,有过长达30年的快速增长。而从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动荡、低迷、复苏伴随着的最近30年,日本经济经历了起起落落,甚至是大起大落。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一直进行着经济转型和改革的探索。

  第一阶段,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当时正是日本从煤炭经济向石油经济转变的阶段。深受打击的日本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将资源从丧失竞争力的领域向未来具有成长潜力的领域转移,淘汰高能耗产业,大力发展汽车组装业和家电等低耗能产业,以及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环保技术的研究使得日本成功地先于其他国家从危机中走出,并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免受沉重打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说,当时日本经济的转型主要是制造业的转型,表现在产业结构从“重大厚长”转向“短小轻薄”。主要方式是官民并举,政府和企业共同致力于节能环保技术的研究。当时最为著名的就是通过了“阳光计划”和“月光计划”,前者旨在开发新能源,如风电、水电、核电、潮汐能发电;后者强调对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能源转换效率。

  节能技术给日本带来巨大利益,降低了对石油的依赖,到80年代上半期,日本单位GDP能耗比石油危机前降低1/5,对石油依赖也从78%降至56%。

  第二阶段,随着制造业水平提高,日本对美欧出口急剧上升,贸易盈余大增。在此背景下,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压日本开放市场、变革制度、调整汇率。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日元步入大幅升值轨道。这个时期,日本的主要教训就是政府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力度不够,维持了大量效率较低的企业,对贸易摩擦的严峻性估计不足,未能及时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等,使得经济增长压力越来越大。

  刘军红说,“广场协议”后日本政府为保持出口增长,常年维持低利率,导致货币供给过剩,同时还有大量外资流入日本。在产能相对过剩、消费基本饱和的情况下,过多的流动性投向了高风险市场,由此制造了日本“股市不倒”、“土地不败”的神话。发现问题后采取的货币政策和房地产政策失当,刹车过猛导致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相继破灭,日本经济进入长达10余年的低迷。这一时期被日本国民称为“失去的10年”。

  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除了“泡沫经济”崩溃带来的后遗症,还在于日本政府对“网络经济”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及时推动向“新经济”转型。同时,大量资金和人力都消耗在虚拟的“经济泡沫”当中,贻误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科学技术升级换代的战略时机。

  第三阶段,2002年以来,日本经济开始复苏和全面转型。小泉内阁着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重点是削减公共事业投资,集中处理银行呆账,推动道路公团、邮政事业等民营化,放低贷款利率剌激消费,努力消除通货紧缩;企业则重点整合内部资源,通过减员增效、大力开发新产品、扩大出口等积极措施,逐步使日本经济摆脱了十年低迷的阴影,重新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刘军红说,在“广场协议”前,日本已经意识到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的压力。但是扩大内需的政策,时至今日效果也并不明显。不过,日本政府还是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值得借鉴。

  首先,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除了上面讲到的对国有企业或有国有成分的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推动民营化外,另一个经验就是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主要是政府通过搭建制度上的平台,促进民间储蓄转变为民间资本。

  日本有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并且有政策性金融机构负责这项工作。刘军红说,从日本的经验看,民族资本是平衡外资的重要力量,也是政府力量的有益补充。同时,它也吸纳了大量就业,并为扩大消费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第二,通过对外投资,在全球范围形成产业内的贸易链,从而转移贸易冲突,为企业赚取大量利润。日本是一个高外汇储备的国家,但与中国不同,日本是“藏汇于民”。利用高额的外汇储备,日本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实施得相当成功。日本不是简单地进行资本输出,而是以资金、技术、管理和全球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资本输出。其中先进的技术是重要依托。刘军红说,没有技术作保证的对外投资不叫投资,而是资金外流。对外投资要与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安排相协调。过去二三十年,日本海外投资持续增加,成为日本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

  第三,通过海外并购为其全球战略竞争占据有利位置。日本企业国际化程度较高,投资经验丰富,从日本的做法可以看出,海外并购是其全球战略的一环,意图并不在于购并资产,而在于为在今后全球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比如日本在获取油气开采权方面手段比较隐蔽,一般是利用企业以小规模、分散投资的方式进行,每次获得7.5%或5%的开采权益,动作小,不宜引起注意,取得的成效非常显著。

  当前面临全球性经济危机,日本一面进行企业重组,一面进行海外扩张,投资领域主要转向了新能源、金融、食品、医药等重点领域,在汽车等领域则相对收缩。

  第四,通过科技创新为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体系重建过程中提前布局,争夺全球竞争制高点,提高其国际影响力。尽管在上一个周期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经济浪潮中落在后面,但在新一轮竞争中日本不输人后,主要依靠的就是日本全球居于领先的节能和环保技术。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日本希望以新技术带动新产业、新市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共谋发展的机会


  2010年,世界博览会将在中国上海举办。这既是世界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奉献。

  世界博览会是一个大型国际博览会,与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并称世界三大盛会。自2006年3月温家宝总理正式签发参展邀请后,世界各国回应积极。截至目前,已有185个国家和46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上海世博会,参展方数量创下158年世博史的最高纪录,预计观众将达7000万人次左右。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面对国际社会的参展热情,我们深感机遇难得,责任重大。

  上海世博会是由中国政府主办的国家项目,我们将努力为世界各国搭建一个交流展示的平台,要同国际展览局和全体参展方一起,共同打造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盛会,为世界创造机会。

  上海世博会将是世界各国加强交流合作、相互学习的机会。在5.28平方公里的上海世博园区内,通过展览展示、参与论坛等多种形式,多元文化进行交流融合。人们将探讨创新科技的发展进步,促进各国经贸往来合作。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下,上海世博会将成为学习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动课堂。在约15公顷的城市最佳实践区展区,全球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数十个成功的实践案例将汇聚一堂,供各国城市学习借鉴,从而在城市化进程中少走弯路,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上海世博会将是世界各国共谋发展的机会。当今世界,鲜有一项活动能像世博会这样,集中如此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持续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就一个共同的主题进行探讨交流,这将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大交流、大合作和大发展。

  上海世博会将是世界各国提振信心,共克时艰的机会。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但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参展国和参展方提出退展,我们听到更多的是有关各方克服困难的声音,看到的是一个个国家展馆如期开工建设的场面。上海世博会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全面承诺和财政担保,组织者设立了1亿美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参展,目前已有120个发展中国家受到资助。

尽管中国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但我们为世界办世博的宗旨和行动从未动摇和改变。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为全体参展方提供优质全面的服务与支持,帮助创造参展条件、节约参展成本、提高参展效率,确保世博会上的精彩展示。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以开放心态推动复苏


  中国贸易投资促进团日前对欧洲四国进行了访问。中国以实际行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鲜明立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人们注意到,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扩散,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在一些国家有所抬头。从“购买国货”条款,到限制雇用外籍员工;从通过紧急借款形式要本国企业将工厂从海外移回,到获得政府救援的银行只能将资金贷给国内企业的规定;从不断升级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到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保护主义之风正在从贸易层面刮向金融、产业、投资和就业等领域,如果任其发展,将是对世界经济的又一次打击。

  早有经济学理论指出,合作与信任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把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归罪于外来竞争,采取保护主义和“自扫门前雪”的做法,或许可以暂时迎合一些利益集团的诉求,但以牺牲他国乃至全球经济的整体利益为代价,则将得不偿失。

  自由贸易促进了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生产力提高和经济繁荣的重要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经济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保护主义违背基本的商业逻辑,损害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成果,并将阻碍和拖延全球经济的复苏。上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直接加剧了大萧条。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经济全球化背景,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与以往历次危机的一大不同之处,解决危机的钥匙自然也在于全球多边协调。正是因为这一点,近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才会越来越响亮,相关议题也成为各种多边和双边国际场合讨论的焦点。

贸易保护主义有碍世界经济发展。只有共同保障市场的开放性,维护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经济贸易体系,才能推动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的阴影。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国有什么理念能改变世界


  2月下旬,巴黎郊外举行了一次颇有特色的“中国与西方知识分子高峰会”,讨论中国发展模式及其国际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和理念,成了讨论的一个焦点。笔者在会上讲述了中国30年巨变背后的七个独特理念,即实事求是、和谐中道、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励精图治的良政、政绩合法性,其中最核心的是“实事求是”。这些理念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可能会影响这个世界的未来。

