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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宝马、喝污水,是对现代化的极大讽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不能以减缓发展的方式保护环境,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决不宽容污染。以人为本最基本的要求是关爱生命……

由习近平同志批评官员“话语平庸”想到的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主政上海期间,曾对某些官员在新形势面前“话语平庸”的现象进行了概括:“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
  编者按:
    为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高举邓小平理论和实践三个代表,使广大党员能够及时了解党中央及国内外时事政治、经济贸易、文化观念、台湾问题及世界500强企业介绍等,开阔视野,了解信息,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始终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向广大党员推出《中智先锋文摘》,目的就是进一步满足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需要。尽管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工作在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我们仍将继续完善党建管理体制,不断探索党建管理的模式和思路,不辜负广大党员的期望,继续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面。《中智先锋文摘》创刊后,希望得到广大党员的建议和指正,使《中智先锋文摘》真正办成适应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期刊。感谢您的参与、阅读和建议!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智慧
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成功是一场前无古人、规模空前的探索和实践。改革是推进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我国历史上的改革或多或少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
着力解决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的突出问题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求真务实
李君如: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立
对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思考及启示
3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十条重要历史经验
科学发展观开创了中国特色发展观的新境界
走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误区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辅助材料
以新姿态落实好理论武装新任务
以科学精神促进科学发展
坚持以思想解放引领科学发展
俞正声谋求发展思路“棋高一筹”
解放思想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法宝
李君如:“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
品味习近平副主席“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
“规律”:科学发展观之要旨
三大盛世与改革开放三十年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
毛新宇谈毛家作风
刘少奇儿孙大合影有39人 大多低调平凡女儿隐姓埋名
毛泽东、刘少奇的低调做人家风是面镜子
实践标准客观化几种形式
周生贤:坐宝马、喝污水,是对现代化的极大讽刺
听周生贤讲什么“是对现代化的极大讽刺”
“政治博客”:值得重视的公民表达
由习近平同志批评官员“话语平庸”想到的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主政上海期间,曾对某些官员在新形势面前“话语平庸”的现象进行了概括:“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
“以书施政”展现吏治新图景
学习型社会:社会发展的新思路
知识管理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本轮宏观经济波动的理性思考
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解读
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周期
怎样看待当前宏观经济政策
寻求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政策平衡
经济放缓与政策加速
短期内宏观经济将延续下滑势头
人民币贬值“便宜”了谁?
为4万亿“钱尽其用” 尚需深挖法制“沟渠”
将危机压力变为转型动力
金融危机的中国镜像
降息幅度超大 实际效果恐难超大
降息只是推手 转型才是关键
吴敬琏: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
揭开“金融工程”画皮
对资本本质的再认识
金融风暴下的国际收支危机
金融危机与美国式乐观主义
中美救市:貌似而神不同
从金融危机看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
《资本论》能否解开金融风暴的症结
欧洲争论资本主义出路 马克思《资本论》再度畅销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智慧


  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成功是一场前无古人、规模空前的探索和实践。改革是推进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我国历史上的改革或多或少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唯有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够稳操胜券,并取得巨大的成功?大成功必定有大智慧。回顾和总结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独特道路和基本经验,我认为这个大智慧可概括为“一刚多柔”、“刚柔相济”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非对称性组合的改革之道。

  改革开放的“刚性”原则和坚强政治基础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将这四项基本原则写进了党章和宪法。这是中国所有事业的刚性原则,也是改革开放的刚性原则。

  自“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来,社会上一直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存在着不同声音,把它看作某种“紧箍咒”。笔者认为,“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刚性原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第一大智慧。

  “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及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政府,尤其是有一个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和先决性条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无论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大国要能够发挥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和崛起,第一,必须高度统一,不能分裂,也不能名义上统一而实际上搞“诸侯经济”;第二,必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成为其他强国的附庸,在这个基础上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舞台,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社会心理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民心理往往是离散的。这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前面引导,以便对国民的团结奋斗起到强化和凝聚作用。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坚强政治力量。30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情况错综复杂,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成功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大智慧和经验与“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中的某些极端内容是不相容的,因为作为“华盛顿共识”重要理论基础的极端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对一党政治和权威政府,主张弱化政府甚至是“守夜人政府”。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弱政府、弱权威时代,必定是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时代;而国家统一、强盛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必定是强政府、强权威时代。

  改革开放的“柔性”智慧

  中国改革开放的“柔性”智慧主要表现在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方面。在世界各国的改革中,主要存在着两种理论模式或改革路径:一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也称“休克疗法”;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具有很强的刚性,就好似要把一座旧城一下子彻底摧毁夷为平地,在短期内再建一座新城,这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则具有较大的柔韧性,它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了一个个缓冲带,这有利于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其具体操作方式是,新体制增量推进,就好像修一条水渠,土一点一点挖,石头一块一块砌,最后水到渠成。中国改革开放就是采取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

  例如,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制经济,不搞“雪崩式”私有化,而是渐进式、多元化改革。当国有企业改不动时,先不要硬碰硬地急于改革。一方面,逐步在国有企业内注入新体制因素,让新体制因素逐步“蚕食”旧体制因素,促进新体制因素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成长;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旁边发展起一批非国有和非公有经济,形成强有力竞争,以内在压力和外部示范双重作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如果在改革早期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和人们社会承受心理还比较脆弱的情况下,强行和硬性在国有企业搞资产重组并购和职工下岗分流,势必会使千百万职工利益受损,可能激化矛盾,从而产生难以设想的灾难性后果。

  中国改革开放的“柔性”智慧还表现在灵活的“妥协”。妥协是指在冲突各方互相理性让步的过程中达成一种“维和”局面,使改革在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条件下进行。改革中的矛盾和冲突包括思想和政治理念、权力结构、经济利益等方面,在这些矛盾和冲突中,利益是最主要、最核心的。妥协主要是利益各方的相互让步。没有这种“妥协”,就会因为对抗和争斗使改革难以进行,发展必然落空。所谓渐进式改革,就是利益冲突各方在妥协中磨合着推进改革,促进发展。

  改革开放的“刚柔相济”

  “刚柔相济”是中国历史实践形成和积累起来的重要智慧,这在中国30年的改革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第一,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刚性”原则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本身,也在不断改革、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以适应中国和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客观需要,比如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自我调整。从这个方面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刚性”原则也是刚中有柔的。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这是刚性,但我们从来不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根据中国的国情不断探索和创新,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也是“入宪”的刚性目标。但改革过程中怎么改,都在不断探索。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柔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四项基本原则”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致整个工作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刚性原则。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与时俱进”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柔性。我们所有的改革开放的决策、政策,都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和某些结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经济改革“理性激进”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的智慧组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不搞经济、政治齐头并进的一揽子改革。改革首先在经济领域开辟战场。30年来,不断地有国内外人士批评和指责这是“保守主义”,呼吁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齐头并进,甚至政治改革还应该超前进行,为经济改革开辟道路。殊不知,这种“保守”却是中国改革理性和成熟的表现,我把其称为“理性保守”。既定的政治体制比既定的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刚性和惯性。而且,经济体制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政治体制则很难实现“帕累托改进”。世界各国的改革和发展历史都表明,对政治改革不能“图痛快、图风光”。当年,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多么地风光,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紧随其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喝彩。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当时中国的不少人也被搞得眼花缭乱。但戈尔巴乔夫还没把“诺贝尔和平奖杯”捧热,苏联、东欧的执政党和国家就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了,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被人民和历史所永远抛弃,现在俄罗斯人民普遍把戈尔巴乔夫视为苏联解体的历史罪人。

  社会不稳定是一个国家改革和发展的第一大天敌,因为社会不稳定必然导致改革的社会成本骤增,一旦社会不能承载这个成本,必然会使改革停滞甚至倒退。改革的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是不可逆的,一旦形成就是全局性的,就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收拾残局都措手不及,还谈何改革。正是经济改革的“理性激进”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的智慧组合,确保了中国的长期稳定,从而使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推向前台,这是中国进一步改革攻坚的客观要求。但可以预见,今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将走一条渐进式的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智慧,归根到底为一条,那就是诊断和把握好中国自己的脉搏,并用中国的方法对自己进行辨证施治,也就是认认真真地按照中国的国情办事,老老实实地力求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的任务不仅远没有完成,而且还存在着许多人们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还正在探索着怎样深化改革和推进改革攻坚,还将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依靠大智慧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就,我们还将继续创造性地发挥大智慧,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把改革开放的大业继续推向前进。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向世界昭示:中国已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在具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不发达的经济条件下和不宽松的国际环境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现代化道路的经验。它不仅是中国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必将对在探索中前进的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 摘自《中国教育报》
 


 

着力解决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的突出问题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解决问题、务求实效,既要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又要解决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社会议论较多、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各级党组织要注意倾听民声,了解民意,密切关注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的新动向、新问题,努力在改进党员干部作风上下功夫、见成效、求突破,以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党员干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骨干力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所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大都能按“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但是,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仍然存在这样那样与落实科学发展观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有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出现“信念危机”;有的组织纪律观念淡薄,精神萎靡不振;有的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甚至跌入腐败的泥潭,等等。对此,人民群众反映十分强烈。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事故并造成严重后果,反映出一些党员干部党性观念不强,宗旨意识淡薄,工作作风漂浮,对群众利益和生命安全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最近个别地方发生的干部出访滞留不归等事件,以及一些单位出现的以各种“合理”名目将妻子儿女移民国(境)外、家庭资产转移出境,自己在国内当官的“裸体官员”现象,说明有些地方在干部管理中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大量事实告诫我们,必须把从严治党的要求体现在干部管理上,对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着眼于从严教育和管理党员干部,着力解决党性不强、党风不正、执纪不严的问题,必须作为学习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实抓好。

  要把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促进党员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紧密结合起来。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理想信念和从政道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纪条例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弘扬新风正气,以优良的党性促政风带民风。坚持边学边查边改,加强干部管理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健全完善民主生活会、谈心谈话、述职述廉、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以及诫勉谈话和函询制度,严格执行干部辞职和问责制度,将党员干部置于有效的监督管理之下。在搞好正面教育的同时,对那些党性不强、作风不好、律己不严、群众不满意的干部要坚决调整下来,对那些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腐败分子要坚决查处、决不姑息。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真正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

  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摆正位置,积极投入到查找和解决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中来。党员领导干部尤其要坚持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在学习实践活动中,紧密联系各自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带头查找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特别是理想信念、廉洁从政、求真务实、联系群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的自觉行动,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全力以赴去做,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毫不含糊去改,努力使自己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模范实践者,始终在推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走在前列、争当先锋。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求真务实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这30年是一个应该认真总结的历史阶段。对30年改革开放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进行全面的历史总结和细致的思想梳理,这是今天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历史性前提。

  “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讲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仍存在两大课题:一是完备的具有世界观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建设应当包括本体观、历史观、社会观、价值观等一系列相关的理论链接,目前这样的体系建设仍在进行之中;二是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建立有一个对以往体系的扬弃过程,这一过程尚未真正完成。如果不在这些基础理论问题上进一步作科学周密论证,在广大干部中就难以形成对国家长远发展目标的共识,短视化、工具化、实用化、政绩化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式就会占上风,发展就不会科学。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针对当前的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进行。当前的社会发展出现了各个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也是这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例如,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机能,是要让人民群众充分主动地参与经济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活动。但在社会机体建设方面,我们的工作比较缓慢。此次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由于缺乏社会中介组织进行正常的纠错、索赔等,只好由政府出面“买单”。类似这样的“买单”现象是不正常的。再如,群众反映强烈的官本位倾向大有漫延之势,企业有行政级别、大中小学有行政级别、科研机关有行政级别、医院有行政级别……“行政中国、级别中国”是中国社会有序发展的重大障碍。这一系列问题的发生与发展,都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因此,应当成为这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重点予以解决和纠正的问题。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宽松的思想理论创新环境,使各种新思想、新建议、新观念能够源源不断地出现,为决策层提供多方面参考。同时,党报党刊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应当率先改变文风,把鲜活的事例和思想反映出来。总之,学风、会风、文风,都应当运用自己的舆论力量,真正为科学发展观的学习贯彻落实发挥积极的作用。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求真务实,应该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成果通过各种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而这个落实的保证,就是坚持“法治”原则。现实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与不坚持“法治”有关,包括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也必须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健全法制来解决。我们愈是注重法治,人治的力量就愈是减弱,法治国家的进程就愈是加快。因此,应当在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把“法治”建设提到重要的地位,让全党、全民对宪法、法律、法规、党纪、党规树立起敬畏之心。只有开创出这种局面,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才是真正有效的。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李君如: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立 (二)

——兼谈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经验


  认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转变,自觉地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

  应该讲,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夺取全国政权后,党在城市工作中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要牢记“两个务必”等思想,是一种执政党意识,即党已经在考虑从执政的角度来加强自身建设。

  但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特别是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我国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出错误估计,并在1963年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党尽管强化了“巩固政权”的执政意识,但是这种“强化”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强化的,不仅不能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反而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名义强化了“革命党”意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仅是党的工作重点的转变,而且是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党对历史方位转变自觉认识的历史起点。由此而决定了,30年前的拨乱反正,最大的变化,就是推动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最大的进展,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转变,对如何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

  党的十二大召开前,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对党的建设全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算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根据这样的思考,党的十二大在确定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同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治路线;特别是,鲜明地提出了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3年,邓小平还提出了与毛泽东“五十字”建党纲领完全不同的党建目标——“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可以说,十二大前后党中央的这些认识,表明我们党已经开始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转变这一实际情况出发,把执政党建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绝非易事。我们既要遵循世界上执政党建设的普适性原则,又要充分考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特点。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既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又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而不是一个基本点。制定这样的基本路线,反映了我们党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当时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同时依然是中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那么,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要不要在政权机构内部,在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内部建立党组织并继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在加强执政党建设时,能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执政党理论,退出政权机关和经济、文化组织?我们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既借鉴世界上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更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我们加强执政党建设也要把世界上的执政党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际结合起来。这一问题,历史地摆到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前。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铭记邓小平关于“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政治交代,在抓党的建设的同时,认真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理论。1989年12月,江泽民就强调“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也就是说,党组织不能退出政权机构,要在政权机构内部来进行领导,但又不能取代政权机关的职能。在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党中央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党建设,1994年提出要实施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特别是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要求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执政党的性质、纲领、任务和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重大理论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把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解决执政党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紧跟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一核心问题。可以这样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形成了科学的执政党建设理论。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执政党建设理论。尤其是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提出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历史方位转变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综上所述,在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党的建设理论也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可以说,这是党的建设30年来最大的理论成果。

  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形成了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科学理论。

  首先,在这30年党的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论断;关于党面临的挑战和历史性课题的论断;关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的论断;关于党的最高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论断;关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论断,阐明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些重大论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础性理论。

  其次,在这30年党的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要求;关于增强党的执政意识,改革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关于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党与政权机构之间关系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关系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党与社会之间关系,包括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包括发展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和谐的要求;关于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要求,阐明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些党的建设的新要求,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在这30年党的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主线和总体布局的理论;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关于依党章从严治党的理论,阐明了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基本思路。这些党的建设的重要思路,提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方法。

  当然,我们说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形成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建构了这一理论体系。我们应该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契机,积极开展这一重大理论课题的研究。

  我在这里提出的这三个方面20个重大理论观点,涉及执政党建设的方方面面,都是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中形成和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的提出、完善和发展,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事实上,提出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这一命题,本身就是我们党在30年党的建设理论创新过程中,获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们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认识执政规律,尊重执政规律,努力按照执政规律加强执政党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完成党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摘自《理论前沿》
 


 

对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思考及启示


  无庸置疑,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正确之路。但冷静思考,确实也存在不少尚待改进的问题。

  第一,全面性不够。没有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将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整体推进。尽管我们所采取的“渐进式增量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但由于考虑欠周到,确实带来了一些“后遗症”。如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严重、社会不公、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等。

  第二,协调性不够。我们没有很好地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协调推进。由此而带来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等方面的不协调。

  第三,公平性不够。没有将公平与效率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很长时期过多地强调了效率,忽视了社会公平,以致形成了较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

  第四,前瞻性不够。某些改革举措过多考虑了眼前的、局部的形势,相对忽视了长远的、全局的形势,过多考虑了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强势群体的权益,相对忽视了新兴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因而较少考虑改革可能带来的“后遗症”和改革的可持续性。

  三十年改革开放留给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应当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发展既统一又矛盾,有时改革能促进发展,有时改革可能损害发展。若改革能在正确的时机和稳定的秩序下,调动多数人积极性,为多数人带来利益,则能促进发展;反之则很可能损害发展。改革本身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目的,一定要在发展中推进改革,努力实现在改革中发展。

  第二,应当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国的改革在很长时期内遵循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其初衷是为了打破改革初期“平均主义”的束缚,但由于这个原则实行时间过长,以致形成了当今比较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并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评价。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在当前,尤其应该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第三,应当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改革是一项难度极高、探索性极强的事业。当初由于传统体制的束缚,改革难以全面整体推进,只能选择局部突破,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在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和城乡协调改革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全面整体改革相对滞后,影响了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这正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基本背景所在。

  第四,应当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革既涉及到中央,也涉及到地方。两者之间既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权益冲突。二者若能形成合力,则有利于改革,反之则不利于改革。我国改革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改革初期,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大大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实行“分税制”和部分部门“垂直管理”后,中央加强了集权,增加了财力,但因此削弱了地方的权益,特别是一些乡镇和县级政府出现了明显的财力和权力不足,地方的积极性受到制约。

  第五,应当正确处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虽然政府与民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也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利益。由于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也具有“经济人”的某些特征,在制度设计不合理的情况下,政府也会趋利避害,追求自身权益的最大化,甚至会出现与民争利的情况。政府既是改革的组织者,也是改革的对象。如果政府自身的改革严重滞后,部分官员“寻租”严重,腐败就很难得到有效遏制。 摘自《理论前沿》
 


 

3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十条重要历史经验


  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和科学依据。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首要经验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30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每一次重大推进,都以解放思想为前提,以思想理论创新为发端,以观念变革为先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带来了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带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突破性进展。

