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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俞正声的"四个确保"

上海市委12月11日上午举行常委会,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关于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本市2009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初步思路的汇报。下午,市委、市政府召开……

金融危机要钱 气候危机要命

人类现在首先需要的是一场思维革命,价值观革命。如果无法认清发展的目的,人类就永远只能在不断的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中轮回。即便不是在气候危机中……
  编者按:
    为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高举邓小平理论和实践三个代表,使广大党员能够及时了解党中央及国内外时事政治、经济贸易、文化观念、台湾问题及世界500强企业介绍等,开阔视野,了解信息,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始终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向广大党员推出《中智先锋文摘》,目的就是进一步满足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需要。尽管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工作在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我们仍将继续完善党建管理体制,不断探索党建管理的模式和思路,不辜负广大党员的期望,继续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面。《中智先锋文摘》创刊后,希望得到广大党员的建议和指正,使《中智先锋文摘》真正办成适应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期刊。感谢您的参与、阅读和建议!
 
党领导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
科学发展观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又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加强党的建设贯彻“三个始终”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理论研讨会综述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活力的源泉
30年30个注释(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奔小康历程:从贫穷到繁荣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暨改革开放30周年
用科学发展观推动基层党建工作
从严治党 保持党的先进性
领导干部是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
基层社会“变迁”与基层党组织“建设”
实现党员监督权利的几个环节
加强党性修养和干部作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党校要带头改进文风:15分钟的大会发言谈起
尊重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党员优先”是对党员先进性的肯定
党的宣传工作的性质、特点、作用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党合作理论和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一党执政与多党制
制度创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保障
理论创新:伟大的历史性创造
解放思想四题
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
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划”:划出新风气 划出新未来
不断吸收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学习实践活动要与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紧密结合
品读俞正声的"四个确保"
上海市委12月11日上午举行常委会,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关于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本市2009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初步思路的汇报。下午,市委、市政府召开……
把党的政治组织优势转化为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力量
看胡总书记如何充分地估计“困难”
哪三件大事让薄熙来牵肠挂肚?
和谐世界:人类普遍追求的理想价值
统筹协调好重大关系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多讲新话
让读书倡廉成为时尚
毛泽东与周恩来是如何交往的
罗荣桓的"革命不是为了当官"令人敬仰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周家兄妹没有小车子、大宅子
少奇同志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
“复兴”与“振兴”哪种提法更科学?
贯彻落实中心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关键在党
吹响创业型经济的号角
中国经济明年面临六重考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眼扩内需
中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扩大消费是个战略问题
金融危机下的政府质量管理
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企业该做什么
PPI与CPI双双回落的两个启示
我国出口企业存在的五处软肋
就业危机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之变
美国经济恢复比中国快
美国金融危机的转嫁与中国应对
金融危机要钱 气候危机要命
 
 

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

党领导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


  科学发展观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又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题中之义。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历史和时代高度,全面把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在联系,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回答党领导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科学发展观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又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题中之义。

  一、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主题,融会贯通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回答了党领导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全部实践和理论只有一个主题,这就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体现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在实践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仅通过继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来指导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仅通过继续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来指导党的建设,而且进一步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融会贯通,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加强与改进党的建设相结合的全局看发展。通过创造性地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来指导我们党更好地领导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

  科学发展观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为基调,深刻阐述党领导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两句“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主要体现发展的世界观,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后两句“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主要体现发展的方法论,即“怎样发展”。这几句话集中概括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坚持和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系统认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统一其中。

  二、科学发展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和“第一要务”,集中体现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紧密结合

  科学发展观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严密的内在逻辑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在这一科学理论的丰富思想内涵中,特别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把发展放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基于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深切愿望,基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基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履行党的执政使命作出的重要结论。”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主要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第一要义”和“第一要务”都把发展摆在第一位置,“第一要义”主要是表述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侧重于理论意义;“第一要务”主要是突出党要承担起执政兴国的时代重任和历史使命,侧重于实践意义。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第一要义”和“第一要务”统一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进程。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执政”与“兴国”紧密联系,“执政”主要是党的建设问题,“兴国”主要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党的十七大总结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得出一条宝贵经验———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要突出发展主题,紧紧围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推进党的建设,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先进性在当代中国最重要最具体的体现,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加强和改进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不断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健全和实行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检验党的建设的重要标准,使我们党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三、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来源于实践又要指导新的实践,最重要的是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实践在前,理论在后,实践赋予理论新的内容,理论指导实践新的方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基础上,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顺应世界发展趋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全面发展等各个方面,覆盖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动力、发展环境、发展目的、发展道路等各个层面,涵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环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上了一个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源于实践又要指导新的实践,其指导意义不只是指引大的方向,还要具体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全党正在分批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重点是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进而推动科学发展观成为全党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各级领导干部要以科学发展观引导正确政绩观,用正确政绩观落实科学发展观。政绩是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成绩,也是发展的表现形式。正确的政绩观反映领导干部从政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想问题、作决策、干工作的全过程,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增强执政能力特别是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 摘自《海南日报》
 


 

加强党的建设贯彻“三个始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在不断改进中得到加强。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随着党执政时间的增加和党的队伍的变化,党的自身建设面临许多新课题新考验,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管党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这就迫切要求我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行动中去,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动力。胡锦涛总书记“9•19”重要讲话中强调,全党同志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这为我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提高每个党员的党性修养指明了方向。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的本质和内在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属性和执好政、掌好权的根本目的,是党对执政规律的最本质的把握。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长期执政才有根本的保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最重要的就是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体现,是我们党全部奋斗的最高目的。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充分体现了发展的根本价值追求和终极目标,充分揭示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内在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党的全部执政活动,都是以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我们党80多年的历史,就是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历史。干革命,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为人民群众夺取政权;搞建设,也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为人民群众掌握好政权。虽然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工作任务有所不同,但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没有改变。坚持“以人为本”,也是从根本上解决“靠谁执政”的问题。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人民群众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已经包含了人民群众在执政中的主体地位的要求,包含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要求。只有真正依靠人民群众的主体积极性,有人民群众的热情参与和支持,才能持续长久地执政,才能执好政。

  我们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人民利益的大与小,是辩证的统一。既要抓住大的,也不能丢了小的。从国家整体看来是小的事情,对于具体的每一个老百姓来说,很可能就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在注意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人民利益的同时,还必须注意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问题。仅有好的政策,不能真正付诸实施,或者在实施中走了样,那同样达不到代表人民利益的目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在不同的领域、岗位、层次上参与治党治国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各项工作各个环节上都细心研究群众的利益,关心群众疾苦,体察群众情绪,努力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团结带领群众不断前进。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主要的是通过我们干部与群众的联系来实现的。所以,广大领导干部,必须牢牢把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记在心头,认真切实地关心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把人民群众的疾苦冷暖想得细一点,做得实一点。总之,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切实把发展和维护好群众利益摆在工作全局的第一位置,把群众的呼声和意愿作为指导工作的第一信号,把关心和服务群众作为各级领导的第一职责,把群众的评价作为衡量工作政绩的根本尺度。 摘自《光明日报》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理论研讨会综述


  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党建研究会共同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理论研讨会于11月6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作了会议总结。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虞云耀,顾问张全景、郑科扬等30位同志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与会同志紧密联系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全面、系统地回顾总结了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30年来的发展历程、重大成就、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并对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主要成就

  党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伟大实践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党的理论创新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与会同志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探索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要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当今中国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三个根本问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适应党所处历史方位和肩负历史使命的深刻变化,党的执政理论取得了重大发展和创新,概括起来,就是我们党始终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抓住发展这个关键,贯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精髓,遵循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来执政,这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执政成功的最宝贵经验。大家认为,30年来,党的建设的理论不断创新,获得了丰富的、管用的理论创新成果,主要表现在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对党的性质的进一步表述,对党的历史方位作出科学判断,确立并发展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目标,拓展了党的建设总体思路和布局,将发展党内民主提到重要位置,等等。

  党员队伍持续发展壮大,结构不断优化,素质普遍提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家认为,30年来党员队伍建设成效显著,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党员队伍建设实现重大理论创新。大家谈到,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七大,党章有关党员的内容都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充实和完善。如党章强调要坚持党的性质、把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二是与时俱进地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适时地进行整党,积极稳妥地做好发展党员工作,探索创新党员教育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事务中的参与、管理、监督作用,这些措施,使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推动科学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本领不断提高。三是党员队伍建设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我们党着力探索党员教育的科学方法和长效机制,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和制度,基本形成了覆盖全面、完备管用的制度体系和相互衔接、运行顺畅的工作机制。

  党的基层组织覆盖面不断扩大,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不断提升,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更加巩固。一是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不断破解发展中的诸多难题,研究探索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思路、新办法,确保了党的组织对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组织的有效覆盖,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更加丰富,与党员群众的需求和意愿更加符合。二是积极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完善基层党组织内部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和完善公正、科学、合理的党内基层选举制度和机制,拓宽了广大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渠道。三是努力推进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创新,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基层骨干队伍。

  培养造就了一支素质和能力总体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干部队伍,凝聚了一大批各类新型专门人才。与会同志高度评价30年来党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认为经过30年改革探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了“四个转变”:一是实现了从实际上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到退休制、任期制的转变。二是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干部管理模式到分级分类管理模式的转变。三是实现了从单一封闭的干部选任方式到建立在发扬民主基础上的多样化选任方式的转变。四是实现了主要靠领导“伯乐相马”到主要靠制度选人的转变。

  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的党内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党内政治生活稳定地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健康发展轨道。大家一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着眼于激发广大党员和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全党意志、智慧和力量,积极扩大党内民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取得了明显进步。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观点已成为全党共识,保障党员的权利已放到组织制度改革创新的突出位置,党内生活质量不断提高,领导班子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自觉性和水平不断提高。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党内关系行为准则和民主监督制度体系,党的创新活力进一步增强,团结统一局面进一步巩固。

  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整个过程始终保持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会同志在研讨中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和十五届六中全会先后作出《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持不懈地反腐倡廉,已成为增强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凝聚力的重要内容。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实践“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和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风气日益兴起。我们党坚决纠正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坚决反对腐败,对推进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及其复杂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工作目标越来越符合实际,工作更有系统性、预见性。

  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准确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党建总目标和总体布局。大家一致认为,怎样建设党,首先必须明确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党。只有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党的建设总目标,不断完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才能保证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始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大家谈到,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目标的主旨,是把党建设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把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作为重中之重,全面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已经成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科学而系统的总体架构。

  必须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30年来,我们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取得了丰硕成果,为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积累了新经验。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这是新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举措。我们要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学习与研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动摇,确保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前进。

  必须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来加强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与会同志在研讨中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的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确保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是党在新时期最根本的政治建设。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必须紧密联系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进行,自觉在科学发展的大局中来谋划、来推进,更好地为科学发展服务。

  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改革创新。30年来,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积极推进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理念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和制度创新,使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更加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核心价值。大家深有体会地说,30年来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摆在首位,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只有始终坚持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始终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改革创新的突破口,把提高群众满意度作为改革创新的着力点,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无穷的力量。

  全面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推进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与会同志谈到, 30年来,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充分走群众路线,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积极探索客观规律,走出了一条不靠政治运动、而靠制度保障自身科学发展的新路子,增强了党的组织优势,提升了党内政治生活质量,保证了全党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奋进,以党内和谐带动社会和谐。

  切实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和增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关键在于建设好符合各条战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求、得到广大群众真心拥护的基层干部队伍,优化领导班子结构。要主动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从实际出发,创新党组织的设置形式与活动内容、活动方式。要进一步探索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有效形式和途径,把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要求贯穿到基层党的建设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基层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建立健全党委负责党的建设的责任制,不断提高各级领导班子既善于治国理政,又善于治党管党的能力。与会同志一致认为,30年党的建设经验千条万条,归结为一句话: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这是执政党建设的核心和根本,它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大家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逐步建立了党委抓党建的责任制,并不断创新工作体制和机制,基本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的格局。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重要举措,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与会同志认为,执政能力建设和治党能力建设同样重要,都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大课题。高中级干部都要努力使自己成为既善于治国理政,又善于治党管党的政治家。执政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必须紧紧抓住解决为谁掌权、为谁用权和怎样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把实践党的根本宗旨,落实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的要求贯彻到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各方面。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与会同志一致认为,30年来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来之不易;30年来党建和组织工作研究在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中形成的丰硕成果和繁荣局面同样来之不易。我们既要深入总结、深刻认识,更要坚持和运用、创新和发展。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活力的源泉


  20世纪80年代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改革试验,但最终都遭遇重大挫败。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并在短短三十年时间内取得了辉煌成就。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社会主义中国显示出强大的发展活力?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一条,就是胡锦涛同志在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在中国进一步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美好的发展前景。”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充满强大发展活力的力量源泉。

  第一,改革开放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出发点和着眼点,找准了关系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活力的根本动力。活力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具备不具备活力,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来源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前进,没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谈不上活力的发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人们的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解放,蕴含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活力极大地迸发出来。然而,在随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在政治路线和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偏差,试图只在生产关系上寻求社会发展活力的源泉,错误地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不但没有激发出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活力,反而使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及时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使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可以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但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改革的实质,就是要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开放的着眼点,就找准了社会主义发展活力的“动力源”。

  第二,改革开放把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作为重要途径,抓住了增强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活力的“突破口”。社会主义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协调、良性互动是社会主义具有强大发展活力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不够,社会主义建设曾经走了弯路,遭受过严重挫折。这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仍然需要根据实践和时代要求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与发展。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我们党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把激发活力的立足点放在体制机制的改革完善上,放在社会有机体各要素之间的协调上,在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比如,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面,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努力形成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在分配制度方面,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些都为社会主义中国充满强大发展活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改革开放把广大群众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把握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活力的最终来源。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提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社会主义活力的创造者。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即使再完美的理论也难以发挥作用,再先进的社会制度也难以迸发出强大发展活力。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立足中国实际,规划了从农村到城市、从个体到国有、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的渐进式改革蓝图。以安徽农村大包干为发源地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规模展开,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尔后,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开放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折。社会主义中国由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真心拥护而充满强大发展活力。

  第四,改革开放把吸收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作为重要内容,增添了影响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活力的外部条件。海纳百川,方成其浩瀚。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获得健康良好的发展,都必须把自身纳入到世界发展的潮流之中,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要充满活力,都必须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实践充分证明:开放总是和繁荣昌盛相伴相随,封闭必然扼杀社会发展活力。邓小平鲜明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科学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提出了一系列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与构想。30年对外开放的实践,解决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启动初期面临的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难题,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提供了有效的经济制度供给,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外开放成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加快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培育和塑造了中国人的当代品格。实行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物质基础和观念视野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发展活力。 摘自《新华网》
 


 

30年30个注释(一)


  (1978年~2008年)

   注释一: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后期,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的“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的事业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拨乱反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和错误,正本清源,使党和国家的工作走上正轨的一项工作。拨乱反正包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三方面。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上,坚决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组织上,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方针,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同时按照“四化”方针,实行新老交替,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展开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通过拨乱反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走上正轨、顺利发展,出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32年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的总结,对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注释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解放思想

  “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工作刚一开始,就受到了“两个凡是”方针的严重阻碍。邓小平及一些老同志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1978年5月10日,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又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由此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它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对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对重大历史关头实现伟大转折,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鲜明特征。坚持解放思想,就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开创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21世纪的。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胡锦涛同志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是我们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

  注释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

  以这次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决策,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它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抓住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符合历史进步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它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七大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注释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文革”结束后,我国农村出现了农民自发形成的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包产到户。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完善,最终形成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以农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其核心是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而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市场经营的主体。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我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注释五:经济特区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要决策。实践充分证明,建立经济特区的思想和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不仅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建立起开放型经济,而且很好地发挥了技术、管理、知识、对外政策的“窗口”作用,带动了对外开放,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进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产生了重要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注释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进一步阐述。

  注释七:“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

  “三步走”发展战略是指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设计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党的十五大对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作了进一步规划,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目标。党的十七大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三步走”战略的实施,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

  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具体内容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注释八:邓小平南方谈话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深刻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这篇谈话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和发展,而且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注释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重要理论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个理论体系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始终围绕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问题,用一系列独创性的观点,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注释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邓小平理论以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成果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下期待续)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奔小康历程:从贫穷到繁荣


  改革开放的推动力和受益人是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衣食无忧、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期盼与向往。

  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从此,“小康”这个古人描绘的令人向往的社会理想,伴随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一点点走近中华大地,成为幸福生活的象征,成为亿万中国人的共同追求。

  2002年党的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念再一次被丰富: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时间表被写在 “2020年”。

  这是一抹绚烂的色彩: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终年在土里刨食的农民,按下18个鲜红手印,定下“生死文书”,冲破人民公社体制束缚,搞起“大包干”。

  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的新革命,从此拉开了大幕。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被誉为“中国奇迹”。而30年来,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变迁中,在每一个中国城镇、乡村的变化发展中,无不诠释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

  从贫穷到繁荣

  1978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改革成为一个变革图强的国家战略。

  江苏江阴市华西村那个“隐姓埋名”了10年的小五金厂的窗帘终于可以打开了,在彻底推倒了围墙后,吴仁宝甩干膀子干起来。1990年,华西村工农业总产值就突破亿元大关,成为江苏第一个亿元村。如今的华西村,全村工业年销售收入已突破450亿元。

  就在与华西村距离不远的浙江萧山,1979年,一个叫鲁冠球的年轻人把村里一个生产农业机械的小作坊,做了“战略调整”,集中力量专业化生产汽车万向节,走向了全国市场。4年后,他用自家自留地里的2万元苗木做抵押,以责任承包方式成为全国获得自主创业、自主经营权力的“屈指可数”的人物。如今,鲁冠球掌舵的万向集团已是中国企业走向未来的标本。而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在中国GDP中的贡献已经超过了50%以上。

  “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带来了他们的成长。中国改革一开始就在经济活动中逐步引入市场机制,至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制订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总体蓝图。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中国还看到了“向外”的力量——全球化。

  在中国南方设立的经济特区,其使命便是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打开国门的中国再次走进世界的眼中。在互相的磨合与碰撞中,外来的资本看到了这个新兴市场巨大的潜力。

  作为率先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的代表,1994年执掌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的赖炳荣,第一次在各大外企中提出了“双赢”、“以中国为家”、“做地地道道的中国公司”等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外企发展战略。他的管理哲学被延伸成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四大战略”,即“投资与技术转让、高级人员本土化、配套产品国产化、合资企业与合作项目”。摩托罗拉也一度作为中国最成功的外商投资企业,成为许多外企和研究机构研究的榜样。统计显示,1978年至2007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7800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15年的入世谈判,使中国摆脱了长期游离于多边贸易体系的被动局面;融入世界,从立法到管理,世界通行的规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活力。

  中国以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参加着大规模的国际生产分工。随着“中国制造”在世界范围内声誉日隆,从北京到珠海长达2700公里的105国道被戏称为“世界工厂”大道。在广东中山和顺德的交界处,曾经竖立着一块“世界工厂”的广告牌。

  农村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召唤,使得亿万农民在生存与发展双重压力下 “冲破墙体”进城打工。在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中,麻幺妹16岁的女儿到“更南的南方”东莞打工,年轻姑娘身着工作服在工厂门口留影,眼里充满期待。

  30年间,从农村到城市,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深圳速度”到90年代的“浦东变化”,再到21世纪环渤海地区的异军突起;从沿海开放、中部崛起,再到西部大开发,中国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崭新局面实现了漂亮的变身。

  从小康到全面小康

  “30年前中国和现在的真正差距,其实要比目前所能观察到的更大。尽管这个发展历程一般有很多硬数据来衡量,但是如果以人类的标准看,其间的变化甚至更加惊人。”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这样说。文章作者是美国杂志首批驻北京的记者,“从那以后,我亲眼目睹了这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快、最深远的变化。”

  改革开放的推动力和受益人是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衣食无忧、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期盼与向往。

  而邓小平用“小康”来描述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丽图景。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从此,“小康”这个古人描绘的令人向往的社会理想,伴随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一点点走近中华大地,成为幸福生活的象征,成为亿万中国人的共同追求。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实现这个目标,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物质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首次使用“小康”概念,并把它作为主要奋斗目标和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标志。

  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到江苏苏州、浙江杭州进行调研,实地考察“小康”目标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包括“温饱-小康-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内的中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据统计,邓小平同志从1979年到1992年,在讲话和报告中共28次提到小康发展目标。

  小康是中国人的一种情结。这一情结也源于一个数字——1984年,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所谓小康,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美元。”按照800美元的通行标准,2000年中国人便自豪地迈过了这一门槛,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然而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当时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2002年党的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又被提了出来,而时间表上写的是“2020年”。十六大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华西村的巨变让人们看到了小康的现实图景:楼上楼下的农家别墅,电灯电话的现代生活。老书记吴仁宝带领村民们把这个昔日的穷村建成了人人称羡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代伟人关于小康目标的展望有了活生生的样板。

  然而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新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的集体亮相,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

  “生存性”压力变为“发展性”压力,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社会保障、公民权利等公共产品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短缺的矛盾愈加突出;贫富不均和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正加剧着社会风险。

  “小康社会”的建设面临新的挑战。幸而,我们所追求的“小康”本就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和不断完善的奋斗目标。

  于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一步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新要求,包括增强经济发展协调性、健全民主政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重视改善民生和构建生态文明。这些新要求之“新”,主要就表现在它更加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发展的协调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加强调发展的效益和质量,更加强调发展中的公平和公正。

  小康社会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更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指标。为了这一社会理想,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时,我们需要新的改革动力。

  30年前,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从农村开始。30年后,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再一次成为新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推进农村改革与发展为主题。三中全会申明,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全会因此强调,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的新形势下,必须毫不动摇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在经历了30年的辉煌后,中国再次提出将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以此告诉世界:30年的巨变只是一个开始,中国人的幸福就在不远处。 摘自《小康》杂志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暨改革开放30周年

从《共产党宣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束鲜红的玫瑰,静静地摆放在墓前。绿树环绕高大的墓碑,正中是用英文镌刻的金色名字:卡尔•马克思……

  ——2008年10月21日,英国《泰晤士报》以整版篇幅刊载了这张照片,同时配发的综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现实意义。

  岁月的云烟,遮不住真理的光辉;科学的思想,指引着历史的航向——

  160年前,《共产党宣言》在欧洲问世,并在70多年后传播到世界的东方。

  88年前,《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在上海出版。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不屈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30年前,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开始了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从《共产党宣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灯塔指引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山东省东营市刘集村村民刘洪业,至今忘不了33年前的那一幕——

  “这本书一定要好好保存,它比我的命还要宝贵!”84岁的爷爷刘世厚一边从箱底拿出用旧蓝布包裹的一本书,一边对前来征集文物的人反复叮咛。

  刘世厚向当地博物馆献出的这本书,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83年前由中国共产党人带到刘集村。在那血雨腥风的岁月里,刘集村的共产党员用生命守护着这本“禁书”,守护着那洞穿黑暗的真理之火……

  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

  “《共产党宣言》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使命,如何实现这一理论?进一步讲,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共产党人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予以回答。”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说。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0年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境界。

  改革开放的30年,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史上耀眼、炫目的30年——

  3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10位跃居第4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倍多;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从21.9元增加到1.3万元,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

  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全面改革势不可当;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

  这是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30年。我们不仅成功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经受住了亚洲金融风暴、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等各方面的挑战和考验,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并作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坚定力量,在推动和谐世界建设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几经曲折坎坷,几经飞跃发展。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跌宕起伏中走过了160年的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年的伟大实践,则是这段历程中激荡人心的雄浑乐章——它不仅让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展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也让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的潮流,向着民族复兴的目标奋进。

  “中国把社会主义的发展与现代化实践、民族振兴紧密结合起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解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兴旺,让人们看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力量。”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秦刚说。

  从《共产党宣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创新探索,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新鲜的时代和民族元素

  1979年,曾因经营小本生意两次入狱的年广久,再次面临新的麻烦——随着“傻子瓜子”生意越做越大、雇用的工人越来越多,指责、批评也越来越多,要求对年广久进行“限制”。

  “根据当时的政策,判断个体户与‘资本家’的区别是:个体户雇用工人不能超过8人;超过8人,就成了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苇町介绍说,“现在看这个标准十分机械、荒谬,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

  正如《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这一科学真理历久弥新、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根本所在。

  “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发展和繁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继续解放思想,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闫建琪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过的30年,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30年——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这些基本命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的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新探索、给出新回答、作出新概括,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理论层面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继承、丰富和发展。”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

  思想大解放,推动实践大发展;实践新突破,孕育新的思想解放的萌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这样沿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轨迹,冲破一个个旧观念、旧框框、旧机制,汪洋恣肆,奔涌向前。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日益清晰地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成功实践。“这一实践有力地证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管用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在坚持基本原理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发展,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真理的光芒穿越时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注重同新的实际相结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基本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显著的理论品格。”王长江说,“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创新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鲜的时代特色和中国风格,这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始终保持旺盛活力的根本原因。”

  从《共产党宣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勇气直面挑战、破解难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进行新的探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

  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正日益加深。在不少企业不得不实施收缩战略之际,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华旗爱国者公司却逆流而行,不久前又在美国设立了一家分公司。此前,这家公司研发的最新款数码相机已牢牢占领英国、德国、西班牙等欧美地区市场。

  “危机中常常隐藏着机遇。”华旗爱国者公司总裁冯军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金融危机发生时,欧美消费者必须对生活精打细算。这样一来,高质优价的中国制造产品就有机会赢得更多的青睐。”

  清醒地分析形势,勇敢地直面挑战,不屈地在困难中奋起——一个企业需要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同样需要如此。

  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站上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这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新起点。

  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相交织的新起点。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紧密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新的实践、破解新的难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的跨越,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当今中国的集中体现。“近年来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探索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从长远看,只能说是开了局、破了题。”黄苇町认为,“要在关键阶段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更加自觉、更加认真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新挑战、新任务;新考验、新使命——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空前的社会变迁既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使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日渐增多。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发展看,如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构建起适应科学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如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如何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一个个重大课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回答。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更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巨大的困难。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正坚决贯彻中央的一系列重大部署,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致力于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继续解放思想,还有广阔的空间。凡是不符合、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观念、体制、机制、政策和措施,都应当突破,都应当逐步地消除。”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表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代代相传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发展的体系。只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这棵真理之树才能常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这是历史的结论,这是未来的指南——

  从《共产党宣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60年的历史昭告我们:只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新的实际相结合,我们就一定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续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摘自《新华社》
 


 

