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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将恢复到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起飞都肇始于工业化的发展,并随工业的发展,其居民的生活福利水平也呈现出不断提高的态势。因此,长期以来……

《论语》的23处不足

前不久有人在网上公布孔子的十大糟粕思想。我不完全赞同,但是,前几天我挑出了儒家学说的17处不尽人意的地方,继而又发现了几处新的不足……
  编者按:
    为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高举邓小平理论和实践三个代表,使广大党员能够及时了解党中央及国内外时事政治、经济贸易、文化观念、台湾问题及世界500强企业介绍等,开阔视野,了解信息,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始终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向广大党员推出《中智先锋文摘》,目的就是进一步满足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需要。尽管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工作在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我们仍将继续完善党建管理体制,不断探索党建管理的模式和思路,不辜负广大党员的期望,继续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面。《中智先锋文摘》创刊后,希望得到广大党员的建议和指正,使《中智先锋文摘》真正办成适应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期刊。感谢您的参与、阅读和建议!
 
改革开放是党的创新理论形成发展的沃土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努力造就推动科学发展的党员干部队伍
强党性修养是总开关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
浅谈“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精髓与灵魂
“八大”党章上的民主集中制
党内基层民主的“四个滞后”问题
怎样理解“党管干部”才是科学的
科学态度与科学发展
历史抉择 必由之路
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代伟人的最大共同点
南非非国大努力提升党的行动能力
2008年理论学术新见要览——经济学篇
2009年CPI走势分析及政策建议
商务部:反对任何形式贸易保护主义
高度重视国开行改制的市场影响
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应说“不”
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加剧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中的五大谜团
中国经济:危险在危机后
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出问题
扩大内需根本是引导居民最终消费
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消费热点
马克思的消费理论
扩大内需也莫忽视外需
未来世界将恢复到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起飞都肇始于工业化的发展,并随工业的发展,其居民的生活福利水平也呈现出不断提高的态势。因此,长期以来……
农业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
化危为机“现金为王”
化危为机 推动绿色经济
要求人民币单向升值没道理
抓住契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加快建立现代石油储备制度
冬天的生机
迎难而上 逆势而上 创新而上
走出萧条的经济学证明
新一轮改革需要魄力
定义中国范式
坚定信心共克时艰
韩正:国家正在制定分配制度 上海将定实施细则
提倡“用脚决策”
信心是宝
温总理的四句忠告照出了谁的丑?
何日不再有“农民工”
“西方议会规则”不是神明
日本人的“做东西”
新加坡 反贪成为习惯和文化
良知如刺
面对它 接受它 处理它 放下它
谈谈学习与读书
《论语》的23处不足(一)
 
 

改革开放是党的创新理论形成发展的沃土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形成发展并指导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科学理论、创新理论。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孕育催生了党的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并借鉴其他国家谋求发展的成败得失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课题、一项全新事业,老祖宗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只能从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进行实践探索。正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和发展了党的创新理论。这一创新理论,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具体丰富了党的创新理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在这场伟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对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刻总结,体现了我们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创造性探索和回答,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创新理论。

  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必将为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发展开辟广阔空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新情况会不断出现,新问题会不断产生。任何一种理论要保持生机和活力,都必须及时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就是在探索回答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坚定信念。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必将为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使党的创新理论不断获得新的内涵,始终保持盎然生机。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努力造就推动科学发展的党员干部队伍


  党员干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骨干力量,他们有没有牢固树立对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信仰,是不是具备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作风和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效。我们要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努力造就推动科学发展的党员干部队伍。

  加强理论武装,使广大党员干部牢固确立对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信仰

  树立对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信仰,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基本前提。广大党员干部只有在内心深处牢固确立对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信仰,才能把推动科学发展当作事业去追求、去实践、去实干;也只有确立起这样的信仰,才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运用科学发展观中蕴含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去解决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使科学发展取得进展和实效。当前,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在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性,都是世所罕见的。立足这样的国情去谋发展,必须始终如一地追求科学发展,毫不动摇地坚持科学发展,长期不懈地推动科学发展。

  确立对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信仰,最基本的途径是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博大精深,理论武装工作绝非一日之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根据理论武装工作的发展规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包括分层次集中培训、组织专题研究等,使这方面学习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拓展。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既要认真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思想,又要切实掌握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关于科学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观点;既要通晓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又要弄清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既要懂得科学发展观回答解决重大时代课题的新思想和新论断,又要悟透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等等。通过学习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政治信仰转变到科学发展观上来。

  注重实践锻造,使广大党员干部具备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

  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只有具备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各级党组织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强堡垒的功能才能凸显出来,干部队伍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骨干力量的作用才能发挥出来;也只有具备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才能运用科学发展观解决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作出科学发展的决策部署,施行科学发展的政策法规,确立科学发展的制度机制等,使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的威力充分显现出来。新时期以来,党员干部队伍卓有成效地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其能力素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高度评价。但也要看到,一些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与党的先进性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特别是在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方面还有提升的潜力和空间。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中,一些诸如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粗放型发展方式尚未明显转变、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增长等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这对广大党员干部增强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增强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前提是掌握推动科学发展的必备知识,核心是运用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解决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提升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不仅需要通过理论武装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牢记科学发展的知识和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还必须通过实践锻炼使他们把知识和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转变为过硬的本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事实证明,科学理论只有用于实践,才能转化成能力;也只有实践才能检验对科学理论的掌握,加深对科学理论的理解,找到联系实际运用的途径,使能力素质得到提高。我们要按照“突出实践特色”的原则要求,让广大党员干部到基层一线、实践前沿、重大任务中去摔打锻炼,到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中摔打锻炼,到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风险和挑战比较集中的“风口浪尖”去摔打锻炼,从而使他们真正掌握运用科学发展观去指导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能力,去科学统筹各方面关系和利益的能力,去妥善处理复杂矛盾和问题的能力。要大力做好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培训工作,根据各自的工作岗位在领导科学发展中的职能定位,去帮助他们提升胜任本职工作的能力。

  弘扬新风正气,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促进科学发展的优良作风

  促进科学发展的优良作风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这些作风对于我们推动科学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掌握发展实情,发现发展难题,拿出发展方案,取得发展实效,使科学发展切实可行;只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才能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科学发展上来,使科学发展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参与;只有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有效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走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当前,有的党员干部在推动科学发展上作风漂浮、工作不实,存在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敷衍塞责的问题;有的远离人民群众,查找发展中的问题不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不向人民群众请教,衡量发展成效不让人民群众评判;有的对党内违背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突出问题,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好人主义”,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等等。这些不良作风不矫正,科学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阻碍。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起促进科学发展的优良作风,必须大力弘扬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新风正气。这样的新风正气是和我们党的优良作风高度一致的。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诉求,大力加强党性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以真抓实干的作风,带领人民群众把科学发展的事业扎实向前推进。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用科学发展观去衡量利弊、检验得失,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大力倡导,并全力以赴去做;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要毫不含糊地去改。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推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走在前列、争当先锋,多谋多抓那些打基础、利长远等对科学发展有益的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培养科学思维,使广大党员干部形成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

  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关键环节。党员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的过程,是把科学发展观转变为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科学发展成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谋划科学发展的思路是重要一环。思路是否正确,决定着蓝图能否变为现实。而决定思路正确与否的关键,是思维是否科学。当前,很多地方的发展都取得了可喜的重大成就,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这些地方的党员干部思维科学、思路正确往往是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注重培养广大党员干部的科学思维,帮助他们形成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夯实思想根基,用科学发展观蕴含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矫正思维方式,建立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习惯于老经验老办法的思维定势转变到科学务实创新的思维方式上来。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谋划科学发展,切实把局部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中,把单项工作放在整个经济社会全面建设中来运筹。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互相关联的各项工作联系起来酝酿。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发展面临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中,善于看清牵动全局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准推动科学发展的着力点。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的新要求、上级作出的科学发展的新规定,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科学发展的新趋势、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结合起来思考,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的新思路。 摘自《党建》
 


 

强党性修养是总开关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强调,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党性修养,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大力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党性修养,是领导干部经常性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树立正确事业观的充分体现,是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树立正确工作观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完成现实任务,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条件。加强党性修养,是我们党对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当前,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带头实践党的宗旨,兢兢业业工作,踏踏实实干事,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业绩,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称赞。但也有极少数干部事业追求糊里糊涂,实践工作得过且过,政绩目标若明若暗,作风建设松松垮垮,极大地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严重危害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各级领导干部要担负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重任,必须以加强党性修养为总开关,注重“六个做到、六个防止”:

  一、做到立党为公,防止私心移节。私不去则公道亡。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把立党为公刻在心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穿于思想和行动的全过程。要克服想职务多、想责任少,想待遇多、想贡献少,想个人后路多、想共同事业少的错误思想,杜绝利用手中权力大搞封建社会那种“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庸俗做法,真正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坚持公正无私的原则,说话公道,办事公正,处理问题公平,特别是在公与私的抉择上,要把公放在第一位,不因区区私利而丧失原则。要时刻防止私心私欲膨胀,加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炼党性、去私心、存公心,处处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二、做到志存高远,防止短视毁业。志存高远者方成大业。各级领导干部要眼界开阔,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要站得高、看得远,多看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为过去的成绩而自满;多看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不为传统模式所局限;多看地区、部门在大局中的方位和水平,不为当前的发展而停滞。要有前瞻性、预见性,着眼长远,克服功利思想,有显绩的工作要干、没有显绩的工作也要干,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不为“造势一时”,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为自己邀官,使“一时的政绩”成为“长期的包袱”。要坚持科学发展的理念,树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真正做到当一任领导,负几代责任,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可和赞誉。

  三、做到勤勉敬业,防止懈怠误事。道不成,过在安逸懈怠。各级领导干部要干成事、干大事、不误事,必须发扬只争朝夕的精神,永不懈怠、永不停滞。要在思想上不保守、不僵化,化解体制怀旧情结,做到与时俱进,始终保持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精神状态。要在工作上不懈怠,真正认识到花拳绣腿出不了实绩,扯破嗓子喊不出实绩,耽于幻想更出不了实绩,必须争分夺秒地“抢”,有胆有识地“闯”,千辛万苦地“拼”,脚踏实地地“干”,始终保持“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坚决避免“求平求稳守摊子,安于现状混日子”,切实把本职工作、组织交给的任务当成“责任田”,不分分内分外,不挑肥拣瘦,不丢三落四。应做的工作,做好了不夸耀、不张扬,做不好要有寝食难安、无地自容之感,真正恪尽职守,尽职尽责,认认真真干好每一天,做好每件事。

  四、做到自警自励,防止名利失德。为官重德,名彰千秋;追名逐利,贻害无穷。各级领导干部要坦然对待官位,破除唯官是尊的陈旧思想,正确对待升迁,坦然面对去留,时刻牢记官不在大、位不在高,只要设身处地为群众办事,都能成就事业。要正确看待成绩,清醒认识成绩不是专属自己,既有上届领导汗水,又有现任同事辛劳,绝不能把成绩作为炫耀的资本和向组织讨价还价的筹码。要淡泊名利,以平静之心对己,以平稳之心处事,以平常之心对待名利,真正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正气,顶得住歪理,心不动于红利之欲,手不伸于物流之诱,目不炫于七色之惑,自觉过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做清正廉洁的表率。

  五、做到真诚待人,防止权重傲物。目空一切,为所欲为,终究没有好下场。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权大不忘责任重,位尊不移公仆心”,始终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行使权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人民群众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要真诚对人、善待同志,胸怀坦荡,既无嫉贤妒能之心,更无委琐卑鄙之意;不计位次尊卑,不计言差语错,多沟通,常谅解。要保持自我,不做官位的奴仆,避免“官念”十足、“官欲”太重,把官位当作个人显摆的招牌;逢喜而惧,得意而忧,不因环境变了,位置变了,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真正做一个平凡的有自我意识的领导干部。

  六、做到严以律己,防止玩物丧志。玩物丧志、败事亡国的历史教训很多。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不注意自己特殊身份,热衷酒场、舞场、赌场,沉溺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及威望。各级领导干部要慎其所好,对于有损于自身形象、影响秉公用权、可能被别人利用、贻误党的事业的爱好,一定要抑制和戒除。要正其所好,注重提升自身修养,加强自我改造,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仁政之德,做到有所好有所不好,有所为有所不为。要节其所好,对文雅的爱好,既要不事张扬,防止他人投其所好,又要注重节制,真正做到喜而不玩、爱而不溺,真正把主要精力用在武装头脑、指导工作、推动发展上。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

努力实践共产党人高尚的人生价值


  编者的话: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对领导干部如何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以这段话为题开展此次征文活动,目的在于通过大家的讨论,促使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加深对胡锦涛同志讲话的理解,牢记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加强党性修养,弘扬党的优良作风,牢固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和政绩观,真正做到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当好人民公仆,实践共产党人高尚的人生价值。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使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以良好的作风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这是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对领导干部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提出明确要求,进一步丰富了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的内涵,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作风上存在的问题,大多与没有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有关。比如,当前一些领导干部责任心和事业心不强,对工作不负责任,作风飘浮,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贪图安逸,奢侈浪费,讲排场、比阔气,甚至沉溺于灯红酒绿、吃喝玩乐,享乐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只重自己“政绩”、轻百姓疾苦,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不尊重规律,乱上项目、乱铺摊子,做表面文章,甚至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一些领导干部个人主义严重,干了一点事就希望得到“回报”,刚刚提拔就琢磨“再上一个新台阶”;工作挑肥拣瘦、拈轻怕重,向组织讨价还价,利欲熏心、见利忘义,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和亲友谋取私利。这都是领导干部没有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的具体表现,也是一些领导干部没有把为党和人民工作作为一项事业来看待,而是作为升官发财享乐的工具来看待的结果。

  胡锦涛总书记这次讲话针对当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作风上存在的问题,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领导干部要树立和坚持“三观”,即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刻、内容丰富、论述精辟,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和指导性,特别是讲话中提出的树立和坚持“三观”,对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青年干部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讲话为加强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指明了方向,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准确把握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科学内涵

  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是对事业、工作和政绩的总的看法,包括对什么是事业、为谁工作、如何创造政绩和怎样衡量政绩等的认识和态度。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直接反映领导干部干事、创业、为政的价值取向,是领导干部工作、事业、从政的思想基础。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是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的根本要求。准确理解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科学发展观是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不坚持科学发展观,就不可能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往往会在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上陷入误区;缺乏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往往会在实践中偏离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创造出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政绩,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把党的科学理论与改革发展稳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认真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高干事创业能力,不断增强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扎扎实实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根本要求。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共产党员处理利益问题的根本原则,也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为人民谋利益,为群众干事、创业,应该是每个党员干部的自觉追求。领导干部在干事、创业的实践中,必须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把实现个人追求与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人民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正确看待个人利益,正确看待个人得失,正确把握利益关系,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努力实践共产党人高尚的人生价值。

  求真务实是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核心内容。加强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关键是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求真务实,就是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按照基本国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开展工作,防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把工作的立足点放在真抓实干上,付诸实践、见诸行动,狠抓落实、务求实效。能否坚持求真务实,是衡量领导干部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正确与否的一个重要尺度。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的过程中培养群众感情、增长工作才干,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伟大实践中奋发有为、建功立业。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基本要求

  具有什么样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是衡量一名领导干部能否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自己的试金石,也是一名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综合体现。因此,要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就要坚持宗旨意识,切实增强责任感,做树立和坚持正确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模范。

  树立和坚持正确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必须坚持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不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检验领导干部党性是否坚强、作风是否优良的首要标准。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坚持以人为本,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把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把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工作首位。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和公仆意识,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

  树立和坚持正确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必须强化责任意识,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领导就是责任。加强党性修养,增强责任意识,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当前,有些领导干部只想当官,不想做事,不想负责任,在其位不谋其政,碰到问题不解决,遇到矛盾绕着走,对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结果问题越积越多,以致酿成大祸。要克服这些问题,就必须强化责任意识,坚决落实责任制,把思想统一到干事创业上,把精力集中到做实事上,把工夫下到抓落实上,兢兢业业完成组织上交付的工作任务。

  树立和坚持正确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是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重要保证。不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不仅科学发展无从谈起,而且还会劳民伤财、贻害子孙。树立和坚持正确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积极进取、量力而行,不搞主观臆断、违背客观规律的“拍脑袋”决策,不追求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提哗众取宠的空洞口号,不搞虚报浮夸和报喜不报忧。各级领导干部只有牢固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积极投身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察实情、讲实话,鼓实劲、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把全部精力用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上、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用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上,才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摘自《党建》
 


 

浅谈“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精髓与灵魂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伟大事业的根本柱石,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必须由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勤奋努力和扎实工作得以贯彻落实;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也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及时了解掌握,采取正确的方法帮助彻底解决。所以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和不懈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

  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真实反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要求,牢固树立和不懈地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和灵魂凝聚在了“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五句话之中。因此,正确领会、准确把握、牢固树立和不懈坚持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五条要求,是领导干部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精髓和灵魂。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精神凝聚,是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其精神实质起源于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向党内提出的“两个务必”。之后,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并将其作为一贯的治党、治国、治军的重要原则贯穿始终。所以,艰苦奋斗思想树立的牢不牢固,持不持久,是衡量一个干部思想道德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反映在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上,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把个人事业与党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在成就党的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成就个人事业;把个人利益同党、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在成就党和国家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基础上,成就个人及家庭利益;通过艰苦创业谋取党所赋予和社会及群众公认的政绩;坚持执政为民,勤政廉政,克己奉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受住新的考验,自觉抵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正确处理好权利、金钱、情色关系。当前更要正确处理好反对铺张浪费与高消费之间的关系,通过带头积极合理消费促进扩内需政策落到实处。

  实事求是是我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作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检验出来的真理,是贯穿我党、我国和军队各项工作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实事求是是世界观、方法论,属于哲学,管着自然、社会。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无论做事业、干工作、或求政绩,都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方能使工作少走弯路,政绩切实有效,事业进展顺利。要深入工作一线,掌握工作实情,围绕党的工作整体目标,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脚踏实地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坚持真理,勇于探索,讲真话,办实事,坚决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不只玩花样。

  与时俱进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代表了党的思想路线的进取性、时代性、开放性、创新性。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世纪,把与时俱进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自觉践行,身体力行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干工作、做事业、求政绩,必须以创新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去认识、把握和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积极、能动、进取的姿态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大胆探索,求真务实,不搞一味地标新立异,不盲目冒进,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以人为本是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又赋予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烙印,更是应对敌对势力开展“人权”问题挑战的有利武器。它全面解决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等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理解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含义,自觉贯彻到做工作、谋事业、取政绩、求发展的各个方面。要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把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根本内容,统筹兼顾各项工作,实现政绩和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和谐发展。

  从我国传统文化的涵蕴来理解,以人为本讲的是仁,艰苦奋斗讲的是义,与时俱进讲的是礼,科学发展讲的是智,实事求是讲的是信。因此,发展至今,以人为本,艰苦奋斗,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实事求是五句话作为党的理论精髓和灵魂,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实践和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是我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和不懈坚持的传家法宝。

  以人为本,艰苦奋斗,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实事求是五句话,通篇贯穿了解放思想的主线,每一句话的产生,都给我党带来了一次重要的思想革命,使党的事业得到了伟大推进。当前,各级领导干部工作中,在全面吸取五句话的精髓和灵魂的同时,重点要突出认真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始终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全体民众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共谋发展。同时,要紧紧依靠科学,合理地制定、完善和运用制度和措施,规范各种人(包括自己在内)的行为,有效地规避和克服人性的各种弱点,循序渐进地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实事求是地谋取人民信服的政绩,最终实现各项事业的科学和谐发展的宏伟目标。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八大”党章上的民主集中制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我国改革开放已走过30年的光辉历程。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也经历了种种挑战。这些挑战,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外的;有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也有来自自然界的;有事先估计到的,也有突发性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各种挑战的考验,并把挑战转化为发展的机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始终有着坚强的精神支柱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引人注目地提出,举行这次纪念活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和宝贵经验,目的之一就是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什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这“两个标志、一个显示”,实际上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科学内涵。简而言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人,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当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性考验之时,我们树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取得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步,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临国内外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时候,我们毫不动摇、坚定不移、一以贯之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取得了改革开放举世瞩目的新成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推进到21世纪;当我们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临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面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新形势新考验的关键时刻,我们进一步弘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可以这样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克难攻坚、战无不胜的强大精神武器。

  今天,我们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发展任务繁重,改革难度加大,稳定也面临新考验。在这样一个新阶段,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开拓奋进,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一项根本制度。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决案》第十二条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是民主集中制第一次载入党的章程,并一直保留下来。

  作为共产国际加入条件的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提出来的。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列宁所说的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什么》。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民主集中制第一次作出比较充分的规定的,是“八大”制定的党章,“八大”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制加集中制。

  “八大”党章对民主集中制是这样规定的:

  “第十九条 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

  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的基本条件如下:

  (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

  (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在地方范围内是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向代表大会负责并且报告工作。

  (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研究他们的经验,及时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四)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定期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下级组织的工作中应当由上级组织决定的问题,必须及时向上级请求指示。

  (五)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都由集体决定,同时使个人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六)党的决议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员个人必须服从党的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组织必须服从上级组织,全国的各个组织必须统一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上述规定的第一句是民主集中制的属性。 “七大”党章原来的提法是:“党的组织机构,是按照民主的集中制建设起来的。”“八大”党章改变了提法,把“党的组织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改成了“党实行民主集中制”,而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正是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不是党的组织机构实行的民主集中制。

  “八大”党章在表述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机制时,沿用了“七大”党章的说法,说“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这一表述是对列宁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的科学概括。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根据党的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地位的不同,对它们如何把民主制与集中制结合起来实行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上级机关的要求是,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集中必须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对下级机关的要求是,实行民主制要以实行集中制为前提,民主必须是在集中指导下民主。前者是为防止上级机关只要集中制不要民主制而规定的要求,后者是为防止下级机关只要民主制不要集中制而规定的要求。“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民主”,——这就是列宁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的活动轨迹。(《如何理解民主与集中相结合》。

  “八大”党章把民主集中制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概括为六项。

  第1项基本条件是选举制,它是代表式民主制的启动方式和必要条件,是民主制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条规定属于民主制原则。

  第2项基本条件表明,我们党的民主制就是列宁所说的民主代表制(《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54―155页),即代表式民主制。如果说,我们国家的民主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那么,我们党的民主制就是党代表大会制了。这一条规定也属于民主制原则。

  第3项和第4项基本条件,是对我们党多年来在处理上下级关系方面所积累的经验的总结。

  从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在1935年以前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党内在上级机关处理同下级机关的关系时出现过只要集中制不要民主制的偏向,它们只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却不考虑,作为上级,自己在权力的行使上要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包括决定问题要符合实际,自己的决定明明不符合实际情况,下级执行起来有困难,却根本不听下级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合理意见,还要对提意见的同志们给以种种打击。1935年1月中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以后,这种错误基本上得到了克服。在后来这个时期,上下级关系恢复了正常。根据以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八大”党章在考虑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时规定了第3条,作为对党的上级机关权力的制约,集中必须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防止它们只要集中制不要民主制。

  另一方面,在1935年以后的这个时期,在下级机关处理同上级机关的关系时也出现过分散主义、各自为政的偏向,一些下级机关的同志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甚至在处理一些应当由中央统一处理的问题的时候,也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他们只要“民主制”,不要集中制,违背党的政策和纪律,危害党的统一。中央对这种偏向进行了不断的、坚决的斗争,直到彻底战胜这种偏向。根据党在克服分散主义方面的经验,“八大”党章在考虑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时,规定了第4条,作为对党的下级机关权力的制约,民主必须是在集中指导下民主,防止它们只要民主制不要集中制。

  第3项基本条件说的是,上下之间要通气,上级机关决定问题才能符合实际。这一条规定体现了民主制的根本属性的要求,属于民主制原则。

  第4项基本条件讲的是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不能搞各自为政。这一条规定属于集中制原则。

  第5项基本条件讲的是各级领导机关的权力运作方式。列宁认为,权力机关如何运作权力,是个人决定重大问题,还是集体决定重大问题,这是区分君主制和民主制的根本标志。“八大”党章把各级领导机关实行集体领导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之一,表明党高度重视实行集体领导对党的重大意义。我们今天常说,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实际就是说,实行民主制,反对君主制。权力机关在权力运作方式上实行集体领导,是民主制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条规定属于民主制原则。