  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丢,同时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30年前,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决策的提出,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一部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史。

  3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时代的和民族的内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并运用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不断发展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成功地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始终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辩证统一关系。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实践证明,无论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坚持改革开放,都必须基于两者的统一,一旦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割裂或对立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会偏离正确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陷入停顿或倒退。

  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政方针建立在对国情的清醒和正确认识上。党的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展开和具体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积极争取和团结改革开放中新产生的各社会阶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积极作用。

  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改革开放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依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把依靠人民、由人民当家作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党的领导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奋斗目标和检验标准,切实做到改革发展为了人民、改革发展依靠人民、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实现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党所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要符合人民的愿望,执行过程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实施结果要满足人民的需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应当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改革开放成败与否的标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才能通过改革开放,得到了人民的真心拥护。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过程中,党的领导才得到了切实的加强和改善。

  坚持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是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具有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初步显示出这一创举的强大威力。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关键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其他市场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和特殊运行方式,始终坚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既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逐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一条卓有成效的经验

  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努力通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调整与变革,构建适合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状况的社会体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是改革开放的一条卓有成效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在推动经济基础变革的同时,政治、文化和社会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也在稳步推进。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逐步完善,是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推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具体体制的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实质上就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当前,我国正处于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中心内容的全面制度创新阶段,加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制度文明建设的力度,必将极大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经验

  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仅决定了发展不只是物质文明的单兵突进,还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不仅是经济建设的单一推动,还是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推进;不仅以发展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的,还要以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和落脚点。只有坚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逐步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才能最终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坚持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得到人民拥护、肯定的经验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的历史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开放以来,由当时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决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曾作为改革开放一段时期内的方针。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我们党又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加以强调和解决,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我国的改革是一个寓效率与公平于其中的总体性概念,我们党始终反对人为地将效率与公平二元化、对立起来的观点和做法,着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把追求效率与实现公平辩证统一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取得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支持,才能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

  统筹大局,自力更生,是改革开放的成熟经验

  统筹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于两个大局,制定和实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政策和措施,坚持在与世界经济相联系和相互竞争中,自力更生地提升综合国力的开放战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内改革和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对外开放相结合,是改革开放的成熟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与世界的联系。在我国这样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之中,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有效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等外部条件发展自己,在全球竞争中趋利避害,努力实现互利、普惠、共赢。

 

  坚持独立自主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和基础,必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对中国来说,要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始终保持足够的清醒,始终在总体上保持发展的自主性,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等各项事业。只有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经济合作,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必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就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以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为最高准则,永远不称霸,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坚持“三个有利于”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经验

  我们党始终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党时刻注意正确地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使之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把改革、发展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结合起来,把实现当前目标和追求长远目标统一起来,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把握准改革举措出台的时机、力度和节奏,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可行经验。

  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没有改革,就无法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不可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正确的发展道路;没有发展,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也就不可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都无从进行。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保证改革开放的健康平稳运行,否则,就会吃苦头,付代价,甚至给社会带来灾难。

  我国的改革开放,走的是循序渐进的道路,这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一条举世公认的经验。改革开放30年来,党始终坚持“渐进式”的改革策略,没有采取“休克疗法”、“硬着陆”等激进的方案,坚持试点先行,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再加以推广。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先发展后规范、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易后难的改革策略,既保持了制度变革的连续性和渐进性,也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渐进式”的改革方案既避免了由于举措不当而出现的经济严重衰退、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剧烈动荡,又使中国社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始终坚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是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政治经验

  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状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休戚相关。我国的改革开放既给我们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

  在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发展变化出发,深入探索共产党执政的特殊规律,坚持把党建设成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 摘自《人民网-人民论坛》


 

科学发展观开创了中国特色发展观的新境界


  [摘要] 科学发展观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主题、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回答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关键词] 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总书记发展思想鲜明的特点,其要义是通过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创新前人发展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最新成果。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集中表现为八个思想创新上。

  1.历史定位的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从“五个是”角度给科学发展观作了新的定位。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2.指导思想的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把党的三大理论成果和科学发展观定位为党的“重大战略思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由“指导思想”到“战略思想”表明:(1)科学发展观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已进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历史新阶段;(2)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并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相并列。

  3.发展动力理论地位的创新。党的十七大对改革开放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历史地位作了新的评价。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二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十七大报告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里把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并列,丰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是,改革开放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

  4.发展布局的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和党中央从国情出发,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布局。党的十六大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发展布局。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三位一体”的布局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创新。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部署,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又好又快的经济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政治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不断满足精神需求的文化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思想道德引导和智力支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5.发展方法论的创新。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论,这是一大创新。早在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中,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党的十七大把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论,并把这一根本方法论展开为四个方面的统筹:一是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二是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三是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四是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关系。这一根本方法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6.哲学基础地位的创新。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哲学基础,是解放思想。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把解放思想称作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大法宝”,其内涵和意义非常深刻。其一,表明当前解放思想的根本任务很重要,应通过解放思想把全党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上来,统一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来,使党员干部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实干者,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更大贡献。其二,解放思想这“一大法宝”要求我们,要克服自满情绪,找出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差距,增强又好又快发展的自觉性;要杜绝懒惰心态,振奋精神,与时俱进,抓好用好发展机遇;要防止思想僵化,着眼于新的实践新的发展,不断提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7.核心价值观的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在设想未来社会主义时,把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高度概括为“人自由的全面发展”。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把其核心价值观思想表述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七大报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表述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成果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8.发展目标的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新要求,新要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更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新要求还展现了六个新亮点。一是,从总量到人均两个翻两番。二是,提出了“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新观点。三是,形成了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增长新格局。四是,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是一个经济的小康社会,也是一个公平正义的小康社会,又是一个文化小康社会。五是,第一次提出“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新思想。六是,把生态文明第一次写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目标。

  总之,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推动着中国特色发展观的不断创新,使我们找到了适合中国建设实际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揭示,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纪元。 摘自《理论前沿》
 


 

走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误区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认识是前进的动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切实纠正少数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认识误区和思想疙瘩,才能振奋精神、明确方向,科学发展、务实为民。

  一是“担心论”。担心科学发展强调多了,可能影响干部群众发展的积极性。少数领导干部过分地强调搞经济、抓发展,要有创新,要有闯劲,提倡大胆试、大胆闯。此话确有一定道理。但是,试和闯不能违背科学发展的规律,不能借口“创新”而置“科学发展”于不顾;鼓励干部群众发展的积极性,不能以牺牲和破坏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损害群众和国家利益为代价。

  二是“畏惧论”。讲科学发展则不敢发展,把科学发展与加快发展对立起来,不敢作为。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发展是又好又快发展,它不但关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更注重发展质量的提升,而且要在质量的前提下,谈规模和速度。加快发展,不是不要成本地盲目发展,更不是不计效益的野蛮发展。相反,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好”字优先,在推进又好又快发展上建功立业,不能因为“好”字难学,“好”事难为,而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三是“超前论”。认为本地尚属欠发达地区,要加快发展必须付出代价,现在讲科学发展条件不具备,时机未成熟。从全国范围来看,有些地方欠发达,甚至是贫穷不堪,的确需要加快发展,才能赶上其他地区。但是再快也不能没有好的原则,也不能为此付出不必要的沉痛代价。一些地方在资本原始积累、产业积聚的过程中,一些严重污染环境、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和职工安全、“黄、赌、毒”等等的项目也敢上,也急着要上,结果经济可能暂时上去了,但是环境污染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难保了,社会和文化生活滑坡了,这些短期、短视的做法,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是万万不可取、不可为的。

  四是“自满论”。认为本地区是后发地区,已注意了科学发展问题,加之生态条件较好,不存在不符合科学发展的问题,目前讲科学发展不是当务之急。俗话说,“谦受益,满招损”。在发展问题上,同样不能有自满和小富即安的错误思想。一些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表面上蒸蒸日上,但是如果因此高枕无忧起来,放松对科学发展规律的把握,放松对各个环节的监管和监督,很容易引发严重的责任事故,甚至可能引起重大人身伤亡。近阶段,山西襄汾煤矿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一些地方频繁出现的安全事故,应该很好地敲响一些官员自满、自狂的警钟。

  五是“前提论”。认为目前只有先抓经济发展,其他的暂时顾不上,只有经济上去了,蛋糕做大了,才谈得上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确,党中央一再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向来就不是绝对对立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学会弹钢琴,坚持做到统筹协调,齐抓共管。科学发展观,不但关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涌流,更注重社会利益的分配和调整;不但关注经济实力的增长,更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各方面的均衡发展;不但关注开发和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更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不但关注群众基本需求的满足,更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坚持全面发展,才能更好地做到协调、可持续发展。

  六是“吃亏论”。认为目前考核评估机制没有跟上,讲科学发展可能影响政绩,继而影响个人发展。党的性质和宗旨已经决定了,党员干部除了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当好人民公仆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特权。抓发展,固然可能和个人的政绩、前途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能为了个人出名得利而人为破坏科学发展的规律。有抓科学发展“吃亏论”的领导干部,首先已经把自己摆在了党性要求和人民期盼的对立面,是对不起自己的“党员”、“干部”身份的。

  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影响科学发展、阻碍科学发展的错误思想、认识误区,也许还远不止这些。但是,有一个就必须清除一个,发现一个必须整改一个。为了党和人民的千秋伟业,只有高度重视并切实纠正这些认识误区,才能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扫清思想障碍,推动党的各项事业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致成为历史和人民的罪人。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辅助材料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全面开展之际,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以下简称《读本》)。这是推动学习实践活动扎实开展的重要举措。只要读过《读本》,就可以真切体会到,这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辅助材料。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实现形式

  《读本》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是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大众化的重要实现形式。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关于开展理论普及工作、深化理论武装工作的新要求。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要使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必须找到与事物内容相适应的形式。要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下功夫去探索实现大众化的好形式。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过程中,中央宣传部用《读本》的形式来宣传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就是这一探索的新进展。《读本》具有结构严谨、逻辑清晰,内容丰富、要言不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三大优点,是体现大众化要求的好作品。我们相信,《读本》一定会在这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发挥传播科学发展观、普及科学发展观,进而推动全党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积极作用。

  准确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

  《读本》比较全面、系统、准确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明确性,对于我们把思想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学性,主要体现在理论内容、观点表述和逻辑结构上。在理论内容上,《读本》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论述,同时反映了广大理论工作者在科学发展观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广大实际工作者在工作中积累的对于科学发展观的新认识。在观点表述上,《读本》力求准确、有据,注意与各种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划清界限。在逻辑结构上,《读本》以党的十七大的论述为主线,形成了一个由“前言”和7章正文构成的合理的理论阐述体系。第一章通过对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理论来源、客观依据、时代背景的全面剖析,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从第二章到第五章,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即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第六章进一步阐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的四点要求。最后一章即第七章,以领导干部为重点,提出五个方面要求,强调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针对性,主要体现在科学回答了一些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读本》是以正面论述为主来阐述科学发展观的,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讲得很有针对性。比如,在论述发展的意义时,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科学发展观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论述又好又快发展时,深刻指出“又好又快发展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好’与‘快’互为条件,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又比如,在论述以人为本的问题时,认为“以人为本的‘人’,是指人民群众。在当代中国,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人民在内的中国最广大人民”。这些论述都很有针对性。

  明确性,主要体现在《读本》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概念、基本道理,都有明确的说法和结论;对于怎样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都有明确的要求和目标。整个《读本》是由一系列判断句组成的。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没有含糊其辞,没有模棱两可,没有似是而非。这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学习理解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以新姿态落实好理论武装新任务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决策,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在新形势下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按照中央的要求部署,学习实践活动正在逐步展开、扎实推进。落实好理论武装的新任务,需要我们具有积极主动的新姿态。

  高度重视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是我们党的一个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每当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处于重大历史关头,每当党的理论创新取得重大成果,我们党总是及时号召全党同志加强理论学习、强化理论武装,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新世纪新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伴随着我们党理论创新步伐的加快,强化理论武装工作的要求越来越突出、任务越来越繁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需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理论武装工作新的重大任务。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阶段性特征,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发展站在新的起点,改革攻坚任务艰巨,新情况新问题大量涌现,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相互激荡的各种思潮以及明显增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更使我们面对着新的压力。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有新的思路、新的举措,必须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工作,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目的就是要更好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和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全党更好地为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而团结奋斗。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认识和深刻把握,以崭新姿态投入学习实践活动,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历史经验表明,强化理论武装工作,推动党的事业发展,必须有一个好的学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也必须有一个好的学风。这个好的学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应当看到,当前有的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和能力素质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这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始终保持和不断发展党的先进性。在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必须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以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为目标,把务虚与务实有机结合起来,把学习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下功夫,进一步把学习科学发展观的成效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坚强意志、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促进科学发展的政策举措,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以科学精神促进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也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准确把握好科学发展观中“科学”这个关键词,努力在“科学”上下功夫,才能促进军队建设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探索和发现真理、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科学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是人们认识和解决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科学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了崇尚真理的探索精神、坚持真理的献身精神、发展真理的创新精神、尊重事实的务实精神、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等基本内容和要求。科学发展观内在地包含了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和坚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需要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难题、突破制约科学发展的“瓶颈”,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秉持科学精神,通过“客观的证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等的争论、实践的检验”等环节,找准解放思想的方向和目标,提出解决国防和军队发展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以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

  科学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是真理、真相和事实的客观反映。无论我们从事何种工作,都应尊重客观规律,这既是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守则,也是科学区别于一切宗教、迷信和伪科学的划界标准。人类发展历史证明,违背科学规律也许能够带来短时的“发展”或“进步”,但是那迟早需要用“停滞”甚至是“倒退”作为补偿。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精神。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推进军队改革、转型,完成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和各项工作的阶段性目标,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重探索和把握军事变革和军队建设的规律,防止工作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当前部队工作中只看眼前、不顾长远,只讲“形象”、不计成本等违背科学规律的现象还时有出现。这容易导致部队工作的顾此失彼、失衡无序和损失浪费,甚至大起大落。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盲目蛮干,部队建设才能驶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科学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桥”和“船”。掌握了科学方法,才能使实践活动事半功倍。必备的科学知识是形成科学方法的基础。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努力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知识,以改变思维方式和领导方法。除了要掌握观察调研、实验模拟、比较分类、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基本的科学方法,还应学会运用集中与发散、继承与创新、正向与反向等创新性、多向性的思维方式,自觉培养战略、系统、辩证、创新和理性思维方式,从而代替粗放的、经验的、感性的、主观的思维方式,用严谨的科学方法不断开拓思维的广度和深度,真正使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决策指挥能力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并有效地应用到军事实践中去,增强具体工作中的创造性,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科学作风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行为方式上的体现。联系群众、民主开放、务实求真、团结协作等,都是科学作风的范畴。各级领导干部养成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科学作风,关键在于有平等和开放的观念,有谦虚和包容的心态,破除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及文牍主义作风的劣根陋习。 摘自《解放军报》
 


 

坚持以思想解放引领科学发展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重要前提,实现科学发展必然要求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必要前提,每一次经济大发展都伴随着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每一次思想的大解放都促进了社会的大进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民族复兴大业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解放思想引领科学发展,通过冲破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来明确新的发展目标、新的发展路径和新的发展动力,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提升素质、推进跨越。努力使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真正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坚强意志、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促进科学发展的政策措施、增强党性修养和提高思想觉悟的自觉行动。

  破除“见物不见人”的思想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们在评价发展标准上还存在很多见物不见人的现象,表现为对经济发展重数量、轻质量;重产值、轻效率;重速度、轻效益。言必称GDP,以GDP论英雄,患有GDP崇拜症,严重背离了科学发展观。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特别是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为此要解放思想,改革政绩观,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着力于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点和落脚点,保障人的各项权益,努力兴办人民群众希望办的实事、好事。真正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成为不断为人民造福的过程。

  破除粗放型发展的思想观念,树立又好又快发展的思想观念。 粗放型发展方式与传统工业化相伴而生,过多地依赖不可再生资源、大量污染环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跳出传统工业化的发展路径,树立集约发展、可持续发展、绿色循环发展的新观念,坚持以绿色GDP、物质生活质量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等综合指标作为衡量我们发展的基本尺度,坚决摒弃走单纯追求总量扩张和先透支资源再收缩战线、先污染再治理的发展旧路。按照十七大关于经济增长方式“三个转变”的要求,不断推动经济结构向合理化和高度化演进,达到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效益与环境的协调统一。

  破除片面强调效率的思想观念,树立更加注重公平的思想观念。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总体上达到了小康,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缩小城乡贫困人口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发展的不平衡,很容易导致思想的不平衡。面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的现实,是片面强调效率,任其发展,还是认识到这种趋势对公平和效率的双重损害,予以扭转,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破除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片面化和绝对化的理解,必须认识到牺牲公平的效率与牺牲效率的公平都是不能持久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七大十分注重统筹好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要求准确把握了经济体制变革带来的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按照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更加注重发展成果的普惠性,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带来的社会长久效益,统筹兼顾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破除“好”“快”对立的思想观念,树立“好”“快”统一的思想观念。四川作为欠发达省份,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除了发展的基础条件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思想解放方面的差距,本质是在科学发展理念上的差距。我们与发达地区相比,在发展“快”上存在的差距,除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历史因素外,最根本的还在于对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认识不足;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在发展“好”上存在的差距,根本原因也在于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理解不深。我们解放思想,就是要让四川的发展更加科学,坚持努力于快、服务于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我们应破除要好就不能快、要快就不能好的模糊认识。发展太慢,肯定不是科学发展,说明我们在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发展机遇的把握、发展手段的选择、发展机制的建立上还有差距,不够科学。反过来,赶急图快,发展不科学,也快不起来,短期内即使快,从长远看是要付出代价的,会走弯路,最终也是慢。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好”与“快”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二者互为条件,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又好又快,就是要坚持“好”字优先,“快”必须以“好”为前提。同时,快也是好的必要条件,只有保持较快的增长,才能抓住机遇,不断增强经济实力,使经济增长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好”与“快”的辩证关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破除形式主义的政绩观,树立求真务实的政绩观。 科学发展观贯穿着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是注重发展实效、讲求发展效益的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牢固树立求真务实的政绩观,切实转变形式主义的政绩观。应当看到,目前形式主义的政绩观在有的地方和部门还有相当影响,我们有的干部干工作的出发点不是更多地为群众办实事、谋实利,而是更多地考虑个人的得失进退,热衷于“铺摊子”,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政绩观。这样的政绩观必须坚持群众观点,要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而不是创造政绩的人能得到什么作为追求的目标;必须坚持发展观点,要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创造政绩的重要内容,而不是“我达目的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必须坚持实践观点,要把重实干、求实效作为实现政绩的重要途径,而不是“好看的”报表和“漂亮的”汇报;必须坚持辩证的观念,要把“显政绩”与“隐政绩”统一起来,既要有“看得见的成果”,更要有群众切身感受到的“看不见的成果”,比如社会安定、就业水平等体现安全感、发展感、满足感、幸福感的成果。