  “实事求是”是一个很中国的概念,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书》中就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名言,指做学问需要诚实的态度,后来明清之际又兴起了“实学”,即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探索来发现规律和真理。1978年,邓小平明确地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中国的“实事求是”与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处:双方都摆脱了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并因此而推动了各自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但两者也有差异:“实事求是”毕竟是中国文化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摆脱了过去西方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和唯我独尊等历史局限,强调了一切理性活动都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而检验的标准是这些活动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整体利益。正因如此,在“实事求是”指导下的中国崛起,没有像欧洲崛起那样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和平与发展的大量机遇。

  这个理念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意识形态偏见最少的国家之一,使中国能大胆地借鉴别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步。这个理念也使中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因为中国从对事实的检验中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苏联的集权模式没有成功,西方的民主模式也没有成功,中国因而决定大胆地从实际出发,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整个国家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

  中国把保持稳定、改善民生放在首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使中国实现了自己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30年的跨越式发展,使近4亿人脱贫,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成功抵制了休克疗法、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今天席卷世界的金融浩劫。中国模式有其缺陷,但这些成绩已足以确立中国模式在当今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

  “实事求是”理念也使西方“民主化”口号很难忽悠中国。西方在世界各地到处推动所谓“民主化”,口号很动听,但中国人要看事实。一看事实,人们就不得不质疑:为什么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溃了?为什么苏联这样做就解体了?为什么台湾学了西方模式,经济滑坡了,贪腐更严重了,社会也分裂了?为什么韩国“民主化”之后的许多情况也和台湾类似,还不幸地成为1997年和当前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为什么东欧“民主化”已20年了,但根据欧洲权威研究机构的评估,其民主品质普遍低劣,它们的经济命脉也几乎全被西方银行等机构掌控?为什么整个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个通过西方式民主化而能够有效地消除腐败并实现现代化的例子?

  当今世界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的竞争,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政治标准,都是如此。现代管理学认为标准竞争有三种战略,一是追随者战略: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后面生产,这是价值链中最低端的;二是参与者战略,即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这明显优于前者;三是领导者战略,就是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成为领导者,让人家按照你的标准走,这是利益最大化的办法。在国际政治中,西方奉行的就是领导者战略,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西方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把别的国家弄得分崩离析,民不聊生,也不用道歉,因为他推动的是所谓“普世价值”,怎么会错?只是西方总体实力日渐下降,其政治影响力也大打折扣:伊拉克战争的困局实际上标志了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破产,而当前美欧金融危机则表明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已经失败。

  西方主导了四五百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需要修理了,西方强势的话语体系已经严重失灵了。说句老实话,靠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靠西方的话语体系,当今全球治理的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因为这种秩序和话语往往就是造成今天诸多问题的根源,从金融危机到全球变暖到文明冲突,都是这样。

  今天的世界面临这么多的挑战,需要各国的智慧,包括中国的智慧,特别是“实事求是”的理念,才能解决好。在世界政治标准的竞争中,中国将采取参与者和领导者战略,中国的崛起过程也将是一个“中国标准”形成的过程,这种标准也一定会影响世界秩序和话语的演变,也唯有这样,中国的崛起才会是真正的崛起,我们这个世界也才会变得更加公正、和平与美好。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有多远?


  经济危机往往导致社会利益冲突加剧。如果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导致贫困人口不断增多,爆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危机难以避免。

  街头运动与罢工潮兴起

  去年12月,希腊一名在贫民区巡逻的警察滥用职权,向一群“问题少年”开枪,导致一名15岁的少年不幸丧生。该事件引发成千上万的希腊学生走上街头。“少年之死”固然是希腊骚乱的直接原因,但金融危机却是导致骚乱的深层经济原因。过去10年来,尽管欧盟经济发展缓慢,希腊却保持着年均4%的经济增长率。但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打击下,希腊赖以生存的海洋运输业面临严重困难,全国失业率高达 7%,民众的贫穷化程度加重。希腊大规模社会骚乱后,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法国、英国等都先后出现罢工和反政府骚乱。新年伊始,法国爆发了百万人罢工示威游行并引发了骚乱。在英国,炼油厂工人罢工引发其他能源行业的工人加入,威胁能源供应。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交织

  冰岛是北欧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曾被评为“全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国家。2008年10月,时任冰岛总理哈尔德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国家正面临“破产”危机。一向养尊处优、优哉游哉的冰岛人无法接受国家濒临“破产”的现实,更无法忍受向低标准的生活方式回归。愤怒的年轻人到冰岛央行前抗议金融机构的无能,抗议人群的规模越来越大,从几百人发展到最多时有上万人参加,占到雷克雅未克人口总数的10%。1月26日,总理哈尔德被迫宣布联合政府辞职。冰岛政府成为全球第一个因为金融危机而倒台的政府。

  金融危机也重创“金砖四国”之一的俄罗斯,外资加速撤离,卢布大幅贬值,失业人口不断攀升,在过去两个月内有1000万俄罗斯人失去工作,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走上街头。1月31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数千人参加游行。民众在抗议失业保障的同时,也对普京执政8年国内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表示质疑。俄罗斯国内媒体,包括各网站上对现国家领导人的非议比比皆是,普京总理的民众支持率大打折扣。金融危机与社会危机关联

  导致金融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的最直接因素,通常是企业倒闭、裁员所导致的失业问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受金融危机冲击,全球失业人口将新增2000万人,若情况继续恶化的话,2009年底可能达到2.1亿人。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无疑是点燃社会危机的主力。

  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导致欧美国家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道德和信心危机。人们对现行资本主义和国际金融体制的合法性产生严重质疑。在经济衰退情况下,欧美国家极端思潮泛滥,民众不满情绪上升,族群对立和冲突加剧,弱势群体前途无望,社会安全与稳定威胁增加。在野党借机煽动民众上街,向执政党发难,扩大自身影响。一些国家将因政治危机导致政府更迭,从而进一步加重社会危机。真正的危机或许尚未到来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近来,欧美各大银行相继公布2008年业绩报表,美国美洲和花旗、英国巴克莱和德国商业银行等均出现巨额亏损,说明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扩大和深化。随着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和家庭消费的影响全面显现,全球经济将陷入全面衰退。

  为挽救和振兴本国经济,世界各国政府均执行财政扩张政策,向金融业注入巨资,并出台庞大的刺激经济计划。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持续攀升,欧美长期债务利率将由现在的5%升至7%。如此又埋下爆发新的债务危机的种子。一旦债务泡沫破灭将对各国经济产生巨大破坏,而企业长期还债负担加重也不利经济复苏。

  尽管目前出现的社会动荡主要发生在欧洲一些国家,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远大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基础薄弱,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贫困现象严重。在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西方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积极寻求转嫁责任和风险压力。发展中国家除了面临西方转嫁经济金融负担外,还面临信用紧缩、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官方发展援助减少,资源产品价格下跌等困难。去年12月,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公布的调研报告显示, 受金融危机影响,中美洲各国的出口量和侨汇量均出现明显下滑。该报告预测,中美洲脆弱的就业市场将持续萎缩,将出现大批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贫困人口激增,赤贫现象日益严重,向北美国家非法移民数量增加,社会治安持续恶化。 摘自《半月谈》
 


 

中国传统社会是市场经济社会吗


  近读经济学家盛洪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关于政府的制度经济学》,其中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值得商榷。他认为:“受儒道两家自然秩序哲学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本来就是一个(非工业化的)市场经济社会,因而在经济领域引入西方的市场制度,并无大的冲突。”对这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观点,本人不敢苟同。

  改革开放初期,吴慧先生写过《中国古代六大经济改革家》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把春秋时的管仲、战国时的商鞅、西汉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北宋的王安石和明代的张居正称为古代的经济改革家大致没错。因为他们设计并实施的经济政策或者明显地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或者有效地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前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后者维持了封建政权的延续。那么,他们的改革举措对市场经济的形成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管仲的改革措施包括税收上的“相地而衰征”,农业上的“无夺民时”等,但最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人们的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并主张定四民之居,“勿使杂处”。这样一种约束型的人口政策,从根本上杜绝了劳动力的地区流动,也堵塞了人们自由择业的途径。