用科学发展观推动基层党建工作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重要活动。回顾我们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系列的重大决定,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始终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以人为本、勇于创新。作为党建工作的各级党委组织,一定要把贯彻和组织各级党的基层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学习实践活动落实到实处,切实使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思想贯穿到我们党的各项工作中去,促使科学发展观在我们当前的工作中,得到全面落实和运用,使我们的党建工作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艰苦奋斗、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的结晶。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在新世纪伊始,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为未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有科学的态度和发展的观点。要抓住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精髓和实质,要以科学的态度、发展的眼光、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掌握好科学发展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全党通过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达到带领全国人民在未来的发展中,开创新的更美好的和谐社会。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者,都将成为科学发展的受益者。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密切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要结合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主要矛盾和实际情况,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着力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面,着力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能否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真正取信于民,关键在于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狠抓落实。作为党建工作的各级党委组织,一定要把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作为党建工作的头等大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要认真抓好每个阶段每个环节的工作,及时解决活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活动顺利健康开展。要组织各级党的基层组织和全体党员,把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落实到实处,要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抓好本地区、本单位各项工作,切实使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思想贯穿到我们党的各项工作中,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活动始终,在坚持学习实践活动基本要求不变通、不走样的前提下,创新活动的组织方式、活动形式、活动载体和活动效果评价方式,丰富活动内容,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开展活动,确保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使我们的理论科学化、决策科学化、工作目标科学化,使科学发展观在我们的工作实践中得到全面落实和运用,使我们的党建工作扎扎实实地落实到实处,同时,使党建工作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得到进一步提高,使我们的党建工作在理论学习和创新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摘自《陕西日报》
 


 

从严治党 保持党的先进性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新时期。30年来,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前所未有、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各项事业生机蓬勃,发展之快居于世界前列。这30年也是党的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30年,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30年,是创造和积累执政党建设经验的30年,是在国际共运史上创造奇迹的30年。30年党的建设经验千条万条,归结为一句话: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这是执政党建设的核心和根本,它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前途命运。

  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都有非常精辟的论述。30年来,我们党牢牢遵循这个原则,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充分认识改革开放新时期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不懈地把从严治党地要求贯彻落实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全过程,为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坚强保证。

  一、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是执政党建设的长期任务

  我们党自1949年在全国范围执政特别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在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越发显得重要和迫切,成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

  第一,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要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经验、基本政策,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密切联系的。党的先进性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先进性,就不可能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同时,先进性又必须体现在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上,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中增强党的先进性。根据多年的实践,从严治党首先是“入口”要严,发展的新党员必须符合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要求;思想教育要严,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教育党员;管理监督要严,特别是要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和执行制度要严,用制度规范党的组织生活和工作措施,防治随意性;执行纪律要严,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可靠保证。

  第二,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既无先例,又无经验,需要进行艰苦的探索。在这个漫长曲折的前进道路上,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有利同在。要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各级党组织必须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必须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所有这些归结为一点,就是要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新的胜利,不可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第三,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是解决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中突出问题的客观需要。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经受住了改革开放和各种情况的考验。但也有些同志思想作风、政治素质、工作能力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有的因为执政而滋生骄傲自满情绪,丧失进取精神,庸庸碌碌;有的怀着升官发财和捞好处的念头加入我们的队伍,凡事“私”字当头,不是为群众谋利益;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图安逸、讲享受,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脱离群众、欺压群众,甚至贪污受贿,蜕化变质。某些地方发生的群众性事件、重大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事故,就与一些党员、干部官僚主义、失职渎职、以权谋私、漠视群众利益有直接关系。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也更加多样化,教育、管理的任务比往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巨繁重。

  第四,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妥善应对复杂多变国际环境的迫切要求。建国以来,西方敌对势力长期对我们实行封锁和禁运,甚至采取战争手段,妄图扼杀新中国。当这种封锁被打破后,他们又变换手法,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不惜采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手段施压,企图“分化”、“西化”我们。特别是苏东巨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使我们党面临新的严峻考验。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有的甚至公开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就充分说明,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是非常紧迫、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以党的基本理论武装全党。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难以制定正确的路线,就没有全党思想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30年来,我们党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引领全党与时俱进,这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不断解放思想,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推动改革开放,增强党的团结,促进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全党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思想上拨乱反正,把“文革”中颠倒了的是非标准重新颠倒过来,平反纠正冤假错案,随即又进行了为期5年的整党,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取得了明显成效。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通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息政治风波,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自90年代中期起,先后在全党兴起了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开展了“三讲”教育活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动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实践表明,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只有思想理论先进,才有组织和行动的先进,才有较高的领导水平和驾驭全局的能力。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这是新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党的宗旨,以人为本,把学习的效果转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进一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突出实践特色,联系实际,讲究实效,注重应用,不搞形式,不走过场,扎实深入地解决几个或一两个突出问题,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新变化新气象;必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改正缺点错误,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解决突出问题,促进科学发展。要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学习要精、要管用的原则,在领导干部中选学几篇马列著作,这对深刻理解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全党的思想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来进行

  早在1939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党的建设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抓党的建设,才能坚持正确方向,才能把党建设好,实现从严治党的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30年来,党的建设按照基本路线的要求,“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继续把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同“左”的僵化思想作斗争,一方面要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思想作斗争,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现在有人否定科学社会主义,鼓吹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严重违背党的基本路线的。

  四、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大力加强党的民主建设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要使党有力量,就要靠民主制的实行。我们党历来重视民主建设,可以说,党的发展壮大,党领导群众取得的革命和建设胜利,甚至对自身错误的纠正,无一不是民主的胜利。多年来,我国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都是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先后颁布了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文件,广泛开展了民主集中制教育,党员民主意识显著增强,在党内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落实,各级领导班子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不断提高,民主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积30年之经验,应着重处理好五个关系,即全委会与常委会的关系,常委应在全委会领导下工作;全委会、常委会与代表大会的关系,常委、全委应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人民民主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党要接受人民民主的监督;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关系,坚持集体决定重大问题,不能搞少数人、个人说了算,党委成员要自觉维护集体领导,做好分工的工作;党委内部书记与委员的关系,书记既要当好“班长”,又不能独断专行。要严格党内民主生活,开展健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这方面领导干部应带头。按照党章和有关规定,进一步落实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我们党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某些人鼓吹的西方民主,例如“三权分立”、“议会民主” 、“普世价值”等,是不符合我国实际的。

  五、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

  干部是事业成败的决定因素。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严治党,务必从严治“吏”。这方面的任务非常艰巨。在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中贯彻从严治党方针,一是严格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建立健全选人用人机制,改进干部选拔、考核、教育、管理、监督方法,真正把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上来。二是严格干部考核工作。不断改进干部考核评价方法,把集中考核与经常考核结合起来,把一般考核与重点考察结合起来,把考核与调查结合起来,克服对干部了解不深不透、考察失真失实等问题.推动干部考核工作科学化、制度化。三是不断完善干部管理监督制度。认真落实党章、党内监督条例、党纪处分条例等有关法规文件,严肃组织人事纪律,引导和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四是加强对干部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和监督。按照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的“六个决不允许”的要求,严格教育、管理干部。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党员、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必须坚决同中央保持一致。五是在选人用人上坚决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不拘一格地选拔干部,看准了的大胆使用,真正凭德才、凭实绩、凭需要用干部。

  六、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没有严密的、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党员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会失去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实践证明:“基础坚强,事业兴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把基层组织建设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各项事业的成功都与党的基层组织坚强有力密切相关。必须适应城乡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变化,完善组织设置,改进工作方式,创新活动内容,积极推进基层组织建设改革创新,这是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坚实基础和重要内容。

  党员队伍建设是基层组织建设的基础。必须围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做好发展、教育、管理党员的工作。正确处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严把质量关,对不合格的党员按规定处置。必须立足做好经常性工作,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建立健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保持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

  加强对各级党组织的管理,对于发生严重问题的党组织应追究责任、给予处分,使每个党委成员接受教训,克服治党不严、失之于宽的现象。 

  七、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决纠正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坚决反对腐败,围绕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这个根本问题,狠抓全党作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了较好的阶段性成果。

  党风廉政建设必须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始终牢记“两个务必”。全面落实“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自觉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改进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为党的形象增光添彩。大力弘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这是党的先进性的具体体现,是党的生命力、战斗力、凝聚力的坚实基础。要着力解决突出问题,比如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等等。

  腐败问题严重影响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阻碍党的建设,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水火不容。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我们要增强反腐倡廉的责任感,自觉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力运行体制,加强对权力运用的监督制约。坚持不懈地做好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工作,坚决将腐败分子清除出去,保证党的肌体健康。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领导干部是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党的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在思想建设上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深入党心,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成为凝聚党心的强大思想武器。在组织建设上,各级党组织得到加强,清除腐败分子,纯洁队伍,端正党风,吸收新鲜血液。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战斗力,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增强。在新的形势下,我们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对国计民生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面对人民的殷切希望,都需要我们把党的建设搞得更好,进一步巩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建的世界观方法论一以贯之,来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运用新方法,寻找新答案,取得新成果。必须集中精力抓住重点,把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好,以此来促进全党建设的伟大工程。

  完善科学的分析方法,认清党建的重点

  如何估量党建的状况,长期以来我们主要采用的是整体绝对数量判断的方法,即在一定时期内从整体数量上对党建做出分析判断,得出党的大多数成员是好的这一结论。这种方法侧重于从数量上进行分析判断,让人们从数量到质量心中有数,增强信心和勇气。但是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回答不了为什么在基本面比较好的情况下,党的建设会在一些地区、部门甚至有的国家发生大的逆转变化,找不出症结所在。因此,还应当采用结构相对数量判断的方法。即在一定时期内从党的某个领导层面的状况及对下属的影响进行分析判断,结论是某个领导层面的状况会对下属的党建状况产生直接、迅速、根本性的影响。这种方法侧重于从权力、性质、能量上进行分析判断,明确质量对数量的影响,让人们从权力能量的反作用上看清能动变化的主导方面,揭示出党的领导干部在党建中所处的极为重要的位置。比如:一个省委书记,用整体绝对数量判断的方法看,他在全省党员中只是几百万分之一,看不出他的重要性。可用结构相对数量判断的方法看,作为全省党组织最高负责人,省委书记的数量只有一个,如果发生了问题,那就是百分之百的变化,这个层面就出现了质变,会对下属的党建产生极大的影响。放眼国内外这已是铁的事实。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及后来的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成克杰、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云南省长李嘉廷、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等,他们在广大党员中只是沧海一粟,数量上微乎其微。但由于位高权重,他们在所处的领导层面,按下权力的按钮,把自己的错误和罪恶成百上千倍地扩大,启动了“政治上的蝴蝶效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给党的建设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结构相对数量判断的方法,能够完善整体绝对数量判断方法的不足,使我们在充满信心的同时,毫不放松警惕,紧紧抓住能动的领导层面,把握党建工作的重点。各级党的干部由此也应该明白,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对他们的高标准严要求,不间断的考核监督都是必要和必须的,这不是针对哪个人,而是党的建设的需要,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绝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和偏移。应该十分明确地强调:党的建设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对发扬民主的思索

  发扬民主是保证党建正确方向的根本途径。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讨论如何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时,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道路,这就是发扬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懈怠,避免政亡人息。这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们在发扬民主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究其原因是没有一个完善的机制做保障。发扬民主的程度主要依领导人的意愿而定,这是远远不够的。往往有这样的情形——经民主产生的领导却不能很好的发扬民主,这表明我们在民主机制的设置上有阶段性的不足,对民主产生的领导不发扬民主缺乏有效制衡,只能寄希望再产生一个开明的领导来改变状况,这个历史性的课题需要全党运用经验和智慧来解决。民主是一个系统,不仅包括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还包括民主意识、工作作风,特别是民主制度。要实现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民主与法制是不可或缺的。今天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要在社会机制上实施民主,保障民主。随着广大党员科学文化水平、理论素养的提高,法治观念的增强,在党内外实施更多有制度保障的、有序的民主,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发扬民主首先要让广大党员充分表达意愿、诉求,为正确集中打下基础。其次,还要让广大党员参与决策,成为制定决策的主体。第三,还要使广大党员成为监督的主体,遏制腐败的中坚力量,有权决定领导的去留升降,评判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党内民主就是让广大党员从头到尾地参与领导决策,这是民主十分主要的内容。要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机制,有力、有序地发扬党内外民主,确保重大决策的科学正确。当前,推进民主建设除了保障党员应有的民主权利,执行规定的议事规则等方面,还可以考虑在党中央和省两级建立党的网站,直接了解、反映广大党员、群众的意愿心声,建立党心民情直通车,避免程序环节而过滤掉许多真实情况,形成知无不言,兼听则明的氛围。还应当建立党代会代表的常任制,改变以前选出代表5年开一次会,大会起不到实际作用的状况。可以考虑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让代表参与有关党的会议、调研、接访,向各级党委直至中央反映意见,还可联名提交议案并得到答复,让长期以来形成的“一次代表”还原为代表广大党员民主权力履行职责的“一届代表”。总的来看,党的民主制度建设,从扩大党代会代表的民主权利入手,可能是一个积极、稳妥、有序的办法。

  关于选拔干部的问题

  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选拔干部,党委当然要负选拔干部的首要责任。现在考察、谈话、公示、下令程序是比较规范了,但有了这些规范的程序并不能一定有效保证选出好的干部,事实上许多腐败分子都是通过正当程序被提拔使用的。可以说问题不是出在程序上,而是出在运用程序的主体上。党委的某些领导和部门在选干部时,终究要受到自身思想水平、认识能力、工作经验的局限,难免失于偏颇,预防和弥补这个缺陷,只有依靠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谁行谁不行广大党员、群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况且干部一旦走上领导岗位,还是要为他们服务,领导他们做事,因此,他们的参与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在干部科学文化水平、基本理论素质、法治观念不断提高的今天,在干部选拔的环节,应当从体制上更多地发挥广大党员、群众的作用,能直选的尽量直选,暂时不能直选的也要先由他们进行一次差额选举,筛选出比较好的对象供党委定夺。至于可能出现的贿选现象,只要采取得当措施,完全能够避免和纠正。任命制和普选直选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作用。在战争年代,处于革命地位的党任务比较单一,紧急情况多,生死考验鲜明,任命制在干部选拔中可以发挥出独到的优越性。而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处于执政地位的党,面临的情况日益复杂,更加需要全面了解干部,光靠某些领导和组织部门的少数人就远远不够了,不调整任命制的范围容易犯用人不当的错误。逐步地实行并扩大普选、直选制已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必然性。有人觉得减少任命制会削弱党的领导,手中的权力小了,不能控制各方面情况了,这种观点是非常偏颇狭隘的,可以说是带有私心。选择任命制和普选、直选制是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特点采取的方法,都体现了党的领导,何来削弱?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也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倾听人民的心声,尊重他们的选择,才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能避免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错误,这正是党性的要求,何乐而不为呢?

  从另一方面看,跑官买官的丑恶现象屡禁不绝,有时愈演愈烈,原因到底在哪里?现在大量批评处理的是跑官买官者本人,这只是表面的一个层次,更应该处理的是那些你跑我就送,你买我就卖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人,找不到关节,进不了庙门,那些人往哪儿跑,找谁买呢?这是深入的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才是最根本的,就是任命制日益彰显的弊端。不管广大党员、群众如何看,只要打通了能下令的人和部门,乌纱帽就会落在头上,谁能奈我何?所以,要根治跑官买官的现象,除了加强教育,惩治违纪者,还应当逐步缩小任命制,扩大普选直选制。即使搞任命制,也应先进行一次普选和直选的筛选,此乃治本之策。

  选拔干部还要突出选拔者的责任意识。结构相对数量判断方法指出了领导干部的特殊重要性。用错一个,倒下一群,影响一片,危害一方。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根本利益,干部的选拔者必须承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如果是选错用错了人,带病提升,没挑上千里马,而挑了害群之马,“伯乐”是要承担责任的,对他们轻则应当检讨处分,重则应当引咎辞职。至于相互勾结、包庇纵容的人就更应施以党纪国法。只有在选拔干部上做到慎重、公道、正派、科学,才能选好人,用好人,从组织上保证党的事业永不变质,永葆青春。

  关于领导干部与党风民风的关系

  胡锦涛总书记在倡导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后,又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专门强调领导干部要注意自身形象及作风的问题,这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们要认真体会。领导是社会风尚的倡导者,在笔者看来领导就是引领和导向。领导干部行使手中权力时,自身的能力、情感、喜好,都将在这个过程中融合、渗透、显现出来,并通过权力这个放大器扩大若干倍。从青萍之末,到始成气候,再到推波助澜,就成了风尚。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上级好大喜功,下面必浮夸造假;领导喜铺张,底下定奢靡;干部愿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必成风;领导报喜不报忧,真情实话必禁声;领导好佞人,忠臣必受屈。上风领下风,党风带民风。一个时期、一个单位、一个地域的风气如何,与主要领导的作风不无关系。所以,领导干部一定要谨言慎行,心存警惕。红军时期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奉行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艰苦奋斗之风吹遍全党全军,培育了一大批干部党员,用风尚感化了人民,赢得了人心。反观眼下的一些地区和单位,腐败之风盛行,究其根源,因有官员是始作俑者并推波助澜。许多人怀念建国初期的好风气,说到底是怀念那个时期的领导干部与能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勤政为民,上行下效,社会风气焉能不正、不新?

  领导干部倡导风尚,需要持之以恒,空发议论、一时激情难成气候。我们全社会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蔚然成风,就是因为几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亲自挥锹植树,常抓不懈,才带动了全民族绿化意识的提升。倡导风尚,言行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保证,说到做到才会令人信服。自己铺张浪费却要求别人艰苦朴素,自己好大喜功却要求别人求真务实,肯定不会有好的结果,甚至还会让人失去信心,不再相信领导的品质。在实践中可以归纳出一个公式:主要领导干部的素养品质×权力系数(职务)=相应范围的社会风气,领导干部对社会风气有莫大的影响,切当慎重。

  关于对党的领导干部实行监督的问题

  权力越大,位置越高,责任就越重,监督就应越严。领导干部既然担负了党、国家、人民赋予的重任,承载着民族的希望,就理应受到更严格的监督。事实上却不尽然,有的恰恰相反。胡长青曾袒露,当上省里领导后,就像老鼠进牛栏,随心所欲没人管了。从监督指数和风险指数的关系来看,二者是反比例关系。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指数越高,发生问题的风险指数就越低。反之,监督指数越低,风险指数就越高。从社会学角度看,自我监督的标准难于确定,走形式的多,效果并不好。监督主要是客观的,外在的,才能谈得上公平、公正、公开。要设计确定一种对领导干部全方位的立体监督机制,从层次上要有上级、同级、下级的监督;从范围上要有覆盖领导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社会交往圈的监督;从监督主体的构成上,要有党内组织、个人、党外群众、媒体舆论、社会评说的监督,要形成一种共识和切身感受:领导干部难当。他们不仅要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作为公众人物,还要接受全方位的监督,要有清廉勤政的形象,手中的权力只能用来办好事、办实事、办正事,一旦逾越红线就会受到监督,响起警报直至被查处。反感监督,害怕监督,反对监督,轻则是把自己摆错了位置,把公仆当成了主人;重则是心中有鬼,问题已经严重,企图蒙混过关。能不能自觉接受、主动欢迎监督,是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试金石。

  监督还是关心爱护、挽救干部的重要途径。一些因小事铸成大错的干部就是因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权位越高,罪责越大,终于身败名裂。如果能早一点警醒,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这对党、对人民、对干部自己来说都是一件幸事。

  战争年代的监督是在敌我斗争中进行的,带有强制性、严酷性、紧迫性,不能回避。拒绝监督就等于脱离革命队伍,脱离群众,自取灭亡。今天,监督则是在和平条件下进行,具有经常性,如果没有严格的制度,容易产生松懈,所以应该特别注意用法制法规来保持监督的严密、有效、稳定。

  纪委监察部门在监督干部中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是专职部门。但目前的机制不顺畅,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从查处的一些领导干部案件来看,同级纪委很难对同级党委的主要领导施以监督。纪委和监察部门应当在有效约束控制自身的情况下,实行垂直系统的领导,这样有利于更好地排除干扰掣肘,实施有效监督,发挥出推行清廉、惩治腐败的利剑作用。采取这个机制的前提是加强和完善党内的监督监察机制,上级还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派出督察巡视组了解情况,促进下级遵纪守法、勤政廉政。

  能不能对党的干部实行有效的监督,干部本人能不能主动接受监督,实质上是一个党性问题。共产党人为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使命,实行监督、接受监督就是党性的必然要求。 摘自《新华网》
 


 

基层社会“变迁”与基层党组织“建设”


  [摘要] 在基层社会持续变迁的背景下,应着重从以下几点入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1)在党的十七大显性语境中去构思、谋划;(2)积极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3)拓展基层党组织功能,完善组织架构。

  [关键词] 基层社会; 基层党组织; 创新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和基础保障。在“革命党”到“执政党”、“计划社会”到“市场社会”的转变中,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社会同时受到大的冲击,如何在基层社会持续变迁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基层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给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来的深远影响

  首先,社会基层的管理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基层的管理模式以“单位制”为核心,党的基层组织网络根植于各类单位之中。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社会基层的管理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单位产生了非行政化的趋向,单位的专业功能逐步增强,社会功能逐步剥离,在原有的单位体系之外,又生成了大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单位组织、动员社会成员的功能不断减弱。“单位制”社会管理模式的解构弱化了党对各种单位和组织的政治约束力,也使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许多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不再是领导核心。党的基层组织设置也不得不跟着各类单位组织的分化、组合而不断调整,甚至在许多组织中出现了党建工作的“空白点”。

  其次,社会基层的组织形态也正悄然发生变化。在一个“单位化”的社会中,社会基层是相对稳态的。但是,随着身份制度、户籍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推进,人们对单位在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等各个方面的依附程度在不断弱化,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利益保障通过社会基层的途径可以得到解决,这就为社会成员完成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创造了条件,也为社会成员的流动创造了前提。社会转型期中利益的分化组合直接导致了社会流动的加快。一个稳态的社会基层正在转变为一个流动的社会基层,这种转变势必对条块分割、封闭运作的党的基层组织提出新的挑战。党组织整合组织成员,进而整合社会基层的能力也必然受到影响,自然会产生流动党员管理、新社会阶层成员党员发展等诸多问题。

  再次,社会基层的民主意识正在逐步增强。市场经济弱化了人们对单位和行政组织的依赖关系,自由、平等等主体意识和独立的人格的增强,为基层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社会的发展,群众的视野的开阔,政治眼界和政治素质的提高,为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可能条件。所有制结构多样化引起的社会阶层的逐步分化,形成了在收入来源、社会地位、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有着显著区别的利益群体。多样化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增强了群众参与基层政治生活的内驱力和主动性。社会基层民主意识的增强对于社会基层民主进程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如果政治表达的渠道不通畅,就极易引发“积聚效应”;如果简单纵容政治参与,而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同样也会破坏社会基层政治的稳定。这些问题已或多或少地在现阶段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和社区直选中有所体现。在社会自治力量还不太成熟,社会基层治理结构还不太完善的阶段,拥有政治权威和组织资源的党的基层组织,无疑要承担起推动社会基层民主平稳、健康发展的重任。

  最后,社会基层的各类矛盾正在逐步凸现。改革开放后,利益格局呈现多样化的趋势,“社会的转型期就是矛盾凸现期”的特征在社会基层逐渐体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矛盾、多种利益群体的矛盾、城乡差距引发的矛盾、劳动保障和劳资纠纷等矛盾和问题,随着经济成分、经济利益、分配形式多样化的进一步发展,日益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群众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也呈现多发的势头。上述种种矛盾和问题,绝大部分发生在社会基层,其实均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在社会基层建立完善的社会协商体系,进而形成一种矛盾的自我调节和化解机制,让大部分的矛盾、问题得以在社会基层消化和解决。这就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对其功能和定位进行进一步的拓展,通过政党的力量来推动社会基层的和谐。

  二、基层党组织建设当前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首先,基层社会的“变”与基层党组织的“不变”之间的矛盾。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社会”向“市场社会”的彻底转变。基层社会空前解放,开放度、透明度、自由度空前增强,变动性和不确定性日渐增加。人们的行为、观念、思想日趋多元化和多样化。尽管基层社会变动剧烈,但党的执政不能变,社会主义旗帜不能变,基层党组织的宗旨、理想信念以及政治责任和使命不能变,那么处身于基层社会土壤的基层组织如何在这种“变”与“不变”中求得健康发展,就目前来讲依然是个问题。

  其次,基层社会的自组织化对基层党组织的竞争。在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和独立的过程中,社会相对于政治的博弈和竞争逻辑日渐显现出来。社会有机体的自组织性和组织化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对发展基层党组织所需的心理供给和组织行为输出展开竞争,尤其是当社会组织的崛起和发展直接与人们的经济利益关联时,自下而上的社会内在自发组织力量显然从动力和成本上要优于政治组织的外部输入,这一点已为大量新兴社会组织和新兴经济组织的迅速崛起充分说明。无可争辩,基于人的社会性基础上的组织性需要是客观存在的,但相对于既定历史时期和客观人口总量而言,这种组织性资源输出能力又是有限的,那么相对于社会自组织化的汹涌“攻势”,基层党组织又如何在“撕扯和拉锯”中“防守”,并“转退为进”,在当前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思考。

  最后,党的内在改革自上而下带给基层党组织的压力与挑战。在政党、国家、社会、市场四个基本要素关系中,传统意义上的超稳定政治架构和逻辑显然已经被打破,而新的合作结构与秩序关系尚未建立起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偶然性和变数急剧膨胀,冷战时代以来的世界政治图景愈加扑朔迷离。为了应对这种考验,中国共产党加快启动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创新党的建设也好,发展党内民主也好,都是为了输出和供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需的政治资源和能量,都是为了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党际、党内、党群关系,这就为党自身的改革和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基层组织作为党内关系的一个方面,自然要受到这种改革创新压力和稀缺性的传导,而这无形中又构成基层党组织新的困惑和迷失。

  三、解决基层党组织建设难题的几点思考

  首先,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应在党的十七大显性语境中去构思和谋划。党的十七大是在当今世界广泛而深刻变化以及当代中国广泛而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召开的,对当代中国做了整体思考和占据,理应成为当代中国镜像最完整最有效最准确的语境和素描。党的十七大从整体上提出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包括流动党员管理、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等新的观点和思想,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具有直接指导作用。

  其次,积极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基层创新。中国基层社会的解放和变迁应当说是空前的,这就决定基层党建的问题和环境也是前所未有的,唯有通过创新才能解决基层党建问题,而推动创新的动力和主体又是广大党员群众,只有通过发展党内基层民主激发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真正起到实际的效果。基层社会的变化根本说来是人们的利益得到释放和尊重,也正因为如此,基于民主关照下的利益也应该成为基层党组织发展的动力而非障碍。只要通过机制和体制创新,不断增强党员主体地位,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扩大乡镇直选,激发基层活力和积极性,基层组织建设的前途也就一定会因此而改善。