  第6项基本条件是集中制的四条纪律,它们最早是“七大”党章提出来的。从那时起,这项规定一直保留下来,只是最后一条在不同时期在提法上有差异。例如,“七大”党章的提法是:“部分组织服从中央。”“八大”党章为了强调服从中央不是服从个人,把它改为“全国的各个组织必须统一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九大”、“十大”、“十一大”的党章由于历史原因,又把它改为“全党服从中央”。从“十二大”开始,党章基本上恢复了“八大”党章的提法。

  这四条集中制纪律是从列宁的集中制理念发展出来的。(《列宁所说的党的集中制是什么》,《学习时报》第419、420期。) 对列宁集中制理念的表述曾经有过三个版本。《苏联共产党历史》(1959年)的表述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其中第一句是原理,第二句是它的具体化,这一表述是列宁理念的原版。《联共(布)党史》(1938年)的表述是在上述两句之后增加一句“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它是对“下级服从上级”的说明和强调,它们都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具体化,这一表述是列宁理念的注释版。“七大”党章的表述是在上述三句之前增加一句“个人服从组织”,由于“个人服从组织”已经不是对“下级服从上级”的说明,而是对它的补充,这一表述是列宁理念的增订版。三个版本各具特色。拿“七大”党章的表述来说,它是在对我们说:“个人要服从组织,下级要服从上级,全党各个组织要服从中央,因为少数应当服从多数。”它还对我们说:“所谓少数要服从多数,具体地说就是:个人要服从组织,下级要服从上级,全党各个组织要服从中央。”两种诠释都表示,“少数服从多数”是“灵魂”,其余三条是它的“化身”。须要注意的是,“七大”党章在表述列宁的集中制理念时,没有像其它两个版本那样把“少数服从多数”放在首位,而是放在第二位,可能有人会产生误解,以为它是民主制原则,因为“少数服从多数”有两种情况,一种属于集中制原则,它是问题决定之后必须执行的纪律,另一种属于民主制原则,它是决定问题之时使用的表决方式。但如果把这里的“少数服从多数”理解为民主制原则,就成了在三个集中制概念之间楔入一个民主制概念,党的四条集中制纪律中就会有一条不是集中制纪律,这样理解就偏了。我们在学习党章时,应当注意分清两种性质不同的“少数服从多数”,要看到这里讲的是集中制纪律,对这里的“少数服从多数”要有正确的理解。

  第6项基本条件明白无误地属于集中制原则。

  在“八大”党章给民主集中制规定的六项基本条件中,第1、2、3、5项属于民主制原则,第4第6项属于集中制原则,四项加二项,也就是民主制加集中制,从设计思路上看,它属于列宁原创范畴的民主集中制。

  列宁所说的民主制是政治制度,集中制是组织制度。他的民主集中制既是政治制度加组织制度组成的政治组织体制,又是政治组织体制的具体形式。作为政治组织体制,民主集中制具有各种政治组织体制所具有的共性,作为政治组织体制的具体形式,民主集中制具有自己的个性。因此,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有两种运行机制,第一运行机制体现共性,第二运行机制体现个性。 体现共性的运行机制表现为:集中制的组织制度是为民主制的政治制度服务的,集中制是手段,民主制是目的。体现个性的运行机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民主。”

  作为列宁原创范畴的民主集中制,“八大”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也有两种运行机制。

  在民主集中制六项基本条件的排序上,“八大”党章把四条集中制纪律排在末位,就体现了列宁民主集中制第一运行机制的精神,即集中制是从属于民主制的。而“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表述,则是对列宁民主集中制第二运行机制的科学概括。 摘自《学习时报》
 


 

党内基层民主的“四个滞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基层民主的思想认识不断深化,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实践探索不断深入,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从推进民主建设的主要环节看,仍然突出存在着一些不协调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滞后”上。

  (一)民主的制度建设滞后于理论研究。在实践和探索中,一些前沿理论的制度化显得相对缓慢,使民主实践有理论上的方向却缺乏具体制度的指导。从党员权利保障制度看,理论上“坚持党员主体地位”十分明确,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也明确规定了党员的各项权利。但是,对保障党员权利规定的多,而对于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应该怎么惩戒的制度少。即使有规定,也比较抽象,一定程度上存在宏观指导多、微观约束少的问题,缺乏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特别是程序方面的细则。从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来看,党章规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但是,目前为止,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和代表任期制尚未正式推行,长期以来党代表的权利仅仅体现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表则失去了活动的依据和载体,其权力基本处于“虚置”状态。从党的委员会制度来看,已有规定不够完备,限于对党委会职责的界定上,而对于职责的落实、保障以及纠错机制规定得较少,缺少制度层面上的约束。即使做了规定,表述也比较笼统,这就导致实践中出现了很多不规范的行为。从党内选举制度来看,党内选举包括党员选党代表,党代表选委员,委员选常委、副书记和书记。但在选举制度的设计上还不很完善:一是选举程序存在缺陷,比如候选人提名制度比较笼统和粗糙,候选人介绍制度比较模糊,甚至流于形式。二是竞争机制引入不够,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的比例太少。三是选举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没有形成一种刚性的制度制约机制和惩戒机制。四是差额选举存在比例失调的现象。五是党代表成员结构的比例问题突出,领导干部所占比例太大。六是选举时违规和违纪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

  (二)民主的实现程度滞后于制度建设。党内基层民主能否实现,关键在民主制度是否落到实处。实践中,有制度不愿落实、有制度不会落实、有制度不全落实等问题的存在,使党内基层民主的实现不够充分。在民主选举上,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和意愿。个别地方有时还存在着以委任制或变相的委任制冲淡或者取消选举的做法。在民主决策上,有些地方和部门在执行中央和上级政策的时候,常常违背民主决策的基本要求。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在落实和制定具体政策时,搞“政绩工程”,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多数群众的利益上,严重损害、背离了民主决策的精神。在民主管理上,一些基层党组织开展党员活动少,党员了解情况、参与管理的机会不多;少数领导将行政机关的首长负责制带到党内,造成党内的重要问题最后都是领导拍板定音;个别地方存在实质上的或者变相的党内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集中于常委,常委又集中于个别领导的现象。这些都导致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的体制,在个别地方变成了借集体之名行专断之实。在民主监督上,监督机制不顺畅,纪委很难履行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制约;监督重点不明确,多为对下级监督,没有形成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监督机制;党的民主生活会制度不能坚持,没有形成有效的上下结合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对“一把手”权力监督存在“管得着的不了解,了解的管不着”现象。

  (三)民主建设的探索滞后于形势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党内民主建设也面临者许多新的形势,一些基层党组织感到“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比如,流动党员的管理上,虽然推行“双联双管”的力度很大,但是由于流动党员在对象、时间、地点上的动态性、随机性很强,仍然有一部分党员与党组织之间联系不紧密,甚至长期失去联系,对党内事务的民主管理权利难以落实;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大批党员流向社区、农村、新经济组织等其他单位,少数党员重新“安家”后对新环境、新事务不够熟悉,融入不深,还有极少数党员忙于生计,未到新的党组织报到,成为“隐形”党员,也制约了民主权利的落实;随着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党组织的建立存在相对滞后情况,党员管理和党建活动存在“盲区”。还有,进一步扩大村“两委”换届选举中的民主,实现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机结合,推行“两推一选”与克服宗族房头、拉票贿选等不良影响,都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难题。

  (四)主体的民主素养滞后于民主诉求。发扬民主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广大共产党员也都希望实现党内民主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但是从民主的主体看,参差不齐的民主素养与强烈的民主诉求不相适应,反过来又影响了民主进程。一是存在认知误区。有些党员对于落实自己的权利很关心,但是对于什么是民主以及实现什么程度的民主,对于民主与集中、民主与纪律、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理解不完整,凡事按领导安排办或人家怎样我怎样的“被动民主”,只关心个人利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狭隘民主”,我想作主就要作主、不服从集中意见的“膨胀民主”等错误倾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二是存在能力不适。主要表现为学习能力不强,不熟悉党内法律法规和制度,不了解党内事务的发展要求,不善于通过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参与党内事务。三是存在思想障碍。有的党员怕得罪人、怕说错话,不敢大胆发表意见;有的党组织负责人过于求稳,怕控制不了局面,少数人还怕发扬民主威胁个人地位等等,在落实和推进民主上被动应付,甚至出现了一些人为破坏民主进程的现象。

  根据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内涵和特点,进一步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需要针对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以科学的原则为指导,以提高党员主体素质为前提,以拓展多种实现形式为重点,以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关键,积极稳妥予以推进。 摘自《学习时报》
 


 

怎样理解“党管干部”才是科学的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审视干部人事工作,是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其中,正确理解党的干部人事制度中诸多问题的科学含义,至关重要。比如“党管干部”问题,党要不要管干部?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这是个不争的问题,当然要管。但近年来,人们在党管干部的认识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误区,只有厘清这些误区,才能更好地坚持这一原则,使“党管干部”原则更加科学化。

  “党管干部”原则的科学含义是什么

  究竟什么叫“党管干部”?在“党管干部”这个提法中,问题的关键不是“干部”,而是“管”。对这个概念,实践中至少存在三种理解。第一,所谓“管”,就是管理。所谓“党管干部”,就是由党的组织部门来实施干部的选择、使用、调动和日常监督。第二,所谓“管”,就是决定。即由党来决定干部的使用。第三,所谓“管”,就是控制,或者说领导。即把干部看作权力运作的主体,从执政党运用权力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干部的使用、干部用权的全过程进行控制,保证执政党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得到执行,保证党的执政目标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党管干部”就是党领导干部工作。我赞成第三种解释。对“管”字应该理解得更宽泛些,既不能简单地理解成“管理”,也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决定”,而是强调党对干部工作的领导。这种控制和领导,是所有执政党都必然履行的职能。“党管干部”的“管”,也应该从这个科学的意义上来理解。

  “党管干部”的一些认识误区

  近年来,我国的干部人事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党管干部”实践出现了一些误区,这些误区从观念上讲,归根结底是由于对党管干部原则的认识不正确、不科学、片面狭隘而造成的。

  把党管干部的思想表达得最明确的,首先是斯大林。斯大林强调干部问题重要性,结果却是不恰当地把党管干部外化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干部任命制。怎样理解“干部是决定因素”?在斯大林看来,“在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还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些指示当做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很显然,这里所体现的“管”,就是我们所说的部门乃至领导人的“管理”、“决定”,而且主要形式是任命。

  我们党向来重视干部问题。无须否认,在革命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在接受斯大林干部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他那套由掌握权力的组织和领导个人来直接指定、直接任命干部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战争时期,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有条件在局部实行选举之外,在绝大多数处于战争状态、军事斗争是党的主要任务的地方,都不能不普遍采用任命的方式来确定干部和领导人。对那种情况,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评价昨天的是与非。

  问题在于,今天的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概括起来,至少有两点。

  一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利益格局逐步形成,人们的民主意识逐步觉醒,当家作主的愿望日益强烈。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下,党如何由过去较多地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转向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沿着这个方向,过去那种做法,今天看来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了。

  二是,改革的本质是利益的调整,而公共权力又是调整利益的强有力手段。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日益对合理公正地使用公共权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由谁来充当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就成了特别重要的问题。鉴于过去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带来的教训,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由对权力监督乏力造成的消极腐败现象,人们希望更多地参与其中。这就与党的组织和个人指定干部的传统做法发生了矛盾。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这方面的问题就已经不断暴露。邓小平在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中针砭的权力过度集中、官僚主义、家长制、干部职务终身制等现象,都和这种干部任命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我们党以改革的精神改进和加强党的建设,在党如何管干部的问题上,也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党组织以推进党内民主为契机,在领导干部选举、监督、问责等方面进行创新,大大丰富和拓宽了党管干部的内涵。这种探索的方向和创新的精神,不同程度地革除了干部制度长期形成的弊端,值得充分肯定。

  不过总的说来,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相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相比,在党管干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尚待改进之处。从认识上看,长期形成的把党管干部等同于党的组织和领导个人任命、变相任命干部的认识没有完全改变。在不少同志看来,党管干部就是党委和书记说了算,否则就是淡化和削弱党的领导。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一些同志对让人民群众参与到选择干部中来实际上是想不通的,把一些地方在村委会选举、乡镇长直选方面所作的尝试,甚至把在支部书记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直选、党代表直选等方面的尝试,都看作是照搬西方模式,有抵触情绪。这种认识,体现到实践中,就是不能辩证地看待党管干部与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的关系,往往把两者对立起来。一旦人民当家作主的尝试与他们心目中的“党管干部”观念发生矛盾,就对民主实践持否定态度,甚至把坚持党管干部当作阻止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借口。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应当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推动党管干部从理论上到实践上走出误区,朝着科学化的方向转变。

  令人鼓舞的是,我们党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传统的党管干部体制包揽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最主要的是包揽了公众对干部的选择权,由此也产生了很多弊端。党的十七大提出,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是因为我们党对这些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走出认识误区,推进“党管干部”制度的科学化

  那么,政党在这一授权的环节上给予公众选择权,这是不是意味着,不再“管干部”?不是的。恰恰相反,在保障公众选择权的情况下,政党活动也仍然有着巨大的空间。

  实际上,公众有了选择权,并不保证他们能够选举出最能代表他们的人。真实情况往往是,如果完全由公众自己做出选择,由于信息缺乏、平常关注度不够、个人偏见等方面的原因,有的选择很可能是盲目的。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必须对公众进行有效的引导。“党管干部”管得是否科学、有效,说到底,就在于能不能既保持党对整个干部选择过程的有效控制,又不使公众的选择权失去意义,而不在于要么为了控制而架空公众的选择权,要么为了保证公众的选择权而架空党的领导。这是我们推进干部制度改革、让“党管干部”科学化所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沿着这个方向,只要我们适应时代的要求,转变观念,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党管干部”将更加走向健全。

  首先,在充分保证人民对干部的选择权的同时,加强党对人民选择的控制和引导。我们有一种并不科学的概念,似乎讲人民选择就是完全自由的选举,否则就不叫选举,这是不对的。恰恰相反,从出现政党政治以来,人民的选择从来都是在政党的引导下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讲,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完全自由的选举。对人民的选择进行引导,正是政党的责任。人们之所以需要政党,而政党之所以即使在被人们普遍批评和指责的情况下也能够生存下来,就是因为它在政治运作中的不可替代性。在人民选择上的引导,便是政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政党不是、也不应该放弃这种控制权,而是不要滥用它来取代人民的选择权。把握了这一点,“党管干部”就有了科学的界限。

  其次,从琐碎的人头管理中摆脱出来,更多地转向通过政策导向来保证干部队伍的质量。政党的作用在于领导,而不是管理。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问题恰恰在于:党的组织管得越来越具体,陷入了事务主义,导致官僚主义滋生,以致形成了离开行政手段就不会领导的习惯。在管干部的问题上,尤其如此。我接触过不少组织部门的干部,其实心里都有苦恼。当干部使用出了问题,群众对组织部门颇多非议时,他们也感到委屈:编制如此紧,人手如此少,却要管那么多的干部,怎么能保证质量?这恰恰道出了我们管干部体制的根本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在管政策,而是在管人头;不是在领导,而是在管理。热衷于对具体人头进行排列组合,而不是通过政策来影响用人导向,正是陷身事务、“不善于领导”的典型表现。

  再次,加大对治国理政人才培养的力度,为公众提供充足的可供选择的干部资源。每当我们把等额的人选提供给公众时,就总会听到人们质疑的声音:难道我们党就提不出更多的人才?虽然这种设问本身显得有点简单化,但它确实说明,我们为公众提供的干部资源是不够充分的。为什么?根本原因是,忙于管人头使我们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非常赞成“党管人才”的主张。当然,这绝不是说,党要把人才也像过去管人头一样管起来,而是为人才的发展提供条件,创造环境,使各种各样的人才、包括政治家源源不断地涌现。毫无疑问,如果在每个重要岗位上我们党都能提供若干个候选人让公众来挑选,那么至少可以极大地扭转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状况,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也必然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摘自《北京日报》
 


 

科学态度与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科学认识积累升华的产物,是指导发展的科学思想。

  ●只有秉持科学的态度,才能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

  ●以科学态度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有时代眼光、实事求是态度、辩证思维、勇于创新精神和群众观点。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犹如一股凛冽的经济寒流正在世界蔓延。危机面前,人们本能地要问,导致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归咎于金融自由化,这只是停留在了就金融论金融的层面。应该讲原因很多很复杂,其中一个根本问题是消费超过了生产,违背了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规律。这次危机使我们再次深刻认识到,坚持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发展是多么重要。这也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怎样实现科学发展的问题。“态度决定一切”,贯彻科学的理论、实现科学发展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有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否则就难免只把科学发展观当作标签和口号,也会做出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事情来。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科学认识发展的产物,是指导发展的科学思想。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科学精神,是科学方法的具体体现。贯彻这一科学理论,必须要坚持并掌握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发展离不开对本地区本部门情况的准确把握,离不开正确的思路和决策,离不开保证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离不开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可以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方方面面、每个环节都有一个态度和方法的问题。只有树立辩证的科学思维和掌握科学的调研、分析方法,我们才能洞察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优势、现实机遇和制约条件,通过现象看到本质,做到“不为浮云遮望眼”,全面而深入地把握“形”与“势”的内在统一,即对“形”所提供的大量感性客观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从外到内地认识“势”,分清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到制约和影响本地区本部门发展的突出问题和原因;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遵循客观规律,正确掌握运用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我们才能按照事物发展规律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思路,制定和完善科学发展规划,作出科学决策,使发展不走错路、少走弯路、走正确的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有建立缜密科学的思维、弘扬改革创新的精神,我们才能针对与科学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和工作上的薄弱环节,及时把在推进科学发展伟大实践中形成的认识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制度成果,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为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只有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树立群众观点,掌握群众工作的科学方法,我们才能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人民群众从内心深处拥护科学发展、更加主动投身科学发展的实践中。

  历史经验表明上,什么时候坚持了科学态度,我们的事业就会取得成功;相反,什么时候放弃背离了科学态度,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历史上由于没有很好地坚持科学态度,我们不止一次地付出过巨大代价,如阶级斗争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教训是惨痛而深刻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拨乱反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在经济发展实现突飞猛进的同时,也伴随着环境恶化、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等不科学的发展的诸多问题。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基础上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一个升华,但这个理念真正进入到各级领导干部的头脑,并用于指导实践,不是一蹴而就的容易事。几年前,中央加强宏观调控,采取了清理开发区、整顿土地市场等一系列调控措施,曾有一些基层领导抱怨,不让批地,农民怎么能致富?经济怎么能发展?但是,大家都向有限的土地要富裕、要发展,富裕和发展又怎么能持久呢?假如区县、乡镇领导都手握批地大权,何谈贯彻最严格的土地政策?曾几何时,当世界汽车生产厂家纷纷合并、整合的时候,中国的汽车企业却超过了百家,有23个省市把汽车业确定为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点,有27个省市都在生产汽车。汽车工业遍地开花,这是科学发展吗?今天,面对房地产问题,怎样调控,如何出招儿才符合科学发展的真谛;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如何化挑战为机遇,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尤其是怎样用好4万亿元的投资,使之真正能够保增长、保民生,就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曾特别强调,“要以科学态度抓好发展”。可以说这一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需要我们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很好地领会并认真加以解决。

  用科学态度和方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注意把握这样几点。

  一是要具有时代的眼光。所谓时代眼光,就是站在时代前列,立足新的实践,把握时代特点,运用科学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放在全国的大局中认识和考虑。概括地说,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只有具备这种宽广的时代眼光,才能敏锐地感受时代呼声,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走出符合时代要求、长远发展的科学之路。

  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科学态度也就是老老实实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了这种老老实实的态度,就可能有创造性。”科学态度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就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探求、研究和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尊重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按照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办事。否则,非但不能实现科学发展,最终还要受到惩罚,付出代价。

  三是要运用辩证的思维。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用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认识发展问题,就是要坚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去看待一切事物,摒弃“一叶障目”,只看局部,看不到全局;只看个别,而看不到普遍等形而上学的片面思维方式,从而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形成科学的发展方式,实现健康、协调、全面的发展。

  四是要有勇于创新精神。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品格和客观真理性,不允许任何保守、僵化、自满。在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实现科学发展,必须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在新的思想高度上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实现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发展体制上的深刻转变,从而确立其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体制机制。

  五是要坚持群众的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在科学发展过程中,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成为不断为民造福的过程,成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过程,成为不断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过程,成为不断保障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的过程,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摘自《党建》
 


 

历史抉择 必由之路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最重要的是充分认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伟大成就,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坚持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不动摇,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刻认识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为什么在改革开放问题上不能走回头路。

  首先,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社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它必然要经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从不发达到发达、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根本上是适应的,但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不适应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式,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

  从实践上来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获得新生。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回顾历史可以看出,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们曾经在相当程度上照搬了苏联模式,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当年“左”的错误的逐步发展,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而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度拉大,社会主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使我们清楚地发现了体制上的弊端,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认识到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正如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指出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从此党和国家满怀信心地重新踏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用历史和世界的眼光来看,30年前启动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30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党心民心,是30年前必然要开启、而今更难以倒退的伟大历史进程。

  其次,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如果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算起,改革开放则是中国近100年来的第三次革命。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道路,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经过这场革命的洗礼,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与此紧密相连,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整个世界的面貌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也是世界公认的。

  30年改革开放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探索,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年改革开放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是完全正确的。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就不可能具有在今日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飞跃。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而不能否认改革开放、放弃改革开放。

  再次,改革开放过去、现在和未来始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人类历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道路联系在一起的。有道路,才有相互之间的更多交往,才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才有人类文明的广泛传播。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是与道路联系在一起的。经过长期艰辛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又经过长期艰辛的探索,终于走出了一条通过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来之不易的道路,是发展之路,是进步之路,是希望之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千年沧桑,百年岁月,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很不容易。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使我们感到由衷的喜悦、自豪和光荣;但30年乃至更长时间探索的艰辛,也同样使我们刻骨铭心,永远难以忘记。历史不容许我们失去机遇,人民不希望我们再走弯路。因此,珍惜探索的成果,坚持正确的道路,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选择。

  肯定30年的成就,并不意味着忽视现实存在的问题。我们当然也清醒地看到,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民群众也有诸多不满意的地方。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对待、切实解决,但都不是走回头路的借口。发展中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要通过深化改革、科学发展来解决。停顿和倒退绝不是出路,也不可能有任何出路。历史不能倒退,人民也不希望倒退。

  因此,坚持改革开放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进步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进步仍然要靠改革开放。在新的更加艰巨繁重的任务、新的更加错综复杂的环境面前,我们必须坚定信念:坚决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决不走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那种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惟有坚持改革开放的必由之路,始终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我们才能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航船乘风破浪,驶向更加光辉的未来。在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全党要坚定不移,全国人民也要坚定不移。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代伟人的最大共同点


  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两位伟人的关系比较特殊。毛泽东生前既曾亲自提名邓小平做接班人、当副帅,也曾亲自下令两次将邓小平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二号人物”打倒。这种反复不定的表面现象,反映了毛邓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晚年毛泽东“矛盾”的心境。但不论怎样,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颇为欣赏的,所以毛在处理邓的问题上是很谨慎也很微妙的,始终是有所保留甚至是有所保护的,这与他对待其他人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毛泽东欣赏邓小平,邓小平敬重毛泽东,因为两位伟人的心总是相通的,而且他们的性格或风格也是极为相似的。两位伟人在性格或风格上的最大共同点就是毛泽东一生彰显着从不循规蹈矩的品质,而邓小平始终都充满着改革的精神。所以他们才能做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相继开创一番伟业,响当当、硬邦邦地打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元素、中国特色。

  两位伟人最大的共同点,又具体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从站位上讲,他们都善于从世界和时代这样一个大视野把握规律和机遇。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如果不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和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就和过去农民起义没有什么两样。邓小平如果不能准确把握世界潮流和时代主题,就不可能开创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崭新局面。

  二是从出发点和立足点上讲,他们都注重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既不盲从别人,又不保守僵化。不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始终都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立足中国的实际。着眼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而不是固守中国过去的陈规旧制。中国正是在破除了“二十八个半”的迷信和“两个凡是”的迷误之后才得以实现两次历史性的飞跃。