  商鞅的变法以统一度量衡、废除井田制、推行重农抑商、实行法制、奖励军功、建立郡县制等为主要内容,商鞅变法对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的限定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商鞅所倡行的重农抑商着眼于既定生产力状况下农业与商业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其效果是双重的,在确保一定时期农业发展的同时,窒息了其他经济部门在更长历史阶段中的自发增长。

  较之桑弘羊的改革,刘晏的改革具有较多的市场色彩。同样是为了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他不是单纯依靠提高税收,或直接由官府参与争利,而是借助于民间经营的积极性。显然,刘晏的成功是由于向商人提供了获利空间,但基于财政需要的改革目标决定了市场只能是负担买单的“侍女”,而凌驾其上的那把悬剑倒是培育出市场经济的另一个毒瘤——官商勾结。

  王安石因列宁的一句“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而受到正统历史学家的肯定。不过他的新政名目虽多,推行也久,但大部分还是前人改革套路的袭用(如均输法、市易法等),实施的新法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生产和市场发展的作用。解民间之困流于高调,官府的钱袋倒鼓了起来,其秘密就在于国家把原来属于兼并势力或高利贷者的暴利占为己有了。

  而在张居正的改革中,一条鞭法也不具备应有的制度效力,因为没过多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项旧税杂项又恢复了,这样的改革不仅徒有虚名,还给后人以障眼法搜刮财富新添了愚民的伎俩。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一个不争的史实:从劳动力刚性管理到产业结构凝固化,从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到官府支配下的商人运作,从农村金融的控制到税收改制的虚置,中国古代几次大的经济改革所呈现的演进轨迹是政府对市场管制的步步加深,正是这样的管制使中国历史上尽管有市场的交换行为和一定规模,但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前市场经济,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摘自《北京日报》
 


 

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正在到来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一系列新任务新要求新部署。在中央的有力领导下,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文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全党全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新形势,对文化产业发展既提出了新的要求,更为其加快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文化产业的特点和优势进一步凸显

  党中央国务院将“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作为当前工作的主要原则和总体要求。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和内容产业所具有的特点和优势得到进一步凸显。

  一是文化产业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和第一、第二产业相比,文化产业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较低,同时,文化产品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基本上不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在资源相对短缺、环境污染较重的情况下,发展文化产业是必由之路、明智之举。

  二是文化产业市场需求强、发展潜力大。据专家统计,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人们消费结构就会出现明显变化,物质消费的比重会逐渐减少,精神文化消费的比重会不断增加。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会逐步显现。

  三是文化产业易与新技术对接,具有较强的创新应变能力。从内容上看,文化产业是最强调创新创意的产业;从形式和载体上看,文化产业本身会随着新技术的运用、新消费习惯的出现自发地创新求变。近年来,文化产业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对接,派生出一系列新生的文化业态,为文化艺术提供了新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渠道,展现出文化产业旺盛的生命力和较强的创新应变能力。

  四是文化产业进入门槛低,吸纳劳动力能力强。文化产业既适合于大规模、现代化、拥有高新技术设备的企业,同时可以接纳个体化、小规模、依靠个人创作和传统技艺发展的市场主体。由于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各类人群、各类企业组织形式都能够从事文化产业。因此,文化产业具有广泛吸纳各类社会劳动力的特点和优势。

  五是文化产业经济回报高,受益时间长。文化产品一旦受到人们的认可和消费者的追捧,就会获得较高的经济回报。同时,优秀文化产品的价值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减少,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实现不断的增值。

  六是文化产品的消费不会消耗物质形态,反而会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一特点,使文化产业的市场需求不仅不会随着经济下滑而萎缩,反而体现出反经济周期的功能,从而推动其自身的快速发展。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机遇进一步显现

  在当前形势下,文化产业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但是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是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领导保证、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在文化建设发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针对性、实践性极强的判断和论述。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两大一新”的战略目标。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逐步提出和形成了新的文化发展理念。这些重大的理论成果为文化产业的发展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二是多年来文化建设的成果为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经历了由小到大、从弱变强的发展历程,从2003年起,文化产业增加值增幅高于同期GDP增幅5到6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的增长势头明显快于一般经济领域。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文化及相关产业总产值大约为6000多亿元,就业人数约为1200万人。产业门类日益齐全,产业链不断延伸,传统文化产业得到改造提升,新兴文化业态蓬勃发展,文化产业总体素质不断增强。

  三是投资者的关注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裕的资金保障。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加深,传统加工制造业和出口贸易受到冲击,投资者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投资领域和盈利行业。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所具有的反经济周期和逆市上扬的特点引起了不少投资者的关注。

  四是文化需求进一步扩大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文化消费并没有因为经济下滑而萎缩,反而因为文化产品特有的功能而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在今年春节期间,图书、电影、文艺演出的销售量均有大幅增长。

  五是新技术不断涌现为文化产业创新形式、拓宽渠道提供了技术支持。新兴传媒技术的推广应用,不仅为传统文化产业提供了先进的手段和多样的形式,同时更催生出电子票务、网络游戏、手机文化、数字文化节目制作、三维动画等文化业态。更为重要的是,新兴科技手段的运用,极大拓展了文化节目传播的出口和通道,使传播渠道拓宽、传播速率加快,对文化内容的需求更为迫切,这为以内容创作生产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机遇。

  六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创造了契机。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各国对文化产品的需求都将呈现增长的趋势。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外对具有中国元素和中国文化内涵的文化产品的兴趣不断增强。此外,国际经济下滑也为国内文化企业通过到海外参与兼并、收购、合作等创造了更为可行的条件。

  抓住机遇,采取措施,推动文化产业超常规发展

  当前,要抓住机遇,推动文化产业超常规发展,必须着力做好几项工作。

  一是培育骨干龙头文化企业,引领带动文化产业整体发展。要着力培育一批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骨干文化企业,在演艺、影视、出版发行、动漫游戏、网络文化、数字节目制作等领域发挥龙头作用,使其成为我国文化市场的主导力量和文化产业的战略投资者,引领和带动文化产业整体发展。要通过支持和鼓励大型国有文化企业集团实行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打造出具有国家水准、能够与国际同行竞争的主力军和“国家队”,努力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的“百老汇”、“好莱坞”和“迪斯尼”。

  二是建立现代的产业创新、示范、孵化基地,真正发挥其产品创作、技术研发、产业化试验和推广的作用。针对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基地建设中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下、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同质竞争情况比较严重等问题,要建立和完善一批高起点、规模化、代表国家水准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文化产业基地,比如动漫、游戏、电影、电视剧等创发和制作基地。以此为全社会提供高端的服务平台,提升创作创新能力和制作加工水平,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三是探索建立适应文化产业投资发展的投融资体系,加大文化产业的投资规模。要研究探索通过建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文化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基金”等方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文化产业发展,逐步建立多元化、社会化、公共化的投融资服务体系。同时,要尽快建立文化产业投资风险评估和分摊机制,鼓励组建文化产业融资担保中介机构和知识产权专利评估机构,通过“银企联合”和“银文联合”,有效解决文化企业可供抵押的实物较少,无形资产评估难、抵押变现难、抵押担保信用程度低等问题。除此之外,也可以探索发挥产权交易所的投融资服务功能,为知识产权拍卖和交易等提供“一站式”服务,促进知识产权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为文化企业充分利用手中的无形资本进行融资创造条件。

  四是探索刺激文化消费、扩大文化需求的新途径。一方面,要加快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构筑各类文化产业联合体;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惠及全民的文化权益保障机制,对于低收入者和困难地区,可以考虑以发放文化消费券的方式,提高其支付能力,扩大文化消费。

  五是打造一批外向型文化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加快中华文化“走出去”。要支持外向型文化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把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结合起来,把政府推动与企业市场化运作结合起来,通过政策保障、项目资助,鼓励有实力的文化企业收购、兼并境外企业或资产,把创作生产基地放到境外,直接按当地消费方式和习惯“量身定做”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产品,同时利用境外销售网络和传输渠道,使我国文化产品打入国际主流社会,从而使文化企业真正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军。