  最后,就基层组织自身建设而言,要着力在功能定位拓展和组织架构完善上下工夫。基层党建之所以遇到问题,关键是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和组织架构不能够“适应”基层社会的发展变化,出现了脱节和空转现象。这就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要主动承担起整合社会基层、协调与社会基层组织的关系、组织发展社会协商体系功能,把自身的功能拓展和调整到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上来。在新的社会基层管理模式和流动的社会形态下,党的基层组织架构也要从理念、网络体系、工作机制等方面做出新的调整,跳出就“党建抓党建”的圈子,树立带动区域和谐发展的“大党建”思路。(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 摘自《理论前沿》
 


 

实现党员监督权利的几个环节


  【摘 要】党员权利包括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等一组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权利集合。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尤其是党员的监督权利,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也是衡量党内民主程度的重要尺度。为确保党员监督权利的实现,主要应从确保党员监督的主体地位,推进党务公开,建立长效机制,加大重点人、事监督力度,建立预防打击报复的“防火墙”等五个方面去贯彻落实。

  【关键词】党员监督权;实现;环节

  党的十七大提出“积极推进党的民主建设”,“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目标要求。那么,什么是党员的民主权利呢?如何确保党员民主权利的实现呢?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党员权利包括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等一组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权利集合,它贯穿于执政党的选举、决策、执行、监督等诸项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尤其是党员的监督权利,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也是衡量党内民主程度的重要尺度。为确保党员监督权利的实现,围绕党内权力运行过程,笔者以为主要应从下述五个方面去全面贯彻落实党员监督权利。

  一、明确党员监督主体地位,改变监督主体缺位的局面

  明确党员监督主体地位,提高党员的民主监督意识,将监督权返还给党员,改变监督主体缺位的局面,这是实现党员监督权利的首要环节。要明确党员的“监督主体”地位,鼓励党员把参与党内监督当作责无旁贷的义务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不断提高党员的监督能力,增强党员在党内监督中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打破一些领导干部认识上存在的误区和对某些应当向党员所通报信息的封锁,摒除那些认为党员了解不了解、参与不参与、监督不监督关系不大,普通党员参政议事影响党内决策效率、影响政治稳定等错误认识,帮助党员坚持党性、坚定立场,充分行使参与党内监督的权利。除了思想教育和观念更新,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尤为重要。党员的监督意识、责任感、兴趣和参与能力往往需要在有效的制度实施实践中培养。例如,可结合党内三项重要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逐步建立征集党员意见的制度、以党员为主体的党内听证会制度、党内对话制度等,对党员意见表达的渠道、受理的时限、反馈的方式都要建立一套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制度性规定,使党员的建议、倡议和意见等,能够顺畅地反映给党组织,调动党员履行监督权的主动性。

  二、推进党务公开,疏通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渠道

  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的浓厚气氛,疏通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渠道,消除党员监督工作的神秘感,这是实现党员监督权利的重要环节。要切实推进党务公开的制度建设,建立各级党组织定期或不定期通报党内重要情况的制度,党员或党代表查阅党内会议记录、文件制度,党内文件、材料保密期限及解密、公开、查询制度等。确保公开的时间与公开的内容相适应,提高党务工作的透明度。要公开党员领导干部购建房、办理婚丧喜庆事宜、子女出国学习、配偶和子女从业等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的情况,拒收礼品礼金情况,出国境和跨省考察情况,执行公车使用管理规定情况,使用招待费、差旅费、电话费等情况;常规性党务工作也要定期公开,可根据实际情况每季度或半年公开一次;为民办实事进展情况、民主生活会情况等阶段性工作要逐段公开;干部考察预告、干部任前公示,发展党员等临时性工作要随时公开;对于重大或复杂问题,要根据公开后反馈的意见进一步完善,必要时再次公开。加大对“敏感问题”的公开力度,让党员更好地享有知情权,扎实搞好“三重一大”(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的公开,让党员清楚这些工作决策的来龙去脉,从而使他们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参与监督。

  三、建立长效机制,避免监督短期化、“作秀”化

  建立长效机制,强化党员监督的质量和效果,避免监督短期化、“作秀”化、形式化,这是实现党员监督权利的关键环节。强化党员监督权利的质量和效果,建立实现党员监督权利的长效机制,关键在于党员监督权要实实在在地渗透到党员选择权、知情权、参与权中去,贯穿于党内民主决策、科学执行、有效监督等日常权力运行各重点环节中,依靠合理严密的民主程序加以落实。这样,党员监督就会与党的日常管理决策活动融为一体,长期发挥效能。建立积极的监督意见反馈机制也十分重要。对党员通过民主评议、实名举报等监督形式反映出来的意见、建议等,应当建立相关机制进行及时处理并适时予以反馈,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处理进程、整改结果或进行解释说明。这样,一方面党员对自己行使监督权之后的党内监督处理工作进行动态监督,即“监督监督权”,让监督变得更有效;另一方面也会使其他潜在的监督者对监督有效性产生积极预期,从而激发他们的监督积极性。选好党代表,是建立党员监督长效机制、强化党员监督的质量和效果的重要途径。保障党员的选举权,其核心就是保障选举能够真正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为此,除了要扩大选举比例、减少任命范围,扩大直接选举的层级和范围外,还应在选举投票的技术细节上加以改进,例如坚持秘密投票的原则,设立秘密写票间,不允许对划票人进行近距离拍照、录像,瞄准重点对象等,以确保党员自由选择权的实现。

  四、加大对权力运行中的重点环节和部位监督力度

  加大对权力运行中的重点环节和部位监督力度,加大对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这是实现党员监督权利的核心环节。《党内监督条例》《实施纲要》等均规定,凡属“三重一大”事项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但是,在决策前要征集党代表意见,集体决策后要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或公示,这无疑会全面提升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充分实现党员监督权利,就必须加大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重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监督条例》中明确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要在个人重大事项申报制度、述职述廉制度等现有党内监督制度中不断体现并充实党员的监督权,加大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党员领导干部必要时应当在参加民主生活会、进行述职述廉时,对发生的个人有关事项情况向普通党员进行说明;在述职述廉前,党委党组要广泛征求干部群众对领导班子成员的意见,述职述廉时可以邀请群众代表参加会议。

  五、建立预防打击报复的“防火墙”,健全党员监督权利的保障制度

  建立预防打击报复的“防火墙”,健全党员监督权利的保障制度,消除党员监督的后顾之忧,这是实现党员监督权利的基本环节。对于党员的批评、揭发、检举、控告以及提出的有关处分、罢免和撤换要求,党组织要按照规定及时予以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党组织要建立健全保护揭发、检举人权益的制度,对揭发、检举人以及揭发、检举的内容严格保密,严禁将检举、控告材料转给被检举、被控告的组织和人员;严禁对揭发、检举人和控告人歧视、刁难、压制,或以各种形式进行打击报复。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领导下,做好党员权利保障工作,受理有关党员权利保障方面的检举、揭发和申诉,检查和处理侵犯党员权利方面的案件。对于在保障党员权利方面存在失职、渎职的领导干部,要按照规定追究有关责任者的责任。为防止隐形的打击报复,应由权威公正的机构来依法认定某些行为是否属于打击报复。同时,要加强保护党员监督权利方面的制度创新,针对不同的监督渠道加强保护党员监督权的制度建设。要在举报的保密、奖惩和补偿方面形成有效的保护制度,建立健全保护揭发、检举人权益的制度。尽快出台《举报法》《举报人风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加大对举报人和证人的保护力度。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加强党性修养和干部作风建设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实现富民强省的战略目标,必须有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广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广大干部的优良作风作保证。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

  深化认识,增强加强党性修养和干部作风建设的紧迫感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扎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最重要的就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牢固树立围绕科学发展抓好党的建设的思想,真正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实和体现到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之中,坚持用科学发展的成果检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成效。我们必须按照这一新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抓好党的建设包括反腐倡廉建设,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和党的建设包括反腐倡廉建设中不符合、不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问题,着力解决党的执政能力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的问题,着力解决一些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中存在的与党的先进性要求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使我们党真正经得起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组织者、推动者和促进者。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对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加强党性修养,就是要按党的性质、纲领、指导思想和宗旨等要求,通过学习、改进和锻炼,来磨砺每个党员的品格和意志,以保持其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保持先进性,加强党性修养,就必须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加强党性修养,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党性不强、宗旨意识树得不牢、缺乏责任意识和表率作用发挥不够等突出问题,做到带头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对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干部作风问题尤其是领导干部作风问题不解决好,科学发展观就很难落到实处。因此,只有坚持不懈地抓好干部作风建设,不断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自觉纠正违背科学发展观的观念和做法,着力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才能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加快富民强省步伐,构建和谐湖南提供有力保障。

  加强党性修养,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我们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通过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筑牢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理念,筑牢以人为本的理念,筑牢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科学发展、服务科学发展、保障科学发展的理念,维护中央的权威,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做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

  增强努力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强化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在自觉改造世界观的同时,把加强党性修养的要求落实到引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上,落实到担负起改革发展稳定的重任上,落实到高标准干好本职工作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认真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模范实践者。

  增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促进富民强省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和政府的专门监督机关。全省纪检监察系统的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坚持党性原则,提高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按照党性要求全面履行职责,加强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监督检查,会同有关部门对加强宏观调控、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工作开展监督检查,坚决纠正和着力解决片面发展、盲目发展、只顾眼前发展等违背科学发展观、违背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的问题,坚决反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思想、作风和纪律上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有力保证,为推进“一化三基”、实现“两个转变”、建设“两型社会”和“三个强省”、守住“四条底线”,促进富民强省保驾护航。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抓好干部作风建设

  抓紧进行深入调研,认真研究解决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着力解决党风不正、执纪不严等问题,尤其是党员意识不强,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不正确、作风漂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着力解决有的部门和少数领导干部奢侈浪费、与民争利、以权谋私、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问题。通过加强干部作风建设,促使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正不正之风。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重视民意,关注民生,维护民权,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作为我们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督促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政策措施,让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科学发展的实际成果。

  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干部作风建设。当前,我省农村基层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脱离群众、服务弱化;思想保守、安于现状;学风不浓、玩风太盛;形式主义、不求实效;办事不公、优亲厚友;律己不严、违法施政。存在的这些问题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说明抓好农村基层干部作风建设迫在眉睫。要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和全国、全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着力解决农村经营制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着力解决强农惠农扶农等各项政策落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着力解决农村基层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把干部作风建设作为检验学习实践活动成效的重要内容,建立干部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省一级审批项目减少20%以上,大力推行网上审批,提高审批程序的透明度,实行阳光行政;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深化行风评议,加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企业测评点工作;与此同时,推进体制机制制度改革,加强预防腐败的试点工作,认真开展深化政务公开、政府采购、公务消费制度改革、有效监督党政主要负责人等14个方面的长效机制建设的试点,以点促面,整体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惩治于已然,防患于未然。

  以学习实践活动为契机,切实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的要求,进一步巩固深化前一阶段活动的成果,切实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查找和解决委厅领导班子以及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党性不强、能力素质与科学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等突出问题。进一步完善学习教育培训制度、内部监督制度、纪检监察工作制度、干部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努力做到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对腐败分子和消极腐败现象坚决斗争,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关心爱护,对自己和亲属严格要求。要把委厅机关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善于贯彻和服务科学发展的坚强集体,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成为推动和促进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中坚力量。把解决自身问题贯穿于学习实践活动的始终,做到边学边改,边查边改,以实际行动和实效取信于民。 摘自《湖南日报》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是整个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也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突破口。我们在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做法与经验的基础上,对如何研究解决当前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出现的矛盾与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当代中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我们党在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取得重大进展。

  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方面: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我们党早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就明确提出“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并在十二大《党章》中恢复了对党员的义务与权利的规定。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报告,分别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要“制定保障党员权利的具体条例”,“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支持和保护党员依据党章规定的权利发表意见”。党的十六大把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上升到体制机制层面,提出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党的十七大为“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这些不断升华的明确要求与制度法规,为保障和实现党员民主权利,进一步明确了抓手,拓宽了思路。

  在基层党务公开方面:党务公开是增强党组织工作透明度、落实党员知情权的重要途径,也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的新要求。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一是以党内文件、党内会议为载体,普遍设立党务公开栏,并充分运用报刊、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等社会媒介形式。二是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展,凡是本地区、本单位党员群众关注的重大事项和热点问题,只要不涉及党内机密,大都在党务公开范围之内。三是实行发展新党员公示制和票决制。从实践的效果分析,党务公开不仅提供了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渠道,也得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一致认同。

  在基层党内选举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6月颁发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和1994年1月颁发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使基层党内选举工作逐步向民主化、规范化、法制化方向发展。主要做法包括:一是在候选人的推荐、提名、酝酿上,坚持走群众路线,民主推荐、民主协商,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二是候选人考察过程公开。三是在充分竞争基础上,实行差额选举。从具体情况看,农村实行“两票制”、“两推一选”、“三推两考一选”等方式,确保党的书记既得到党员的支持,也增强了领导班子的民意基础。此外,部分省市进行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由乡镇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乡镇党委书记)的试点,也受到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欢迎。

  在基层党内民主监督方面:200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制定与实施,既是党内监督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保证广大党员参与基层党内民主监督的重大举措。在近年来的实践中,许多地方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党内情况反映制度和党内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重大决策公开和多层次咨询论证制度等。此外,党组织注重发挥党代表在民主监督中的作用,积极探索党代表评议党委政府工作,列席党委会、列席民主生活会,参与当地重大事项决策等方式与途径;推行以“党委委员联系党代表、党代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为主要内容的“三联”制度。在基层组织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监督渠道,使党内民主监督得到较好的落实。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规律的高度,总结30年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做法与经验,对于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第一,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必须坚持分层次、稳妥有序地推进。民主本身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的产物。不同经济社会条件下,基层党员和群众对党内民主的认识不同,对民主的诉求也不尽相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要注意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所导致的民主诉求的差异,也要注意不同基层党员群体、基层干部群体对民主内容要求方面的差异。要从试点开始渐进式推开,坚持边试点边总结,边总结边推进,避免片面追求民主的“轰动效应”和“一刀切”。

  第二,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必须坚持协调共进方针。一是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党内外群众对党内基层民主的要求相适应。任何超前或滞后,都是与发展党内基层民主的要求相违背的。二是要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总要求相协调。不能借口实现党的领导而否定民主的作用,也不能以人民民主取代党内民主,党内基层民主必须在党内法规制度的框架内推进。三是要注意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与基层党建各项任务的总体筹划,整体推进,避免纯粹完成任务的“单打一”。

  第三,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必须坚持重点突破原则。选准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突破重点,可以达到以点带面,全面发展的效果。“从近几年的实践和效果看,发展党内基层民主,必须首先从改革和完善基层党内选举入手,真正让党员群众选择自己信得过的‘当家人’。”“落实党员对党的组织负责人的选举权,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选举权是一个综合的民主权利,既体现对重要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又体现了充分参与决策的权利,同时还体现了有效监督和制约党的领导干部的权利。”

  第四,党内基层民主必须与基层人民民主互动发展,带动和促进基层人民民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的经验,也是今后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方向。因此,党内基层民主要健康发展,必须实现与基层人民民主的有效对接和良性互动,防止党内基层民主滞后于社会基层民主和类似“全体村民选村委会主任,少数党员选党支部书记”的现象。同时还要注意

  基层党组织主导民主进程与党员群体参与度不够的问题,防止单纯由党组织甚至党组织领导人个人主导基层民主,党员群体被动参与。

  三、进一步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几点思考

  实现党内基层民主,是一个长期目标,在推进中总会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如理论支撑不足;部分党员主体意识不强,民主的动力来源不足;一些制度法规滞后需适时调整;如何控制和降低基层民主成本等。我们不能苛求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做法与经验,给我们提供破解这些问题的所有答案。但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分析,正是这些做法与经验,奠定了当前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它提供给我们的思考,主要有:

  第一,坚持推进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同步,注意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系统性。从全党的角度分析,这是防止由于理论准备不足而导致党内基层民主步入误区风险的重要条件。从基层党建分析,这是统一党员干部思想、形成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强大动力的必要准备,也是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学习思考如何推进基层民主建设,解决在实际运作中遇到的技术性问题的必要前提。因此,必须立足于当前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生动实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系统研究党内基层民主理论问题。一是对党内基层民主的内涵作出较为系统明确的界定,解决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是什么”,以及目标、任务、原则、路径等基础性理论问题。二是科学设计党内基层民主的运行程序,即解决好贯彻执行党内基层民主的具体规则、重要环节和基本程序。三是深化对几个关系的理论研究。从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出发,深化对党内民主与一般民主的关系、党内基层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党内基层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党内基层民主与服务党员以至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的关系,党内基层民主与党内和谐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论研究,澄清思想理论上的模糊认识。

  第二,创新党内基层协商民主形式,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的直接选举。一方面,推进党内基层民主,要不断创新党内基层协商民主形式,通过各种形式使党员参与民主管理,使决策过程成为党员共同参与、民主协商的过程,从而激发和调动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如果说协商民主是一种过渡,那么直接选举则是一种更能体现民主本质与目标的、更为公开更为彻底的民主。在实践中北京市门头沟区的直选试点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我们认为,党内基层民主将随着“公推直选”试点范围的扩大,最终的轨迹必然通向直接选举。

  第三,在注重原则性规定的同时,更加重视规范程序和控制成本。在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中,做出一些原则性、制度性规定是十分必要的。但从党内基层民主实践暴露出的问题分析,目前党内基层民主并不是没有原则性、制度性的规定,而是在运作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民主形式掩盖下的个人专断”,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总能通过各种变通来应付过于笼统的制度规定。因此,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必须从程序的角度去规范,要通过具体的、刚性的制度和程序,使党内基层民主得到真正落实。具体说,一是要确立程序民主的科学理念和原则。二是要着手建立党内基层民主的程序规范。既要注意程序的科学性,又要防止其过于繁琐不适宜操作以及随意性操作所带来成本过高等问题。三是严格按程序办事,凡违反程序的任何做法,都应予以纠正。

  第四,坚持继承基础上的创新,通过创新激发党内民主的活力。推进党内基层民主不能否定传统,也不能一成不变地照搬以往的经验,而是要力图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成功实践正是走的这样一条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创新之路。据此,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科学路径,同样要坚持继承基础上的改革和创新,重点是进行党内基层民主的制度创新。要在增强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前瞻性、预见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基础上,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和鼓励地方和基层的探索实践,注意把成熟的创新实践制度化,进一步激发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创新活力。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校要带头改进文风:15分钟的大会发言谈起


  这次理论研讨会上,大会发言的有26位。每人发言虽然只有15分钟,但却讲了不少耐人寻味的含金量很高的话。有的人把洋洋几万言的论文内容,压缩在15分钟内讲完,实属不易。听了令人高兴。有感而发,我再讲几句。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报告、讲话,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太长,动辄几万字,一讲几个小时。不少讲话、文章故弄玄虚、晦涩难懂。有的讲话和文章倒是好懂,但大都是现成的套话、空话,没有多少实际内容。不少同志对此颇有反感。太长、太空,有的还看不懂、听不懂,你不是浪费人的时间、浪费人的生命吗?就是从节约的角度,从以人为本的角度,也要改进一下文风。我建议,从各级党校做起,提倡讲短话、讲明白话、讲管用的话。

  第一,讲短话。用最短的时间,最短的语言,把你要说的深刻道理说明白,这是要真功夫的。在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拼凑个几万字的文章和讲话,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花几天的时间,攒一本书,也不难。但这样的讲话、文章,没多少价值,像膨化食品,像棉花糖。说严重一点,是学术泡沫。真正难的是,用小文章说明大道理。在简短的讲话中,给人以更多的有用的东西。学问越深的人,讲话越凝练。翻来覆去,老怕人听不明白,其实是自己没搞明白。所谓“书越读越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应该提倡讲话、写文章,多一点含金量,少一点水分。主持人给你15分钟的时间,应该能讲不少有用的话了。

  第二,讲明白话。现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学术会议上的报告,不少是好的。但也有不少理论文章、学术报告,让人听不懂、看不懂,概念堆砌,词语生涩,水平不高,故作高深。其实,大学问家,大理论家,讲的话都通俗易懂。把最复杂的道理,用最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讲话、做文章的最高境界。《邓小平文选》三卷,你翻出来读一读,有哪一篇文章看不懂吗?任继愈先生,可以说是大学问家,他的文章不少人都读过,语言平白,娓娓道来,但道理深刻。把话讲明白,这个要求不能说是太高吧!

  第三,讲管用的话。现在有些讲话和文章,真是天衣无缝。但都是套话、空话,照抄照转文件上的话、报纸上的话。你还真挑不出错误来。但就是不管用,没有针对性。讲话、写文章要开门见山,你想说什么,直接就说。这有多痛快!我们有些人讲话,铺垫好半天,还没见到主题。把大家讲睡了,才讲几句接触实际的话,但下面没听到,你不是白讲吗?

  我的这个倡议,讲短话、讲明白话、讲管用的话,恐怕是写文章、作讲话最基本的要求。其实,这都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期间就强调过的。但最基本的东西,最难做到。这已被实践所证明。为什么呢?有的是学问不够。他自己还没吃透,让他用几句浅显的话,把道理说明白,他做不到。学问没做到那个份上,又要讲话,又要写文章,只得用套话、空话充数,或者用人家看不懂的东西来吓人。有的是风气问题。都讲长话,就我讲短话,不成了“出头的椽子”了吗?人家都讲上万字,就你讲二千字,又怕人说对会议不重视。一旦形成了风气,改起来就很难。说深一点,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是个党风问题,是党性修养问题;对专家学者来说,是学术风气、学术道德、学术素养问题。实质是思想路线问题。如果我们党校人都能按毛泽东同志给我们题写的“实事求是”的校训办事,我想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

  以上这些话,如果有用,愿我们共勉。我这个讲话,没超过十分钟,是不是可以算作一个短话? 摘自《学习时报》
 


 

尊重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党员是党的行为主体。党内民主的实质,是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问题。尊重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基础,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们党在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2004年9月,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以下简称《保障条例》),完善了党员民主权利行使的程序,使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我们应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抓好《保障条例》的贯彻落实,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不断发展党内民主。

  拓宽党员参与党内事务范围。党员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是党员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应制定有关法规,落实党务公开和党员政治参与程序,除涉及党和国家机密以外的党内活动,尽量对党员公开。创新党务公开制度,比如公开办事程序和决策程序等。建立工作流程和结果通报制度,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应定期向党组织报告工作,让广大党员增强对党内事务的了解。规范权力运行,增强权力运行透明度,减少“暗箱操作”。拓宽信息通报渠道,在党务管理工作中引入现代科技新成果、新方法,提高党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增强党务工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建立保障党员表达意志新机制,完善干部与党员协商交流等制度,以保证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更大范围表达自己的意愿,真正形成充满活力的党内民主氛围。

  健全党员权利保障制度。认真贯彻落实《保障条例》,进一步完善党内纪律和党内法规,为党员行使民主权利提供法规保障。采取更加切实的措施,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民主权利得到充分行使。既要明确规定党员享有哪些民主权利,也要明确规定党员行使权利的方式和程序,使党员行使民主权利有依据、有保障,杜绝侵犯党员民主权利现象的发生。加强监督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举报保密、奖惩和补偿机制,并尽可能使之明晰、具体、有可操作性。加强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情况的检查,严肃查处侵犯党员民主权利的案件。对侵犯党员民主权利、打击报复者,严格按照党纪党规严肃处理;对坚持原则、敢于同侵权行为作斗争的党员,积极给予支持和保护。

  完善党员监督制度。党员的监督权是党员民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拓宽党员检举、申诉、控告等渠道,制定具体严密、操作性强的制度,扩大党员参与干部管理监督工作的范围。切实提高党内组织生活质量,牢牢把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正确原则和方法,充分发扬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过好党内组织生活。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通过健全法规规范舆论监督行为,使广大党员更有效地掌握和利用舆论监督这一武器,行使自己的监督权。

  增强党员民主权利意识。党员的民主权利意识是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重要前提条件。要形成自觉尊重和维护党员民主权利的良好环境,为党内民主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培育党员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营造党内政治生活中浓厚的民主氛围,调动党员积极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强教育,教育党员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提高参与意识和依法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意识;教育党员领导干部增强平等意识和民主观念,克服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和家长制作风,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去对待批评,切实做到尊重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善于倾听来自基层和党员的批评意见。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党员优先”是对党员先进性的肯定


  有这样一则新闻,标题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称‘党员优先’属就业歧视”。报道中称“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教授认为,他们规定的职位年龄限制以及‘党员、军转、教师、律师优先’的条款属‘就业歧视’”。

  对于蔡定剑教授,笔者也曾买过并认真地拜读过他的书及文章,印象比较深的如《国家监督制度》、《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等,虽是多年前的著作,但读来让人受益匪浅,开眼界、长见识,启思维,所以感觉蔡先生一定是位法学研究方面的大家,因此内心中是很为尊敬――因为现在真正做学问的“大家”真的不多了。但看到蔡定剑教授对企业招聘中“党员优先”条款也提出相当的质疑,并公诸于众,还是忍不住想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也算是向教授先生请教。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如果按照蔡教授的论断,认为“党员优先”也是一种就业歧视,那么,天下可能没有公平的事了,尤其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就拿笔者亲身经历来说,这种“歧视”可就经历的太多太多了。比如,二十年前,笔者没有考上大学,到社会上找工作后却发现单位都需要大学生了,难道不是大学生就不能干好工作吗?这是不是“学历歧视”呢?十年前,笔者想谈女朋友时,屡次被对方告知长得不够帅,让人很伤自尊,这又是不是“相貌歧视”呢?最近,笔者想去一所高校求职,但一看应聘条件立马被吓了一跳,要求求职者必须是博士以上学历并且是“211”高校内的应届学生,又让笔者失望而归,这岂不更是“文凭歧视”吗?

  以上是笔者的一些亲身经历,如果我们稍加分析,那笔者以前的经历岂不是一直活在“歧视”之中?如果换成是蔡先生的个人经历,那岂不是一时一刻都不能忍受吗?

