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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温总理欧洲信心之旅的“五气”!

农历牛年伊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展开了主题为“信心”的欧洲之行,出访了瑞士、德国、西班牙、英国和欧盟总部,并出席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

牛年也要防犯“牛”毛病

今年是牛年,牛的话题自然比较多。其中,文白石先生的《牛年当显“牛”精神》是上品之作,他提及的“老黄牛”、“拓荒牛”、“孺子牛”精神……
  编者按:
    为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高举邓小平理论和实践三个代表,使广大党员能够及时了解党中央及国内外时事政治、经济贸易、文化观念、台湾问题及世界500强企业介绍等,开阔视野,了解信息,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始终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向广大党员推出《中智先锋文摘》,目的就是进一步满足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需要。尽管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工作在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我们仍将继续完善党建管理体制,不断探索党建管理的模式和思路,不辜负广大党员的期望,继续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面。《中智先锋文摘》创刊后,希望得到广大党员的建议和指正,使《中智先锋文摘》真正办成适应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期刊。感谢您的参与、阅读和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共产党的执政理论,包括执政目标、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体制、执政方略、执政基础、执政资源等诸多方面内容,核心是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党制度
纪律严明和党性坚强密不可分
满怀信心地开创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新局面
党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经验启示
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
中国各政党共同奋斗历史凝结起来的伟大成果
正作风首先要强党性
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思考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追求
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党课教育
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
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创新科学发展理念
为新“三观”叫好
听薄熙来痛说贪官的三个“对不起”
习近平:充分发挥党史部门在党委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次“伟大革命”的含义是什么
为江西万名官员变拜年为植树喝彩
要把握和谐文化建设的制高点
“以德为先”需先“以德服人”
最可贵的就是实干
要“祛魅”而非“赋魅”
党员干部该读些什么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呈现诸多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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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总理的“中国救不了资本主义”真的牛!
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若干态势预测
全球危机,究竟谁是祸根
刺激内需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最关键因素
以基本公共服务拉动消费需求
消费:“冬天里的一把火”
关键时期尤须保持头脑清醒
也说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三大理由
自主创新是我国工业走出低谷的必由之路
水资源争夺战 中国准备好了吗
美国对待金融危机的双重理念
贸易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
温总理说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令谁汗颜?
莫忘来路
“共赢”是人类的最高智慧
展示中国文化中的普世价值
文化是重要的国家基因
读书与健康
“取”与“舍”
最佳状态
好日子怎么过
勿羡慕别人
新加坡的“东方理念”
牛年也要防犯“牛”毛病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共产党的执政理论,包括执政目标、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体制、执政方略、执政基础、执政资源等诸多方面内容,核心是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中积累了宝贵的执政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执政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等重大问题,实现了党的执政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与时俱进。

  一、邓小平理论奠定了新时期党的执政理论的基础

  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问题,深入思考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执政、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要求的新思想新观点,为新时期党的执政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指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提出的“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等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我们党的执政目标和根本任务。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邓小平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他还强调,开放也是改革,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项基本国策。这就明确了党在执政过程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方法和动力。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指出:民主是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一个本质特征。我们党致力于维护和保障我国公民的人权,并把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使公民享有我国宪法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这就明确了党在执政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邓小平深刻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还指出,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要靠法制来引导、规范和保障。这些重要思想,明确了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这就明确了共产党执政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以及应当具备的执政条件和执政环境。

  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这就明确了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新时期党的执政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蕴涵着许多关于共产党执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江泽民同志坚持并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强调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正确坚持和贯彻发展的思想,我们就能够从容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不断前进”。他提出,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对于中国是须臾不可偏离的主题。这些重要论断,进一步阐明了发展是党执政的首要任务。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江泽民同志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深刻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成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最重要、最本质的执政理念。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的十六大把政治文明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道,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战略任务,强调要不断促进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些重要思想,进一步指明了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和战略任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江泽民同志提出,要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确立依法治国的执政方略,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现了重大转变。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江泽民同志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这些重要思想,从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变化的实际出发,着眼于团结和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巩固和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时代发展的要求、党肩负的历史重任和面临的挑战与考验,有了更加深刻和清醒的认识。

  三、科学发展观把党的执政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推向了新阶段

  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党的执政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个飞跃。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他还指出,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人民群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主体作用。只有更加自觉地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更好地化解我国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些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共产党执政依靠谁、为了谁,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根本问题。

  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胡锦涛同志郑重提出全党同志要牢记“两个务必”,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些重要思想,指明了新形势下党执政必须坚持的核心价值和应当着力把握的基本原则。

  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胡锦涛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坚持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关系。胡锦涛同志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党的十七大上,进一步提出要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些重要思想,进一步指明了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注重统筹兼顾这个根本方法。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他还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执政,就是党要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和科学的制度、方法来执政。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这些重要思想,从新的高度和视角明确了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

  四、新时期党的执政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启示

  党的执政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推进的,来源于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又指导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围绕一个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年来我们党在执政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始终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相适应。

  (二)抓住一个关键:发展。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发展始终处于党的执政理论的核心位置。解决中国的问题,根本在发展;共产党执政,关键在领导好发展。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这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目的,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本保证。

  (三)贯穿一个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的核心价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党就能始终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四)把握一个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我们党要长期执政,带领人民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这是党永葆先进性,始终具有生机活力和创造力的力量所在。

  (五)遵循一个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党的执政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是探索执政规律的过程,也是遵循和运用执政规律的过程。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是我们党取得执政成功的最宝贵经验。 摘自《党建研究》
 


 

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发展的深厚土壤,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民解放斗争的光辉实践,发展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长期以来,这一制度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凝聚力量的显著功能,能够为科学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发展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评判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好坏优劣,最终都要看其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在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和坚强领导,保证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规划和总体部署;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就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深入考察调研,积极献计出力。这样的制度设计,实现了目标方向一致性和组织形式多样性的统一、集中领导与广泛民主的统一、富有效率与充满活力的统一。这一制度,能够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凝聚起来,最大限度地形成统一意志,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合力。中共十六大以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围绕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深入考察调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方面提出许多重大意见建议,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团结合作的鲜明特色,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资源整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我国政治制度具有高度的社会整合功能。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依法长期执政;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依法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中有党外人士l8万多人,各级政协委员中有党外人士35万多人,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中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有3.2万人。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在工作中享有充分的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奋斗目标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团结合作,形成了高度的政治认同,促进了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和组织整个社会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前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包容协商的丰富内涵,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汇集了各民主党派等各界各方面人士,在社会基础、组织构成上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现有政治体制,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实现最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一制度,拓宽了反映社情民意和利益诉求的渠道,既尊重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民主的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障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的履行,各民主党派通过各种形式,对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的大政方针、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特别是各级党委依法执政及领导干部贯彻落实中央方针政策、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进行监督,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积极稳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共创和谐的目标追求,有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政党关系的团结和谐,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同于西方的竞争式民主,它强调以民主协商代替竞争冲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不是彼此倾轧,而是在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上团结协作、共同奋斗。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政党攻讦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维护政治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与一些国家盲目照搬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从而导致党争频繁、互相掣肘、内乱不断、效率低下的情况相比,我国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能够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与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纪律严明和党性坚强密不可分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着力增强党的纪律观念,切实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回顾我们党80多年的历程可以看出,纪律严明是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是党的重要政治和组织优势,也是每个党员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重要基础。那么,严明的党纪从何而来?广大党员为什么能够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我们党以及广大党员所特有的坚强党性。

  党性决定党纪,党性是制定和执行党的纪律的根本依据。党性,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内在本性,是一个政党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一个政党制定什么样的纪律、怎样执行纪律,都是由其党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其党性必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党性内容,客观上要求党必须制定和执行严明的纪律,这样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凝聚全党的力量,保证全党成为统一的战斗整体,实现党的历史使命。

  党纪体现党性,党纪是广大党员践行党性的重要保证。党的纪律是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它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客观性,即它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主观意志的表现。党的纪律是党在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的历史过程中根据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国情党情、形势任务而对广大党员提出的行为规范,执行党的纪律才能保证党的奋斗目标的实现。二是严肃性,即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而不是愿意不愿意遵守的问题。党的纪律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的,反映和代表了大多数党员的意志,因而对全体党员具有同等的约束力,都必须认真执行。谁若违反了纪律,谁就要受到纪律的制裁。这一点最突出地体现了党的纪律对党员践行党性的保证作用。三是自觉性,即广大党员能够把遵守党的纪律视为对党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在强制下被动地遵守。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凭着高度的思想觉悟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真正的共产党人遵守党纪已经成为一种本能和自觉,并通过这种对党纪的自觉遵循体现出党员的坚强党性。

  严明的党纪和坚强的党性相互促进、共生共长。一个党员有了坚强的党性,就能够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一个党员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就能进一步增强党性。反之,一个党员如果党性不强,就必然会在实践中违反党纪;一个党员之所以受到党纪处分,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性不强。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牢牢汲取。

当前,我们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着力增强党的纪律观念,切实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自觉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保证中央政令畅通,以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模范行动体现和发展自身的坚强党性,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满怀信心地开创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新局面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我们辞别了极不平凡的2008年,迎来了充满挑战与希望的2009年。刚刚结束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明确了2009年组织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各级组织部门、广大党员干部要满怀信心、振奋精神,齐心协力、克服困难,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顺利完成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

  突出实践特色,扎实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把经常性教育与开展适当的集中学习教育相结合,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目前,全党正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各级党委要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落实领导责任,扎实推进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要抓住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这个重点,把问题找准确,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把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应对危机、克服困难紧密结合起来,把风险转化为科学发展的机遇,以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的成绩来检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以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核心,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为重点,努力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定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领导集体。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党性原则,增强政治意识、政权意识、责任意识,着力提高在复杂严峻形势下领导经济工作、推动科学发展的本领,提高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等能力。要围绕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选干部、配班子,要在完成重大任务、解决复杂矛盾中考察识别干部,大胆提拔使用实践中经受住考验、表现突出的优秀干部。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切实改进干部管理中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把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要求落到实处,促使党员领导干部自觉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真正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忠实践行者和深化改革开放的带头人。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要根据党的十七大的部署,不断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创新党内民主形式,丰富党内民主内容,积极稳妥、扎实有效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完善具体的制度体系,正确规范党内民主生活,规范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权力与监督、党员个人与党的组织、下级组织与上级组织等关系。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党章为依据,积极探索党内民主的多种实现形式,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要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票决制,进一步落实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发挥党的代表大会对发展党内民主的保证作用。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举措,也是纠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治本之策。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建立健全科学的选拔任用机制,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进一步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继续推进和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方式,突出岗位需要,注重工作能力。要规范选人用人的运作方式和程序,规范各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用人行为,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制度,建立选人用人问责制,推行地方党委任用重要干部无记名票决制,逐步实行和完善差额选拔干部的制度。积极探索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信息公开制度,不断提高选人用人的透明度。要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切实把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坚决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要立足于未来10年和更长时间对领导人才的战略需求,切实抓好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工作。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切实把好政治素质关。要拓宽选人视野,不拘一格选贤任能,把那些政治坚定、让党放心、群众拥护的年轻干部,那些崇尚实干、勇于创新、能力突出的年轻干部,那些敢于负责、品德高尚、清正廉洁的年轻干部选拔出来。有计划地把他们放到基层、生产一线或艰苦地区等矛盾多、困难大、任务重的岗位上去砥砺品质和意志,增长才干和能力,把基层工作经历作为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重要条件。要注重从基层和生产一线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形成上级党政机关从基层和生产一线逐级遴选干部制度。同时,大力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积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建设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全面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的建设工作。基层党的建设是党的建设全部工作的基础工程和活力源泉。要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把改革创新作为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的强大动力。科学把握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地域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特点,切实有效地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深化三级联创活动,完善和落实农村基层党建工作领导责任制,强化县委书记抓农村基层党建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下气力抓好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健全培养选拔机制,拓宽村党支部书记来源,继续做好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完善政策,确保他们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努力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同时,要统筹推进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城市社区和机关、学校、“两新”组织等领域的基层党建工作。

  30年来,在改革开放中我们积累了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重要经验,特别是2008年,我们经受了处理大事、要事、难事的重大考验。这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也为我们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增强了信心。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以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摘自《党建研究》》
 


 

党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经验启示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内又一次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回顾党87年的历史,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始终贯穿其中。党的历次集中学习教育活动,都是对以往大规模集中学习教育活动成果的巩固和发展,都是提升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水平的战略性安排,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经验和启示。

  始终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永恒课题,是搞好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根本任务。历次集中学习教育活动,高度重视党的先进性问题,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长期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延安整风。先进性教育活动,明确提出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永葆党的先进性。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提出在实践中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党员、教育干部,是搞好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根本保证。集中学习教育活动作为党解决党内矛盾、加强自身建设和保持先进性的有效形式,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政治路线和指导思想是否正确。党的历史上的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政治路线正确,教育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二是政治路线正确,但没有很好地坚持,甚至抛开正确的政治路线;三是当时的政治路线错了,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必然出现重大失误和偏差。

  既要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又要以民主集中的原则整顿好党组织,是搞好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重要保证。从历次集中学习教育活动来看,凡是注意发挥党组织核心作用和党员领导干部带头作用的,就能顺利开展,否则就会偏离预期目标,甚至走上斜路。“三讲”教育、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先进性教育活动,强调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走在前、作表率。以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整顿,使各级党组织的活动既有民主又有集中,这样才有利于党发挥领导职能。

  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围绕党的历史任务,是搞好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历次集中学习教育活动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两不误、两相促进。延安整风等活动都紧紧围绕党的历史任务、结合中心工作进行,有力地巩固了后方,支援了前方,推动了生产任务的胜利完成。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解决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

  以正面教育为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搞好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基本方针。历次集中学习教育活动都把正面教育为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一条基本方针。延安整风中,党中央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批评同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根源,广泛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思想教育,解决党内问题。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在深化学习提高认识上下功夫,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全面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明确努力方向。

  充分发动群众,接受群众批评与监督,开门搞教育,是搞好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必然要求。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历史证明,只有充分发动群众,请群众来提批评性意见和建设性意见,才能找准问题,对症下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坚持群众路线,努力使活动成为群众满意工程,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活动成效的根本标准,把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切实增强群众对党的信任感和向心力,作为衡量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重要标准。

  注重思想教育成果与实践成果的有机结合,建立健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是搞好集中学习教育活动成果的具体体现。历次集中学习教育活动,不仅重视思想教育成果的实效性,而且十分重视活动成果的总结和转化应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着力建立和健全起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制定了一批促进科学发展的政策、制度和规划,推进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摘自《宁夏日报》
 


 

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


  伴随着党的地位和任务的变化,吸取以往执政和国外各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不断创新和发展执政理念,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也是政党政治学和发展政治学中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适应形势的发展,实现执政党执政理念的改革与创新,是推动党建工作发展的前提性条件。

  执政理念,是执政党领导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理性认识和基本观念,是执政党以执政宗旨为核心的一整套执政观的价值判断,是关于执政理想、执政准则、执政思路的深层次的理性认识。执政党必须提出反映时代要求、代表人民利益、体现人民心声的执政理念来引导人民前进。

  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究竟应该树立和贯彻什么样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深入的思考,逐步探索出一条从执政到善政的执政理念不断发展的新路。

  由重政治运动转向重制度安排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型政党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执政的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建立了党的执政理念的雏形,特别强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毛泽东的这一执政理念虽然解决了谁来掌握国家政权的问题,但未能就如何制约和更替掌权者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因此执政党仍可能面临因掌权者腐败而产生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执政困境。

  随后的“文革”使国家发展陷入困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举步维艰,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抉择。在这个紧要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勇于创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从破除旧体制框架、实现制度变迁开始的,特别是摒弃了毛泽东时代“大民主”政治运动的执政体制,日益将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各项事业纳入制度化轨道。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强调:“制度问题不解决,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等一切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因为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有思想作风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制度方面的原因。为了克服这些弊端,我们既要解决思想问题,更要解决制度问题。”然而,形而下层面的制度转型有赖于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转型,在价值层面缺乏有力支持的情形下,单方面寻求制度层面的突破是不可能成功的。

  为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着重在全党确立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由此开启了依法执政的新时代。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开始转向,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把民主执政作为主要历史经验之一加以总结,把推动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

  由重国家本位转向重人权本位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曾有过的以民为本执政理念的体现。但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的“以民为本”仅是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为确保江山稳固,永保一族一姓的“家天下”。国家政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构筑人人能够在文明下生活的制度底线。国家政权合法性来源于执政者对制度底线的恪守和对人权保障的实现,人权和国家政权之间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后,在人权和国家政权关系的认识上也曾存在误区,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已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执政目标之一写进党的报告并载入宪法,倡导以人为本并注重民生,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逐渐由重国家本位转向重人权本位的开始。邓小平时期主要强调平等人权问题,提出“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江泽民时期则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建立了在物质原则、建设原则、实践原则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本执政理念,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将实现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在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融入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构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原则以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观。

  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应该也必须超越古代民本执政理念,不应只将保障人权作为其执掌国家政权的手段,而应将保障人权作为其执掌国家政权的根本目的。不以人权保障作为根本目的的执政党最终必定要失去国家政权,苏东剧变就是最好的例证。苏东剧变给执政党的启示不是执政党如何加强对国家政权的控制,而是执政党如何通过国家政权手段实现公民人权保障的目的,否则其执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就会丧失。