  三是从思想性上讲,他们都有很高深的思想理论素养和战略思维能力。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就会折腾蛮干。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指引我们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四是从用人和方法上讲,他们都不拘一格,最大限度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慧眼识英雄,强将手下无弱兵。毛泽东背后有一批开国元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些人宜将盛勇追穷寇,没有沽名学霸王,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邓小平背后也有一批改革闯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这些人敢试、敢闯、敢为天下先,真的杀出了一条血路。

  五是从作风上讲,他们都非常务实、重实践、讲实际,坚持用事实说话。毛泽东打仗非常看重“实绩”,要求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总之不做亏本卖卖。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改编八路军和新四军,毛泽东不介意是保留几个军还是几个师的番号,反正既有人马一个也不能少,这叫不图虚名,保存实力。而邓小平的“猫论”最能说明他的务实。

  六是从意志品质上讲,他们对于认准的事,都敢于坚持、敢于冒险,不怕失败和挫折,又能力挽狂澜、力排众议。认识上有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即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一旦认准了,确定下来,就要坚持,不能动摇。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和邓小平指导中国改革开放都是这样,虽然过程中有曲折也难免失误,但大方向绝不改变,既定方针毫不动摇。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争锋相对、寸步不让;邓小平更是执着,甚至警告人们,不改革死路一条。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上述共同点决定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欣赏,也注定了邓小平以后的命运。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一个有着与毛泽东一样或极为相似性格和品质的人,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驾乘改革开放这艘巨轮大船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南非非国大努力提升党的行动能力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成立于1912年。作为一个存在近百年的老党,为何其行动能力能够常盛不衰,与其重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有相当关系。非国大作为拥有62万党员的南非主要执政党,在全国各个选区都有基层组织,其3875个支部成为非国大基层组织的核心,承担着联系和动员本党党员和群众、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实现党的重大使命的具体而繁重的任务,并在实践活动中取得较好成效,当然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及挑战。

  对基层组织地位与作用的独特认识

  在基层组织问题上,非国大根据自身的革命与建设经历,形成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主要表现在:其一,认为支部是“党的行动基础和力量之源”。其党章称,支部是非国大的“基本单位”,也是“党员行动的基本单位”。非国大领袖、南非总统姆贝基强调,“非国大支部是南非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重要的组织”,“支部保持健康、活力且不断壮大,是非国大强大、有号召力和执政成功的关键”。非国大总书记莫特兰蒂也认为,“评估非国大组织建设状况有许多方式,但归根结底要看长期扎根于基层的非国大支部的活动性质和组织水平。这也是了解非国大区、省和全国组织状况的前提”。其二,认为支部是党的理论发展、政策创新的动力。非国大党章称,“支部是党员行使民主权利,讨论与提出政策建议的场所”。总书记莫特兰蒂指出,“支部始终是非国大理论与政治决策的主要力量”。非国大《支部工作指南》认为,支部是“党的理论和实践的最佳结合点”,只有在支部中,非国大干部才能更好地“讨论非国大任务、政策和行动计划”。《支部工作手册》也指出,支部是非国大“行动的起点,是党员在社会变革中发挥才智、展现政治洞察力和经验的舞台”。其三,强调支部是党扎根基层、联系群众的排头兵。非国大51大报告称,“支部要成为基层社区的先锋”,负有“了解、确认和反馈社区民众需求”,确保“以人为本”理念落到实处的重要职责,是“保持和巩固非国大群众组织性质”及“实施非国大行动和方针的主要工具”。《支部工作指南》指出,“支部是非国大密切联系社区的第一点”,“只有支部才能够担负起非国大组织动员基层民众的工作”。

  从多层面、各环节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在82年的革命与14年执政过程中,非国大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的做法。一是加强和完善支部职能,建设“大功能”支部。确立支部在党的民主决策中的主体地位,行使各级机构选举提名与政策建议的权利。完善支部作为党联络选民感情,收集和分析信息,提供决策建议的主渠道功能。每年各支部要4次“挨家挨户”访谈辖区所有家庭,了解各户状况及其对社区卫生、福利等方面工作的意见,上报上级组织,并反馈督办结果。作为党的宣传员与党员发展和锻炼的平台,基层组织负责本辖区“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请党员和群众“有事找非国大支部”;负责考察新党员并将其纳入非国大活动之中加以培养和锻炼。二是推动支部参政,建设“执政型”支部。支部参与和主导本选区主导委员会的运作,支部领导往往被派到当地议会或政府任职,在支部中成立了“地方发展机构”,直接领导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为社区事务的“领头羊”。三是主动指导、规范支部活动,形成全党行动合力。通常每年向支部下发《支部工作指南》和《支部工作手册》。支部通过《指南》可详细知晓非国大全年集会、组织发展、施政等方面的工作计划及支部建设的新要求,支部要根据《指南》和本地实际制定具体计划,配合中央行动。《手册》则成为支部开展日常“挨家挨户”访谈活动的指导书。四是加大投入,建设“能力型支部”。非国大为此不定期轮训支部领导和骨干,将支部干部培训制度化;向支部下派优秀干部,帮助提高支部活动能力,中央与省级领导还经常到支部指导工作;在财力上,除10%的党费返还基层组织外,非国大还给予各支部一定资助。五是加大对支部行动的引导、激励和考核。2000年以来,非国大每年均评比“年度最佳支部奖”,在党庆日集会时,由党的领袖亲自颁发奖章和物质奖励,调动支部活动的积极性。2005年,非国大出台“支部行动十大准则”,规定支部要在社区发展中发挥领头作用;党员政治觉悟高、领导班子有凝聚力、能有效推进非国大方针;能与其他部门、社区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并占主导地位;能因地制宜抓地方发展;能领导和团结附属组织和执政联盟伙伴的基层组织;领导和支持地方议员工作等。针对党员队伍中出现的“职业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还在支部不定期进行党性修养教育,如在全党弘扬自愿奉献精神等。六是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开展支部工作。非国大建立了党的网站、议会党团网站以及南非政府网,随时公布党的活动计划、通知、发行党刊(网络版)及政策文件。支部党员可通过网站阅读和下载文件及办理入党申请、反映意见和建议等,还可通过手机短信定制非国大新闻和通知等。现代通讯技术的运用,提高了支部活动效率,节省了成本。

  基层组织建设的效果彰显

  自1900年恢复合法地位以来,特别是1994年执政之后,非国大基层支部建设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新时期,基层组织建设成效明显,主要体现在:其一,支部动员号召能力较强。支部数量从1990年的几十个增加到现在的3875个,平均每个支部有党员174人。依靠仅占全国人口1.3%的62万基层党员的努力,非国大成为南非惟一真正党员覆盖各种族、支部遍布全国各地区的政党,全国支持率从1994年的48%上升到2004年的79.2%。在最能体现各政党基层组织动员能力的地方选举中,非国大支持率亦不断攀升,2006年得票率达66%。其二,党员对支部忠诚度较高。非国大的支部工作是一种义务,没有任何报酬,需要党员干部的奉献精神。非国大绝大部分支部处于农村基层,条件艰苦。在林波波省等边远地区,一些支部干部利用自家房舍开展支部活动,交通、通讯工具亦自己解决。不少支部干部还要带头捐款,四处募捐,亦毫无怨言。大部分非国大基层党员居住在贫困农村和偏远地区,收入微薄,但他们视非国大为希望,坚持缴纳一年12兰特的党费。“不吃饭也要支持非国大”,这是一个非国大妇女党员朴实的“豪言壮语”。其三,党员参与支部活动热情十分高涨。在非国大只要有集会,基层支部往往能动员数万人参加。一些重大活动地点很远,支部往往会想方设法筹募资金,组织党员租用破旧的公共汽车或搭乘长途汽车,不远数百里参会,非常辛苦。但党员士气高昂,每次参会都像过节一样,党员身着非国大T恤,早早赶赴会场,经常要在毒辣的太阳下等待几个小时,有时时间更长,这些党员和支持者始终载歌载舞,情绪高涨,秩序井然。

  基层组织建设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

  在国内外形势出现深刻变化和南非社会转型深入的条件下,非国大的基层组织建设也出现了一些困难与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其一,资源不足影响支部活动开展。在目前非国大的3875个支部中,运作良好的只有2700个,许多支部因缺乏资源特别是财源,其资金严重匮乏,不少支部只是在大选期间活跃起来,日常活动基本停止,成了“选举支部”。其二,支部自身建设不适应需要。表现为有的支部规模太大、换届过于频繁而出现“管理不及”现象,支部大会决议要达成法定多数相对困难,决策缓慢影响行动效率。其三,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与基层组织的竞争加剧。南非非政府组织较发达,一般有丰富的人力和资金,其专业水平、动员能力甚至在基层的影响亦非非国大支部所能比。在长期合作过程中,非国大与南非共、工会大会、全国公民组织的成员重叠严重。党员多重身份有利于非国大支部发挥基层领导作用,但执政联盟伙伴亦依托这个有利条件,通过基层支部对非国大决策进行“牵制性”干预,也对非国大行动能力带来不良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非国大2007年全国政策会议就支部改革向党的52大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思路与建议,能否有效地解决和克服所存在的问题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探索与检验。 摘自《党建》
 


 

2008年理论学术新见要览——经济学篇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应对措施,备受学界关注

  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危机不仅导致我国金融机构对美国的金融投资受损和在国外的中资公司利润缩减,而且会由于美国的经济衰退导致美元贬值。而人民币的升值则直接导致汇兑损失,侵蚀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资产。另一些学者指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隐性影响危害性更大,因为它增加了出口成本,抑制了我国外向型出口企业的利润增长,挤压了出口和消费,从而削弱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机遇,因为出口贸易的萎缩,可以给国内企业增加更大的压力,促使其转变经营模式,逐步重视技术进步,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转型。同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人民币地位的稳固,可以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增强中国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发言权。

  ●如何防止通货紧缩、如何刺激内需,学者献计献策

  一部分学者提出,我国居民储蓄余额不断创下历史新高,因而应采取降低利息的方法来刺激消费。另一些人则认为,影响内需的主要因素不是储蓄总量而是储蓄结构,如果脱离收入分配格局来扩大内需,国内庞大的内需市场就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一些学者认为,面临外部冲击产生的经济问题,应通过扩大政府基础投资的反周期性调节来扭转。有的学者提出,政府投资尽管能缓解内需不足的矛盾,但需要注重投资质量,防范重复投资和盲目投资。还有学者认为,扩大内需知易行难,要剪断脐带,改变对出口贸易与投资这两驾“马车”的路径依赖,需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转型过程,当务之急是要扶植内需企业和完善分配机制。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内需不足的主要根源在于收入分配问题,只有采取更加公平的社会分配,切实减轻中低收入者的负担,才能拉动消费和扩大内需,防止通货紧缩的恶化。部分学者提出,扩大内需要注重投资结构,在投资方向上应更关注与民生相关的保障性项目,而不能将大部分用于基本建设。有的学者甚至建议,通过涨工资或发放消费代金券的办法刺激消费需求。

  ●如何缓解就业压力成为热点

  在解决就业的对策上,一些学者认为,要解决就业问题,首先要保住企业,支持企业发展,因而就业政策应优先于“提高工人工资”的劳动者权益维护,并鼓励更多企业吸纳就业。而更多的经济学家则指出,中国企业之所以在危机冲击下出现倒闭和开工不足,就是因为国内市场萎缩,根源则是工人工资太低和缺乏社保保障。因而,处理不好内需和就业的关系,将会带来失业与内需不足的恶性循环,当务之急是扩大内需带动就业。还有一些专家提出,解决就业需要与加快产业转型同步进行,政府需要扶持吸纳劳动力较多的行业的发展。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可通过研究生扩招、向各院校毕业生征兵、调整教学内容和专业方向,鼓励大学生到西部去等解决。

  ●“土地流转”得到多层次关注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一思路引起了理论界关于“土地流转”的热烈解读。有些学者认为,允许“土地流转”,将引发土地所有制层面的剧变,其意义决不亚于30年前的“承包到户”,这标志着“第三次土地革命”或“新土改”的到来。也有些学者对此观点表示了忧虑,认为这是对三中全会决定一个最大的误解,如果地方政府错误解读和执行将导致失地流民的出现。但也有许多学者否认了新土地政策从宽的说法,他们认为新土地政策是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土地流转的三个限定,即不得改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不得损害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将起到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在鼓励农民进城和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的同时,确保他们不丧失土地,因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摘自《浙江日报》
 


 

2009年CPI走势分析及政策建议


  2009年推动CPI上涨的因素有限,拉动CPI走低的因素较多,本年度CPI同比将持续走低,部份月份可能出现负增长。

  物价继续回落是基本趋势,因此,我国需要采取对价格运行进行全面监测、保障粮食基本供给、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措施,应对通货紧缩风险。

  展望2009年,随着包括提高纺织品出口退税率、放宽商业银行信贷额度、扩大企业债券规模以及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政策效果的进一步显现,我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增速较上年将进一步放缓、物价继续回落是基本趋势。

  一、对2009年CPI走势的分析

  第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内仍将维持低水平,将影响CPI继续走低。2008年7月份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跳水是对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正常反应,但由于前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积累了一定的泡沫,全球金融风暴中的去杠杆化过程引发了泡沫的破裂,从而放大并加速了其价格的下降。受减产、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2009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排除出现间歇性小幅反弹的可能,但由于2009年世界经济面临衰退,基本面因素决定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2009年将继续维持低位,难以走出低谷,也就意味着生产资料价格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从而影响CPI走低。

  第二,国内总需求增长有所放缓,对CPI的推动作用将减弱。需求变化是影响物价波动的主导因素之一。2009年,我国总需求将有所减弱。海关统计显示,2008年11月当月,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9%,这是我国进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受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预计2009年我国进出口将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出口减少客观上会增加国内供给,在国内需求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出口的减少会影响CPI走低;房地产投资动力不足,我国市场投资将快速下降,而政府为刺激内需确定的到2010年底4万亿投资主要用于投资周期长的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内效果将难以显现,也就难以完全弥补市场性投资减少带来的需求,从而对CPI的推动作用不大;虽然2009年在“扩消费、促增长”的政策因素推动下,将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实施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廉租住房建设,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着力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等举措,会对消费需求形成有力支撑,但在居民收入增长放慢、消费者信心下降、房地产和汽车消费热点降温的影响下,也很难明显增长,对CPI的推动有限。

  第三,粮食价格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对物价总水平产生较大影响。食品特别是粮食价格是影响CPI的重要因素。从2009年的粮食供给看,国内粮食产量稳中有升。一是国家全力确保2008年全国秋冬粮食播种和2009年春播面积,在气候正常情况下,为2009年夏粮和秋粮保持稳产和增产创造了基础条件;二是近年来市场粮食价格有所提高,虽然农资价格较快上涨引起的粮食生产成本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粮食价格上涨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但种粮仍是部分滞留农村人口的重要谋生手段,加上粮食补贴政策的激励,也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不可忽视气候因素对粮食产量的重要影响。从粮食需求看,全社会对粮食的需求将稳步增长。这是因为,首先,人口自然增长必将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其次,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肉禽蛋及其制品的需求有所增加,这势必引起对饲料粮需求的增加;第三,随着我国粮食加工业产业链延伸,对部分粮食品种的需求增加可能拉动粮食价格上涨。总体上看,如果气候正常,预计2009年国内粮食产量趋稳,需求稳定增长,库存相对稳定,国内粮食当年产需缺口仍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物价总水平上涨。

  第四,房价走低带来物价下跌压力。由于经济增长放缓,消费者收入预期下降,而且房价已经开始回调,在买涨不买落的心理作用下,自住性需求者的支付能力和买房意愿会降低,投资型和投机型需求也将不同程度地退出市场。在供需双方的作用下,2009年房价可能会进一步回调。房价的走低将给物价水平带来下跌的压力。首先,房价下跌将使房地产开发商投资积极性下降,房地产投资减少将进一步减少对原材料、能源以及相关工业品的需求,影响生产资料价格维持低位,从而抑制CPI上涨;其次,房价走低以及房价和房租的联动效应将拉低CPI中居住类消费价格。总体来看,如果2009年房价温和回落,则房价的下跌对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也较为温和,如果房价出现快速回落,会影响产业链的其他产业,甚至可能危及持有大量住房贷款的商业银行,则经济运行可能陷入较为严重的衰退,物价水平也可能出现更大幅度的回落。

  第五,翘尾因素可能导致CPI出现同比负增长。价格的同比涨幅可以分解为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其中,翘尾因素是去年基数变化所形成的。以1998—2007年十年中每年12月份CPI环比变化率的算术平均数0.5%来替代,据此计算2009年的翘尾因素除1月和11月为正外,2—10月各月均为负,也就是说,2009年的2—10月的各月,如果月环比为零,同比将为负值。

  2009年也存在一些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集中在农产品领域。例如,2008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最新一期的《粮食展望》中指出,当前的金融危机将给许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造成不利影响。如果谷物价格在2008—2009年度持续波动,来年种植面积和产量可能受到影响,以至于有可能导致2009—2010年度粮价再度飙升,引发比最近所经历的还要严重的粮食危机。

  综合以上分析,在推动CPI上涨的因素有限、拉动CPI走低因素较多、而且翘尾因素基本为负值的情况下,2009年CPI同比将继续走低,2009年部分月份,尤其是从2月份开始,CPI当月同比涨幅可能会出现负增长。

  二、政策建议

  第一,全面准确地跟踪监测价格运行情况,及时把握和应对可能出现的价格新情况。当前我国价格总水平已经出现加速回落态势。居住、资产等价格指标开始明显回落,一定程度上孕育和积累着通货紧缩的风险,需要引起关注。因此,当前需要加强对价格运行的监测,对价格领域存在的深层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准确把握和应对可能出现的价格风险。

  第二,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粮食基本供给,避免粮油产品价格大涨大落。一是要着力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切实保障粮油产品的有效供给。继续在重点地区、对重要粮食产品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提高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二是要加强和改善粮食市场宏观调控,全面增强应对粮食市场波动的能力。要抓紧优化储备结构和区域布局,尽快完善储备吞吐调节机制,建立“稳定基本储备,丰收增储、欠收减储”以及“降价吸储、涨价抛储”的动态管理机制,对市场价格形成有效引导。加强食品应急保障能力建设,切实保障粮油食品供给不脱销不断档。三是要建立健全粮食市场监测预警体系,密切跟踪国内外市场形势和变化趋势,完善粮食供求和价格信息发布制度,增强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四是要建立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进出口战略机制,着手构建满足我国需要的全球粮食资源供应链体系,灵活运用进出口手段,完善进出口调节机制,促进国内粮食供求的基本平衡。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从当前经济运行的趋势看,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也是解决经济运行中诸多问题的关键。因此明年乃至更长期内宏观调控政策要着力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重点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使收入分配适当向居民倾斜。针对国民内部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现象,除了要继续促进农民增收外,还要努力促进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同时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加居民消费信心,以有效促进消费增长,使国民经济运行更加协调。

  第四,进一步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在价格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可考虑深化改革成品油定价机制,以及水资源、能源、矿产等资源定价和税费改革,尽可能快地与国际接轨。

  第五,及时有效地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稳定居住价格。应继续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改善房屋供给结构,稳定房地产价格,继续通过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等形式解决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需求。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商务部:反对任何形式贸易保护主义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2月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高调表示,中方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支持WTO采取行动,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泛滥。贸易保护主义将使金融危机下本已严峻的经济形势更加困难,商务部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稳定中国出口市场。

  赴欧采购下旬成行

  2月13日,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先后投票表决,最终批准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而该经济刺激计划包括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引起各国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担忧。

  姚坚表示,对一些国家出台的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深感忧虑。商务部将鼓励中国的商会和协会与国外业界进行对话交流,并通过政府间的双边对话机制加强沟通与交涉,妥善解决贸易摩擦。

  “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中国将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投资机会。”姚坚透露,中国赴欧采购团预计将在2月下旬成行,访问瑞士、德国、西班牙和英国四国,采购清单中既包括一些技术和设备,也包括上述欧洲国家关心的重点商品和服务。

  而就在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德国期间,还与德方签署了金融、信息、物流等领域的多项经济合作协议,总额达几十亿元;1月29日,温家宝总理访问欧盟总部,与欧盟签署了9项协议,总价值达7800万美元。

  “在当前经济环境比较特殊、比较趋紧的情况下,中国想推动双方相互开放市场,深化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来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欧洲经济的发展。”姚坚强调。

  中国出口前景很好

  据海关总署数据,在去年最后两个月连续负增长的基础上,中国1月份出口同比下降17.5%。但海关分析也指出,剔除春节企业放假因素后,中国1月份外贸出口值比去年同期增长6.8%,比去年12月份增长10.1%。

  对此,姚坚表示,中国出口在贸易发展过程中出现起伏属于正常现象,中国有信心保持外贸平稳增长。他称,较低的商品进口价格将有助于国内企业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

  他指出,进入2009年以来,中国千家重点销售企业零售额增长较快,车市出现回暖;文化、电信等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当前,钢材、橡胶、焦炭、铁矿石等生产资料价格也较去年四季度前期价格最低点出现回升,这些情况表明,中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各项政策措施效应已初步显现。

  另外,姚坚还指出,目前我国约有45%的机电产品出口征税率仍高于退税率,因此,还需要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包括信贷、出口信保等。随着政府服务的进一步完善和与其他国家增强合作,我国的外贸出口仍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企业利益必须维护

  而针对许多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企业利益,而对我国频频发起“反倾销”的指控,姚坚表示,商务部高度重视应对贸易摩擦,并将切实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商务部将指导商协会和涉案企业开展应对工作。

  这些工作包括:第一,强化对广大企业的服务,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积极应诉;第二,鼓励商协会与国外业界进行对话交流;第三,进一步完善贸易摩擦预警监控机制,让企业在第一时间知悉贸易摩擦动态;第四,通过政府间的双边对话机制加强沟通、磋商与交涉,妥善解决贸易摩擦,商务部与美国、欧盟、南非、韩国、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贸易救济合作机制,积极开展对话与磋商;第五,充分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国际利益等。

此前也曾有多位经济学家对记者表示,出口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如果外部经济不景气,国内促进出口的政策效果会大打折扣,大多数专家依然呼吁,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国家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扩大内需上,减少国内经济发展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摘自《国际金融报》
 

 


 

高度重视国开行改制的市场影响


  2008年12月16日,国家开发银行率先进行了改制。改制后,国家开发银行原有的国家信用将减少、并全面推行商业化运作,尽管仍然是主要从事中长期业务,但不可否认,其在中国债券市场的行为将与现在其他四大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许多方面趋同,因而可能会对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数量、结构、种类可能产生影响。一是改制后国开行资金来源将逐渐实现多源化,发行金融债数量可能减少,对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可能产生影响;二是在银行间债券期限结构方面,由于国开行发行的金融债信用等级将有所下降,原国开行发行的政策性金融债和国债、央票共同构成信用等级基本相同,长、中、短期逐渐合理分布的债券结构将受到影响,不利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基准利率曲线形成;三是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种类中,政策性金融债数量将随国家开发银行改制逐渐减少,对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及中国金融、经济各方面将产生久远影响。

  对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风险管理可能产生影响。由于国家信用减退,国开行发行的中长期债券的信用等级将逐渐降低,对市场成员特别是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提出新课题。
 

  对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创新可能产生影响。国家开发银行改制后资金来源将逐渐实现多元化、对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依赖性将降低,可能影响其对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的市场需求的敏感性,进一步会影响在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由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首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等宏观调控部门应当进一步研究国家开发银行改制可能对银行间债券市场产生的不利影响并防患于未然。

  其次,国家开发银行应当努力继续发挥其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已经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同时要关注并妥善处理好市场成员持有的国家开发银行改制前发行的政策性金融债可能出现的问题。

最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和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等市场中介组织要提高对市场的敏感程度、加强对市场创新的研究和试点,积极推出新产品和新业务、增加市场成员、进一步拓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组织更多的市场成员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挥积极作用。 摘自《国际金融报》

 