  这样,我们再回到前文。依笔者所见,现在,一些招聘单位对应聘者提出“党员优先”的条件,其实是企业本身对企业自身发展负责的态度提出的具体要求,本质上是对于共产党员身份的信用认可,是对其政治素养和基本素质的前置肯定,更是对其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能力的应有预期。这其中,既包含着对经过基层党组织考验的共产党员应聘个人的充分信任,也是招聘企业保证其未来员工素质的一种现实需要。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提出“党员优先”的条件,本身不存在什么歧视行为,只是选择员工时的一个前提条件。打个简单的比喻,企业要大学生,并不是对非大学生的歧视,而是考虑大学生经过了系统的高等教育,更能适应企业岗位的要求,更有利于企业的未来发展,仅此而已。如果一个企业,对应招聘的员工的政治品质、道德修养、学历水平等各个方面没有什么要求,那反而是奇怪的了,除非这个企业是个皮包公司――因为皮包公司不需要什么高素质的员工,自然就不必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自然就不把员工素质的高低优劣当回事了。

  进一步说,共产党员在我们的社会上是得到普遍尊敬和敬重的,这是由他们的先进性特性所决定的。我们的共产党员在平时、在许多的急难险重任务面前,表现出了他们的先进性,让我们许多人为之感动。这样的事例有很多,并且很多是我们一般人平时或许没有看到或注意到的。在我们的基层,我们的各级党组织为了体现对党员的关心和帮助,还举办过一些困难党员专场求职招聘会,这样的“特殊”招聘会,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优待”,而是为了“不让老实人吃亏”,为了让奉献的人们得到应有的社会回报,仅此而已。难道对此我们还有什么疑议吗?我认为不应该。

  我前几天晚上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向教授们叫叫板又如何》,后来发在“人民网”的首页,文章很短,似有一些对如教授者们的“大不敬”之意,现在来看,文中也确实有些意气,算是愤而为文了。因为,在笔者的印象中,或者说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学者们是很尊敬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我总是会拿出微薄工资中的很大的一部分来购买一些学术著作来认真地阅读,现在一般人读这样的书很少见了,这既有一种敬重学问之意,也有为自己在学术上的大不足而惭愧之慨。但近一段时间以来,笔者不经意地发觉,一些学者的言行,很让人失望,更让人们对他们的道德文章感到不齿。不仅于我,看看网上的一些网友的评论,相信许多人亦有同感。

  再回到前面。天下本无事,好事者自找之。如果我们还有人要说“党员优先”是歧视的话,不过是一种无知或自知为无不知了吧。当然,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蔡教授的学问面前,笔者依然是一个小学生,如果蔡先生有大作面世,笔者依然会诚心去购买、去一字一字地读。所以写了上面的这些文字,依然不过是一些小学生式、很小心冀冀式的商榷,相信蔡先生的雅量是不会与笔者一般见识的。因为在笔者的想象中,在教授们面前,尊敬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更于我而言,在内心中,岂敢有什么“学历、资历、名望”之类的歧视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教授们的道德文章就放在高台之上! 摘自《人民网强国论坛》
 


 

党的宣传工作的性质、特点、作用是什么?


  党的宣传工作的性质?

  作为党的喉舌,党的宣传工作具有自身鲜明的性质和特点,只有深刻把握这些特性,我们才能了解宣传工作的内在规律,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充分发挥其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党的宣传工作的性质党的宣传工作实质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舆论工具,它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向人们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党,是为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向人民群众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第二,帮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从而深化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更好地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

  第三,引导人们积极向上,开拓进取,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奋斗。党的宣传工作要号召、鼓舞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为自己的共同事业而奋斗,就必须通过自己的宣传活动来激发人们的革命和建设的热情,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实现党的目标充满信心。

  第四,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和呼声。党的宣传工作,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渠道。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和呼声,传达党和政府对于解决人民群众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是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党的宣传工作一方面要为群众谋利益,倾听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和呼声,如实反映他们在生产、生活、工作、学习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它又要及时传达、解释党和政府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政策,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

  第五,帮助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和国家、局部与全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以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坚持“三兼顾”的原则,教育人民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党的宣传工作的特点?

  党的宣传工作的特点党的宣传工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宣传工作具有党性,它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同时又具有人民性,它从根本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和要求,为人民群众服务。党的宣传工作既要讲党性,又要讲人民性,必须坚持二者的统一。

  第二,真实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坚持真实性,宣传的内容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反映客观事物的真相,讲实情,说真话;同时,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坚持科学性,宣传的内容不仅要 客观实在,而且要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事物发展的方向,全面、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坚持真实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宣传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党的宣传工作的生命和力量所在。

  第三,战斗性和策略性的统一。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坚持战斗性,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勇于坚持真理,敢于批评错误,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同时,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坚持策略性,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和政治形势,认真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宣传效果最佳的方式方法。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坚持战斗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这是由党的宣传目标决定的,是为党的宣传目标服务的。

  除上述基本特点之外,党的宣传工作还具有针对性、广泛性、及时性和连续性等特点。

  党的宣传工作的作用?

  党的宣传工作的作用党的宣传工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党的宣传工作是教育和引导群众为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奋斗的基本途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确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二是要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积极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虽然可以通过国家意志表现出来,使之对公民带有法律的约束性,公民必须去遵照执行。然而,党的性质决定党的领导不能靠强制来实现,而要靠亿万人民群众的自觉拥护,靠他们的自觉行动来实现。没有这

  两个条件,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不可能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即使主观上非常努力,客观上也能努力实践,但不会取得好的效果。

  因此,需要用党的宣传工作去教育和引导群众,启发群众觉悟。这主要体现在通过党的宣传工作,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及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通过对党的某项新决策的具体实施方案的阐释,交待清楚它的意义、内容、方法、步骤及要求等,消除群众的思想障碍,引导他们积极地为实现党的各项政策而努力工作;通过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指导性说明,及时解答人们心中的问题,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形势,防止出现思想波折,使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保证党和人民的事业健康发展。

  第二,党的宣传工作也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要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只有通过党的宣传工作,才能使人们懂得人生的价值是真正树立革命的理想,进而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理想联系起来,立志改革,脚踏实地地干事业;只有通过党的宣传工作,才能使人们不断确立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求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党的宣传工作,才能有效地激发人们依靠科学、尊重科学、追求真才实学的精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只有大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保证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不断向前发展。 摘自《新编党务工作手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党合作理论和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共同奋斗,要求我们深入回答好一些重大问题。比如,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回到老路子上去。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这些重大问题。今天刊登的杜青林同志的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党合作理论和政策的创新与发展,回答了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制度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创立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伟大的独创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着眼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及时总结我国多党合作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理论、新思想,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新政策,使多党合作制度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展现出巨大优越性。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多党合作理论和政策的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局面。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多党合作的经验教训,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的大局,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上拨乱反正,开创了多党合作的新境界,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由此迈上新征程。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许多新理论、新思想,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一是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强调民主党派不再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阶级联盟,而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这一性质准确反映了新时期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和成员构成特点,解决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党派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二是关于多党合作制度的定位。把多党合作制度作为我国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认为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从而使多党合作制度随着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而完善。三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进一步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作为处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原则,极大地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内涵。四是关于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指出人民政协是巩固和扩大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挥应有的作用。五是关于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支持民主党派在组织发展上确定“三个为主”(以经过协商确定的重点分工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以中上层人士为主)方针,实现领导班子成员新老合作,一批中年骨干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为民主党派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六是关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领导。要求中共各级党委对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工作上充分信任,把民主党派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加强同民主党派各方面代表人物的联系。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多党合作理论和政策的创新与突破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苏东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的教训,制定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制定一系列新政策,系统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坚持多党合作制度以及如何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进一步巩固,多党合作事业继续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多党合作理论和政策的创新与突破主要体现在:一是明确我国各民主党派是“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参政党”概念准确界定了各民主党派的地位,为民主党派发挥参政党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二是把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载入宪法,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1993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1997年10月中共十五大将多党合作制度纳入党的基本纲领,从而为坚持、发展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可靠保证。三是提出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衡量标准: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以及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与优势,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团结,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衡量标准,为科学认识和把握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客观认识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抵制西方国家多党制和议会制的影响提供了基本依据。四是明确了民主党派进步性与广泛性的内涵:进步性集中体现为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广泛性体现在各民主党派成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涵盖教育界、文化界、经济界、科技界、医卫界等不同方面,成员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利益要求也呈现某种程度的多样性。这一科学阐述,为在实践中准确把握民主党派的性质和特点、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五是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基本职能。这对于推动人民政协工作的发展、促进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履行职能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六是制定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在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和司法机关、人民政协中发挥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使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履行参政党职能步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对多党合作理论和政策的丰富与发展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积极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对我国的挑战,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多党合作的理论成果和成功经验,先后制定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开创了多党合作制度化建设的新阶段。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的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主要体现在:一是把多党合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而把对多党合作制度的认识推向新高度。二是提出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提出,为推进民主党派政治交接、加强多党合作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三是提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党关系,实现我国政党关系长期和谐。社会主义和谐政党关系的提出,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等具有重大意义。四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主党派性质的内涵,提出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从而为民主党派不断发展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奠定了基础。五是丰富和完善了多党合作的重要政治准则: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就为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六是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政协理论,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在实践中相互结合。同时,对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原则、内容、形式等作了具体规定,从而把人民政协理论以及人民政协履行职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七是提出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明确了参政党建设的目标和原则,强调以思想建设为核心、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全面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八是就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中共各级党委要善于通过广泛深入的协商和讨论,使党的主张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共识;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支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处理内部事务。九是提出要保证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占有适当比例,政府相关工作部门、各级法院和检察院选配相应的民主党派成员,保证民主党派成员在人民政协中占有较大比例,使民主党派充分有效地履行参政党职能。同时,对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内容、形式和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方面迈出了新步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多党合作在经历了拨乱反正之后,理论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各项政策措施日臻完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多党合作理论指导下,民主党派广大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把促进发展作为团结奋斗的第一要务,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建功立业,推动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稳步健康向前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光明灿烂的前途。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一党执政与多党制


  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一个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渐进过程,我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当年的那场思想解放大讨论是分不开的。“催发真理之树枝繁叶茂的,只能是破除迷信的滚滚春潮!”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时刻,时代进步需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

  在政治文明道路选择上的争论最多的是:中国到底是搞一党制好,还是搞多党制好?

  在阐述这方面的论争之前,要做一个重要更正。过去许多人总喜欢把我们党实施的“一党执政”称之为“一党专政”,这种说法是偏颇的——至少在今天已经显得偏颇了。因为自从建立社会主义中国之初,共产党就提出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制度”,这与一些国家只有一个党派而恰恰又是这个党在执政的情况是显然不同的,根本算不得 “专”——因为我们始终强调要让那些与共产党共同创立新中国的民主党派参政,实现民主协商,共襄国是。当然,应当承认的是,我们有一个时期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个政治制度,只是让民主党派成了一党执政的陪衬与点缀,或者说让民主党派成了政治协商过程中的“拍手”者与政治看客。这样一来,就使共产党的执政有了“专”的成分,加之,我们又总是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让我们执政的“专”味更浓了。但是,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这样的状况,加大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力度,使我们新中国成立初就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制度”逐步得到真正的落实。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政党制度的了解,其主要信息源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实行的一党制。而关于多党制的信息,则主要是通过国内媒体报道了解到的,且了解到的多为负面材料。因此,在那个时候,对一党制几乎是一片叫“好”声。改革开放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让人们对多党制政治有了实地考察的机会,中国人从多种渠道了解了多党制的一些模式,认识到多党制并不是如过去报道的那样一团黑暗。不少人对一党制与多党制进行比较,也就有了对一党制与多党制孰优孰劣的争论。

  主张多党制者,认为一党制有难以克服的弱点:

  一是长期执政导致体制内的优胜劣汰和新陈代谢成了难题。在多党制下,通过竞选机制,胜者执政,败者在野,虽然胜者不完全等于优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胜败和优劣,有着相当大的正相关关系。西方多党制所具有的机制,在一党执政的中国政体内,难以直接效仿。长期以来,国内行政官员的选拔机制,都是由组织部门考察,然后由上一级党委讨论后向人大提名或者直接任命,很难保证官员的才德合格。且实施层级递进制,多数官员都是熬资格熬上来的,多年媳妇熬成婆,等熬到一定层级时,就只有官僚暮气,而难有开拓创新的朝气活力。

  二是一党执政缺乏一个纠偏机制。人民不能通过选票告诉政党,你的政策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你应该更正;如果你不更正,那么我们就来更正你。许多事情总是在铸成大错之后再纠正。例如,1957年反右把一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例如,1958年刮起的浮夸共产风;例如,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皆以党内领导人的意志为准则,没有持不同政见者表示过异议;或者说,即使有反对者,也大多没有好结果。

  三是一党执政反腐难度大。有人形容,党内反腐败,好比医生给自己动手术,挤个脓包还可以,但要开肠破肚割肿瘤却不行。由于是一党执政,党内政府内都是自己人,山不转水转,即使天南地北当官,也可能有一天会转到一起来。且不说官官相护,至少说,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会互相关照,有了好处也会大家共享。因此,在党内和政府内,很少能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往往,一些腐败的官员都是烂出了原形且被千夫所指,才会被抓出来。

  不过,强调在中国实行一党制更好者,其理由也十分充分。

  首先,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并非纯粹的一党执政。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所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贡献,以及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当然,这种领导又不是简单的包办,只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都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项民主制度的最大优势,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从而能够把社会各方面的政治力量整合成朝同一目标作用的正向力量。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而不是像一些国家的反对党或在野党,唯恐天下不乱,专门找岔子、唱反调,一门心思攻击对方以取而代之。而且,往往在竞选首脑时,对峙的政党的矛盾变得白热化起来,不仅互相揭短,甚至制造骚乱。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如前面所讲的,我们在目前还没有完整准确地落实这个制度。

  一党执政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便是政策的连续性,不会像多党制那样由于政党的变更而引起国内外政策的巨大变化。而且正确的决策,能够很快执行,不会因为各种力量的牵制而中途夭折。多党制上台的国家首脑,往往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师公一道符。特别是一些总统是被弹劾下台的,其施政纲领往往会被全盘否定。虽然其宪法与法律稳定,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却难以持续,除非前任首脑的主张也得到后任的认同,否则会一切推倒从来。

  一党执政的最大优势,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已经得到了最大的体现。震灾发生后,党中央发出抗震救灾的号召,一呼百应,很快调动举国之力抗震救灾。而多党制国家里,哪怕再正确的决策,如果没有其他党派的同意,都无法实施;有时候,即使是总统提出的方案,也可能都要延迟一年半载才获得同意,甚至干脆被否决。

  不否认,一党执政虽然有着前述三个方面的缺陷,但却是完全可以弥补的。也就是说,只要真正完善多党参政的机制,使其他党派成为决策的参与者,成为决策执行的监督者,那些弱点也并非不能克服。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中国的一党制是历史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里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形成的,并在实践中证明了其一党执政的可行性与优越性。这一制度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国情使然;近60年来的执政实践,证明这一制度的确有着相当持续的生命力。这种异乎多党制的政治模式,避免了政党更迭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多万成员,占中国人口的1/20,还囊括了国内绝大多数的优秀人才。在中国,是无法否定一党执政的。这样一个人数庞大的政党,不论创造力还是破坏力,都是十分巨大的。如果强行实行多党制,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即使侥幸成功,那么各种政治势力必将重新洗牌,如没有众望所归的势力(事实上在几十年内除了共产党也很难有这样的势力),势必加剧社会动荡,并几乎是必然引发外国势力介入,甚至会引发内战,使国家陷入割据状态,就像北洋军阀时期。而中国有13亿人口,一旦彻底混乱就很难平定,这无疑是灾难性的。提倡多党制,明显脱离国情,是不切实际的设想。所以,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继承和发扬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评价一种制度的好坏,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里作出的。一种制度的好坏、制度之间的比较都应该以利弊之间的差的大小来评价,如果一党执政在一种情况下会比多党执政更好,我们又怎能不分情况地要它被取代呢?而且,从当今世界民主发展的趋势来看,人们并不把一党执政与多党执政作为民主与不民主的本质区别了(例如,一些保留着君主的国家也是民主制度,而君主却是封建专制的代名词)。一些西方势力范围如东南亚、南美、非洲的国家,实行多党制以来,日子并不好过。比如东南亚,一党执政时代,他们是全世界的经济明星;现在呢,在世界经济版图上已经没有人记得他们了。譬如俄罗斯和伊朗,是多党制、全民普选,某种程度上,甚至比代议制民主的美国还要民主,但在美国人的观点里,这两个国家(包括南美的一些民选政府)仍不是民主政府。另外,一党独大的新加坡的民主却是世人普遍称道的。中国的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的政治协商制度同样体现着民主,而且现在不仅加大了社会民主建设的力度,也加大了党内民主建设的力度,民主进程受到了国际上的肯定。 摘自《新华网》
 


 

制度创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保障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项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彻底转变的系统工程,发展实质上是更有效利用资源的制度变迁过程。正是制度瓶颈制约和影响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如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缺失,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财政、税收、投资、价格制度的缺失等等,导致了当今中国各种资源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配置。构建与科学发展观配套的制度体系,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保障。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突破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诸多制度性障碍,深化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推进整体制度创新。

  加快基础性制度安排

  我国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是一个整体制度变迁过程。整体制度变迁是一个国家制度体系的改革。而基础性制度安排在整个制度体系当中位于最高层面,处于统领和统帅的地位。基础性制度安排也称制度环境,是指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等,是一国的基本制度规定。基础性制度安排决定着其他制度变迁、选择的空间。

  由于当前我国基础性制度安排中,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滞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其他层面制度创新的深入进行。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要从科学发展的实践主体出发,牢固确立民主法治是科学发展根本保障的理念,更加重视人民群众主体作用,更加善于依靠法律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宪法作为最基本的法律制度,提供的是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它的变化能够影响整个法律的变迁,从而导致制度环境的变化。因此,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应成为基础性制度安排中的重中之重。

  选择科学的制度创新模式

  坚持中央政府主导与地方政府主导相结合。中央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是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创新。这种制度变迁方式适合于对整体性制度的安排和对障碍比较大的旧制度的变更。显然,在涉及国家基础性制度安排,诸如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时,需要坚持中央政府主导。而地方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与创新,则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方式适合于需要进行试点的制度安排或者需要地方政府提供经验积累的制度创新。坚持中央政府主导与地方政府主导相结合,对于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是十分必要的。

  坚持制度创新与制度移植相结合。所谓制度移植就是制度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推广或引入。由于许多制度规则是人类共有的,如,市场经济的许多规则在市场经济国家都是通用的,这些规则可能在一些国家先创立出来,其他国家则没有必要就这些规则进行重复创新,可以通过制度移植的途径完成制度创新。不管是主动移植还是被动移植,都应该充分考虑制度移植与我国制度环境和制度配套的关系问题。切忌生搬硬套,应从国情出发,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

  坚持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来自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所组织实施的制度变迁,程序为自下而上。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由国家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制度变迁,程序是自上而下。在进行制度创新时,应善于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需求回应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这种制度变迁方式要求我们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作为制度创新的基点。政府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应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把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总结、提炼、上升到制度层面,循序渐进地推动制度变迁与创新,发挥好各方面的积极性。

  坚持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创新相结合。任何成功的制度创新都必须考虑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而且必须力争取得非正式制度的认同和支持。非正式制度指人们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它由人类的文化传承而产生,内化于人们的心中,并在潜意识中影响着人们的判断和行为。政治体制、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的确立,往往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为保障,但如果与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非正式制度在原则上有较大的冲突和矛盾,这些正式制度的约束力将大打折扣,甚至没有效力。

  坚持正确的制度创新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制度创新要以人为本,体现人的目的、需要和本质,以维护人的基本权利为价值导向。制度是将无数单独的个体连接成社会的纽带,它必须与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相一致。制度所维持的社会及其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决定了制度创新的人性化特征。制度创新以人为本主要体现在制度是为人服务的,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所以,制度具有人性化的特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充分发扬民主。就制度的形成机制而言,制度的决定和实施都需要经过社会多数成员的同意。制度创新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群众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对我国改革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制度创新的过程必须充分体现民主。制度的设立,为的是调节行为,规范关系,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整合、统一社会力量,促使现实向预期的方向发展。充分发扬民主可以减少制度阵痛时间,节省制度变迁成本。减少制度变迁阻力的最有效手段是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投入,以获取社会价值观的普遍认同。

  强化法律保障。就制度的最终形式而言,越来越多的制度都是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并发挥着作用。在当代社会,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入人心,法律已经成为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我们应把那些经实践证明是成熟的、稳定的、行之有效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尽快地上升到法律层面,以强化制度的限制和约束功能。随着我国制度创新的不断深入,法律体系的逐渐完备,我们应把寻找和运用法律的手段作为推进制度创新和强化制度实施机制的根本保障。

  注重国际接轨。我国的制度创新需要与国际接轨。国际竞争中,制度比较优势比其它要素的优势更重要。我国的制度创新不仅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在对外开放中适应制度竞争的需要。发展开放型经济,使我国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入国际竞争与合作,需要建立一个统一有序、公平竞争、日益国际化的市场体系。为此我国的制度创新一定要注重与国际接轨。如,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我国的对外承诺,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涉外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 摘自《黑龙江日报》
 


 

理论创新:伟大的历史性创造

——写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


  主要观点

  理论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生存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胡锦涛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坚持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继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能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伟大的社会变革总是以深刻的观念变革和理论创新为先导,深刻的观念变革和理论创新也总是以推动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己任。

  改革开放就是一场以深刻的观念变革和理论创新为先导的伟大历史性创造活动,它开辟了我们党和国家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在这一伟大实践中,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历史足迹,深刻总结其经验,对于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不断解放思想,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篇章,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丰硕的成果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时代的最高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是引导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断攀登时代高峰的号角和指南。

  我们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并富于理论创造精神的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推动社会变革,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一个又一个胜利、谱写中国历史上最为雄浑壮丽史诗的根本原因。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以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始终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鲜明地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正确分析国情得出的科学论断,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正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立论依据,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我国国情作出了全局性、总体性的准确判断,打破了前进中的坚冰,开通了发展的新航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章。与此同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我们党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论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断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们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面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重大变化给党的建设提出的诸多新课题,我们党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切实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扎实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些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立足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而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改革开放事业能够成功的根本保证。

  不断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党对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当我国的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平台、进入一个更高层次后,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立足于新的实践,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重大理论观点,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回顾这波澜壮阔的30年,改革开放的每一步推进都呼唤着理论创新,而党的理论的每一次创新都推动着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天地。可以说,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30年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就辉煌:我国综合国力空前提高,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实现了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一言以蔽之,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鲜明的特点

  理论创新,是人们不断探索规律、发现规律、掌握规律和运用规律的过程,是不断对以往的理论实现新突破和新超越的过程。对于我们党而言,理论创新就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过程。

  纵观30年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鲜明特点。

  理论创新是对时代课题的深刻把握和科学解答,理论创新成果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课题。准确地把握和解决这些课题,就会把思想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时代的发展总是不断提出新的课题,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进行解答;理论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具备“问题意识”,与时代发展同步,及时回应时代的呼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科学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在科学解答时代课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

  理论创新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又在更高层面上指导实践。伟大的实践孕育科学的理论,科学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鲜明的主题。理论创新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探索、把握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理论创新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和揭示越深刻,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就越具有指导性,就越能够发挥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作用。邓小平同志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30年来,我们党不断总结和吸收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把握特点、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创新的相互促进中,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发展。

  理论创新是在继承和发展已有理论成果中实现的,是继承和发展的有机统一。新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总是建立在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只有以前人的成果作为理论创新的起点,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进步。我们党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进行的。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社会在变化,马克思主义也要与时俱进。继承和发展是有机统一的,发展才是最好的继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上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深刻的启迪

  历史累积经验,历史启迪未来。

  回顾30年来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历史轨迹,深刻总结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积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方向正确,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统领一切工作的灵魂和根本。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会丧失生机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指导作用。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各种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排除来自“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澄清模糊认识,保证了理论创新的正确方向。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保证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

  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把握了这个精髓,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的认识必须不断适应客观世界的变化,而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要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正是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精髓,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境界,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才有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求我们不断打开新的理论视野,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实践基础上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我们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也是我们进一步深化理论探索的新起点。

  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学风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也是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党历来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把树立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称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学风问题也是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恢复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打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这一优良学风,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深入研究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深入研究现实生活提出的、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始终坚持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离开了实践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呼声,理论只能成为“空中楼阁”;离开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成功的做法,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是群众智慧的结晶。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统一起来,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正确概括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进而指导和推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些基本观点,都是对人民群众社会实践进行创造性理论总结和理论提升的结果。实践是丰富多彩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是无限的。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只有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使党的理论创新获得不竭的活力源泉。

  始终坚持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相结合、相促进。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工作就要跟进一步。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理论创新成果的武装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先后兴起了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理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理论武装工作不断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三者紧密联系、相互促进,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思潮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搞好党的理论武装工作,在党的创新理论和人民群众之间架起桥梁,真正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进群众、掌握群众,成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解放思想四题


  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当前全省上下正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这是推动科学发展、富裕三秦百姓、建设西部强省的重大举措。

  一、为什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具有能动作用。通过把握客观存在事物的规律性和内在联系,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客观实际在不断发展变化,人们的认识也必然要与时俱进,惟此才能实事求是。因而解放思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永无止境。

  解放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有不少思想观念、政策措施、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只有通过解放思想,才能破解难题,理清思路,改革创新,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进一步解放思想对陕西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陕西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属欠发达地区,不少地方还处在工业化初始阶段;科教实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水平不高,体制机制创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传统的农耕文化对陕西人的思想观念影响根深蒂固。在影响和制约陕西科学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思想观念是最主要的因素。面对影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自觉地寻找差距、比较不足,摆脱不合时宜的观念束缚,着力解决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创造性地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二、解放谁的思想?