  由重政权稳定转向重社会正义

  考察人类历史,执政者无不强调政权稳定。靠什么方式实现政权稳定,执政者各有其法,归纳起来有两类:一是靠国家暴力,通过政治高压维持社会稳定;二是靠正义制度,让社会各方服从于共同认可的道理,从而实现社会稳定。社会发展进程表明,执政者靠暴力和政治高压只能实现短暂的、表面的社会稳定,最终无法跳出以暴易暴的历史周期率,而通过正义制度确保社会各方服从于共同认可的道理,才能实现社会长期的、内在的稳定。

  社会各方共同认可的道理表现为国家公平法规和社会公正制度,唯有得到社会各方服从,社会正义才能实现。一般说来,社会制度的追求具有双重目标,即公正价值与秩序价值,这两种价值都至关重要却也有主次之分,现代制度精神要求公正取得优先于秩序的地位。

  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以及国家政权稳定的腐败治理问题作出了积极、有效的探索。针对改革开放形势下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情况,邓小平指出,腐败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中国共产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因而,他要求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必须努力保持清正廉洁,坚决反对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

  江泽民将社会正义的实现置于制度层面,从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逐步做到保证社会成员都能够接受教育,都能够进行劳动创造,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胡锦涛着重强调要不断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订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目前,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不仅仅是一句政治口号,更是一项值得认真对待的政治主张,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从传统执政向现代善政转型的深入发展。从改革开放前强调专政的阶级斗争到改革开放中注重共赢的社会和谐,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决定了其自身命运,也决定了国家命运,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发展史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摘自《中国教育报》
 


 

中国各政党共同奋斗历史凝结起来的伟大成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及发展,有着特定的国情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的理性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近代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各阶级的先进分子纷纷向西方学习,致力于改良或革命。历史实践表明,改良的道路行不通,不推翻腐朽的封建专制,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复兴就难以实现。1911年,民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在艰难的探索中,中国人民认识到,要完成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有新的政治力量以新的先进理论为指导开创新的革命道路。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确立了自己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在长期实践中经过比较,郑重地选择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在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雏形。随着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建立,这一政党体制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可知,是历史与国情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政治发展的特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基于这一特质的必然产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争取民主、反对独裁斗争中作出的正确选择。辛亥革命后,中国一度模仿西方实行议会政治、多党制。但是,由于大小军阀的倒行逆施,由于缺乏适宜政党民主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环境,更由于近代中国面临的独特历史任务和特殊国情基础,在反动力量绞杀和收买的夹击中,中国的议会政治、多党制尝试彻底破产。大革命失败后,一些人试图开辟救国救民的“第三条道路”。在民族内忧外患不断加重的历史背景下,为数众多的新政党相继产生,它们都是按照西方民主政党模式组织起来的,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而与此同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也逐步确立起来。在这一体制下,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被宣布为非法且遭到镇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政治一度形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三方并存的局面。但是,蒋介石集团顽固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一方面使民主党派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另一方面也将自己彻底孤立起来,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最终走向彻底的失败。旧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不顾国情,照搬西方政党制度模式是行不通的;一党独裁,违背历史要求和人民意志,也必然会走向覆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在上述两种政党制度模式彻底失败之后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是中国人民在比较鉴别的基础上作出的合乎历史理性的正确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各政党共同奋斗的历史凝结起来的伟大成果。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但是,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动摇性等特点,他们不可能形成强大、独立的政治力量,不可能承担起领导革命的重任。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独立、富强、民主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衷心拥护。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则进一步促使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彻底丢掉了“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定了只有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才能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信念。中国共产党也深刻地认识到,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极为艰巨,任何革命阶级及政党都不可能单独完成,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由此,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争取、团结民主党派的方针,与他们亲密合作、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虽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共有所不同,但在反帝爱国、争取民主上是一致的。八年抗日战争,各民主党派为团结抗日奔走呼号;三年人民解放战争,民主党派积极配合人民解放事业;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参加新政协,参与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参加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长期以来中国各政党共同奋斗的历史凝结起来的伟大成果。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正作风首先要强党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明确指出了当前一些领导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揭示了领导干部作风问题的实质是党性问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如果领导干部作风方面的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部署就难以贯彻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难以顺利实现。因此,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密切联系本系统、本单位的实际,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的重大意义,正作风,强党性,谋发展。

  有什么样的党性修养,就有什么样的工作和学习作风。当前一些党员干部作风问题最突出的体现就是言行不一,要么说得多做得少,或者说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别人去信、去做,自己从来就没想去做。有些党员干部为什么做不到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贪图安逸,害怕艰苦。懒惰是人性、人格的致命的弱点,它总是与追求享受结伴,追求享受者必然懒惰,懒惰者也必然以享乐为生目的。人一旦染上懒惰的恶习,就会变得尖滑、漂浮,不仅在艰难困苦面前畏惧退缩,就是在日常工作中也会拈轻怕重,只说不做,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口头干部”。因此,党员干部一定要以懒惰为耻,以勤奋为荣,以创造为荣,以奉献为荣,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

  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是党员干部必备的品格,也是党中央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当前,有些党员干部人格缺损尤其是双重人格的问题比较突出。事实表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旦步入双重人格的泥潭,必然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其实,人格形象是新形势下加强党性修养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评价党的作风的重要窗口。党的优良作风与党员干部的人格形象始终是密切相联的。党的作风决定党员干部的人格,党员干部的人格体现党的作风。党员干部言必信、行必果,人格形象好,则党风正;党员干部言行不一,人格形象低劣,则党风衰。与党员干部的其他素质相比,人格形象更具有经党性、外在性和直观性的特点。群众评价一个党员干部,往往首先看他的人格,看他讲的、说的,自己是否信、是否能自觉去践行。人格形象直接关系到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到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有的干部很有影响力,深得群众的信赖,而有的干部却威信低,群众敬而远之,究其原因,是言行一致的高尚人格增加了领导者的威信,而言行脱节的双重人格抵销了领导者的影响力。另外,那些沾染了双重人格的党员干部对于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必然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甚至阳奉阴违,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党中央的精神无法贯彻落实。因此,对党员干部的人格问题,必须提高到能否坚持党的领导和与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一致的高度来认识,进而增强党员干部抵制双重人格,保持高尚人格的自觉性。

  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人格魅力,既靠主观的努力,又要靠外在的影响和约束。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严肃教育、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和严格监督,始终是党员干部形成和保持高尚人格的重要环节和有效途径。近年来,随着党内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对领导干部在政治、道德、经济、生活等多方面问题纳入监督体系,长期缺乏他律,严重影响了党性修养的提高。各级党委和纪检部门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包括对党性修养的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批评教育,严重者要坚决惩处,决不手软。同时,要把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发动群众的力量和舆论的力量约束领导干部的言行。

  党性修养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生命线”。实践证明,领导干部一旦放松自己的党性修养,就会降低甚至丧失拒腐防变的能力,就会瓦解反腐倡廉的斗志,就难以经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只有坚持不懈地抓好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不断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抵制各种腐朽落后思想观念的侵蚀,及早发现和解决党性和作风方面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才能有效预防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党员干部队伍的状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领导干部遭受腐蚀的现实危险性也在不断增加,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为此,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把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腐败,坚持不懈地抓党风、促政风、带行风,促进依法行政、廉洁从政和勤政为民,树立党员干部的新形象。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思考


  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以落实党员主体地位为出发点,以程序性、保障性制度建设为着力点,以广大党员干部最为关注且有一定实践基础的工作为切入点,重点突破,整体推进。

  一、完善推选机制,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民主推荐和民主选举是党员的重要权利。完善民主推荐和民主选举机制,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改进候选人推荐提名方式。不事先拟定酝酿推荐候选人建议名单,而是采取党员群众直接酝酿提名、多轮投票筛选的办法进行,切实将大多数党员群众的意愿作为推荐候选人的基础,差额确定初步候选人。二是规范考察选举方式。公开考察过程,扩大参与考察范围,完善候选人介绍办法,扩大差额的比例和范围,让候选人充分竞争、党员充分选择,使选出的代表或干部真正体现民意,防止产生利用民主程序实施不民主的意图、形式上民主实质上并不民主的问题。三是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并适度放宽候选人推荐提名条件。目前仍存在根据内定人选规定候选人提名条件、把提名人圈定在很小的范围内的情况。这实际上限制了党员的选举权。

  二、改进决策方式,提高党员群众参与度

  科学的决策离不开群众的智慧。党内重大事务的决策,必须按照有关程序扩大参与范围,体现广大党员群众的意志,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为此,要建立以下三项制度:一是建立党内重大事项征求意见制度。基层党组织要确定重大事项的范围,列出重大事项清单。决策重大事项,要加大党员的直接参与的力度,事先通过邀请党员参加座谈会、讨论会、意见征询会等形式,畅通党员表达意见的渠道,组织党员对事项的可行性、解决的办法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等进行思考、讨论,使民主讨论的合理意见成为决策时应考虑和吸纳的重要内容。二是推行讨论决定党内重大问题票决制。基层党组织选举党组织班子成员和出席上级党的代表会议代表、党员发展和预备党员转正、党员表彰和处分、集体收益管理使用等重大问题,应召开全体党员会议票决。党组织研究决定党内重大问题和重要干部任免,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进行投票表决,防止“私下授意、背后通气”的行为。三是探索推行党员代表常任制和任期制。要实现党代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和党员的广泛参与,必须完善县、乡党代会代表选举制、代表年会制,明确党代表的会议审议权、决策权、选举权、提案权和闭会期间的督查权、视察权,定期听取和审议党委年度工作报告、提案办理工作报告以及提交的其他重大事项,共同讨论和决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并作出决议。同时,建立党委委员联系代表、代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的制度,建立健全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和基层党组织、党员、群众反映意见的便捷通道,构建党代表特别是基层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平台。

  三、推进党务公开,提高党内工作透明度

  党务公开是推进党内民主的一大抓手。2007年以来,我市适应广大党员的要求,加大党员发展工作公开力度,在民主推荐入党积极分子、确定发展对象、预备党员转正三个环节全部进行公示,切实提高了发展党员的质量。但从党务公开的整体运行情况来看,还存在随意性较大的问题,有的单位党务公开避重就轻,有的只公开过程不公开结果,有的公开不够及时到位。下一步,应该就党员群众关心的重要事项加大公开力度,进一步丰富和规范公开形式,切实保障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深、更多的了解和参与。一是开放“三会”。召开市委全委会、乡镇党委会、村党支部会前,对有关议题进行公告,本着自愿的原则,按一定程序吸收对有关议题感兴趣的基层党员(代表)参加。二是透明“三过程”。透明财政预算、项目实施、城镇改造、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透明干部推荐、考察、选举、公开选拔、竞争上岗、职务任免等重大人事变动的操作过程,透明重点工程招投标、重大问题处理和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过程。三是搭建“三载体”。建立党员会议通报情况制度,定期通报党内重要情况;建立党务公开栏,及时张榜公布党员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在党建网站建立交流互动平台,随时反映党建工作动态,听取党员群众意见,让党内各项工作的运行始终置于阳光之下。

  四、着眼良性互动,提高与经济社会的关联度

  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决不能仅就党内抓党内,而应当紧密联系党外基层民主的实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首先,在推进政治民主方面,要更加注重党内外民主的互动共进。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当前村民自治的先行探索和经验,通过制度设计,变党外民主的压力为推进党内基层民主的动力;一方面要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为人民民主的探索把握好方向,提供环境保证,使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相互交融、良性互动。其次,在推进经济民主方面,要更加注重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当前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的情况下,我市农村基层党组织积极探索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有效形式,通过党支部领办行业协会、发展经济合作组织、兴办龙头企业和特色产业示范基地、培育专业市场等形式,启发带动群众对农村经济的民主化管理,提高了农村经济的组织化程度,促进了农民持续增收,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其三,在推进党外民主方面,要更加注重发展基层社会自治和群众自我管理。应按照党建共抓、资源共享、事务共管、文明共建、稳定共保的思路,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并以村干部和党员为骨干,建立群众自治组织,从农村规划、婚丧嫁娶,到邻里关系、柴米油盐,都有章可循,有人管理,有效维护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注重民主评价,提高党员群众满意度

  一要健全基层党组织报告工作制度,让党员群众知情。对于乡镇、部门党委,应实行党委书记年终向党员(代表)述职制度,述职内容包括党组织开展工作情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和改进措施等方面;同时,对党员领导干部工作实绩,每季度向党员群众公示一次,接受群众监督。对村党组织,实行年度目标承诺制度,每年初根据党员群众意见确定年内重点办好的实事,明确责任人员,在党员群众大会和村务公开栏公开承诺,工作进展情况每季度在党员大会上通报一次,使党员群众及时了解党组织的工作状况。二要健全党组织履行职责情况民主评议制度,让党员群众说话。对乡镇、部门党委书记履行职责情况,每年组织党员代表评议一次。对党组织履行承诺和开展工作情况,结合年终班子考核,组织党员和群众代表进行评议。三要抓好民主评议结果的利用,让党员群众意愿落到实处。评议结束后,上级党组织要将评议结果反馈给下级党组织,提出整改要求。同时,要把民主评议结果作为评先树优、干部任免和评定奖励工资的重要依据。 摘自《党建研究》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追求


  党员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十分重视党员在党的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这个重大命题,以新的时代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员主体地位的思想。

  一、关于党员主体地位的理论阐述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明确提出“党员主体地位”这个概念,但从不同角度对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发挥党员作用等有关问题作出过比较系统的理论阐述。184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确立了民主建党的原则,将党内的生活制度、组织制度完全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明确指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优势在于党内民主原则,而同盟的“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列宁也指出:“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列宁全集》,第13卷,191-192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党内民主的有关阐述,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党内事务中所有成员是一律平等的本质,为确立党员的主体地位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在党的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党员主体地位的重要思想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重视发挥党员主体作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努力探索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1927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就明确规定“党员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8年,毛泽东指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武器。”(《毛泽东选集》,第2卷,529页)党的七大突出强调了党员的地位和作用,在七大党章中第一次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八大修改的党章,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作为党员的一项权利,在保障党员权利方面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刘少奇指出:“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刘少奇选集》,上卷,365页)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党内民主与党员权利和地位之间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维护党员权利、建立党内平等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邓小平强调:“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邓小平文选》,第2卷,144页)他还指出:“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同上,331页)根据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思想,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恢复了党员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重要论断,提出“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这是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突出强调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问题。

  三、十六大以来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具体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坚持党员主体地位、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对党员主体地位的认识逐渐深化。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同志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行为主体”。2006年6月3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的主体,党员队伍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基础,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始终抓好保持和发展党员队伍的先进性这个基础工程,必须始终抓住党员队伍这个主体。”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要继续积极稳妥、扎实有效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员主体地位,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使党内民主意识普遍增强、党内民主制度不断健全、党的创造活力充分发挥。”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指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在200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又强调:“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事务中的参与、管理、监督作用……增强发挥主体作用的能力。”从“党的行为主体”、“党的活动的主体”到明确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充分表明了党员的主体地位问题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二是广大党员的主体意识日益凸显。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党员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心爱护”的要求,通过建立“党员服务中心”,设立党员关爱基金等方式,关心和爱护基层干部、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党员的角色意识明显提高,对党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显著增强。

  三是党员主体作用日渐得到发挥。各级党组织针对农村、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不同的特点,创设党员发挥主体作用新载体、新平台,拓宽党员发挥主体作用的渠道和途径。通过主题实践活动以及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户、党员承诺、设岗定责、结对帮扶和志愿者服务等多种方式,增强了广大党员争先创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四是维护党员主体地位的制度体系逐步形成。近年来,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有力地保障了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开展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进一步完善党内选举办法。颁发《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等四个长效机制文件,逐步建立健全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这一系列制度的出台,初步形成了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员主体地位的制度体系。 摘自《党建研究》
 


 

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党课教育


  目前,党课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对党课教育的认识不足,缺乏计划性;党课教育内容游离党员的思想实际,缺乏针对性;党课教育单调,缺乏实效性;党课教育形式老套,缺乏创造性。解决这些问题,急需加强改进党课教育。

  加强和改进党课教育,提高党课教育水平,需要做很多的艰苦工作。首先,要充分认清党课教育的重要地位。党课教育之所以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对党课教育应有的地位认识不够。只有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党课教育,真正把党课教育作为组织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才能逐步提高党课教育水平。其次,要紧贴实际设置教育内容。许多单位在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基本路线等理论性很强、比较抽象的教育时,与党员的思想实际联系不够紧密,影响到教育效果。因此,教育要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特别是要立足于单位自身建设实际和党员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设置讲课内容。要紧贴中心工作和党员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有的放矢。第三,要精心准备教案。教案是课堂教学的基础,是加强教学的预见性和计划性、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因而撰写党课教案工作非常重要。党课教案要特别突出“精”字,要紧密结合党课的实际去准备。要做到了解授课对象,弄清党员在想什么、干什么、盼什么,有什么疑虑困惑,增强教学的针对性。第四,要做到方法灵活多变。针对不同内容,有的可以让书记讲,有的可以让有专长的支部成员讲,有的还可以由党员讲。对专题性比较强的课题,要注重整合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党员教育资源的作用,必要时可以请专家学者为党员上党课。授课过程中,要增强授课人与听课人之间的交流。第五,要落实教育效果。当前,部分党员之所以对党课缺乏兴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课的“隔靴搔痒”现象。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深入浅出、区分层次,增强教育效果。 摘自《西藏日报》
 