  高度重视国开行改制的市场影响

2008年12月16日,国家开发银行率先进行了改制。改制后,国家开发银行原有的国家信用将减少、并全面推行商业化运作,尽管仍然是主要从事中长期业务,但不可否认,其在中国债券市场的行为将与现在其他四大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许多方面趋同,因而可能会对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数量、结构、种类可能产生影响。一是改制后国开行资金来源将逐渐实现多源化,发行金融债数量可能减少,对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可能产生影响;二是在银行间债券期限结构方面,由于国开行发行的金融债信用等级将有所下降,原国开行发行的政策性金融债和国债、央票共同构成信用等级基本相同,长、中、短期逐渐合理分布的债券结构将受到影响,不利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基准利率曲线形成;三是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种类中,政策性金融债数量将随国家开发银行改制逐渐减少,对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及中国金融、经济各方面将产生久远影响。

  对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风险管理可能产生影响。由于国家信用减退,国开行发行的中长期债券的信用等级将逐渐降低,对市场成员特别是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提出新课题。

  对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创新可能产生影响。国家开发银行改制后资金来源将逐渐实现多元化、对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依赖性将降低,可能影响其对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的市场需求的敏感性,进一步会影响在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由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首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等宏观调控部门应当进一步研究国家开发银行改制可能对银行间债券市场产生的不利影响并防患于未然。

  其次,国家开发银行应当努力继续发挥其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已经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同时要关注并妥善处理好市场成员持有的国家开发银行改制前发行的政策性金融债可能出现的问题。

  最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和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等市场中介组织要提高对市场的敏感程度、加强对市场创新的研究和试点,积极推出新产品和新业务、增加市场成员、进一步拓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组织更多的市场成员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挥积极作用。 摘自 《国际金融报》
 


 

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应说“不”


  中国应积极依托国际贸易组织,支持其对各国救市计划的监督和审议。否则,对于外贸依存度高达70%的中国而言,如果不积极应对此种风险,极有可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者。

  美国参众两院于当地时间2月13日通过了奥巴马政府的7870亿美元的经济救助方案,特别是,引起广泛争议的被视为贸易保护主义的“购买美国国货”条款虽然在措词上做了修改,但并未删除,只是以委婉的方式加以表达。这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警惕和担忧。西方七国集团就贸易保护主义2月14日在罗马发表集体声明,表示要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商务部2月16日也对美国救市方案中“优先购买本国产品”的条款表示忧虑。

  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之所以让国际社会倍感焦虑,源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代,美国政府出台不适当的关税保护法案,引发各国竞相出台贸易保护条款,最终害人害己,延宕了经济复苏的时间,造成了人类经济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萧条。而奥巴马计划中的优先购买美国货的条款,无疑是上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版本,此种做法一旦各国纷纷效仿,最终后患无穷。

  因此,早在2008年11月15日全球金融峰会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就被中美两国作为一项主要议题列入最终的宣言。而在金融危机纵深发展的情况下,各国为了救经济都必将提出各种方案,而这些方案一旦包含美国式的保护条款,无疑打开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潘多拉盒子,此种道理,无需赘述。因此,如何通过各国协调一致的行动,并设计一定的程序,对各国的救市计划予以监督,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毒瘤,无疑应成为国际社会目前需要协调的主要议题。

  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1月份进出口数据的大幅下滑对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如果再有贸易保护主义的沉渣泛起,进出口面临的形势无疑将再次面临新困难,这对于外贸依存度高达70%的中国而言,如果不积极应对此种风险,极有可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者。

  首先,在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大多通过救市计划借尸还魂。WTO从2009年开始加强对各国“救市”措施的监督和审议,2月9日发布了《经济金融危机及贸易发展相关问题的报告》,审议2008年9月以来各成员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新的贸易措施。

  在中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并没有美国版的“购买国货”的条款,但这对于应对目前已经悄然抬头的保护主义而言,显然还不够。中国可以积极依托国际贸易组织,寻求其对各国救市计划的监督和审议。其次,中国除了根据多边和双边协议等进行诉讼和协商之外,对于各国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堡垒,如反倾销、反补贴的行动,也可以主动的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简单、积极、主动,实效明显。

  从目前来看,西方的政治特点和民众心态决定了以美国的“国货条款”为代表的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极有可能持续,虽然国际贸易环境已经非上世纪30年代可以相提并论,但WTO的规则及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双边及多边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出现当年贸易保护主义的“盛景”的可能,中国的影响力和大国地位也使得中国在防止贸易保护主义返潮方面大有可为,这既是为中国自己,也是为世界经济复苏免受贸易保护主义的毒害而必须承担的大国责任。 摘自《新京报》
 


 

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加剧金融危机


  1930年签署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两万多种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大战。《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没有拯救美国,而且让全球经济陷入更深危机。

  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

  面对金融海啸,美国新组阁的奥巴马政府中出现了“购买美国货”的贸易保护主义呼声。有提议要求总规模约为9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中所需要的钢铁,要由美国企业在国内生产。美国国会参议院2月6日在经济刺激计划中还加入一项议案,限制接受政府金融救援资金的美国银行雇用外国员工。眼下,裁员风潮中先拿外籍员工开刀正成为某些美国企业显示爱国姿态的手段。与此同时,要求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受益行业和企业只能雇用本国人的游行示威已经从英格兰蔓延到整个英伦三岛,欧盟又开始对华高举反倾销关税的大刀……贸易保护主义大有蔓延趋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上世纪30年代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就可看清保护主义的实质。

  1929年3月,胡佛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美国表面的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的问题全面爆发。10月,纽约股市崩盘触发金融危机,美国国会将其归罪于国际贸易,胡佛总统于1930年签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两万多种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大战,国际贸易因此几近停顿。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世界经济之所以陷入大萧条长达10年之久,与美国在危机之初挑起的贸易战有直接关系。此后,国际社会又耗费数十年,才逐步拆除了这一时期高筑的各种贸易壁垒。因此,《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没有拯救美国,而且让全球经济陷入更深危机。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出台始末

  美国建国以来,尤其是南北战争后至20世纪初,一直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关税政策。一战结束后,各交战国在经济短期通货膨胀的景气后便发生了经济危机,为保护国内市场,各国相继开征起新关税,并实行进口配额等非关税壁垒。美国的出口市场也受到沉重打击,不少工厂纷纷停工或关闭。先是橡胶、汽车、造丝工业的不景气,然后又波及到各个部门,农业遭受的打击最大,并陷入长期慢性萧条之中。

  农业的萧条对政府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压力。1921年5月,来自各农业州的两院议员组成一个“农业集团”,要求政府立法保护农民的利益。当月,政府召开特别会议,通过紧急关税法,对小麦、玉米、肉类、羊毛、食糖等农产品的进口课以高关税。1922年9月19日,国会又通过了《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恢复了1909年的高额关税和早期一些关税,例如恢复对钢铁的关税,提高纺织品的进口税,包括农产品和工业品在内的许多部门受到高关税的保护。1927年,美国平均关税税率达35%以上,是仅次于西班牙的世界第二高关税国。

  1929年,随着大危机的到来,美国国内要求提高关税的呼声再次高涨。当年4月,国会议员霍利和斯穆特联名提出关税议案。10月,美国爆发经济大危机。此时,不仅农业部门要求保护关税,许多工业企业也要求增加关税保护,以刺激就业。为了阻止《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通过,1930年5月,1028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但遭拒绝。1930年6月,美国历史上最高关税法——《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得以诞生。

  美国历史上最高关税法的代价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修订了1125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其中增加税率的商品有890种,有50种商品由过去的免税改为征税。就总体来看,农作物原料的平均税率由38.1%提高到48.92%;其他商品的税率由31.02%提高到34.3%,根据1932年进口情况看,估计实际上税物品的平均税率达到53.2%。这项法律的出台引起了国际市场的报复,加剧了危机的恶化。为了阻止危机蔓延,各国对进口都采取严管,竞相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产业。

  由此,《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际贸易战,其结果是将美国股市进一步推向深渊。道琼斯指数1932年7月跌至41点的历史最低水平时,美国股市总市值比1929年9月时的高点缩水了89%。1931年英镑贬值,1934年美元跟着贬值,为保护本国通货,欧洲各国纷纷实行进口管制。原先寄希望通过扩大贸易来恢复全球经济的幻想在各国严格的外贸管制下破灭了,世界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全面大萧条,这一状况直到1936年才略有好转,对外贸易的恢复则比生产复苏还要滞后。以世界进口总额为例,1928年时已达到601亿美元,但到1938年仅为246亿美元,不足大危机前的一半。

  可见,正是美国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起各国竞相报复,把全世界拖进了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的恶性循环之中。描绘这一恶性循环的“金德尔伯格螺旋图”不仅让美国经济学家战栗,也给贸易保护主义者敲响了警钟。

  贸易保护主义有弊无利

  经济萧条从来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滋生的温床,而全面的保护主义贸易战必将推动全世界堕入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是紧密相关的。例如,美国需要中国的廉价商品,需要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因此,贸易保护不符合任何人的最佳利益,至少不符合所有美国公司的利益,因为他们日益依赖于廉价的中国劳动力来提高利润空间。

  支持“购买美国货”条款的人认为,此举可以促进美国就业。历史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上世纪90年代重修旧金山-奥克兰湾大桥时,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规定只能使用美国产钢铁,除非其价格比进口钢铁高出25%以上。结果,美国企业以供应价格高于国外公司23%的标底中标。这使得加利福尼亚州纳税人为这一项目多支付4亿美元,同时让其他本可带来更多就业的建设项目得不到资金支持。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购买美国货”会促使美国贸易伙伴排斥美国产品,将使刺激计划创造就业的努力化为泡影。因为这违背了国际自由贸易的“黄金法则”——“如果我们只买美国货,别人就不买美国货了”。为防止77年前的灾难重新上演,2007年8月,包括4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在内的美国1028名经济学家再度向美国国会请愿,要求取消对华贸易保护政策。他们表示,贸易保护主义不会促进美国就业和经济,相反只能带来全球保护主义风潮,从而令世界经济陷入危机。

  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的制造业只占全部GDP的13%,其中7%都是军工。美国所消费的全部实物产品中有25%要依靠进口,其中40%的消费品要依靠进口,美国有多少品种和数量的国货可以供美国人购买,而美国人又有多少实力购买昂贵的国货?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美英等国面临的是怎样把国际供给转为国内供给,中国面临的问题仅仅是如何把国际需求转为国内需求;美国的问题是金融产品过剩,而中国只是生产过剩。中国政府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国内刺激计划就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内需。联合国《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认为,今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50%,这正是中国30年来坚持改革开放的巨大收获。在今年1月份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温家宝总理强调全球务实合作是战胜危机的有效途径,并提出了五项具体意见。这充分表明,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用信心和力量重塑危机后的世界,推动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

  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爆发后以邻为壑的做法,曾经导致全球经济数十年的大萧条。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与当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供应链与物流配送的全球分布使得世界经济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抵抗力更加薄弱。任何一环出现贸易壁垒,其后果都可能是全球性的循环不畅。一旦一个国家打开缺口,相应的报复性关税、倾销与反倾销等很快就会铺天盖地而来。换句话说,当前最大的风险在于:一旦不负责任的一方率先开启贸易保护措施,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触发“以牙还牙”的连锁报复行为。

  因此,当前在危机中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各国决策者和民众应当主动地约束那种狭隘的经济民族主义,以避免其肆意泛滥。 摘自《文汇报》
 


 

金融危机中的五大谜团


  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在这半年时间中,有关此轮金融危机很多问题仍处与于迷雾中,充满着许多谜团。

  谜团一,美国社会为什么如此宁静?

  此轮金融危机爆发于美国,按常理来说,美国既然是金融危机的震源,金融危机在美国影响应该最大,会给美国政治及社会生活各方面带来巨大的震动。然而,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社会是出奇的平静,这种平静显得有些怪异。

  按着常理判断,美国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阶层的会因金融危机引发不同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上有所表现。然而,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一切几乎是波澜不惊,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好像金融危机对美国整个社会并没有太大影响。

  这一点是奇怪的。一向以最民主、最法制自居的美国人,可以为维护诸如狗权这类东事情就进行上街集会、游行、示威,然而,整个美国社会竟然对金融危机责任没有深入追查,从社会活动上看,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几乎没有什么非常明显的政治及经济诉求,对金融危机并没有太多反应。这绝对是反常的。

  或许,金融危机真的并没有触动美国的根本利益,没有真正地影响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美国人生活仍然非常滋润。

  谜团二、 中国最乐观的国家吗?

  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刻钟,中国政府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双防”工作,还在不断地调高利率、准备金率。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无论是从领导人还是从官方的权威机构传出来的信息都表明:此轮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不大,中国在这轮金融危机中能够保持良好的基本面。一些体制内经济学家更是信心十足地称,中国经济会最快回暖。

  然而,矛盾的是,金融危机爆发不久,中国经济政策迅速地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迅速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十大措施及十大产业振兴政策,迅速地降低了利率和准备金率。

  中国的问题到底如何,迄今为止,很多权威人士及权威机构的说法和实际做法很矛盾。如果说金融危机对中国冲击不大,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为何又在极短时间内政策如此反复?中国如何一再喊振兴?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现在很多人是没有概念的。是很好,是一般,还是很糟?没有明确答案。

  谜团三、全球性的贸易保护是否会出现?

  历史上,全球性的金融或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各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常态。在此轮金融危机从爆发到现在,出现了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迹象,但是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在内几乎的所有国家都在表明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要遵守WTO规则。各国政府领导人在各种集会场所都在表明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都信誓旦旦地表明要联手合作。

  然而,在出现危机的时候,以邻为壑,保证本国本民族利益是最高原则。到底哪些国家在说谎,抑或都在说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领导人集会中发表的声明,阐明的主张到底有多少是可信的?有多少是诚恳的?

  谜团四、金融危机中哪类国家可能是最后赢家?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人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美国也不得不对企业实行国有化,实行社会主义,因此,中国这样的经济模式将会发扬光大。

  而另一部分人认为,金融危机本身就是美国华尔街同美国政府共同导演的一场戏,旨在洗劫全球财富。这种说法被一部分人指责的“阴谋论”。但是,此轮金融危机确实存在许许多多的蹊跷之处,如美联储、华尔街及白宫的领导人不可能看不到美国次贷存在巨大风险,也不可能估计不到这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不会爆发。如果说“阴谋论”成立,那么,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步入绝路。因为,美国人是导演,一切都掌控在他们手里。

  谜团五、金融危机将以何种方式结束?

  从历史上看,全球性的或规模较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往往以战争的形式结束。各国政府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往往发动战争。然而,在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更别说世界大战。可以明确地判断,这场金融危机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那么,这次金融危机将以何种方式结束?各国能够利用经济政策自行化解吗?能够进行国际合作化解吗?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中国经济:危险在危机后


  应对金融危机,道理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只需借鉴托•约•邓宁格的一句名言:“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资本“扑食”不到足够的利润,就会冬眠;反之,投资就会闻着味儿蜂拥而出,如此一来,还会有衰退吗?还会有萧条吗?

  因此,救危机其实是救利润,救社会的利润预期。

  应对金融危机,处理确实很复杂,复杂到必须遵循约•维•斯大林的一句名言:“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不同国家或地区,因为发展阶段、背景和环境的不同,经济结构、特征和细节的不同,面对同一危机,应对之策都有可能截然不同,美国和中国不会一样,上海和北京不会一样,甚至北京的东城区和西城区,也会不一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只是经文各不同,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苦衷。

  因此,救危机不能脱离国情,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应对金融危机,难在立足国情、着眼未来。资本危机,应对之策纵有千万,靶心其实只有一个:预期利润。

  不明白这一点,政策措施就会放霰弹,虽能命中目标,却不能命中要害,该着力的地方力不够,不该着力的地方乱用力,事倍功半而迁延时日。

  明白了这一点,应对之策俯拾皆是。问题只在于:如何立足国情,着眼未来。

  立足国情,要深刻把握本国经济深层次矛盾。

  当今中国,两极分化矛盾突出,无论基尼系数,还是工资总额占GDP比重,都表明得再清楚不过了。实际上,中国经济列车既要高速行驶,又要战胜危机,客观上须想方设法增加资本的预期收益,这将会进一步加大资本和劳动力这两者的不平衡。所以说,中国经济,危险在危机之后!

  为了阻止衰退,政府需要给社会经济总循环补血,补充方式无非两种:投资端注入和消费端注入。尽管对于GDP这一经济循环累积流量而言,最终效果都是一样的,但从消费端注入,即政府转移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一石二鸟,可以局部缓和贫富差距。

  着眼未来,要大力提升本国再生产公共条件。

  清人陈澹然有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一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既取决于企业的个别生产条件,更取决于社会的公共生产条件。否则,一个企业技术再新、产品再好,今日停水、明天断电,出门就堵、上路便罚,竞争力也会消磨殆尽。所以,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职责,绝不是袖手旁观,而是为社会再生产提供一般的、公共的条件,包括人力资源再生产公共条件和生产生活资料再生产公共条件,诸如医疗卫生、科研教育、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这也正是中国4万亿元投资的主要方向。 摘自《中国青年报》
 


 

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出问题


  中国经济自2006年开始已经进入到高成本时代,但是中国企业并没有真正重视和正确应对高成本的挑战,甚至消极地对待高成本时代的挑战,最终使中国企业经营进入了困境,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乏力。

  中国经济自1998年开始,其增长越来越多地依靠出口拉动,中国经济逐渐转变成为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出口导向型经济如果不加以引导和调整,最终是会出问题的。

  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有虚拟经济的支持,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实体经济为基础,2007年的资产价格即股价和房价却上涨过快,以至于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泡沫,使得虚拟经济严重冲击了实体经济。

  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确实给中国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使中国经济因为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下降而出现了增长快速下滑的趋势。但是,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因为美国次贷危机而引起的,因为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还没有如此高的相关度。即使没有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经济现在也会出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第一,中国经济自2006年开始已经进入到高成本时代,高成本对于中国企业经营有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因为成本会侵蚀利润,但是中国企业并没有真正重视和正确应对高成本的挑战,甚至消极地对待高成本时代的挑战,最终使中国企业经营进入了困境,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大家知道,中国企业竞争力在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主要是依靠低成本,即要素价格便宜的低成本,可以说,这种低成本是中国企业的重要的比较优势,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成本优势,但是自2006年以来,这种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在不断丧失,中国经济开始步入高成本时代。导致中国经济进入高成本时代的主要原因是:(1)自2005年7月开始的汇价改革,即从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汇价开始松动,汇价的放开使得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开始升值,人民币升值的最直接结果是出口企业成本上升;(2)自2005年后半年开始,能源及原材料价格开始大幅上升,尤其是到了2006年后半年,能源及原材料价格更是不断攀升,由于能源成本和原材料成本是企业成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因而其价格上升使得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3)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土地等稀缺资源已开始从行政方式配置走向市场配置,例如土地由行政批租走向拍卖,稀缺资源的市场估价当然要高干行政评估,因而稀缺要素的高价格导致了企业经营成本快速上升;(4)由于我国自2005年后更加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务农收入开始上升,务农收入上升当然要推动务工收入上升,因而企业人力资源成本开始上升,这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尤其是主要以吸收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成本上升的压力是很大的,后来的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更是加剧了这种压力。

  面对高成本的挑战,一些企业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战略。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以积极的态度应对高成本挑战的企业仅仅是少数,尤其是社会上并没有形成重视和应对高成本挑战的积极氛围。在整个社会缺少从战略上关注高成本挑战的条件下,不少企业极为困惑,在高成本压力下走向了对虚拟经济的投资,开始以各种方式进入房市和股市,从而推动了中国房价和股价在2006年年底开始走向虚高。资产价格的这种非正常上升,使得不少企业更加“迷信”虚拟经济这种盈利模式,不断从自己原有的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最终使得中国股市和房市的泡沫在2007年被吹破,大量企业陷入了经营困境。因此,即使没有美国的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经济也会在2008年出问题,出现增速下滑的趋势,只不过是下滑的速度没有现在这么猛烈而已。

  第二,中国经济自1998年开始,其增长越来越多地依靠出口拉动,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到2006年已上升到差不多占40%的份额,因而中国经济逐渐转变成为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转变成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如果不加以引导和调整,最终是会出问题的。例如,1987年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出问题,1997年东南亚出口导向型经济出问题,最终使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后来进入较长的经济衰退期。我国经济转向出口导向型经济之后,我们逐渐开始认识到了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出口导向型经济使得我国出现了过大的贸易顺差,而且过大的贸易顺差还引发了过大的资本顺差,也就是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过大的“双顺差”。过大的双顺差标志着大量外汇流入我国,大量外汇流入我国迫使中央银行大量发行人民币收购这些外汇,结果使得我国通胀的压力一直很大,但同时外汇在我们手里又成了“烫手山芋”,例如我国以主权金融方式的对外投资,无论是美国国债投资,还是国外企业债务投资和股票投资,都因为美元贬值和美国经济出问题而受到巨大损失,也就是主权财富亏损。因此,我们必须要将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

  推动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的战略决策是对的,但问题是如何转型?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方式是先启动内需,然后在内需启动的基础上,开始减少出口,而且要依据内需的启动程度相应地减少出口,使内需逐渐成比例地替补外需,从而实现平稳转型。也就是说,内需的启动程度,决定我们减少外需的力度,要将外需的减少建立在内需启动的基础上。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却并非如此,而是在内需并没有启动起来的条件下,大幅度地减少出口,例如在2007年三次大幅度地降低出口退税率,并且大幅度地提高出口关税,结果使得许多出口企业无法出口,但又找不到国内市场,因而在2008年年初开始停产和倒闭,只有少量竞争力较强的企业的出口还能勉强维持。由于我国的出口对GDP的贡献达到了40%左右,因而出口的剧减,就使得GDP的增长开始大幅度下滑。由于出口企业的大量关闭和停产,国内市场对投资品的需求也大幅度下降,从而使得国内PPI的增幅开始大幅度下滑,出现了经济过冷的局面。

  第三,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有虚拟经济的支持,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而且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前提,不能损害或冲击实体经济,然而我国2007年的资产价格即股价和房价却上涨过快,以至于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泡沫,使得虚拟经济严重冲击了实体经济。在我国2007年年初资产价格即股价和房价过快上涨时,我们应该有效稳定资产价格,防止其过快上涨,但是我们实际上却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甚至是放任了资产价格,使股价和房价都冲到了不应有的高度,而仅仅只是将GPI和PPI作为主要防范目标,这实际上是放任了资产价格上涨而调控了实体经济。尤其是我们在发现我国通胀和经济过热的原因是“双顺差”导致央行外汇占款过大时,我们加大了对出口退税和出口关税的调整,大幅度降低出口退税和提高出口关税,在出口占GDP达40%左右的条件下,这等于严重地收缩了实体经济,其结果必然是实体经济在2008年下半年出现问题,增长下滑是必然的。

  我们为什么在2007年没有有效控制资产价格上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对中国目前资产价格的取值范围一直有争议。到底资产价格上涨到多高就属于泡沫,下跌到多少就是资产缩水?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一直没有明确的定论。现在看来,有一种观点值得重视。这种观点对资产价格涨落的取值范围做了这样的界定:第一,就资产价格中的股票价格来说,如果以2006年为基数,以沪市为蓝本,那么每年股价应该上涨的幅度应该在1000点左右,例如2006年是1000多点,2007年应该是3000多点,最高不应超过3500点,如超过了,就必须调控,将其稳定在3000多点,但我们却放任到了6124点,形成了严重的泡沫,泡沫自行破灭,其结果使得股市进入严重的低迷状态;第二,就资产价格中的房价来说,如果以2005年为基数,那么每年房价的上涨幅度应该在5%—10%之间,15年到20年翻一番,但在2007年上半年短短的几个月中,我国的房价竟然翻了两番,泡沫太大,最后导致房子卖不掉,销售数量严重下滑,甚至滞销,其结果是房地产投资停滞,土地卖不掉,以卖地为主的地方财政也出了问题,而且拖累到与房地产投资相关的51个产业,实体经济出了问题。

  由此可见,资产价格必须要控制在应有的范围内,如果上涨过快,必然引发泡沫;泡沫的破灭,又必然影响到实体经济。因此,2007年的教训是应该记取的。我们应该将调控重点放在虚拟经济上,主要是防止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要稳定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但我们却将调控重点放在了实体经济上,放任了资产价格,最终引发了2008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出了问题。现在看来,我们应该坚持虚拟经济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而不是反过来,因而应该将资产价格与CPI、PPI一样,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扩大内需根本是引导居民最终消费