  一些同志提及解放思想,总是号召老百姓解放思想,却又总是将自己置身其外,似乎思想不解放的根源是在群众那里。须知,一个地区的发展关键取决于本级党委、政府的思想观念、规划政策、体制机制,一个部门、单位亦然。在解放思想的问题上,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不想解放思想、不敢解放思想、不会解放思想的“三不”干部。赵乐际书记指出:“解放思想的关键是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改革意识、开放意识和宗旨意识,树立创业、创新、创优的理念,根据发展要求,按照群众意愿,针对发展难题,做思想解放的先行者。”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既是解放思想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又是解放思想的带头者和实践者;既要注意改造主观世界,又要把解放思想的成果落实到各项实际工作中。

  三、从哪些方面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解放思想必须紧紧围绕这个根本目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陕西实际,解决思想观念不适应的问题。第一,围绕“发展”解放思想,牢固树立发展意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对于陕西这样的欠发达省份发展尤为重要。在基础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这里的发展是科学的发展,不仅包括GDP,还包括增长方式、财富积累、社会事业、环境保护等方面。要着力解决发展信心不足、发展思路不清、发展步伐不大的问题;第二,围绕“创新”解放思想,牢固树立创新意识。创新包括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管理方法、技术等方面。客观地讲,在上述诸方面我省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领导干部要增强进行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的能力。同时,要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大力倡导追求卓越、鼓励创新、宽容失误、拒绝平庸的用人导向;第三,围绕“开放”解放思想,牢固树立开放意识。开放水平不高,是陕西与发达地区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要进一步树立世界眼光,跳出一地一域的局限,用开放的思维谋划思路,用开放的措施推动工作,用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客商;第四,围绕“赶超”解放思想,牢固树立竞争意识。近年来,陕西发展进入快车道,但因基数较低,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因而赶超的压力是很大的。要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像深圳瞄准香港那样,选择赶超目标,自加压力,锲而不舍,努力克服满足于纵向比较、自信心不足、有畏难情绪等现象;第五,围绕“宗旨”解放思想,牢固树立责任意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富裕三秦百姓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要着力解决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群众观念淡薄、责任感不强、不注意学习、不深入实际、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

  四、如何推动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解放思想必须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解放思想主要是就发展问题解放思想,因而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解放思想必须从人民群众中获取智慧和办法。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解放思想必须也只有从人民群众中获取智慧和办法,由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自发到全国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有力的证明。我们不能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坐在办公室靠开会拍脑袋来解放思想。要切实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问题听取人民群众意见,改革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落实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

  解放思想要敢于直面问题,寻找差距。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努力做到实事求是的过程,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我们有无勇气查找问题、直面问题。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评价其实老百姓心里有一本帐,放下面子,丢掉的是包袱,赢得的是民心。要通过与发达地区比较来寻找差距,找出我们在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上的差距,积极吸纳发达地区先进的观念、思路和做法。

  解放思想必须落实到改革与发展的各项思路和举措中。沿海地区的同志讲,中西部地区说的多,做的少,而沿海地区对意识到的问题马上就做。这也就是过去我们常说的醒得早、起得迟、甚至不起。考核解放思想的成效,不能只看你是怎么说的,而应看是否把新的思想观念落实到理清发展思路、修订发展规划、创新管理体制、推进各项改革上。

  解放思想应作为一种工作常态和习惯。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的发展同时面临极大的机遇和挑战,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不可能通过开展一次解放思想活动解决全部问题,必须使解放思想成为每一位领导干部的工作常态和习惯。在日常的工作中,要善于以改革与创新的思维去审视和处理每一项工作。在决策时,能够自觉地为大多数人着想,消除只顾及局部利益的不良习 惯。

  解放思想要充分运用典型经验。解放思想要面对许多新鲜事物,诚然需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但要尽可能规避风险、少走弯路。先进地区、部门、单位的经验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其学习、宣传、推广十分必要。要善于用有说服力的事实去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善于总结并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宣传推广。

  解放思想不能成为乱作为的旗号。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解放思想的应有之义,解放思想不能苛求立竿见影,不可蛮干,不能成为乱作为的旗号和追求政绩工程的招牌。解放思想要立足于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大胆设想、科学求证、真抓实干,使解放思想名副其实、众望所归、取得实效。 摘自《陕西日报》
 


 

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指人们把某种价值作为行动的准则和追求的目标。理论也有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鲜明的价值取向,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促使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十分清楚,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失误,遭受了一些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通过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从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促使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所处的方位、所肩负的任务以及党员队伍状况等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社会阶层构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党如何才能更好地团结带领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深入思考,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赋予党的性质、宗旨以新的内涵,为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好地承担起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指明了方向。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促使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人心所向。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离开发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失去基础。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价值取向的鲜明体现。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是指引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理论,是受到广大人民衷心拥护和欢迎的理论。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划”:划出新风气 划出新未来


  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的新闻。看此新闻时,看到一个比较新鲜也让我难以忘记的一个镜头,正在开会学习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一边听讲,一边用笔在文件上勾划着,笔几乎齐刷刷的在划,就这个“划”,划出了新气象,划出了新未来,划出了新蓝图,划出了新风气。

  其实此前,也看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在听取汇报,或者在两会上参加小组讨论都会在材料上划着什么?或者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这一划一记,其实是一种作风,更是一种尊重和工作的态度。那就是一种求真务实、甘当小学生的作风;是对汇报者或讲解者的一种尊重之情;也是其对工作的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态度。

  当然这一划,或者在一些会议上都能看到,但能从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上看到几乎是整齐划一的划,还是颇为少见,这种划正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种呼唤,也是一种实践,也是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更是对当前经济工作发展的重视。

  其实从这次会议上不由人想起,我们基层一些会议上的现象让人忧虑。会议主席台上讲的人讲得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下面听的人无精打采、萎靡不振;要么就是听讲者梦周公,呼呼大睡;要么就是主席台上开大会,主席台下开小会。2008年就发生了两起比较有影响的干部会场上睡觉“事件”,一个就是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在昆明市召开的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会上打瞌睡,最后被辞职;另一起是陕西省政府7月1日下午召开处级以上干部大会,通报有关情况,同时启动省政府机关作风整顿教育活动。但在会场上,不少干部竟然旁若无人地睡觉。

  这也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格格不入,与干部的工作作风风马牛不相及,与干部的为人民服务意识不相适应,那么就得改,就得学习,学习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划,学习他们认真对待开会的精神,学习他们思考工作的态度。

  其实中央委员在会上的一“划”,如一缕清风从中南海吹向大江南北,吹拂到基层,这也是一种带动,更是一种警示,那么各级党员干部都要扑下身子,确确实实担当起为人民服务的重任,承担责任,甘当小学生,不妨也学中央委员的“划”,划出工作的精彩纷呈,划出生活的无比灿烂,划出学习的丰富多彩。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不断吸收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事实正是如此,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一部与时代发展同步,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并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的历史。

  一

  1956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过“向外国学习”的号召,要求学习“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我们在其后的长时间内,自觉不自觉地排斥了资本主义创造的一些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总结社会主义运动和世界现代化建设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中央认识到,我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封闭半封闭。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积极采用、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中国由此进入了紧跟世界发展进步潮流、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岁留学法国的经历,漫长革命和建设生涯中所经受的严峻考验、所获得的丰富的经验,使他树立起了世界眼光,能以宽广的眼界和胸襟观察和把握世界发展趋势,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不断用新的思想和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980年,他在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后,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基于这一判断,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际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他明确而郑重地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确立了开辟新道路、创立新理论的主题,也就是按照中国特色而不是苏联模式和书本教条来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其中也包括了要在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中通过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来认识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也发生了政治风波,改革开放一度受到一些人的质疑。邓小平敏锐地观察世界大势,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于1992年初发表了南方谈话。谈话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姓“社”姓“资”问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扫除了意识形态的障碍。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过去被扭曲的社会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建设经验教训,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不仅吸收利用外资、外国技术,学习国外管理经济方法,运用资本、证券、股市等经营方式,而且还吸收借鉴了国外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处理计划和市场方面的有益经验,逐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体系。其次,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管理经验,借鉴他们的一些有益的形式和方法,开始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此外,还吸收借鉴人类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有益经验,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思想,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92年,党的十四大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9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其中之一就是“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指导思想时,对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进行了论述,认为“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二

  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只有具备世界眼光、战略思维,才能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发展的主动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发展进行研究,认识到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现实,提出“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和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的创造,才能顺利建设成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立足于中国国情,着眼时代要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更趋于理性、成熟和务实。

  在具体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并把它熔铸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之中,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表现在经济建设方面,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和合理做法,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提出并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表现在政治建设方面,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提出尊重和保护人权,根据自己的国情把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统一起来加以推进;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健全公务员制度。

  表现在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认识到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的现实,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表现在党的建设方面,认真分析总结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以改革和创新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要求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表现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着眼世界战略格局,着眼我国安全环境和军事斗争任务的重大变化,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表现在对外开放方面,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积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并最终积极主动地加入了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紧跟时代进步潮流,与时俱进,在对当今时代发展的回应和思考中,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继续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界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我国的发展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总之,挑战前所未有,机遇也前所未有。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密切关注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努力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广泛吸收不同文明中科学、进步的成分,以开放兼容的精神,积极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前景中取得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和发展。

  在思想理论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思想,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针对国内发展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在经济上,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形成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国有产权管理体制,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防范经济风险,以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立足国情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序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快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

  文化事业发展方面,创新管理体制、参与国际竞争,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 ,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努力建设开放创新的和谐文化。

  社会建设方面,吸收古今中外文明中关于和谐思想的宝贵成果,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任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任务和方针政策的认识。

  上述理论成果和实践举措都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2007年10月,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全面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深刻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更加明确地提出,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这充分表明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地以海纳百川的胸襟,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使中国的发展更加符合本国国情,更加顺应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开放兼容,才能富强兴盛;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也只有不断吸纳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才能发展进步。30年的改革开放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和原则、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基础上,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科学发展所结出的丰硕成果。只要我们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把握时代特征,立足中国实际,学习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社会主义就一定会在中国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 摘自《学习时报》
 


 

习近平:学习实践活动要与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紧密结合

习近平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座谈会上强调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要突出实践特色与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今天在北京召开的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座谈会上指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重在实践。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把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着力解决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着力建立健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努力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中去。

  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前一段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情况,更有针对性地指导下一步的工作,中央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今天在北京召开有人民日报社、教育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全国总工会6个单位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负责同志和办公室主任参加的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源潮出席座谈会。

  习近平指出,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真分析当前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确立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对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学习实践活动突出实践特色,首先要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做好当前经济工作。

  习近平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单位的学习实践活动已经进入分析检查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实践特色更加突出,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联系更加紧密,广大党员和群众也更加关注。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在突出实践特色上狠下功夫,在解决突出问题上狠下功夫,切实抓出成效。

  习近平强调,解决突出问题、完善体制机制是学习实践活动突出实践特色的集中体现,是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也是赢得群众满意的必然要求。分析检查阶段的主要任务,归结起来就是要找准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为制定整改措施、集中整改打下基础。要坚持边学边改,把解决问题贯穿到每一个环节,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当前,要紧密联系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着力解决经济运行、群众生产生活、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抓好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习近平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不少单位承担着管宏观、管政策、管方向的责任,做好创新体制机制工作十分重要。要在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上,着力建立健全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科学发展的政策法规和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解决制度缺失和制度障碍等问题,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正确导向。

  习近平强调,各部门各单位要正确处理扎实推进学习实践活动与搞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关系,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以学习实践活动推动当前各项工作,在推动当前工作中深化学习实践活动。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品读俞正声的"四个确保"


  上海市委12月11日上午举行常委会,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关于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本市2009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初步思路的汇报。下午,市委、市政府召开党政负责干部会议,传达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俞正声主持会议并传达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俞正声在讲话时强调,要按照中央要求和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在着力保增长上下功夫,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要目标,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民生持续得到改善、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确保世博会筹办有序推进。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国际国内形势趋紧的特殊时期,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当然需要出重拳,全力着力保增长,为全国树立样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这是党中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和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一切。越是在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做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但是我们所谋求的发展必须是讲求质量和效益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党和国家连续出击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内需,保障百姓生活。而所有的措施,都始终围绕科学发展这条主线。因为不论从克服当前困难还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只有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才能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坚定我们的发展信心。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标。“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也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重要的总要求内容。正因为如此,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坚持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出台了一系列慧民利民的政策措施。在当前应对国际经济形势的严峻时刻,更加需要把民生工程摆在突出位置,确保民生持续得到改善,确保百姓生活质量不致下降。正如 江西省省长吴新雄在日前召开的全省民生工程座谈会上所说,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宏观经济形势怎么变,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的根本宗旨不能变。当前我们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但对民生的投入只能加大不能减少,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只能提高不能降低,民生工程的覆盖面只能扩大不能缩小。(2008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要做好以就业为重点的民生保障工作,重点研究大学生、困难群体等人群的就业工作,全力促进就业增长。要更加重视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民富则国强,民安则国泰。稳定压倒一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要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加快推进社会建设,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要改进工作作风,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到为民办事“勤” ,工作方法“新”,解决问题“准”,有独创性和前瞻性。不提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不搞劳民伤财的假政绩,不掩盖问题,不因循守旧,使提出的发展思路、工作部署、政策措施更加符合实际。要想方设法畅通民意诉求的渠道,建立健全倾听民声、吸纳民意、集中民智的常效机制,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共同维护好、促进好社会和谐稳定、幸福安宁。

  上海,是全国的龙头,世界瞩目的经济中心。上海的发展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举足轻重。尤其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是探讨人类城市生活的盛会;是一曲以“创新”和“融合”为主旋律的交响乐;将成为人类文明的一次精彩对话。因此筹备并办好世博会,是上海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推进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高风险”的劣势企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有关政策措施,促进上海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结构。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力度,做强主业、剥离辅业;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审批透明度和服务效率;适时出台重大开放举措;进一步深化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要全力推进世博会筹办工作,充分发挥世博会对经济好转的带动和拉动作用。

  世界关注着中国,中国回报着世界。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既是我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我们相信,这方面,上海将会用“四个确保”向世界和中国人民交上圆满答卷。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把党的政治组织优势转化为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力量


  李源潮在中央学习实践活动指导检查组会议上指出

  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中央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指导检查组情况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动力,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形势新变化,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保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努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会议听取了各指导检查组关于联系单位学习实践活动进展情况和指导检查工作的汇报,认为参加第一批学习实践活动各单位紧紧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要求,紧密联系实际、突出实践特色、注重取得实效,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李源潮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扩散和蔓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要紧密联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指导联系单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决策部署上来,以知难而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对待压力,以科学态度和辩证思维破解难题,努力把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要指导联系单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造性地落实中央关于扩大内需、稳定金融、改善民生、维护稳定等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提高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水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把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转化为科学发展的机遇。越是在困难时刻,越要高度重视关注民生,越要高度重视关心困难群体,越要高度重视维护社会稳定。

  李源潮指出,中央指导检查组要认真履行职责,指导联系单位认真贯彻中央要求,紧扣科学发展主题找准找深分析透突出问题、开好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形成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做好对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群众评议工作,集思广益、形成共识,高质量地完成分析检查阶段的各项任务。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看胡总书记如何充分地估计“困难”


  11月28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极不寻常。面对严峻形势,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相当严峻。

  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讨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扩散和蔓延,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和造成的损失将进一步扩大,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将更加明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可能更加突出。

  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他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继续扩散和蔓延,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更趋复杂。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将突出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压力,突出面临外部需求显著减少、我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的压力,突出面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压力,突出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更为迫切的压力。

  “极不寻常”、 “相当严峻”、 “更加突出”,“突出面临……突出面临……突出面临……突出面临……从总书记两天内三次讲话的这些用词当中可以看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和困难的确是极不寻常、相当严峻的。

  值得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高度关注和重视的是,胡总书记在刚刚结束了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圆满结束对哥斯达黎加、古巴、秘鲁、希腊国事访问后,于27日中午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在两天内主持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并在三次讲话中充分地估计了当前“困难”。笔者理解,总书记充分地估计当前“困难”有四种意义:

  意义一,总书记充分地估计“困难”,显示了中央对形势的准确把握。尤其是在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强调的 “四个突出面临”,即:“一个时期内,我们将突出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压力,突出面临外部需求显著减少、我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的压力,突出面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压力,突出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更为迫切的压力。”这“四个突出面临”,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清醒认识和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准确把握。

  意义二,总书记充分地估计“困难”,意在提醒全党要保持清醒头脑。困难本身不可怕,有道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可怕的是在困难面前因头脑不清醒而失之大意,这也是人们最容易犯的一种通病。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会因对形势认识不清,对困难估计不充分,思想上没有忧患意识,而一旦困难来临时超出预期,就会变得手足无措,最终导致事业的失败,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说得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可见,总书记充分地估计当前“困难”,有利于提醒全党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为积极应对挑战奠定思想基础。

  意义三,总书记充分地估计“困难”,旨在激励全党坚定必胜的信心。常言道,信心是事业成功的一半,尤其是困难多的情况下,有了坚定的信心,人们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想方设法,齐心协力,共克时艰。但是,信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信心是需要激励的,这种激励,既要基于人们对有利条件的全面认识,进而产生必胜的信心;也要基于人们对不利条件和困难的科学分析,变压力为动力,进而产生战胜困难的坚定意志和信念。由此可见,总书记最近两天的三次讲话中,在全面分析有利条件的同时,充分地估计了当前“困难”,强调“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正是从激励全党坚定必胜的信心来考量的。

  意义四,总书记充分地估计“困难”,目的是要推动和实现科学发展。越是面对挑战,越要增强科学发展的坚定性,越是形势严峻和困难的时候,越要推动和实现科学发展,这就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措施准备得更周密一些,坚定必胜信心,扎实做好工作,这是当前推动和实现科学的发展的必由之路。鉴于此,总书记最近两天的三次讲话中,在全面分析有利条件的同时,充分地估计了当前“困难”,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推动和实现科学发展。因此他强调,能不能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对我们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考验,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考验。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更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周密策划,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哪三件大事让薄熙来牵肠挂肚?


  一个地方发展的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今天的重庆,正处在这样的重要关头。重庆是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直辖市,农村面积占99%,农村人口超过70%。因而,城乡统筹、“两翼”振兴、库区的安稳致富这三件大事,直接关系重庆市发展的根本战略。

  所以,笔者注意到,薄熙来书记在多种场合都提到过这三件大事,而且这次又在市委全委会这么重要的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三件大事,并且用“牵肠挂肚”来表述,更凸显了这“三件大事”的重量和地位。

  细想想,这三件大事之所以让薄熙来书记牵肠挂肚,是因为它关系着改革、关系着民生、关系着稳定、关系着发展。正如薄熙来书记在报告中所说的,如果5—10年后,“两翼”改变不大,我市经济的大格局将进一步失衡;如果不能加快农村改革发展,库区移民“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就难以实现。这三件大事的解决,都要依仗农村改革的突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可见,三件大事让薄熙来书记如此牵肠挂肚,彰显了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看得比天还高的公仆情怀,彰显了重庆市委一班人求发展,重民生,“为官一任,造福四方”的强烈愿望和不懈追求。而这种愿望、这种追求,均来自于一个领导干部的责任和理性,缘自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对科学发展的浓厚激情,给人一种春天般温暖,给人一种惊天动地的力量,让人倍感亲切,感触颇多。

  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就是为群众谋幸福的。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表明,我们党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胜利,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党,无论是成立之初,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能够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大利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矛盾复杂化的背景下,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与人民共享”的发展目标,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最大信任和支持。这是我们党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是凝固的音符,也是共产党人的必然选择。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

  所以,我感到,薄熙来书记为三件大事牵肠挂肚,是职责之所系,定位之所需,也是感情之所现,知恩之所报,对我们各级党员干部都有着强烈的感动和感染作用,都有着鲜明的导向和引导意义。真情期盼更多的官员都能有这种的“牵肠挂肚”,常虑民忧,常思己责,把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体现在老百姓的期盼中,体现在老百姓的笑脸上。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愧对广大父老乡亲。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和谐世界:人类普遍追求的理想价值


  “和谐世界”理念问世以来,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被称为催生世界新秩序的成果。这一新理念集中体现了中国对当今国际局势、全球问题、人类命运和理想目标的基本判断和价值追求,不仅具有极为深刻的内涵,而且为实现人类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目标提供了全球治理战略选择。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

  “和谐世界”理念强调政治上各国必须相互尊重、和谐共处。首先,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权利,体现人类社会发展多样性的要求;其次,强调尊重世界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原则,符合我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三,强调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各国实现发展的关键。

  “和谐世界”理念强调经济上必须通过互利合作,实现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这是对发展内涵的提升。要坚持经济全球化以公正为基础,推动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要加强对话与协作,共同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问题,维护经济安全;要建立健全公开、公正、合理、开放、规范、非歧视的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和谐世界”理念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多样性。在人类历史上,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因此,世界不同文化、宗教、民族、国家之间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努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理念倡导安全上坚持和睦、互信,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安全的内涵发生较大变化,形成以地区冲突、边界领土争端等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主义、毒品走私、跨国犯罪、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局面;同时,各国自身的安全也受到国际社会系统安全的制约。面对国际安全的新特点,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和谐世界”理念是人类普遍追求的理想价值。“和谐世界”理念描绘的是符合人类共同要求的理想国际关系状态,它所蕴涵的公正、民主、平等、包容等内涵,是具有普世性的共同规范价值。目前,在全球化语境下,出现了众多事关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它折射出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性,这种利益包括世界各国、各民族在文化和价值理念方面的利益。“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当前国际秩序的规范性补充,为处理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容纳不同价值观的框架。 摘自《四川日报》
 


 

统筹协调好重大关系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协调各种重大关系,对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一、既要提高经济效率,又要注重社会公平。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生活所追求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要坚持的两个价值目标。一方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就要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提高经济效率放在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需要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这就要求注重社会公平。公平与效率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改革开放前,我们在较长时间强调“公平”,忽视“效率”,并且把“公平”理解为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结果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进入新世纪,在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凸现,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据此党的十七大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二、既要支持东部先富,又要促进中西部致富。

  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地区特别是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很大。为了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应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共同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继续推进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的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继续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产业合理布局。完善区域政策,注重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逐步形成中西部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三、既要推进城镇化,又要建设新农村。

  要在本世纪头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城镇化水平、逐步扭转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扩大的趋势,就要使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加强城镇化建设,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发挥好大中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相应的行政管理权限,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加强新农村建设,必须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必须大力加强农村道路、水电、水利等生产生活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和卫生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统筹城乡发展。要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力度,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努力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四、既要加强经济建设,又要着力保护生态环境。

  “生产发展”、“生态良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要实现“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目标,必须进一步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的永续利用为前提条件,而生态环境的保护又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发展为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地区的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使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我们要按照十七大提出的要求,提高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低消耗、低污染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大量使用可再生能源,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五、既要增强经济硬实力,又要提升文化软实力。

  增强经济硬实力和发展文化软实力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能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大力发展公益性的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增强文化竞争力。

  六、既要加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又要加强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建设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领域的建设,狭义的社会建设是指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的社会领域的建设。我们现在讲的社会建设是狭义上的社会建设。狭义上的社会建设有自己的特点和功能,与其他三大建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经济建设是物质基础,政治建设是政治保障,文化建设是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建设提供稳定和谐文明的社会条件。因此,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既要加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又要加强社会建设。十七大强调,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我们要努力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摘自《学习时报》
 


 

多讲新话


  “言为心声”,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讲话不仅是人们表情达意、交流思想的手段,也是领导干部指导工作、引导群众、探讨问题的重要工作形式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讲话体现着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综合能力素质。解放思想首先要解放表达,多讲新话。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不善于讲新话,主要表现在:有的思维理念陈旧,总喜欢用老框框、老语言去套发展变化了的客观现实;有的习惯当“收发室”,讲话照本宣科,了无新意;有的人怕犯错误,总是讲套话、空话和大话,讲“一点没有错,一点也没有用”的话,等等。这种领导干部的讲话,不但没有起积极作用,反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可见讲话,尤其是讲新话多么重要。

  一则观念要新。墨守成规、本本主义,沿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有新视野、新理念,更讲不出新的语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党全新的理念,深刻体现了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敏锐洞察和国家形势的科学把握,只有学深悟透,才能更新理念,讲出与时代同步的语言。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解放思想,坚决破除陈旧观念和传统模式的束缚和影响,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求我们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善于运用新理念、新思维去分析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和新矛盾。

  二则思路新。讲话体现着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讲出新话必须要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同广大群众促膝谈心,面对面地了解情况,听其讲出心里话,找到问题的“症结”;要求我们用心去工作,用头脑走路,在提炼思想上下功夫,善于应对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使讲出的话既体现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和决策意图,又切合基层的客观实际,提出有真知灼见解决问题的意见、办法和措施;要求我们既要努力做到把握全局、提纲挈领,又要学会有的放矢,一针见血地切入实质性问题,讲出有独到感悟和精辟见解的观点,做到言简意赅、言之有物、言之有理,使讲话更具有针对性、指导性和预见性。

  三则语言新。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讲新鲜活泼的话,讲群众喜闻乐见的话。有关资料显示,当代汉语新词汇每年都以上千条的速度增加。这些新词条与人民大众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充满新时代的鲜活气息。善于掌握运用大量新语言,有助于我们打开新视野,升华新境界,拓展新思路。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学习,以敏锐的思维触角去发现和掌握新的知识和语言;同时要注意积累,善于运用,“盘活知识的存储”,寻找理论与实际的最佳结合点,讲出真知灼见,用妙语连珠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领导干部都来讲新话,势必能起到激励鼓舞人、感染熏陶人、教育引导人的重要作用,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形成朝气蓬勃的新风尚。 摘自《解放军报》
 


 

让读书倡廉成为时尚


  读书是人生一件快乐的事。对党员干部来说,多读书对陶冶情操,促进勤廉,提升个人修养和能力素质大有益处。深圳市读书月活动开展了九届,目的就是让读书倡廉成为党员干部的一种时尚,使廉洁文化深入人心,通过读书思廉,树立廉洁理念,营造廉洁环境。

  反腐倡廉建设要取得长远的成效,培育廉洁的理念和价值观不容忽视。中国是一个重“情”的社会,凡事讲感情。一个不讲感情的社会,是一个可怕的社会,但如果完全感情用事,就会忽视原则。若把“情”字带到党员干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有可能造成违规、违纪、违法。因此,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法纪观念十分重要。

  实践证明,不管法纪如何严厉,制度怎样完善,抗拒腐败诱惑的最后防线,始终是个人的道德操守和价值观念。要把持住这道最后防线,离不开书籍的滋养。因而,提倡通过读书学习,促使党员干部自觉廉洁从政,调动社会成员参与支持廉政,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廉洁的风尚十分必要。

  读书倡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收到实效,应注意“四防”:

  一防懒。惰性是读书的大敌。由于思想懒惰,有的对学习不那么感兴趣,有的不愿学习,有的忙于事务和应酬,无暇学习。汉字“忙”的写法是,“心”加“亡”,人太忙,不读书学习,就会心灵荒芜。祸生于懒惰。党员干部工作千头万绪,十分繁忙,确实很累,但再忙也不能放松读书学习,要把学习作为终身任务,活到老,学到老。

  二防浅。学习不能浅尝辄止,要善于深入学习,最有益的书是那些让人深思的书,要学会悟,领悟、觉悟、感悟。把握悟要注重三点:觉悟要高,思想境界要高,关键在于理想信念要坚定;感悟要深,用炽热的心去感受工作和生活,去追求目标和境界;领悟要好,用科学的、发展的、变化的眼光看世界,看社会和人,正确对待组织、社会、他人和自己,理智地对待现实。

  三防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读书学习不能把学的东西束之高阁,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重视实践。作为权力的行使者,要把学习的成果转化为行动,要求真务实,扎扎实实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办人民满意之事。同时,要联系思想实际,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自觉做到不德之事不干,不正之风不染,不义之财不取,不法之举不为,对腐败现象必须“零容忍”,不能让其有半点空间,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四防躁。当前,按照党的十七大的部署,全党正在开展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构建和谐社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防止心浮气躁。读书在于修身养性,增强的是道德素质,强调心平气和。有人打比方说,公务员队伍就像是建筑物中的一面墙,每个人都是墙上的一块砖。在上面的不要自满,因为没有下面的支撑你就会掉下来;在中间的不必自卑,感到上挤下压,十分难受,要想想下面的正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最下面的也不要觉得自屈,要想着外面还有很多砖等着进来呢。不是吗?这样思考,我们的内心才能平和、协调、和谐,才能使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毛泽东与周恩来是如何交往的


  历史告诉我们,在艰难创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的事业出现困难和危机的时刻,领导班子成员的互信互助,密切配合,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成功合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遇到过无数艰难险阻,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同舟共济、互信互助下,中国革命总能够在危急关头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特别是在红军长征的艰难时刻,更显出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位伟人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共渡难关对党的事业成败的至关重要。