 

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指出: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使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以优良作风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这一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为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的作风亦即党风,是一个政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生活等各个方面一贯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党性,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内在属性,是一个政党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党性与党风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党性是魂,党风是形;党性决定党风,党风体现党性;党性是党风的内在根据,党风是党性的外在表现。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在作风方面问题依然突出,从内在原因讲,就是在党性修养上出了问题。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领导干部作风的好坏是检验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试金石,而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则从根本上决定着其作风的好坏。

  我们党把党风问题提到党的性质、宗旨和世界观的高度,是其他政党所没有的。经过多年锤炼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已经成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把作风建设摆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强调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这些都表明,我们党对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整体布局和具体要求是明确的。当前之所以再次强调党的作风问题,就是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想问题、办事情都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坚持执政为民、紧紧依靠人民、切实造福人民,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中体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抓住了党性修养问题,就抓住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根本和关键。领导干部要想经受住考验,就必须增强搞好自身党性修养的自觉性。一应把加强党性修养同加强作风建设结合起来。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把实现个人追求与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人民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二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加强党性修养、推进作风建设。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以实际行动团结带领本部门本单位的党员干部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三应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这是我们党反复强调的;同时,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领导干部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正确与否,不仅关系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开展,而且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领导干部必须高度重视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增强干事创业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真正把心思和精力用到工作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多党制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由两个或多个资产阶级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体现了人民选择的民主制度。而实际上,这种制度并没有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是由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大资本集团控制的实质。

  在西方多党制度下,依然是私人资本控制着公共权力。西方多党制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的政治制度。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产权制度从根本上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形成和运行。在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制度之下,经济资源与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严重不平等。掌握较多经济资源的阶级与集团,必然要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通过各种途径影响进而控制社会公共权力,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因此,金钱政治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痼疾。掌握巨大财富与金钱的大资本集团,把现代西方国家多党竞争与选举演化为一场按商业规则运作的政治推销活动,通过对竞选规则的控制,通过媒体的运作、炒作,控制公众的信息接受,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社会舆论与公众认知,进而影响选民的选择,最终取得竞选的胜利。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2004年12月14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04年竞选一名参议院议员的平均费用约为251万美元,最高达3148万美元;竞选一名众议院议员的平均费用约为51万美元,最高达904万美元。试想,没有大资本集团的资金支持,怎能进行权力的角逐?不依靠金钱的力量,又怎能在角逐中取胜?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实际上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大资本集团的政治力量控制国家政权。

  多党竞争具有扩大社会分歧的倾向,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多党竞争必然要争夺选民,争夺选民首先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加之在多党制度下,各个政党以夺得或控制政权为唯一目标和根本价值,在权力争夺中不择手段、相互攻讦,结果必然是形成扩大和深化社会分歧的政治机制。这一缺陷在西方国家处于工业化社会转型期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竭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使不少本来已经迈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的社会纷争,更使一些国家内战频发、民不聊生。造成这种不幸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易发期,而从西方输入的多党制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显化、激化,成为这些国家社会矛盾升级的导火索和加油站。这是造成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而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也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这个时期,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伴随着因社会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社会不平衡大量产生、发生。当前,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根本利益是团结一致、抓住机遇、实现发展。为此,需要把人民内部的利益分歧与矛盾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使之不影响大局。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决不能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错误道路,因为那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我国需要的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汲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事实上,我国已经找到并走上了一条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首先,这条道路有利于形成反映中国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在我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代表,因而能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和要求,正确把握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到使全社会、全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其次,这条道路有利于统筹兼顾各方利益。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在运行中既能够反映人民群众中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呼声,又能够从全局出发将人民群众的各种意见集中综合起来,使国家的法律与政策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妥善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协调人民内部的局部利益、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根本利益。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创新科学发展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理念的高度决定着科学发展的深度。落实科学发展观,首要的问题是创新科学发展理念。

  树立“知是前提”的理念。只有熟知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才有忠实执行科学发展观的自觉行动。要摒弃“学学词、练练嘴、表表态”等浅尝辄止、投机作秀的形式主义,扑下身子,静下心来,刻苦钻研,学懂弄通,领悟真谛,切实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把对科学发展观的“知”,转化为谋划科学发展的思路、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促进科学发展的举措。

  树立“新是关键”的理念。中央的方针政策是从全局角度制定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共雷”,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差异性是客观世界的存在形态。因资源秉赋、发展起点、经济基础的差异性,同样的工作任务具体到不同地区和部门,就有千差万别的情况。推动科学发展,就要敢于创新开拓,防止照搬照抄。既要继承“老祖宗”,又要开辟“新境界”。不傍人藩篱,不囿于定论,不人云亦云。深入调查研究,将“上情”与“下情”有机统一,因地制宜,把上级原则规定变为可操作的措施。

  树立“行是根本”的理念。“行”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属性,最终目的,是要以行破解发展难题。再好的决策,再宏伟的设想,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空中楼阁。要强化“发现问题是能力,回避问题是失职,敢抓问题是水平,解决问题是政绩”的氛围,紧紧盯住不落实的事,严格追究不落实的人,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一个个项目的落实、一个个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推动科学发展。 摘自《湖南日报》
 


 

为新“三观”叫好


  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十七届三次全会上提出了事业观、政绩观、工作观的新“三观”,立刻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上掀起不小的波澜。笔者也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从内心深处为新“三观”叫好。在笔者看来,新“三观”之所以受到高度评价,之所以得到普遍认同,之所以产生社会共鸣,绝非偶然,而是有着发人深省的原因。

  首先,新“三观”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新“三观”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新情况,不光是新在提法上,更主要的是新在内涵上。其中,不仅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有“不动摇、不松懈、不折腾”的执政理念,还有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本质要求。在事业观中,包含着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蕴含着改革开放的宏伟志向,释发着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在政绩观中,强调了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阐明了政绩追求的正确导向,褒奖了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在工作观中,透射出共产党人的公仆情怀,凸显出廉洁从政的为官之道,传导出勤勉敬业的优秀品格。新“三观”的这些富有新意的深刻思想内涵,揭示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内在规律,在继承传统中赋予新的内容,更加贴近当前的实际。其次,新“三观”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新“三观”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以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作为依据。在一些领导干部中,有的事业心不强,不想事业想官位,在其位不谋其政,胸中无全局,做事无方向,平庸无为,尤其是缺乏干大事业的勇气和魄力,这也不敢想,那也不敢干,坐失发展良机,年复一年,毫无建树;有的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为使自己尽快得到提升,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惜以牺牲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为自己造势,追求轰动效应,捞取政治资本,结果是劳民伤财,留下一大堆后续发展的隐患;有的特权思想严重,没有把工作看作是义务,而是看作权力,不关心民生,不为百姓分忧,官气十足,高高在上,养尊处优,追求享受,以工作之名行谋私之实,搞权力寻租,损害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甚至贪污受贿。新“三观”抓住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针砭时弊,切中要害,令人深思,催人警醒。

  新“三观”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一是有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新“三观“道出了全党的心声,表明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决心,传递了加大端正党风、反腐倡廉力度的讯息,必将把全党的力量凝聚到一个点上,把全党的认识变为共同的意志,形成全党抓作风、全党反腐败的强大阵势。二是有利于推动党的先进性建设,常抓不懈,增强党性。新“三观”把党的先进性要求具体化,着眼于各级领导干部的日常活动和执政行为,指向很明确,便于对照检查,随时克服不足,必将促使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地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政绩观、工作观,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三是有利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三观”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提出让实践、人民、历史检验干部实绩的理念,合民心,顺民意,必将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转变作风,扑下身子,诚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新“三观”是一声号角,鼓舞共产党人走上“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新征程;新“三观”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党风中不尽如人意的瑕疵;新“三观”是一副清醒剂,让一些迷途徘徊者猛醒;新“三观”是一把尺子,可以量出党性修养的长与短;新“三观”是一缕春风,给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的官场文化气息。我们坚信,有新“三观”作为强劲动力,迎来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新局面是能够期待的。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听薄熙来痛说贪官的三个“对不起”


  近日,重庆市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精神,部署2009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廉洁从政,取信于民。会议还组织与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痛击腐败》。

  任何腐化、腐败行为都是从思想的蜕化开始的,都有一个思想演变的过程。因此,把牢思想这一关是最有效的预防,加强思想教育也是反腐倡廉的根本之策。

  正因如此,重庆市召开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不仅传达学习贯彻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精神,部署2009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而且还组织与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痛击腐败》。薄熙来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说,警示教育片提到的那些腐败干部,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他们走到这一步让人心情沉重。这些干部有三个“对不起”:一是对不起组织。组织培养一个干部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心血,将心比心,不应该见利忘义。二是对不起家人。一人落马,父母痛心,子女痛苦。三是对不起自己。一二十年的工作,好歹干了不少事,也有辛苦之时,一旦落马成绩归零。

  我感到,薄熙来书记所归纳的贪官的三个“对不起”,道出了贪官们“噩梦醒来”后的“无限感慨”和“深深渴望”,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深深感悟。

  想想看,一个人的成长进步离不开组织的教育培养。无论是思想品德的磨练,还是知识才干的增长,无论是工作岗位的变动,还是职务级别的提升,无论是工作条件的改善,还是生活待遇的提高,背后无不凝聚着组织的关心和厚爱。如果忘记了组织的培养之恩,利欲熏心、以权谋私,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臭名千古的下场,能对得起组织吗?

  想想看,“可怜天下父母心。”作为父母,有几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做好事、当好人、走好路。儿子成人了、做官了,做母亲的虽不能都像岳飞的母亲一样刺字明志,但谆谆教诲同样是“字字血、声声泪”,饱含了母亲多少的希冀和忧虑。如果贪官们当初能常想想母亲的担忧,能常想想身边的妻子儿女的期望,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忘记了家人,无疑也就背弃了自己,背叛了信念,迷失了自我,能对得起家人吗?

  想想看,贪官原本不姓“贪”,也不是“根里坏”,有的曾经是“好党员”、“好干部”,曾经有过显赫的政绩,否则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然而,在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诱惑下,在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侵蚀下,他们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慢慢崩溃。所以,一旦落马成绩归零,能对得起自己吗?

  由是观之,薄熙来书记归纳的贪官三个“对不起”的告诫,可谓言真意切,如雷贯耳,振聋发聩,令人深省。笔者认为,面对组织的忠告、家人的盼望,从政者当以贪官三个“对不起”为戒,常怀临深渊、履薄冰的畏惧感,以警示自己远离诱惑,远离腐败,走好人生每一步,让党和人民放心,让家人安心。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习近平:充分发挥党史部门在党委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会前会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他强调,党史工作是党的全局工作和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要进一步重视党史工作,切实摆上议事日程,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关心和支持党史部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充分发挥党史部门在党委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受到表彰的全国党史部门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示祝贺,向全国广大党史工作者表示慰问。他指出,过去的一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我们办成了大事,办好了要事,缓解了难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全国党史部门和广大党史工作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认真履行职能,各项工作取得新的重要成绩。

  习近平强调,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党史部门更好发挥作用的一年。党史部门的同志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扎扎实实地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深化党史研究为重点,全面推进党史领域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发挥党史工作咨政育人的功能,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第三次“伟大革命”的含义是什么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3次伟大革命”,并指出了前两次革命的对象,那么,第三次“伟大革命”的对象和含义是什么?请看本文的分析——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12•18”重要讲话),从理论上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这个重要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当前执政的纲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成就。在这个重要讲话中有个提法格外引人注意。胡锦涛同志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3次伟大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这里,我们党第一次把改革开放宣称为一次“新的伟大革命”,并将这一次伟大革命与前两次改变社会性质的革命相提并论。这就表明改革开放不是一次枝梢末节的修修补补的改革,而是我们党领导的在社会主义内部进行的一场深刻革命。

  任何一次革命都是有对象的。胡锦涛同志在这个重要讲话中指出了前两次革命的对象分别为“君主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但没有具体指明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对象。这是为什么呢?第三次“伟大革命”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

  很显然,从革命的性质上看,改革开放这次“伟大革命”与前两次革命是根本不同的。前两次革命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而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其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对此,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1页)从目的和功能上看,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如小平所指出的,“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页)。因此,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不是传统意义上改朝换代的革命,不是要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更改社会主义旗帜,而是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体制上来讲,这次革命的对象是要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阻碍现代化实现的经济社会体制,即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对于这一点,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

  毋庸讳言,我国过去实行的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深受苏联斯大林模式影响的。历史证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造成的后果是,资源高消耗,投入多、产出少、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生活品匮乏,人们生活困难,邓小平把它称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种僵化的体制、僵化的模式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声誉,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巩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正如胡锦涛同志在“12•18”重要讲话中指出的,“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因而,这次“新的伟大革命”在制度层面是建立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除斯大林模式的影响, 其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摘自《北京日报》
 


 

为江西万名官员变拜年为植树喝彩


  二月一日是中国农历初七,即新年上班的第一天,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省长吴新雄率全省二点三万余名党、政官员等“倾巢出动”,种下了十二点七万株树木,这是该省变拜年为植树的首创之举。

  拜年与植树,两者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但却被江西万名官员变拜年为植树的首创之举,而联系到一起。其中一个“变”字,成为吸引人们眼球的“亮点”,被人们所称道,所感慨。

  这正像苏荣书记在植树间隙接受记者短暂采访时所表示的,千百年来,植树造林和修路、造桥、办教育一样,被视为中华民族积德行善的一大举措。大年初七植树,改变了过去新年上班第一天领导干部相互拜年的做法。变拜年为植树,是今年江西省“机关效能年建设”的良好开端。同时,也是落实今年春节期间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江西时提出的“保护好、建设好江西的青山绿水”指示的具体举措。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第一个工作日,省委书记苏荣、省长吴新雄就率该省各部门官员及省市机关干部等共计二点三万余人参加此次在南昌市红角洲卧龙山举行的义务植树活动,以饱满的热情、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我认为,此举可歌可赞可学。

  按照我们传统的春节风俗,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免不了要相互拜拜年,再叙一叙友情,有的还要聚一聚喝上几杯,侃一侃节日期间发生的趣事,大家的心情仍然沉醉在节日的欢乐、喜庆、祥和的气氛之中,这些都是人之常情的事情。

  然而,节日假期的时限国务院有着明确规定,该休则休,该止即止。特别2009年,形势严峻,任重道远,更需要少些应酬、多些实干,少些懒散、多些紧张,少些懈怠、多些努力,上下同心,共克时艰。所以,良辰美景,可堪回味。斯节已矣,还待来年。惟今之要,在于“收假、收人、收心”,忙尽快完成节日与工作日的“频道”切换。

  但据以往经验,在春节后,一些部门和单位很容易陷入“节后综合征”中:比如电话没人接,事情没人办,使得前来办事的群众望门兴叹,徒劳往返;比如有不少单位人员迟到、早退,中途溜岗,酒场多多,沉湎于春节的放松状态之中难以“自拔”,工作效率极低。所以,笔者认为,江西万名官员变拜年为植树,具有鲜明的导向和示范意义,值得各级官员反思感悟。

  不可否认,从节日的松弛转入工作的紧张,从节前的热闹转入节后的平静,生理与心理上都可能会有一点不适应。我们应该把这种不适应减到最小,而不能把它当作迟迟进入不了状态的理由。党和人民把我们安排在一定的岗位,这是党和人民的重托,千万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因此,期待各级干部都能像江西万名官员那样,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岗位,变拜年为学习、变拜年为调研、变拜年为落实、扎扎实实打赢开局之战。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要把握和谐文化建设的制高点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中,党针对社会思想文化的种种倾向,及时正确地把握了思想文化制高点,引领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促进了改革开放,保证了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把握和谐文化建设规律,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文化理论联系实际、着力实践,对在社会精神文化建设中的种种复杂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正确的把握、理智的取舍和科学的决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文化的引导和支撑。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党领导和团结人民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的重要精神支撑,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谐,就是指配合得适当,相互间谐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谐调,应当是先进文化的先进性和大众文化的广泛性的相得益彰和谐调共进。事实上,先进文化与人民大众文化是不可分的。从本质上看,当今中国的先进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是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文化信仰,根植于人民大众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融汇了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先进文化只有始终根植于人民大众的实践,才能把人民大众的愿望、理想、意志和力量更好地凝聚起来、反映出来,更好地引领全民文化实践和文化创新;同样,大众文化也只有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才不至于迷失方向,才能更好地用生动的、具体的、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促进全社会形成中华民族的、积极健康、昂扬向上的共同理想和共同道德行为规范,更好地发展中华文明。

  应把握和谐文化建设的制高点。如今信息传媒高度发达,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就业方式和就业岗位多样化。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实践产生多样化的社会意识,主要表现为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利益和矛盾关系错综复杂。面对当今文化背景,建设和谐文化,党必须代表和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面向时代,立足现实,实事求是,与日俱进。因为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和谐文化。和谐文化建设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促进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共同精神追求。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主要矛盾对非主要矛盾起支配和决定作用,抓好主要矛盾可以为解决次要矛盾创造条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矛盾双方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要更好地弘扬主旋律,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善于抓住和谐文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好和谐文化建设的制高点。