  文化产业是一个新兴产业,一个朝阳产业,一个最具有生机和活力的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很好的发展条件。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对于文化产业而言,既是严峻的考验,也是难得的机遇。只要我们开动脑筋、转换观念、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就一定能够有所作为、有所突破,迎来文化产业更好更快发展的明天。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种社会病


  当今社会,是一个个性张扬、思想活跃的社会。这种民主、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给了人们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快速进步。但也正因为如此,受经济全球化、思想多元化的影响,几千年来被人们所推崇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也受到巨大冲击。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人们头脑中已被动摇、被忘记。一些人的是非观也在悄无声息的发生变化,美与丑、善与恶、荣与耻的概念,在他们心目中已变得无足轻重。诸如贪污受贿、骄奢淫逸、见利忘义、利令智昏、醉生梦死、奢侈浪费、嫖猖狎妓、打牌赌博、坑蒙拐骗、欺名盗市等等,这些在旧社会就不被世人所齿的卑劣行为,而今倒被一些人津津乐道。

  君不见:一次带6名情妇出国“考察”的市委书记有之,以权换钱、以权换色的人有之。这些现象不仅在暗地进行,有的已经公开化,甚至在圈子内互相炫耀、互相攀比。这些人比谁的小车豪华,比谁的情人漂亮、谁的年轻、谁的多,比谁喝的酒、抽的烟档次高等等,不一而足。让人诧异之处在于,这些人往往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自认比别人高一等。综观这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言行,并加以深层剖析,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社会现象折射出两种不良心态。

  我有权,其奈我何。有这种心态的人,大都有一官半职。不可否认,现下官本位意识在官场还有很大的市场,在管理上我们各个部门又是“一把手”负责的体制,于是滋生出很多怪现象。有极个别一把手素质不高,品德不良,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私有财产,自认为在我的这块天地里,这就是我的自留田,横耕竖耙任我由之。这种人办事不讲民主,老子天下第一,在我的地盘没有你讲话的权力。李真、慕绥新、马向东、李友灿、王怀中等腐败分子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有钱,关你甚事。这种人大多是暴发户,他们托改革开放的福,致富发了家。在有了一点钱以后,他们不去想如何去用自己的财富回报社会,而是骄奢淫逸、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他们把中国的优良传统忘得一干二净,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严重扭曲,有的甚至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包了二奶包三奶、包了三奶包四奶,乃至妻妾成群。他们唯恐别人不知自己有钱,炫耀的是他们自己的本事,信奉的是钱能通神,追求的是肆无忌惮。似乎这社会只要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浑然不知,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没有政府与民众的支持与帮助,能有他们的今天?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一种社会病,是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决然相悖的,也是与现代国家对国民的素质要求,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不相符的。这些现象虽然可以理解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但切不可以掉以轻心,务必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方面要健全党内的监督机制和监督体系,对权力加以监督,加以约束。另一方面要在全社会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推广工作,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指示,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健康、和谐的轨道行进。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不怕得罪人”是一道坎


  “我知道整顿干部作风就像捅了一个马蜂窝,非常艰巨棘手。但是作为省委书记,我既然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是群众反应强烈、影响河北发展的问题,我就不能不管,哪怕是得罪人,哪怕遇到一些阻力,也要坚定不移地抓下去!”

  “干部作风问题必须要抓,否则最终受损害的是河北发展和老百姓的利益。”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的一番话掷地有声,让人感到很提气,也很真切。

  生活中,有很多道坎,考验着我们的勇气和信心。对于领导干部来讲,很多时候,怕不怕“得罪”一些人,是检验干部思想作风正不正的一块试金石,也是考验我们自身正气缺不缺、底气足不足的一道坎。

  “不怕得罪人”,关键是看“得罪”什么样的人。是那些身无权势、老实憨厚、合法经营劳动的人,还是那些身在要位、不作为乱作为、欺负老百姓老实人的人。故意刁难想干事、做正事的人,专门欺负老百姓老实人,就是一种过错,该“得罪”的必须“得罪”。这是为官从政的根本底线,是不能有丝毫含糊、半点儿放松的法纪原则。

  对坏人的姑息,就是对好人的犯罪。坏人不惩,好人难做;歪风不除,正气难树。可见,“得罪”那些不干正事、满身邪气的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相当紧要。只有越过“不怕得罪坏人”这道坎,才能对得起组织信任,不辱使命,才能对得起衣食父母,不负厚望,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不失人格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怕得罪人”,既是一种胆识,是非分明,立场坚定,敢于碰硬;也是一种品格,腰杆挺得直,自身行得正,说话有底气,做事有魄力;更是一种作风,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自揭“家丑”不护短,不解决问题不罢休。这种胆识和品格,应成为每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政治素养,这种作风应成为共产党人秉持和弘扬的优良传统。

  然而,现实生活中,“怕得罪人”的现象并不鲜见,“怕得罪人”的同志也大有人在。有的认为身边的人不能“得罪”,怕伤感情,怕影响人脉关系,怕背上不近“人情”、没有“人情味”的“坏名声”;有的认为有门路的人“得罪”不起,怕树立“对立面”,怕牵连自己,耽误个人前程,影响到位子、丢了帽子,怕被冠上“不识时务”的称谓;有的认为小人最不值得“得罪”,怕人使绊子,放冷箭,告恶状,下黑手,怕落得个“没事找事、自讨苦吃”的下场。怕来怕去,畏首畏尾,整日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有悖于党性原则的事,维持“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的局面。眼睁睁看重小问题演变为大问题,小矛盾变为大事故,“一块儿臭肉坏了满锅汤”。有的甚至该问的不敢问,该抓的不敢抓,却专找那些勤恳工作的老实人“撒气”。这些现象的存在,确实让人寒心,更令人愤恨。反观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什么本应是“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然而好人非得“夹着尾巴”做人做事,小人却可以毫无顾忌、肆意妄为,为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变为了“表扬与自我表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不怕得罪人”的精神缺失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一种耻辱!

  其实,对于那些不务正业、不干正事的人进行批评与惩处,并不是得罪,而是这种人所作所为的“罪”有应得。试想,站在公共权利赋予的岗位上,放着该做的事不做,却时时处处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只为自己着想,这岂不是一种过错?这种对职责的亵渎,对共产党员荣誉称号的玷污,岂能不该得到应有的批评、惩处?尤其是那些仗势欺人、损害老百姓利益的人,更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岂能不受到严惩和唾弃?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组织纪律上来看待这种现象,绝不能把惩处看成是“得罪”,不能用伦理情感来代替党性原则,不能把公事当私事、小事来看待。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才能真正胸怀责任,牢记使命重托,腰杆挺起来,底气足起来,认真地对人对事,较起真来解决问题,才能让那些敢欺负老百姓、损害群众利益的人无处藏身,歪风邪气得到有效遏制,才能真正维护集体的大团结,实现个人的大抱负,推动事业的大发展。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讲,从来没有过不去的坎,也从不畏惧任何艰难险阻。相信,经过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的洗礼,更能激发出河北人那种不畏艰险、披荆斩棘的斗志和锐气,燕赵大地也会呈现出政通人和、气正风清的良好风貌。河北必将步入更加宽阔、坚实的发展轨道。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一个人活在世上,如何对待功名利禄?或者说如何认识和对待权欲、物欲、名誉地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专为自己升官而不择手段,还是为广大民众谋福利?我们读一读老子充满朴素辩证法的慧语,体味一下他对人生修养和处世的见解,可以感觉到他的许多话语,启迪心灵,不时在敲打,长鸣警钟,使人醉之复醒。做人,是一个古老常新的话题,但反映了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老子认为,注重修养是做人的根本(“我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二十章》)。

  (一)“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老子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所以,要顺其自然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八十章》),他不主张去欲、无欲、绝欲。但是,对于自然之外的人为欲望,即人们常说的身外之物,如声色犬马、财物名利之欲,就必须减少到最低程度,根绝了私欲就可以得到安静(“不欲以静”《老子•三十七章》)的地步。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老子提出,名誉与生命,哪一个重要?生命与财富,哪一个珍贵?得到与失去,哪一个更有害?过分的吝啬必定会付出更大的耗费;聚财过多(过多的收藏)而不施以济众,必会引起众怨,最终会招致更惨重的后患和损失。所以,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到危险。这样,就可以长久平安。