  长征前,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和维护

  红军长征前,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是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上的才能是非常信任和倚重的。

  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要求中央苏区的红军攻占南昌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以目前红军的力量不应打大城市,可以打一些地主土豪的寨子。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致电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的困难。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坚持要红军攻打城市。结果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只好撤回。周恩来派项英去请被王明一伙闲置在一边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听到“恩来同志请你下山”的口信时,不顾贺子珍要他等雨停了再走的劝告,冒着倾盆大雨匆匆下山了。

  自此以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更加信任,也更注意发挥他的作用。1932年3月30日,率红军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根据敌我情况作出一个正确判断,他致电周恩来,提议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开创革命根据地新局面。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并亲自前往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4月,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红军取得了漳州大捷,歼敌约四个团,缴获了大量物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按照王明路线办事,而多次听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使临时中央感到十分不满。1932年10月上旬,中共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宁都会议。会上,一些人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而由周恩来负军事全责。周恩来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1932年10月后,周恩来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1933年春,他和朱德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在指挥红军转战南北,连连获胜时,他仍思考着如何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才能问题,他一再致电临时中央,力主恢复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他认为“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再三考虑前方意见。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毛泽东终被恢复了军中的职务。

  1933年12月20日,王明一伙就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将周恩来、朱德调回后方,取消“前方总部”。广昌战役后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周恩来曾经说,当时“李德成了总司令,我连参谋长都不如,只是一个参谋处长”。博古、李德等人多次否定了周恩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他们的错误指挥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大片根据地丧失,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长征初期,周毛二人互相信任,互相配合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向湘鄂西地区转移。红军这次反“围剿”的失利主要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但他们不但没有丝毫反省,而且继续打击毛泽东等人,不让毛泽东随军行动。毛泽东坚持要与红军一起长征,周恩来在关键时刻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从而为一代伟人后来纵横政坛、叱咤风云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1934年12月18日,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阐述了他的改变行军方向的主张,周恩来继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而博古仍坚持按原计划执行。会议经过争论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挥师抢渡乌江,然后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告知没参加会议的李德,李仍不同意,两人吵得很厉害,引起了周恩来少有的震怒。据周恩来警卫员回忆,周恩来气得把桌子一拍,桌上的马灯被震得跳起来,灯火都熄灭了,这才把一向自以为是的李德镇住了。正是由于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正是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极大地重振了士气。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和大多数人都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积极拥护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中对毛泽东的复出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在党内和军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在遵义会议上正是因为他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坚决斗争,积极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央决策核心层,从而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创造了根本条件。毛泽东对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有过很高的评价,后来曾经对贺子珍说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长征后期,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领导人,周恩来积极辅助

   

  遵义会议后,部队刚一出发,就遇上敌人一个师盘踞的据点。大家讨论怎么办,多数人主张打,毛泽东认为打了要吃亏,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但毛泽东相信周恩来会支持他的意见,半夜里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要周恩来把进攻命令暂时压一压。周恩来果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再开会时,周恩来、毛泽东终于把大家说服了,避免了红军一次不必要的损失。

   

  1935年6月,经过长途艰难跋涉,红一方面军在川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下一步向何处去”再次成为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阐述了红军应立即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理由。这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绝大部分中央领导人也都同意这个意见。

  但是会后,张国焘仗着人多势众,一方面向中央施加压力,伸手要权;一方面以种种借口,拖延北上。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商量,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在同年7月1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自8月上旬以来,周恩来积劳成疾,整日高烧不退,连续数日被担架抬着行军。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从此,毛泽东成为红军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再次研究了常委分工问题。会议最后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同时负责中央组织局的工作。

   

  从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名副其实地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周恩来则长期作为毛泽东的亲密助手,数十年间与毛泽东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历史告诉我们,在艰难创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的事业出现困难和危机的时刻,领导班子成员的互信互助,密切配合,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成功合作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摘自《人民网—人民论坛》
 


 

罗荣桓的"革命不是为了当官"令人敬仰


  今年12月16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罗荣桓同志逝世45周年。罗荣桓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建立了丰功伟绩,特别是对我军政治工作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纪念罗荣桓同志逝世45周年的日子里,我想到了这样一则故事,说的是1934年秋天,红军长征前组建红八军团,罗荣桓同志调任政治部主任,军团长曾经是罗荣桓手下的连长,政治委员不久前还是一军团的一个团政委,现在都成了罗荣桓的顶头上司。罗荣桓同志毫不介意,非常尊敬两位领导。有的同志为罗荣桓打抱不平,他知道后,专门找这位同志谈话说:“我们参加革命,为的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是为了当官。今天我领导你,明天你也可能成为我的领导,不要论资排辈,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不应该计较地位高低,更不要随便散布不满情绪,以免影响团结。”听了罗荣桓同志一席中肯的话语,这位同志深为他那种崇高的思想觉悟所感动。

  “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罗荣桓的一席话说得真是太好啊!把共产党的“官”与几千年来传统观念上的官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点明了其本质上的区别,不仅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名利地位问题上的高风亮节与博大胸怀,而且为我们树立了怎样从政为官、怎样为人处世的光辉典范。

  众所周知,传统观念的“做官”,即以显贵发达、功成名就为标志,视“利”为其孪生姊妹,认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做官即发财,所追求的完全是狭隘的个人名利。“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对此的真实写照。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更主张“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所以“革命不是为了当官”,也自是题中应有之意。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时下有些党员干部很难正确对待自己的进退得失。他们不是盯着问题干工作,而是瞄着位子做工作;不是靠真才实学求进步,而是想方设法跑官要官,把升官作为个人奋斗的惟一目标。这样“一心为官”者,其主要精力不可能用在党的事业和建设小康社会上,其工作出发点决定了他们一旦达到升官的目的,往往就会把个人利益置于群众利益之上,难保不在各种诱惑与考验面前栽跟头、打败仗。如果达不到升官的目的,他们则会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甚至因“心理失衡”走向堕落。胡长清、陈良宇、杜世成、刘志华之流,不能说他们从来就不懂得“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的道理,他们的失足就在于他们没有始终如一地处理好这个关系。他们的教训,我们要永远记取。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品读罗荣桓的“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的故事,既深含着对老一代共产党人的怀念之情,也包含着对新一代共产党人的诚意提醒:只有做到“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才能不为金钱所惑,不为贪欲所累,不为私利所牵,“以吾贫换得人民富,以吾廉赢得万众心”,做一个上不愧党下不愧民的好官。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周家兄妹没有小车子、大宅子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到来之际,本社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原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女士。

  周秉德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有很大提高,国际地位愈加重要,全国人民都有亲身感受。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先驱者和奠基者。

  周秉德回忆说,我的伯父周总理从一九五四年就提出了中国要实现“四化”的目标,伯父身先士卒,和刘少奇、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治理黄河、淮河、考察三峡大坝选址。推动原子弹、人造卫星等高科技研发,即使文革中还在指示交通部门,建起了一大批港口码头,造大船、租洋船、扩大外贸进出口,并解放大批领导干部、专业干部,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伯父卓越的新中国外交,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他五十年代出席万隆会议,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观点,一直沿用至今,从而使中国开始广交世界朋友。

  他六十年代一次出访亚非十四个国家,所到之处,欢呼一片。使中国声威大震,就是这些亚非拉的穷朋友,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七十年代中国打破世界僵局,与美国、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震惊了整个世界,伯父那张机场迎接尼克松的照片永远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

  周秉德说:这些都是中国对外开放最好的例证,中国在外交大舞台上的良好形象,逐步得到了世界大家庭的认可。应该说,周恩来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先驱者和奠基者当之无愧。

  周秉德感慨:伯父周恩来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付出的太多太多。而对我们亲属后代,在工作上生活上要求又很严很严,伯父常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搞封建主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要自我奋斗,一切靠自己,不能依赖家庭。

  周秉德回忆: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过着极为普通的“平民生活”:我的父亲是周恩来的亲弟弟,对父亲的工作安排,伯父曾专门指示他的领导对其工作安排:职务要尽量低,薪水要尽量少。我们的父母先在两间小平房里居住,后改为六十平米的楼房里住到过世,他们多年挤公共汽车上下班。

  我们姐弟六个人,我曾离开北京去了三线陕西,在贵州工作了十年。文革前,二弟秉钧、四弟秉华按照伯父的精神、放弃了青年们首选的考大学的机会,都去当了兵。而文革中,总理又支持五弟秉和、六妹秉建去了陕北、内蒙古插队。后来,弟弟妹妹靠自己的努力当了兵,那时青年们最佳出路是当兵,总理知道后,又严令他们俩脱下军装,回到了上山下乡的农村和牧区。秉建在内蒙古生活了二十六年才被调回北京。

  周秉德说,伯父要求我们要和全国老百姓一样过简朴日子。我们都是在伯父的教导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过来的。在我们周家兄妹中,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人当大官,没有人经商挣大钱,没有小车子、大宅子。

  周秉德说,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富强了,人民的生活小康了,我们兄妹六个人的生活也和大家一样生活得很幸福,知足常乐。除六妹外,我们五兄妹都退休了。我退休也闲不住,经常到各地学校、团体奔走呼吁,传承红色传统、宣讲周恩来精神。

  我时时在想,那些贪官污吏吃一顿饭一掷万金,受贿数以百万计,他们对得起那些为新中国抛头洒血的烈士吗?对得起伯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吗?

  我们做为红色后代,更感到红色传统不能丢,尤其是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泥沙俱下,面对社会风气不正、贪污腐败,我们多么需要有个强大的精神支柱呀!我认为,周恩来精神就是强大的精神支柱----周秉德说。 摘自《中国新闻社》
 


 

史还回眸

少奇同志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


  近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所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刘少奇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是新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创立者之一”。薄一波同志曾指出,刘少奇同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先驱者之一”,他对如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一些基本问题所提出的卓越的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党在走过一段弯路之后,最终形成这一正确的全党共识,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为今天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极为可贵的思想启迪。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经济体制的许多观点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所吸收,并体现在建国大纲《共同纲领》规定的经济政策中

  从1948年下半年起,刘少奇受党中央、毛泽东的委托,较系统地研究了如何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经济的问题,并在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讲话。随后,又在多次党内报告及1949年4月视察天津的讲话中,阐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这些观点主要有:

  其一,严格把握国民经济计划的范围和程度。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之不同于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在于它“应该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组织性与计划性的经济”。从当时的认识来看,新中国的国民经济要逐步走向计划经济,在党内是没有异议的。在这个基本认识下,刘少奇着重从我国小生产仍占极大优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占有相当比重的现实出发,强调实行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之内,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高程度与过大范围内的计划经济”。为此,必须防止“超出实际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这种严格把握国民经济计划的范围和程度的思想,反映了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调节因素的重视。

  其二,重视处理新中国经济体系中商品经济所关联的市场关系问题,提出“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刘少奇在1949年12月华北财经委员会的报告中,阐述了小生产者生产出来的商品,要拿到市场上去卖,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而新中国的经济体系,正是经过这种商业关系,把千千万万的分散的独立的小生产者联系起来,并使他们与大工业联系起来,构成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因此,“商业就在这种经济体系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里所说的商业,实际是指商品经济,既包括进行商品交换的市场,又包含市场对商品生产的引导,即生产、销售和消费三者的相互关系。针对有人认为商业“不创造价值”的观念,刘少奇强调,“尽管商业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但反过来它又可以支配生产”;要看到商品是经过市场来分配的,各种关系表现为市场关系,中心问题是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

  其三,把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摆在经济运行的中心位置。这是刘少奇关于经济体制的一个深刻见解。对此,他在视察天津的讲话中反复提出,必须切实地、迅速地沟通城乡关系,不要单纯恢复旧的,而要多想办法打通渠道,组织推销工农业产品的交易市场,“使城市工业品与乡村农产品相互交换的关系发达起来,灵活起来”。在这方面要与商业资本家合作。这些论述,体现了经济体制的又一条重要原则,即必须围绕建立市场关系这一中心,千方百计把城乡关系活跃起来,以刺激生产,使市场上的商品多起来。

  其四,明确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重要的体制因素。刘少奇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所谓“适当条件”,就是国家在彼此两利的政策下与资本家订立合同,使资本家愿意接受国家监督。刘少奇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十分接近社会主义的经济,中国可以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这是刘少奇从1921年至1922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赴俄留学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一个很有价值的独到见解。

  在这一阶段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思考中,把发展商品经济和建立相应的市场关系,同“逐步地实行计划性”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形成一种既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适合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些意见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视,有许多观点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所吸收,并体现在建国大纲《共同纲领》规定的经济政策中。

  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刘少奇就改进计划体制和增强经济活力提出了诸多重要见解

  随着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实施,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渐形成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1956年党中央开始初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刘少奇针对改造后期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重大挫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就改进计划体制和增强经济活力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

  其一,进一步考察了计划经济的缺陷,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经济组织形式过于单一的缺点,党的八大采纳了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意见,允许一些个体手工业户、小商贩仍保持单独经营,一部分农产品进入自由市场,使国内经济一度活跃,许多地方出现自发经营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成为社会上关注的问题。对此,刘少奇认为“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从比较的角度出发,刘少奇进一步指出,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由此,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

  其二,提出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这也是个体制问题”。刘少奇认为,最重要的是“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并认为这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为此,要利用自由市场,地下工厂,还有农业上的家庭副业、自留地等个体的、私营的经济活动,来增强经济的活力。

  其三,十分重视如何实现企业的自主权问题。1959年,为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刘少奇在海南召集了九次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学习讨论会。在学习讨论中,他十分重视如何实现企业的自主权问题,并结合当时中央向地方分权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实例,提出了“生产力从哪里来”的问题,主张将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这个观点有相当的深度。

  总之,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带有他个人的理论色彩。尽管他当时的探索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发展已深刻证实了刘少奇理论探索中的某些远见卓识。 摘自《北京日报》
 


 

“复兴”与“振兴”哪种提法更科学?


  文章《“复兴”与“振兴”,哪个提法更好些?》,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说:“我拜读了一些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科学界定的文章,总觉得很难理解。恕我直言,对这个问题作科学界定,是很难的。我还发现,在学者的文章中,在文献中,有‘复兴中华’、‘振兴中华’两种提法。这就不免引起一点思考:究竟是‘复兴’,还是‘振兴’?”“大而化之,复兴、振兴,二者差不多,两种提法并用也无妨。但是,认真想一下,这是一个重要的提法,最好能够统一、规范。”

  “复兴”与“振兴”究竟哪种提法更科学?我们不妨进行一番对照和比较。从字义上看,“复兴”与“振兴”是近义词,两者都有一个“兴”字,但又有所不同。“复兴”即恢复、重建之意,指衰落后再兴盛起来,从字面看,就是恢复到曾经有过的兴盛状态。而“振兴”除了含有兴盛的意思,还有振作、振奋、奋发之意,具有更进一步、开创未来、与时俱进的崭新意境,蕴含着催人奋进、激人向上的昂扬之气。

  先说“复兴”。对我们国家来说要“复兴”,究竟要恢复到历史上哪一个兴盛时期的状态呢?从近代来看,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这种局面,显然不是我们今天的“复兴”应该参照的。再往前推,清代中期、早期和明代,虽然比较强盛,但与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相比,已算不得真正强大,只能算是封建帝国的强弩之末、夕阳余辉。再往前看,唐王朝被称为“盛唐”,虽然曾经有过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因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奢侈华丽、骄奢淫逸,劳民伤财引发不少社会动乱。我们也不应照抄照搬,也根本没有必要把现代社会恢复到“盛唐”那种状态中去。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我们找不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在帝王将相、往圣先贤的经典里更难找到。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我们当然要吸收,但它决不能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

  再说“振兴”。回顾中国革命史,无数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崛起,不惜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赴汤蹈火,谱写了一曲曲气吞山河的壮歌,一贯的口号就是“振兴中华”。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即有“振兴中华”之意。兴中会章程称:“中国积弱,至今极矣!”“有心者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本旨宜明也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团体起见。”“振兴中华”的口号,贴切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心愿、中华民族的意志、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一百多年来,“振兴中华”成为鼓舞中国先进人物和广大人民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英勇奋斗的基本口号。这是大家早已熟悉的、准确而又庄重的、具有强大鼓舞力的口号,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广泛使用的口号,应当坚持、叫响。

  “振兴中华”还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口号。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同志在《振兴中华民族》的文章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已经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振兴中华民族,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在此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也曾明确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83年6月1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协商会议上,总结发言指出:“这次会上同志们发表的意见、提出的建议,中共中央深表欢迎,我们还要认真研究采纳,但是有一句话提出来同大家共勉,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随后这个口号即被叫响,成为凝聚人心、激发斗志、焕发热情、民族振兴的重要口号。 因为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炎黄子孙根本利益之所在。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经过以上比较对照,笔者以为,作为一种重要提法,“振兴”的提法比“复兴”更好一些,更为科学、全面、合理。我们如果能把“民族复兴”改称“民族振兴”;把“复兴之路”改称“振兴之路”;把“伟大复兴”改称“伟大振兴”,效果会更好,会更具有穿透力、感染力、感召力,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加符合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心理特征,更加符合小平同志倡导的“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意愿,老百姓听了就会感到更带劲! 摘自《新华网》
 


 

贯彻落实中心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关键在党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科学果敢地部署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阐述了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需要把握的原则,阐明了明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本次会议,是一次凝聚人心、振奋精神、鼓舞士气的会议,是一次实事求是、科学发展、彰显民生的会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为明年乃至今后更长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定了调、明了向、指了路,可谓认识清醒、判断正确、方针到位。接下来就是如何贯彻落实,如何真抓实干。而一切都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科学决策,离不开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躬身实践。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当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心骨和中坚力量。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都是取得胜利和成功的关键所在。在全面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促进增长的特殊时期、重要阶段,能不能夺取化“危”为“机”,实现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胜利,关键在党,重点在党员领导干部。

  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促进增长,如何搞,怎么搞,都离不开党的领导。我们欣喜地看到,对此,党中央已经作出了正确判断和科学决策,中央高层领导也已作出了率先垂范与身体力行。但是,真正贯彻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使党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收到实效,还需要全国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共同努力、合力共为。

  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应该说,党的主流是好的,应对各种困难和问题的经验也是有的。但是,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不能懈怠,更不能自大。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既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措施考虑的更周密一些,又要注重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难得发展机遇,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创新的思维、更加务实的精神,投入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战斗中。

  具体而言,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加强学习、增长本领,转变作风、狠抓落实,坚决反腐、创优环境。

  一要统一思想、协调行动。要深刻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实质、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工作重点,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统一到中央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思想认识的高度一致保证行动和工作的高度协调。

  二要加强学习、增长本领。要把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着力转变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三要转变作风、狠抓落实。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到为民办事“勤” ,工作方法“新”,解决问题“准”,有独创性和前瞻性。不提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不搞劳民伤财的假政绩,不掩盖问题,不因循守旧,使提出的发展思路、工作部署、政策措施更加符合实际。

  四要坚决反腐、创优环境。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纪律,加强督促检查,对所有不利于、危害于经济工作和人民利益的人和事,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手软、绝不姑息,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确保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确保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得到全面贯彻。

  当前,全面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的号角已经吹响、方向已经明确、任务已经下达,群众也在热切期盼,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组织者、实践者、推动者,容不得彷徨和迟疑,不允许急躁冒进、急功近利,必须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逆境中发现和培育积极因素,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坚持改善民生的工作重点,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带领全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万众一心,振奋精神,锐意进取,坚定信心,扎实工作,全面做好明年经济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吹响创业型经济的号角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日益加剧、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的新形势下,我国是否需要发展创业型经济?日前,中华职业教育社、KAB创业教育中国研究所在京联合举办了以“创业、创新、就业与科学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创业型经济论坛”,发布了《全球创业型经济研究报告》和《全球创业型经济论坛北京宣言》,吹响了中国创业型经济发展的号角。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指出,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放缓,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加上国内成本升高、投资和出口减少,明年中国经济比较困难,就业压力更大;我们要把就业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来考虑。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探讨创业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斯特朗发言强调,全球经济危机正在肆虐,中国经济非常强大且稳定,希望能抓住机遇、使创业成为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

  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高级顾问、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欧洲区总代表杜晖贤指出:我们面临分配不公、资源、环境等社会问题,更紧急的是目前威胁到人们生存的经济危机,对创新和创业提出了更高要求。相信中国能通过发展创业型经济,为应对金融海啸及建立和谐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政府经济研究会秘书长许正中教授强调,走创业型经济之路是中国发展的又一次突破。创办企业,能缓解就业压力,并使更多的居民拥有产业和事业,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能更好地发挥知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内生要素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增强国民经济的综合竞争力,避免陷入“日韩困境”;能促进知识传播、技术进步,推动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

  如何推进我国创业型经济的发展?成思危指出,发展创业型经济要解决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创业的目标定位,应重点倡导创新型的创业活动。二是提高创业者素质,尤其是创业精神和心理素质,如温州人“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的艰苦奋斗精神,以及“温州同乡会”的团结协作精神。三是要全面提高创业者的知识和技能。四是加大宏观政策支持,为创业提供更好的环境。

  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陈广庆认为要构建促进我国创业型经济发展的框架。第一,形成一种既有本土特点又有时代特色,既要褒扬成功者又要容忍失败者,富有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劳动为本、创业立身”的创业文化。第二,加强创业教育,激发创业激情,增强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培养实用型复合人才。第三,完善创业政策,优化创业环境,降低创业门槛。如通过创业板市场为科技含量高的创业者提供直接融资,通过政策性贷款为低端中小企业发展和民工返乡创业融资等。

  创业型经济在我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尽管在此次论坛上,人们的认识角度各有不同,但对于我国要走创业型经济的道路达成了基本共识。 摘自《中国青年报》
 


 

中国经济明年面临六重考验


  200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8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为了应对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挑战,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作了三次重大调整,保持了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运行。如今,曾经被寄予无限期望的2008年已经接近尾声,明年的形势又将会怎样?前不久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为中国经济社会下一阶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11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为明年的经济工作定下了基调。由此,我们可以对2009年中国经济形势作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判断。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扩散和蔓延,对中国2009年经济的影响将会进一步加重,中国经济增速将明显放缓。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和造成的损失正进一步扩大,由于主要成熟市场国家明年的经济都大幅放缓,全球经济将走向衰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布报告预测,全球经济正进入一个明显的减速阶段: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正接近衰退的边缘,而新兴市场国家也在急速放缓。报告预测,美国今年的GDP增长率为1.6%,2009年则下滑至0.1%;英国明年的增长率为0.1%;意大利明年的增长率为0.2%;德国明年则会陷入停滞。受此影响,明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为3%。近来,有些发达经济体,如日本,已宣布进入技术性衰退。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速也必将放缓。

  第二,国内通货膨胀形势很可能出现交替和反复。由于国内外多种不利因素的综合影响,2009年,中国宏观调控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从国际看,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将政策重点从抑通胀转向保增长。在相对宽松的货币条件下,一旦市场信心有所恢复,国际商品价格就可能重拾涨势。而且,随着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四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资源和要素价格出现趋势性上涨的可能仍然存在。从国内看,也存在较强的工资和成本上涨预期。第三季度末,PPI涨幅仍达9.7%,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高达23.8%,有进一步向消费物价传导的压力。但是,如果全球经济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显著回落,推动CPI和PPI上涨的外部力量就会趋弱。近期,纽约原油期价跌破50美元。国际煤价最近一个月内下跌近20%。这意味着中国通胀形势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中国股市和楼市将会继续波动,房地产价格下降的可能性增大。从全球来看,这次金融危机也是一个资本泡沫破裂的过程。今年以来,中国股市持续下跌,投资者信心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9年中国股市不至于崩盘,但同时也不存在大幅上涨的可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房地产市场,由于房地产价格持续多年高速上涨,已经集聚了庞大的房地产泡沫,市场交易低迷。下一步要防止经济不景气背景下的楼市崩盘,楼市崩盘将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并引起连锁反应。市场的刚性需求是化解楼市危机的有利条件,但若想托住房价,市场交易便很难活跃起来。只能慢慢放水缩小泡沫,使房价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因此,2009年房地产价格小幅下降的可能性很大。

  第四,2009年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中国出口额占国民经济比重的三分之一,而这些出口绝大多数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在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市场欧洲和美国,都面临经济衰退风险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势必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分析,美国市场占中国出口的20%左右,美国的增长率如果下降1%,中国的出口就会下降4个百分点。以纺织业为例,尽管已经几次提高了出口退税的额度,但纺织企业因为产能过剩,依旧生存艰难。11月2日开幕的第104届广交会三期,与往年相比异常冷清,订单大幅减少,组委会负责人表示,明年中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形势显然是异常严峻的,出现1998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基本已成定局。

  第五,2009年就业形势将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一年。首先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海外人员回流,从而使高端竞争出现重心下移,这一动向无疑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带来新挑战。其次,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影响,将在明年集中浮现,预计将会有大批外企和中小企业倒闭、收缩,从而大幅度地缩小劳动者的就业空间,农民工的“失业潮”将会愈演愈烈。第三,明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达到近600万的历史高峰,还有未实现就业的往年毕业生,2009年需要安置的高校毕业生就达1000万人,而今年开始执行的公务员行政机关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即将启动的改革,则将使以财政为依托的职位增加幅度放缓,这使得2009年中国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

  第六,2009年的财政收支平衡的难度将会很大。一方面,经济增长乏力,中小企业生存困难,财政收入增长的空间被极度挤压。另一方面,政府为了保障国民经济的增长,在现有条件下,只能采取扩大投资这一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而这需要财政收入来支撑。同时,为了刺激消费,民生领域的投资亟待加强。在失业人员增多、城市低收入人口生存困难的背景下,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也需要政府加大社会保障投入,这使2009年中国财政收支平衡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综上所述,中国2009年的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为了解决国民经济面临的困难,中国政府再次将“发展”提到了事关全局的高度。重申“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可以预见,发展经济也就是“保增长”,将会是明年经济工作的主线。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幅度已经降低到了9%,明年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但经济增长的目标将会锁定在8%左右。为实现这一目标,在扩大消费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明年的政策还会是从扩张财政和放松货币两方面着手。在财政政策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再度降临,中央财政赤字的规模有可能扩大。在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况下,明年的经济增长将主要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投资来拉动,财政上预计将会加大投资水库、铁路、地铁、城市基础设施,大力建设廉租房、农业基础设施等。

  鉴于2009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除了全力保证经济增长之外,“保稳定”也将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石。中国政府高层已经多次强调,要“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其实也就是要保持社会大局的稳定。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为此, 200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稳健”的宏观政策,着力于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并加大对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的保护和生活补贴,以稳定经济、稳定社会情绪  摘自《财经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眼扩内需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开幕,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经济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为2009年经济政策走向定调。

  经济学家常修泽昨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由于今年中国经济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会进一步对前期出台的经济政策进行细化,“但是根本基调不会发生改变,还是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

  去年年底,在国内理论界尚在激烈辩论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时,正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两防”政策及时调整为“一防一保”,即“防止通货膨胀,保证经济能较快地增长”,这是当时中央首次明确中国经济需要预防下滑,这一政策也被今年的经济形势所证明为非常正确。

  常修泽分析称,从往年经验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常先会对来年形势进行定调,然后各相关部委对财政、货币等政策进行调整。今年的特殊之处在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幕前,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已经陆续出台,包括“国十条”、“金融九条”等,“这主要是因为内外经济形势已经严峻到不能再等,必须要迅速止跌。”常修泽认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将着力点放在扩大消费和内需之上,“之前的刺激内需的政策主要还是针对投资,但是既然中央希望调结构,消费需求就必须要上来。”

  摩根大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也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从召开时间来看,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比往年稍晚一周左右,这意味着会后将有更多专门及紧急的刺激内需措施出台。

  - 会议前瞻

  【汇率政策】 人民币会贬值吗?