  最近,在温家宝总理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主编访问时指出,2009年中国有信心实现经济增长8%的目标。应对金融危机必须有足够的规模刺激经济增长。但是这个措施应该是完整的、全面的,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其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扩大内需,大规模增加财政投入。第二,调整和振兴产业。第三,大力推进技术改造。第四,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五,保持金融的稳健以支撑经济。

  为了应对次贷危机,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十分具体的。既有应急的措施,也有长远的规划。既有具体的产业政策,也有为未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创造条件等。而这些方面落实到一点,就是如何通过居民的最终消费来扩张内需,来带动整个国家经济走出次贷之困境及持续稳定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扩张内需的财政扩张不少资金是放在整个国家公共建设上,比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的建设、核电的建设、农村电网公路的建设等。对于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非是为了建设而建设,而是通过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来改善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及条件,以便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创造条件。而市场化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也是扩张内需重要的部分。同时,推进科技创新及产业规划都是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当然,政府扩张内需的政策更多的是放在如何扩大居民的最终消费上。这里有7000亿元保障性住房的投入,投入8500亿元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及对城市低收入居民直接补助,对农民的直接补助等。而这些巨大的财政投入,重点放在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上。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居民的最终消费,而且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也能够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以便让居民手中的储蓄释放出来,使得居民敢于消费、愿意消费。当然,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应该比这还要多,政府对这方面的投入还会增加。

  还有,目前市场最为关心的是,中国政府刺激内需的政策还有哪些?这些政策能够起到作用有多大?在一系列的刺激内需的政策带动下,中国保增长的目标困难会有多大?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中国是有能力来应对次贷危机及化解当前的经济困难的。对此是毫无疑问的。也是就说,中国政府还有相应的政策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危机。

  不过,在本文看来,目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影响。外部经济冲击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巨大的和不可小视的。但是,在方面,如果世界经济不完全恢复,中国也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内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股市不能够稳步向好;二是房地产销售的萎缩。

  对于国内股市稳定向好,政府采取了不少政策,现在开始看到曙光,但是还不够,特别是国资委对国内股市可做的事情很多。如果政府相关部门能够精诚合作,继续通过制度基础改革来改善国内股市的发展环境,只要国际市场一旦稳定,国内股市持续向好的格局就会出现。

  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国内房地产市场销售萎缩上。而且国内房地产市场销售萎缩,并非市场的使然,也不是房地产供求关系完全失衡,而是地方政府及房地产开发商人为制造的矛盾。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并不是没有需求,而是以人为的方式把房价推得太高而不根据市场变化进行调整,让国内绝大多数居民没有支付能力购买这样高价的住房。

  目前国内居民储蓄存款达到20多万亿元,而房地产销售最好的2007年其销售额也不到3万亿元。如果股市能够向好,如果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能够降低到城市绝大多数居民支付能力水平上,那么巨大的城市居民住房的需求就会释放出来。如果加上农民进城对住房的需求,那么国内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在未来几十年内是一个无限大的量。目前,关键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价格在什么样的水平上,绝大多数居民有没有支付能力购买。

  现在的情况是,中央政府希望让房地产市场成为改善绝大多数居民住房条件的市场,成为一个民生与消费的市场,而且地方政府及开发商则希望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投资的市场并希望政府采取政策来托住这个投资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两种购买对象、两种价格水平,房地产市场供求矛盾如何可化解决。因此,中央政府的扩大内需政策,应该重点放在让绝大多数居民住房需求的释放上,不要让房地产开发商幻想中央政府会托住这个投资的市场。这样房地产市场价格就能够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调节并回归理性。

  国内房地产市场一旦成为消费者的市场,绝大多数居民住房需求释放出来,那么中国居民最大最终消费就释放出来。这种情况一出现,中国经济其他问题就一解百解。可以说,当前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就在这里,也是中央政府扩大内需最为重要的一步。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消费热点


  近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已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开始见到效果,一些企业产品销售开始回升,库存开始减少,城乡消费市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各领域、各地区新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

  比如,在家电行业,“家电下乡”喜讯频传。截至2008年10月底,各企业共销售财政补贴“家电下乡”产品超过350万台。

  又如,在通讯行业,3G的到来正在引发新一轮基于3G技术的消费热。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批准中国移动等3家通信集团公司增加3G业务经营许可。对此,不少专家表示,这不仅会直接引发数千亿元的网络建设投资,更重要的是,它会创造一个全新的消费手段和交易平台,对推动3G手机消费、视频通话、手机电视、无线网上购物等具有重要意义,必将会发展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新的消费增长点。

  再比如,在信用消费领域,春节长假期间银行卡跨行交易大幅增长。据中国银联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7天假期中,境内银行卡跨行交易金额达到388.4亿元,同比增长32%。

  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最根本的要靠拉动消费,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当前,扩内需、保增长,既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又要乘势而上,进一步采取措施,注重从变化的形势中把握机遇,千方百计在危机中挖掘、捕捉商机,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消费热点。

  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消费热点,首要一点是努力消除影响消费需求的不利因素。消费需求会受多种因素影响,但从目前消费状况看,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更多地表现在收入水平和未来预期两个方面。要培育和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增加消费需求,就必须从多渠道、多领域、多环节采取措施,努力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既要从劳动报酬等基础环节入手,也要从减税、完善消费环境等辅助环节入手,多方位保证各行各业从业者的收入能够稳定增加。同时,要从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等方面采取措施,使城乡居民消费减少后顾之忧,进一步改善广大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调动即期消费的积极性,为培育和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奠定心理基础。

  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消费热点,要顺应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因势利导,在进一步增强经济竞争优势中,引导企业转换经营思路,开发适销对路的商品和服务。近年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有了新的变化。在城市,耐用品消费升级换代速度加快,节能、环保等新技术受到青睐,汽车、改善型住房需求潜力巨大;在农村,广大农民对产品的品种、质量、样式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消费越来越受到重视,品牌家电、农用机械等大件商品开始在农村走俏。如今,不少企业已经看到了这个变化,积极行动了起来,如海尔集团在“家电下乡”过程中,就努力适应农村生产生活特点,专门设计了防鼠洗衣机、“农信通”手机、防漏电家电等,受到了农民的广泛欢迎。由此可见,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消费热点,要顺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引导企业努力拓展电子信息、通信产品、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休闲旅游等新兴消费,引导个性化、时尚化、品牌化消费,培育和发展定制类消费;需要全面推进“家电下乡”工作,精心组织,强化监管,确保下乡家电产品质量,搞好售后服务,严厉打击借“家电下乡”名义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扩大农民家电产品消费;还要配合安居工程建设,扩大和带动家具、家纺、家饰等消费。有关部门要及时发布市场供求信息,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与此同时,要努力健全旧货流通网络,加大旧货收购点、旧货交易市场建设,增建、改造、规范专业化分拣中心和跨区域集散市场,鼓励企业开展“收旧售新”、“以旧换新”业务。这不仅有利于资源节约,引导社会形成科学消费、循环消费的模式;而且可以满足低收入家庭和贫困群体消费需要并带动新品消费,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消费热点,还要把握好消费的特点,努力做好节假日消费这篇大文章。消费同任何事物一样,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消费热点,在一定时期内也会常常集中于某类消费或服务。因此,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消费热点,相关商业服务部门要注意引导广大零售及服务企业,利用节假日闲暇时间多、喜庆气氛浓、群众购买欲望强的特点,积极开展各类营销活动,扩大市场销售。广大企业更要整合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消费促进活动。要进一步促进银行卡使用,完善对银行卡刷卡的配套支持,扩大银行卡使用范围,为消费者在节假日刷卡消费提供更多便利。 摘自《经济日报》
 


 

马克思的消费理论


  1857―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作了十分精彩的论述,提出了原创性的消费理论。并深入阐述了为什么“消费生产着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的道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7页)。马克思的消费理论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 “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正是广大消费者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才推动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消费无疑是生产不断发展从而经济不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

  第三,消费不断地创造出生产新产品的需要。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消费者“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人们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例如,当人们在消费中对某些产品感到不满意时,就希望有新的性能更好、功能更多、外观更美、价格更廉的产品出现;当人们在生活、工作中感到应当有某种产品才能满足其需要而眼下还没有时,就强烈地要求有这种产品,而且想象它的形状、功能、作用和价格等;当人们消费本国或本地不能生产的某些好产品时,就必定要求本国或本地企业尽快地生产出类似的甚至更好的产品……形形色色的新的消费需求,不断向生产提出各种各样的新需要,规定和引导着生产向广度和深度进军。

  第四,消费拓宽市场并进而扩大生产的规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新生人口的不断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量总是不断增加,对产品的质量要求也总是不断提升,而且日复一日地产生着层出不穷的新需求,因而必然要求流通扩大、市场扩大。马克思在“交换和流通”这一标题下指出:“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商品流、物资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生产作用于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消费促进经济不断地发展。

  第五,消费通过分配也反作用于生产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不能直接消费社会产品,必须通过分配取得收入之后才能进入消费,因而,分配问题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问题之一,分配制度是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

  “消费生产着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理论越是彻底,就越具有生命力和指导性。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仍然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投资的目的是增加生产、满足消费,投资无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与消费相比,投资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明显的,而从长远和根本上来看,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投资需求实际上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本身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消费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因此,在国民收入决定中,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消费是整个国民经济循环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经济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形成。

  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崭新命题,十七大报告在对这一创新理论进行阐述时,首先强调“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一要求与此前的“提法”相比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在坚持“扩大国内需求”既定方针中加上了“特别是消费需求”这样的着重语;二是一改原来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排列顺序而为消费、投资、出口这样的“三驾马车”,消费排到了第一位,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驾“马车”。这种改动,不是一般的语气强调和简单的用词调整,而是针对着前几年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扩大投资和增加出口的问题,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对今后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长期的战略指导意义。 摘自《学习时报》
 


 

扩大内需也莫忽视外需


  ●扩大内需应与扩大外需并重

  ●内外需求共同拉动促进增长

  ●忽视外需导致经济减速效应

  ●要花力气开拓新的外部市场

  金融危机所引起的世界性经济萧条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外部市场的萎缩和需求的下降导致我国出口困难,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生产规模大幅度缩减,甚至倒闭破产。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及时制定并实施了扩大内需的战略决策。但是,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一味强调扩大内需,而忽略了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也应当尽力扩大外需。笔者认为,应该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并重,而且越是在传统外部市场萎缩的情况下,越是要花大力气开拓新的外部市场和新的外部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首先,忽视扩大外需的观点不符合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趋势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仅仅依靠自身的内部需求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现代化,而必须借助国际经济贸易联系互通有无,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内外需求的共同拉动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自然也不例外,那种过分强调扩大内需而忽略稳定或扩大外需的观点,显然忽视了我国所处的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

  其次,我国经济对外需依赖程度的提高决定了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必须不断扩大外需。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越来越紧密,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外贸依存度已经从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想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毫无疑问应当高度重视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出口市场。试想,在外贸依存度如此高的情况下,一旦外需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将会起到巨大减速效应,这种减速效应也会大大抵消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

  第三,本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恰恰说明了外需与内需之间的联动关系。在开放型经济中,外需和内需是相互促进、相互拉动的。例如,外需的扩大和出口的增加,可以带动国内企业投资、就业和个人收入的提高,从而增加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而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的增加又会带动进口和国外居民收入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增加本国产品和劳务的国际需求。正是在这种内外需求的相互促进中,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引起连锁式反应。当前金融危机之所以引起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外需减少而引起了国内企业投资需求和个人消费需求的下降。这种现象从反面证明了在扩大内需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外需的重要性。

  第四,从其他国家的情况看,面对金融危机,各国并没有忽视扩大出口市场。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危机,很多发达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采取很多刺激经济措施拉动内需的同时,不仅没有放松扩大外需的措施,甚至重新祭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希望以此迫使其他贸易对象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其他国家如此,我们当然没有理由不在扩大内需的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稳定或扩大外需。

  稳定或扩大外需必须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作用。就财政政策而言,一是要运用好税收政策,扩大出口退税范围,提高出口退税率,特别是对于利润率较低的传统出口商品,更要加大出口退税政策的支持力度;二是要运用财政补贴政策,选择重点出口行业和企业给与适当的成本补贴、利息补贴等。在金融政策方面:一是要在信贷政策上向出口企业倾斜,特别要重点扶植能容纳大量就业的外向型中小企业,以期取得复合性的政策效果。二是要实行差别性的利率政策,对重点外向型企业在贷款上给与利率优惠,以减轻其融资成本。三是实行适当的汇率政策,确定合理的汇率水平,并实现汇率在合理水平下的相对稳定。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未来世界将恢复到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

——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模式需要改造和重建


  农业并不仅仅是个“生计产业”,要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中国必须按照“绿色现代化”的要求,在“现世”的经济增长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寻到自己的“支点”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起飞都肇始于工业化的发展,并随工业的发展,其居民的生活福利水平也呈现出不断提高的态势。因此,长期以来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多将农业视为一个简单的生产食品等人类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生计产业”,一个“低效率、低回报的落后产业”,一个只对工业等新兴产业部门发展具有“工具价值”的“辅助性产业”。但是,“对朱庇特大神是合适的事,对公牛就是不合适”。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相对于他们的国土而言相对较少,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将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

  因此,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供应为工业化国家的起飞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中国具备西方发达国家早期起飞的条件吗?一个更直观的认识也许是满足农产品稳定的供应,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的根本。因为,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我们可以不开汽车、不看电视,甚至可以不点灯,但我们不能不吃饭。在一定条件下,农业的大幅歉收可能要比诸如“汽车不能开”要严重的多。因此,13亿人口对农产品的刚性需求决定了中国的任何危机在农产品供应危机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换个角度思考,如果中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大面积实行工业化,即使实行自由贸易,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有那么大的粮食生产能力满足中国这么多人口的需求?更何况,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只是一厢情愿的美梦。

  除此之外,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中的“明星”,不仅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在提高,而且城市工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水平在逐步提高。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工业生产是建立在一个内需不足的基础之上。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世界领先,但是这种增长是“蛮力增长”而非“精明增长”,即依靠大规模的投入,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出口,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这就像一个生态系统,虽然吞吐了大量的食物,但却没有吸收多少营养。

  在当前经济危机面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力量明显弱化。为此,中国需要扩内需、保增长以保证更多的人能搭上经济发展的快车。否则,城市工业原先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不得不被重新挤回到农村。这是政府和流动劳动力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同时也是一种文明的倒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必须按照“绿色现代化”的要求,在“现世”的经济增长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寻到自己的“支点”,进而对现有几乎已成定论的工业化和高度城市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产业结构实施有效的根本改造和重建。

  农业不仅仅是个“生计产业”,它的价值是多元的

  农业的价值是多元的,它并非只是解决人类基本生活用品的供给问题。事实上,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质的重大问题,包括资源透支消费的有效遏制,新型能源(生物质能)和新兴材料的充分供应,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地球两大生命支持系统——土壤和森林的恢复,气候的稳定,社会充分就业和乡村贫困化问题的缓解与消除,乃至早已被工业化过程异化、技术化了的人性的重新还原等等,都有赖于通过农业的发展来加以解决并实现。它的就业功能、环境保护功能、复原人性的功能、提高生活福利的功能是工商业产业所无法替代的。

  主流经济学将农业视为落后产业,认为投资农业所得到的收益回报必然低于工业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基本判断,是因为现有的经济计量指标所计算的仅仅只是农业产出品的直接价值收入,而对于农业的外部经济性效益包括农业向其他产业部门直接和间接转移与传递的收益,以及农业在环境保护、国土整治、美化生活等方面的经济效应都忽略不计了。

  从目前的情况看,在一个可预见的未来,现已初露端倪的旅游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绿化农业、能源农业、新材料农业等新兴农业必将不断壮大而成为农业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如此来看,农业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一个不断细化的国民经济产业分类结构体系中恢复其较大份额的重要性,在量的界定上再次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部门,而不是如同现在这样,在发达的经济体系中,农业所占份额仅为3%~5%。

  未来世界将恢复到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

  中国农业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虽然中国人均耕地资源和水资源只有世界的1/3和1/4,但中国却拥有数倍于耕地的林业用地、天然草地和可开发水域面积。如果对林业用地和天然草地的利用也能够如经营耕地那样精耕细作、定期施肥、及时除害和浇灌,那么中国近3000万公顷林业用地和约40000万公顷天然草地的经济产出将十分可观。

  农业的低效率并不是由于农业的内在属性所形成的,而是由于非科学的经济与农业发展政策和由此所造成的非合理的农业制度安排及其资源配置所造成的,包括农业投资的严重不足、农业经营资金的高度短缺和农业科技及经营人才的极端贫乏。现在的农业之所以不能回到经济的中心,是因为农业发展所需要的一些支持体系,比如农产品的物流、配送、储备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在农业和农村,而不是在非农业和城市。尽管经济发达国家已有的“非农化”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如果我们放眼于未来,能源短缺、环境治理、维护生态平衡的出路仍然在农业。可以肯定地说,未来世界将恢复到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农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当然,本文的“重农”并不意味着只要农业、农村,不要或可以忽视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而是从农业和农村产业发展的角度考虑工业和城市产业发展的方向、规模、速度和结,从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产业与农村产业互为条件和支持、互进互动的结构体系。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农业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


  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指出:“做好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中央作出的这一判断以及一系列部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符合实际,意义重大,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我国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着世界21%的人口,农业对于我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近30年来,我国农业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连续多年的农业稳定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也应当看到,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尤其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极为艰巨的一年。在这种形势下,深刻认识做好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意义,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对于保持经济发展的好势头具有基础性作用。

  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启动农村市场。从边际消费倾向(1单位的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部分的比率)来看,收入越高的人边际消费倾向越低,收入越低的人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我国最大的低收入人群与最大的国内市场在农村。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在农村。从消费需求来看,一方面,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低于城市居民,农村具有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题,出台多项惠农政策,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具有进一步提高消费水平的能力。此外,我国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外出务工农民同城市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具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和改善生活的愿望,成为带动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力军。从投资需求来看,去年底中央出台的保增长、扩内需的政策措施和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农村公共设施特别是改善环境卫生、发展循环经济以及公路建设等的投资需求相当可观;大量中小型企业植根于村镇,形成多种多样的产业集群,将有力地推进农村市场需求的扩大。再从长远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必将带动形成巨大的投资和消费新市场。可见,现阶段扩大内需的空间主要在农村,关键在于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着力点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在于农业。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是全体人民生存发展的根基。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社会分工的深化与扩展首先取决于农业对社会经济的支撑能力。我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比重大,发挥农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更为重要。我国经济建设实践表明,每当农业连续丰收,我国经济就能实现平稳较快发展,改革开放连续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就与农业的多年增产分不开;而每当农业供给出现问题,整个经济发展就受影响,我们也不乏这方面的教训。现在我国的粮食供应还只是基本自给的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远低于发达国家。由于人口增加、土地减少、自然灾害频繁,加上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粮食增收的潜在风险较大。因此,必须大力扶持粮食生产,努力实现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在于农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在农村。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解决就业问题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任务,而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是其中最大的课题之一。目前,需要从城乡两个方面保障农民工就业。对城镇来说,应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支持企业多留用农民工,督促企业及时足额发放工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增公益性就业岗位,应尽量多使用农民工。对农村来说,应针对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业,采取多种措施广开就业门路,包括提高现代农业的广度和深度、推广科技创新成果、强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农村工业和服务业,并不断优化农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加强职业技能和创业能力培训,提高农民自主创业和就业能力。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化危为机“现金为王”


  “现金为王”带来的机遇不仅仅局限于资本的低投入高回报,最主要的是它能让中国获得维持国家可持续发展和民生供给所需的战略资源

  现金是一种实在的、随时可动用的资源,尤其当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这就使得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拥有一种独特的地位——能够化危为“机”。虽然之前中国在世界金融市场中的投资并未获得预期收益,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全世界将会为中国用现金购买实体经济提供诱人的价格。

  “现金为王”带来的机遇不仅仅局限于资本的低投入高回报,最主要的是它能让中国获得维持国家可持续发展和民生供给所需的战略资源。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资本和信贷匮乏的环境下,中国投资仍然显得备受欢迎。因为各国为了刺激本国经济以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需要吸引各种投资。

  倘若中国为了得到铁矿石、铝土、锰而购买到一系列矿产资源,或者为了种植大豆、玉米和养牛而购买土地,那么中国在资源供给方面将不再受制于人。现状在于,由于中国必须进口必要的原材料和食物资源,就不得不承受来自跨国公司单方面任意涨价带来的各种压力。假使中国用现金买到了这些关系战略资源供给的矿产和土地,那就会对它国的随意涨价压力起到更好的抵御作用。

  为什么说“现金为王”能够化危为机呢?因为以往难得的机遇如今在实体经济中比比皆是。拥有战略资源的优势在于,土地和矿产资源的价值波动比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波动小。然而,在这次危机中,商品与矿产等实体经济价格急剧下跌且前景不容乐观,这种机会是前所未有的,此刻中国因持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使得这种机会在瞬间即逝的一刻悄悄的青睐中国。

  诸多经济学家预测,在此次经济大衰退复苏之前,世界经济还会遭遇几十年来最糟糕的情景。事实上,一旦我们稍加疏忽,已存在于世界金融和经济领域的体制性危机,可能会汇聚各种不利因素,演变成一次漫长而影响深远的世界大萧条。在这样的环境下,现金资本就显得很受欢迎。

  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就给中国提供了很多诱人的机会。作为南美洲和亚洲的两大经济体,事实上,巴西和中国的贸易是互补的。中国需要巴西盛产的战略矿产资源和食物资源,而巴西则需要吸引外来投资,以维持其强大的经济体并刺激本国经济发展。受当前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巴西虽然有种类繁多且重要的矿产资源,但价格都不高。巴西的农业用地也往往价格低廉,尤其是用于种植大豆、玉米和甘蔗的土地,现如今价格变得更加低廉,由于这些农作物是生产新型清洁能源乙醇的原料,美国和日本就抓住这次机遇,购买了大片土地来种植大豆和甘蔗。

  与巴西相比,中国的农业用地只有1.2亿公顷,而巴西仅耕地面积就近1亿公顷,牧场用地也至少有2亿公顷。去年,巴西用这些耕地就供给中国1100万吨大豆,而700万公顷的在用土地,就轻而易举地让它跃居为世界主要的甘蔗乙醇生产商。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巴西在不损坏亚马逊雨林的情况下,仍有1亿公顷农业用地可以开发。

在巴西,许多矿主对重要的铁路、运输物流和深水码头没有控制权,为了获取小额收益,他们不得不把铁矿石出售给本国大型矿产公司,所以不能对中国进行直接物资出口。由此看出,运输问题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巴西资源的出口。为了自身的长远发展,巴西对铁路、深水码头、运输物流和能源发电厂等领域的投资需求尤为迫切。另外,相对稳定的南美区拥有中国需要的巨大战略资源,对中国来说无疑诱惑十足。在我们巴中工商总会中,许多有意向的卖家已经注册了类似矿产和土地资源。 摘自《国际金融报》
 


 

化危为机 推动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既是解决当前全球多重危机下经济发展困境和维持经济增长的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策。

  2月17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二十五届理事会会议暨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在内罗毕召开,会议围绕着“全球危机:迈向绿色经济”的主题展开磋商。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就全球多重危机下绿色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阐述了中国的观点——

  在当前全球多重危机背景下,各国环境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矛盾更为复杂和尖锐,解决这些问题也更为困难。此时也正是彻底变革旧的发展模式的重大机遇。绿色经济既是解决当前全球多重危机下经济发展困境和维持经济增长的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策。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确定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策略;针对经济活动中资源能源消耗高和污染排放大、资源利用效率低和污染排放强度高等问题,实施了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加快构建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等行动。

对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中方提出三点建议。首先,应对金融危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在金融危机下要避免牺牲环境目标换取经济增长的情况出现,决心和信心同样重要。其次,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社会更需要加强合作,协力推进全球的环境与发展进程。第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方面应发挥主渠道作用,在3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发展绿色经济是一种系统的创新,环境署应该组织力量对绿色经济的理论、政策与技术等问题开展综合性研究和国别研究,总结、提升和推广各国绿色经济实践的做法和经验;二是在全球范围开展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宣传和教育活动;三是环境规划署应在有关绿色经济技术,如清洁能源、低碳和环境友好技术等的转让与交流方面发挥桥梁作用,加强推动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经济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要求人民币单向升值没道理


  ●西方7国财长的声明有失公允

  ●汇率增加灵活性并非单边升值

  ●全球经济变化影响人民币汇率

  ●汇率随经济形势改变符合规律

  G7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罗马的为期两天会议结束后公布了一份声明,称G7对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为应对金融危机所及时采取的宏观经济措施表示欢迎和感谢,特别是对中国采取的财政措施以及进一步增加外汇汇率灵活性的承诺表示欢迎。这样的承诺应会促使人民币有效汇率继续上升,并帮助促进中国和全球经济更均衡的增长。

  这段声明中,关于对中国的“进一步增加外汇汇率灵活性的承诺”,“应会促使人民币有效汇率继续上升”的判断,未免给人带来疑惑,不能不仔细辨析。

  首先,灵活性是双向变动的概念。说白了,“灵活性”就笔者理解是一种“弹性”,弹性具有可上可下,可升可降的特点。为什么“进一步增加外汇汇率灵活性”就一定会“促使人民币有效汇率继续上升”呢?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带来的弹性效应怎么就得出一个单边升值的判断呢?这样的理解显然有极大的偏颇。

  其次,更灵活的汇率机制的改革加大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概率。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就是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机制改变为以供求为基础的一揽子货币管理的浮动的有效汇率机制。这无疑加大了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因此,全球主要货币对美元的变化,都会极大影响人民币的有效汇率。而全球经济变化影响全球主要货币对美元的变化,所以全球经济变化将加大对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化的影响。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近期在向实体经济蔓延,欧洲经济衰退预期比美国更严重,一些亚太地区的经济也面对严峻的前景。人民币一揽子货币中的绝大多数货币,欧元对美元贬值超过30%,英镑贬值超过40%,澳元贬值幅度更大。韩元、其他亚太地区的货币除日元以外,也有不同程度的贬值。因此,如果人民币汇率受一揽子货币的影响,有效汇率贬值是非常正常的。一揽子货币管理浮动汇率机制的作用,是人民币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如果今年全球经济颓势像预期的那样恶化,如果一揽子货币对美元贬值的态势不改变,则人民币有效汇率贬值在所难免。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使人民币有效汇率与世界各国经济的关联度更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产生波动的因素更多,使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不确定性也更强。特别是在当前的全球衰退的经济形势下,灵活性怎么会“灵活”出一个“应该上升”的单边结果呢?