  把握好和谐文化建设的制高点,要坚持用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思想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先进文化是维系一个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支柱”和“灵魂”。历史证明,没有先进文化鼓舞的民族,难以在人类文明的大舞台上担当重要角色;没有先进文化支撑的国家,难以在日趋激烈的世界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古人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灵魂”。和谐文化建设也要始终抓住文化的“灵魂”。对于中国的和谐文化建设来说,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和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先进文化思想引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掘民族和谐文化资源,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营造和谐氛围为根本,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勃勃向上的社会主义公民,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和当今时代精神。

  把握好和谐文化建设的制高点,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握和谐文化建设的制高点。在和谐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党的各级组织必须自觉承担起“把握方向、制定政策、整合力量、营造环境”的各项任务,以统揽全局、谋划长远、协调各方。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既离不开党,也离不开人民,是党领导人民的共建、共享。正如邓小平同志强调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结论。他说,既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又要用先进的理论教育和引导群众;既不可超越群众的觉悟程度,又不可做群众的尾巴;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又是群众的引路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也要遵循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高扬先进文化的旗帜,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才能有效抵制一切颓废、消极、落后的阻碍社会进步的腐朽和反动文化的侵蚀,增强优秀民族文化的自尊、自重、自信、自强;才能有效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树立社会新风正气;才能促进和谐文化不断发展、与时俱进,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把握和谐文化建设的制高点,要发挥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主导作用。和谐文化建设的确是有“层次”的,应该体现“和而不同”,追求“真、善、美”。因为社会成员的生活实践和生存发展条件“千差万别”,文化、道德水平和觉悟程度也不可能“千人一面”,思想境界也会“因人而异”。但共产党是“三个代表”的先进政治组织,共产党员是先进分子,党员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当也必然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建设者和践行者,是和谐文化建设的组织者、教育者、引领者。在引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和道德实践中,起着主导作用,承担着追求真理、修正错误,把握和谐文化方向,引领和谐文化发展的重任。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共产党员如孔繁森、郑培民、牛玉儒等,正是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姓“共”以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信仰“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他们的真正的“人民公仆”言行建设了先进文化、促进了和谐文化、引领了时代精神。当然无庸讳言,在一些领导干部中确实还存在突出的作风问题,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贪图享乐,甚至骄奢淫逸、腐化堕落、以权谋私,出现了“眼花、耳偏、嘴馋、手伸、脚软、脑乱”等诸多“病症”。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但其对和谐文化建设的消极影响和不良后果是不可低估的。发挥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关键是要通过教育、制度、惩防与激励,“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在和谐文化建设中发挥“中坚”作用,真正把握和谐文化建设的制高点,就要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文化理论联系实际、着力实践,对在社会精神文化建设中的种种复杂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科学的预测和把握、正确的分析和判断、理智的取舍和决策。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以德为先”需先“以德服人”


  近日,中组部在学习胡锦涛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时强调,选人用人以德为先。笔者不禁要问,如何保证所选之人是“德”字为先?如何确保此“德”为民众所公认之德?这就得从选人用人之人说起。

  各级组织部门是党委的主要职能部门,担负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的重任,就是笔者上面所说的选人用人之人。要保证选人用人以德为先,就必须首先保证选人用人之人能“德”字当先,能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就是要用自身的人格力量感召人、凝聚人、影响人、说服人。俗话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伯乐选马只有先做“马”,才能懂马、知马。

  组工干部要以德服人就必须做到:第一,工作中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讲原则,讲党性。“一身正气人品如山克勤克俭,两袖清风情怀似水任劳任怨。”这是一副对联对组工干部的职业道德的集中概括。组工干部肩负选人用人的重要职责,要求在选人用人时出以公心,公平、公正地评价干部,合理地使用干部,同时要尊重民意,以公认促公正。第二,在社会上要讲公德,重形象,重品行。“德乃为人之本,本固则德厚,德厚则威高。”良好的道德修养是为人立业之本,是人格魅力之基。组工干部要培养堂堂正正的人格品行,以优良的品德规范自己的行为,真正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树立起威信,以德修身。第三,生活中要讲品德,做榜样,做表率。组织工作十分敏感,组工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引起人民群众观察和评价的聚焦点,因此,组工干部的社会交往,绝不是小事小节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个人,而且影响到组织部门和组工干部队伍的形象。在生活中,组工干部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用言行去说服广大干部和群众。同时组工干部还要守得住清苦,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保持组工干部的浩然正气。

  总之,组工干部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都要寓“德”于心,以德立身,以德树威,以德服人,才能保证在选人用人的工作中以德为先,也才能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心服口服。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最可贵的就是实干


  最近,国家重要媒体纷纷追记和报道心系百姓铸忠诚的四川南江县委纪委书记王瑛的先进事迹和感人故事。静心凝神体会这位人民公仆的高风亮节,最关键、最可贵的就是她的实干精神。对工作她真抓实干、一丝不苟,对百姓她真诚付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一个“实”字,让这位党的好女儿、好干部感动巴山蜀水,名扬神州大地。

  古人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也强调,要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察实情、讲实话,鼓实劲、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面对影响日益加深的国际金融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说到做到、实干实效”已经成为更多党员干部的共识。

  党员干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骨干力量。实干既是领导干部的优秀品质,也是领导能力的鲜明特质。群众看干部,不仅看说什么,更要看做什么。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人民群众最反感;作风飘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人民群众最不满意。今年可能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是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年”,建设的任务重于去年、发展的困难大于去年、面临的挑战多于去年,在这种国际金融秩序紊乱,国内形势不稳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发扬实干精神。

  实干就要真干。深入到群众中去,到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带头干,问政于民知得失,问需于民知冷暖,问计于民知虚实,只有这样,才会找到打开不利局面的方法,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要到困难多的地方带头干,只有在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时刻豁得出来,才能解决困难。要到示范点带头干,做到工作在示范点上创新、质量在示范点上创优、经验在示范点上总结,起到以点带面、统筹发展的作用。

  实干就要唯实。要以实干为荣、以实干为责、以实干为大,坚决摒弃“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消极心态,坚决破除“干得好不等于领导印象好、干得少不等于提拔机会少、干得差不等于组织评价差”的功利思想,坚决打破“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讲话贯彻讲话”的“八股作风”,说干就干、脚踏实地,该干则干、雷厉风行,戒虚、戒假、戒浮,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集中到求发展上。

  实干就要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树立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制定和落实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特别是要注重选拔求真务实、埋头苦干、默默奉献、不事张扬的干部,引导各级干部扑下身子、埋头苦干,求真务实、狠抓落实,推动事业不断发展。特别是要通过引导和教育,让更多的党员干部明大势、懂行情、知民忧、顾大局,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心全意解民难,切实把解决民生问题做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中之重,确保经济、政治、文化、科教等有秩发展、和谐发展、全面发展,最终实现科学发展。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要“祛魅”而非“赋魅”


  真正科学的领导应是谦恭的,低调的,甚至默默无闻的,现在若再把官员“粉丝”当成新事物加以热炒,当成新时尚加以提倡,那么官本位就更有市场

  一名领导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拥有自己的“粉丝”是好事。众多“粉丝”的存在有利于领导干部魅力和影响力的增强,有利于领导干部威信和认同度的提高,有利于领导工作的开展和领导绩效的提高。但我们且慢为之喝彩,而是需要更多的冷静思考,需要考虑此事背后的不利因素。

  不利于干群关系的和谐

  和谐社会包括三个层次的和谐,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三是人的身与心的和谐。其中人与人的和谐是重点,而人与人和谐的重中之重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和谐。没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和谐,就无法构建和谐社会。

  领导者拥有过多的权力和魅力,而被领导者往往没有足够的权利和魅力,二者之间往往很不平衡,很不和谐。如果我们再过分强化领导干部的“粉丝现象”,就等于赋予他们比以往更多的权力和魅力,更加剧了二者之间的不平衡和不和谐。科学发展的内涵和社会发展的趋势都要求领导干部要少一点权力,尤其是少一点特权,少一点魅力。换言之,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祛魅”才是潮流,才是正道。“赋魅”只能添乱,只能加剧失衡。对广大群众而言,需要的才是赋权利,赋魅力。

  不利于领导干部的成长和官本位观念的消除

  领导干部的成长需要艰苦奋斗的锻炼,实实在在的业绩,需要与老百姓的血肉联系。过于强化官员的“粉丝现象”有可能导致素质不高的官员热衷于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热衷于吸引更多的“粉丝”。这样不利于领导干部能力和素质的提高,不利于领导干部的成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本位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本来就有很多人追随或追捧高官,本来就有大批大批的人梦寐以求的就是当官,其实他们已是货真价实的“暗粉”了。现在若再把此类现象当成新事物加以热炒,当成新时尚加以提倡,那么当官的人更有名望,更加张扬;没当官的人更想当官,官本位就更有市场。

  不利于科学领导的实现

  科学领导既需要运用权力,也要展现魅力。魅力既与领导干部的个性和形象有关,更与领导干部的道德、能力、业绩和资历等因素相关。而现在“粉丝”们往往关注的是领导干部的个性和形象等外在的因素,而忽略了道德、能力和业绩等更加重要的内在因素。此外,科学的领导还需要依法领导和民主领导的支持,需要提供公共服务,提供宽松的环境,更需要完善领导的体制机制。

  真正科学的领导往往是谦恭的,低调的,甚至默默无闻的。“领导就是服务”。邓小平的这句名言说出了科学领导的本质。总之,对“官粉”这种现象应以平常心视之,要淡化而不是强化它。不要把领导干部当成明星来追捧,而应当成平常人来看待,最好当成“公仆”来要求。不要继续对领导干部“赋魅”,而是要适度地“祛魅”。

  小贴士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来自大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指世界的一体化宗教性解释的解体,它发生在西方国家从神权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型中,是“现代性”的重要基础。在韦伯看来,“祛魅”作为哲学思辨的层次,涉及范围远不止于宗教;在后来学者的阐释中,“祛魅”已经“扩展到由准宗教或非宗教的力量建立起来的那种一体化的权威和神圣性”,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通俗意义上讲,“祛魅”降低某人(某事)的神圣性,不再对其着迷和崇拜。“祛魅”的反义词是“赋魅”(又作“加魅”)。 摘自《人民网-人民论坛》
 


 

党员干部该读些什么


  当前,读书的人多了起来,特别是党政官员中读书的人多了起来,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粗看一下,问题还是有的。问题之一就是精读原著的人尚少,而粗读各式讲座杂谈、各式发挥之言、各式参考资料的人较多。有的甚至用观看电视剧代替读书。党政官员倘若没有精读过《共产党宣言》,就很像秀才没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当年著名的民主人士、大教育家陶行知,就对这三本启蒙读物大加赞赏,而且认为它们是一切学子的首要必读教材。由此我们不妨推想一下;共产党员的启蒙教材和必读教材是哪些书?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呈现诸多新亮点


  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公布。作为2004年以来第6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份文件有什么巩固农业农村发展好形势的“新办法”?2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背景吹风会上对此进行了详细解读。

  农民种粮支持力度再度加大

  去年秋天开始,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经济增长受到了一些负面影响,也波及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农产品价格涨幅明显比以往下降,有些农副产品的价格甚至是绝对水平的下降。在国内外资源性产品价格普遍下行的态势中如何保持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

  针对这一广泛关注的问题,陈锡文表示,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加大是今年农村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巨大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已经反复研究,陆续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概括起来有五方面:

  一是加大对农业的基础设施和科技服务方面的投入,降低农民的经营成本;二是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各项直接补贴,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这四项补贴今年预计将增加到1200亿元左右;三是提高政府对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水平;四是增加政府的储备;五是合理调控进出口。

  陈锡文对粮食收购价格作了进一步解释:不久前公布的今年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平均每一百斤提高了13元钱,提价幅度在13%到16%。目前初步考虑,今年各类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每斤提高0.11元左右,按去年全国10570亿斤粮食产量计算,如果每斤提高0.11元,农民在粮食上的收益就可以增加1100亿元,这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措施。

  “总体来看,只要粮价能够保持在合理水平上,应该说其他大多数农产品也就都能够有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陈锡文表示。

  加大力度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

  据陈锡文介绍,不久前农业部的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到春节前返乡农民工约占总数的38.5%,其中60.4%的农民工是正常的春节回家探亲,其余39.6%的人是属于失去了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根据这个数字测算,在目前13000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15.3%,即2000万左右的农民工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

  对此,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增公益性就业岗位,要尽量多使用农民工;采取以工代赈等方式引导农民参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开展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农民工技能培训。

  “近几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其纯收入中约占40%,所以农民工就业数量的减少带来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困难。”陈锡文表示,去年12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已专门发出了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主要政策包括:鼓励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尽可能不解雇或者少解雇农民工;采取一系列支持和补贴的办法,帮助农民工回乡以后自己创业;要求各地切实保障外出农民工的土地保障权益,等等。

  农村民生建设重点投向5个领域

  陈锡文说,在民生事业的建设方面,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五个重点领域:

  一是农村电网建设,大的电网建设覆盖农村人口已经达到了95%左右,还有5%左右要通过其他措施加快覆盖或是供电保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实现城乡之间用电的同网同价。

  二是关于乡村道路建设,目前为止全国有87%左右的行政村都已经通公共客车,今后通达率要进一步提高。

  三是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过去几年每年解决3000多万农民的饮水安全问题,文件要求从今年开始每年解决6000万以上农民的安全饮水问题。

  四是加快农村的沼气建设,过去每年沼气中央财政要投入20亿元,今年在这个水平上要进一步提高,以使每年能解决400万到600万农民家庭使用沼气。

  五是实施农村危房改造进行试点工作,在国营农场和国营林场等一些过去长期被忽视的地方加快推进建设。

  此外,按照去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大力发展农村的中等职业教育并且逐步实行免费。今年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首先中等职业教育从涉农专业以及农村家庭困难的孩子做起,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做预算和计划。

  农地流转强调进一步规范

  据陈锡文介绍,对于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毫不动摇地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方面,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先强调要落实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对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进一步界定清楚,并且保障其权益;对承包地地块的确权、登记和颁证工作。

  同时,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必须让农民自愿选择,任何人不能强迫农民去流转土地,或者阻止不让农民自愿地流转土地。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严格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流转不得改变土地的所有权,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不得损害承包方的利益。二是有关部门要加强为农民土地流转服务的管理,让农民知道谁需要转让出土地来,谁有承包别人土地的愿望和要求,并且依照法律规范地签订合同,按照有关法律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管理。

  此外,中央一号文件涉及的农村土地方面第三项政策是,强调必须落实好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来的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有关部门正在按照三中全会要求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 摘自《经济日报》
 


 

品味温总理欧洲信心之旅的“五气”!


  农历牛年伊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展开了主题为“信心”的欧洲之行,出访了瑞士、德国、西班牙、英国和欧盟总部,并出席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09年年会。

  7天访问,近60场活动,密集的会谈、演讲和专访,与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温总理以特有的作风、超人的智慧和迷人的魅力,以感人、逼人的“五气”,感染着中国,感染着世界,彰显大国风采,传递中国信心。

  底气。一是应对危机有信心;二是坚称中国救不了资本主义,按需购买美国国债。

  此次欧洲之行,温总理始终传递着一个声音,那就是“中国信心”!中国信心的底气从何而来?正如总理所说,信心的底气来源于中国政府对形势的正确判断;来源于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体制;来源于中国有一个稳健的金融市场体系;来源于中国有广阔的市场潜力和回旋余地;最重要的是来源于政府坚决果断的决策,决策的力度和决策的速度。而2万亿的外汇储备,显然是总理施展经济外交的底气。

  硬气。一是刺激法国;二是回应汇率指责。

  关于刺激法国:一是把法国晾在一边,访问是绕了法国一圈;二是发表中欧联合声明,重启中欧峰会,狠狠刺激了萨科齐一把;三是直接评论法国骚乱:“领导人决策要果断”。

  关于回应汇率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是毫无根据的,坚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和气。一是再现亲民;二是传递友好。

  关于再现亲民,那就是广泛与各界人员亲密接触,向华人华侨、留学生和在外工作的中国人员祝福新春。比如温家宝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向华侨华人、留学生和使馆工作人员祝福新春,话家常,同他们一起包饺子,非常动容地谈起伦敦中国城经历,称“一生难忘”。

  关于传递友好,那就是处处讲合作,讲责任,讲和平。比如总理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强调“国强必霸,不适合中国。称霸,既有悖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也违背中国人民意志。中国的发展不损害任何人,也不威胁任何人。中国要做和平的大国、学习的大国、合作的大国,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总理还主张:第一,要首先办好各国自己的事情,不把麻烦推给别人;第二,要精诚合作,不搞以邻为壑;第三,要标本兼治,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人气。一是祖国情感;二是珍贵礼物;三是世界亮点。

  关于祖国情感,最感人的莫过于伦敦中国城人潮涌动迎总理,不少老华侨激动地眼中噙着泪水。一时间,锣鼓声起,欢庆的大红狮子和黄色长龙也兴奋地舞动。这一幕让总理“一生难忘”,感慨万端,感受到了华人的祖国情感。

  关于珍贵礼物,这是老百姓发乎于心的情感,深刻体现了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一是剑桥大学生打出的中文标语“我爱宝宝”,让人倍感亲切、亲昵,不由得让人想起当年的“小平您好”。二是四川留学生徐锦晶送给温家宝总理的一份特殊礼物——油画《依偎》。油画是根据温总理在北川中学指挥救灾时记者拍下的一幅两个小女孩紧紧依偎在温总理怀里的新闻照片创作而成。