  针对外界对于人民币走向的疑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做出相关部署。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4日曾表示,中国不会靠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但是上月在巴西召开的国际清算银行会议中,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不排除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帮助推动出口的可能性”。

  面对出口企业的困境,理论界对于人民币是否应该贬值存在争议,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顾问余永定认为,人民币贬值不会使中国的贸易顺差明显缩减,而且“中国应该高兴地看到一个更为平衡的贸易账户”。

  【就业政策】 失业率会攀升吗?

  有媒体报道称,一份关于保就业的组合措施的建议已经上交国务院,而这一报告可能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加以讨论。报告内容主要针对大学生、返乡农民工和退伍军人等群体。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之前公开表示,尽管中国今年全年失业率可控制在4.5%目标以内,但年底前乃至进入2009年后中国的失业率都将维持在较高水平。理论界认为,目前就业形势的严峻度要高于官方的预期,如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撰文称,由于出口需求下行、国内消费需求难振、企业经营困难等因素,中国2009年的城镇真实失业率将上升到14%左右。

  【股市政策】 股市有望复苏吗?

  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出台利好的影响,昨日沪深股市均高开高走,气势如虹,两市股指涨幅均在3.5%左右。实际上,在近期中央政策频发利好的情况下,中国股市在一年的低迷后终于出现了小幅的上涨行情。

  从政府前期刺激经济的政策来看,主要着力点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其主要刺激的板块包括钢铁、房地产等。目前业界普遍认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政府还将陆续有超预期政策出台,而新政策方向很可能为经济结构转型和刺激消费。摩根大通经济学家龚方雄就此认为,为了加强信心和鼓励消费,政府将推出更多促进A股市场的措施,如股市平准基金有望诞生。 摘自《新京报》
 


 

中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地产周期、存货周期、资本性支出周期、证券市场负财富效应等多周期因素叠加以及受外部冲击,这一轮经济增速下滑将持续两到三年。在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将呈L型走势。比周期性下滑更严峻的挑战是,中国长期增长动力的衰退。2008年中国人均GDP第一次突破3000美元,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多周期叠加造成经济L型增长

  存货是衡量企业产品供给是否过剩的重要标志之一,每当企业的存货增长达到一个相对高点的时候,经济将进入下行周期。20年来,中国企业的存货增长率出现过三个高点。第一个高点是1996年,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达26%,之后是一轮经济增速下滑;第二个高点是2004年,存货增长率超过25%,伴随着工业增加值的下滑;今年三季度,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升到28.5%,证明本次经济下滑要比以前两次更严重。观察存货周期是否结束的一个重要先行指标是工业企业用电量是否开始回升,这恐怕是一年以后的事情。

  城市居民的财产构建周期,即房地产周期也处于调整阶段。2008年前9个月商品房和住宅销售同比下降15%以上,商品房空置面积今年前9个月增长10.2%。根据现有的存量房与月销售速度推测,存量房消化需要2~3年以上。

  企业设备投资既是决定未来产能的标志,同时也是拉动投资需求的重要因素。2005年到2008年,中国的工业企业设备投资总额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始终保持在41%以上,远高于2005年以前30%和40%之间的水平。连续4年的设备投资高速增长,已经造成中国企业产能的大量增加。受工业利润增速下滑影响,2009年工业投资增速下滑速度会更快。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这一轮产能过剩的调整时间应该在3年以上。

  除了实体经济的下行周期之外,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处于前所未有的熊市之中。证券市场的“负财富效应”严重影响了居民购房、购车以及其他高端消费需求。一般而言,证券市场“正财富效应”只有在牛市后期才会出现,假设2009年下半年出现牛市,产生刺激消费的财富效应也是2010年的事情。

  除了多重周期叠加造成的经济增速下滑,中国还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冲击。有关研究表明,全球GDP变动1%,约影响我国出口近5%。如果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比2008年下滑1.5个百分点,就会造成我出口增速回落7.5个百分点,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预测更加严重。

  面临着多周期重叠与外部冲击,中国政府开始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出台了4万亿的扩张投资计划,但是每年不足2万亿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对于2008年17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而言并不算大,考虑到地产投资和工业企业厂房设备投资的回落,以及出口增速的下滑,2009年GDP增速跟前两年的增长率链接,将呈现L型增长。

  增长动力衰退与“中等收入陷阱”

  从1978年开始,我国实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制、股份制等制度改革,在原有的技术和资源背景下,就造成了财富增长的飞跃——这个可以抽象地概括为“斯密增长”:增长的动力源自分工和效率的提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建立健全,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引进成熟技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投入能源原材料等手段,保持了10%左右的GDP增长率——这阶段的增长叫做“库兹涅兹增长”: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人口、资源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结构从农业生产为主的导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改变。

  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制度变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据统计,2002-2007年,我国GDP实际增长67%,能源消耗总量增长75%,这种高能耗的增长动力无法持续。从人口红利来看,中国经济活动人口比在2005年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在2004年就已经出现;老年人口抚养比今年达到一个历史性低点,未来将显著提升。为了保持粮食安全,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带来GDP增长的所谓“土地红利”释放速度也将显著放缓。

  恰好在这一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在3000美元以上,历史证明这个阶段是中等收入国家能否完成产业升级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敏感阶段,即“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亚洲的马来西亚,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收入差距过大造成内需增长缓慢、城市化进程出现大量的贫民窟、金融风险造成国家财富损失、一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升级过程中出现不可跨越的障碍等原因,至今仍然挣扎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

  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和韩国则花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成功进入了高等发达国家的行列。韩国的突破方向是制造业产业升级、娱乐服务业崛起。新加坡服务业起的作用比较大。

  转变增长模式释放经济活力

  面临着内忧外患,以及长期增长动力衰减的挑战,在执行反周期政策的同时,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力度:重视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当务之急是破除对“凯恩斯主义思想”和西方“货币主义思想”的崇拜,认真回顾一下马克思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理论、供给学派理论,并借鉴美国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时期的经济调控思想,适当把政策的着力点转向供给方面。

  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主义政策实际上是造成90年代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的基础。为了释放经济活力,里根政府采纳“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大幅度减税;放松对航空、电信、电力、运输等行业的管制,取消市场准入的禁令,打破了以前的行政垄断。里根时代的政策不仅从制度上释放了经济活力,而且奠定了美元的全球化扩张模式。

  对于中国而言,应该尽快降低个人所得税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增长;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允许劳动用工制度更具弹性和灵活性,减少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压力;深化市场机制改革,减少垄断、放松管制,释放经济活力。

  从长期来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与拉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治稳定、金融稳定,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目前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增速已经显著高于国外跨国公司,并且中国的制造业升级速度正在加快。与上世纪70年代不同的背景是,中国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突破的前夜跨入人均GDP3000美元的敏感阶段,产业转型的空间十分广阔。同时,从45%左右的城市化率来看,我国的人口集中还没有完成,社会服务业发展空间也十分广阔。 摘自《中国证券报》
 


 

扩大消费是个战略问题


  在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面前,我们不仅面临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任务,而且面临着不断完善体制和机制的任务。将这两个方面的任务有效结合起来,是我们有效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建立长期稳定增长机制的关键。

  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不足,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不断蔓延和加深的内部原因。为什么会形成内需对增长支持力不足的状况?主要是消费需求出了问题。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消费需求比重低了30个百分点左右。从总需求内部结构看,消费需求会带动投资需求,直接增加总需求,而投资需求既增加总需求,也增加未来供给的能力。从中长期来看,一国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必须保持合理的消费率。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问题。

  十七大强调经济增长由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从近期中央和我省扩大内需促增长的各项举措看,也都高度重视提高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按照宏观经济理论,投资需求的增加对国民收入的增加会产生乘数效应,因此,要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必须增加投资。同时,投资乘数效应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消费倾向越高,同样数额的投资会产生更大的效应。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对消费需求战略意义的认识,拉动投资需求和拉动消费需求并重,保增长与制度建设并重,进一步夯实辽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

  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居民收入水平低。而居民收入水平低,主要是因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报酬没有实现与经济的同步增长。联合国的一份多国数据分析表明,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呈现先下降然后逐步上升的类似U型曲线的运动轨迹。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大多数国家的劳动份额都会保持在70%-80%左右。二是中等收入水平的居民储蓄倾向高,有钱不敢消费。其深层次原因是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没有转化为即期消费,而是变成了储蓄,以便将来用于治病和养老。所以,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一方面要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解决没钱消费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有钱不敢花的问题。这都要求比较系统的制度安排。

  第一,建立和完善职工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制,改善初次分配格局,提高劳动者报酬在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目前我省各市已建立起由政府主导的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机制,并纳入了政府目标考核体系,应进一步推进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使广大职工不断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第二,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制度。政府增加这方面的转移支付,积极落实专项资金,并规范申报审批发放程序等。

  第三,加快覆盖全省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我省在城镇社保体系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正在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起步良好,应加快推进。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增长由内需拉动的制度保障。

  第四,出台鼓励消费的政策,推广信用消费,提高消费信贷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和对消费结构升级的牵动作用。通过调整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品的消费信贷政策,带动消费需求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

  第五,将扩大投资与促进消费结合起来,注重关系民生的投资,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资,特别是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安居工程建设投资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 摘自《辽宁日报》
 


 

金融危机下的政府质量管理


  2008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既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也对我国政府管理造成了许多棘手而紧迫的挑战。为了应对危机,我国政府及时出台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也相应地出台了约20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总数大致相当于2007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么多钱在短时期内要有效地用好,不出现社会普遍担心的失误、浪费、重复建设,甚至产生新的腐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对政府自身建设,或者说对“政府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学术界有种观点认为,在目前的金融危机形势下,我们应该暂缓“政府改革”的进程,以便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我不赞成这种观点,恰恰相反,为了应对危机,我们必须“市场”和“政府”两条腿走路,要把金融危机变成政府改革的“契机”,认真检视在危机下暴露出的“政府问题”,全力练好“内功”,把推进政府改革、提高“政府质量”变成解决“危机”的最有效方案之一。通过金融危机的磨练,使我国在建立“廉洁政府、廉价政府、有效政府”上迈出新步伐,上个新台阶,全面提高政府运行质量。

  一个运行良好、人民信赖、高质量的政府,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要动员全社会上上下下“共度时艰”,政府运行质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一般来说,政府质量主要表现为政府的可信度、政府运行的透明度、政府的责任性、政府的效率和效能等方面。危机下的政府改革,重点应放在政府质量建设上,使高质量的政府运行成为消解危机的最有效手段。

  第一、金融危机下,要有效地提高政府质量,就必须加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度和政府的可信度。只有人民与政府的信任度增强了,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共度时艰”才能落到实处。中央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重点是拉动内需,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有利于民生的发展规划,包括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补贴与救济、乡村发展、失业培训、扩大就业等,可以说在金融危机下中央政府的决策用心良苦,得到了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但一些地方政府在金融危机下却以“扩大内需”为名,已经出台或计划出台公务员加薪政策、经济适用住房优先向公务员倾斜政策等,这是不合时宜的。众所周知,一些国家在金融危机下对公务员“减薪”,最根本的目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政府的信心和政府应对危机的决心,与人民共度时艰。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政府的刺激经济计划和扩大内需政策,应首先用于社会和民生,用在社会公众身上,而不是用在政府自己身上。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人民信任的政府。

  第二、政府质量或政府运行良好的一个重要尺度是政府的公开透明度。在金融危机下,政府动用巨额的财政金融资金刺激经济增长,政府采购量必然大幅度上升,如何科学、合理、有效地分配和使用政府投入,规范政府行为,防止浪费和腐败现象的发生,是我们战胜金融危机的重要保证。越是困难和紧迫的时候,我们越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执行好《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政府信息公开法》等法律法规。把政府活动摊在阳光下,便于社会舆论、人大政协的检查监督,如果在抗击金融危机过程中传出浪费和腐败丑闻,将极大地降低政府威信,影响社会抗击金融危机的信心,并最终挫伤我们国家抗击金融危机的能力。政府权力运行和政府活动公开透明,是现代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为了抗击金融危机,政府花了多少钱、如何花钱、钱花在哪里,其整个过程都应该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人民放心和满意的政府,也才能安然度过这场国际金融危机。

  第三、政府质量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还表现为政府的责任性。政府责任性的社会表现就是“政府良治”,这在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政府的责任性首先表现为政府应对金融危机时在公共政策制定、公共项目审批、公共工程建设等方面所体现的公共精神,这种公共精神明确地体现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一般来说,凡是公共的,都应该是公开的,以便于社会监督。一个责任政府就是要确保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民主参与的程度,使政策目标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政策性浪费和预防腐败的发生。其次,在金融危机下,政府的责任性还表现在政府加强自身建设、减少政府开支、降低政府成本、对公众反映强烈的要求和愿望的有效回应上。为了共度时艰,政府在金融危机下应该下决心大规模削减“三公消费”,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向社会释放政府带头削减开支、自觉“瘦身”的信号,坚定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加快建设一个廉洁、廉价、责任政府的步伐。

  第四、政府质量的一个综合指标是政府的效率和效能。效率主要是通过“成本和收益”原则来衡量,用较低的政府成本获得较大的社会效益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改革的基本目标;而效能主要表现在公共政策和规章制度被政府有效执行的程度,衡量的是政府的“执行力”。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下,我们一方面要通过降低政府成本、提高政府效率来应对挑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强化政府执行力,提高“政府效能”。好的公共政策在实践中能否起到好的作用,关键是公共政策被各级各类公共部门有效执行的程度,鉴于以往在个别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公共政策被曲解情况时有发生。在全国上下共度时艰的关键时刻,为了确保中央应对危机的公共政策能落到实处,增强政府政策的有效性,政府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强化政府的执行力。为了强化政府执行力,普遍而有效的做法是加强对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力度和对曲解政策及时严厉的惩处力度,特别要注重惩处力度。我们不但要发挥纪检检察部门在监督过程中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发挥立法机构和社会舆论在监督过程中的作用,使中央好的公共政策在应对危机过程中能起到好的效果。

  应对金融危机,必须举全社会之力。及时而明智的经济对策、社会公众的信心和凝聚力,高水平的政府运行质量,都是我们处理危机的正确策略选择。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战胜危机,推进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摘自《学习时报》
 


 

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企业该做什么


  中国的经济形势与欧美等重灾区不同。企业以“冬眠”的姿态“挺”过去、或从战术角度去“应对”,过于消极了。重要的是,企业领导层要总揽全局、对形势有清醒判断,以前瞻性思维、以进取的姿态,发现机遇、利用机遇、实现超越。他人自顾不暇,为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快速追赶、缩短差距,甚至后来居上提供了机会。中国企业要有一个总体判断:只要把握得当,机遇大于挑战。

  从深层次看,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是经济结构失衡和各种深层矛盾的总爆发。经济回落向我们发出的信号是经济结构必须调整。经过这场全球经济动荡,市场结构、竞争结构都会发生较大变化,甚至各个企业的市场地位也会重新“洗牌”。这里充满挑战和机遇。

  面对日益严峻经济的形势,有的公司紧锣密鼓地准备“过冬”;有的企业面对未来的诸多不确定性,茫然不知所措,束手等待政府救援;有的企业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措手不及,资金链断裂,在生死线上挣扎;有的企业为解决一个短期的困难,却陷入了危及企业生死的更大的危机;有的企业对形势判断有误,在金融风暴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从事“资本运作”,“抄底”不成却抄到了一个“山头”,酿成上百亿损失。

  几乎全世界的专家学者和各国政要都认为中国是战胜这场金融危机的一支中坚力量。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站在一个有利的地位。凭中国巨大的内在需求、凭中国金融系统较好的经营状况、凭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凭连年以20%以上速度递增的财政能力,以及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眼前的危机转化为机遇。

  在这种形势下,对政府来说,就是抓住时机,推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为下一轮发展创造条件、孕育力量。

  那么,企业应该做什么?

  经济回落,企业感受到的是市场约束增强,优胜劣汰作用强化,两极分化进程加快。实际上,市场红火时,企业充满机遇;经济回落时也存在机会,甚至企业顺利时看不到、想不到、做不到的事,现在看到了,想到了,也可以做了。

  中国的经济形势与欧美等重灾区不同。企业以“冬眠”的姿态“挺”过去、或从战术角度去“应对”,过于消极了。重要的是,企业领导层要总揽全局、对形势有清醒判断,以前瞻性思维、以进取的姿态,发现机遇、利用机遇、实现超越。他人自顾不暇,为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快速追赶、缩短差距,甚至后来居上提供了机会。中国企业要有一个总体判断:只要把握得当,机遇大于挑战。

  重新审视企业的经营战略

  企业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是培育核心竞争力。即开发独特产品的能力,发明专有技术的能力,创造先进营销模式的能力。主导产品是竞争力的精髓,创新是竞争力的灵魂,合理的财务结构是竞争力的保障。

  一些企业的产品销路不畅、效益下跌。如果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市场疲软”,坐等“复苏”,那将犯历史性错误。企业家必须能从短期的问题发现深层次矛盾。经济萧条,犹如“水落石出”,市场检验了每个企业的竞争力。管理层应冷静地审视公司战略,必要时做出调整。例如,公司组织制度、财务制度和层级结构,以及集权与分权的安排是否合理?产品结构和技术方向是否妥当?在生产的众多产品中哪些是能赚钱的,哪些是不赚钱的?要不要调整?市场结构是否合适?是兼顾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还是只有国外市场?在国外市场中是单一市场还是多元市场?市场风险如何评估?生产能力投资与产品研发、品牌建设等软实力投资比例是否妥当?公司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还是专业化战略?多元化板块中哪些是不赚钱的板块,要不要收缩?

  再有,就是要重新评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重新审视资产负债结构,包括资产负债率、长期债与短期债的比例,是否存在短债长用的问题。如果总资产利润率大于银行利率,那么负债率越高,资本利润率越高,但这里也有过度负债经营的“陷阱”。过度负债,蕴含巨大风险。在这次金融危机面前,那些顿时倒下的庞然大物,大都与失衡的财务结构有关。

  重新审视公司战略,就是理性地评估变化了的企业内外环境,分析企业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发现新的机遇。必要时调整公司的整体谋划和战略,以保障企业在内外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乘势而上,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市场地位。

  重新评估企业“规模” 由做大转向做强

  “规模”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企业的“规模”必须是一个均衡的结构。

  一些企业由于过速扩张,导致资本实力与企业规模失衡,始终处于高负债,甚至拆东墙补西墙、短债长用的状态,抗风险能力非常脆弱。经营环境一旦变化、周转不灵,资金链就会断裂,即使资产质量还很好的企业也会被逼到破产的边缘。例如,最近国内的江龙控股、飞跃缝纫机等所遭遇的困境;这次金融危机中首先倒掉的雷曼兄弟;以及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前30家大企业中的大宇、真露、汉拿、起亚等,都是由于过速扩张导致过度负债,最终“成长致死”的案例。

  另外,就是防止软实力与生产规模失衡。随着金融危机向中国传导,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没有营销体系、没有研发能力、完全靠订单“吃饭”的代工企业。进一步,是有庞大生产能力但没有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企业。这些企业不是输在生产能力,而是缺乏软实力。

  实际上,厂区的大小、生产能力的多少只是企业规模的一部分,往往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其他还包括技术创新能力、营销能力、品牌影响力、管理能力、融资能力、系统集成能力以及公司治理等软实力。在中国,大多数企业都有强烈的规模扩张的动机,不惜倾全部资源扩张产能,却对软实力建设缺乏关注。现在,在很多产业中国企业的规模已达到世界级水平,但普遍的问题是“大而不当”,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匹配,导致“大而不强”。经验表明,没有技术能力和品牌影响力支持的庞大生产能力,是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规模越大,风险越大。在新一轮技术升级时,如果跟不上步伐,甚至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例如,从录像机到DVD、从显像管到平板电视的技术升级中,我们亲眼目睹了一出出悲剧。

  危机的形势迫使中国企业必须重新考虑建立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软实力,形成软硬实力相匹配的企业结构。目前,摆脱困境根本的出路绝不是“冬眠”,而是以进取的心态,以更加强烈的危机感,积累软实力,实现产品或技术上的突破。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对于能源对外依存度超过95%的日本,是巨大的打击。但日本企业潜心开发节能技术,不仅生产过程节能降耗取得了大的突破,而且以汽车为代表的节能产品一举成为世界抢手货,反而成为石油危机的一个赢家。上世纪80年代前期,短短的几年日元升值超过40%,这对于外贸依存度很高的日本企业是巨大的挑战。结果,一批企业倒闭了,但产业结构迅速调整、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产业竞争力上反而了一个新台阶。加强软实力建设,这是今天中国企业必须努力补上的一课。

  推进并购重组 优化产业结构

  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外部环境相对宽松,使多数企业缺乏转变增长方式、实现资产重组的紧迫感。目前,中国很多产业是重复、分散、落后,呈现出结构性低效率。一些企业主业不突出、辅业占用了大量资源;有些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还没有改变;一些企业盲目多元化,背上了包袱。企业间长期处于同类、同档次产品的恶性竞争。提高产业和企业竞争力,客观上需要经过一轮并购重组过程,淘汰落后、提高产业集中度。

  经济回落,企业各个业务板块的矛盾充分暴露。此时,进行企业资源的有效整合,实施“瘦身战略”,卖掉那些不赚钱、且不具前景的业务板块,把企业资源集中于最有竞争力的业务,不仅是渡过困难时期的必要选择,而且是提高竞争力的战略举措。

  目前,优胜劣汰的作用强化,为产业和企业的结构重组提供了动力;社会承受能力相对增强,为资产整合创造了条件。此时,既为低成本扩张提供了机会,也是收缩战线、优化经营结构的有利时机。

  在不违背反垄断法情况下,强强联合有利于培育优强企业。通过并购,使有效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一方面有利于做强,另一方面对困难企业的投资者也是减少损失的一种解脱。这家企业的辅业就是另外企业的主业,通过剥离、收购、重组,将充分激发存量资产的活力。

  尽管世界不乏多元化经营成功的案例,但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改变了产业分工,使专业化成为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流。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公司纷纷卖掉“非核心业务”,将实力集中于主业,通过大规模的并购重组(最高时一年达3万多亿美元),发挥协同效应,成为所在产业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组织者,构造了一个个“巨无霸”式的跨国公司,使产业集中度史无前例地上升。

  例如英国石油(BP)公司1987年起,下决心用十年时间剥离多元化业务。该公司先后转让了矿产、煤炭、动物饲料,又卖掉软件公司、耐火材料、清洁剂、森林、鲜虾养殖场板块。接着,从1997年起,用七年时间进行了总价值高达1010亿美元的油气业务并购,一举成为世界最大能源公司之一。英美资源集团自1999年以来卖掉了大约100亿美元的非核心业务,收购了170亿美元的新资产,迅速成为世界级的矿业公司。

  大的并购重组是具有最大风险的决策之一,它应当符合公司长远战略,通过协同效应能构造软硬实力更加均衡的企业结构。决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并购后财务结构的安全性、企业文化的融合、管理团队安排和市场地位的变化等众多因素,避免掉入“并购陷阱”。

  中国已经有了较强的产业基础,如果把渡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机会,使制约产业竞争力的某些结构性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中国产业和企业就将成为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的一个赢家。

  提高创新能力 转变发展模式

  中国很多产业和企业是从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起步的。这种发展模式的门槛比较低,依赖大量的土地、能源、矿产资源和资本、劳动力投入可以较快地实现经济增长。这往往是经济起飞阶段必然的选择。但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一般加工工业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利润薄。这不是中国工业化的目标,只是工业化过程的一个阶段。随着经济规模扩大,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容量的制约越来越严重,低端制造业的不可持续性将越来越明显。企业必须及时由主要依赖资源投入、靠量的扩张实现增长,转向发挥人力资本优势,以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为主实现企业发展,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领域转移。

  全球金融危机的外部压力和基础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的压力,已经成为“倒逼”中国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如果国家乘这次扩大内需的时机,抓住信息化机遇,发挥后发优势,选择若干具有前瞻性、带动能力强的新型产业或条件成熟的高新产业,制定和实施振兴计划;如果企业能选准某些比较成熟、有前景的产品或技术,例如新能源和环保,例如三网合一、地面高清电视、手机电视,例如电动汽车等,制定和实施技术追赶战略、加快产业化进程,一旦能有新的突破,就可能站上一个新高地,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追赶上实现一次跨越。

  严峻的经济形势,考验企业的真功夫;机会只照顾那些有准备的企业。能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的就是创新;就看谁能开发出新技术、新产品、新的商业模式,创造公司新的增长点,再造竞争优势。以台湾地区为例,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在大量从事服装、制鞋、玩具等低端制造业的同时,台湾的工研院和中华开发投资公司等机构就进行了大量前瞻性的产业研究、吸引境外人才、开拓融资渠道等前期准备。从70年代后期开始发力,他们抓住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一举实现了向半导体、电子器件、电脑和通讯产业的转移;并由“两头在外”式的代工,实现了向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电子信息技术领域和关键零部件的升级。培育出台基电、华硕电脑、世大电路、远传电信等著名企业。由于增长模式转型的成功,即便台湾政局如此剧烈波动,也基本没有动摇它的实体经济。

  深圳市也是从两头在外的代工起家,代工产业的迅速发展,使深圳在全国首先感到了土地等生产要素不可抗拒的约束力。市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努力创造更好的创业、创新环境,鼓励企业创新、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华为、中兴、腾讯、迈瑞等一批批创新型企业迅速成长,在增长方式转型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技术创新是很多中国企业的软肋;技术依赖是很多企业的硬伤。最近江泽民同志在一篇文章结束时所写的一段话意味深长:“许多时候,不是我们没有跨越的潜力,而是缺乏创新的胆识;许多事情,不是我们没有突破的可能,而是缺乏必胜的信心。”

  苦练内功 打造竞争优势

  在市场情况大好的时候,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差距是赚钱的“多与少”;面对如此巨大金融动荡,经营管理水平的差距足以导致企业的“生与死”。同样在美国生产、在美国销售汽车的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与丰田、本田,就是如此。搞不好,就会出现冰火两重天,一方发出破产的呼救,一方市场占有率上升。关键的时刻就看企业的“内功”。