  第三,灵活性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化程度和受更大的市场的影响。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正在面对巨大的硬着陆的风险。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大幅下滑,今年1月出口负增长17%,失业人数高达2500万。强势货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正在国际国内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叠加的阶段,不确定因素如此之大的经济形势怎么支持本币升值呢?

  人民币对美元前几年的升值态势,随着经济基本面的改变而改变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不改变就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了。至于人民币将来是升值还是贬值,那就要看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究竟朝什么方向变化了。

  G7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声明使用“应该”这个词非常不妥。说人民币“应该”升值,实在有对中国政府施加“应该操纵汇率”的压力之嫌。自 2005年中国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一直存在关于人民币对美元“应该升值”的说法。如果灵活性意味着更大幅度的上下波动,更大的市场化形成机制,更大的全球化的影响,谁又能左右呢?如何“应该”呢?如果声明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不就在明显强迫中国政府“操纵”汇率吗?依据反汇率操纵条款,IMF是否应该针对这样的“声明”有所行动?

笔者殷切期望,通过对这份G7财长和央行行长声明的讨论、辨析,能够开展一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普及性教育和经济学基本知识的温故知新,进而更稳妥地、不受太多噪音误导和干扰地推进包括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在内的、更国际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抓住契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近期,我国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频出重拳,先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支持香港人民币业务发展,扩大人民币在周边贸易中的计价结算规模,降低对外经济活动的汇率风险。随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广东和长三角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此前,中国与韩国还就货币互换等达成了协议。

  人民币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可以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起点。当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既是时势所趋,同时又面临机遇。中国在国际上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经济规模位居第四,对外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但人民币还仅仅是国际上的小币种,与大国经济地位极不相符。从德国、日本等二战后崛起的经济大国来看,这些国家都走过了一个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换也必须拥有国际化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趋势。而且,我们也只有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才能避免在现有的货币体系下不断增强的对外经济活动的风险。我国当前身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我们的贸易以美元来结算和交易,投资以美元来定价和交易,国际储备也大都是美元。我们一方面以消耗了大量能源、环境和廉价劳动力的商品换回一纸美钞,同时又把挣到的这些美元投到美国,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这种循环,一方面使我们的企业和国家都面对巨大的汇率风险,汇率的波动会给我们的贸易收入、投资和国际储备带来巨大的价值变化;同时,大量美元注入也使我们面对巨大的流动性过剩风险,给金融和经济运行带来巨大扰动。这些风险在交易规模和资产规模小的时候不明显,但随着规模扩大风险日益显现,而且规模越大风险越大。我们必须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消除这些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肇始于2007年初的次贷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重大危机往往是国家力量转换的关键时期,会带来国家力量此消彼长的战略机遇。1929—1933年的大危机虽然也重创了美国,但更重创了英国主导的金本位体制,重创了英国经济,为美元逐渐取代英镑提供了条件。百年未遇的次贷危机使国际社会开始深刻反思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缺陷,也大大降低了国际社会持有美元资产和美元的意愿,这就为其它货币的崛起提供了现实需求。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态势、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大大提振了国际上对中国和人民币的信心,使得大家愿意去持有人民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以上判断,可以看出人民币国际化既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同时也能切合国际需求。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自己的内部环境并不支持我们在短期内就完成人民币国际化;同时,虽然美元在衰退,但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格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持续,人民币国际化将会遭遇各种挑战,注定是一个长期过程。但长期不意味着现在不做,我们必须从短期做起,稳步推进,坚持渐进原则,分阶段分步骤实施。尤其是我们对货币国际化没有任何经验,必须注重风险的可控性。

  短期内可以加快推进人民币结算试点,提升人民币的贸易结算功能。但是人民币结算不是说我们想用就能用的,人民币结算必须解决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交易对手愿意接受人民币结算;二是交易对手能够有人民币资金用于结算。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提升我们的贸易层次,需要通过贸易融资、投资等形式输出人民币。

  中长期要提升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功能,保证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所有功能。因此,首先要按照十七大的部署逐步探索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如果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那将极大限制人们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其次还必须改革金融体系,建立一个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国际化的人民币资产市场,以满足外国持有人民币的投资需求。 摘自《学习时报》
 


 

加快建立现代石油储备制度


  战略石油储备是石油消费国应付石油危机的最重要手段,它不仅具有保障供应、减少风险、稳定价格的作用,更着眼于石油的政治后果,力图使本国在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和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取得主动,避免受制于人。显然,战略石油储备已超出一般商业周转库存的意义。所以西方国家都把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作为保障石油供应安全的首要战略。

  从西方国家的石油战略储备来看,美、日是建立战略石油储备最早、储备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最终形成了储备7亿桶的能力,可供300天使用。美国的企业石油储备远远超过了政府,占到全国石油储备的2/3。企业石油储备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美国并没有法律规定必须这么做,政府也不干预他们的储备和投放活动,只负责通过公布石油供求信息进行引导。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就建立了战略石油储备制度,并制定了《石油储备法》,通过立法强制国家和企业储备石油。该法规定,政府必须储备够全国使用90天的石油,民间企业必须储备够全国使用70天的石油。欧盟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的主要特点是建立官民一体化的战略石油储备。1992年,法国石油市场实行自由化,战略石油储备实行官民一体,法国的民间储备、政府储备的比率为75∶25。在德国的“联盟储备”机制中,官民联盟储备量、政府储备、民间储备比率为57∶17∶26。

  美、日、德等国战略石油储备的方式,对于正在着手开始战略石油储备工作的中国具有借鉴意义。而最值得借鉴的则是放开储备,实行战略石油储备与一般商业周转库存相结合,国家储备与民间储备相结合,探索石油战略储备的多元化,积极鼓励藏油于民,在加快中国石油战略储备的同时,建立多元化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势在必行。

  国际油价的下跌也为我国加快建立和完善现代石油储备制度提供了良好时机。当前国际油价的深度下跌并不一定代表全球石油供需紧张趋势发生根本性转变,未来油价上涨仍存在空间。从近期来看,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始最大规模减产行动、美国股市强劲回升以及美国准备增加原油储备等消息都促使油价回升。国际油价短期可能再度走高。从中长期来看,如果世界经济回暖,国际油价仍将高位运行。国际能源总署(IEA)对外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08》报告认为,目前油价大幅下跌的局面不会持续太久,全球供需紧张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IEA预计,世界整体原油需求量将会从2007年的每天8500万桶上升到2030年的每天1.06亿桶。世界石油峰值研究会主席阿列克列特表示,世界石油生产已经进入“高原期”,日产量将局限在8700万桶左右,此后则将下降。近几年来,我国原油产量增长持续低于消费增长,原油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扩大。《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预测,到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60%。因此,必须加快建立现代石油储备制度。

  建立中国石油战略储备制度,必须加大中国石油储备的速度和力度。从2003年开始我国正式启动了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的建设工作,当时选定的第一批储备基地包括镇海、舟山、大连和黄岛。按照当时的规划,到2008年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随着国家石油储备基地一期已“基本建成”,将开始积极推进石油储备二期基地建设,库容将达到2680万立方米合1.7亿桶。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战略石油储备可用天数为21天,在二期建设完成后可增加为30天左右,日、德、法的石油储备量分别可用于169天、117天和96天。可见,中国石油储备仍然难以保证中国石油安全对石油的需求,必须加大中国石油储备的速度和力度。

  建立中国石油战略储备制度,必须实现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的多元化,战略石油储备的大门应该向民营企业敞开。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民营石油批发企业有663家,仓储企业247家,总储量约为2.3亿吨,总投资为7700亿元,相当于国家二期石油储备基地储备能力的近10倍,但多数处于闲置状态,国家很有必要将这一部分石油储备能力纳入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统一管理。我们不能由于国家剩余库存不足而坐失从国际上大量低价进口石油的良机。因为无论是哪种储备,在保证国家石油安全的客观效果上都是一致的。国家可以也应该向民营企业开放石油进口,鼓励民营石油企业到国际市场找油,租用民营石油企业的油库储存石油,国家还可以适当削减一部分国内产能以增加从国际市场上的进口量。此外,还应该鼓励民营企业对国家石油储备的投资,而不是将其拒之门外。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民营企业在中国未来的石油战略储备事业中将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中国石油安全将起到重要作用。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冬天的生机


  在中国,机会主义即便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也仍然带着贬义的色彩,原因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处在全面转型的时期。所以,当你发现机会之后,要想挖掘和抓住机会,在相当的时候也必须通过“寻租”的方式去实现,于是近些年来,几乎每一位因腐败、受贿而落马的高官背后,都会有一些企业家的身影。

  那么,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和机遇存在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首先要自问明白,赚钱是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吗?正常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是创业者实现终极目标的工具吗?那终极目标又到底是什么?根据自身的感受,虽浅薄,但我觉得,当下是企业家应该认真思考清楚的一个问题。

  有一点可以肯定,企业家大部分都是改革开放30年的拓荒者、探索者和受益者,甚至还有一些是牺牲者,当企业家作为精英和主流人群树立了终极目标是什么的时候,永恒的动力又是什么,这必将会深刻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和发展走向。记得《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你们是世上的盐”,并用此教诲着人们应该去肩负什么样的使命;其实人到这个世上来就应该要美化和净化所在的世界,这应该是做人类天生的责任和义务,要让这个世界免于贫穷和匮乏,免于腐败,并不断让世上之生灵万物更满足、更健康的生活,所以被美授其名的人类精英,或者是所谓的企业家就更该责无旁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企业家你好意思不担责吗?

  对于企业家来说,满足生灵的基本需求和让人类更健康的生活,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也成就了他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的天职和存在意义。那就是要勇于承担历史的重任,积极主动的投身到创新发展、持续发展中,做着应该做的事,不去做不该做的事,危害国家和民族的事,更不去做危害生灵的事,只有这样才能增加企业本身的生命力量,又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转变方式和方式转变,从而为社会和世上之生灵创造和保护更大的生活价值和生命价值。有人说,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发展活动转向创造价值改变老思维发展活动,这在金融危机持续肆虐的今天,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真正的企业家需要自觉恪守社会责任与商业道德,那么当代企业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与商业道德呢?当前实在和存在、诚信与成功,为国家和民族承担相适应的社会责任,这应该是企业家的首要追求所在。

  著名的经济学家德鲁克先生曾经这样说:“企业家应当承担三个责任:第一是取得合理的经营效益;第二是使企业具有生产创造性,让员工有成就感;第三是承担企业的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已经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推动者、管理者,甚至是变革创新的实践者、领导者,在承担社会责任和培养社会人才等方面也都是有功者,因为这已经成为了事实。

  最近,有媒体报道,在一次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会议上,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也非常赞同,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是“只立不破的三十年”,这让我们去联想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发展顺利的时候,人们更会注重“立”,而不愿意去“破”,因为通过“立”来获得想要的收益更容易,远远大于通过“破”来获得效益,因此开源、开发就成了政府和企业家共同的头等大事情,而在当前这样困难的时候,人们往往就会更注重“破”了。在危机的时候“破”更能体现其意义,不管是企业或政府会通过破除一些陈规和陋习就可以节省开支,从而不大愿意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贸然新增开支,甚至会去通过截流和节流去实现利益,而且是不上税的利益。

  所以,企业家在“冬天”来临的时候,如果眼睛向外的话,总会发现冬天到处会有一些便宜的东西,只是这时候往往你的闲钱也没有多少了,但是经验也会告诉我们,只贪图便宜货的人其实更容易变穷。因此,企业家又会把眼睛向内,因为冬天是进行内部改革和组织调整的好契机,重造制度、优化管理,从而也就为减少开支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依据,而且外部的环境和变化,对于内部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提升也是有显著作用的。

  诚然冬天是收敛的季节,也就成了企业家修身养性的季节。任何张狂好像都在冬天面前显得自不量力了,不与大势作对,才能不被大势压垮,也就好像成了智者的高明之处。

  冬天又应该是沉思的季节,也就成了企业家们反观的季节、自我批评的季节。凡是崇尚思想力的企业家,当然也就可以偷闲考虑那些过去没有时间考虑但都很重要的问题了。有道是“人间岁月闲难得”吗?

  那么,把一个人的冬天比做是暮年,一个企业真正的冬天呢?应该是既没有了梦想,也没有了体力的时候。所以,当人家都在说准备过冬的时候,真正的企业家会问自己:还有梦想吗?还有体力吗?只要有梦想、有体力,就大声的告诉自己,冬天是别人的,春天才是我的。当我们观察宇宙自然现象的时候,有两点现象是很有寓意的:

  第一、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同时还自己转,从而把一天分成白昼与黑夜。由此带给人类的启示就是,我们决不能长时间的处于热情和冲动之中,必须要保证冷静的思考和休养生息的时间。不论是公转还是自转都制造生机。

  第二、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如果再远一点,我们的生命都会被冻死;如果再近一点,我们的生命都会被烤死。所以它也就给了人类启示,那就是万物有节,人贵有度。决不能把理想变成狂热,更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冷静是企业家最好的自省和修炼,是随时准备应对各种环境变化的不变的万变。适度运动最有健康意义,有生命的存在就有生命的意义。

  那么,对于时间来说,冬天是没有意义的;但对于冬天来说,时间是很有意义的。要是对企业家来说呢,只有把时间与冬天联系和调动起来,才会有更好的生命意义。

  所以我们发现自然界的现象,有着领导和感悟生灵的意义。

  冬天里的机会,就是它能够储存万物等待展示的动力,也只有长夜和严酷的冬天,才能储存下巨大的生长潜力和发展空间。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迎难而上 逆势而上 创新而上


  越是经济危机,民企越要坚持,改革开放30年经验证明,中国民企发展提速的机会恰恰多发生在经济衰退时。

  目前国内摩托车市场基本没有受到影响。为什么呢?摩托车卖给农民,农民兄弟的购买力跟雷曼兄弟倒掉完全没关系。我算了一下,每个农民每年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给的“实惠”人均能达到1000元左右,他们有了钱,第一件事修房子,第二件事买彩电,第三件事买摩托车,这基本上是一个规律。

  其实,企业本来应该不受影响,但实际上还是受了点影响。什么原因呢?是销售商害怕了,捂住钱袋不撒手,不敢进货,但实际上农民还是有需求的。说到这里,我特别明白了温总理讲到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的道理,总理到我企业考察临别之际送了我们一句话——“迎难而上、逆势而上、创新而上。

  我们在这几个月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总的来讲,我反而觉得我们的机会来了。

  我们去年前9个月平均每个月出口5100多万美元,10月以后一下子下来了,月均降低了1500万美元。但我们仔细讨论和分析后,认为这是海啸的第一个浪头,浪头一过留下光秃秃的沙滩,这个时候反而有机会。

  我说两个具体的机会,第一点:钱多买品牌,钱少买实惠。比方说以前买哈雷摩托是8万人民币,现在买中国的摩托1万到2万元,价格是哈雷的1/4、1/5,即使是买着“试试看”,但只要“试”我们就一定成功,因为中国的摩托车质量是过硬的。

  第二点,对西方人来讲,现在是钱少了,油贵了;轿车少开,摩托多用。事实上连续两年多来欧洲和美国摩托车的销售量直线上升。

  重庆的三大摩托车企业力帆、宗申和隆鑫都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那个时期长大的。面对这次危机,我觉得像中国的汽车和摩托车工业完全可以逆势而上。

  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如果看到危机,就带着钱、卷着铺盖卷跑到国外去,整个社会就会不认同你这个阶层。但是我相信这个阶层绝大多数人会迎难而上,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当中的认同度会逐渐提升。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走出萧条的经济学证明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每当面对经济萧条,制定走出萧条的经济政策时,人们总能想起凯恩斯。当年针对亚洲各国如何走出1997年金融危机,2008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必须高擎凯恩斯的旗帜。面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下滑,经济学界几乎一致地认为需要回到凯恩斯的时代。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凯恩斯的理论有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理解我国政府适时地推出的一整套旨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经济政策。

  一、凯恩斯经济思想的主旨:走出萧条

  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古典经济学中“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理论无法解释、也不能给出走出萧条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经济学必须对萧条做出全新的说明,必须给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1936年,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提出了有效需求的理论体系和通过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减少失业、治理萧条的政策主张。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前实施了新政。1933年3月,罗斯福政府积极推行政府干预,实行了一系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直接投资,注重提振人们信心,由此使经济开始复苏。此后,如果没有凯恩斯在经济学上的创造,扩张性财政政策就可能只是一种偶然的应急措施,而不会成为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选择。

  首先,凯恩斯经济理论有两个革命性前提。经济学上的凯恩斯革命首先是从思维方式的革命开始的,这种思维革命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认为消费、甚至包括奢侈性的消费十分重要,是第一位的。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是第一位的,生产出来的东西会自动地卖出去,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然而萧条中的现实却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凯恩斯认为,当社会崇尚消费、甚至是奢侈性消费的时候,并努力通过创新使这种消费实现的时候,这个社会欣欣向荣;一旦当人们追求节俭、压抑消费,这个社会的经济反倒萧条了、衰落了。二是认为对私人来说是正确的道理,对国家就不一定正确;对国家来说正确的道理,对私人也不一定正确。例如在私人家庭里,处处节俭细算,多多储蓄,的确是致富之道。然而如果把私人致富的道理应用在国家行为上,处处量入为出,失业和经济萧条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是凯恩斯对经济萧条的全新说明。基于上述理论前提的变革,凯恩斯认为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货币购买能力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下述三个基本规律决定的:

  第一个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凯恩斯认为,在人们收入增加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增加,但消费增加的比例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在收入减少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减少,但也不如收入减少得那么厉害。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这是因为富人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消费层次,其收入主要是用来投资的;边际消费倾向取决于收入的性质。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着眼于长期收入前景来选择他们的消费水平。如果收入的变动是暂时的,那么收入增加的相当部分就会被储藏起来。收入不稳定的个人通常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对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甚大,预期挣不到钱就不敢花钱。

  第二个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所谓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是指人们预期从最末一个单位的投资中获得利润(即预期利润率)会趋于下降。在凯恩斯看来,资本边际效率崩溃是导致萧条的关键因素,它直接影响着边际消费倾向和灵活偏好。在萧条期间,人们预期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并因此不敢投资。

  第三个是灵活偏好规律,即在萧条期间人们愿意持有更多的可以灵活使用的货币。灵活偏好是对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的反映,是由交易或购买的动机、谨慎动机、投机动机决定的。这三种动机,尤其是谨慎动机,说明面对不确定性时,人们通常不敢轻易消费,不敢使用自己的存款。

  再其次,凯恩斯认为,需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振奋信心,带动投资和消费。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凯恩斯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政府要积极干预经济。他认为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相当重要,信心之崩溃,对现代经济生活打击甚大,治理经济萧条最主要的是要振奋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于是,凯恩斯提出了大致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是应当更多地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萧条期间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信心不足,因而利率政策通常收效甚微。二是可以举债,特别是可以发放国债,可以多发货币。只要发行的货币能够把闲置的生产要素带动起来,产品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供给大于需求,就不用担心发生通货膨胀。三是发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即一定数量的政府投资可以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一个就业岗位可以连带地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四是鉴于收入低的人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凯恩斯主张通过重新分配收入,提升消费倾向,具体可以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等。五是政府应制定强有力的鼓舞人心的措施,与公众保持密切联系,全方位振奋人们的信心。

  凯恩斯的上述观点和政策主张,曾经被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接受,并带来了战后相当长时期的经济的持续发展,被誉为通向繁荣的经济学。

  二、凯恩斯经济学的现实启迪

  对于目前的经济萧条,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面对经济萧条,政府必须毫不犹豫地进行干预,千万不能错失良机。保罗•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谈到:如果胡佛总统在经济衰退时不试图平衡预算,如果联邦储备银行不以牺牲国内经济为代价去捍卫金本位制,如果政府能够及时向受威胁的银行体系注入资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就可能是一次较短的倒退。遗憾的是这些假设一个都没有发生,于是大萧条发生了。针对最近发生的经济萧条,克鲁格曼再一次强调,官员不能谨小慎微,不能过分担心赤字,过分谨慎就是冒险,因为这种优柔寡断会错失挽救经济的最好时机。

  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讲,应把市场自发调节和政府积极干预紧密地结合起来。面对经济萧条,“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振奋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

  其次,把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民生结合起来。我国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如下特点使其极易受国际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一是我国出口产品总体上处于产业链低端,技术含量不高,自主知识品牌缺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表面看来亚洲各国经济增长中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品牌不多,自主创新不够,不仅受制于人,而且挣的只是微薄的加工层面的钱。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还由于这些产业进入门槛不高,极易形成低层次的生产能力过剩。

  二是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初期通常缺少资本,因而选择这样的模式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当资本已有一定积累时,就要适时地调整。因为从战略的层面讲,大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同于小国。亚当•斯密说过,中国不同于欧洲,欧洲各国必须重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中国不仅应当重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还要重视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即国内贸易。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大量实证分析得出了与亚当•斯密几乎相同的结论:大国发展形式的主要特征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那些在大国中导致有限贸易和平衡增长的因素在小国中产生了相反的影响。以上的分析说明,我国当前的启动内需,绝不是简单地重复既有的产品生产和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是必须与淘汰落后产能、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结合起来。

  三是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推动而不是靠消费拉动。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都是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是最终需求,其背后的力量是市场和消费者,这样的经济增长是有质量的。投资是引致性需求,不是最终需求。在我国特定背景下,投资背后的推动力量是政府,容易产生亮点工程和形象工程。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长远地看,我们必须从主要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转向主要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于是,我们必须把启动内需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制度以及建立合理的教育收费制度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制度保证之下敢于消费。

  还需要强调的是,在某些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在某些领域追加投资会使边际效用递减,选择新的投资领域可以从总体上提高投资效率。据此,选择向“三农”投资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而且有利于改善民生。

  最后,创造平等竞争环境,提升政府直接投资的乘数效应。在凯恩斯看来,政府的投资虽然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应当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一个就业岗位应当带动更多的就业岗位的创造。要提升投资的乘数效应,一是要注重产业的关联度,即一个投资项目可以带动更多的产业发展;二是要给民间资本的进入以足够的空间。为此,我们必须创造平等进入和平等竞争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既吸引民间资本,又能在竞争中提高投资的效率。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新一轮改革需要魄力