  因而,老子高度概括了人与财物名利的辩证关系:“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这就是说,罪恶没有比贪得无厌更大,祸患没有比不知道满足更大,灾殃没有比掠夺侵略更惨。所以,知道满足的富足平衡心理,是永远的富足。

  古往今来,多少贪夫殉财,常常由贪得无厌,不知足,不知止,而栽进了罪恶的泥潭。清朝的和珅就是典型一例。和珅少时即在銮仪卫当差,19岁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由于他巧言佞色,曲意奉承,又办事利落,幸得乾隆帝欢心,官职屡升,充户部尚书、四库全书馆正裁、兵部尚书,后为军机大臣,其子丰绅殷德与和孝公主结婚。和珅位高权重,他借乾隆之名作威作福,凡是对他有意见者则设法诬陷之,而且贪心无限,所以给他送礼者无数。他安排乾隆帝游江南,沿途借机捞取金银珠宝以饱私囊;又奉旨去云南,将不送贿赂的云南总督参奏革职;对于陕西抚台送来的20万银两,和珅连正眼也不看便吩咐家人收下;南方各省和海外各国送事的珍宝礼品,和珅总是设法占为己有。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帝去逝,嘉庆帝根据给事中王念孙的揭发,逮捕了和珅,查明他执政20余年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后诏令和珅自尽,宣布和珅20大罪。据不完全统计,和珅家产为8万万银两,超过当时朝廷十年收入的总和。难怪,嘉庆皇帝即位抄了和坤的家后,民间流传“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笑谈。

  再说现代,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欲横流,特别是一些处于“一把手”位置的领导干部,把权利当作为个人、家庭和小集团牟取利益的手段,最后私欲膨胀,贪污受贿,成为阶下囚。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等不少省部级领导堕落为腐败分子,相继落网。这不是印证了老子“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的告诫吗!

  (二)“圣人不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一个人如何避免成为金钱财富的俘虏?老子认为,应该保持平凡,坚持朴实;减少私念,降低欲望。(“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

  在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大千世界,如果不能保持一种平凡朴实的心态,其思想和精神世界就必然会偏离正轨。庄子说得好:“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也”。寥寥数语,道出了欲望与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乃至与其人生观的关系。

  为什么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呢?老子认为,缤纷的物欲世界使人目盲,靡靡的音乐使人思想麻木,鲜美的滋味使人每天想念,纵马打猎行乐使人心性浮躁发狂,稀有难得的货物使人行为不轨。(《老子•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庄子也认为,那些贪财、追名、迷权者,整日战栗不安,悲苦不堪,还无休止的追求,这算是被大自然所刑戮的人。“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慄,舍之则悲,而一无所监,以门规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庄子•天运》)。这是说,把贪图钱财看作是正确的人,不会让人利禄;把追求显赫看作是正确的人,不会让人名声;迷恋权势的人,不会授人一点小权利。掌握了利禄、名声和权势,以唯恐丧失而整日战栗不安,而放弃它们又悲苦不堪,舍不得,心中一点鉴别力也没有,还在不停止、无休止的追逐。最终,利禄、名声和权势将会变成工具而杀戮了自己。

  所以,老子提倡,“圣人”不要多积蓄,自己的财富要用来济众,完全为人民;给予别人越多,自己越感富足充裕。按天道行事,就是利于万物而不为害;按圣人之道行事,就是只施济于民众,而不与相争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名人要人的清正廉明美德,值得后人学习,它是中华民族精神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发扬光大。

  著名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进士出身,官至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除主编历史巨著《资治通鉴》(294卷,300余万字)名世千古外,还以勤奋工作,生活简朴而传为美谈。他为了实现著书立说以资治国借鉴,近20年不分日夜,废寝忘食,经常抱病工作。朋友劝他说“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使《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范祖禹、刘恕、刘攽和司马康深受感动。司马光生活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从不购买并穿戴华贵衣服以摆阔显赫地位。

  为了教育培养儿子崇尚俭约的美德,司马光以家书的体裁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其中详细列举历史上的史事以为戒。他说: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准生活豪侈冠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因此,历史上有“富不过三代”之说。司马光文中“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两句话,已经成为人们传诵的名言。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历任校书郞、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通古今和为人廉洁而称誉于世。

  这里,我要着重讲一下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的故事。司马光以石崇的史实来提醒儿子,是有其典型意义的。

  石崇这个人聪颖,有悟性、才气,能办事,但品德低下,贪污、受贿、吃喝、嫖赌、抢掠,五毒俱全。他在出任荆州刺史时,劫掠客商,积财无数。据史书记载,石崇的财产丰饶山积,居室屋宇宏伟富丽。他的后房的姬妾就有数百人,个个穿着都是丝绸绣花的长裙拖地,戴的都是黄金翡翠等珠宝耳环首饰。他家的丝竹管弦乐队选尽了当时的名家,一日三餐都是山珍海味。

  石崇有一个与皇亲贵戚王恺等人“争豪斗富”的癖好。他经常与王恺等人以生活的奢侈、靡费比高低。王恺用蜂蜜涮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紫色的丝绸布做了40里长的步障,石崇就用锦缎做50里的步障与他匹敌;王恺用红色脂玉石末作涂料,石崇就用香料椒末涂抹屋内墙壁。贪财、斗富,石崇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石崇被杀时年仅52岁,连同他的母亲、兄长、妻室、子女共15人全部被杀害。有关部门在查抄石崇家产时发现,在册的水磨房有3011处,奴仆800多人,其他的珍宝财物、田产房宅不计其数。直到晋惠帝永宁元年平息赵王司马伦叛乱后,才重新下诏改用对九卿的礼仪改葬石崇,从而得到平反。

  石崇因贪财而丧命的教训,印证了老子“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这句话的因果关系,和“少私寡欲”的正确性。无数事实说明,一个人的私念越少、欲望越低,就能朴实俭约,看淡一切金钱名利,内心世界就能平静似水,精神境界就越高尚。这正如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所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孙中山(1866~1925)是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奔走呼号,艰苦卓绝地奋斗了40余年,功勋昭著。但他一生廉洁奉公,清正耿介,从未追求过高薪厚禄,从未给自己和亲属置办过任何家产,私谋过任何特权,真正实现并承诺了“天下为公”的誓言。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由于胡汉民(广东都督)要随孙中山北上南京供职,广东都督的职位空缺。当时不少广东绅商、百姓联名举荐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出任此职,并要求孙中山委任。

  孙眉多年来一直扶持其弟弟的革命活动,数次捐献巨款支援起义,为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出任广东都督一职,也无可厚非。但孙中山得知后,立即致书广东各界团体及其兄予以劝阻。孙眉听从孙中山的劝告,没有出任广东都督一职。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危时留下一份《家事遗嘱》:“余因尽瘁,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3月11日,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第二天便溘然长逝。孙中山留下的遗产只有生前的一些衣物、2000余册书籍,以及华侨为他捐资购买的一所住宅,竟此而已。因而,后人评说: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实际上是“没有存贮私产的平民”。

  (三)领导者自律——“不欲以静,天下自正”

  孰人无欲望?只要是人,渴要饮,饥要食,繁衍需要性。但是,人不能有太多或过度的欲望。过之,必然会失去理智而妄为,偏离正途。老子叫人保持恬淡、虚静的心境,就是不要使人走向罪恶的泥潭。为官者尤应引以为鉴,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恶化,道德沦丧,主要源于掌握公共权利者,特别是处于高层领导者,他们地位高,权力大,影响面广。好与坏,都影响非常大。古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因贪污受贿等问题而被立案审查的中国公务员超过4万人,包括地方省市负责人在内,部长级官员有6人,中央和地方的局级干部有167人。与土地开发、房地产建设的贪污受贿案件尤其多,很多贪官都有多名情妇,没有情妇的贪官几乎没有。

  “不欲以静,天下自正”(《老子》三十七章)。这就是说,当官的根绝了私欲,社会就自然会风气良好。“不欲以静,天下自正”八个字,老子精辟地道出了为官者节制个人欲望的社会意义。因此,如何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是摆在每一位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和长期任务。