  中国很多企业的优势在于“低成本”。造成低成本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土地、劳动力、能源、矿产资源、汇率等低价低税政策;二是随着企业产能的扩张,已经达到了经济规模。目前,生产要素低价低税的政策正在改变,要素价格上升已是大势所趋;规模扩张的市场条件已经消失。因此,构成企业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基本条件已经动摇,很多企业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企业必须寻求新的竞争优势。

  应对严峻的外部形势,首先就要收缩战线,攥紧拳头,要采取强化财务管理和现金流管理,改进采购和库存管理,砍掉过多的账户,甩掉不赚钱的业务板块和“寄生公司”等措施,把企业有效资源集中于主业、集中于能赚钱的板块。

  接着就要狠抓精益管理。中国企业内部的成本控制、研发能力、质量管理、供应链管理、品牌战略、营销管理、投资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等诸多方面与世界先进企业还有很大差距。差距就是潜力。现在强大的市场压力正逼迫企业苦练内功,向“精益管理”要效益。

  例如,科学分析表明,现行生产和物流过程大部分是不创造价值的。进行流程再造,精简和去掉那些不创造价值的环节,就会大大提高效率。一个经典案例是:生产一个产品原来需要23天,而真正创造价值的仅有184秒。经过对流程的再造,生产周期下降到了四天。由此可以大大降低库存,节约成本。

  据测算,中国的物流成本约占GDP的20%,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分别只有10%左右。科学地设计生产流程,发展第三方物流,这里蕴含着巨大的成本潜力。如果企业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能在精益管理上迈上一个台阶,将对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发挥长期作用。

  总之,对中国企业而言,严峻的经济形势既充满挑战,也充满机遇,此时企业以怎样的理念、怎样的精神状态,做出怎样的决策和行动,将决定自己的未来。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PPI与CPI双双回落的两个启示


  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2.4%,涨幅比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这是今年以来中国CPI同比涨幅连续第七个月回落。至此,CPI从同比上涨8.7%的峰值回落到2.4%,稳定物价收到明显成效。食品价格继续引领CPI同比涨幅回落,11月食品价格同比上涨5.9%,涨幅比上月回落2.6个百分点。

  就此,结合12月10日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11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涨幅2.0%,这PPI与CPI双双回落的物价指数已经说明,自2006年下半年开始率先从食用油与猪肉价格开始上涨的市场物价,可以肯定就此已经出现方向性转折。因此,就如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保增长 促内需 调结构”将成为国内相关经济工作的重点。但笔者想说的是,无论从对今后国内经济走向趋势的正确把握,还是从有利于国内经济结构转换方面看,对这次国内物价涨落周期及与国际市场之间关系加以一定回顾与分析,从中应该能得到某些有益启示。

  首先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看,如果将这次的连续第七个月的回落,也就是11月的CPI数据与2006年下半年开始的物价指数上涨相对照,不难发现一个相同的市场特征,与这次11月的食品价格引领消费物价回落一样,06年形成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同样也是食品价格。如果要对国内的居民物价作出比较准确的市场预期,首先就应该把控制物价上涨的政策眼光瞄准相关的农业领域。因此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并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与持续增长,无疑应当成为相关决策部门所面对的一个重要经济命题。

  再从这次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涨落周期看,虽然从最近两年间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变化,也就是从“双防”(防通胀防过热)到“一保一控”,再到目前的“保增长”政策转换历程中可以看出,宏观政策层面对国内宏观经济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但同样不得不承认的是,国内经济增长由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程度所决定,这次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最终回落,还是源于因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影响,或者说是源于危机所触发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所致。

  所以就此而言,在目前“保增长”的宏观调控进程中,如何在加大投资中权衡保持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转换之间的关系,怎样把握投资与消费,特别是在促进内需平衡问题上如何把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或者说白了,就是到底是以民生保障为出发点与归属来促进内需,还是只以已反复使用过的投资为重点以达到保增长的政策目标,显然就不只是一个暂时的权宜性政策取向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到底是选择以权力为经济主导还是以市场为主导的重要问题。

  所以,就上述11月的CPI与PPI数据的双双大幅回落而言,其中所反映出的可能不但只是经济周期性变化的信号,应该还有着足以引起决策部门重视的诸多启示性含意。 摘自《经济参考报》
 


 

我国出口企业存在的五处软肋


  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国内有一些出口型企业停业、转产、甚至倒闭,出口形势日益恶化,部分出口型企业举步维艰。而且,出口企业出现的停产和倒闭现象,会造成许多人员失业,进一步加重了社会负担,形成新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行业的冲击为何这样沉重呢?除了国际市场的萎缩、客户需求的减少、原材料价格和人力工资的大幅度增长、汇率的急剧变化外,冷静分析一下出口行业长期以来存在的政策缺陷和出口企业自身的痼疾,我们就会找到出口企业的软肋,这也可以为我们今后调整出口企业营销策略提供一些参考。

  一、国家对出口企业政策的不确定性。

  长期以来,我国GDP每年的增长率在9%~11%之间,其中,出口额占了30%~40%,出口行业是国家GDP增减控制的调节器,经济萧条时,重要度陡升,国家立即给出口企业许多鼓励和优惠政策(如增加出口退税,增加中小型出口企业的发展基金等),出口环节和渠道也较为顺畅,但是当出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时,出口企业又会遇到国家的种种限制和一些相关部门不合理的刁难、冷落。国家对出口企业缺少长期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策略,这样就给出口企业的良性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

  二、缺乏行业的有效管理,企业之间长期处于恶性竞争。

  同类产品的出口企业,长期以来缺乏行业的有效管理和协调,企业之间在对外报价上相互拆台,价格越报越低,有许多产品的利润在2%~5%之间,一有风吹草动,企业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还有许多企业不择手段购买、窃取竞争对手的客户资料,开出比对手更优惠的条件给国外客户,以达到牟取微利、挤掉对手的目的,结果把产品做砸、做烂,使企业、行业和国家的利益都蒙受损失,让国外商人渔人得利。

  三、常年抱着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不放,缺少研发、技术、设备的投入。

  大部分出口企业几十年来,只忙于眼下的订单和利润,忙于与同行业的激烈竞争(在人、财、物方面),根本无暇在产品的技术革新、升级换代上下功夫,不愿意增添现代化的加工、检测手段和设备,更不愿意在研发新产品、创造企业自主品牌的产品上下功夫,很多企业一直处于商品价值抛物线的底端,所以在遇到危机和经济寒冬时,没有任何的抵御能力。

  四、缺乏诚信、不注重企业自身的形象。

  在产品的质量、包装、交货期等方面,我们的出口型企业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产品的质量往往达不到客户的要求,即使同样的产品,不同批次之间都有差别,时好时坏,包装粗制滥造,交货期一拖再拖。原因就是许多出口企业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把合同和承诺视为一种做生意的形式,没有严格的质量和服务意识,不遵守国际规则,不注重企业形象,结果是信誉越来越差,路子越走越窄,不仅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行业和国家的形象。

  五、与国外客户相处自信不足,过于迁就。

  长期以来,许多出口企业把自己的大客户,看待的几乎到了神化的地步,客户有求必应,客户在价格上、付款方式上以及许多附加条件上提出许多要求,甚至是无理的要求,一些企业为了维系住客户,一让再让,一忍再忍,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结果,要么让国外客户拖欠了大量的货款,要么让客户把企业的利润挤压到了死角,企业不但得不到客户的同情和理解,反而造成了最终停业或倒闭的恶果。

  以上五个方面是我国许多出口企业存在的共性问题,要让我国的外贸企业尽快走出困境,今后能健康、全面、稳健的发展,国家、行业和企业三方面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好这些问题,制定解决问题的政策和办法,扎扎实实改变现状,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出口企业真正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 摘自《新华网》
 


 

就业危机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之变


  时下,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全球就业前景迅速恶化,失业潮、裁员潮一浪高过一浪,就业危机正成为继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后,全球新一轮危机。对于中国而言,所遭遇的是经济周期和结构转型的双重冲击。就业危机的破解不仅决定着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结构升级以及国家盈利模式的转型能否成功,也决定着中国和平崛起的新的竞争优势。

  一、就业危机:全球新一轮危机凸现

  10月全球金融与经济寒潮袭来,全球失业人数剧增2000万,失业总人口将从1.9亿增加到2.1亿,这次失业潮不仅是华尔街危机,而且是全球性危机。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1月份美国非农失业人数达53万,创下1974年以来单月失业人数的新记录,在美国,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2009年第一季度净就业前景为10%,第四季度时为9%,仍低于2008年第一季度时的17%;欧洲就业市场恶化的速度比美国更快,英国2009年第一季度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的净就业前景降至-2%的低点,法国2009年第一季度的净就业前景降至-2%,这是20多年来该数据首次出现负值。亚太地区的降幅最为显著。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净就业前景均降至纪录低点,这表明全球就业危机正在来临。

  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报告显示,10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的从业人员指数出现明显下降,为最近三年所少见,10月从业人员指数为47%(50%为临界点),比上月回落3.3个百分点,创下最近三年的最低点。从上述报告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制造业需求下降、生产减速,已经对就业产生了较大影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数据也表明,10月份,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的增速降至8%,是近年来增速首次降低。加上未进入失业统计的农民工、2008年的559万以及2009年的610万大学毕业生。我国原本脆弱的就业平衡局面将被打破,是近30年来最严峻的局势。

  二、经济增长与就业失衡是长期性的全球问题

  经济增长与就业不一致是长期的全球性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不断下降,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动就业增长。上个10 年,经济的增长主要反映为生产力增长,而非就业增长。世界生产力增长26%,全球就业增长的数量仅有16.6%。从2000年到2006年,全球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6.26%,而失业人口却从2000年的1.77亿增加到2006年的1.95亿,约增加10%。可见,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大幅度的降低全球失业率,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态势。

  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也呈下降趋势。近年来,由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进步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有所减弱,再加上中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经济增长对资本、技术的弹性更高,而对劳动力的弹性更小。以近几年为例,2003~2007年GDP年增长率均在10%左右,而就业人口年增长率均在0.8%左右,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量。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对就业产生多大拉动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挤出作用,体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失业率为什么会成为西方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为何他们的政策总是围绕降低失业率这一目标展开?究其原因是西方国家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相对来讲这是有质量的增长。比较而言,我国高增长的GDP当中有多少是由人力资本贡献的,又有多少惠及到就业的增长?如果GDP增长的发展红利不被大众所拥有,那么这种增长就是一种无效的增长。

  三、中国就业正遭遇经济周期和结构转型的双重冲击

  事实上,眼下中国就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国经济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的双重挑战,也就是说,周期性衰退要求中国经济“保增长”,而结构性困境需要中国经济“促转型”。当前的就业危机表明,中国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会发生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相关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教育培训政策、就业保障政策等方面都需要做出深刻变革。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是反就业危机的根本所在。

  (一)产业结构与就业危机

  根据克拉克和库兹涅茨关于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 不同的产业由于其技术构成和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存在差异, 致使各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不同, 因而, 必然影响和决定着劳动就业。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多国经验表明,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世界其他国家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差都是不断变小的,说明了这两个产业吸纳的劳动力的比例正逐步与产业创造的产值比例相匹配。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关系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经验的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三个产业结构偏差大于其他国家,并且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偏差加大。

  中国的结构偏差大并且趋向均衡的速度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劳动就业的困难所在:从静态的角度看,劳动力在三个产业上的配置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吸纳过多的劳动力,而二三产业却吸纳劳动力不足;从劳动力配置的动态调整看,中国存在着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过慢的现象。根据有关统计数据,中国目前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就业也相对不足。比如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仅在40%左右,不到60%的世界平均水平,不如印度的50%占比,更与发达国家如美国80%的占比差距甚远。

  (二)劳动力结构与就业危机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即最初经济增长主要靠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直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为短缺时的“刘易斯拐点”出现,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已出现结构性失业的趋势,应该说,即使没有这次危机,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带来的结构性失业也将是未来中国必须经历的阵痛过程。我国就业市场供过于求的总量矛盾正让位于因产业升级、低端劳动力过剩而产生的结构性矛盾。如果把劳动力市场分为高级专业劳动力市场、熟练技术劳动力市场和初级劳动力市场三类,那么前两类劳动力市场在我国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第三类即普通劳动力则呈现供过于求的局面。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压力促使产业升级转型,逐步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依赖,这必然会导致传统经济模式的就业空间萎缩,并贯彻于经济转型的长期过程。事实上,在珠三角、长三角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大批实力相对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或者上百家企业成批地被转移出东莞、深圳等地,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大量农民工失去了原来的就业机会,成为首先被挤出产业升级进程的对象。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十一五”期间,虽然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转移了2亿人,但由于土地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有限,按1.7亿计算,则农村富余劳动力还将有1.2亿以上,如果这样庞大的就业大军不能被很好地吸纳,将会延缓产业升级转移的步伐。

  (三)教育结构与就业危机

  我们的教育结构存在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偏重高学历教育,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我国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才生产市场(教育市场)存在着严重的计划经济传统。此外,从学校来讲,专业设置、招生规模都要听从教育行政部门的计划安排。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用人单位的需求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与大学生相对应的“技术型人才”、“高端人才”却因产业“档次”不高而需求不足,技术开发、创新产业、服务业等高端产业并没有随大学扩招的速度而发展,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需要高技能和复合型技能人才也不能得到满足,而低学历、低技能的劳动力大量过剩,产业发展和人才供应之间出现了供求错位。

  四、就业危机倒逼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革

  未来应该选择就业优先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避免政策实施的逆就业倾向出现,应该更多指向吸纳就业或激励创业的经济领域,将“保增长、保就业”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线条,以实现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通过经济增长带动更多的就业,真正实现从“藏富于民”到“创富于民”的转变。因此,在总体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把城乡二元经济转换的过程变成统筹城乡就业的过程;在具体安排上,把就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予以考虑。

  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重心将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的转换,整个社会对从事单纯物质产品生产劳动者的需求量相对减少,而对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要求则大。因此,从长期看,中国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改革现行教育模式,强化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包括进行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和素质提高工作,以适合未来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即在经济增长与就业匹配之外,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

  此次就业困局也将是化“危”为“机”的好时机。扩大就业重在开源,以创业促进就业,全方位启动创业型经济的发展,打造自主创业的造血机制才是破解就业瓶颈的根本之道。用经济转型的产业角度衡量,创业是企业价值创造和产业发展的起点,更是产业内生式增长的永恒动力。为此,要加快建设多层次创业政策体系,从产业政策、所有制政策、财政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构建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紧密结合地方的优势产业、特色经济,确定鼓励创业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创业者进入国家和地方优先和重点发展的科技型、资源综合利用型、劳动密集型、农副产品加工型、贸易促进型、社区服务型、建筑劳务型和信息服务型等产业或行业;同时将创业纳入正轨教育体系中,提高创业能力,促进社会整体就业观的转变。借鉴美国、欧盟创业教育的经验,大力发展创业教育体系,营造创业文化、倡导创业精神,包括深度意义上的全民创业教育和创业文化构建等长远政策措施,注重创业实践并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全社会创业资源,对预备劳动力群体实施创业教育,加大对社会各年龄阶段失业群体创业活动的培训性引导和资金上的支持,适应经济格局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调整教育结构。 摘自《新华网》
 


 

美国经济恢复比中国快


  耶鲁大学经济学家陈志武:美国经济复苏的能力比所有其他国家的能力都更强,而且速度更快。相反,中国经济相比美国恢复起来要慢很多。“美国70%以上的GDP靠消费拉动,消费一旦提升,回升会很快”,而这种提升反馈到以出口等驱动经济的中国制造业,却要有一段延迟的时间

  “关于美国金融模式的话题,两天以前我到国内来翻了不少中文报纸,我看了一下,好像比在美国感觉还严重。所以我想是不是从中国看美国,就像外面的人看里面一样觉得更加的恐怖。”

  12月7日,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举办的第12期“中欧陆家嘴金融家沙龙”上,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陈志武以略带调侃的语气开始了他的演讲。他认为,这次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美国式金融经济模式要终结,也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要终结。

  美国经济没有想象的严重

  那么,美国经济真的像不少媒体和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吗?陈志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我的判断是美国经济复苏的能力比所有其他国家的能力都更强,而且速度更快。”

  他认为,尽管危机起源于美国,但一旦全球经济出现回升,美国的回升会更快。他的理由是,这次危机最核心的根源是信心问题,一旦大家感觉到房地产市场不会继续恶化,很多人就又会冲进证券市场去买相关的金融产品。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华尔街经济学家,他讲过一个美国的规律,他说美国人不高兴的时候要去shopping(购物),高兴得更加会去shopping,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他都喜欢shopping。我觉得这次对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信心打击比较大,但是一旦低谷到了,相对而言恢复得也会非常快。”陈志武说,他认为是否出现转机要看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

  “我觉得奥巴马上台以后,美国人的信心有所提升。”他认为,1933年就是1月份罗斯福总统给了人们信心,而奥巴马正是这样一位“可以唤醒人们信心的总统”,“奥巴马最大的能力就是煽起人们的信心。”

  1月20日,他给老百姓作演讲,呼吁美国老百姓跟他一起度过艰难的经济危机。我个人觉得很多人都会听的。相反,中国经济相比美国恢复起来要慢很多。“美国70%以上的GDP靠消费拉动,消费一旦提升,回升会很快”,而这种提升反馈到以出口等驱动经济的中国制造业,却要有一段延迟的时间。

  组建中央清算公司解决CDS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个叫作CDS的信用衍生产品扮演着重要的作用。CDS即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的英文缩写,雷曼兄弟的倒闭,正是被其拖累。

  陈志武认为,这次危机除了交易链已经太长、美国经济跟国际经济连得更紧外,CDS市场过于分散也是同样重要的原因。“在美国,公司之间的交易都是公司本身的秘密,没有任何人可以要求他们把买卖的合同公开。CDS是柜台交易市场,没有中央结算公司,所以,不仅没有公开的价格,而且谁也不知道CDS市场的总量和风险。雷曼兄弟CDS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没有人知道。”

  陈志武认为,尽管CDS的风险很大,但并不意味着很难解决。他以美国农产品期货举例说,1848年,玉米、棉花等远期合同已经出现,但长时期只是柜台交易,直到1884年,期货交易所都没有中央结算公司,帮助交易者平仓“多空”头寸。后来,由于中西部一体化以及向欧洲市场扩展,风险越来越大,开始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也直到1926年,各期货交易所才要求所有期货交易必须经过结算公司登记、结算。

  而对这次CDS引发的问题,陈志武认为“不是不可解决”,“从金融技术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好解决的问题,主要办法就是推出CDS交易所,同时配一个中央清算公司”,“由这个公司来将所有CDS交易进行系统性的结算”。并且,这一思路已经在美国形成共识。“不能因为出现问题就要求政府加强监管,而又不知道这种监管该监管什么。”陈志武说。

  金融危机是制度改革良机

  “很多人说美国的末日已经到了,我觉得不应该这么早下结论。美国每次在危机当中都会爬起来,而且(这次)会更加强壮地爬起来。”谈到这次危机,陈志武认为并不会终结美国式的金融模式,相反是一次改革的良机。

  他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明这个观点:“美国过去200年当中,差不多每隔10年就有一次规模不等的金融危机,但是每次金融危机都变成了推进新的改革的一种动力,我觉得这次也不例外。每次危机都带来制度改革,使美国进一步金融化、资本化的能力出现提升。”

  他认为,美国历史上的每次危机本质上都是“金融化水平超越金融化容量所致”,“而实质改革往往需要危机先出现”。“1929年,大的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后来就为罗斯福推行新政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前提。尤其是1934年推出的美国《全国住房法》”。

  他还以近期全球联合降息来说明这次危机并非是全球化的终结的观点。“很多人说这次金融危机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要我看的话,实际发生的情况正好是相反的。新一轮的全球化正在发生,这不是简单的商品市场的全球化,这是整个社会的全球化。全球化正在进一步深化,而不是终结。”  摘自《国际金融报》
 


 

美国金融危机的转嫁与中国应对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由于弱势美元政策到强势美元政策的转换中出现了问题,打破这个循环,美国只有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转嫁危机。

  第一、2003年以来,为了抑制房屋泡沫的过快增长,美联储的加息使房价下降,刺破了住房贷款的债务泡沫。美国天文数字般的政府债务、金融债务、公司债务、个人债务,在房屋抵押贷款这个基础环节出现了违约和坏账,之后蔓延到其他消费贷款及其金融衍生品的领域,倒金字塔形的债务大厦轰然塌陷,某些具有信用创造功能的衍生品失去了流动性,出现了严重的信用紧缩。

  第二、金融危机出现之后,美国有能力也有渠道转嫁危机。一个途径是美国政府继续增发货币,为本国的居民和金融机构买单,让美元通货膨胀,导致大宗商品涨价,推动别国的成本输入型通胀,以及更多美元进入别国,造成别国本币再发行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另一个渠道就是美国让别国直接承担外汇资产缩水或者债务内爆的损失。例如,2008年7月中旬,美国最大两个房屋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濒临破产,外国投资者总共拥有美国超过13万亿美元房利美和房地美长期债券,其中最大的5个债权国就是中国、日本、开曼群岛、卢森堡和比利时,中国名列榜首。

  第三、结合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可以看出,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货币金融中心国所制造的危机,以全球通货膨胀和各国通货再膨胀的方式,把债务成本转移出去,其表现形式就是世界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的危机以及难以承受美国转嫁危机压力的其他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危机转嫁完毕之后,或许美国就会在新的平衡基础上重新开始下一个相同的循环。

  目前,中国承担了美国经济发展以及美国金融危机的诸多成本。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现阶段亟需在金融、外贸政策上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变经济金融的发展方式,使对外开放服从服务于国内发展,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国内人民共享。

  第二、下大决心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从而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国内消费需求,增加最终产品服务于国内经济的比重,这样既可以替代过多的贸易顺差,又可以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第三、中国需要扩大主权信贷,即利用我国国家金融体系自我创造的自主性资金,为国家整体改革和发展提供基础性资本;在制定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和金融政策中,处理好开放和保护的关系,保持独立性,体现主权性。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强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的调节和控制,增加政策措施的定向性和针对性,避免伤害到外贸相关度低的国内经济部门的生产发展,避免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低增长并存的局面。

  第五、面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积极主动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由于金融衍生品已经在西方国家引起极大的混乱,要谨慎地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

  第六、既要与不合理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尤其是与美元保持适当的距离;又要积极、务实地推动改变收益和责任极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例如,逐步减少商品的美元标价及交易机制,启动和逐步推进人民币在对外贸易中的结算比例,推动建立区域贸易金融合作机制等,摆脱受制于人的状态。 摘自《学习时报》
 


 

金融危机要钱 气候危机要命


  人类现在首先需要的是一场思维革命,价值观革命。如果无法认清发展的目的,人类就永远只能在不断的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中轮回。即便不是在气候危机中灭亡,人类也很可能会因为集体行动的内在悖论而在其他灾难中消失。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的背后可能正是人类价值观的危机。

  危机之年,气候变化这个近年间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骤然降温。

  没办法,这就是现实。世界经济徘徊在黝黑隧道深处还望不到出口的前景似乎让世人暂时淡忘了气候变化的巨大灾难,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能否达成全球减排协议确实令人担忧。

  人类的弱点就是急功近利。一个月前,我曾对来访的路透社记者说,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对人类都是威胁,但金融危机要钱,气候危机要命。现在西方主要经济体都宣布步入衰退,失业率上升,人们财富缩水,收入减少,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也不可避免。而气候变化相对缓慢,就像温水煮青蛙,让人类在不知不觉中面临巨大的灾难,冰山融化、大河断流,环境恶化,生态难民大量产生,社会动荡。两个危机,孰轻孰重,就看人类是要钱还是要命了。

  但是,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并不矛盾,倒也不必担心金融危机会打击人们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人类完全可以通过走低碳经济或者绿色经济的道路来同时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最近有媒体报道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印尼总统苏西洛、波兰总理图斯克和丹麦总理拉斯姆森共同为《国际先驱论坛报》撰文称:“当世界面对多个危机考验的时候,答案就在于寻找共同之处。目前,世界面临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两大难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展绿色经济”。

  解决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都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整个经济体系的再造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低碳能源、低碳产业、低碳技术的投资不仅有利于减少排放,而且可以刺激经济复苏,创造大量的就业。据布莱尔报告的统计,目前有超过200万人受雇于可再生能源行业,1998年至2007年期间,对新环保技术的投资从100亿美元上升到660亿美元。在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估计已拥有超过100万从业人员,其中60%在太阳能制造和服务领域工作。而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预测,到2020年,全球在零温室气体排放能耗方面的投资将达到1.9万亿美元。目前,全球大约有200万人就职于风力与太阳能产业,其中一半在中国。在巴西,其蓬勃发展的生物能源产业大约每年能创造100万左右的新职位。在德国,到2030年,环保领域的投资大概是现在的四倍,占工业产值的16%,就业人数将超过其汽车产业所吸纳的工人。

  长期看来,低碳经济体系的构建需要突破性的技术创新。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加入绿色要素,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或半脱钩。如果说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那么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将成为第四次浪潮,成为人类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契机。

  依照目前的形势,无论减排协议是否达成,各国强制或自发的减排活动已然并将继续催生和推动一个庞大的碳交易市场。由于结算货币的天然多元化,美元体系必然得到修正,多币种竞争的格局将会产生,旧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得不重构,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减少。

  最为关键的是,这种绿色投资将改变人类在能源供应和消费发展趋势上的不可持续性,彻底摆脱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

  该是痛下决心的时候了,再不能在争论中浪费所剩不多的应对气候危机的时间了。身为经济学学者,我时常为经济学家们对未来的乐观和自负而担忧。房子都着火了,就不要再讨论着火是否会耽误做饭的时间之类的问题了。更糟糕的是,一些经济学家还没搞清楚所谓西方经济学的宗教和价值基础,却非常善于用人的一生的收入来拟合所谓生命价值,从而去估算为应对气候危机投资所造成的损失。大多数经济学家缺乏气候科学的学科背景和理论基础,但却似乎特别敢于轻易否定IPCC几千名科学家做出的结论。当他们无法辩驳气候科学家们的结论时,阴谋论就成为挡箭牌:气候学家无非是要把问题说得很严重,以此来抬高地位,引起重视乃至获得更大的科研项目资助;政治家要用气候变化引导选民,获得道义制高点;某些国家是为了制定国际规则,压制发展中大国发展等等。

  所以,人类现在首先需要的是一场思维革命,价值观革命。如果无法认清发展的目的,人类就永远只能在不断的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中轮回。即便不是在气候危机中灭亡,人类也很可能会因为集体行动的内在悖论而在其他灾难中消失。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的背后可能正是人类价值观的危机。(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学者)摘自《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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