  30年来,中国改革在波浪式前进,有时激越,有时沉稳。比较激越的改革大致有如下几次:1978年前后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1987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承包制改革和价格改革,1993年前后的财税、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1998年前后的政府机构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2002年前后的涉外经济体制改革,2006年前后的股权分置改革等。

  其中,具有阶段性意义的改革是1978年的农村改革和1993年的宏观改革,前者可称为第一轮改革的起始点,后者可称为第二轮改革的起始点。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轮改革尽管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就开始启动,但真正的发动还刚刚开始。

  第一轮改革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量改革”;第二轮改革的主要特点是“经济整体改革”;第三轮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全面协调改革”。本文所说的新一轮改革是指第三轮改革。

  新一轮改革需要比前两轮改革更大的魄力,原因有:

  首先,新一轮改革的范围更宽。前两轮改革主要在经济领域进行。新一轮改革则已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改革领域,即几乎覆盖了一个国家改革的全部内容。与此相适应,我们开始强调要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要全面提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显然,这需要更大的改革魄力才能推进。

  其次,新一轮改革的对象更复杂。过去两轮改革的对象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而新一轮改革的对象则除了残留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还有30年改革中形成的“过渡性体制”。“过渡性体制”是一种既不像计划经济体制、又不像市场经济体制的“扭曲性体制”。“扭曲性体制”包括“特权市场经济体制”(或“权贵市场经济体制”或“官僚市场经济体制”)、“垄断市场经济体制”、“优惠市场经济体制”、“城乡分割市场经济体制”、“泛市场经济体制”(将公共产品也市场化的体制)和“价格福利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基本生活品的低价政策)。这些“扭曲性体制”由于形成了很多新的既得利益群体,具有自我维持和自我加强的趋势,很可能陷于危险的“路径依赖”之中。对这些“扭曲性体制”进行改革,比对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需要更大的魄力。

  再次,新一轮改革的阻力更大。前两轮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新一轮改革的阻力除了来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外,还增加了两个新的阻力集团:一是“过渡性体制”或“扭曲性体制”下形成的新既得利益集团,它们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利益有可能在未来人本的、公平竞争的现代法治市场经济体制下消失;二是“过渡性体制”或“扭曲性体制”下形成的弱势群体,它们虽然可能也分享了部分改革成果,但没有与强势群体公平分享改革成果,它们不满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将这种社会现实归因于“市场化改革”或过去的改革开放事业,因而反对任何形式的进一步改革,有的甚至希望回到改革前的时代。在这三重阻力下推进新一轮改革无疑需要更大的魄力。

  第四,新一轮改革的难度更大。过去两轮改革在较单纯的经济领域进行,因而难度相对较小,而新一轮改革将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领域同时进行,改革的综合性较强,复杂性较高,设计方案的难度较大,实施和推进的困难较大。新一轮改革涉及多个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遇到比过去更多的阻力集团,这也加大了难度。新一轮改革的对象比过去改革的对象更具有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等特点,不容易获取改革的成本和收益信息,不容易对未来进行预测,因而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而且,新一轮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必须啃过去改革留下来的“硬骨头”,如政府机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这也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在难度更大的改革面前,显然需要我们有更大的魄力。

  此外,前两轮改革留下的“后遗症”已开始显现,“市场化改革”开始引起部分人的质疑和反对,改革的共识在减少,改革的动力在减弱,改革的“疲劳症”凸显。这也需要有更大的改革魄力。

  在这种新的改革形势下,我们必须克服畏难情绪,放弃怯弱,以大无畏的勇气,迎难而上,一往无前,去争取新一轮改革的胜利。(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科技处处长,本文选自作者强国博客)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定义中国范式


  显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有着非常独特的轨迹和非常独特的举措。不过,如何概括和分析这种独特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存在巨大分歧。J. C. Ramo在其传播甚广的《北京共识》一文中,就称中国的改革颠覆了私有化等经典改革方式。但国际著名经济学家S. Yusuf、 K. Nabeshima、 D. Perkins等人在其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专著中却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小型国有企业出现了大量的私有化趋势。我们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独特性,远比是否实行了私有化要丰富。中国经过长达三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独特范式。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定义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国范式。

  首先,改革长期遵循实用主义思维,并且在很长时间里刻意回避所有权改革和激进的控制权改革。放权让利的最初成就使很多人相信,中国人有着杰出的智慧,可以以激进的控制权改革来替代所有权改革。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早期放权让利、经济责任制、承包制和租赁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几个阶段之后,才进入到大规模的、得到官方认可和指导的所有权改革阶段,尽管这种所有权改革与其他转轨国家明确的、有计划的私有化目标有着重大区别。长时期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以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而并不是要建立某种最终目标模式。实用主义思维使得每个阶段的改革都显得有成效,因为它能对症下药地解决当时火烧眉毛的实际问题,特别是早期放权让利促进了国有企业产出和职工收入的增加。在中国,产出增加和收入上升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发展”,也就是说,改革一定要促进发展,否则改革没有意义。很难想像,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那种导致产出剧降、收入锐减的改革能够在中国得到推行。不过,实用主义的另一个名字是机会主义,它过于局限于当前困局而顾不上根除国有企业的深层弊病,因而每一阶段的改革都带来后遗症并需要新一轮改革来应付。

  其次,长时间的激进控制权改革自发地走向长时间的渐进所有权改革,使所有权改革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特性,导致国有企业从内部人控制转为大规模的内部人持股。渐进所有权改革是在激进控制权改革赋予内部人强势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的,使得所有权改革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在所有权改革中,特别是小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中,内部人的优势地位甚至主导地位导致了大规模的内部人持股。当然,这种情况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轻微一些。虽然匈牙利和波兰、俄罗斯等国家也有过将国有企业出售给内部人的做法,但中国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中的内部人主导更加强烈和持久。内部人主导的所有权改革在中国一直存在巨大争议,许多人认为管理层收购和职工持股有悖于公平性,操作过程也缺乏透明度,腐败行为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在实际当中也时有发生。不过,在路径依赖的大环境中,许多管理层收购产生了良好效果,经营机制实现了根本转换,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因此,在这种大环境中,管理层收购未必合理,但未必不合适。

  再其次,所有权改革具有渐进性,并且与企业重组交互进行。渐进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所有权改革从最基层和最小的国有企业依次向更高层和更大的企业推进。第二,民营化从面向内部人逐渐面向外部投资者。第三,许多企业的所有权改革并不是一次性整体出售,而是通过股权多元化来降低国有股比例、形成混合所有制格局,以及通过第二次、第三次改制不断降低国有股比重,一些企业完全实行了非国有化,但相当多的企业至今仍然保持了国有控股。第四,一些规模较大、地位较重要的国有企业仍然维持国有全资或国有控股,但它们通过分拆改制、合资和上市方式实行迂回的部分民营化,并以母公司资产不断装入子公司的方式加深民营化程度。第五,大部分改制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和股权多元化状态能保持相当长时间,但股权结构具有动态性。与其他转轨国家和英、法等国家实行所有权改革之后出现的混合所有制相比,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更加普遍。更重要的是,政府并没有明确的逐渐减少国有股、不断向民间释出国有股的计划。相反,长时间保持混合所有的状态是政府一项明确战略。当然,混合所有制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股权结构,总的趋势是国有股比例逐步下降。同时,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与重组往往是交互进行的,这在1993年之后的十年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借助非国有企业崛起带来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同时充分利用非国有企业崛起给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和重组提供的缓冲作用,也是中国范式的重要内容之一。非国有企业的崛起对国有企业提供了示范,使国有企业自身和政府逐渐认识到:原来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可以这样安排!特别是乡镇企业的示范效应更直接。非国有企业的崛起也将国有企业逼到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和买方市场,对政府和国有企业自身都形成了巨大的改革压力。非国有企业的崛起给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和重组也提供了强大的缓冲作用。在1998年到2003年这几年里,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重组和所有权改革,许多下岗职工被非国有部门所吸纳,极大地减轻了社会震荡。非国有企业发展所产生的税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企业重组带来的财政损失。这些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所没有的。

  我们还可以从改革成本的角度来定义中国范式。激进的控制权改革和渐进的所有权改革导致了巨大的企业改革成本。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组成本,即减轻企业包袱和债务负担的成本;二是民营化成本,即实行民营化必须要由国家支付的费用,尽管这两类成本有时难以准确区分。从1994年实行优化资本结构开始,国家就不断地为国有企业支付重组成本。根据有关资料,国家用于冲销银行呆坏账准备金的规模1996年为200亿元,1997年达到300亿元;1997年实行政策性破产关闭的国有企业为675户、被兼并的1022户、实现减员增效的789户,国家支付费用数百亿元。在1998年到2000年三年扭亏脱困期间,国家共核销国有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261亿元 实施债转股4050亿元,剥离国有银行主要由国有企业呆坏账造成的不良资产13000亿元并由国家出资按原值收购,采取优先上市政策使307家国有企业在境内筹资2723亿元人民币、22家国有企业境外筹资267亿美元,支付了至少数百亿元的资金实现下岗分流职工2100万人。这些都属于重组成本。民营化成本主要是民营化过程中的职工安置费用,包括转换身份的经济补偿金、社保并轨费用和一些附加费用等。民营化涉及的职工人数众多,所以这会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尽管其他转轨和非转轨国家在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时,也会发生一些成本,但中国的成本构成远比其他国家复杂,而且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时间拖延之长极大地增加了成本。国家是否有能力和愿意支付成本,是否深切意识到拖延时间将导致更高成本,将对所有权改革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坚定信心共克时艰


  举世关注下的2008年,为共和国的历史留下了光华灿烂、浓墨重彩的一笔。2009年,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是经济发展面临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的一年。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信心,沉着应对,积极进取,确保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既要足够估计当前面临的困难,又要树立必胜的信心。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酿成了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受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时至今日,这场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其严重后果还会进一步显现。对此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足够的估计,万不可有丝毫的侥幸心理。同时,我们也不必惊慌失措,而要树立必胜的信心。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前进中的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没有改变。第二,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增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居民消费、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有巨大发展空间,扩大内需潜力巨大。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形成了较好的体制环境。第四,金融体系总体稳健,财政赤字规模较小,外汇储备充足,国内储蓄率较高,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有较大余地。只要我们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周密部署、扎实工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解决突出问题,完全有条件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把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既要落实中央已经作出的决策,又要积极准备应对新的挑战。半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近期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这些重大决策有效地保持了我国经济增长较快、价格回稳、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的良好局面。在新的一年里,要继续落实好中央已经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同时要根据新的情况,重点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一是保增长,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越是在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二是扩内需,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真正把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加快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三是调结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主要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地区结构,努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特别要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启动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

  既要把握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又要为科学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明确,越是困难时刻,越要高度关注民生,切实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确保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加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食品药品质量安全和生产安全,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集中财力,加快办成几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的大事、实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同时,要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抓住时机推出有利于实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改革措施。面对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更要扩大对外开放,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走以质取胜、集约化、多元化的发展路子,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风险、困难也是发展的机遇。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战胜风险,以更加辉煌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 摘自《中国行政管理》
 


 

韩正:国家正在制定分配制度 上海将定实施细则


  韩正作客东方网和网友交流科学发展时表示,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制定关于分配制度的相关规定,届时上海也将制定实施细则。

  在现场交流中,有网友提到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韩正表示,社会收入分配问题是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也是社会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从政府角度来讲,要特别注重在一次分配中间如何讲效率,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条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政府还要在保证二次分配公平方面,要有具体的政策措施。”韩正举例说,上海对一些退休早、年龄大,退休金偏低的问题,通过连续几年的政策体现了二次分配公平。此外,一些具有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退休早的年龄大的,最近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帮助他们改善退休以后的生活。

  韩正坦言,一些现职岗位上的收入不平衡,在现实中是存在的,而且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需要去改变,“怎么改变呢?就要进一步地推动深化改革去逐步改变。”韩正表示,对一些特殊领域,例如金融领域收入偏高的问题,首先要有规则,这个规则必须科学,如果一个不科学的规则会产生很多问题。第二个有了规则以后,执行过程中间要透明,透明是最好的监督。第三是激励和制约的机制要相互配套,对一个企业来讲既要有激励机制又要有严格的监督机制。

  韩正说,国家有关部门正在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特别在金融领域,研究制定一些分配方面的制度和规定,“国家的制度规定出台以后,上海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来制定上海的实施细则,我相信这些问题通过有关部门的规定,会逐步地化解。”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提倡“用脚决策”


  年末岁首,冬春交接,中央领导和一些省市领导,走进灾区,走进老区,走进湖区,走进城乡结合部,走进群众中去,调查研究,问政于民,问需于民。对此,人们形象地称为“用脚决策”。

  “用脚决策”四字,用意在“脚”,轻车简从,多走走,走下去,走进群众,调查研究。一贯重视调查研究的周恩来指出,“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他强调,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化,与群众区别对待和隔离起来,要杜绝那种事先安排、前呼后拥的调研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课题组,最近做了一项全国性抽样入户调查(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市区的134个县,251个乡、镇、街道和523个村、居委会,入户访问了7139位村民、居民),调查发现无论是从差异的角度还是从容易产生冲突的角度,“穷人和富人之间”与“干部与群众之间”都排在前两位,干群关系竟然成了目前最需要处理好的社会利益关系。

  在我们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干群关系不如人意,甚至出现倒退,原因固然复杂。但是,我们党向来强调,干群关系出现问题,责任的主要方面在干部。这种总体性判断并不过时,而且只有用这种立场,这样的心态,这样的观点看问题,才能更快更好地化解干群矛盾。

  现在,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出门有车,办事有腿,会多了,应酬多了,交往的圈子固定了,了解情况基本上靠读文件、听汇报、看材料。近年来,几乎是村村通公路,可不少干部坐在车里,屡经村口而不入村民的门口;在一些地方,县委书记进宾馆,连电梯口都早有人清道把守;在不少地方,“走读干部”增多,县里主要干部家安在省城,乡镇干部普遍地住在县城,这倒是方便联系上级,恰恰渐渐地疏离了百姓。这种疏离,不仅丢掉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而且消解了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继去年9、10月份以来,中国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加上中国经济自身也在客观上面临着周期性调整,这些因素叠加,使中国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经济下行时期,失业等大量民生问题更加突出,政府要花钱的地方也越多。就业形势不好,财政紧张时解决民生问题的办法,不同于财政充裕时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加需要“用脚决策”。比如,面对二千万失业返乡农民工,需要深入到他们中去,从牢骚、焦虑、无奈等情绪中,及早发现问题,及时做好沟通、解释和疏导工作,让教育、培训和思想疏导行之有效,建立起政府与返乡农民工间互相信任、沟通顺畅,共度时艰,共谋出路的良好关系。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正确的决策权”。“用脚决策”是调查研究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好传统,是党政干部的基础功课。勤走走,多了解情况,体会不一样,感情不一样,了解的情况不一样,解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问题的紧迫感就不一样,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能更加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有针对性。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大兴调查研究,“用脚决策”,对理政亲民兴邦,功莫大矣。 摘自《学习时报》
 


 

信心是宝


  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让全世界震惊。困境之中,危机当前,最需要什么作支撑?无疑是信心。信心成为战胜这场金融危机的关键,比黄金更重要。信心是成功的精神支柱,信心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信心是吹动船帆的风力,没有风力船就难驶远;信心是发展的动力,没有动力事业就难有创新。要走出严冬的包围,步入春天的美景,信心是宝,信心胜金。信心是走出低谷的精神杠杆,要战胜金融危机,化险为夷,信心是排除万难的力量之源。

  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但搏击市场经济大潮中少不了自信。新春伊始积极向好的发展态势犹如梅花透露春消息,给人带来温暖,带来希望。它告诉我们,事在人为,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只要我们提振信心,砥砺勇气,上下同心,攻坚克难,就一定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迎接金融危机急风暴雨之后经济振兴的美丽彩虹。

  转危为机,要求我们越是困难之时,越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危为机的“机”是淘汰落后产业之机,调整产业结构之机,推动自主创新之机。要借助金融危机对各种市场主体进行优胜劣汰之际,大力扶持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利用的各类企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培育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转危为机,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抓住时机加快改革。我们要在危机中炼内力,在困境里显身手,把促进增长与深化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国际分工调整中拓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在更高层次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转危为机,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锻炼和提高自己的素质。青蛙都是在温水里烫死的。这一次金融危机往温水里加一点开水,让青蛙蹦起来,还能化险为夷,在冬日里抓紧机会成长,在春天里就能茁壮成材。危机逼着我们的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企业家要增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全体人民要增强创业创新的能力,共赴时艰克难关,共创美好的未来。

  信心是经济的精神支点,是发展的活力之源,更是现代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创业创新的鲜明特色。而依靠信心在危机中崛起的企业和事例不胜枚举。由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滞涨,带动了日本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开始从重型工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世界级的大公司,也大多经历过浴火重生的磨砺。韩国三星公司在1997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重组之后一跃而起,飞速发展。英特尔、宏基、惠普、西门子、摩托罗拉,这些耳熟能详的世界级企业,莫不有一个战胜危机、凤凰涅槃的过程。

  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有科学发展观新的理论成果的指导,有改革开放30周年的雄厚的发展成果,有应对金融危机一系列应对得当的有力措施,有全体人民同心同德、万众一心共渡难关,我们丢掉的将是危机的桎梏,克服的将是种种困难,迎来的将是经济发展的艳阳天。

  冬日里有融融春意,危机中显勃勃生机,从危机衍化的辩证性质看,危中寓机,机中有危,祸兮福之倚,福兮祸之倚,然而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历史总是在经历励精图治而辉煌,春天总是踏过冰雪泥泞而挺进。在困难面前,如果失去信心,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在危机面前,如果没有饱满的精神状态,就没有了一点希望。让我们以金牛奋蹄、老牛负重的精神,以牛气冲天、牛劲十足的状态,满怀信心闯难关,坚定不移促发展,逆势而行,负重而进,去争创新的佳绩,再写新的传奇。 摘自《浙江日报》
 


 

温总理的四句忠告照出了谁的丑?


  有媒体摘录整理了温总理对企业家的四句忠告。这四句话是:真正的经济学理论不会同伦理道德准则产生冲突;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市场 一只看不见的手是道德;守义方能长取利,愿企业家用道德的心为人类为中国谋利;缺乏社会责任的企业最终将被社会公众所抛弃。

  显然,总理的这四句忠告,深刻地诠释了企业家应该恪守的道德底线与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真正企业家所应有的品性。那么,作为一位理性的经济人,就当以总理的这四句忠告为镜子,常常自省和诫免自己的经济行为,尽己所能积极回报社会。

  然让人感到气愤和羞耻的是,在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之时,却曝出了国泰君安天价薪酬事件,刺痛了公众的眼球。据媒体报道称,国泰君安将原预算的20.41亿的薪酬和福利费用增长到32亿,增幅达157%。而按国泰君安3000多人的员工计算,平均每人的年收入达100万元。

  社会的发展,允许一些人通过自己的合法途径先富起来,我们也常常反对滋生“仇富”心理。倘若是在国家经济发展势头日趋健康旺盛和国富民强的背景下,国泰君安推出如此天价酬薪,公众尚能接受。然问题是,一边是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和公众消费力明显下降,众多企业高管带头“降薪”,一边却是国泰君安狂涨酬薪,这种极不协调的声音,凸显了其道德意识的浅陋。

  什么是企业家应有的道德行为,什么是企业家应负的社会责任,揣测国泰君安的高管们应该明白。然国泰君安的高管们却揣着明白装糊涂,偏要如此逆势而上,除了显示自己的“阔佬”身份外,那就是缺失一颗真正的“道德的心”,骨子里流淌的没有“道德的血液”,而这恰是十分危险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正如日前温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引述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英国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显然,国泰君安罔顾当前危机实情,一意孤行大涨酬薪,这种缺乏社会责任的行为必遭致国人的强烈谴责。

  温总理的忠告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国泰君安的“丑”。当然,我们在愤怒之时,也希望国泰君安的那些高管们能认清形势,认真地读一读温总理的四句忠告,并以此为座右铭,积极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何日不再有“农民工”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抓紧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解决养老保险关系跨社保统筹地区转移接续问题。这意味着,攸关数亿中国农民工养老问题的制度改革开始破冰。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改革无疑有助于破解城乡二元体制,表明“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用工制度正走向更深层次的改革。

  应该指出,“农民工”的出现,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现象,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大潮下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是中国富余的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的现实途径。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长期以来,“农民工”一直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劳动群体,默默奉献于中国工业化进程。农民工“特殊”在哪里——“农民”是其身份,“工人”是其职业。这的确是个“奇怪”的词语组合——农民和工人原本是对职业的一种划分,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身份标签。也正是在这种对不同身份的认定划分基础上,形成了就业、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分配和保障制度的差异。这其中的利益关系不可谓不“错综复杂”。

  多少年来,农民工的“进城”之旅一直游走在“体制”之外。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方式。体制内方式主要是通过高等教育筛选机制和城市建设征地等方法,把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体制外方式是农民自发外出务工。农民工虽然在非农业部门就业,但继续保持农民身份,而这正是农民工制度的尴尬之处。

  在现行“体制”下,劳动力市场也因为“身份”被分割成两个市场。一个是农民工市场,劳动力成本没有完全市场化。另一个是城市职工市场,情况“正常”。也同样因为“身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承受市场的“非国民待遇”:使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的事件屡有发生;农民工虽是工人,却不能像现代产业工人那样依靠退休金来养老,而必须像传统农业社会那样仍然依靠“养儿防老”。

  所以说,在工业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民工”的就业变化与身份转化之间出现了脱节。如果说它过去曾行之有效,那么今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它已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新环境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农民工制度,已成大势所趋。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出台了许多措施。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在更深层面上,在更深诉求中,还须尽快打破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格局,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只有不断提高社会统筹的层级,打破城乡分割,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农民工才不再是“农民工”。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新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此作出了新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战略眼光。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解决“农民工”和农民“老有所养”问题,标志着我们在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科学发展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但愿“农民工”这个称谓会尽早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 摘自《光明日报》
 


 

“西方议会规则”不是神明


  媒体近日刊出一篇题目为《安徽阜阳合作社农民用西方议会规则开会》的报道。报道云,自从去年11月培训以来,阜阳南塘村民已经能够活学活用“萝卜白菜规则” (即西方议会规则)了。

  对所谓“西方议会”规则,从改革开放走出来的国人并不陌生。

  应该说,已有逾百年之久的西方议会文化,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作为开放性社会,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有一个互相取长补短相互比较相互借鉴发展的过程。但不加分析地倡导应用“西方议会规则”,就不见得科学。

  西方议会一个弊端也明显,就是议员很多是来自富裕阶层,他们往往代表富裕阶层的利益,为富裕阶层说话,而忽视轻视草根阶层的声音。这样一些西方议会通过的法规就显得很不公平。

  无休止争执也成了西方议会的一个弊习。议事表决选举当然要讲民主,但某些西方国家的议会给人们的印象是在玩游戏,置公众利益国家利益不管。就以此次奥巴马总统提交国会通过的刺激经济方案为例,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民主党占优势的众议院通过,却在两党势均力敌的参议院被卡住。后来,奥巴马软硬兼施,并在10日再次提交参议院表决前夕,批评“华盛顿的一些坏习惯”,并发出强硬声音:“鉴于美国面临严峻经济衰退状况,没有时间像以往一样玩政治游戏”后,才促使美参议院通过总数为838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然而,事情还没有完,这个方案在众议院通过时总数只达8190亿美元,而且与参议院通过条款也有诸多差别。因此,还需两院进行协商,形成统一版本再次付诸表决通过之后交总统签署,方才形成法律文件。这样的话,从众议院1月28日通过819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到时下已20多天,假若从白宫策划这个方案起算,恐怕也有一个多月,如此属于万分火急的法案一拖再拖,连总统都无可奈何。可见,西方议会制度也不是那么完善完美。

  因此,对于西方议会制度,不能奉若神明。从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来,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体现中国的国情,人民通过人大反映呼声诉求,为人民民主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务作出了贡献。