  关于世界亮点,那就是总理在欧洲刮起了一阵中国旋风,闪耀夺目。温家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专场的听众规模达到了罕见的“火爆”,入场券更是“一票难求”。尽管温总理答应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较晚,但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特意安排温总理作为首位发言者进行特别致辞,体现出对中国的重视,更体现出世界对中国寄予厚望。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中国总理成为今年达沃斯论坛的焦点人物。《国际先驱导报》撰文指出,就在绝望和悲观笼罩着整个达沃斯的时候,中国成为论坛唯一的亮点。世界积极回应中国的呼声。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世界需要一种明确规则,这种规则与存在巨大金融风险的自由资本主义截然不同。”还有就是温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遭到干扰时,全场听众齐声高喊“可耻”、“滚出去”,英官方对此事件表示遗憾和歉意,允将依法处理。

  大气。一是中欧合作;二是中法关系;三是应对演讲干扰。

  关于中欧合作,表现出了积极务实的合作姿态,成果卓著。一是温家宝总理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宣布:第11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将在年内尽快举行,第二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将于今年4月举行,标志着去年历经波折的中欧关系重新走上正轨。二是访问期间,中国与欧盟和欧洲4国共签署38项协议,涉及金额达150多亿元人民币。

  关于中法关系,总理在回答香港媒体记者时谈到了中法关系,“这次没有安排访问法国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责任不在中国。现在我需要强调的是,中法两国业已形成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可动摇的,这是中国外交的既定方针。进一步发展中法两国友好合作,从根本上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推动中欧关系。我们希望法方能够认识到这个大局,做出应有的努力。使中法关系在原有的基础上,不仅得以恢复,而且得以发展。”充分体现了一个大国总理的心胸和气度。

  关于应对演讲干扰,温家宝总理从容应对,镇定自若,说:“这种卑鄙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是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全场听众和媒体纷纷对肇事者的行径予以谴责,称此人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是温总理赢得了满堂掌声。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温总理的“中国救不了资本主义”真的牛!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1日在伦敦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的专访,就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衡较快发展及其他问题回答了提问。在关于只有中国才能拯救资本主义的问答中,温总理的头脑很清醒,坚称“中国救不了资本主义。”

  温总理以超人的智慧和迷人的魅力,充分展示了大国的风采,细细品味总理的这番话,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三种声音:

  一是自立是根本,再一次坚定地表明了中国的态度。“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二是认识清醒,再一次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现实状况。“我们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我们要走的路还十分漫长。如果你到中国东部的城市,和伦敦差不多。但是你到中国的西部地区和农村,差距就很大。”

  三是思路清晰,再一次清晰地阐明了中国的发展理念。“坚持‘三要’,要标本兼治,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加强合作,不要以邻为壑;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要把麻烦推给别人。”

  牛年里,真的只想说一句,“我们的总理真的牛”!

  正值中国人喜度春节之时,温总理在欧洲开启了一次“信心之旅”,刮起了一阵“中国旋风”。总理精彩的演讲、亲切的笑脸、坚定的信念,无论是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还是剑桥大学的演讲,都是那么迷人,无论是和华人华侨、留学生一起包饺子,还是唐人街的隆重欢迎,都能感受到浓浓的中国情怀,无论是联合声明,还是合作论坛,都是那么的沉甸甸。这一切,深深地感染着中国,感染着世界,这一刻,世界期待中国,这一刻,我们倍受鼓舞。

  一度以来,人们对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有些担忧,甚至有不少传言。总理在这次采访中做出了巧妙回答,概括来说就是“按需购买”,即根据中国的需要,并且按照外汇安全、保值的要求来决策,这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也消除了一些传言,还是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巧妙一击,特别是关于人民币升值、操控汇率的问题。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然而源自中央高层的坚定信心和有力措施,让国人看到了信心、勇气与希望,看到了危机中透出的巨大机遇,并传递给全世界。但是,信心归信心,困难归困难,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绝不能冲昏头脑,更不能沾沾自喜,特别是当今的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还很多,存在的贫穷和落后还不少,失业增加,工厂倒闭,增长放缓,矛盾迭加,等等,仅仅是做好中国的事情,就需要长期而艰巨的努力。如果连自己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好,又谈得上什么拯救他人呢?

  事实上,“中国救不了资本主义”,既是对于自身状况的准确判断和清醒认识,也是中国日益走向成熟和不断发展的信号,更是中国伸向国际世界的橄榄枝。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只有全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共度时艰。在这个时候,没有谁拯救谁,不能再停留在指责与非难之中,只能是大家共同来拯救。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若干态势预测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名誉理事长陈锡康教授对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若干态势进行了预测,并对当前的大规模投资引起若干问题和建议进行了论述。

  2009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预测

  陈锡康说,现在国外的一些机构对中国经济2009年增长速度基本上都是认为比较低的,比过去大幅度的下降,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增长速度5%,世界银行认为7.5%,德意志银行7%,而中国国内也有很多预测,你比方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是9.5%。我们认为2009年经济预测比较接近实际,必须要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要充分估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冲击,这个严重冲击不光是过去跟现在,而且在今后2009年甚至于到2012年,这个可能会发生比较严重的冲击;第二个,要充分估计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中国经济发生的重大影响,这是我们预测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陈锡康表示,中国2009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8.5%左右,总的结论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早好转的一个国家。

  第一,中国的特点是中央政府坚强有力、效率很高。我们做了将近30年的预测,我们粮食产量预测报告送上去以后,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批示,我们政府主要领导人效率非常高,而且非常兢兢业业。我们认为中国的政策因素对2009年经济预测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在政策的推动下,我们知道各个地方保增长的积极性非常非常高,比如北京和上海,他们提出来保9%,重庆和天津报12%,广州报11%,内蒙是13%,这些保增长的目标有的是能完成,有的是基本上完不成。中央跟地方保增长的主要手段是什么?我们也分析了,主要是依靠投资。

  第二,现在依靠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来带动全社会投资的快速增长,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途径。因为拉动消费有四个途径——增加居民消费、增加政府消费、投资和出口,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依靠政府大规模投资来使得这个有效需求快速增长,这是一个正确的道路,有效的道路。

  第三,中国的历史经验。从数据检验来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跟GDP增长速度这中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如果增长快的话GDP也增长的快。

  第四,国际经验。

  第五,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有利条件。原油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暴跌等将促使中国经济好转。

  第六,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若干个好转的趋势。比如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已经连续两个月上升,再一个,我们知道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而且它比经济要快一步,今年股市已经上涨了20%。

  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态势预测

  第一,预计2009年经济发展的态势先低后高,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好。预计第一季度,去年第四季度GDP增长速度6.8%,预计今年第一季度是7.2%,第二季度是7.9%,第三季度8.6%,第四季度是9.8%,也就是接近10%。第二季度为什么低呢?主要两点,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二个,我们大规模投资实质效应。第四季度为什么高呢?因为我们的政策措施已经在第四季度比较充分的发挥出来了。

  第二,预测中国2009年跟2010年经济发展将呈现出较明显的投资推动型特点。

  第三,预计2009年第二产业增长速度会比较快。

  第四,预计2009年中国股市将明显好转,上证综指指数有可能达到3700到4000点左右,大家知道去年年底是2000点不到,所以也就是增长了70%多到一倍,应该说是牛市,而且是一个快牛。

  第五,房价总的趋势低俗下降,全国平均下降8%到10%,而部分大城市可能下降15%到20%。所以总的一个结论,我们在2009年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处于经济衰退之中,我们国家2009年有可能成为最先走出金融危机和经济最先好转的一个国家。

  大规模投资引起的若干严重问题和建议

  第一,大规模投资会使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

  第二,是国家财政收支逆转,出现比较大的财政赤字,初步估计有可能出现七千亿人民币的赤字。

  第三,我们认为建设用地可能数量急剧增长,对中央提出的守住18亿亩耕地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第四,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破坏环境。

  第五,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盲目扩大产能已过剩的产品生产能力,建议中央和各省市成立专门机构对投资项目进行严格审查。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全球危机,究竟谁是祸根


  ●推卸责任对于解决问题无益

  ●美次级房贷是全球危机起因

  ●美金融政策为全球埋下祸根

  ●滥用了全球投资者对美信赖

  由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不断向全球各个领域蔓延,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泥沼而难以自拔。而面对危机,那些负有决策和引导责任的美国财经领导人却把造成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他国。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把美国房地产泡沫归咎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高储蓄;新任财长盖特纳则指责“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试图对金融危机成因产生误导。他们这些言论,除了推卸责任外,对于客观分析危机成因、探讨走出危机对策毫无作用。客观认真地讨论危机的真正起因和真正的责任所在,才能使全球应对策略有的放矢。

  一、从主导责任来看,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对全球经济影响最大的经济体,拥有美元的发钞权(目前实质上起着全球货币作用,代表全球经济的“信用”),其货币政策和货币工具的使用,对全球金融和经济起着至为关键的引导性作用。众所周知,美国的次级房贷是此次全球危机的起因,而其直接的政策因素就是其美联储长期推行的低利率和高杠杆政策,由于美国的先行政策,其他国家不得不跟随采取类似的政策,从而引发了全球长达六七年的“金融创新扩张”繁荣,但也为全球危机埋下了祸根。

  二、此次金融危机形成过程中,在“金融创新扩张”模式下,股票、债券、石油期货、房地产等等,都成为了金融衍生品而被不断地推高价格,当投资者信心丧失和后续资金难以维持时,最终必然导致崩溃的结果。发达国家极力推动金融自由化、金融投资活动全球化,使先行国家“创造”金融衍生品图利后进国家的图谋得逞,如同传销过程中的少数上家获得巨大利益、而众多的下家则被套牢的状况。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国家层面的“传销”图利模式,新兴国家由于轻信其金融资产的价值、参与其相关金融投资活动,成为了最终的接棒者而被套牢。

  三、一个正常运行的经济体系,其各个层面的债务(政府债务、企业债务、消费者债务、金融机构债务)都应限定在理性范围。而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大量发行国债)、消费者信贷消费过度扩张、金融机构以隐瞒风险的方式大量销售各种投资产品,美国成了全球的债务人,全球投资者成为了美国各种债券的风险承担者。由于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的乐观信赖,而美国也滥用了全球投资者的这种信赖,导致相关的投资者承受巨大的风险、遭受巨大的损益。危机过程中,债权人是最大的受损者,而相对受益的则是债务人。

  四、金融危机是经济“寒冬”的导火索,而经济“寒冬”的本质问题在于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是生产能力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从全球范围来看,相对于生产能力旺盛的需求不足表征为:全球经济所得中利润所占比重与工资收入所占比重的失调,工资收入的不足,必然引致需求不足的危机。众所周知,外国投资者之所以大量进入新兴国家,最主要的动因是新兴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低廉而可以获得高利润率。从这一点来看,就可理解发达国家居民高消费、新兴国家居民低消费的根本原因。发达国家除了通过资本获利之外,还可通过他们所控制的专利或国际标准、设计的金融产品等方式获取高额利润,这些都是导致新兴国家低消费的重要原因。

  五、在“金融创新扩张”模式下,汇率事实上也成为了金融衍生品。表面上汇率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但实质上是投机供需决定的。加之石油等被非理性地炒作,影响到了实体经济和贸易产品的价格及需求,导致整个经济系统信号的紊乱。近年来,全球外汇市场美元对主要货币的大起大落,远远超过国际贸易的波动,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汇率并非是贸易需求决定的,而是被所谓的“市场因素”和“市场方式”操纵的,美国的政策倾向也很大程度地体现在这种活动之中了。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在全球危机成因的各个方面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要有效治理危机也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手。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共同应对全球危机,美国找出各种借口推卸责任,既无助于美国自身走出危机,也不利于应对危机的全球协作。正确的方向只能是摒弃狭隘而过时的思维定势、以反思改造协同面对现实的全新理论逻辑来决定政策取向。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刺激内需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认为,刺激内需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最关键因素。

  刺激内需成中国经济走出低谷最关键因素

  杨瑞龙说,2008年10月份以后的经济下滑,从表面因素来看是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面,引发对中国的影响,而为出口而投资,为投资而投资这样一种内在矛盾,世界金融危机放大了我们这么一种传统增长模式的内在矛盾,从而导致08年10月以后经济急速下滑。09年当我们讨论经济走势的时候,现在意见分歧比较大,从最近数据上来看有利好的东西,比如说制造业的采购经济指数超过了50%,比如讲过年以后的股市一路上扬等等,但也有一些不太好的指标,比如出口的增速在下滑,继续在下滑。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考虑,因为两大火车头,房地产业和出口,出口应该和世界经济的形势有很大关系。

  杨瑞龙表示,应该说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现在看来不大可能,但是世界金融的波动还在继续,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面的影响还在继续扩大,这种扩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在继续发生影响。因为中国的对外依赖度非常大,因此在短期主要依靠出口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话,困难还是比较大的。因为09年的数据显示,我们主要贸易伙伴国—美国、欧洲和日本09年的经济处在负增长,因此中国的出口由过去成本的约束转向需求约束。因此在这么一种转换过程中,中国传统刺激出口的一些措施效果就大不如以前,因为原因主要是蛋糕缩小了。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走出低谷当然刺激内需就成为一个最关键因素。

  扩大内需的短期政策与政策导向

  内需主要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中国经济30年的改革,应该说大量投资在企业手上。毫无疑问,在刺激内需的时候政府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现在对地方政府,一方面要防止其盲目性,另一方面,我们对地方政府有过高的期待。实际上经过30年的改革,特别是我们发现地方上的财政收入也在下降,所以地方政府通过投资来拉动的能力不能给予太高的期望,中央政府在里面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就业导向与政策的选择。我们说要维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一定要考虑政府要有一个教育导向性,就是怎么样刺激就业,需要我们政府出台一些政策,比如就业导向。比如增值税改革,增值税改革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发现它会导致企业在投资的时候更多的依赖资本,而不是更多的依赖劳动。因此增值税改革的就业导向是比较弱的,它可能会直接投资,但不一定直接就业,就是我们在政策学当中考虑就业因素比较少一点,而就业是经济稳定中很重要的,你只要有工作不会出大问题,但是你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就会出问题。

  消费导向政策的选择。比如讲特别是在现阶段,我们医疗方面的改革,增大政府对医疗方面的医疗保障,加大教育的投入,失业救济等等,这些方面政策到位的话是有助于增加消费的。我们还是要警惕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后遗症,特别是1月份大量的贷款增加,如果这个贷款不能够带来实质性供给的话,就有可能经过若干时间以后导致5个月、6个月以后物价的上涨,所以这是短期政策。

  扩大内需的中长期政策与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杨瑞龙表示,尽管短期我们面临很多困难,但是中长期来讲我们对中国经济是有很大信心的,第一,经过三十年改革,我们中国经济是有活力的,我们通过改革积累了巨大财富,大量的外汇储备等等。第二,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城市化隐含了大量的内需,我们还是具有巨大市场等等。但是这些可能的利好能不能转变为事实利好在很大程度上面取决于改革,是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

  第一,要继续增强经济实力与市场的改革,继续保持国力。有两点,产权市场导向,产权界定,产权保护,这两条是基本点。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继续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继续发展民营经济,特别是要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解决就业至关重要,这都要通过改革。

  第二,要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培养新的增长点,中国走出困境还是要通过改革增长方式改变。

  第三,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来刺激消费需求。我们有几个数据都是影响消费需求的,这几个数据都告诉我们消费需求的拉动依赖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四,要通过大力改革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城市化、工业化它的内需最能拉动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增长。我们还在坚定高举改革开放大旗,高举邓小平的路线,通过改革开放维持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以基本公共服务拉动消费需求


  最近,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内需的10项政策,并计划投资4万亿拉动内需,这对于当前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意义重大。要把“国十条”落实好,很重要的在于加大公共服务投资,在拉动国内消费上有更大的作为。

  1.把以基本公共服务拉动消费作为新阶段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就提出扩大内需的方针。但这些年来扩大内需始终没有能够有效地解决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居民消费率由2000年的62.3%逐步下降到2007年的49%,成为我国出口、投资、消费失衡的重要原因。消费需求的长期低迷有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短缺,挤出了居民的日常消费,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在未来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即使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加快也很难提高居民消费率。据测算,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和医疗的额外支出对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达到5810.7亿元。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消费率至少可以提高4-5个百分点。因此,这次扩大内需要兼顾短期和中长期目标,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有所作为,应当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上。

  应当看到,经过30年的改革,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已由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与这个阶段相适应,加大与人的自身发展直接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投资,更有利于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建立在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

  2.尽可能增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这次“国十条”中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对相关行业的投资会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但考虑到我国多年来在这些领域投资已经不少,而且这些领域许多方面超过多数发展中国家,一些方面接近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大这些领域投资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可避免会出现递减趋势。例如,按照《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的测算,当前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投资,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8.43元,而每增加1元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牧业产值仅增加6.75元,前者比后者高25%。从刺激消费,从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客观要求出发,应在执行“国十条”实际操作中,更多地加大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就业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