  破除因循守旧的思想作风,树立锐意进取的思想作风。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体现。科学发展呼唤改革创新精神的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推动科学发展的实践。不容否认,当前在党员干部中仍然存在着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畏首畏尾的思想作风,妨碍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大胆探索。要在党内特别是干部队伍中大力营造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断保持和增强蓬勃向上的朝气、开拓进取的锐气、不畏艰险的勇气,惟其如此,才能破解发展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开创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 摘自《四川日报》
 


 

俞正声谋求发展思路“棋高一筹”


  连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俞正声,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分别多次前往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基层联系点,以及区县、乡镇、企业、社区调研,并召开各阶层、各领域党员干部、专家学者、基层群众代表座谈会,了解基层情况,倾听基层声音,紧密联系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求策于基层、问计于群众,在调研中破解难题,形成思路,推动发展。

  常言道:“思路决定出路。”做任何一项工作都离不开科学正确的思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具体落实到行动上,就是要把科学的发展观贯穿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中去,不断探索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也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地确定发展目标、理清发展思路、设制实施措施,既要使目标能激奋人心,又要使目标通过努力“够”得着,还要使围绕目标实现的措施切合本地实际。

  用科学发展观的眼光谋划发展思路,就要吃透上情,摸准下情。对上级的指示不简单地“上情下达”,也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而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切实把中央的精神与本地区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出对本地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既紧扣中央的精神,又切合本地区的特点;既用足用活政策,又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符合工作实际的思路。

  正因如此,俞正声三次来到基层联系点新浜镇调研,与基层干部和群众亲切攀谈,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的生活保障情况,了解工业园区内落户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与大家一起探讨如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发展现代农业,让郊区农民得到更多实惠;正因如此,连日来,俞正声先后前往上汽集团、达丰(上海)电脑有限公司、宝钢集团、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调研,深入车间一线,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未来发展的预期、发展过程中碰到的新情况、新困难,听取企业家对上海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也正因如此,俞正声还先后主持召开党外人士、部分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老同志、企业家、专家学者、中央在沪单位代表等座谈会,认真听取大家对于上海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表示,我们要认真分析,充分吸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制定好整改方案,落实在一个个具体项目和措施中,确保上海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民生持续得到改善。

  可见,俞正声书记风尘仆仆问计群众,求策基层,谋求发展思路的一串串足迹,一组组镜头,一声声问候,既是一种发展理念,也是一种发展路径;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言谈举止都贯穿着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桩桩件件都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仅彰显出上海领导层对民意民智的欢迎姿态,更体现了执政风格的更加成熟、开放和自信,真可谓“棋高一筹”,可学可赞。

  事实表明,任何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如果不能确立科学的工作思路,谋发展、搞建设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科学的工作思路,来自于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实践。所以,要做一个开明的领导者,不妨感悟一下俞正声书记的“行踪”。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解放思想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法宝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无疑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根本上说,解放思想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有机统一的,二者统一的基础是客观性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所讲的解放思想,不是浪漫主义的空想,而是以尊重客观实际为前提的打破精神枷锁;我们所讲的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解构,而是以真理性认识为基础的理论创新。理论和实践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繁荣发展,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坚持了解放思想。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十分广阔,蕴涵着人们对宇宙、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探索。由于研究主体所处的时代条件、科研手段的差异,由于研究主体指导思想、思维方式的差异,往往出现对同一问题研究所得出的结果不同甚至相悖的现象。而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否正确,是否合乎宇宙、人生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化的规律与实际,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检验。因此,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过程中,提倡解放思想十分重要,解放思想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提。从一般意义上讲,解放思想,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人类发展史证明,什么时期解放了思想,什么时期就会使哲学社会科学获得繁荣,什么时期国家和民族就会兴旺发达。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与群雄逐鹿相伴而生,思想解放与问鼎中原相辅相成;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的巨人与城市的发展互为表里,人性的光辉打碎了封建的桎梏。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着指导实践的导向作用。作为指导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完善自我的有力武器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时时磨砺,时时更新。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形成和应用的重要载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适应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社会实践,不断解放思想,排除认识障碍,冲破思想禁锢,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内在的规律性,哲学社会科学才能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更是雄辩地证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改革开放与理论创新相伴随。如果30年前没有解放思想,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就没有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譬如,四川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与全国亿万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解放思想、敢想敢试,重新审视在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在潜心研究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认识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于1984年初率先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集中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界在内的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明确提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自我批判、自我超越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又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哲学社会科学要想繁荣发展,就应该而且必须坚持不懈地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譬如,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学,改革开放30年来之所以繁荣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这30年来,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坚持不懈地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同步伐,与亿万人民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同脉搏,一次次创新发展,一次次走向繁荣。试想,如果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僵化、固步自封,始终从老祖宗的本本、抽象的原则出发,死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就不可能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给我们一条重要启示是,哲学社会科学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新的思想解放。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30年,就是解放思想的30年。理论和实践表明,哲学社会科学要繁荣发展,就一刻也不能停止思想解放;中华民族要实现振兴,就一刻也不能停止理论创新。 摘自《四川日报》
 


 

李君如:“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经验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由这一巨变纵观1840年到1949年和1949年到2050年这两个10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磨难的中国人已经站起来,富起来,抬起头走向世界,中华民族已经走上了成功的复兴之路。再把这30年同改革开放前的30年相比,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能够走上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复兴之路,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改革开放这一艰辛而又伟大的革命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的十七大对此作了全面总结。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论述的“十个结合”:“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

  在十七大总结的经验中,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红线,这就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就是始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我们能够用短短30年的时间,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里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其最重要的经验就在这里!

  为什么说“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是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

  我们的回答,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从党的建设理论和哲学上来考察,“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是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集中体现,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集中体现。

  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决定革命、建设和改革成败得失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党能够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领导这样复杂的改革开放,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因为我们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一开始,就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问题,进而制定了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

  考察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及其哲学根据,我们注意到,解放思想,正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解放生产力,正是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所规定的中心任务。我们对党的思想路线和现阶段的政治路线之所以有这样认识,主要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和帮助。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主观与客观发生根本冲突的时候,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则高度重视社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这一朴素的话语,恰恰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第二个要点,更重要的是,从客观的历史事实来考察,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历史。

  回顾3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改革开放是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思想大解放的号角中起步的,是在社会生产力大解放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和发展的。改革开放经历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都是靠解放思想冲破阻力和干扰,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中统一思想并登上新的台阶的。

  过去30年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必须解放思想。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不仅会触及到一些具体制度,而且会触及到这些制度背后所要维护的利益和反映这些利益要求的思想观念。因此,改革开放,是制度的变革、利益的调整和观念的更新。而且,在观念更新问题上,还会触及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基本问题,遇到“左”的和右的干扰,发生姓“社”姓“资”等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因此,不解放思想就不能从实际出发调整我们的思路,就不能推进改革开放。

  过去30年的历史事实还告诉我们,解放思想必须落实到解放生产力上来。解放思想,必然会涉及到对历史问题的不同看法,必然会涉及到对理论问题的不同理解,必然会引起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但是,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和争论,都不能影响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评判。邓小平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时,对于历史问题、理论问题,他既强调要坚持原则、分清是非,也强调要“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目的是为了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样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目标,把解放思想落实到解放生产力上来,是邓小平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供的最重要的经验,是我们党在领导和推进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的最重要的经验。

  过去30年的历史事实同时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必须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解放思想要能够解放生产力,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不断推进和深化的。比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党的十五大为了能够建立健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党的十六大指出,在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下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党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增强执政的阶级基础、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各方面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可见,在改革开放与解放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我们要坚持“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通过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作为衡量包括改革开放在内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的是非标准”。因此,改革开放必须解放思想,同时改革开放必须解放生产力。

  当然,通过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不容易。对于今天改革攻坚过程中面临的这样那样的问题、风险、挑战和考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认真解决,绝不能掉以轻心。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要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因为,正如党的十七大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同时,“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后退没有出路”。这些重要论断,是我们研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指南,必须牢记。

  解放生产力,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

  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解放生产力,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和根本目的,而且是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和根本目的。

  首先,解放生产力,在改革的意义上,就是要通过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的根本变革,把生产过程中的各方面生产要素都解放出来,包括把生产过程中的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解放出来,把劳动力这个最重要的要素解放出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把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土地要素解放了出来,把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了出来,这才有生产力的大解放。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民营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把资本、技术和知识等生产要素解放出来了,把农村富裕劳动力和具有创业能力的民间企业家的积极性、创造性解放出来了,这才有生产力的大解放。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研究用什么样的体制、政策和措施,把生产过程中人和物等各种要素都能解放出来。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包括要把人的因素解放出来,把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解放出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那种“重GDP轻民生”等现象,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的片面理解;而那种认为党在改革开放中强调生产力是“见物不见人”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的无理指责。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生产力是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统一,是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统一,而且人的因素是其中最重要的、最活跃的因素。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就是要解放人的因素。

  其次,解放生产力中的人,包括要把人从束缚他发展的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的主体。生产力中人的地位和作用,与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中人的地位和作用,是有区别的。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深刻指出,在生产力中承担价值创造者的人,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却是被奴役的对象,这是一种不合理的“人的异化”现象。因此,社会主义的任务,要使生产力中的人不仅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而且成为在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中都具有创造力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持久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要做到此,除了要不断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配套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先进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在全面改革中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首先,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次,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再次,要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开发和提高人的因素;最后,还要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形成利益协调机制,解决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社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只有把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都同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特别是人的解放和发展联系起来,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才会不迷失改革的方向从而确保改革的成功。

  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抽象地谈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空想”。同样,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抽象地谈论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等等,也要当心陷入这样的“空想”。所以,只有把社会生产力中“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有机地统一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以人为本”的原则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这也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提出来的一个深刻背景。

  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30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之后的历次思想解放,给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是:解放思想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及其具体表现出发,落实到并体现在解放生产力上。在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变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

  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毫无疑问,要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对于现阶段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有这样两点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是我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二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的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都是基本国情在今天的具体表现。

  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经济社会在现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的阶段性特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变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已经成为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

  而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这个“转变”,最重要的,还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因为,自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在统筹发展中出现了许多积极向上的新气象;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潜在的风险仍然在发展,并且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实践告诉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该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

  首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来一次思想大解放。胡锦涛总书记深刻地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发展方式能否转变,已经成为科学发展观能否落实的关键。现在,我们尤其要把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而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能够持续地发挥作用,背后都有一定的思想和利益的驱使。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总是与转变思想观念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真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讲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研究阻碍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旧观念,把我们的思想从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旧观念中解放出来。

  其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在经济与社会统筹发展的问题上来一次思想大解放。进入21世纪以来,人民群众对民生的要求,已经从80年代解决温饱、90年代“奔小康”,发展到要求政府提供更好更多的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与此同时,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平衡的呼声越来越高。党的十七大要求我们把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内在地统一起来,以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这就要求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把我们的工作思路从单纯抓经济转变到经济与社会统筹发展上来。这里的复杂性,在于我们既要从全局出发解决这些难题,又要考虑到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财力各不相同,既不能因循守旧,又不能脱离现实。实事求是地解决好现阶段经济与社会统筹发展的问题,也有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

  再次,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来一次思想大解放。党的十七大提出并在十七届二中全会部署的、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是以阿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场被人们叫做“大部制”改革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发生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接合部,既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又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这次改革将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里讲的“建设”,实际上是“政府的转型”,是非常深刻的改革。许多国家改革的历史表明,实行大部门制度是一场很不容易的攻坚战。因此,我们必须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全能政府等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树立政府治理新理念,扎扎实实地推进这场深刻的改革。 摘自《前线》
 


 

“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

——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中国模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平发展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遵循着这些战略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更多的力量,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

  ●极端的思维要害死人,过去我们已经有无数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对不同的思想学术观点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搞政治批判,是我们汲取“文革”惨痛教训后来之不易的结果。我们需要通过正常的学术讨论、理论争论和思想交锋来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而绝不能去破坏社会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

  “中国模式”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

  记者: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中国奇迹”。对此,西方近年来有人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这一概念也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国内有学者就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或称“中国道路”)。那么,您对此怎么看?

  俞可平: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讨论受到了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讨论之所以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热点,我想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其一,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们表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局限。

  其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一直在9.5%以上,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

  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一个新课题,它们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它们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它们自己的东西。

  其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

  关于“中国模式”,我们可以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一些深刻的认识。概括地说,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

  记者:近来,国内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并提出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三个重大原则区别,即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如何构建新社会的问题上的区别;在对待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的区别;在发展观上是坚持“民本”思想还是坚持“国家至上”(实质是“君本”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唯意志论”发展的区别。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

  俞可平:的确,“中国模式”是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但是,“中国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区别也是极其明显的。在所有制方面: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在资源配置上:虽然我们采用了市场经济,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在政治上的区别就更明显:中国不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已经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这些都是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基本区别。但这并不是说在社会发展战略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份的结果。

  我曾经从成功的经验和鉴戒的教训两个方面来概括过“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将对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有机地结合;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

  记者:“中国模式”带来了中国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那么,“中国模式”是否也具有一种“全球价值”?

  俞可平:要说“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价值,我想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道路”的价值,看作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

  我还想特别说明一下:在我看来, “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并没有完全定型。虽然它的一些典型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但我们的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对“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以为“中国模式”已经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既可解决国内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又可供他国模仿,这不仅过于乐观,而且对我们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甚至是有害的。

  记者: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模式”及其实践后果给当今的世界政治格局带来了怎样的深刻影响?

  俞可平: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者说“中国模式”所导致的“中国崛起”,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一些有远见的国外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经看到,它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格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首先,中国持续而高速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全人类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近3亿人口摆脱贫困,13亿人的生活正在被迅速地现代化,并且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从原来的封闭状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从而使全球政治进程中的“中国因素”变得日益重要。

  其次,中国综合国力在短时期内的惊人增长,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从而打破了原来由超级大国支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国事实上已经开始作为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独立力量而发生作用,并且正在有力地促成世界政治从单极向多极发展。

  其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国内发展的需要、对“和谐世界”的价值追求和目前的国家能力,都决定了中国的强大,只能是和平的发展。因此,中国的崛起大大增强了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实现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

  最后,“中国模式”影响着全球治理。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平发展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遵循着这些战略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更多的力量,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例如,中国对全球气候变暖和国际反恐的积极态度和有效合作,明显地增强了在这些领域内的全球治理效果。

  记者:谈到“中国模式”的价值问题,最近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热议话题,这就是“普世价值”。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目前有两种相对的看法:一是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一种观点认为,拒绝“普世价值”就是自绝于人类。不知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俞可平:我也注意到目前关于“普世价值”的热烈讨论或激烈争论,我想从方法论的角度谈谈这场争论。

  首先,我们要坚持辩证法,反对极端主义思维。我觉得在这场争论中有两种极端观点是令人担忧的。一种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共同价值,其极端就是简单地把西方价值当作“普世价值”;另一种认为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价值,其极端就是幼稚地认为“中国特色”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的价值也同样如此。以争议最大的民主问题为例,它同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主源于西方文明,但民主并不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它是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我们中国同样要追求民主,实现人民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但我们正在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它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既有共同的地方,又有实质性的区别。任何民主都需要法治、选举、监督、参与,这是共同的东西。我们也要建设法治国家,要实行民主选举,要加强权力监督,要扩大公民参与。但我们的法治、选举、监督、参与等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我们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因此,上述两种看起来截然相反的观点,其思维逻辑的极端性、片面性以及对“普遍——特殊”、“共性——个性”链的割裂,如出一辙。

  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我刚到江苏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做过调研,20年前我曾经去过。这20年间,许多原先的农村先进典型纷纷陨落了,但华西村却依然先进如故。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我问为什么华西村能取得如此成功?新老书记都答曰:实事求是。但他们都同时补充说,实事求是可不容易。确实如此。我发现在这场争论中,一些人就很不实事求是。他们总觉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是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代表,而对方不仅观点一无是处,而且动机不良。因此动辄就给对方扣上“反对改革开放”、“为既得利益者辩护”、“是西方的走卒”、“缺乏良知”这类政治帽子,进行政治批判和人身攻击。其实,绝大多数参与这场讨论的知识分子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对不同的思想学术观点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搞政治批判,是我们汲取“文革”惨痛教训后来之不易的结果。我们需要通过正常的学术讨论、理论争论和思想交锋来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而绝不能去破坏社会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我不想去揣摸一些极端者的政治心态,但从思想方式看,就是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还想强调指出,极端的思维要害死人。过去我们已经有无数这方面的沉痛教训,现在同样如此。例如,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各地各部门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有极少数人总是不允许你讲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只要你一说改革开放的政治进步和经济进步,就说你这是在否定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是在否定建国后29年的巨大成就。这真是从何说起啊?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性思维的人都会认为,我们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我们有改革前29年积累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同时我们又充分吸取了前29年社会主义探索的经验和教训。说我今天生活得更好,并不必然否定我的昨天;说你比别人更有成就,并不是说别人一无是处。这是常识。维护常识,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责任。

  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中国模式”

  记者:记得您在去年发表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我们也看到,自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的论断后,一些地方率先展开了思想解放大讨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呼之欲出。那么,您对当前的这次思想解放有何看法?