  “红尘一下拘名利,不听山间午夜钟”。“如何独得百丈索,直上高峰抛俗羁。”唐、宋以降,很多士大夫对老子的清心寡欲理论表示赞赏,应该说,这是老子的这一理论充满了生活的辩证法所使然。《容斋随笔》中说:“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盖谓上场有下场时也。老去、病去、降职去、升迁去,终有一去”。清代学者汪辉祖解释这段话时说:士人立身处世,对于富贵利禄应该看得淡薄一点,得到一官半职,只当是唱戏的演员在戏台上扮演参军一样。有上台的时候,也有下台的时候。因衰老离职因疾病离职,因降黜离职,因升迁离职,不管怎样,终归是要离职的。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老子从“圣人”即德才兼备最优秀的主政者、名士的人格高度,提出的理想人格的要求。官也罢,民亦罢,完美的气节、人格,是绝大多数人追求的目标,也是人生的一大要事。淡泊明志,肥甘丧节,这是被无数史实所证明了的真理。一个人的志向要在物欲面前经受考验,而一个人的节操则会从贪图享乐中丧失。生活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摘自《北京日报》
 


 

呼唤“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


  温家宝总理在一次答记者问时,将拥有 “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之一。这个思想,很需要我们认真地学习领会。

  所谓包容,意即包纳、宽容,是指尊重别人思维判断和行为选择的自由,容忍别人发表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认识的思想观点。为什么要倡导 “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呢?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们的任何真理性认识都要受到特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均具有不可避免的相对性。只有广泛听取、充分尊重并科学地扬弃各种不同的思想认识和理论观点,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对客观事物认识的片面性,才能向绝对真理逐步靠近,达到实事求是之目的。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中将建立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 “联合体”作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也隐含着对更高层次包容精神的价值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很注重人际关系之间的相互包容,历代圣贤都把 “宽恕容人”作为理想人格的重要标准。《尚书》云: “有容,德乃大。” 《周易》曰: “君子以厚德载物。” 《论语》讲得更明确: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荀子》进一步具体地阐述道: “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我们现在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社会成员之间和而不同、宽容相待,也包含着对包容精神的倡导和弘扬。可以说,包容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必然要求之一,缺乏包容精神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

  包容是一种宽广的胸怀,意味着对各种思维方式、行为选择的理解和容纳。她是一种高尚的品质,显示着对他人无一例外地尊重、仁义和关爱;她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和境界,体现着在纷繁世事面前难能可贵的从容、自信和大度;她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方略和艺术,只有海纳百川、百家争鸣,才能将社会各方面的才智和活力最大程度地发掘出来。蓝天包容每一片云彩,故其绚丽多姿;高山包容每一块岩石,故其雄伟壮观;大海包容每一朵浪花,故其浩瀚无涯。对个人来说,确立包容精神有利于塑造健全、高尚的人格,有利于实现自己内心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对社会而言,弘扬包容精神有利于推进社会的健康、文明和进步。当然,弘扬包容精神要以坚持道德和法律规范为前提,凡是有悖于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言行必须予以批评和惩处,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常识,无须赘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逐步推进,随着中外交流的愈益频繁和密切,我国社会的包容精神较之 “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有了天翻地覆的大发展。过去那种视异议和独行为 “阶级斗争新动向”,动辄上纲上线、口诛笔伐的状况,已经有了根本改变。但毋庸讳言,我国现实社会中的包容精神远没有达到 “比大海还要宽广”的程度。比如,一些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往往不大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对于比较尖锐的批评性意见尤为反感,难以同对方进行平等、理性地沟通和对话,习惯于以粗暴的方式予以压制和打击。近年来在社会上曾引起强烈反响的 “彭水诗案”以及西丰县委书记派警察到北京拘传 《法人》杂志记者案,就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例证。这种态度和做法,缺乏起码的包容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难免要造成严重损害。为了更好地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很需要遵照温家宝总理的倡导,热切地呼唤 “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 摘自《山西日报》
 


 

儒家“乐教”思想及其启示


  我国上古时期就有礼乐教化的传统,西周时期的周公“制礼作乐”,使礼乐教化得以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所以,要用礼制来引导人民的,用音乐来和合人民的声半,用政治来齐一人的行止,用刑法来防止人民的奸邪。在他们看来,乐与礼、刑、政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用来统一人民思想,都是社会安定和天下治理的手段。(《礼记•乐记篇》)他们认为,乐是教育民众最重要的方法。因而,要推广正乐以成就教化。儒家的乐教思想对现代德育仍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乐教永录德育要注重教育对象内心世界的培养。乐产生于人的内心世界。在儒家看来,乐是从音产生的,音是由声而来的,而声则是内心世界感知外在事物的结果。乐是内心感动的反应,人有感于外事界事物而心动,所以用声表现出来。不同的声彼此应和,发生变化而成为一定的形式,就成为音。排列这些音乐配上乐器演奏,就成为乐。儒家谈论乐总是与礼相对应的,他们以为,乐是从内心产生的,礼则是从外表反映的。内心世界的愉悦,才会通过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儒家的乐教主张,启示我们在德育过程中,要关注人内心世界的发展,要关注人内心世界的培养,要使德育能够抵达教育对象的内心世界,要使教育对象在内心里接受教育的内容和要求。不能否认,德育要让教育对象接受社会的规范,而这些规范是表现为外在的要求。但是,外在的规范只有内化为内在的需要才有意义。因而,无论外在的教育形式如何,都要为心灵世界的内化服务。没有心里世界对教育内容的真正接受,就不能说德育收到了效果。所以,我们必须在把握教育对象心理世界上下工夫,真正读懂学生的所想、所需、所急,实现社会要求和对象心理世界的有效沟通,进而让对象在心里接受社会要求的价值和规范体系。

  其次,乐教启示德育要注重教育对象和谐精神的培养。乐的最大功能在于“和合民声”。在儒家看来,乐是生自内心的欢乐,和谐顺正精神蓄积心中,音乐的精彩才能展现出来。乐象征着天地的和谐,天地之气流动不止,合和阴阳,化育万物,为表现天地万物的协调与燮和,因而兴起了乐。乐能敦睦亲和,使人欣喜欢爱,乐是为了和合人的情感而产生的。乐教育施行,人们就互相尊敬、互相关爱。现代德育要解决社会要求和教育对象思想水平现状的矛盾,但更要注重和谐精神的培养。儒家关于乐教和合民声的主张,其一启示我们在德育的过程中要注重教育对象自我身心和谐的培养。身是心的基础,心是身的机能,一个人只有身心和谐发展才能健康成长。身心的和谐发展也包括智能与德性的和谐发展,智能的发展是德性发展的基础,协性发展会促进智能的发展。身心和谐是身心和谐与智能和德性和谐的统一。其二启示我们在德育过程中要注重个人与他人的和谐发展。一方面,人是社会中的人,人必须与他人交往才能生存发展,只有与他人建立和谐的关系,才能更好的生存发展。“乐者为同”,“则则相亲”。另一方面,人必须接受的社会规范,也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准则,遵守社会规范是与他人关系和谐的要求和体现,社会规范的目的就是规范人际关系。对和谐精神的培养,内涵着个人身心和谐,个人与他人和谐,个人与社会和谐。

  第三,乐教启示德育要注重对教育对象潜移默化地熏陶感染。在儒家看来,人内心的灵动,因外界事物的触发而有声,声以不同的形式而形成音,音以不同的器物演奏就成了乐。可见,乐不是以“意思”语言表达心声,而是以组合起来的特殊声音表现内在的心声。儒家所以主张用“乐”来进行社会教化,是因为“音产生于人的内心;乐可以通伦理人事”。“它可以使民心向善,可以感人至深,容易移风易俗,改变民情风俗”(《礼记•乐记》)用现在的语言来说,也就是乐教可以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作用。儒家既看到了乐的和合功能,又看到了乐的教化功能,即通过乐教的实施,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感染来移风易俗,进而达到社会教化的目的。儒家的这一思想启示现代德育,其一,在满足对象需要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的需要。乐以特殊的方式使教育对象愉悦身心的需要得到满足,而对象身心的愉悦就实现了社会教化的一定需要。一方面教育对象的身心愉悦是社会愉悦的有机构成,另一方面教育对象身心愉悦才会愿意接受此声。其二,要注意用潜移默化的形式来实现教育目的。我们既要在教育过程中明确社会规范要求,明确社会的价值观,又要注意用潜移默化的教育形式来实现教育的目的要求;我们要学会把社会的规范要求和价值观渗透在活动之中,让教育对象在娱乐中接受社会的要求,进而实现德育的目的。 摘自《光明日报》
 