  3.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农村投资力度。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农村改革进入新阶段,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重要的在于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解决农民的发展权问题,全面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应当看到,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大战略,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稳定农民的消费预期,启动农村大市场,还可为新阶段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实现城乡户籍制度一体化等多方面的改革创造有利条件。按照海南中改院测算,未来12年,将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每年提高1~1.4%,平均每年投入0.5~0.6万亿,总计投入财政资金6.42万亿,就可以达到在2020年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这一投入对于我国未来财政并不会构成太大的负担。SARS危机以来,在中央的部署下,我国在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全覆盖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农村改革进入新阶段,在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新型合作医疗投入的同时,还应适应农村老龄化的新形势加快建立覆盖农村的新型养老保险体系,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加快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4.尽快制订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规划(2009-2020)》。按照十六届六中全会的部署,我国将于2020年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前广东、浙江、海南等地已制订了相关地方规划并积极推进落实。应当看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项全国范围内系统的社会工程,更需要中央全面地规划和引导。比如近2亿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的全局,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焦点问题,既横跨城乡、又横跨不同的省区,没有中央相关政策引导,地方很难单独出政策解决。因此,抓紧制订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明确投入的重点领域、明确相关政策、给出更为具体的时间表,引导地方政府制订相关的投资规划,已是一个相当紧迫的全局性任务。

  以基本公共服务拉动消费还需要加快实现政府转型,创新公共服务体制。在政府投资快速增加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带动社会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为此,还应当尽快放开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准入,使民间资本能够顺畅地进入学校、医院等领域。 摘自《学习时报》
 


 

消费:“冬天里的一把火”


  2008年的中国经济波澜起伏,在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民经济“体温”由热转冷,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反观消费却“处惊不变”,其强健的增长为2008年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对防止经济过快下滑起到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据统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08488亿元,比上年增长21.6%,增速比上年加快4.8个百分点。剔除物价影响,实际增长14.8%,比上年加快3.3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73735亿元,增长22.1%,加快4.9个百分点;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34753亿元,增长20.7%,加快4.9个百分点。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消费品零售额91199亿元,增长21.5%;住宿和餐饮业消费品零售额15404亿元,增长24.7%。

  考虑到2008年两大消费主力“板块”房市和车市低迷的影响,去年消费整体较快增长的势头确是难能可贵。在各级政府打出一系列信贷、税收、物价政策组合拳以求强力拉升房市、车市景气的努力下,12月份部分商品销售有所回升,包括汽车、服装、化妆品,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64.4万辆,创了当月销量之最。

  2008年消费保持较快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近年来中央有关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战略方针和举措开始逐渐显效。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的方针。近年来,中央对“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的要求越来越明确,措施越来越具体。2007年,国家“扩大消费需求”的着力点涉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加大对农村市场建设的支持力度,改善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积极拓宽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环境”等各个方面。2008年,围绕“增强消费能力,完善消费环境,促进服务消费”等重点领域,“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的举措更为具体、扎实。同时,各级政府在促进就业、推进社保、扶助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方面注重加大政策举措力度,有效地改善了民生。统计显示,近5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13.1%,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成为“三驾马车”中贡献最大的一项;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最终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35.3%提升到39.4%;同时,消费和投资的实际增速差距大大缩小。表明“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的方针政策举措正逐步进入收获期。

  200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出现明显减速,消费之所以没有出现同步明显下滑,还在于消费本身的特性。从微观机理上看,是由于消费的刚性和惯性,决定了消费并不会伴随即期经济和收入同步起伏波动,其因果变化呈现出滞后性。从历史数据看,我国前两个经济周期的波谷年份1990年和1999年,其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都明显高于上一年份,分别达到47.8%和74.7%,有力地佐证了消费在经济周期低潮阶段对经济平稳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对抵御危机冲击的缓冲作用。

  展望2009年的消费形势,可谓不利和有利因素交织,挑战与机遇并存。

  从不利因素看,作为收入的函数,消费在面临着预期收入下降的明显压力下逆势上行的难度可想而知。消费领域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房地产市场仍处在深度调整中,发展走势尚不明朗。汽车市场在股市大幅缩水和收入预期下行的阴影下,购买力的释放受到极大牵制。与经济收缩期并发的棘手就业难题,膨胀的失业群体,也加大了消费较快增长的阻力。

  “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希望,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有利因素显然是左右未来消费市场走势的主导面。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中央“着力扩大消费”的强力政策导向,不断推出的一系列落在实处的保障民生政策举措,政府日益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和手段,都是提振消费信心、升温市场人气的积极因素。物价水平大幅回落致使消费成本下降,居民服务消费增速明显加快,“家电下乡”试点的扩大,3G市场的强势启动,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加速推进,新医改方案的通过,国家发改委出台一揽子强农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4万亿元投资中占了很大比重的民生项目的上马,等等,都是促使消费市场升温的利好信息。

  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凛冽寒风中,中国经济面临“保8”的艰巨任务,稳定和繁荣消费市场对于保障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至关重要。在提升消费能力方面,要重点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在培育消费热点、提升消费意愿方面,则要在中高层收入群体身上做足文章。积极发展消费信贷,适度增加闲暇时间,大力发展旅游消费、休闲消费、文化消费,都是刺激即期消费值得尝试和寻求突破的领域。同时,不仅要努力促进即期消费的增长,还要注重构建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治标见效虽快但“好景不长”,治本收效虽慢但能解决影响长期科学健康发展的机制问题、体制问题和动力问题,促进形成中国经济“长治久安”的良好格局。因此,要标本兼治,在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前提下,在改善消费环境方面逐渐加大治本力度,着力改善有利于消费增长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社会环境。

  着力扩大消费是对破解经济困局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棋,走好这步棋,消费就能燃起“冬天里的一把火”,进而盘活经济全局,打造支撑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展望2009年,只要各级政府坚决贯彻中央“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的战略方针,将相关政策举措落到实处,消费的平稳较快增长是完全可以期待的。而随着消费拉动力的增强,当经济回暖时,中国经济将绝不仅仅是速度的回稳、回升,更有内在质量的提高,内生动力的增强,结构更趋优化,肌体更加健康,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走得更矫健。 摘自《中国信息报》

  消费:“冬天里的一把火”

  2008年的中国经济波澜起伏,在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民经济“体温”由热转冷,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反观消费却“处惊不变”,其强健的增长为2008年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对防止经济过快下滑起到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据统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08488亿元,比上年增长21.6%,增速比上年加快4.8个百分点。剔除物价影响,实际增长14.8%,比上年加快3.3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73735亿元,增长22.1%,加快4.9个百分点;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34753亿元,增长20.7%,加快4.9个百分点。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消费品零售额91199亿元,增长21.5%;住宿和餐饮业消费品零售额15404亿元,增长24.7%。

  考虑到2008年两大消费主力“板块”房市和车市低迷的影响,去年消费整体较快增长的势头确是难能可贵。在各级政府打出一系列信贷、税收、物价政策组合拳以求强力拉升房市、车市景气的努力下,12月份部分商品销售有所回升,包括汽车、服装、化妆品,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64.4万辆,创了当月销量之最。

  2008年消费保持较快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近年来中央有关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战略方针和举措开始逐渐显效。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的方针。近年来,中央对“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的要求越来越明确,措施越来越具体。2007年,国家“扩大消费需求”的着力点涉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加大对农村市场建设的支持力度,改善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积极拓宽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环境”等各个方面。2008年,围绕“增强消费能力,完善消费环境,促进服务消费”等重点领域,“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的举措更为具体、扎实。同时,各级政府在促进就业、推进社保、扶助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方面注重加大政策举措力度,有效地改善了民生。统计显示,近5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13.1%,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成为“三驾马车”中贡献最大的一项;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最终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35.3%提升到39.4%;同时,消费和投资的实际增速差距大大缩小。表明“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的方针政策举措正逐步进入收获期。

  200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出现明显减速,消费之所以没有出现同步明显下滑,还在于消费本身的特性。从微观机理上看,是由于消费的刚性和惯性,决定了消费并不会伴随即期经济和收入同步起伏波动,其因果变化呈现出滞后性。从历史数据看,我国前两个经济周期的波谷年份1990年和1999年,其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都明显高于上一年份,分别达到47.8%和74.7%,有力地佐证了消费在经济周期低潮阶段对经济平稳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对抵御危机冲击的缓冲作用。

  展望2009年的消费形势,可谓不利和有利因素交织,挑战与机遇并存。

  从不利因素看,作为收入的函数,消费在面临着预期收入下降的明显压力下逆势上行的难度可想而知。消费领域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房地产市场仍处在深度调整中,发展走势尚不明朗。汽车市场在股市大幅缩水和收入预期下行的阴影下,购买力的释放受到极大牵制。与经济收缩期并发的棘手就业难题,膨胀的失业群体,也加大了消费较快增长的阻力。

  “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希望,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有利因素显然是左右未来消费市场走势的主导面。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中央“着力扩大消费”的强力政策导向,不断推出的一系列落在实处的保障民生政策举措,政府日益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和手段,都是提振消费信心、升温市场人气的积极因素。物价水平大幅回落致使消费成本下降,居民服务消费增速明显加快,“家电下乡”试点的扩大,3G市场的强势启动,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加速推进,新医改方案的通过,国家发改委出台一揽子强农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4万亿元投资中占了很大比重的民生项目的上马,等等,都是促使消费市场升温的利好信息。

  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凛冽寒风中,中国经济面临“保8”的艰巨任务,稳定和繁荣消费市场对于保障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至关重要。在提升消费能力方面,要重点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在培育消费热点、提升消费意愿方面,则要在中高层收入群体身上做足文章。积极发展消费信贷,适度增加闲暇时间,大力发展旅游消费、休闲消费、文化消费,都是刺激即期消费值得尝试和寻求突破的领域。同时,不仅要努力促进即期消费的增长,还要注重构建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治标见效虽快但“好景不长”,治本收效虽慢但能解决影响长期科学健康发展的机制问题、体制问题和动力问题,促进形成中国经济“长治久安”的良好格局。因此,要标本兼治,在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前提下,在改善消费环境方面逐渐加大治本力度,着力改善有利于消费增长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社会环境。

  着力扩大消费是对破解经济困局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棋,走好这步棋,消费就能燃起“冬天里的一把火”,进而盘活经济全局,打造支撑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展望2009年,只要各级政府坚决贯彻中央“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的战略方针,将相关政策举措落到实处,消费的平稳较快增长是完全可以期待的。而随着消费拉动力的增强,当经济回暖时,中国经济将绝不仅仅是速度的回稳、回升,更有内在质量的提高,内生动力的增强,结构更趋优化,肌体更加健康,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走得更矫健。 摘自《中国信息报》
 


 

关键时期尤须保持头脑清醒


  源自美国的金融海啸已经演变成全球性危机,但一段时间以来,国内有些人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人民经历和战胜了一次次严峻考验和挑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但我们也千万不能被冲昏头脑,更不能把一些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作为决策乃至上升为全局的政策。这并不是对领导者的额外要求,复杂的形势面前,领导者头脑清醒尤显重要。

  2月1日温家宝总理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采访,其间巴伯提到:“很多人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可是现在他们恐怕要转变观点。很多人说只有中国才能拯救资本主义。”对此,温总理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不这么看。我头脑是清醒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我们要走的路还十分漫长。如果你到中国东部的城市,和伦敦差不多。但是你到中国的西部地区和农村,差距就很大。我坚定地认为,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我们坚持“三要”,就是要标本兼治,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加强合作,不要以邻为壑;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要把麻烦推给别人。

  面对可能的困难风险 估计准备须足够清醒

  领导人头脑清醒是一个国家的幸事,是老百姓的幸事。源自美国的金融海啸已经演变成全球性危机,格林斯潘称之为近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此冲击下,全球经济一片萧条,甚至引发了一些国家政局的动荡。但一段时间以来,国内有些人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一是夜郎自大,认为美国这回完了,一切还是中国的好;二是头脑发热,觉得中国不但能够救美国、救欧洲,还能拯救全世界;三是瞎折腾,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想做一些急功近利的事情。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发展的任务艰巨繁重,党和人民经历和战胜了一次次严峻考验和挑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自豪,但也千万不能被冲昏头脑,更不能把一些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作为决策乃至上升为全局的政策。这并不是对领导者的额外要求,复杂的形势面前,领导者头脑清醒尤显重要。

  胡锦涛总书记在过去的一年中,反复强调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2008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他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话时强调,全党要继续牢牢抓住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始终戒骄戒躁,继续艰苦奋斗,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新局面。2008年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强调: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这些都表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形势面前的头脑是清醒的。伴随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更加剧烈,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要在历史新起点上继续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必须对前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有足够清醒的估计和准备。别的不说,想想去年多处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2月2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背景吹风会上透露,中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没能找到工作而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这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2009年,中国社会将可能面对更多的矛盾冲突。

  解决理论现实问题 要努力寻求新突破

  世界在变化,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在推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解决发展中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否则我们就有被时代淘汰的危险。因而,在当前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和层出不穷的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决不能以“井底之蛙”的心态“坐井观天”,而要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在研究和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寻求新突破。

  ——要坚持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推进民主法制。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概括了传统体制存在的五大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指出,这五大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将近30年过去了,我们的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做得还不够。当前人们所关注的“一把手”违法犯罪、贪官外逃出境、金融投资领域腐败高发、大案“窝”案前“腐”后继等现象,说到底是法律在监管权力的运行上有缺陷,解决这些问题,还需完善各方面制度,推进民主和法制。

  ——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形势纷繁复杂,都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严格执行和遵守程序,这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保证。程序有时表现得很机械,但只要它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则来运行,它就会产生一种颇为有效的纠错机制。

  ——要完善监督体制。应该承认,领导者不是万能的,决策是会有失误的。一味地要求领导者决策不出现失误,是不可能的,也必然会影响到领导者改革创新能力的发挥。这里的关键是要有一整套监督体制,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一步对权力进行规范、约束、制衡,建立健康的权力运作机制,进一步消除担负一定领导责任、握有一定权力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滥用权力的条件。

  ——要以坚强党性和优良作风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还在持续,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强调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对于全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保持和发扬优良作风,团结奋进,真抓实干,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实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摘自《文汇报》
 


 

也说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三大理由


  谁将率先走出危机?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吸引全世界眼球的问题。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认为:三大理由支持中国:一是实体经济雄厚,二是财政实力加强,三是金融体系稳定。

  笔者认为,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是一个冷静和独具慧眼的经济学家,其所分析的三条理由,笔者十分赞同。不过,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三条理由,也是促进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不可忽视的理由。

  其一,中国人爱存款的习惯有促于中国经济复苏。有几句耳熟能详的俗语很典型地说明了中国人的存钱习惯和消费观念:余钱剩米;饱时想饥荒;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等等。笔者认为,“余钱剩米”,可以说很典型地反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观念——“饱时想饥荒”,不做“好吃的婆娘不留种”的败家子。因此,尽管全球经济危机非常强烈,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没有出大面积下降的局面。为什么?因为老百姓没有超前消费,家里有一定的存款,手中有余钱剩米。笔者认为,这就是我们率先恢复经济的经济后墩之一。笔者认为,只要我们能够稳住阵脚,稳定社会,就能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恢复生产当中去,为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同时,又能为经济发展尽可能地提供资金保障。

  其二,中国国内市场潜力很大,但是目前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挖掘。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说,“你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城市是现代的,而我们的农村还比较落后”。笔者认为,温总理这句话里透着一个市场信息,而且是一个看得见的非常庞大的潜在市场。丝毫不难想象,如果8亿农民的消费能在现有的水平上上一个台阶,对市场的需求量有多大?不可估量啊。但是,目前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农民放心地把“余钱剩米”消费掉和进一步让农民有钱消费。为刺激农村(包括全国的)经济消费,中央已经率先拿出过硬的措施和资金确保农民消费和农民有钱消费。如90亿困难补贴;又如中央财政为拉动经济消费,从4万亿的计划到1000亿,再到1300亿,投入到农村的建设资金很多,不仅可以大大刺激和促进农村的经济消费,而且,还能起到引领企业进军农村的巨大推动作用。笔者认为,如果国内企业再假以开发和挖掘,一定能在农村拓展广阔的消费市场,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复苏。

  其三,“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中国人具有愈挫愈奋的精神品格。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精神动力。笔者这一观点有温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所作的演讲为证。2月2日,温总理饱含激情地对剑桥大学生说,“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次次战胜了天灾人祸,渡过了急流险滩,昂首挺胸地走到今天。深重的灾难,铸就了她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品格。中华民族的历史证明了一个真理: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从民族的进步中得到补偿。”笔者认为,温总理这一讲话既有深刻的含义,又像一支嘹亮的号角,吹响了中国企业从经济危机中站起来,为夺取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所失去的补偿奋勇前进的冲锋号。因此,请中国的企业认清时局,把握机遇,不裁员,不减普通员的薪金,与员工抱团,共克时艰,必定能率先从经济危机中复苏和胜出。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自主创新是我国工业走出低谷的必由之路


  工业经济发展存在非持续性及非适应性因素

  随着原材料成本上升、美元贬值、银根紧缩、次贷危机蔓延等不利因素接连出现,我国工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尽管政府果断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还是难以独善其身。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8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从6月份的16%下滑到11月份的5.4%,12月份的5.7%;出口增速1月~11月回落8.4个百分点,11月当月负增长5.2%,12月份出口较上年同期下降2.8%。在11月,我国很多重要工业产品产量绝对值下降,比如粗钢产量下降了12.4%,汽车产量下降15.9%,乙烯下降12.2%,发电量下降9.6%。同时,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度下跌。部分行业、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境,订单明显减少,前景不明朗,市场萎缩以后库存大幅度增加,资金严重短缺,商业银行也考虑自己的风险,不敢贷款,企业限产、半停产、减薪、减员、农民工返乡增多。1月~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20%,同比扩大3个百分点,电力、纺织、有色行业亏损情况尤其严重。珠三角、长三角及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出现罕见的倒闭现象,企业经营者叫苦连天,全民的创业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