  俞可平:自从去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把继续解放思想当作四个“坚定不移”之首提出以来,思想解放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有的人认为,中央之所以要如此强调思想解放,是因为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严重分歧,妨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按照我的理解,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中央强调思想解放,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更是基于对我们目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挑战的认识。

  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全面进步,中国人民正在享受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正在世界民族之林迅速崛起。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原因就是我们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传统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的形成,是解放思想的直接结果。我曾经在你提到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一文中,详细地论证了思想观念的变化,如何一步步地推动了我国的政治和经济进步。可以说,没有思想的解放,我们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不会有“中国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解放就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法宝。只要我们还要坚持改革开放,那就必须继续使用这一法宝。

  另一方面,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例如,如何克服仍在不断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东西差距?如何让全体人民,特别是普通工人、农民更加公平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如何进一步扩大公民的参与,更好地满足广大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需求?如何加快建设法治国家,降低犯罪率,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安全?如何坚决遏制腐败现象,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建设和谐社会?如何妥善处理好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的关系,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共同建设和谐世界?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自己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其他国家和其他发展模式中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出路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找到新的解决办法,革新制度机制,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模式”的内容。

  中央如此屡屡强调解放思想,不仅说明思想解放的极端重要性,也表明思想解放的难度。我们今天遇到的多数问题,是过去我们不曾碰到的,探索解决这些新问题的方案殊非易事,需要我们整个民族的智慧。此外,既得利益格局和传统思维的阻力又进一步增加了思想解放的难度。

  记者:纵观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史可以发现,每次思想大解放都是一个“破”与“立”相统一的过程。比如,1978年开始的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1992年开始的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长期以来在计划与市场问题认识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确立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思想前提。那么,当前的这次思想解放主要在于“破”什么,“立”什么呢?

  俞可平:对,每次思想解放总是既有“破”又有“立”。从根本上说,这次思想解放就是要坚决破除一切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机制,确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观念、新思路、新制度。解放思想本身并不是目的,解放思想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要解决类似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新问题,前提是转变思想观念,但落脚点在于制度创新。一切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做法和改革,一切能够增加广大人民群众权益的政策和举措,都值得探索。例如,在社会政治领域,我认为一切符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统一的制度改革,都值得尝试和实验,一切有利于公平正义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也应当大力推进。像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扩大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推进社会自治,改革农村治理结构,建设生态文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等等,都需要通过大力解放思想来进行制度创新。

  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条件

  记者:“中国模式”的内涵不仅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政治方面。就政治发展方面来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多年来,您一直强调遵循增量改革或渐进式改革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与经济发展一样,政治发展也将按照增量发展和渐进改革的路径。那么,我国政治领域的改革未来会在哪些重要方面有突破性的进展?

  俞可平: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将发展基层民主当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并且决定要“重点推进”。报告用整整一节的篇幅对此作了专门论述,表明基层民主仍将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基层民主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政治权利,是全部民主政治的基础,意义尤其重大。此外,优先发展基层民主,从基层民主逐渐向上推进,也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积累民主政治经验。

  在发展基层民主方面,如何以法律和制度形式巩固和推行基层民主的创新实践;如何处理基层社会的党政关系、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关系、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的关系;如何有效遏制基层选举中的贿选和宗族势力影响等消极现象蔓延;如何增强公民的民主与法治意识,将是基层政治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乡镇机构的改革、乡镇党政领导公推直选范围的扩大、社区自治和职业自治制度的完善、公民参与形式的丰富、城乡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转变,都将是基层政治改革的重点内容。

  记者:我国政治改革将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具体路径?

  俞可平: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发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命题,本身就意味着党内民主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人民民主才是最终目标。

  党的十六大就确立了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线。十七大再次确认了这一民主发展战略。党内民主是除基层民主之外,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又一重点。如果说基层民主是由下至上推进民主的话,那么,党内民主则是由核心向外围推进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几乎掌握着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此外,作为拥有73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聚集了中国社会广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没有党内的民主,就意味没有核心权力层的民主。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因此,从根本上说,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条件。

  记者:近年来,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民生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进行政治改革必然会导致社会承受能力和风险问题,因此,要先解决民生问题,以此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进一步改革。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俞可平:十七大再次重申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即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先进、社会和谐,必须从这个整体性的战略目标中去深入理解和把握发展民主与改善民生的关系。

  民主与民生,是共和国腾飞和中华民族振兴的两翼,不可偏颇。民主与民生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决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不能认为重视民主就势必忽视民生,或相反,强调民生就势必轻视民主。

  胡锦涛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改善民生也好,发展民主也好,繁荣文化也好,建设和谐社会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最终胜利地履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 摘自《北京日报》
 


 

品味习近平副主席“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近日在云南调研时指出,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关系改革发展全局,是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

  品味习近平副主席的“重中之重”之说,笔者感到,习近平副主席在云南调研时关于“学习实践观活动”的这番表述,把“学习实践观活动”与党建工作紧密联系起来,进一步突出了 “学习实践活动”的极端重要性。

  首先,习近平副主席的“重中之重”告诉我们,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全党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也是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广大党员干部从改革发展全局和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的高度,认识学习实践活动,积极投入到学习实践活动中来,在活动中收获认识上的提升,态度上的端正,理论水平的提高,宗旨意识和群众观念的强化以及作风的转变。

  习近平副主席的“重中之重”提醒我们,在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严峻的形势下,要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实现新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深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工作,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摆在突出位置。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实践活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高度重视,认真谋划,精心组织,加强领导,把深入学习、提高认识贯穿始终,把解放思想、改革创新贯彻始终,把解决问题、完善体制机制贯穿始终,把依靠群众、发扬民主贯穿始终,坚持进度服从质量,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再次,习近平副主席的“重中之重”要求我们,学习实践活动要在求实效上下功夫。一要坚持在深化学习、提高思想认识上下功夫,切实达到党员干部受教育的要求;二要坚持在理清思路、健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切实达到科学发展上水平的要求;三要坚持在改进作风、解决突出问题上下功夫,切实达到人民群众得实惠的要求,以抓好学习实践活动的实际成效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规律”:科学发展观之要旨


  胡锦涛同志强调:“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思想。只有求真务实,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才能得其要旨。 ”(《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第106页)这突出了科学发展观的规律性特征,并明确了我们学习、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途径。

  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规律性特征

  早在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初,胡锦涛同志就着重从“规律”的角度对其加以论述。比如,他在2003年10月14日和2004年1月12日的两次重要讲话中,都强调科学发展观“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2004年3月4日,他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科学发展观“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2004年6月2日,他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周密的科学解释,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科学理论的基本特征,正是其对客观物质世界和人类思维一般运动规律的深刻认知和科学揭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就在于它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七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理论地位,实际上也凸显了科学发展观的规律性特征。同时,十七大提出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胡锦涛同志对此同样从 “规律”的角度加以重点强调,即“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具有科学性、真理性、规律性。这应该成为我们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的一个认知前提。科学发展观揭示了发展中的重要规律性关系

  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一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光辉著作。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要求我们首先从发展中重大规律性关系的角度,来学习和理解科学发展观的规律性特征。

  具体来说,科学发展观揭示了发展中四个重要规律性关系,即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全面发展的关系,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在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人是核心,是根本、本体;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客体;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这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首要的规律性关系。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全面发展的关系中,发展首先是发展生产力,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是相对于发展的整体而言的,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中心;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位一体”。从全面发展的角度界定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中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规律。

  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上,发展作为系统工程,作为动态过程,必须是各部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统筹兼顾、协同并进,相互匹配,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而不是单兵突进、彼此孤立,更不能失调、失衡,相互掣肘。协同并进、协调发展,反映了社会系统运行中各部分有机统一的规律性关系,致力于整体优化和整体效率。

  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上,坚持当代人权益与后代人权益的统一,坚持尊重自然规律与运用自然规律的统一,坚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统一,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建设生态文明,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这反映了人类文明进程中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内在关系。

  科学发展观包含了发展中的重大规律性关系,从而成为我们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遵循的科学规律。

  科学发展观打开了探索三大规律的新视野

  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党的基本理论,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打开了新视野。

  比如,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强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执政理念。十七大要求,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引领中国发展进步、更好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从而赋予党的建设新课题、新使命。

  又如,科学发展观把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提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强调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党的十七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赋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课题、新使命。

  再如,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坚持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新思考、新创造。十七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更是突出反映了我们党在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上的主动性、创造性。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最好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 ”科学发展观就是真理,就是燧石。我们要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保持我省经济强劲发展势头的实践中,进一步展示科学发展观的真理力量与光辉。 摘自《辽宁日报》
 


 

三大盛世与改革开放三十年


  [摘要] 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此,汲取历史上“三大盛世”的教训,对今天我们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三大盛世; 改革开放; 历史规律

  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最为后人称道的盛世有三次,即西汉盛世、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盛世的开端。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此,汲取历史上“三大盛世”的教训,对今天我们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三大盛世”的共同点

  比较、分析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虽然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看有许多共同点。

  1.“三大盛世”都承乱勃兴,速臻大治。大乱之后盛世兴。新朝统治者们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经过几代人的拨乱反正,最终实现新的大治。西汉在秦朝废墟上重建一代封建王朝,历170多年“休养生息”后才达到全盛。大唐盛世,是在隋末大乱之后,重新走向大治而出现的。其间,走过了近百年的曲折道路。清入主中原,剿灭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扫荡南明势力,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再建一代王朝,又经过近70年,终由大乱转为大治。2.“三大盛世”都励精图治,政局稳定。建立盛世,首先要致力于达成全国的统一与稳定。缔造盛世的明君,除了勤政这一基本条件之外,都很注重广开言路和虚心纳谏,知人善任和用人不疑。汉文帝为了鼓励臣下进谏,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法。“贞观之治”之所以彪炳青史,与唐太宗主动求谏、纳谏有极大关系。康熙帝通过御门听政、共议国政,全面了解大臣的才学、品德,甚至其性情、生活。这些措施,展示了一代君臣苦心求治的风范,促进了上下同心大好局面的形成。

  3.“三大盛世”都经济发展,国富民强。经济繁荣、民富国强是支撑盛世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西汉盛世,改变了汉初经济凋敝的窘况,出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富裕气象。大唐盛世,更是留下许多国泰民安、官私富裕的佳话。“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康雍乾盛世”时期,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财政收入之高,都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占世界1/3,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最多时达51%,对外贸易长期出超。

  4.“三大盛世”都文化昌盛,社会久安。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奠定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设太学,置乐府,诞生了大气磅礴、彪炳千古的《史记》。唐朝的吐故纳新,造就了贯古绝今的唐诗,在科学、艺术也都有着卓越的创造。贞观年间,都城长安成为了世界的文化中心。康雍乾盛世,文教大兴。《红楼梦》堪称时代的史诗。《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地位。“三大盛世”持续时间都较长。汉代的盛世从文帝继位(公元前179年)到宣帝去世(公元前49年),持续130年;唐代的盛世从太宗登基(公元627年)到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5年),持续128年;清代康雍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到1795年,长达133年。“三大盛世”都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保持了较为繁荣的局面。

  5.“三大盛世”都人心思上,胸襟开阔。由于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加之刑罚宽松,所以百姓都“人人自爱而重犯法”,社会风气日益改观,“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汉书•景帝纪》),“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贞观政要•政体》)。“舞遍两行红结队,儿童齐唱太平年”,是对康雍乾盛世的写照,体现出当时百姓丰衣足食、心平气和。百姓心中没有多少怨气,犯罪的概率很少。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盛世的繁荣也折射出人们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张骞出生入死十几年,开辟丝绸之路;孙思邈“白首之年,未尝释卷”,70岁写成医典《千金要方》。盛世对待外域文化,开放包容,兼容并收。丝绸之路的开辟,把中华对外开放交流的范围扩大到域外。唐贞观年间,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国民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逢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风范。

  二、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一个新盛世的开端

  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30年改革开放,影响和改变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1.政治局势空前稳定。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内忧外患、战乱不已、饥荒频仍、人心惶惶。建国后头20多年,政治运动不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遭到破坏,人权遭到践踏。而改革开放30年来,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和社会动荡。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在扩大基层民主、政务公开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当前政治环境十分宽松,人们享受相当广泛的自由,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正在形成。

  2.经济快速健康发展。1978年全国GDP总量仅3624亿元,2007年已达到246619亿元,年均增长9.7%,增长速度极为罕见,中国经济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跃居总量世界第四。经济总量从占世界的3%增长到占7%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加大。据统计,从2005年起,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占14%以上,并逐年提高,仅次于美国,排世界第二位。近10年来,我国不仅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和自然界的各种风险和考验,而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制定和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为重新崛起提供了动力机制和体制保障。

  3.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到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4140元,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和工业化中期阶段。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问题不断改善,不仅使群众得到了实惠,而且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指数和信心指数。

  4.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搞闭关自守,拒“资本主义文明”于国门之外,对内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正是30年前的改革开放,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半封闭状态而走向现代文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重新逐步融入世界文明,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适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以来唯一的天下大治时期。改革开放30年使社会主义中国具备了盛世的基本特征,使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盛世的开端,使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启和顺利进行,党的领导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三、盛世给我们的启示

  盛世应该是各阶层人民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状态,而不是一劳永逸的目标。“三大盛世”虽然都先后持续了100多年的时间,但堪称典范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时期都不过四五十年。今天的改革开放与历史上的盛世有着质的不同。而且,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有党的正确领导,我们今后的发展是古代盛世所无法比拟的。但古今中外兴亡之理、治乱之道相通。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郭沫若先生就撰文《甲申三百年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思考。基于《甲申三百年祭》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今天,只要我们深刻汲取历史上盛世兴衰的经验和教训,认清历史发展规律,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一定会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一定会使改革开放新盛世持久延续下去。

  1.盛世的持久延续,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三大盛世”之所以昙花一现,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缺乏自我更新和改造功能。我们党始终不懈地加强自身建设,为党卓有成效地领导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根本保证。今后,要实现改革开放的持续、健康、稳步推进,必须继续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巩固党在改革开放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2.盛世的持久延续,需要增强忧患意识。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都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随之而来的是乱世、衰世以至变世。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正所喻“盛世是两大山谷之间的高峰”。出现这种令人扼腕叹息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统治者丧失了忧患意识,贪图享乐,不思进取而酿成了恶果。今天,我们应清醒地看到,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许多领域的改革正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许多挑战正摆在我们面前。因此,我们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承认忧患、直面忧患,在忧患中奋起,在忧患中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在忧患意识的引领下应对挑战,一定要也一定会走出历史“怪圈”。

  3.盛世的持久延续,需要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三大盛世”的形成都有伟大人物出现,往往需要一代或几代明君不间断的努力。汉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知人善任。这是促成盛世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在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缺乏有效的社会制度作保证,难免出现“一人兴邦、一人丧邦”,“人在政存、人亡政息”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就开始探索找到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1945年,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谈话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今天,我们更要特别重视民主法制的作用,适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要求,通过体制创新,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断扩大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障改革开放事业向前发展。

  4.盛世的持久延续,需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三大盛世”在由盛转衰之际,大小官员纷纷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为所欲为,不受制于外部监督,整个官吏队伍素质严重下降。贪官污吏横行,吏治与社会风气败坏,成为“官逼民反”的导火索,把民众推向政权的对立面。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顺利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政治保证。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建立教育、制度、监督三道反腐防线,让官员“不愿”、“不能”、“不敢”腐败,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

  5.盛世的持久延续,需要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结构。“三大盛世”处在农业时代,社会财富基本上是以土地作为衡量标准的,土地的分配就是封建社会的财富分配。凡是国家稳定繁荣之时,小农经济占优势;而国家衰败,接近崩溃灭亡之时,土地往往高度集中于少数的大地主、大官僚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拉大,造成了利益、资源等占有差距较大的“畸形”的社会结构,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最合理最稳固的结构模式是橄榄型,即两头小、中间大,非常富裕的与非常贫困的都只占社会的很小一部分,而以中产阶层为社会主体。因此,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收入政策,进一步优化城乡居民的分配结构,进一步完善帮困济贫的政策和机制,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促进社会持久稳定和谐。 摘自《理论前沿》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一)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至今已经160周年了。这部指导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在世界各国用200多种文字,出版了1000多种版本,其传播之广泛,作用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居世界之冠。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宣言》的中译本在我国出版,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最重要最根本的指导思想。

  《共产党宣言》这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在《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的基础上写成的,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为一体,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世界观,用唯物史观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论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指明了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在世界历史上的革命使命。《宣言》表述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它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或称科学共产主义)成熟的标志,它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制定的第一个革命共同纲领。恩格斯在1890年为《宣言》所写的德文版序言中说:《宣言》“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以下相同版本不再注明)第1卷第264页)《宣言》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指明了革命的根本道路和方向,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主义战士。在《宣言》基本思想的指引下,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先后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如今有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挫折,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都是由于背离了《宣言》基本思想和指明的根本道路的结果。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坚定不移地高举《宣言》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才能指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共产党宣言》这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列宁曾经指出:《宣言》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列宁选集》第2卷第310页)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在1920年读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他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曾经反复学习《宣言》数十遍之多。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提出要求党的干部学习五本马列主义著作,第一本就是《宣言》。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前夕,党的七屈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12本马列主义著作,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要求干部学习30本马列主义著作,居首位的都是《宣言》。我们党内有些干部,长期以来不重视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以至不知道共产党人要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显然是与共产党员的称号很不相称的。如今我们要坚定正确地沿着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一定要让党的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学习领会和把握《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坚持、继承、发扬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保证取得我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为此,我们特别要注意学习、坚持、继承和发扬《宣言》中以下的基本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一)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中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真理,它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旗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路明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恩格斯在1872年为《宣言》写的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249页)1888年1月,恩格斯在《宣言》的英文版序言中,又特别重申了这段话。恩格斯这段话是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发展,《宣言》中有些具体措施的论述会过时,而《宣言》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仍然是完全正确的,在实际运用这些原理时,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也即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就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产生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即是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坚持、继承和发扬、发展的结果。

  列宁曾经说,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对于我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集》第1卷第202-203页)一切民族和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作法是不会完全一样的,在民主的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类型上,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既坚持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指导,又都会各有自己的特点。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6页)1938年10月,毛泽东曾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9-500页)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年8月,毛泽东又说:“实践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上是有不同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6-78页)毛泽东一贯强调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在1956年还曾指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毛泽东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而站在修正主义立场的谢韬则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中说,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如今“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知道,民主社会主义是维护和坚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私有制的,它是改良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谢韬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倒过来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污蔑为“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谢韬先生们是彻底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

  某些所谓的理论家,也与谢韬等人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发表文章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胡说什么因为毛泽东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和排除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作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当然就只有以修正主义作指导了。这样岂不是要以戈尔巴乔夫之流为师,企图把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推向修正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亡党亡国之路吗?