 

《论语》的23处不足(二)


  《阳货》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如果孔子在这句话之后讲了一些诸如“对这类人施仁要特别讲究方式”之类的话,就有一定的弥补作用(即使这样,也只能弥补仁的不完全性,但不能弥补轻视妇女的过失)。有研究理论指出,实践证明但凡妇女社会地位高的民族和国家都是较发达的国家,而妇女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民族和国家都是不发达的国家。中国在封建社会里落后,与中国妇女的地位太低有关,而妇女的地位太低又与传承孔子歧视妇女的思想有关。

  9、狭隘的民族主义:孔子心中那“正统嫡传”的文化道德优越感,逐渐演变成国人心目中“天朝上国”和“夜郎自大”之莫名其妙的观念,至明清而愈演愈烈,举国上下,不知天外有天,遂有清末之辱。现在,许多国人也只相信自己的好,从而排外、排他,使国外好的思想观念难以输入,国内涌现出的好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难以传播和相互感染。国人能容忍延续了数百年的闭关自守的国策,现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行为流行,与这种“只知自己的好”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及其从国际关系领域向人际关系领域的蔓延不无关系。细细揣度,人类之战争,半数以上起于民族主义,一战、二战之德国日耳曼民族、日本大和民族,皆因自以为优而彼等劣,遂起贪心,致生灵涂炭。现今,国内经济略有好转,民族主义叫嚣又起,望国人慎之再慎,引以为戒。本论点的根据如下:

  《八佾篇》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10、个人只管门前雪地守规矩:孔子提倡行为要规规矩矩,且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此这般,社会责任感,从何谈起?这与广泛兴起的“民主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民主就是人人有权关心大到国家小到家庭的任何需要关心的事,有话语权并适时发挥话语权。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利用这种教导而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话语权和民主权利。本论点的根据如下:

  《泰伯篇》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颜渊篇》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其他对等级、秩序、保守思想过分强调的阐述。

  也许这不是孔子的本意,但是,这些言语的确可以被统治阶级用来让人们闭嘴和安分守己。
 11、精英主义思想:孔子是典型的精英主义者,骨子里看不起劳动人民,视农民、菜农、手工业者为小人。他自己、他的高级弟子和政府的高官被标榜成了精英。这与他的等级观念是一致的。因为,他认为无知而又没有办法立志于学的劳动人民是最低等级的一类人。精英主义思想不仅遗害精英,它可以蔓延至一般人的范围内,使人们在遇到比自己地位低(或层次低)的人时容易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从而不利于充分地尊重生命。本论点的根据如下:

  《宪问篇》知我者,其天呼?

  《为政篇》子曰:“君子不器。”(注:难道只有君子才能追求多才多艺全面发展吗?“君子不器,小人器”的思想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协调的,但与“有教无类”有冲突。如果说它不与“有教无类”冲突,“有教无类”就应该包含“小人可以仅发展单一的能力”这样的内容。)

  以及“卫灵公篇”为主的某些关于“君子”的论述,《论语》全篇能使人产生这个总印象。

  12、平均主义思想:大家都一样就心理平衡了,这就是平均主义思想。能力有强有弱,人有优有劣,竞争有胜负。所以,不均是绝对的、正常的,均是相对的、局域性的。平均主义思想向前发展就会出现嫉妒的思想行为。邓小平公开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是顺应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当然,必须是在“公平、公正、正大光明”的情况下先富起来。请参阅《季氏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13、宣扬高层次名利思想:担心死后不能名声远扬,也是一种名利思想。真正的无私应是对于自己来说“无所求”——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不求名利。求死后留有美名还不是最高境界的君子。这一点也不如佛教中追求“四大皆空”的无我无欲的境界。当然“灭人欲”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但是,将“无欲”作为最高目标,有利于克己而逐渐减小各种欲望。所以,“无欲”的追求与“克己”是一致的。本论点的根据如下:

  《卫灵公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得焉。

  《子罕篇》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14、轻视体力劳动:樊迟请教农事,孔子背后说他是小人。由此推断,在孔子看来,君子是不问农事的,想学农事就是没有志气,从事农业生产的就都是“小人”了。认为“从政的人不该问农事”也是不对的。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从事农业工作没出息。有些山区的大人还在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将来跳出事农的山沟沟,从事非农工作。本论点的依据有:

  《子路篇》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故事情节:樊迟请教农事,孔子当面推辞,背后说樊迟是小人,没有志气。)

  15、过于重礼就与重仁德相抵触:前面提到过,由于人性的弱点导致礼可以被不仁的小人利用来达到利己的目的。因此,若过度重礼,必然导致更多的人为迎合人性弱点对虚礼的需要而不利于实行仁德(即对君子的行径不利)。除姓名外,《论语》中“礼”字出现的次数为74,仅次于“仁”字出现的次数。体现了《论语》的主题及孔子本人特别重礼。尽管在当时,礼也称为礼制,是与制度、法规联系在一起的,礼与仁是相辅相成的,重礼并不是过错。但是,就算是在当晨,还是有相当多的礼是没有必要的(是不能产生社会效益的,是虚礼)。礼制与等级制度相结合,必然产生下级对上级的“媚”和“谄”、上级对下级的“不尊重”、同级(及不同级别)之间会因礼而生“人情”。人与人之间就会用公共资源来还礼和“人情”。这样,既乱了礼又违背仁德。这是儒学的深层矛盾。现在,礼和制度及法规分离了,礼变得更虚了,礼的消极作用就更大了。我们学习《论语》就更应该注意不要过度重礼了。本论点的根据如下:

  《学而篇》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路篇》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阳货篇》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在当今,木讷之人必不重礼,而巧言令色之人多是重礼之人。现在,“仁”是排斥多礼的。就是在当时,“仁”也是排斥虚礼的。

  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礼”包括制度和法规,因此,礼制繁多,且是统治阶级制订的,用来统治和奴役劳动人民的(即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多半是“清规戒律”。现在礼仪一同是指简单的点头、微笑、鞠躬、体现尊卑贵贱的行为和遵守先后秩序,还有探访、问候和送礼物。前面的部分礼节易产生“媚”和“谄”的不良行为,最后一种礼最容易发展成“权钱交易”,是违规和腐败的滋生剂。(下期待续)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道德补课更需要


  央视“财富故事会”讲述了某姊妹俩,在京开了一家礼仪素质公司,她们先拉美女“入伙”,然后把美女培养成老师,再让这些形象姣好,形态婀娜,声音甜美的“美女教师”出山,再去拉来美女,然后对美女“缺啥补啥”的全方位的“补课

  于是,我就异想天开,我如果办一个“缺德”补课公司,不知生意好不好?也许智商高的人会笑我的脑子被虫子嗑了,说我一个生源也招不来。其实我是做过市场调查的。  比如在笔者所在的5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随地吐痰的,有开车不看红绿灯的,有公共场所吸烟的,有一年之中没有说过一句“谢谢”、“对不起”的,有昧着良心说假话的,心里反对也举手的

  人们“补一补”这些道德上的缺失,难道不比知道领带怎样打,西服马甲怎样配,请女士跳舞用怎样的手势,更重要吗?可是生活就是这样,越是有生命质感的,越是人们灵魂里的东西,越没人珍惜,越是表面化,能满足人们虚荣心的东西,越是有人拼命地去抓。

  其实,我们不缺考学历的,缺的是钻研学问的,我们更不缺报考公务员的,缺的是无私奉献的,我们也不缺有教养的绅士,缺的是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男人,我们不缺有魅力、有气质的女人,我们缺的是有自尊、有爱心的女性。 摘自《金山》


 