  笔者理解,南塘村举措初衷是要推广基层民主,发展民主。民主不是西方专利。早在民主革命时期,许许多多的解放区就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从上世纪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和民主选举、民主议事、民主决策制度不断地深化,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深入民心,调动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因此,不必要把“西方议会规则” 奉若神明。而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才是康庄大道、光明大道。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日本人的“做东西”


  在日语里,“做东西”这个词与“制造”意思有很大的不同。这个词更强调动手与经验性,包含不可言传的技术秘诀的意味。日本许多小学中学,都设有“动手”教室。学生可在那里做木工、设计、绘画,甚至做陶器。日本政府以及舆论总是呼吁要重视“做东西”的传统。为了不让传统丧失,日本甚至建立一所“做东西”大学。

  在日本人看来,自己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来自于“做东西”。他们认为,这种生产是建立在师徒传承、长期现场工作的基础之上的。一位在中日之间做电子元件生意的中国人曾说,日本人使用的机器国内都有,但是,我们却造不出日本那样精密的元件。日本人“做东西”的传统,本身就存在一种对创意的不懈追求和对产品精益求精的要求。

  日本产业的创意,不是凭空发明的,而是依靠组织力量、依靠代代传承与积累。在日本公司之中,存在一种集团文化。他们常常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展开充分讨论,集中大家都智慧。上世纪90年代初,丰田公司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关闭了生产线,但没有裁员,而是把富余的人员集中起来,让他们出主意,为公司节约开支。有的建议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甚至有些可笑,但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这些意见。

  在日本,不论学生俱乐部或是产业组织,其创意的基础是团体。日本的专家常常研究一个非常微小的题目,并为此竭其一生。他们个人的想法,往往最后都作为集团智慧表现出来。这种集团智慧,极大地增强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摘自《世界新闻报》


 

新加坡 反贪成为习惯和文化


  “总理,两个星期来,我感到非常伤心和沮丧。对于所发生的不幸事件,我觉得我惟有承受最高的处罚以谢过,郑章远签。”郑章远当时是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1986年11月,在新加坡警察调查他涉嫌收贿新加坡币100万元(约合人民币500万元)时,他自杀了。在服下大量安眠药之前,郑章远写下了这份遗书给李光耀。

  踏进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展览室,一张张照片映入眼帘,博物馆长、环境部部长、警察、私人企业董事长,因为贪污,他们当中有的身败名裂,失去退休金;有的自杀。“贪污调查局叫你去问话,你就会吓得发抖。”一位新加坡专业人士说。

  “反贪需要很长的历史,才能变成习惯、风气,进而变成文化。”新加坡反贪局长苏圻现说。反贪能变成习惯、风气,进而变成文化,最重要的就是打老虎,也打苍蝇。

  近年来,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积极侦查私人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显赫商人,让行贿者、受贿者都不能逍遥法外。“我们希望企业能在干净环境中成长,以在同样的竞技场上竞争。”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如是说。 摘自《青年参考》


 

良知如刺


  一颗健全的心灵应该有刺,一根锋锐的、伴人一生的尖刺,始终对应着自己的恶行。

  人受到的痛砭常来自别人,而很少在心里针砭自己,虽然自己清楚言行失范之处。

  在人们的心里,自我原谅的力量很大,这是人类本能的保护机制,但它强大到颠倒黑白的程度时,这个人就有可能被自己给害了。

  自疚,在人的情感体验中,痛苦等级约为中等强烈。自疚痛苦的成因在于:人格当中尖锐的力量突然开始攻击自我。自我在自我面前被怀疑,被贬低,甚至被唾弃,当然痛苦。

  自疚的人可敬。而常常自疚的人并不可敬,说可恨也不妨。

  他们在内疚之后仍然放纵自己。也就是说,他身上恶的力量太大,大到连他自己都害怕,惹不起。而自疚只是他该受到折磨之一。

  说到这始知,比自疚更重要的是恭谨,沉得住气,纳善言,不要让自我太大。让心里的尖刺锋利但扎不到自己的心。 摘自《辽宁青年》


 

面对它 接受它 处理它 放下它


  台湾圣严法师辞世,无论海峡两岸,僧俗两界,都有人关注和思念。这位取得过博士学位的“学位高僧”,真是哲人其萎,其言犹存。

  听萧万长先生说过,他碰到了难事,日思夜想,坐卧不宁,就去请教圣严,或“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12字箴言,于是念着、想着,照着去办,心放下了,事也不难了,还竟然成功了。

  我便为这12字请教圣严。他说任何问题,特别是严重、困扰的问题,逃避没用,总要面对它。对感情的问题,宜用理智处理;对家族的问题,宜用伦理处理;即使发生不得了的大事,也要用时间来化解。如果是无法避免的倒霉事,能处理当然好;不能处理,去面对它、接受它,也就等于是处理。任何事情发生以后,你处理了,就把它给放下了。“

  果然言简意赅。我请圣严将这12字箴言写成条幅送给我。

  两年前,我应邀参加台湾法鼓山一个万人大会,特意回赠一条幅,上面有请大陆书法家抄写的这12字。我在大会上说:“这12字非常朴素,但蕴含着佛法‘拿得起、放得下’,总是乐观豁达、总是奋进向上的哲理。这12字是写给萧先生的,也是告诉我们大家的。你看我们这些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有那么多的坎坷和磨难,但我们总是能够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挡住我们走向共同繁荣、实现民族复兴的步伐!”大家听了都热烈鼓掌。

  记得那次圣严仔细看了我回赠的箴言条幅,意味深长的说,其实,“它”也可写作“他”。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叶小文)


 

谈谈学习与读书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喜欢学习,尤其不喜欢读书。

  对此,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总觉得家庭有责任,老师有责任,社会也有责任。许多父母只管生,却不管教;许多教师不会教,竟然把学习教得那么没有趣味;而社会鱼目混珠,沙石俱下,把人生最大的快乐弄得浑身沾满了泥浆,使年轻人非得具备慧眼不能发现。

  事实上,读书学习不仅能够给人以知识,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希望,而且,读书学习正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可以想象得到,当年有一只猴子,脑子突然产生了热量,像闪电划过夜空,是怎样有趣地从地上站立起来,向前迈出历史性的一步、二步、三步……,终于引发了一场地球上的革命: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现代人的一系列演变。所以,似乎可以说,如果没有学习,停止了学习,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人类。

  随着学习的逐步深化,人类造出文字,把所有的知识、经验以及最新成果,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刻在山洞里、竹子上,后来写在纸上成为了书。久而久之,扩大着学习的范围,延伸着学习的深度,不仅传授给当代,还传递到后代,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就是今天我们手里的书籍。所以高尔基说,书籍是“知识的源泉。”

  人类的文明是从学习开始的。打婴儿一出生,就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开始了学习。然后上学读书,逐渐成熟起来,走上社会。可是,如今仍有不少年轻的父母自己没怎么上学、读书,更想不到自己确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这样盲目无知的“老师”的“教育”下,人类的反文明也从学习开始了。

  我曾不明白,青年人的本质是“学习”,可为什么却不喜欢学习?现在彻底搞懂了:他不是不学习,不喜欢学习,而是学习了另一套,学习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如“纹身”、“吸烟”、“黄赌”、“网恋”、“聚众斗殴”、“偷盗”等等。其实,从远古时代开始,随着学习的发展,产生文明的同时,反文明就出现了,这是一对孪兄弟。

  二

  随着社会信息化,人类学习的方式也更加丰富多样起来,尤其是电视和网络充填了整个现代生活。

  然而,读书仍然是目前最重要的学习途径。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书籍仍然是“储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季羡林语)

  读书,其实是很有情趣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流传不少关于读书的佳话,如“书中自有颜如玉”,“红袖添香夜读书”之类。季羡林先生在其唯一亲定自选集《读书治学写作》(华艺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一篇题为《我的书斋》的文章里,这样写道:“我的书斋里会充满了没有声音的声音,布满了没有想象的形象……”可以想见,这里充满的“宇宙间第一神奇”的境界,会多么有情趣。所以季羡林先生借用了张元济先生的一句话说:“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英国著名散文家赫兹列这样论述了他自己读书的乐趣:“例如我读过的第一部小说,其乐趣不仅在于遐想和品味,还在于诸多愉快的回忆。它使我想起第一次阅读时的感觉和引起的联想……这些著作就像一个一个环节,把我们生命的各个阶段连成了一片;它又像一个一个里程碑,记录着我们生命的航程。它们就像木栓铜环,可以供我们随意地挂上或者取下精神生活中的衣物:理想的品德、参与的热情、以及最幸福的时刻等等。”(赫兹列:《论读旧书》《赫兹列散文精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周国平在《善良?丰富?高贵》中说:“我的读书旨趣,第一是把人文经典当作主要读物,第二是用轻松的方式来阅读。”“也就是说,阅读的心态和方式都应该是轻松的……阅读经典,就是享用这笔宝贵的财富。凡是领越过此种享受的人都一定会同意,倘若一个人活了一生一世,却从未踏进这个宝库,那是遭受了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三

  的确,为了使自身有限的生命获得尽可能多的知识和能力,读书是最好的方法。谢有顺在给人作序时说这样一段话:“书里乾坤,纸上心迹,记载的都是前人的智慧和学识,后来者借着读其书,便能与其心灵相通,受其教益,为之熏陶,以致远避世俗的侵蚀,渐达高远的境界,不亦快哉?”(谢有顺:《〈一生的文学珍藏〉序》)

  宋人黄庭坚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

  这些年来,我一直喜欢读书。但也一直在探索:读什么最有益?怎么读更有效?

  因为,读书与我们人生的意义,全在于我们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

  所以,并不是喜欢读书,就是对的,就是好的;还要看读什么书,读书之后得到了什么。人的生命和精力总是有限的,人选定了怎样的发展之路,要追求一个怎样的人生,总是需要选择去学习、去读书的。除了不读那些有害的读物、少读那些纯消遣类的读物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由鲁迅先生翻译的日本作家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一书里有一篇文章《徒然的笃学》,很值得我们思索。

  它举了英国大历史家亚克敦卿的例子,说在他的书斋里,整然排着大约七万卷的图书;据说每一部、每一卷,都遗有他的手迹,而且在余白上,还用了铅笔的细字,记出各种的意见和校勘。“他的无尽藏的知识,相传是没有一个人不惊服的。”然而,他是竭了六十多年的精力,积聚着世界人文的记录而死的。从他的弟子们所集成的四卷讲义录里,也竟不能寻出一个创见来,“这明明是一个悲剧”。

  因此,读书最忌讳的,不仅不要“有害”,还要记得不要“徒劳”。当然,读书对于许多人来说,其过程已成了生活的一种享受,只管读出愉悦,抑或是“淡淡的忧愁”(有人说那是人生最崇高的精神境界),也是一种目的了。

  四

  过去,人们难以接受的,是老,病,贫,死。人类进入了现代文明之后,则有了更深刻的计算,是将浪费、无智也列入人类之敌了。一说浪费,人们大都以为是金钱,然而金钱的浪费,却是浪费中的微末的事。按照作家的说法,乃是物质的浪费,精神的浪费,时光的浪费;而人们尤为痛切感到的,“是精神的浪费又怎样地贻害于人类的发达”。(鹤见祐辅语)

  通观中外,目前大概不外乎四种读书方法。

  第一种,叫“添朱线”法。用红蓝铅笔、油笔或是什么笔,在书上画各种各样的线,作出记号,进而还要在余白上加记注,强化记忆,突出重点。古今读书人大多都使用此法。当然,读别人书时就不要用这种方法了。

  其次,叫“拔萃”法,也叫“摘要”法。一面读,一面摘录。据说这是古来学者们所广用的方法,尤其是有大著述的大学者、大政治家、大文豪,似乎都用过这个方法的。但以一些学问家的经验说,这种方法不宜推赏,因为它不但会降低读书的速率,还会减少兴味,让读书含有苦功之虑。

  第三是较为有效的方法,叫“再读”法。再读主要是为了记忆。越是含蓄深奥的书籍,越是反复地看,主旨也愈加见得分明。

  第四,是一种比较高尚的读书法,常人这样做得很少,可以叫做“估读”法。就是:每逢得到新书,大抵先一瞥那书的构造和内容的大体,先行去估计一下,让内心试验一番。据说只有这样,“才能站在知道这著作给我什么新知识的地位上”。

  从经验者说来,初学者,乱读书似乎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但对于有一定学识的人来说,乱读书未必无益,因为在他的思想中是形成了系统了的,即使漫读着怎样的书,总归是增加他的知识的材料的。

  五

  读书是一门学问。把握不好,这顿大餐不仅可能要吃坏肚子,还可能使人的中枢神经中毒,带来终身的遗害。

  对此,我觉得赫兹列说的话很到位:“有一种人对世上他人都茫然不知,这就是写书和读书的人。”为什么这么说?我理解,这是因为有些人把“读写”当成了人生的目的,所以,除读写外一无所能,“手捧书本,无所事事,其实对世事一片无知,头脑也一片混沌。”这种人的理智可说只装在口袋里,或放在书架上。就是现在人们还在说的“书呆子”。“书呆子”们把自己包裹在用最空泛的词语织就的文网之中,看到的只是他人思想中闪闪烁烁的影子。真实世界与他格格不入。

  所以有人说:尽读书不如无书。其实,林语堂说过的一句话最贴切:“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本书是人人所必需阅读的,只有在某时某地,某个环境或某个年龄中一个人所必读的书。”

  余秋雨有一段话对网络说的话,拿过来也很适用:“生命是由‘时间’和‘注意力’组成的,而最有可能夺去我的‘时间’和‘注意力’的,就是信息的洪水。信息看似重要,其实未必,百分之九十九是消耗性的。它会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你占有了它,其实,恰恰是它占有了你。”(《无网生活又一年》2009年2月10博客)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学什么,什么好,怎么学。这是一个循环过程,就同我们个人生命的循环,就同我们人类社会的循环。

  有人将人分为三种:第三流的人物,是诵读者,第二流的任务,是思索着,第一流的最伟大的人物,是阅历者。我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要懂得:从书籍得来的知识,是最容易,最低级的知识。而由看见而知道的知识,则比思索而得的思想,贵重得多。这就因为阅历的事,是极其困难的事。

  所以有人说,旅行者,是阅历的机会。古之人旅行者思索,今之人旅行者诵读。唯有少数的人,旅行而观宇宙的大文章。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论语》的23处不足(一)


  前不久有人在网上公布孔子的十大糟粕思想。我不完全赞同,但是,前几天我挑出了儒家学说的17处不尽人意的地方,继而又发现了几处新的不足,总共指出了《论语》的23处不足。希望人们在学习《论语》时加以注意。不足的不一定全是糟粕,有的是当时的局限,有的是当时的编者没有提及而后人又应该加以注意的。这23处不足如下:

  1、宣场宿命论,使儒家学说不能自圆其说:《论语》中“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是《论语》的最大败笔。尽管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而是子夏说的。但是,它也被编排在《论语》之中(而《论语》是记述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其影响力与其他句子是相同的。再说,子夏是孔子的嫡传学生,如果此观点与孔子的观点冲突,不可能没有孔子的反驳言论。相反,我们不难找到孔子亲口说出宣扬天命观的句子。儒家以为人的一生中的吉凶、祸福、生死、贫富、利害、都是上天所主宰,都是与生俱来而命运中注定的;人对之无可奈何无力改变(人民文学出版社,徐志刚编,《论语通译》等文献肯定了儒家相信宿命论)。既然“死生命中注定而富贵由天安排”,那么为什么还要实行“仁义”,且行善积德呢?贫穷无知的人为什么还要努力呢?富贵的人为什么还要继续实行“仁德”呢?为什么还要修身呢?这显然使儒家推崇仁义的道德规范的理论不能自圆其说。只有“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在于自己创造,自己的命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即“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有不断努力的需要。所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大大抵消了儒家提倡的行为规范的“号召力、竞争力和执行力”。儒学与道教、佛教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儒家思想还要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告诫人们人人都是自私的,为自私找理由)、好汉不吃眼前亏(叫人们只顾眼前的得失)、胳膊往里弯(告诫人们人人都是自私的,为自私找歪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教人不要太善)、厚着脸皮儿黑着心(为自己的眼前利益不择手段)、礼多人不怪(做表面文章能唬住人)、穷是命冷是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传统观念竞争。儒学本身只能给予仁德之人一顶“君子”的空头衔,而给不仁不义的人戴上一顶“小人”的毫无约束力和惩罚力的无形帽子,既缺乏促使人们追求君子的动力又使人们毫不惧怕被贴上“小人”隐形标签的惩罚。儒家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仁,而仁的效果又不敌天命且奖惩无力,谁还会实行“仁德”呢?还不如听信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教:人在活在时的好行为和坏行为会在来世得到报应——好人、善行有好报,恶人、恶行有恶报。相信来世报应的效果远不如相信现世报应的效果。在漫长的剥削社会中,统治阶级充分利用了“宿命论”和“天命观”奴役劳动人民的思想。本论点的根据如下:

  《颜渊篇》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大意:子夏说:“我听说‘死生是命中注定的,富贵是由上天安排的’。”)

  《尧曰篇》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大意:不懂天观的人,就无法做君子。)

  《雍也篇》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有斯疾也!斯人也有斯疾也!”(大意:伯牛病重[传染性麻风病,当时是不治之症],孔子去看望,从窗子外拉着他的手说:看来我们要永别了,是命运吧!这么好的人竟然有这样的恶疾啊!这么好的人竟然有这样的恶疾啊!)

  《宪问篇》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大意:我倡导的道德规范能得到实行,是天命,我倡导的道德规范被废掉,也是天命。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

  关于儒家学说为什么会保留这个能抵消其学说影响力的矛盾,参见第三章第五节中有关儒士宿命论的分析。仁与相信天命有着共同的目标,使这个矛盾变成了次要问题而可以共存。这个矛盾没有及时消除,与他们对待唯心观和唯物观的态度暧昧有很大的关系。

  2、“生而知之”及人的层次不能互变的错误观点:这是《论语》的第二大败笔。人的等级和层次不变的观点也是违背哲学上的互变规律的。因为,生而知之是无法超越的,这让不是生而知之的人产生自卑感,这种观点严重妨碍了人们追求学问的思想行为。另外,生而知之是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没有告诉人们,人过去所处的层次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更没有鼓励人们努力提升自己的层次。相反还列出了“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语句。幸亏在别的典籍中宣传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辩证观念。否则“生而知之”、“人的等级不能相互转化”、“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语句所宣扬的观念,会导致人们不愿努力,对不公不作反抗。本论点的根据如下:

  《季氏篇》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大意:生来就有知识的人为上等人,通过学习才有知识的人次一等,遇到困难才学习的人又次之,遇到困难仍然不学习的人就是下等公民了。)

  《阳货篇》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大意:只有最上等的有智慧的人和最下等的愚笨的人是不可转变的)幸亏《述而篇》中的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大意:我并不是天生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地求得知识的)这句话抵消了“生而知之”的部分消极影响。不能全部抵消此处的消极影响的原因是,他还相信有人是天生就有知识的。后面还要提及“生而知之”属于唯心论的先验论。

  3、宣扬等级观念:孔子推崇君权、父权、夫权,提倡愚忠、愚孝、愚节。维护“三纲”是儒学的总论调。在孔子的观念里,君臣父子夫妻,各有其位,等级森严,不容僭越,绝无平等之必要,更无平等之可能。导致国人只知专制,不识民主,以为命由天定,其实人人生而平等。孔子的这种专制思想、等级观念逐渐渗透进国人的血液里,流淌至今,如附骨之蛆,剔之不去。本论点的根据有:

  《颜渊篇》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八佾篇》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里仁篇》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4、推崇愚民政策:孔子力主推行愚民政策,让民众按照统治者的意思去做事,却不要让他们知道这样做的原因。愚民为何?一句话:便于统治!中国近现代的诸多落后,以及国人骨子里的奴性十足,都是两千多年的专制思想和愚民教育合力作用的结果。对此,孔老夫子,恐怕难辞其咎。本论点的根据有:

  《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意是:平民百姓只要照着政令做就行,不必让他们知道制订政令的原因。)

  如果这里所说的“民”是指智力低下而有公民权的人群,对于较深奥的治国大道理的传播而言,“不可使知之”就是一种实际情况。但是,不要知情权的人很少,较深奥的治国大道理也较少。另外,即使是只有少量的人“不可使知之”,这种话也是不能公开说的,说了就是对这类人的歧视,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例如,中国前几年突然取消农业税,其原因是基于一条经济学原理:提高税率反而会降低税收。不免农业税,许多耕地被摞荒,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农业国容易发生缺粮事件。幸亏我国早早的免除了农业税,使我国在2007年和2008年世界粮荒年间没有发生大面积缺粮事件。免除农业税这件事是大快人心的,即使“使知之”也没有关系。对于为什么要发行那么多的钞票,保持不超过5%的通货膨胀率,这样的事,的确是“不宜使知之”。

  所以,正确的说法和做法是:不仅“能知的和想知的就让他们知情”,而且还要让他们参与决策。

  5、简单的二元思维:孔子眼里,人只有两类,非君子即小人。如此简单的二元思维,导致国人在面对多元社会,多元问题时的无能为力和不知所措。其实人性之复杂,根本就不是君子和小人所能涵盖的。然而,孔子认为一分为二足矣。 本论点的根据有:

  《为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述而篇》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论语篇》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6、反自主、反民主,无原则的忠和孝:孔子言论只重阐述,不提倡原创,结果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只能将古人的思想陈陈相因,多是些训诂、考据、索隐之学,而新思想的诞生几无可能。此便为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再无思想大家之根源所在。另外,一个不重视原创的民族只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结果:抄袭严重,盗版猖獗。本论点的依据有:

  《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

  《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秦伯篇》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学而篇》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三纲”及有关维护“三纲”的言论。维护“三纲”是儒学反民主的思想行为纲领。

  反自主、反民主的消极作用是孔子有关要人民安分守己、言听计从的言论的综合体现。五四时期以鲁迅等国学大师为倡议者的反孔运动主要是反对孔子这方面的思想。

  受历史的局限,孔子在当时不可能提倡自主创新精神。再者,孔子的复古思想与自主创新也是格格不入的。很明显,尊古就意味着因循守旧。孔子自己学术行为(特别是倡导一整套行为规范和哲理性阐述)反映了他自己的自主创新精神,但是,他并不要求别人自主创新,没有公开提倡自主创新,反而说自己“述而不作”。这是一个谜。也许与他在政治上反民主的观念有关。“述而不作”是不符合他的实际行为的,也许他是为了让别人“述而不作”才这样说的(认为其他人没有资格或能力“创作”只有他一人有足够的资格和能力“创作”)。

  7、迷信古人:孔子的目标永远向后,只恨不能回到周初,为周公洗足,替武王捶背。导致的结果是,人人迷信古人,而古人迷信更古的人。年纪轻轻就开始怀旧,不思进取,只知慨叹人心不古,其实古人之心未必如今。当然,孔子推崇的古人都是古之名人。直到现在,论证一个观点或在辩论时只要“引经据典”了就可以说服别人(不管经典是否正确、是否可用)。这严重是妨碍自主创新的只重名而不重实的做学问的方式。现在,中国已经从古代的文化输出国变成了一个文化输入国(学术界多以西方著名学说为根据和框架开展“跟学说”式研究)。究其原因与本条消极内容和上一条消极内容在中国的影响不无关系。本观点的依据有:

  《述而篇》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述而篇》子曰:“信而好古。”

  《颜渊篇》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

  《阳货篇》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注:鲁迅先生塑造抱有“一代不如一代思想的九斤老太大概是从这里取材的。)

  《述而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只有经常想念周文王和周武王才能经常梦见周公。)

  此处的“复礼”是指恢复周朝的礼制。这种解释已经无争议了。这样一来,周朝的礼制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孔子所倡导的的“仁”的内涵的局限性。例如,如果周礼之中有“男尊女卑”、“因循守旧”、“等级观念”、“反民主”、“反民权”等思想,那么,孔子提倡的“仁”的内涵之中就一定有这些内容。也许为孔子辩护的人会说,孔子信的古是“古”中的精华。但是,孔子并没有指明这一点。孔子所说的礼就是行为规范。礼本身属于行为规范的范畴。克己加上按周朝的一套行为规范行事就能达到“仁”吗?现代人也提克己奉公哩!克己并不是仁的核心,提高自己、尊重别人、尊重自然、尊重生命才是仁的核心。(下期待续)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