  众所周知,我国宪法、中共党章和党的基本路线中,都是明确规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指导地位的。党的基本路线中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由此可以明白看出,某些人妄图否定和排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是在根本原则上背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其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国以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 (下期待续) 摘自《环球视野》
 


 

毛新宇谈毛家作风:毛家人不经商、不赚钱 都是靠工资生活


  编者按:三十年的时间刻刀,雕刻着中国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纹理。名人之家,无疑是探知时代变幻的捷径和解读社会洪流的样本。无论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之孙毛新宇的三十年个人成长,还是站在改革开放大潮浪头的邓小平一家,以及时代接口的特殊政治领袖华国锋家人、迎来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的刘少奇的后人在这三十年中的生活状态,都或直或隐地为历史做出注脚。

  “我曾经跟随母亲多次重走长征路,考察过很多爷爷当年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看到延安、韶山、西柏坡等革命纪念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觉得很欣慰。”毛泽东唯一嫡孙、毛岸青与邵华之子毛新宇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三十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三十年。

  人生两大转折

  一九九二年,刚刚从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毛新宇与母亲邵华有过一次重要谈话,这次谈话促使了毛新宇人生的一个转折。“改革开放以后,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我母亲觉得,以我的身份和情况来看,最适合研究毛泽东思想和党的理论,我应该将它作为我的终身职业。”于是,毛新宇考入中央党校攻读硕士学位,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建党思想。不久,中共十四大召开,正式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翌年,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前夕,毛新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年的党史理论学习,我更明白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继续与发展的关系。”

  “我人生中的又一个转折是在二000年。”这一年,毛新宇进入军事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参军入伍。“八年来,我时时感受到作为一名军人的神圣感与荣誉感。”一身戎裝的毛新宇骄傲地对记者说。

  博士毕业后,毛新宇就下定决心“一辈子在军队踏实工作,为军队、国防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年七月,毛新宇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副部长,走上高级领导岗位,为副军级。“肩上压力更大,任重道远”是他对自己当前心态的描述。

  同时,作为全国几十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毛新宇还经常去各地讲演。“最近我讲的重点是毛泽东的国防建设思想,讲‘两弹一星’,直到讲现在的神六、神七发射,很受大家的欢迎。”

  改革开放:卡拉OK和网络

  谈及改革开放,毛新宇提到了中美建交、中日建交。“我爷爷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也打开了中国对世界开放的大门。现在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在继续老人家当年探索的道路。”

  说到自己生活发生的变化,毛新宇提到两件事:卡拉OK和网络。“我很喜欢唱卡拉OK,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每次唱卡拉OK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歌曲都是歌颂毛主席。尤其在屏幕上看到爷爷时,我感到非常亲切。”一九九五年,毛新宇还专门录制了一盒自己演唱的歌曲集《爷爷曾在这里走过》。

  毛新宇对网络很关注。“现在最突出的变化就是信息化,网络比报纸影响还大。”毛新宇对毛泽东思想网站很关注。他还作客网络论坛,被人民网强国论坛评为“最佳评论员”。

  毛家家风:低调做人、廉洁

  “毛家的人不经商、不赚钱。从我母亲到我这一代,都是靠工资生活。”毛新宇对于自己现在的生活似乎甘之若饴,“低调做人、清廉是毛家的家风”。毛新宇夫人刘滨告诉记者:“我们夫妻俩的月薪加起来约八千元,这还是在部队涨工资之后。”

  然而,就在汶川强震之后,毛家后人包括毛新宇等,却一次性向灾区捐出了十万元人民币。“我母亲邵华去世前还在挂念着灾区的情况。”

  作为毛家的新一代,毛新宇之子毛东东下个月就将满五周岁。“我很爱他,他与曾祖父是同一天生日。”毛新宇告诉记者,毛东东周一到周五都住在幼儿园,只有周末才回家团聚。“让毛东东住幼儿园,是因为我们想让他从小就学会守纪律,这将有助于他的成长。周六、周日我们夫妻俩还会带他去学钢琴、学画画。他现在已经可以背多首毛泽东诗词,还会唱《东方红》等歌曲。” 摘自《中国新闻社》
 


 

刘少奇儿孙大合影有39人 大多低调平凡女儿隐姓埋名


  一九七八年,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变革的开始;而对于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后人们而言,则意味着一场持续十余年噩梦的终结。

  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蒙冤入狱十二年的王光美终于重见光明。半年后,文革中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罪名的刘少奇也获彻底平反。

  而后,刘家后人过起了低调平凡的生活。直到日前,人们开始纪念刘少奇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时,他们才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

  王光美,一个高雅而美丽的女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的名字同丈夫刘少奇一样,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海外也广为人知。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领袖夫人、十二年的阶下囚,王光美跌宕起伏的人生充满着传奇色彩。

  然而,自从三十年前出狱后,王光美的名字逐渐被人遗忘,直至两年前她驾鹤西去,才再次唤醒国人对这个曾经风华绝代的“第一夫人”的记忆。

  改革开放后,王光美虽曾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但她并不多谈政治,宁可埋头做普通百姓,朴实持家。据说,每年深秋时节,她也像普通的北京家庭主妇一样,为一家人采购、搬运“冬储大白菜”。

  王光美晚年低调行事,却十分热心公益。她拒绝了社会上许多职位邀请,却于一九九五年接受了发起“幸福工程”的重任。在资金困难时期,甚至将几件传家文物珍品拍卖,把所得的五十六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幸福工程”。

  同王光美一样,刘少奇九个子女也大多过着低调而务实的生活。他们当中有教师,有老板,也有将军,但大部分人如今都过着默默无闻甚至隐姓埋名的生活,不愿意向外宣扬自己的身份。

  和千千万万普通的家庭一样,一九七八年前后,中国政治风气的变化深刻影响着这个特殊的家庭。一九七八年,中国恢复高考,刘源接到北京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命运由此重新划出上升的轨迹。据说,一度被拒绝参加高考的刘源曾向邓小平写信求助,终获考试机会。

  作为刘少奇后人中唯一从政的一位,刘源在河南省从公社副主任、副县长、县长至市长,一九八八年,三十六岁的刘源当选为河南省副省长,成为当时年纪最轻的副省级干部。一九九二年,刘源调任武警部队,由此进入军界。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三年前,刘源以一篇《三峡大坝不会被摧垮》反击了台湾当局考虑攻击三峡大坝的言论,引起外界关注。作为中国军界少壮派代表人物之一,刘源功绩显著。据知,在担任总后勤部副政委期间适逢解放军第十次大裁军,刘源亲自参与了裁减人数最为集中的总后系统四所院校向地方的整体移交工作。这项移交工作顺利完成,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

  如果说刘源是恢复高考制度的受益者,那么刘源的几个姐妹刘平平、刘亭亭、刘小小(潇潇)还是恢复公派留学制度的受益者。一九七八年,与改革开放同步,邓小平决定恢复向国外派出留学生的制度。

  一九八0年刘平平被公派去美国留学,为了安心学习,她隐姓埋名,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晴。一九八六年,她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学成回国的博士,她拿到营养教育博士等四个学位。由于在食品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一九九九年,时任国内贸易部科技司司长的王晴引起国际星座局的重视,其名字成了蛇夫星座一颗星的名字。

  作为刘少奇儿女中唯一一个商人,同样曾经留学美国的刘亭亭于一九八九年回国创业,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的浪潮,使得这位哈佛商学院的高材生有了用武之地,如今她已是两家公司的老板。

  两年前,王光美去世,刘亭亭义无反顾地接过了母亲传来的爱心接力棒,承担起“幸福工程”的重任。如今,这项工程已成为中国最成功的爱心工程之一,截止今年十月,该工程已救助贫困母亲二十点七万人,惠及家庭人口九十五万人。

  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刘少奇的儿孙们曾照了一张大合影,照片里共有三十九个人。他们各自有着不凡的人生,却大多默默地过着平凡的生活。刘亭亭曾说: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要做自立、诚实和正直的人。 摘自《中国新闻社》
 


 

毛泽东、刘少奇的低调做人家风是面镜子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导人的家人后代,虽不能和封建君主时代的皇亲国戚相比,但起码也是众人仰慕的对象,而且他们往往也有着可以在人前人后显摆的“资本”。但是,应该说绝多数国家领导人的家人后代还是比较低调,也是比较清廉的。在这方面,尤其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伟人的家人后代为最,也成为了党内优良家风的典范。

  “我曾经跟随母亲多次重走长征路,考察过很多爷爷当年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看到延安、韶山、西柏坡等革命纪念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觉得很欣慰。”毛泽东唯一嫡孙、毛岸青与邵华之子毛新宇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低调做人、清廉是毛家的家风”。

  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刘少奇的儿孙们曾照了一张大合影,照片里共有三十九个人。他们各自有着不凡的人生,却大多默默地过着平凡的生活。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曾说: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要做自立、诚实和正直的人。(2008年11月27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自中国新闻社)

  经过革命战争血与火、生与死洗礼和锤炼的毛泽东、刘少奇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既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等优良作风和传统的倡导者、先行者,更是低调做人、自立诚实、清廉朴实等良好家风的树立者、教导者。他们不但严格要求自己,并成为全党的楷模,而且对自己的家人后代也是要求严格,从不讲特殊,也绝不允许搞特殊,成为全国亿万家庭学习的榜样和典范。

  毛泽东时常要求自己的子女要“廉洁朴实”、“勤俭节约”、“为人民”、“不要忘记人民”、“谦虚谨慎”、“夹着尾巴做人”等等。这些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家风,其本质是少说多做,求真务实,一身正气。反映在做事上,就是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体现在为人上,就是谦虚谨慎,默默奉献、洁身自爱。而作为毛家后人,他们确实没有辜负“红色前辈”的希望,也确确实实是在“夹着尾巴做人”,低调随和,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生活着,并成为了各个领域里的精英。刘少奇一生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也严于律子,对儿女一向要求严格,从不娇惯、溺爱儿女,为儿女搞特殊。“我的孩子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不让填写父母的真实姓名,为的就是怕人家不好管理,搞特殊化。”大量事实说明:刘少奇要求别人的,自己首先做到,是值得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永远学习的楷模。而刘少奇的家人后代也是严格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和行的。王光美,改革开放后,虽曾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但她并不多谈政治,宁可埋头做普通百姓,朴实持家。同王光美一样,刘少奇九个子女也大多过着低调而务实的生活。他们当中有教师,有老板,也有将军,但大部分人如今都过着默默无闻甚至隐姓埋名的生活,不愿意向外宣扬自己的身份。

  平凡中常常孕育着伟大。毛家人不经商、不赚钱,都是靠工资生活;刘家人大多低调平凡、默默无闻,甚至隐姓埋名。但是他们却十分热心公益、热爱祖国、奉献社会。毛泽东唯一嫡孙、毛岸青与邵华之子毛新宇的夫人刘滨告诉记者:“我们夫妻俩的月薪加起来约八千元,这还是在部队涨工资之后。”然而,就在汶川强震之后,毛家后人包括毛新宇等,却一次性向灾区捐出了十万元人民币。“我母亲邵华去世前还在挂念着灾区的情况。”曾经风华绝代的“第一夫人”王光美晚年低调行事,却十分热心公益。她拒绝了社会上许多职位邀请,却于一九九五年接受了发起“幸福工程”的重任。在资金困难时期,甚至将几件传家文物珍品拍卖,把所得的五十六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幸福工程”。两年前,王光美去世,刘亭亭义无反顾地接过了母亲传来的爱心接力棒,承担起“幸福工程”的重任。如今,这项工程已成为中国最成功的爱心工程之一,截止今年十月,该工程已救助贫困母亲二十点七万人,惠及家庭人口九十五万人。

  与毛泽东、刘少奇的后人大多低调相比,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包括他们的家人子女,就有点不怎么样了。不但自己贪得无厌,滥用职权,为所欲为。而且对于自己家人子女也是管教不严、约束不够。在子女入学、经商、从政等方面,大搞特殊化、特权化,甚至还纵容家人子女贪赃枉法,败坏了家风、党风、政风、民风,为世人所不耻。

  俗话说,人到无求品自高。一个人没有了对个人升迁、个人财富、个人名誉、个人享乐上的追求和欲望,便会做到心中无我,而成为一个品质高尚的人。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说过“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有可能是平凡的人,也有可能是不平凡的人,但“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前提起码是干干净净,这一点毛泽东、刘少奇的后人们,都身体力行了,是无愧无悔的道德和精神模范。

  当然,低调廉洁、潜心做事的人不但不会降低他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反而会得到社会更广泛的承认和人们更普遍的尊重。毛泽东、刘少奇的家人及后人们就是样板,更是榜样。家风连着党风。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风,是一种境界,一种精神,一种品质,更是为千千万万干部家庭树立的一面镜子!既是一面镜子,大家都可以用它来照照自己,照照你的亲属子女,他们是依靠自己的才华学识为人民服务,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努力拼搏的;还是靠什么别的什么关系哄抬到机关、单位和干部队伍中来的。如果有这些不当行为者,应该尽快提高思想认识,自觉改正,尽量不要等待法纪来“帮助”。

  我们各级党员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和大力发扬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始终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实践标准客观化几种形式


  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实践真理标准的确立,解除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本本主义的禁锢,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激发了人民的创造热情。但是,巨大的成功后面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和不足。如我们片面以“发展”作为尺度、标准来规范我们的言论和行为,以经济发展,特别是以GDP指数作为真理标准来衡量我们干部和政府的政绩。寻根究底,追本溯源,我以为,问题是源头还是在实践标准上面,或者说在真理标准上面。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弄清楚这个“实践”有一个前提必须坚持,即这个“实践”必定是正确的实践,是真理的存在,是客观的化身。

  一般而论,只有正确反映了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的实践,才是正确的实践。而唯有正确的实践,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说来,有三种形式是值得肯定的:

  一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成果。这种实践相对于个人实践来说是“大”的实践,是具有更大意义与范畴的实践,是千百万人的智慧和实践活动的结晶。

  二是科学的实践观。即符合客观规律的实践。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规律的客观存在与认识,为我们的认识或思维提供了思维真理性的前提与基础,也为我们的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际的同一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明,经过反复实践的经验性的验证,正确的规律性的认识,可以成为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因为这种认识是源于实践的,是实践形成的标准,是正确实践的成果和体现,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因此,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持续科学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三是实践对象的评价。一般地说,如果认识的客体是人,那么,客体认识比较主体认识,更靠近客观存在。因为客体与主体比较,更加了解自身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的服务对象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应当 把决策权、检验评价的权力交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我们制定政策、衡量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 摘自《湖南日报》
 


 

周生贤:坐宝马、喝污水,是对现代化的极大讽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不能以减缓发展的方式保护环境,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决不宽容污染。以人为本最基本的要求是关爱生命。如果经济发展了,衣食住行都上了档次,老百姓却深受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之害,发展还有什么意义

  这次在云南调研,阳宗海、滇池、洱海的保护和污染治理,让我们对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立足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在这一阶段走得又好又快。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决不能以减缓发展甚至停止发展的方式保护环境,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决不宽容污染。

  改革开放30年,快速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谁也不能否认我们在快速发展中付出了较大的环境资源代价。阳宗海砷污染事件,就是违背科学发展观,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一己之利造成的恶果。一个开工3年半,工业总产值6亿多元,上缴税金1000多万元的企业,已造成的污染损失高达几十亿元,治理污染还要大投入,要花数年时间。眼下周边2.6万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尽管市县各级政府处理及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但教训极其深刻。

  阳宗海被化工企业污染了,大家感到非常痛心,那么长江、黄河沿岸,还有几个大型湖泊周边那些相当数量的化工及冶炼企业,就更叫人担心了。污染之外还有过度开发的问题。一些北方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超过生态警戒线30%—40%,黄河、淮河、辽河开发利用率超过60%,海河超过90%,流域生态功能严重失调。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最基本的要求是关爱生命。如果经济发展了,衣食住行都上了档次,老百姓却深受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之害,发展还有什么意义?老百姓说得好:宁愿骑自行车,喝干净水,也不愿坐宝马车,喝污水。如果真是坐宝马车、喝污水,那就是对现代化的极大讽刺!我们决不要这样的发展。

  这次调研也看了滇池和洱海。滇池治理十多年还是劣五类水,原因很多,但有一点就是釜底抽薪不够。釜底抽薪就是控制污染源,截住污水。现在昆明市认识到环湖截污是治理滇池最有效的措施和最直接的手段,一级一级强化责任,再加上其他措施,让我们看到了滇池水质早日变好的希望。洱海现在是二类水,这背后是十多年来大理州各级党委、政府坚持“洱源净、洱海清、大理兴”的理念,在洱海保护和治理中依靠科学、严格执法,综合整治、全民参与,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谁说经济与环境不能协调发展?看看洱海,这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教材。