  如果说宏观经济环境的不良影响使我国工业经济发展长久积累的内在矛盾突然显性化,那么长期以来从事低端加工、走粗放型发展道路就是我国工业经济难以适应需求变化而遭遇前所未有打击的重要原因。因为,我们现在处于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时期,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逐步完善了市场监管体系,市场化规则起着主导作用,消费者需求、顾客至上成为企业的经营尊旨,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成为新的时尚,在创新不足的情况下,产品愈来愈同质化,与消费者要求差距愈来愈远,竞争越演越烈,必然会被市场淘汰。

  工业经济发展的障碍及出路

  在市场步入信息化时代之后,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这种与需求不相适应的工业经济使众多企业经营者感到了空前的紧迫感与压力。这种紧迫感和压力主要来自我国工业行业的三大制约因素和工业企业存在的六大问题。具体来讲,目前,我国工业发展整体上存在三大制约因素:一是缺乏核心技术,绝大多数行业都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企业多,缺乏竞争实力,抗风险能力弱。二是产业集中度低,行业缺乏大的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市场控制力弱。三是产能过剩问题明显暴露,大量落后生产能力需要淘汰,市场竞争秩序有待整顿规范。由于工业的发展必须要有工业企业的支撑,而我国的工业企业除了有工业行业的弊病外,还存在六个方面的普遍问题。一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大多数产品是贴牌生产,有的甚至无牌。二是能源资源消耗过大,成本偏高。三是破坏生态环境,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四是装备水平不高,新度系数低。五是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差,事故频发,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六是管理方式粗放,企业文化缺失,软实力低。

  但也有不少工业企业仍然保持稳健的经营状况,有些企业出口还逆势增长,比如华为、潍柴等。究其原因,在于这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产品结构优化,市场竞争力明显,能化危为机。因此,凡是前几年转型早、技术升级快的工业企业,基本没受到这次金融危机影响,不少还逆市而上,趁机扩大市场份额;凡是规模小、无技术、无资金、无品牌的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大冲击,甚至关门倒闭。综合考虑我国工业发展的问题,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是其硬伤,也是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主要原因。我国工业经济要在危机中寻求出路,在辉煌中再创辉煌,加快自主创新是必由之路。

  加强自主创新,推动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金融危机面前,各类工业企业要抓住和利用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苦练内功,加快自主创新,优化产品结构,强化精细化管理,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开拓市场的能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具体来讲,第一,要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技术研发的协作机制;第二,要完善技术创新的组织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体系,在企业内部给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软环境;第三,要加大科研投入,强化技术创新的激励导向,可通过实施认股权制度对现行薪酬制度激励弱化进行矫正,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管理者的积极性;第四,要大力培养职业企业家,强化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只有造就一大批职业工业企业家,增加工业企业家追求技术创新的责任心、自觉性,才能提高其对国内外新产品、新技术的了解、把握能力和技术创新的水平;第五是,要塑造利于自主创新的企业文化,在价值观念和思想理念上深化自主创新的认识。

  政府应该积极转变角色,通过战略调整把自己无所不管的职能定位转向专职于公共服务方向上,努力创造一个鼓励创新、爱护创新人才、保护创新成果的良好环境。在引导工业企业自主创新时,政府应建立起防范风险的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帮助工业企业渡过在“创新”中容易倒下的危机,努力培养工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勇气,从而为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营造出公平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当前还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明确政府职能,深化体制改革,成立创新基金,加大科技奖励,强化政策支持;第二,加大R&D投入,调整投资结构,确保自主创新的资金需要;第三,开发人力资源,加强队伍建设,为自主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第四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技术标准战略,切实保护自主创新者的权利 ;第五完善政府采购目标,促进技术创新取向的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 摘自《中国改革报》
 


 

水资源争夺战 中国准备好了吗


  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布报告指出,全球正面临“水破产”危机,今后20年内,人类争夺水资源的竞赛将愈演愈烈。各国能源生产领域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将大增,水有可能会“比石油还昂贵”。

  数据显示,中国水资源总量达到2.8万亿立方米,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全球最大的三家水务公司法国威立雅、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泰晤士水务公司,无一例外都把中国作为其全球市场的重要部分。他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并以特许经营、BOT模式、TOT模式、控股、合作等方式,打入北京、上海、天津等10多个城市的水务市场。

  对于外资高溢价收购各地水务项目,有控制权的地方政府往往举双手赞成:一是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收益,二是为当地引进了外资,三是现在没有提高水价,老百姓没受影响。不过,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谁也不可能清楚将会为未来留下什么隐患。资本是逐利的,外资不是来做慈善的,它付出的高溢价最终都要在业务中回收。 摘自《上海证券报》
 


 

美国对待金融危机的双重理念


  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向发展中国家极力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否定国家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但在本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中,美国政府却没有推行一贯的市场化机制,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政府干预市场的措施。对此,多年来一直关注世界经济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指出,对美国而言,前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别人家的事”,此次华尔街金融风暴是“自己家的事”,在两次同样是波及面很大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双重标准暴露无遗。换句话说,美国政府正在违背此前奉行的自由市场理念,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由市场经济形成了鲜明对比,奉行了双重金融标准。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很长时间后,美国政府除了赞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泰国的170亿美元救援计划外,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救援了。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称,亚洲应意识到“西方特别是美国运行的资本市场是一种优越的模式”。所以,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开出的药方总是停止政府援助、实施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相继采取了各种积极措施,以缓和金融动荡的冲击。为了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不少接受经济援助的国家不得不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出的严苛条件,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获得资金支持。

  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却多次出手干预金融市场,采取了一系列政府干预市场的措施。有数据表明,美国政府的救市行为预计耗资将超过1.8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向濒临破产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家房地产公司分别注资1000亿美元,收管两房;美联储向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注资850亿美元,收管AIG;美国政府提出了7000亿美元的金融市场救援方案,再加上1000亿美元减税和其他政策性措施,救援方案总价值8500亿美元,为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最大的市场救援行动;作为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具体举措,美国政府动用其中的2500亿美元直接购买金融机构股权,走向了将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救市之路。

  张宇燕说,美国对两次危机的态度不同,还反映在如下方面,那就是前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它们强调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原因所导致的,与美国没有关系,但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出现时,它却强调别的国家也要负一定责任。日前有一些西方学者和政客竟抛出言论,认为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储蓄助长了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并声称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的高顺差是本次危机爆发的根源。

  张宇燕说,关于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包括众多美国学者在内的专家学者已多有共识,那就是如下十余种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因素综合所致: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监管不力;美国货币当局奉行了错误的货币政策;贪婪成性的金融机构过度投机;美国整个金融业的腐败和共谋行为;美国庞大金融机构高度官僚化;美国人长期形成的低储蓄和高消费习惯走到极限;巨额贸易赤字的国际经济不平衡;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耗费颇多又久拖不决;货币金融市场天生的不稳定性和周期性;保守主义政策矛盾重重日暮途穷;美国式资本主义痼疾使然。张宇燕强调,我们完全有理由明确回应那些不负责的言论,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指责中国和其他国家有失公正。

  张宇燕教授近年来先后出版有《全球化与中国发展》、《美国经济论集》、《国际经济政治学》等一系列学术专著或研究成果结集,对国际经济有较深的研究。展望美国的经济走势时,张宇燕认为,美国金融市场真正的冬天,很可能在2009年上半年才会来临,而美国从衰退走上复苏之路,至少要等到2010年的下半年以后。目前美国已经进入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厂商和消费者信心陡降。连续不断的救援行动,对于已经寅吃卯粮的联邦政府财政预算而言,不啻为雪上加霜。巨量财政赤字意味着未来通货膨胀的加剧和美元贬值预期的提升,从而将减弱全球投资者持有美元资产的愿望。这些均会迫使美国货币当局提高利率,然而后者又与经济复苏目标南辕北辙,并可能延长经济衰退的时间。当然,鉴于今天的联邦政府与那时的联邦政府在支配资源的能力上已不可同日而语,鉴于今天的世界如此开放以至于美国拥有多种途径让其他国家分担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鉴于今天的宏观经济学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故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经济重蹈1929—1933年大萧条覆辙的几率不大。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法彻底排除美国出现超过5%负增长并持续一年以上时间的经济萧条的可能性。 摘自《光明日报》
 


 

贸易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


  由于美国国会两院刺激经济方案中的“国货条款”,释放出了浓烈的保护主义气息,因而连日来遭到国际舆论的猛烈抨击。也许正是看到,全球范围的贸易战有因此一触即发的可能性,美国总统奥巴马3日表示,美国不能发出贸易保护主义信号。他警告美国国会,新经济刺激计划的最终版本不应包含任何可能引发贸易战的保护主义语言。

  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现在是以“经济爱国主义”的面貌出现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刺激经济,理应购买国货创造就业岗位,而非刺激海外的生产和就业。由此说来,美国的“国货条款”好像不无道理。问题是,当下面临的是一场维度并没有停留在美国的国界的全球危机,一个经济体(特别是美国这样一个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的政策举措将对他国产生巨大和直接的影响。正因如此,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做法便显得十分短视。即便对本国而言,短时期维持或增加的就业,很可能换来的结果是将来失去更多的就业岗位。

  贸易保护主义从来都不会是“独角戏”。就美国而言,它既是进口大国,同时又是世界头号制造业出口大国。断了人家的就业门路,其他国家凭什么还为美国产品大开市场之门?面对这场危机,已经或准备投入巨资刺激经济是许多国家都在做的事,美国的公司就不打算分享这些刺激计划的蛋糕吗?当大家竞相进行贸易保护时,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必然是,贸易保护扩散开来,各国的出口企业及相关内需企业会陷入窘境甚至破产,进而引发失业浪潮,致使全球经济更加萧条。

  这是有前车之鉴的。1930年,世界经济低迷,美国国会将经济困难归罪于国际贸易,通过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对2万余种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立即引起欧洲国家对美国产品的报复措施,使全球贸易几乎中止。如果说世界可以从大萧条中学到什么教训的话,那么贸易保护主义救不了经济危机应该是其中最深刻的教训之一。

  如今,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与 70多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危机时刻,如果所有国家都以保护本国产业为名相互关闭贸易大门,其后果将比上世纪30年代更甚。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见识了不信任情绪会在一夜之间蔓延至整个信贷市场,其实,贸易保护主义的传染性与此也有一拼。一旦一个国家打开缺口,相应的报复性关税、倾销与反倾销等很快就会铺天盖地而来。事实上,端倪已经出现。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推出了针对本国汽车厂家的救助计划;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已经表示,如果“购买美国货”条款最终被通过,欧洲将采取反击措施……人们不难闻到空气中贸易战的气息。

  可见,在全球化的时代,企图依靠贸易保护主义而自保,不光是无知和短视之举,而且可能会把全球经济拖入深渊。危机当前,世界各国最需要表现出协调合作、共克时艰的意愿,以善意的互动共同应对,而不是被狭隘利益冲昏头脑,在互为壁垒的对抗中相互“传染”。  摘自《大众日报》
 


 

温总理说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令谁汗颜?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深情演讲。在演讲中,温总理强调,有效应对这场危机,还必须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他认为,道德缺失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共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温家宝希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无疑,温总理此话寓意深远,既有善意的批评,但更是一种希望和要求。特别是对国内企业及企业家而言,用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来衡量自己的社会责任,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更显得尤为重要。

  尽管逐利性是企业的基本特征。但企业的利益诉求与道德要求并无本质冲突。作为任何一家企业,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必定会享受社会提供的政策、土地、资金等社会资源的大力扶持。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泉涌相报”,在危机之时,企业及企业家反哺社会,带头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应是一种自觉行为。而且,这种反哺树立的是企业自身的形象和诚信,可谓相得益彰、互惠互利。

  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其实,对企业及企业家而言拥有了相当多的财富,更应考虑的是社会的公正、公平,从而乐施善举、扶危济困,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能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人为地滋长“仇富”心理和贫富差距的拉大。“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只有将财富与道德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财富才能凸显它的社会意义。

  当然,在此次抗御金融危机中,我们有相当多的企业家表现出了一种道德的觉悟,他们带头树立责任意识、大局观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共克时艰,譬如承诺不裁员、高管带头降薪等等,赢得了社会的赞誉。近日便有媒体报道,上汽集团、电气集团等9家上海国有大型企业高层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将率先带头减薪,其最高降幅达40%,这就展现出了一种道德的责任。

  但不可否认,我们有些企业家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缺失道德责任,在他们身上流淌着的是一种狭隘的私利主义的“血液”,处处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而罔顾民众的感受。在这方面,某些房地产商们鸭聒鸡噪不合时宜地兜售房地价格,处处为自己申“冤”叫“屈”,却没有拿出任何行动回报社会,实在让人脸红刺耳。

  品品温总理“流淌道德的血液”,我们所有的企业家及至所有的人都该有所思、有所悟。其实,我们做人,都应该时时刻刻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莫忘来路


  华人首富李嘉诚曾发家于塑胶产品的长江工业总公司,而后转向房地产等产业,成就了财富的神话。然而在塑胶花已经日落西山的时候,李嘉诚还在寸土寸金的长江大厦留有一个小小的车间生产塑胶花,而生产者都是些老人,效率很低下!这令人颇为费解。

  对此,李嘉诚给出了答案:“那些员工在我的企业里干了那么多年,是他们创造了塑胶花的黄金时代,也成就了我的事业。现在他们老了,除了塑胶花的生产工艺别无所  长,我若停止生产,将他们推出门去,他们的境遇将会如何?一家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他们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辈,我们就应该承担起照顾他们的义务。”

  李嘉诚牢记着自己的成就是塑胶花工人给的,以感恩之心来面对,即使违反生意规律也要给“功臣”安度晚年,这种深深的人文关怀形成了一种企业文化,让员工以主人翁的姿态来营业,让李嘉诚长期雄踞华人首富! 摘自《中国青年》


 

“共赢”是人类的最高智慧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人类的各种语言文字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了下列的一些词汇:开放,繁荣,互信,互惠,交流,理解,合作,稳定,沟通,共识,对话,协商,建设性,透明度,正常化,一体化,全球化,共同体,欧佩克,多哈谈判,平等互利,援助计划,和平共处,持久和平,共同发展,和平发展,开展合作,政治互信,高层往来,礼尚往来,伙伴关系,永不再战,世代友好,和谐世界••••••这些,充分证明了人类在新的历史阶段产生了新的思维。

  现代人终于认识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作家蒋子龙在《2007年的绝招》一文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实例的注释:“去年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安踏掌门人丁志忠,讲出来他成功的原因:‘51%~49%,是父亲教给我的黄金比例。他很早就告诉我,你做每件事,都要让别人占51%的好处,自己留49%就可以了。长此以往,可以赢得他人的认同、尊敬与信任。’”

  这种新的思维是被现实的发展逼出来的,它与人类固有的竞争意识相悖,但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到;它符合我国“仁”和“义”的理念,符合人类的人性、智慧和理想,符合人类长期生存的需要,是人类良知发展到今天的一次必然的飞跃,一次具备了条件的质变。可以把它凝结为两个字——共赢。

  共赢的思想是人类最高的智慧!

  共赢,已经开始逐渐成为全人类认可的正确思想,成为处理和解决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准则。

  共赢,与道义同步发展,将是人性的真正体现,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身的动物性。最终与人为的残酷和悲剧告别。

  共赢,将使人类从“弱肉强食”的旧思想中挣脱出来,通过自然平衡,自然地生生不息。

  共赢,将使竞争意识、胜败观念由淡薄而消失,诞生一个真正文明、和谐的世界。 摘自《党政干部论坛-干部文摘》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不能以偏概全、以丑为美

展示中国文化中的普世价值


  核心观点

  我们的文化产业,特别是电影、电视等受众面广的文化产品,应该向世人展示中国文化和历史中健康的东西,正面的东西,美的东西;我们的文化产品在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文化的时候,要力求提供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度认识;要特别注意展示中国文化中体现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要特别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实践,要展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态度、生命情调、人生愿望和追求。

  “软实力”是时下一个热门词汇。软实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要依靠文化产业。因为文化产业的消费过程,就是价值认同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产品的文化内涵、精神内涵、价值内涵。

  我们的文化产业,特别是电影、电视等受众面广的文化产品,应该向世人展示中国文化和历史中健康的东西,正面的东西,美的东西。

  我不是说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没有不健康的东西,负面的东西,不美的东西,当然有。然而,中国文化从总体上是健康的,是美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强大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民族。我不赞成有的人以偏概全、以丑为美,把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阴暗的、丑恶的、血腥的东西,加以放大、渲染,或者把中国人一个一个描绘成发呆的模样,这样的所谓作品,怎么可能得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向往,怎么可能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呢?