让严格作标准


  瑞士的手表、军刀、咖啡、家电、家具都闻名世界,这个还没有中国上海市面积大的国家,生产出来许多世界知名的产品。在世界产品可信赖度的排名榜上高居第一位。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南方一家洗衣机厂曾打算和瑞士一家洗衣机厂合作,但中国方面的代表考察后发现,瑞士洗衣机的质量太好,30年都不会坏,而不容易坏也就意味着更新换代慢,产品销量不会太大,因此取消了合作的意向。瑞士人绝对想不到,他们与中国工厂不能合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产品质量太好。

  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汽车计划大规模进入欧洲市场,可是怎样才能很快让欧洲人认可日本生产的汽车质量呢?有位日本学者提了个建议,把汽车送到瑞士去检测,进入欧洲的市场就会一路绿灯,因为这里的检测标准是全欧洲最严格的。果然,在瑞士通过检测后,日本的汽车很快就在欧洲风行开来。 摘自《法制参考》


 

常怀敬畏之心


  小时候,看见闪电,妈妈都会把我们揽在怀里,温柔说:“孩子做好人,就不用怕打雷!”过去我们对雷鸣闪电心怀敬畏,它教人常常反省:不要做坏事!这是民间最质朴本能的敬畏,若剔去迷信成分,它不失为一种神圣的力量,可以约束矫正我们参差不一的心草。

  我们一度把人造神赶下神坛后,顺便也毁掉了所有的神坛;我们把“您”改为“你”的时候,也干脆扔掉了敬畏之“心”!如同倒洗澡水也倒掉婴儿一样而不自知。我们要平等,不要个人崇拜,但是不可以没有敬畏的心。

  应为有所畏惧也就有所敬仰。而平凡之人,常怀敬畏之心,就不轻易浮躁不容易轻忽。

  一生,不长,这是一条谋生的路,也是一趟朝圣的路;前者,让我热爱手里粮食,常怀平常心,后者,让我看见高度,理想,并常怀敬畏。 摘自《新民晚报》


 

这个世界是谁的


  1995年1月17日,日本发生阪神大地震,震级7.2级,5466人遇难。

  当时,不知是纯属偶然,还是报社编辑的有意安排,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和日本的《朝日新闻》搞了同题目的两个问卷:这个世界是谁的?《华盛顿邮报》得到三个答案:上帝、富人、有权者。《朝日新闻》只得到一个答案:有心人。说只是一个答案,是因为这个答案的得票率达到65%以上,其他的,不到10%。

  对于这个答案我一直不解。2008年5月12日,中国的汶川发生了大地震。在这场灾难中,由于四川安县桑枣中学的校长叶志平对校舍的建筑质量把关较严,由于他每季组织一次紧急疏散演习,该校2200多名学生在这次地震中无一伤亡,创造了地震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个世界是谁的?这下子我终于理解了,这个世界的确是属于“有心人”的!有一条短信说得好:活着真好,莫在意钱多钱少,汶川的震波,分不清你是乞丐还是富豪;活着真好,莫计较权大权小,汶川的楼板,不认你头顶几尺高帽。 摘自《羊城晚报》


 

布里丹毛驴效应


  法国哲学家布里丹养了一头小毛驴,他每天要向附近的农民买一堆草料来喂。

  这天,送草地农民处于对哲学家的景仰,额外多送了一堆草料放在旁边。这下子,毛驴站在两堆数量、质量和与它的距离完全相等的干草之间,可为难坏了。它虽然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但两堆干草价值相等,客观上无法分辨优劣,于是它左看看,右瞅瞅,始终无法分清究竟选择哪一堆好。犹犹豫豫,来来回回,在无所适从中活活地饿死了。

  导致这个悲剧的原因在于它左右都不想放弃,不懂得如何决策。人们把这种决策过程中犹豫不定、迟疑不决的现象称之为“布里丹毛驴效应”。 摘自《党政论坛干部文摘》


 

不要放大痛苦


  我的一个同学最近离婚了,原因是她无法忍受男方给她带来的痛苦。

  她向我倾诉了心中的“苦”,她痛斥前夫是一个“暴躁狂”,自私刻薄,不近情理。我让她说出前夫具体在哪些方面得罪了她,她一一罗列:前夫当众指责她,让她很没面子;他不给她买早点,让他心情不爽;他也向她动过手,属于推搡之类,但这在她心目中等于家庭暴力。

  我听了她的诉说,我劝她说,你可能夸大了理由,放大了痛苦,夫妻居家过日子,磕磕碰碰难以避免,如果对此宽以待之,便会减少许多烦恼。

  其实,世间的很多痛苦,或者说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往往是被认为放大了的。

  “我多么痛苦!”“我多么不幸!”说这些话的人,据我观察,往往是活得悠闲而又不错的人。他们对别人要求过高,对自己则很放纵,认为别人一无是处,而自己则十全十美。据我所知,我的这位同学的前夫并不是她所想的那么可怕。如果她能宽容对方的一些小缺点,就不会导致双方的矛盾加深,以致各奔前程。

  一个家庭的确有许多琐碎的烦恼之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从生活态度到生活习惯的容忍,对对方职业、文化层次的容忍,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而我们必须淡化它。倘若有了这么一种现实的态度,我们就不会在那些貌似高贵的、虚拟的痛苦上兜圈子。

  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遇到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并组建家庭,当你认为你遇到的这个人天底下最坏的时候,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个人是天底下最好的。如此一来,我们有什么必要走极端,又有什么必要放大我们的痛苦呢? 摘自《做人与处世》


 

人往低处走


  人往高处走,是人生追求。

  人往低处走,是追求人生。

  人往低处走,不是比谁更低,而是种心态:低调。

  低调,是自然、平和、不争,但不能为了低而低,故意太低,就是造作。

  低调,不是无所作为,是不显摆。靠谱的都低调,忽悠的才高调。靠了谱,又何必忽悠?

  越是经历了风雨的人,越懂得低调;越是不谙世事的人,越张牙舞爪。

  不牛的人,怕不被人知道;真牛的人,何必主动让人知道!

  上品的瓷器,收敛、温厚、宁静、含蓄;下品的瓶子,艳俗、夸张、讨巧。

  年幼允许无知,年少应该轻狂,但一辈子无知、轻狂,就是愚昧。

  无为不是不为。社会需要进步,个人也要进步,该为还得为,只是不要为得功利。

  不争不是无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有生命的地方,这句话就适用。不争的是身外之物。

  寡欲不是无欲。正因为人类有对光明的欲望,才有了电灯。寡欲是懂得适可而止。

  善为下,不是不上。上来,才知道高处不胜寒;上过,才能知道下的好处。善为下,不是装孙子,是不装牛充雄。

  在低处,不是恐高,不是怕摔,是高处的风景已无诱惑,是“一览众山小”后选择返璞归真、平淡祥和。

  商品社会,真往低处走,难。山珍海味、香车美女,处处都是诱惑;股票房子、工资职称,天天都是欲望;耐得住寂寞,需要功力,真一辈子守住一隅清静,离大师就不远了。

  人往低处走,比往高处走还难,就像水往高处流比往低处流难一样。 摘自《格言》


 

怎样才算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调查显示,真正达到健康标准的人群只占5%,约20%的人是需要诊治的病人,其余75%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那么,究竟怎样才算健康?世卫给出了十条标准:

  1 有足够充沛的精力,能从容不迫地应付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压力。

  2 处事乐观,态度积极,乐于承担责任,不挑剔事务的巨细。

  3 善于休息,睡眠良好。睡眠良好的标准是半小时内能自然入眠,成人维持7——8小时的睡眠。

  4 应变能力强,能适应环境的各种变化。

  5 能抵抗一般性感冒和传染病。一年内,患上几次感冒属于正常,而如果总感冒就说明抵抗力下降了。这不仅仅表现在少生病,还包括不药自愈的能力。

  6 体重的当,身体均匀,站立时,头、肩位置协调。计算方法是:BMI=体重(公斤)/身高(米)的平方。BMI在18.5——24.9属于正常范围,如果超过25就要注意体重了。

  7 眼睛明亮,反应敏锐,眼睑不发炎。

  8 牙齿清洁,无空洞,无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

  9 头发有光泽,无头皮屑。

  10 肌肉、皮肤有弹性,走路感到轻松。

  摘自《生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