  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近日在与云南省政府有关部门同志座谈时说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听周生贤讲什么“是对现代化的极大讽刺”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硬发展就是没道理,尤其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野蛮发展,更是“对现代化的极大讽刺”,是对老百姓生命安全的极不负责,是对子孙后代的极大犯罪。如何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学习实践、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是一对矛盾,但更是一双兄弟。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既不能以保护环境为借口而减缓经济发展甚至停止经济发展;又不能以加快经济发展为借口而忽视环境保护乃至放弃环境保护。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正如周生贤部长指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立足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在这一阶段走得又好又快。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决不能以减缓发展甚至停止发展的方式保护环境,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决不宽容污染。

  应该说,当前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并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逐渐成为了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包括在现在一些干部的潜意识中,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没有很好地形成,没有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不能倍加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力、倍加珍惜组织的信任、倍加珍惜在领导干部这个岗位上为民造福的机会,错误地追求个人升迁、追求个人财富、追求个人名誉、追求个人享乐,而将“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的要求抛在了一边,硬发展、乱发展、野蛮发展,看似经济发展上去了,生活档次上去了,但是老百姓却深受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之害。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其实,对于发展好不好,老百姓心里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是历史的主人,他们是科学发展成果的直接受益者,也是违背科学发展的直接受害者。正如周生贤部长所言,老百姓说得好:宁愿骑自行车,喝干净水,也不愿坐宝马车,喝污水。如果真是坐宝马车、喝污水,那就是对现代化的极大讽刺!我们决不要这样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始终以群众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根本利益为第一追求、最高目标。要努力让群众既坐上宝马,又喝上干净水;不能让干部坐宝马,群众喝污水,或群众一边坐宝马一边喝污水。要采取有效措施,实现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双丰收。

  过去,在中国传统发展模式中,过分地强调了快,而忽视了好;过分地突出了量,而忽略了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也太惨重。比如太湖蓝藻污染、安徽巢湖污染、云南阳宗海污染,等等。在当前,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日益严峻、严重的特殊形势、非常情况下,我们更需要深刻反思、认真总结,破除一切和科学发展不相适应的旧观念和旧框框,努力从传统的发展模式中走出来,用科学发展模式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11月24日在全省第一批学习实践活动转入分析检查阶段工作会议上说,当前的危机,是危中有机,是传统发展模式之危,科学发展模式之机。

  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真心实意地奉人民为衣食父母,心里装着群众,时时想着群众。要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期盼作为第一要求,把群众的安危作为第一要情,脚踏实地抓发展、抓民生、保平安、保环境,以实实在在的政绩造福人民,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同时,还碧水蓝天与人民。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政治博客”:值得重视的公民表达


  2005年8月的《美国博客研究报告》,通过对400个访问量最大的博客观测显示:在美国,政治博客是最流行的,其次是生活博客、科技博客和女性博客。1998年,个人博客网站“德拉吉报道”率先捅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案,被认为是最早的、成功的政治博客,在大约整整半年时间内,引领美国的政治舆论导向,在新闻史上创下了一个个人网站长时间设定社会焦点话题的先例。

  如果说博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已有十多年,它对中国的社会影响则主要是近五年。在我国,政治博客近年逐渐兴起。比如,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办的“两会博客”被认为起到了“让人们更广泛地了解与参与政治决策”的良性作用。由此可见,政治博客是“表达个人政治见解、影响国家政治生活,或者实现政治诉求,在网络上发表政治性网络日志的政治人物或关心政治的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个人化网络表达方式”。中国的政治博客一方面表现出草根网民对中国政治发展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关注与探讨,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从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级行政官员通过博客与网民实现互动,并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从博客的代表性来讲,尽管博客作者的年龄以18岁至35岁为主,但这个年龄段的人往往也是思想活跃、表达积极的群体,他们的博客要表达的并不局限于他们自身的社会利益,视线也不仅仅在自己生活范畴之内:无论是三农问题还是社会突发事件,他们都予以关注;在5•12汶川大地震面前,他们的政治热情又表现为志愿者的实际行动,数百万人将博客的模版变成对死难者的烛光哀悼。

  再说政治博客的平等性与公正性,尽管博客作者无论是年龄还是地区都有着巨大差异,边远地区的百姓上网都困难,当然也就很难通过博客写作,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与生活中的问题,但我们要看到这种趋势与发展过程。当发达地区的博客信息通过有效的方式获得反馈,并维护了公共权益,它就会促进不同地区社会公共表达的发展。有史以来,没有哪一种媒体与方式能像网络博客这样,使民众获得相对平等便捷的话语表达手段,而这种表达既可以自己完成,也可以通过其他人完成。它的即时性、无门槛、无限传播性,使博客更体现了草根精神与民本精神。

  最近发生的一起由博客引发的事件,或可成为政治博客的标志性事件。据报道,9月14日,记者孙春龙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出山西娄烦事故中存在的问题。9月17日,高层领导在“有博客刊登举报信反映8月1日山西娄烦县山体滑坡事故瞒报死亡人数”上作出了重要批示,案情开始有了转机。

  中国的行政官员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博客,现在还处于自发阶段,发表文章与互动交流也是随机性的。我们看到湖南某地的纪检书记通过博客发表从政观点,并通过与网民互动了解当地官员是否有贪腐行为,形成较大的网络威慑力与影响力;而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博客,又使我们看到他们的提案、他们的社会调研纪实,还有与网民们交流的内容。这些政治博客的大量出现,一方面促使国家行政获得长足进步,各级官员都可以通过这些博客获得一定的社会民意;而民众通过这类博客也获得理性的参与、表达的机会。

  政治的本质是公共事务,政治博客的本质就是通过网络博客的方式关注社会公共事件,它是自下而上的网络阳光。当然,政治博客要在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即使是批评性的,也要是善意的和有道理的,是维护公共利益的。针对一些政治博客鱼龙混杂的现象,有关部门要加强管理,加快落实网络实名制。目前,中国的政治博客才刚刚起步,我们希望看到各级政府与各级人大、政协网站上能率先开通实名制博客,通过博客的公开性与即时性,使政治博客获得更理性的发展,由此获益的不仅仅是相关机构,还有整个社会。 摘自《浙江日报》
 


 

由习近平同志批评官员“话语平庸”想到的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主政上海期间,曾对某些官员在新形势面前“话语平庸”的现象进行了概括:“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

  每每参加会议和讲座,都会听到长篇大论的套话。这些话往往不关乎会议的实质,也不会引起与会者的兴趣。不但会耽误会议的进程,还会给各类会议加上一顶“浮夸、虚假”的帽子。人们对这类话有两个很典型的称呼:口水话和官话。

  “口水话”是一些身处机关单位的人给予的称谓。从“口水话”这个绰号上,我们看到这些领导的下属们对于这种套话和废话的不满。将心比心,下属们参加会议本想得到更多的信息,更多的业务指导,可是长篇累牍的“口水话”会给他们什么印象?依照笔者看来,下属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演讲者和上级领导,他们肯定会觉得这样的领导不是一个“务实”的人。所以,他们对待会议的态度也不会多么重视。前一段曾经沸沸扬扬的,“与会干部睡觉”事件,一方面暴露出与会干部子身上的诸多问题,一方面也暴露出现在诸多会议“口水”严重,令人深思。

  “官话”是老百姓给予的特殊称谓。官场中的官员,说写官话也是不许掩盖的秘密。然而,官员的演讲词存在着诸多的废话,官员对于老百姓的民生问题的答复出现了太多的“口水”,最痛心的莫过于百姓。令笔者震惊的是,百姓痛心之时,实则是将“废话”和“官话”画上了等号。做官者的官架子,说话是“官话”,而且这官话不是为民办事的官话,而是冠冕堂皇的废话。如此为官、做事、说话,让老百姓怎么想?当“官话=废话”或者“官话≈废话”的时候,老百姓对于官员的印象又怎么能好?

  11月20日,前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官员需修“对外交流课”》的文章,认为一些中国官员不大懂得与外国人交流——“有的代表团,万里迢迢到国外招商,请了很多人,介绍自己的省份或者城市,结果一上台先说天气,"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来到美丽的巴黎,巴黎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好不容易讲到正题了,又是一大堆让人云里雾里的话语,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充满套话、废话和空话的无效交流上。 ”

  与此看来,不喜欢“口水话”和“官话”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百姓,外国的同仁也不喜欢。由此,“口水话”和“官话”就此事而言,也便成了“交流的障碍,招商引资的绊脚石”。如果放开了去讲,“口水话”和“官话”这种中国官场体系的常态行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障碍和绊脚石。  吴建民先生就此提出,提高官员的表达素养是当务之急的观点。其实,在官员表达方面,应该提高的不仅仅是表达素养。首先,应该铲除的就是“口水话”;其次,需要提高的是官员能够说真话,敢于说真话的能力;第三,还要提高官员敢于听真话,能够救真话,办真事的能力。

  由此,才能体味到习近平同志批评“话语平庸”现象的实质。也唯有用真话和实话来代替“口水话”和“官话”,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官员的表达素养,才能让老百姓满意。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以书施政”展现吏治新图景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向官员推荐5本书,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体会“变平的世界”,国务委员马凯写诗10首论读书,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走进大学讲国学,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亲为官员编“教案”,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批示多与学习有关,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带动官员来漂书,贵阳市委书记李军创作歌曲宣传贵阳,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推广国家读书节……

  这是11月21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载的一篇文章的片断。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薄熙来等九位高官“以书施政”灌输理念整饬官风》。

  从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定期集体学习,到温家宝总理妙用古诗文回答记者提问,这些都可看作是“以书施政”的信号。官员荐书、论书、倡议推广国家读书节……频频现身公众视野的高层官官所呈现出鲜明的以书施政的特色,则是对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自觉呼应。

  封建社会时代,以武定国、以文安邦几乎是历朝历代的成功经验;更有宋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留下了“以书施政”的千古佳话。今天,“以书施政”既是时代赋予官员的更高要求,也是官员提高自身素质、修身养性的必然选择。国学精粹,世界名著,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社会的浩如烟海的作品,滋润着人类的心灵,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样向官员灌输“以书施政”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整饬官风,更是新时代吏治的一条捷径。治国必先治党,治国必先治吏。从这些年来查处的官员贪腐案件看,导致他们腐化堕落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他们长期“不学无术”,自身缺乏人文意识和人文关怀,最终走向了违法犯罪的深渊。

  不仅如此,在我看来,“以书施政”还是提高官员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各种知识的更新速度极快,新知识、新事物乃至新问题层出不穷。作为担负治国理政重任的各级官员,只有不断学习、刻苦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世界学习,学习、借鉴、提高,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才能提高治国理政水平和执政能力,才能不被时代发展所淘汰。在官员中灌输“以书施政”理念整饬官风,从而带动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学习型社会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更是官员提高执政能力、正确有效履行职责的工具。以法治吏、以典治吏,还要以书治吏,如此,官风何愁不清!高层官员吹响了“以书施政”的集结号,官员读书生态必将大为改观。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学习型社会:社会发展的新思路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都强调要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近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同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又指出,“要努力传授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我国优秀文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在促进学习型政党建设进而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方面发挥积极推动作用”。那么,当前突出强调学习型社会建设有什么必要性和迫切性?什么样的社会才能称之为学习型社会?建设学习型社会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又有什么内在联系呢?请看本文的分析——

  我们党为什么要提出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目标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连续指出,我们要“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目标。那么,为什么要提出这些目标呢?我们的体会,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致力于引进国外的一些先进理念、科学理念,推动国家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学习型社会理论便是我国借鉴世界优秀理论成果,引领国家发展方向与策略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研究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学习型社会理论,便成为我国迎接新世纪全球竞争与挑战的必然需要。

  (一)在世界范围内,学习型社会理念是怎样被提出来的

  “学习型社会”这一新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教育学家赫钦斯提出的。他于1968年出版了名为《学习型社会》的著作,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人类未来社会应该是所有成年男女以学习成长和人格构建为目的的社会。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书,在国际范围内,把“学习型社会”作为未来社会形态的构想提了出来。

  1995年欧盟发表了《教与学:迈向学习化社会》白皮书,由此学习型社会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理念,在国际社会受到更为广泛的重视。1996年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从更广阔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中,深入思考未来教育面临的挑战和策略,认为“21世纪是人类迈向学习型社会的世纪”。《报告》指出“终身学习是打开21世纪光明之门的钥匙”,“终身教育”理念应根据现实需要加以扩大和重新界定。一方面,要继续重视终身教育使人适应工作和职业变化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要重视终身教育在铸造人格、发展个性以及增强批评精神和行动能力方面的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先后开始探索建设学习型社会,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积极致力于学习型社会的构建。

  (二)学习型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条通向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进而达到和谐世界的人类进步之路

  为什么学习型社会这一概念引起各国和联合国高度重视,把它作为未来社会形态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因为人类进入20世纪后期,社会发展呈现出四大方面的变化,决定了学习型社会必将到来。

  第一,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呼唤学习型社会的到来。

  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起源于人们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的反思。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不再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摒弃了那种仅仅把自然资源开发看作是社会经济发展之关键,把GDP增长看作社会发展之主要目标的观念。它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把社会发展看作经济、政治、文化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自然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过程。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把人力资源和人的创造力提升到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地位。“建设学习型社会”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的必然选择;克服以物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理念,也必然导致学习型社会的到来。

  第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学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使用为最重要生产因素的经济。它彻底打破了经济发展对物质资源消耗的绝对依赖,使科学技术、知识信息、创新变革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知识经济”归根结底是依靠“智慧”的经济,是“创新”的经济,而“智慧”和“创新”归根结底是人的智慧,要靠人来创新。所以,知识经济的关键是“人”,不是“物”。人力资本也因此在知识经济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学习与教育则是提高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芬兰自然资源匮乏,却屡次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竞争力第一,2007年人均GDP 45020美元,位居全球第9位。芬兰经济的成功,正是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高质量的教育与学习系统。因此,学习与教育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居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第三,信息技术的新发展为学习型社会奠定了技术基础。

  信息社会为满足人们随时随地学习的需求,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便利条件。信息技术、个人电脑和因特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人只要掌握了基本的操作技能,就可以随时获取需要的知识和信息。尤其是国际互联网作为一个巨大的信息平台,实现了跨越国界、地域、贫富、民族和文化的知识整合。世界各国人民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联,各国的优秀文化、科学成果、学习资源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可以便捷地为全人类共享。信息技术为学习需求的表达、学习资源的供给,以及教育形式的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证,是学习型社会到来的必要前提。

  第四,全球教育改革引发学习型社会的形成。

  随着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社会发展急剧加速。人们必须自觉地参与终身学习,才能跟上时代要求。教育也必须从阶段性教育走向全民教育、终身教育,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在这场教育变革中,除了学校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与机构也要承担起教育职责,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受教育机会。教育重心要从传统的以教授知识为主走向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素质为主转变,使学习者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体。

  顺应这四大历史趋势,教育必然成为未来社会的核心。社会与教育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一个社会将教育赋予核心的地位和崇高的价值,那么这样的社会应该有一个新的名称——“学习型社会”。

  学习型社会是以知识经济为基础,实现教育的社会化、社会的教育化,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是把学习与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基础和关键环节,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根本目标、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社会发展根本途径的社会。

  学习型社会将教育与学习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与关键。因为在当今时代,这不但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基本手段,而且也是达到更深刻、更和谐的人的发展,以及减少贫困、愚昧、排斥、压迫和战争的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学习型社会超越了“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模式的桎梏,充分体现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发挥人的创造力对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决定性意义。学习型社会是一条真正通向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进而达到和谐世界的人类进步之路。

  学习型社会是将学习型组织“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理念运用于社会管理和发展的一种新型社会

  与宏观社会向学习型社会迈进的步伐相适应,微观层面的各类社会组织也探索着适应新时代的种种变革。学习型组织理论应运而生,它顺应学习型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能够指导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从而为创建学习型社会奠定充满活力的微观基础。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彼得•圣吉博士,在著名的系统动力学创始人佛睿思特教授的指导下,历时十年完成了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开山之作《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他系统地提出了五项修炼方法,使一个组织锤炼成学习型组织。“自我超越”的修炼,强调人们要明确建立个人“愿景”,并在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中产生创造性张力,促使自我超越的实现;“改善心智模式”的修炼,要求人们修炼一种开放式的态度,打破习惯思维的限制,彼此坦诚地敞开心扉,才能够真正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进而产生创造性学习的结果;“建立共同愿景”的修炼,是在组织成员个人愿景的基础上酝酿整合出成员普遍认可的共同愿景,实现员工个体价值目标与组织价值目标的理性融合,持续感召组织成员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和谐地凝聚成组织的充沛活力;“团体学习”的修炼,强调团队成员通过不断地学习演练,提高整体协调配合能力,最终实现集体智慧高于个人智慧的结果;“系统思考”的修炼,强调要打破线性、分割的思维模式,以一种整体观、全局观来看问题,由只看事件,到看变化背后的结构,由静态的分析原因,到看见各因素间的互动,从而寻求一种动态的、精妙的平衡。系统思考是五项修炼中最重要的一项,也是统合了五项修炼的关键一环。

  学习型组织管理将教育学引入管理,以提高成员个人、团队和组织整体学习能力为主要手段,来解决调动员工积极性、创造性和提高组织整体竞争力的问题。学习型组织管理将学习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持续学习使组织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用组织学习带动组织文化建设、带动需求激励、带动制度建设。学习型组织管理改变了泰罗制纯理性主义的管理思路,实现了管理理念由“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飞跃,实现了领导方式由个人英雄式领导向集体英雄式领导的转变,实现了管理架构由等级森严的科层制向边界模糊的扁平化网络格局转变。因此,学习型组织管理是21世纪的新型管理理论,是适应知识经济飞速变化的管理方式,是符合民主管理潮流的管理理论,是继古典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管理和企业文化管理之后的又一次管理学革命。