  我们的文化产品在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文化的时候,要力求提供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度认识。

  介绍中国文化,当然要讲述中国的历史故事,要介绍各种文化遗产。但同时,更要展示在这些文化遗产后面的东西。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与价值。例如,从杨柳青年画的欢乐喜庆,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平安、富足生活的强烈愿望;从青州佛像的微笑,可以看出,中国人无论是在太平岁月,还是在苦难岁月,都能保持乐观、从容的气度;从江南园林可以看到中国人优雅的生活品位和美感世界。这样展示出来的中国文化,有活的灵魂,才有深的认识,才能照亮中国文化的本来面貌,并释放出无穷的意味。

  我们文化产品要特别注意展示中国文化中体现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

  那些最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往往体现我们民族的独特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而且也最能体现全人类的普遍价值。人们常常说的普世价值并非就是西方价值。比如,我们从孔子《论语》和天坛建筑,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恩的心境;从万里长城到郑和下西洋,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和平的永恒祈求;从20世纪老上海的开放活力,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普世价值,需要着重展示、照亮。

  我们的文化产品要特别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实践,要展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态度、生命情调、人生愿望和追求。例如,从《清明上河图》中宋代都城老百姓那种快乐的气氛,可以感受到中国人对和谐生活的满足;从中国人在弹琴、下棋、饮酒、喝茶时的诗意氛围,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审美追求。普通老百姓的心灵世界、文化性格、生活愿望和审美情趣,对一个民族生存和历史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都能承受,这和老百姓的内在心态密切相关。

总之,我们要提升软实力,就要使文化产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引导整个社会,同时,能向世界显示中国人高尚的精神世界和优雅的精神趣味。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文化是重要的国家基因


  文化是民族、国家、组织的基因。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繁衍昌盛的根本原因是文化的力量。中国的独特性,也在于文化的独特性。要保持国家的生命力和独特性,必须高度重视承传中国的优秀文化。

  国家基因

  基因本是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基因具有先天性、外力不易改变性、恒定性、复制性、同化性等特点,在此,借喻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类似基因的特点。国家基因特指国家相对恒定的人文、自然条件,是国家生存发展的人文土壤和自然背景。它包括文化、历史、人口、民族、版图、区位、气候等因素。国家基因对国家的发展具有恒久性、决定性的影响。

  国家基因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我国相对恒定的国家基因是大国、古国和多民族国。所谓大国,人口多,幅员辽阔;古国,历史悠久,文化独特;多民族国,中国由五十多个民族组成。

  国家基因不等同于特色国情、基本国情。特色国情与国家基因之共性,都是所指某一国家所特有的优势和劣势。但是,国家基因是恒久的,根本的,有的基因关系到国家特性,有的基因关系到国家生存发展的模式和民族战略。然而,特色国情涵盖的内容宽泛,包括非恒久性的现状。基本国情则比特色国情、国家基因更宽泛。应该包括基和本,包括恒久的和现状的国情,特色的和非特色的国情,包括同类国家共有的国情。基本国情不一定是特色国情,同类的国家可以存在相同的基本国情,其中生产力水平是所有国家基本国情的第一标志。

  国家基因从特色国情、基本国情分离出来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一是有利于进一步界定国家最根本、最恒久的国情;二是表达形象生动。三是思维概念和思维工具。

  在现阶段,正确处理国家基因与基本国情、特色国情的关系,就是基于基本国情,必须加快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同时,在制定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大战略时,必须着眼中国是大国、古国、多民族国的恒定背景和恒定因素,研究如何发展才能可持续, 才能又好又快。着眼“国家基因”选择发展道路,国家的未来才根深蒂固。

  与国家基因相关的问题

  与大国相关的问题。一是中国有十三亿人口,粮食必须确保自给;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农村多,农民穷,农民数量大,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以县城为基础,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三是中国版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南北东西跨度大,必须优化产业布局,节约运力。四是中国西北地区生态脆弱,生活条件艰苦,人口少,区位优势不利,坚持西部集约开发,必须把城市化放在西部优先发展的位置,在西部布局适宜的产业,缩小东西贫富差别。

  与古国相关的问题。一是中国是文明古国,必须在世界上弘扬华夏文化,扩大华夏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使中华文化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一极;二是中国 以《易经》和中医为代表的系统论思想、辩证法思想, 是人类最早、最先进的思想,必须利用这一思想优势,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二是中国倡导仁、义、礼、智、信和温、谅、恭、俭、让的国民道德风范,建立起易懂易记大众化的社会价值体系;四是中国的官文化崇尚官德,向往圣人,重视官员亲民,在官员队伍建设中,倡导“以德为纲”的官史文化;五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党,她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优秀的政党文化,必须加以发扬光大。

  与多民族国相关的问题。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必须坚持民族自治制度,倡导、鼓励、促进民族间相互择善,进一步融合。

  历史的经验证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发展只有始终植根于国家基因,才能又好又快的发展。

  承传我国的文化基因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古代伟大的思想是人类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今天人类智慧、鲜活的根脉,优秀的中华民族要从保护人类文化、人类智慧的历史责任感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高度,加大对国学的研究,高度重视历史、文化的承传。

  创建稷下大学。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各种优秀思想形成的黄金期。当年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大学,孔子、墨子、荀子等诸家学派都在此讲学,汇道、法、儒、名、兵、农、阴阳等百家之学。我们要把这条国脉续起来,在山东淄博创建稷下大学,重点研究诸子百家思想,深入开发和传播我国思想黄金期的黄金思想。

  扩大汉语言在世界的传播。语言是认识和传播文明的工具,要强化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在世界的地位,促进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结合。

  在世界拓展孔子学院办学的范围。在世界主要国家有序地建设传播中华文化的载体,比较妥善的形式是孔子学院。要鼓励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当地开办孔子学院,既有利于塑造企业形象,又使文化传播民间化,非政治化,可以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建设诸子百家文化园,竖人类智慧的东方丰碑。以历史年代为单元,以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实业家、医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典型生活场景和思想典籍为载体,构建出形象的较为系统的历史文化脉络。

  把中医摆到国学和国粹的高度,加大研究、应用和推广。中医是呵护人类生命最有普适性的科学,要在全国倡导、鼓励发展中医,还要逐步推动中医走进史广阔的世界。

  借鉴古代史治经验,进一步完善以德为纲的干部制度,我国现行的公选、巡视制度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自荐制、职级分离、职事分离等制度是今后加快干部制度民主化、科学化急需改革的重要领域。

  继续推进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实物化、文物化。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与发展中创立了优秀的政党文化,蕴涵着中华历史文化的优秀基因,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链条。要从文化和历史的高度认识和对待中国共产党历史,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重要代表人物、代表场景、代表事件,都要实物化、文物化。 摘自《学习时报》
 


 

读书与健康


  西汉文学家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其实,书作为一种“药”,其“功效”不仅仅是可以“医愚”,更与人的健康长寿密切相关。以书为“药”的刘向自己就活了70多岁。主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孔子则活了73岁。孟子幼而好学,皓首不辍,活了84岁。唐代诗人贺知章、宋代诗人陆游,苦修文业,不仅留下无数华美诗章,而且享受天年85载。清朝皇帝乾隆,晨习武略,暮研文韬,活了89岁……这些读书人,在多数人的寿命只有40岁-60岁、“人活七十古来稀”的年代,实在称得上是寿星。就算是在今天,也大大高于人们的平均寿命了。

  毋庸置疑,读书有益于人的健康。现代医学研究成果更对此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首先,读书是一种有益的“脑保健操”。科学家通过动物实验得出的结论是:动物的平均寿命随着脑重量的减轻而缩短,人衰老主要是脑细胞的死亡和其活性减弱。而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则发现:人的脑细胞在一生中任何时候都不会绝对停止生长,即使到了老年,只要健康状况良好,并经常处于一定的脑力活动中,脑细胞仍会继续生长。

  科学工作者指出,发挥大脑潜力,保持大脑健康的最好方法,是尽可能多地使用大脑,经常给大脑以良性刺激。读书,即是能对大脑产生良性刺激的有效手段。哲人说,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位道德高尚的朋友促膝交谈。读书的过程,既是认知、记忆的过程,也是想象、思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然离不开大脑的参与。这无疑会使大脑受到良性刺激,其效果和脑保健操无二。

  其次,读书有益于保持健康的心态。国外一位著名长寿学家曾经指出:“一切不利的影响,最能使人短命夭亡的,莫过于不好的情绪和恶劣的心情,如忧郁、颓丧、惧怕、贪求、怯懦、忌妒等。”而当今社会,市场经济的大潮使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各种竞争愈加激烈,人们面临着更大的精神压力。“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面对挫折、忧烦等等不良情绪,如何排遣,从而保持最佳心态?读书无疑是一剂良方。读书能够使人净化灵魂,驱散心头的阴霾;畅游书海,可以使人“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从而淡化骤然临之的苦恼、彷徨,缓解郁闷和压抑的情绪,保持身体和社会环境的平衡;读书,可以帮助你校正心理上的偏差,以冷静的眼光和理智的心态去面对各种社会现象,从而在纷繁的世事面前应付自如,泰然处之。

  而对老年人来说,读书还可以极大地丰富精神生活,使思维得以“稚化”,从而保持心理上的年轻,实在是一种能起到“返老还童”作用的滋补剂。

  开卷有益,何不为乎? 摘自《山西日报》
 


 

“取”与“舍”


  “取”是一种本事,“舍”是一门哲学。没有能力的人取不足;没有领悟到人,舍不得。

  舍之前,总要先取,才有的舍,取多了之后,常得舍弃,才能再取。所以“取”、“舍”虽是反义,却也是一物的两面。

  人初生时,只知取。除了取得生命,更要取得食物,以求成长;取知识,以求内涵。

  既然长大,则要有取有舍,或取熊掌而舍鱼,或取利禄而舍悠闲;或取权位而舍生命。

  至于老来,则愈懂得舍,仿佛登山履危,行舟遇险时,先得将不必要的行李抛弃;仍然嫌重时次要的东西也得舍去;再有险境,则除了自身以外,一物也留不得。不知舍、不服老的人,常不得不最先落水坠崖,把老本也赔了进去。

  如此说来,人生是愈取愈少,愈舍愈多,怎么办呢?

  答案是:

  少年时取其丰;壮年时取其实;老年时取其精。

  少年时舍其不能有;壮年时舍其不当有;老年时舍其不必有。

  摘自《社区读书》
 


 

最佳状态


  鲁国木匠梓庆削木做成悬挂钟鼓的架子两侧的柱子,看见的人都惊讶不已,以为是鬼斧神工。

  鲁侯召见梓庆,问他其中的奥秘。梓庆对鲁侯说:我准备做这个的时候,不敢耗损自己丝毫的力气,而要用心去斋戒。斋戒的目的,是为了“静心”。

  斋戒到第三天,我就可以忘记“庆赏爵禄”了。

  斋戒到第五天,我就可以忘记“非誉巧拙”了,也就是说,大家说我做的好也罢,做的不好也罢,我都已经不在乎了,也就是彻底忘记名声了。

  到第七天,达到忘我之境,我就可以忘记是在为朝廷做事了。大家知道,为朝廷做事心有惴惴,有杂念就做不好了。

  这时,我就进山了。静下心来,寻找我要的木材,观察树木的质地,看到形态合适的,仿佛一个成型的就在眼前。我就把这个最合适的木材砍回来,顺手一加工,就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木匠斋戒7天,其实是穿越了三个阶段:忘记利益,不再想着用我的事情去博取世间的大利;忘记荣誉,不再想着大家的是非毁誉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忘记自己,只有达到忘我之境才可以做的更好。 摘自《于丹(庄子)心得》


 

好日子怎么过


  好日子不好过,这还是从前没有想到过的。因为什么叫好日子,很难界定。温饱不愁了,还有山珍海味呢!你有住房了,那边却竖起了别墅;公共汽车不拥挤了,大路  上却跑过一辆辆私人轿车;你开始吃肉了,时尚的却是吃野菜;你的工资提高了,有人赚的钱却是成百上千万元。因此我们的耳朵里,听到一片声音,都是说:现在的日子真是难过!

  好日子难过的多,好日子弹性太大,物质太多,诱惑太多,个人的选择却比穷日子还少,不是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穷日子固然难过,但好日子难过的是心情。

  原来,好日子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好日子是皮囊,需得人为它填充灵魂。这灵魂哪里来?读书得来,修养得来,智慧得来;安静中得来,爱意中得来,松弛中得来;不烦躁的时候得来,不虚荣的时候得来,不贪婪的时候得来;懂得维护健康的时候得来。

  好日子就在自己的手中,像泥鳅,要有把握的技巧,偏偏就是这个技巧,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真叫人难过。 摘自《共产党员》


 

勿羡慕别人


  年轻的美国华裔数学家王章程,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后,他的同学大多数都去了大财团,只有王章程一头扎进了加州私人研究室,一干就是十年。十年中,他的收入非常低廉,30岁了还买不起房子。而他的同学们已经是月收入几十万、上百万的大老板。在外人看来,王章程的生活很糟,但他本人似乎全然不知,眼里只有自己的事业。

  虽然十年中,王章程默默无闻,但在他35岁的时候,他攻克了世界上两项顶级数学难题,从此成果迭现,美国十几家大学先后聘请他前去任教。多少年过去,在世界数学界,他成为公认的数学之王。

  还有非洲的哈利默父子,一直过着贫寒的生活,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父亲给儿子做教练,每天都生活中心只有一个,奔跑。相反对于自己的拮据生活,两人似乎从来都视而不见。8年后,小哈利默先是夺得非洲长跑冠军,后又在世界锦标赛中夺冠。

  在总结生活的发言中,小哈利默说,这些年,我和父亲从来没有理会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更不会去羡慕别人。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做好自己的事。 摘自《扬子晚报》


 

新加坡的“东方理念”


  不久前,我在新加坡打算去一家博物馆参观,由于不识路,便在饭店门口拦下一辆出租车。司机笑着告诉我,其实那家博物馆离我住的宾馆很近,不必花钱乘车,并详细为我指点了方向。结果不到10分钟我就走到了博物馆。

  到一家自主式日本餐厅用餐,餐厅入口处,店员递给我的一张磁卡和一个写有“预订”字样的塑料架,这让我犯了难。看到我手足无措的样子,女店员走过来,详细告知了它们的用途:塑料架用来放在空桌子上,表示这里有人,而磁卡则需要在点餐时交给店员做用餐记录,最后一起结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作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新加坡对待外国人仍然保留了东方传统道德中的友善、热情和包容。

  由于历史原因,新加坡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上世纪70年代后,很多年轻一代纷纷抛弃了东方传统的价值观,提倡个人主义,社会道德一度呈现危机。第一任总理李光耀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危害,于是倡导了一场“文化再生”的运动。1982年,李光耀号召新加坡人要保持发扬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持贯彻执行的治国纲领。

  1988年10月,时任副总理的吴作栋提议把东方价值观升为国家意识。1991年,政府还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五大共同价值观,成为儒家价值观与现代文明有机融合的蓝本。就这样,新加坡人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东西方结合的特殊民族文化。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牛年也要防犯“牛”毛病


  今年是牛年,牛的话题自然比较多。其中,文白石先生的《牛年当显“牛”精神》是上品之作,他提及的“老黄牛”、“拓荒牛”、“孺子牛”精神是颇合时宜、正当所需的。另外,肖德安先生的《重视“千里马”,也千万别忘“老黄牛”》和《说牛学牛做牛不吹牛》也是切中时弊,提醒得及时。其实,把两位先生的意思合起来就更好了,就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即牛年既要弘扬“牛”精神,也要防犯“牛”毛病。

  笔者接着肖德安先生的话题,他提醒人们不要犯吹牛(皮)的毛病。此外还有以下几种毛病,也需一并防犯:

  一是不要钻牛角尖(儿)。钻牛角尖(儿),比喻无法解决的问题或不值得研究的小问题。实际上,人们之所以犯钻牛角尖(儿)的毛病,有的是因为大事做不来,就爱在小问题上纠缠不清,以示自己的存在或自己意见的重要。有的则是对问题看不透彻,只看到牛角的一头大,却看不到另一头的小(尖)。现实中的好多问题,有的是规律认识不清,有的是条件不够,追究到最后不过是钻进牛角尖或是走进了死胡同。

  二是不要轻易使牛脾气。牛脾气,也叫牛性,是指倔强执拗的脾气。有的时候,倒也需要一点牛脾气,没有那么一股子倔强执拗的牛脾气也干不成事。但是,也要分情况看问题,特别是不要轻易使牛脾气,明明是错的,但有时为了顾及面子,有时是认识不清又不听众人之劝,几头牛也拽不住、拉不回,非要弄得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尴尬局面。

  三是不要牛头不对马嘴。牛头不对马嘴,也叫驴唇不对马嘴,比喻答非所问或事物两下不相合。这种毛病,多数是说话时犯的,不过在做事上也有犯的,比如拉郎配。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几个事物非要以个什么名义捆绑到一块。一些地方为了美化城市,不远万里,不惜重金从异域移植本地根本无法生长的大型景观物种,最后不过是朽木枯树一堆。

  四是不要做“牛头马面”。牛头马面,是迷信传说中阎王手下的两个鬼卒,一个头像牛,一个头像马。比喻各种反动丑恶的人。现在我们的一些干部在做群众工作受阻时就习惯扮“牛头马面”,专门吓唬群众,群众也叫他们“牛头马面”。这些个别的干部的做法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在群众中影响极坏,需要清除掉,同时也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杜绝“牛头马面”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总之,我们在今后实际工作当中,只有既弘扬“牛”精神,又防犯“牛”毛病,这一年我们才会真的“牛”起来。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