  建设学习型社会离不开学习型组织建设,学习型组织是构成学习型社会的细胞。成功的学习型组织是一个自由、开放、便于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共享学习系统,同时它也是一个能有效地将学习行为转化为创造性行动的动态过程。因此,学习型组织是学习型社会创新与变革的动力源泉。学习型组织强调组织成员持久的学习行为,并为其提供终身学习的条件保证,组织自身也形成了系统化的持续学习和创新,永葆竞争活力。可见,学习型组织建设不但是知识经济背景下各类社会组织提高整体素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而且还担当起了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的主要职责,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从微观层面上讲,学习型组织是构成学习型社会的基础,学习型社会是将学习型组织“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理念运用于社会管理和发展的一种新型社会。学习型社会的核心在于通过组织化的学习活动,努力培养社会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文化精神,提高社会的综合素质、运作效率和竞争能力,推进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因此,学习型组织理论是创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在学习型组织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活动,构成了学习型社会的实践基础。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创新成果,是指导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重大战略思想。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实质进行了深刻阐述。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如何把这一宏大的战略思想,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真正将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建设学习型社会是一个有力抓手!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首先强调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要围绕这个宗旨进行。建设学习型社会,加强学习与教育,提高人的素质,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其次,以人为本还强调人力资源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和创新能力是推动和保证各项工作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只有依赖教育事业的进步和学习活动的普遍开展,才能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才能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证。因此,以人为本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学习型社会。建设学习型社会,就能逐渐使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走上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保证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在经济建设上,十七大报告要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将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同时强调要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现我国经济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最重要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各类组织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这一重大发展战略的基础工程。破除劳动者素质瓶颈,挖掘人与组织的创新活力,都迫切需要通过建设学习型社会来实现。

  在政治建设上,十七大报告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要从政治和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提供坚实保障,而且要从治国理念和公民意识教育方面奠定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建设学习型社会,正是维护社会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培育公民意识的基本手段,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保证。

  在文化建设上,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文化与教育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文化建设需要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

  在社会建设上,十七大报告提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其首要特征就是“学有所教”。因此,建设学习型社会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基本要求。要按照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优先发展教育,抓紧实现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通过建立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与终身学习服务体系,保障全体国民享有良好的受教育条件和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使学习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最大限度地满足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需要。

  可见,学习与教育已经不再是一项一般性的工作,而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前提、基础和关键环节。建设学习型社会,也不仅是教育领域的变革,而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是我们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目标,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同时它又成为引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强劲动力

  学习型社会是一个基于学习的创新型社会。党要成功地领导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就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来建设学习型政党。这既是党的自身建设的迫切要求,也是党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先锋带头作用的需要。

  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加强党的建设,“要按照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学习型政党是基于学习的创新型政党。学习型政党作为学习型组织的一种类型,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的。建设学习型政党,旨在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把学习作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关键措施,通过开展各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提高党员的素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提升全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使党持续创新,与时俱进,永葆青春活力。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目标,是在继承我们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基础上,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理论的产物,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之一。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党成功领导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要求,是加强全党理论武装的迫切需要,是全面提升党员素质和能力,保持党的生命力的需要,是进一步改善党的学习的需要。

  如果党不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不理解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组织的相关理论和精神实质,就不可能站在国家发展战略任务的高度,全面推进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伟大工程,就不可能改善自身学习,创新理念与方法,也难以引领其他各类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工作。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力领导、科学决策、高效执行。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领导核心,要首先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只有建设学习型政党,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引领国家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只有建设学习型政党,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在全球迈向学习型社会的历史潮流中,带领人民建设一个更加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学习型社会。

  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实现城市发展模式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

  北京市是全国开展学习型社会创建工作比较早的城市,具备良好的创建基础。作为国家首都,北京要带头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依据十七大提出的“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实现城市发展模式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

  2004年,市委、市政府召开了首都教育大会,印发了《关于实施首都教育发展战略,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到2010年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学习型城市初步建成”的目标。经过几年来坚持不懈地努力,北京市基本上建立了区委领导、政府推动、教育主导、条块结合、全员参与的区县创建工作运行机制,建立了社会化、信息化的学习教育网络,并且通过大力开展以评促建活动,在全国率先初步建立了学习型城市的框架。

  2007年3月市委、市政府发布了[2007]7号文件《关于大力推进首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决定》,并于4月11日召开了北京市建设学习型城市工作会议。这不仅是对以往工作的总结与表彰,更标志着北京创建学习型城市工作掀开了新的一页,走上了一个更高的起点。

  《决定》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北京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到2010年初步建成学习之都。成为以现代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组织为基础,以广大市民的良好素质为支撑,教育事业最发达、学习资源最丰厚、学习氛围最浓郁、学习条件最优越、优势人才最集中,能够通过学习带动各项工作创造一流业绩、充满创新精神和发展活力的知识化、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建设“学习之都”的目标,为北京建设学习型社会描绘出了宏伟蓝图。贯彻十七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更为北京学习型城市的创建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类社会组织,都应该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和做好学习型城市的创建工作。

  第一,要把建设学习型城市作为践行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学习型城市是以人为本的城市。我们建设学习型城市,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又要把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作为城市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根本手段。

  第二,要把建设学习型城市作为实现首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要通过建设学习型城市,大力促进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加强教育、文化发展薄弱环节的建设。要通过健全终身教育体系,确保全体市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促进社会公平公正。要通过建立终身学习服务体系,满足市民学习需求,提高劳动者素质。要通过民主法制教育,提高市民的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保障政治民主。要通过开展对就业困难群众的职业培训,推动充分就业,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要把建设学习型城市作为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建设学习型城市,加快城乡教育资源的统筹规划与优化配置,从资金、政策、人才上,大力扶持农村教育的发展。要加大对相对落后区域的教育投入,促进首都区域协调发展。

  第四,要通过建设学习型城市,提高市民的综合素质,培育大批创新型人才,为北京更好地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问题、发展循环经济、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奠定丰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带动城市建设和发展走上依靠人力资源提升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创建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促进首都市民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大力提高市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要强化树立首都意识、文明意识、学习意识、创新意识,做到党、政、工、团各类组织齐抓共管,充分发挥社团等群众组织的作用,动员广大市民群众积极参与;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分阶段、有计划地推进工作。

  特别要抓住学习型政党这个关键不放松。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要以创建学习型政党为龙头,带动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引领全市创建工作大步前进。

  创建学习型城市是城市发展模式的伟大创新。它有助于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带动北京城市发展走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轨道上来。加快创建学习型城市的步伐,应该成为北京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和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力抓手。

  综上所述,学习十七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所要建设的是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实践层面讲也应该是一个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如果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那么建设学习型社会就是我们出色完成这项历史任务,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策略和强力引擎。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知识管理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摘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管理越来越被人熟知和重视,但是究竟何谓知识管理?知识管理对企业而言有何重要性?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面对知识管理应采取什么应对措施?本文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探讨知识管理,以及在知识管理背景下企业的文化建设和人力资源管理如何应对,以及两者如何相互作用。

  [关键词] 知识经济; 知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一、知识经济对企业的挑战

  美国当代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在《巨变时代的管理》一书中指出:“在当今社会中,知识是个人乃至整个经济的主要资源。土地、劳力和资金这些经济家所认为的传统生产要素,现在虽然没有式微,只不过变成第二顺位。只要有知识,这些要素皆可轻而易举取得。”简言之,未来世界的经济发展将取决于知识的累积和应用,知识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源,而人类社会的脚步也已迈入知识经济时代。

  如此,未来的经济活动将是以专业及服务为主的知识经济。知识是企业的主要经济资源,而知识工作者就是其主要资产,企业要从现有知识中创造出新资源,就必须对知识加以管理。De1phi consuting Group在2002年调查显示,有九成以上的美国企业对知识管理抱以正面评价,认为它可以提升企业竞争力。而根据勤业顾问公司及管理评论杂志的调查报告,美国大约有超过1/3的主要高科技公司,均已正式成立或计划成立知识管理系统。《The KNOW Network》杂志2000年的调查显示,全球令人赞赏的知识密集公司由于推行知识管理,业绩大部分都能持续成长,呈现出高盈利能力、高成长性的特点。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要想取得竞争优势,首先应考虑如何找到一种有效的知识管理方式,以累积、应用企业知识,增强企业实力。

  1.促进知识快捷共享。知识需要时间才能获得,但人的时间非常有限,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寻求知识和搜集有价值的经验。知识共享能够较好解决这个问题。

  2.快速响应外部环境。由于企业组织日益全球化,使得企业的运作变得更为复杂,而且更需要快速地响应外界变化,因而需要更多的知识输入。

  3.保护核心知识资源。企业员工一旦离职,就会带走相应的知识和经验,从而造成知识的流失。如果无法留下这些人的丰富知识,则知识会随着员工的离职而流失。

  4.有效应对信息爆炸。面对计算机网络化带来的信息爆炸,如何更准更快发现需求的知识?如何有效应对信息泛滥?对此,知识的管理、组织及传递更加重要。由上可知,面对日益复杂的竞争环境,当代企业如何管理内部的知识,就成为非常重要的话题。

  二、知识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

  (一)知识管理的定义。

  知识管理目前尚无一个标准的、清晰的定义。但有一点却得到了共识,那就是知识管理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对人的管理,也不是真正的对知识的管理。知识管理的对象至少应包括企业价值观、目标、策略、知识管理方法、组织与人员、核心工作程序,以及信息数据库等层面。而知识管理更倾向于知识共享、信息系统、组织学习、智力资本管理、绩效管理和加强。

  在讨论企业知识管理之前,应首先界定智慧资本的定义及组成,因为它们是组织建立竞争优势的基础。“智慧资本”是指每个组织成员及要素,能为组织带来竞争优势的一切知识、能力的总和。智慧资本分为三大类别:人力资本、结构性资本、关系性资本。“人力资本”是指组织内部所有成员之知识、技术、能力、经验、虚拟的所有权等,是组织中最重要且最难以掌握的资产。“结构性资本”是指组织内知识文件占的比例、专有知识的库藏(如专利、排版、商标、商业秘密等),它甚至包括管理哲学、组织文化、管理流程,以及各种奖酬制度等。“关系性资本”也称为内部资本,系指组织与外部顾客往来的关系,例如品牌、信誉、顾客关系、组织合作、加盟及授权等关系的价值。它是智慧资本中最能直接转换为财务利益的重要部分。总之,知识管理就是通过有效的信息技术与管理制度,对组织中的智能资本进行系统整合、储存、应用、移转与创新,使其可以被组织成员使用,创造出新的价值。

  (二)知识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

  在实施知识管理的过程中,知识管理部门(或机构)需要各个部门的参与和配合,其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信息技术部门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信息技术部门为知识管理提供技术支持,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则协助配置知识管理所需的组织模式和人力资源。

  与人力资源管理相类似,知识管理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起的是全局性和基础性的辅助作用,而两者又相辅相成,共同提升企业竞争力。在实施知识管理后,人力资源管理将从知识管理的成效中获得辅助和支持,而知识管理也相应地需要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提供配合和协助。在企业引入知识管理后,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些工作方式将会有所变化,而分析这些变化可以从分析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关系、知识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两个方面入手。

  (三)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的关系。

  当代企业尤其是知识型、技术型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和知识管理部门所管理的是企业的几项重要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和企业组织文化。为了实现商业目标,企业需要形成商业资源、行为能力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的竞争力,而人力资源、知识资源和组织文化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必备要素。由知识资源和组织文化“武装”起来的企业团队实践着企业竞争力模型的设计、运作和完善,并创造出企业价值。

  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和知识管理的客体——人力资源、知识资源和企业组织文化,三者间一般难以做完全独立的评估,缺少了任何一项都无法发挥出企业所需要的能量。人力资源是知识资源的创造者、载体和管理者,也是企业文化模式的设计者和实践者;知识资源是个人能力素质和精神素质的发展源泉,企业文化是人员素质发展的环境和动力因素;企业组织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需要相关的知识资源,而良好的学习型、协同型企业文化也为知识资源的汇集和交流提供适合的环境。

  (四)人力资源管理和知识管理共同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企业竞争力模型中,有组织的“学习能力”被认为是最核心的企业竞争力,是持续完善和优化企业运作模式及运作机制的基础,也是提升企业的行为能力、精神文化和商业资源竞争力的基础。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持续提升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和知识管理发挥着相辅相成的配合作用。

  三、知识管理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一)知识管理下的组织文化。

  成功的知识管理必须依赖文化、管理、组织三个层面上的配合。组织文化在知识管理中发挥着极为重要作用。因此,在推行知识管理时,首先要注意“文化的变革”,努力塑造出适合知识管理的文化。

  1.经验分享的文化。所谓的组织文化就是一个组织内成员共享的价值、信念和实务,它根源于组织的核心价值,并反映在组织许多可见之处,如:使命、价值、哲学。一个有知识分享文化的组织,成员会将分享意见和观点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非被迫去执行。因此,组织必须要通过改造组织文化,建立起一种信赖分享的文化,使员工之间乐于助人分享工作经验,学习他人的知识。

  2.鼓励学习的文化。组织是否鼓励学习?是否有得力的措施?是否有良好的学习氛围?这对个人的学习行为和态度有重要影响。因此,组织在推行知识管理时,需要培育鼓励学习的文化。如果组织文化是不容许有多元意见的话,则会减少员工的学习机会,打击员工学习的积极性。而一个鼓励信息开放且诚实的环境则学习机会较高。如果组织想要培育创新文化时,必须创造一个知识创造的宽容机制,包容各种不同观点,鼓励员工勇于试错,在探索学习中成长,在试错中开拓创新。

  3.信赖与合作的文化。如果组织内的员工不会觉得害怕合作或彼此竞争,则较易执行将知识转化为行动。如果太过强调内部竞争则会混淆了激励和竞争,而组织能否建立员工愿意分享知识的环境,关键在于互动学习的培养。因此,组织应透过各种机制与途径,鼓励经验的交流,建立信任与合作,重塑人性关系。

  4.创新与支持的文化。传统的激励机制,容易造成员工对自己知识的保护。因此,推行知识管理中必须创新机制,提供知识创造与分享的奖励与诱因,支持员工从事知识创新的工作,使员工有时间有条件去做知识管理。公司的主管也要乐于接受新观念与新事物,并愿意承担员工创新的风险,从而使员工敢于去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二)知识管理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

  知识管理的主体是“人”,这就决定人力资源管理在知识管理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信息技术只能为知识的存储、传播、组织、管理等提供技术手段,不能解决员工对于分享知识的抗拒。在大部分的组织里,知识仍然是权力和利益的重要来源。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措施,员工仍不会愿意和他人分享所知。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发挥职能作用,帮助建立知识管理的促进机制。以下从选才、用才、育才、留才及晋才五个活动方向上,来说明企业如何透过人力资源管理的功能来促进知识管理。

  1.选才活动。企业在选聘人才时,要十分重视候选人的能力素质,为组织增添新的知识资源,同时要求候选人要乐于知识共享。要重视候选人的发展潜能,以企业的学习成长为目标,着眼于员工未来的潜能开发,选择一个愿意学习的人。候选人最好要具备多元的能力,来使组织中存有多元化的知识与思想,进而刺激新的想法与创意,促使知识创新的发生。

  2.用才活动。为了推动知识管理,企业必须交给员工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并加以培训。在工作中,要尽可能赋予员工自主行事的权力,减少对员工的制约和束缚,增加员工的创造动机和创新活力,促使自主人迸发出创新的思维,使创新的激情弥散到整个组织。同时,还可以采用项目人力资源调配及组成跨功能团队的办法,形成多元化的团队知识,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交流等形式,增强知识的交流共享与创造。

  3.育才活动。一是加强员工的学习培训,如可采取“名师带徒”的形式,使师傅的隐性知识显性化,并在企业中得以继承和传播;还可采用职内培训与职外培训的方式,建立与用才相配套的学习模式。二是培训方式除了常规的以外,还可以借助网络技术,提供更多更的学习内容、更便捷的学习渠道,推进知识的分享、交流、整合与创新。三是加强岗位交流,推进多岗位锻炼,培养复合型人才,有助于知识的融会贯通,并由此产生知识创新。四是要更加重视员工所学知识的实践应用,并由此设计学习内容和考核办法。

  4.留才活动。要设计适当的激励机制,使员工愿意为企业服务,乐意分享知识与信息。其中,薪酬系统的设计是关键。薪酬系统具有三大功能:吸引、留住和激励人才。这三大功能针对不同的群体而言各有侧重。如果要吸引人才加盟,薪酬系统要具有“外部竞争性”,其薪资综合水平必须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如果想要留住员工,薪酬系统要同时具有“外部竞争性”和“内部公平性”,因为内部分配“不公”同样会让员工也无法忍受。如果要有效激励员工,发挥员工更大潜能,应重视奖金、红利等激励方式。

  5.晋才活动。主要是通过将绩效考评与职业生涯规划相结合,使员工在企业中能够得到很好的培养锻炼,并在创造出良好业绩的基础上,自己的职业生涯能得到较好的发展,从而产生出对企业的归属感。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至关重要的资本,人力资源是最为宝贵的资源。随着中国企业生存状态和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的不断深入,如何加强企业知识管理,用好、留住现有知识并不断创造出新的知识,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当然,知识管理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企业界,都还是一个正在茁壮成长的新事物,我们要完全认识并驾轻就熟地运用它,还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到位并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知识管理一定能够快速推进,在促进企业发展中取得越来越大的成绩。 摘自《理论前沿》
 


 

本轮宏观经济波动的理性思考


  这轮宏观经济波动应该从2007年算起。2007年初首先是资产价格(包括股价和房价)大涨,紧接着在后半年又是CPI和PPI的大涨,通货膨胀在中国首次表现为资产价格、消费品价格和投资品价格的轮番上升,因而我们在2007年后半年开始了旨在实现双防(防通货膨胀和防经济过热)的从紧性货币政策。从紧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在2008年初首先出现资产价格的回落,尤其是股价大跌和房市销售量萎缩,紧接着在5月份以后又出现了企业信贷资金紧张,出口下滑和增长回落,因而中央将“双防”政策变为“有保有压”,即保经济增长和压通货膨胀,这样一来,从紧性货币政策的提法也就淡出人们的视野,央行对于除了房地产之外的产业开始松动信贷政策,以保证经济增长能保持在应有的增长范围内。

  对于这轮宏观经济波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可以说思想极为活跃,且争论尖锐,再加之现代网络工具(例如个人博客)的推波助澜,这场激烈的争论和思想的活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是稍微沉思之后,我却感到在这种争论之后,似乎有些经济学的基本常识需要人们重新认识,理性思考。因为有些问题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讲的那么复杂,而是我们连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都违背了。在这里,实际上不需要探讨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需要温习一些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只要回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许多问题都能找到真正科学的答案。

  一、此次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什么原因形成的?

  我国此次出现的通货膨胀,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出现的几次通货膨胀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所有通货膨胀都是基础货币多发的结果,通货膨胀最终都是货币现象,在这一点上,这次通货膨胀与前几次没有什么不同。但我国这次货币多发的原因与前几次货币多发的原因有很大的不同。这次主要是我国过度地实行了依靠出口和吸引外资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过度地扩大出口和盲目吸引外资而引发了我国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国际收支的正常项目即进出口失衡,表现为贸易顺差过大;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也失衡,表现为资本顺差过大。因此,不仅进出口出现贸易顺差,而且资本项目也出现资本顺差,也就是出现了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国际收支这种双顺差的失衡,必然迫使央行投放基础货币收购流入中国的过多外汇,从而引发了央行在基础货币上的过多投放,使得央行货币发行上的外汇占款过大,货币多发,而且外汇储备也过大。

  实践表明,我国这次国际收支失衡所引发的人民币外汇占款过大与外汇储备过大,其后果是严重的:第一,人民币占款过大使得基础货币多发,从而引发了通货膨胀。第二,目前巨大的外汇储备,既不能用于社会保障,也不能用于抗震救灾,当然更不能作为“平准基金”而用于拯救暴跌的股市,因为外汇储备是对外购买力的符号,如果在国内动用,就必须要兑换成人民币,这等于货币增发,从而会更加加重通货膨胀。第三,外汇储备过大引发了我国财产缩水,例如美元储备在美元贬值的条件下会缩水,即使买了美国的债券,也会使我们受损失,尤其是有些债券风险甚大。我国持有美国政府国债的数额已经很大,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美国政府国债,同样也会在美元贬值条件下而有损于我国的财产。第四,外汇储备难以用于我们需要的购买,例如我们需要购买新技术和资源,但这些都恰恰是国际卖家不想给中国的,我国对外购买力实际上难以实现。第五,我们如果通过设立国有公司进行海外投资,但谁能保证投资不会出现巨亏?历史经验和实践证明,巨亏的风险是很大的。总之,国际收支失衡所引发的人民币外汇占款太大和外汇储备太大,都不是好事。

  如何办?关键是要深化改革。

  首先,应该使汇价成为真正的市场机制。在汇价作为市场机制的条件下,其自由波动,首先会对国际收支的正常项目即进出口进行有效的调节,例如汇价上涨,必然抑制过度的出口,而有利于推进进口,从而保持进出口平衡;而汇价下跌,必然有利于推动出口而有效抑制进口,从而推动进出口平衡。同时,汇价同样也会对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进行有效调节,从而保持资本项目的国际平衡。总之,只有保持汇价的市场机制本性,才能有利于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其次,应该使外汇市场真正形成。外汇市场是调节一个国家外汇规模的最主要机制,在外汇市场真正开放的条件下,外汇的增加不会导致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因为外汇会很快地被民间购买和用于国际购买。我国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由外汇市场,外汇在资本项目下并没有放开,所以外汇流入中国,就只有靠央行收购,央行被迫多发人民币,最终推动了国内通胀的形成。如果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外汇市场,在资本项目下也允许人们自由买卖外汇,那么央行就不用再多发货币去收购外汇,外汇会迅速地被民间力量购买和很快在国外花掉,从而就不可能出现国内通货膨胀。

  在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必须重申,这就是:国际收支必须保持平衡。

  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实应该积极扩大出口,但必须要保持国际贸易平衡,不能在国际收支的正常项目即进出口项目下,出现过大的贸易顺差和引发过大的外汇储备。如果我们出口量很大,而进口量却太小,就等于我们用物质财富换回了别国所印制的纸币,我们实际上是用辛苦创造的物质财富,换回了“风险”,因为别国的纸币会贬值,而且会引发中国人民币的多发。因此,我们应追求进出口总量的增加,而不能只单纯追求出口量增加。

  同时,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是对的,但不能盲目吸引外资。因为任何外资,只要是不以实物投资,而是以外汇投资,央行就必须要收购这些流入中国的外汇,其结果只能是货币多发。因此,吸引外资要作深入分析,要有选择地吸引外资,尤其不能简单地吸引以外汇形式而进行的投资,例如不能简单地允许外资以外汇形式收购中国的企业股份,因为这些外汇流入中国,如果不能在国外花掉,就必然加大中国的人民币的投放,造成货币多发,形成通胀。

  因此,任何国家都必须遵守这条经济规律:国际收支必须保持平衡。如果国际收支大幅度失衡,就必将受到惩罚。例如我国目前受到国际收支双顺差之苦,越南则受到国际收支双逆差之苦。所有新兴的经济主体,对此都要关注。

  二、为什么在信贷资金紧缩下有些企业资金链断裂?

  在本轮的宏观经济波动中,国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实行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结果使得许多企业感到资金紧张,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浙商资金链断裂似乎成了一道灰暗的“风景线”。据《特供信息》2008年第29期统计:浙江省“青年星火带头人”,义乌的金乌集团董事长2008年6月因为欠银行及相关企业2.98亿元债务而远走马来西亚,至今仍滞留不归;义乌的“一帆餐饮有限公司”老板朱世南于2007年8月一家突然失踪,据传欠当事人债务约3亿元,因资金链断裂不知去向;等等。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不少人认为是因为实施从紧性货币政策,这些企业融资出现困难而导致了资金链断裂,也有人认为是因为金融体制不完善,民营企业贷不到正常的银行资金,因而走向民间信贷,民间信贷的“高利贷”导致企业出问题。也就是说,人们更多地将焦点集中在企业外部环境上,很少有人去分析企业自身的原因。其实,这些企业出问题,不仅仅是紧缩性货币政策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管理不善、盲目扩张、投资失误等原因而造成的,信贷资金紧缩只是“引爆”了早已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企业的资本金程度极低,甚至完全是靠债务资金扩张,因而抗风险能力极差,任何企业的资本金与债务资金都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否则,就会受到因资金链断裂而走向破产的惩罚。

  企业资本金与债务资金,二者具有不同的成本、风险,对于企业经营管理也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应当对二者进行合理搭配和恰当选择。需要提及的是,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在进行资金结构选择时的倾向是不一样的,单一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由于没有实现出资人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的分离,往往风险较高,因而一般应避免大量借入债务资金。

  从风险的角度来看企业不要资本金(或只要很少的资本金)而仅有债务资金固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社会资源,但这种资本结构同时存在极大的风险。债务资金的本息偿还对于企业来说是硬性的约束,一旦企业无力按期偿还就会有破产的风险。当企业盈利状况良好的时候固然不必担心债务的偿还,但企业的经营不可能是一个平稳的过程,一旦外界或内部条件发生不利变化时企业就会陷入债务危机。同时,由于风险加大,债权人也会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企业借入债务资金的成本会上升。因此,企业的债务资金比例不宜过高,过高了就会影响到企业的稳定经营。实际上,企业的发展和扩张是依据资本金的状况来确定的,没有应有的资本金作支撑,企业是不能盲目依靠债务资金来扩张经营活动的。我国不少企业在国家宏观调控,压缩信贷规模时而消亡,主要是因为负债率太高,资本金与债务资金不合理而出了问题。这次宏观调控出现的问题,也是如此。我研究了这些出问题的企业的资金结构,它们几乎都是盲目靠债务资金进行自我扩张的,因而当债务资金筹集稍有问题时,就爆发了企业危机。

  也就是说,企业应当具有一定的债务资金,同时这一比例又不能过高,也就是企业应当具有适度的负债规模,我们称之为适当的资本结构。企业建立之初就应当力图建立适当的资金结构,如果发生了某种偏差,企业可以利用新的资金融通来纠正这一偏差,使之回归于适当的水平,这是企业资金融通战略的重要任务。

  我们认为不存在最优的企业资金结构,而只存在适当的资本结构,在进行资金融通以趋向于适当资金结构时,应当参照影响企业资金结构的各种因素,灵活地进行选择和把握。一般认为,影响企业适当资金结构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第一,外部因素。其中主要包括:一是同行业水平。实际上,一定的行业往往表现出一定范围的负债水平,如在民航、金融、钢铁、石化等行业,由于一次性投资巨大,仅靠资本金往往不敷使用,且这些行业一般具有较低的破产风险,或者破产对资本金损失不大,故一般具有较高的负债水平。而对于其他一些行业如主要利用人力资本的高科技产业,往往负债水平很低,因为这些行业不需要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且具有较高的风险。二是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形势如同人的呼吸,波峰、衰退、谷底、复苏依次相继,在宏观经济的不同态势下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经营风险是各不相同的。这样企业就要顺应宏观经济走势进行资金结构的调整,一般说来,当经济高速增长、市场需求旺盛的时期可以适当提高负债水平,在经济增速减缓、市场疲软的时期可以适当降低负债水平,以减少风险。三是金融市场状况。金融市场状况对企业资金结构的影响是直接的,当股市高涨时,企业可以多考虑从股市筹集资金,适当增加资本金的比例,反之则减少资本金比例。当银行贷款利率下调时,企业可以多考虑从银行获取贷款,适当增加负债比例,反之则减少负债比例。四是国家产业政策。国家对于不同的产业往往具有不同的产业政策,从而造成对企业资金结构的影响。如国家对于某些重点扶持的行业往往给予优惠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适当增加负债比例,利用社会资源加速企业的发展。

  第二,内部因素。其中主要包括:一是企业经营战略。企业经营战略是对企业经营的总体规划,包括企业的经营目标、经济资源的组织、战略目标的分阶段实现等。这样的总体规划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资金结构。一般来说,如果企业战略偏重于短期目标,往往可以考虑较高的负债水平,而如果偏重于长期目标,往往应当维持较低的负债水平。二是企业经营风险。企业的经营风险实际是一系列风险要素的组合,包括市场对企业产品需求的稳定程度、产品价格的波动程度、产品成本结构和稳定程度、企业资金周转率等,但简言之,可以归结为企业收入的稳定程度。企业收入越稳定,则可以维持越高的负债水平,反之则必须保持较低的负债水平。三是企业盈利水平和股利政策。当企业盈利水平很高时,企业利用资本金的成本很高,可以考虑适当提高负债水平。反之,当企业盈利水平很低,甚至不足以弥补债务利息率时,则不能考虑增加负债的方式。四是企业的资产构成状况。企业资产的流动性越强,企业在债务危机时越可以通过资产的迅速变现来进行债务偿付,则企业越可以维持较高的负债比例。反之,如果企业资产不容易迅速变现,或是在变现时会有较大的损失,就要保持较低的负债比例。五是股东和经营者的理念。很难说这一点到底属于外部因素还是内部因素,其实它是内外部因素的综合体现。一个地区、一个时期具有一定的社会观念,一个企业在其长期经营中也会形成固有的理念,这些都会在企业资金结构上有所体现。有的经营者追求稳健,就倾向于维持低的负债比例;有的经营者更追求增长速度,就倾向于维持高的负债水平。有的地区的股东十分注重自己的控制权,一般就不愿意对外筹集资本金。这些都是由企业经营者和股东的理念所影响的。

  上述这些影响企业资金结构的因素,都是以企业债务资金比例不能太高为前提的,是建立在资本金必须充足的基础上的。因此,企业应该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内外部因素的状况确定一个适当的资本结构作为目标资本结构,然后在资本融通时即可以向此目标进行调整。如果负债水平过高,则融入资本金;如果资本水平过高,则融入债务资金。从我国近几年的现实状况来看,在资本金和债务资金比例上出问题的,往往是债务资金过高的问题。因为债务资金太高,所以企业无法抗衡国家宏观上信贷政策的过速变动。因此,在这方面,企业一定要把握好资本金和债务资金的比例,切不可超越资本金与债务资金的最低比例结构,要守住这个底线。一旦债务资金比例太高,那么即就银行愿意贷,你也不能要,因为这涉及企业的生死存亡,负债率过高的企业,是不可能有效经营的。对此,我国企业界要有清醒认识,宁可企业扩张放慢,也不能因为要快而不注重这个标准和“硬杠子”,决定扩张规模的,不是能否筹集到多少债务资金,而是企业资本金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债务资金,能承受多大规模的扩张。

  因此,关键是要坚持资本金与债务资金的比例比较合理的制度,资本金所占的比例不能太低,如果太低,就必然使企业更多地依赖银行信贷资金,当央行根据宏观经济要求实行紧缩性政策时,企业就会感到资金紧张,甚至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形成资金风险,从而发生停产甚至破产,因而债务资金过高是企业稳定发展的大敌。当然,在企业因资金链出问题而难以维系时,政府这时往往会在这时考虑就业和社会稳定而松动应该实行的紧缩性政策,难以使宏观调控达到预想目标,因而债务资金过高也是宏观调控的大敌。不过,在企业资本金和债务资金比例合理的条件下,就不会在企业经营和宏观调控中出现这种情况。

  如何能够实现资本金与债务资金的比例合理?一是要将资本金与债务资金比例作为创办企业和企业扩张的制度要求,银行不能给资本金与债务资金不合理,也就是资本金过低的企业贷款。二是要在整个社会中实行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制度,将间接融资只作为流动资金的融资方式,形成直接融资为主而间接融资为副的金融制度,这样就会使整个社会的企业都能够真正转向以资本金为基础的企业。三是企业要实行混合经济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开放的,能接纳社会上的各类资本的投资。现在有些民营企业基本上是家族式企业,产权制度是封闭的,因而在扩张时无法接纳各类资本的投入,只能依靠银行信贷资金或民间信贷资金,从而形成若央行紧缩,就无法保持正常经营的格局。因此,我们应该推进混合经济体制。

  三、为什么股市暴跌和人们要求救市?

  在这次宏观经济波动中,股市经历了从暴涨到暴跌的“坐山车”过程,在暴涨中,不少人为之欢呼,但一进入暴跌,人们就开始急呼救市。从而形成了要不要救市和如何救市的大讨论,各种观点充斥各种媒体。在2008年8月19日一位海外投行的经济学家透露政府将用4000亿救市,结果是第二天股市暴涨,但此信息并未得到政府证实,结果股市又大跌,股民损失惨重,连李嘉诚先生都讲“靠这种消息在股市赚钱的人真是罪过”。有人讲,中国股市,真是无奇不有。

  中国股市为什么成了一个“政策股市”,当股市下跌时,人们总是企盼“政策救市”?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市公司从不注重对股民的分红,股民的投资不能从上市公司那里获得应有的收益,只能将收益放在股价的上涨上,因而中国股市不是一个投资性股市,而是一个投机性股市,这就导致了人们只能将自己的投资回报压在股价的上涨上。如果股民们能从上市公司那里获得自己的应有投资收益,那么股民就会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上市公司的回报率的选择上,而且会长期持有那些回报好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上市公司从来就不注重对股民分配应有的投资回报,股民的投资回报只能靠股价的上涨而获得,从而造成了投机性太强的市场格局。

  最近有许多关于救市的建议,这些建议的实质无非是两条。

  一条是要求通过各种政策调整股票的供求关系,形成股票的供不应求,从而提升股价。其中主要包括:在股票供给上,强调减少股票供给,例如,通过缓解“大小非”的压力而降低股票的供给,通过放缓上市的速度而减少股票供给,从而通过减少股票的供给而保持股票的供不应求,提升股价;在股票需求上,强调增加股票需求,例如,通过推动各类资金进入股市而增加股票的需求,通过政府资金来购买股票,通过要求各上市公司回购自身股票而增加股票要求,从而通过增加股票需求而调整股票供求关系,保持股价的上涨。

  另一条是减少印花税,通过国家减少相关税收的方式激活投资者的投资欲望,推动股价上涨。

  总之,救市者主要是强调靠政策调整来救市。中国股市本来就是一个政策市,如果仍然这样去救的话,那么政策市的特征将永远摆脱不了。关键的问题,恐怕是要推动上市公司的改革,使上市公司能够为股民们分红,将投机性太强的股市,转变成以投资为基点的股市。

  获得投资收益,是所有者权益的最基本形式,如果上市公司不为股民分红,那就说明上市公司并不是股民的,股民与上市公司经营状况无关,因而股民只有将股价当作自己的所有者权益,从而将关注点集中在股价上,进而会导致投机行为极强,使得股市非常规地波动。正因为股民的利益只系于股价,所以股市在波动中,当股市大跌时,人们就需要政府“救市”。但在股市非正常地大涨中,却并没有人呼吁政府“抑市”,如果政府要理性地“抑市”,则会遭到人们的强烈谴责,例如2007年为了“抑市”而提高印花税,就受到人们的强烈批评。因此,要形成人们的理性投资行为,关键是要将投机性太强的股市,变革成为以投资为基础的股市。

  如果当人们追捧股票分红,而并不追捧股价的时候,那些不注重分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将会下跌,甚至无人问津,其形象将会受到损害,这些公司就必然会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从而会推进这些公司的内在素质的提高。那些分红高的上市公司的股价当然会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但股价又不可能太高,因为股价太高,就使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受损,从而使股价保持在应有的价格上,不会出现股市非正常上涨。由此可见,当人们关注股票分红时,股市就会有一个理性的调节器,这个理性的调节器就是投资回报。所以,应该将股票分红作为一个硬性指标。

  在股票分红作为上市公司的一个硬性规则而发挥作用时,那些分红高的上市公司就会受到投资者的追捧,而那些分红低甚至不分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就会被投资者冷落,这样一方面能对上市公司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它们提升自身经营水平,又能使股市保持理性的波动,从而使投机性过强的股市转向以投资为基础的股市,彻底从政策性股市转向真正的股市。

  如果我们不从上市公司的质量提高上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而只是一味强调政府救市,其后果是很不好的,而且政府恐怕也不会救市,这在理论和实践上似乎都解释不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确实负有重要责任,要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过程。但政府的调控可能更注重对实体经济的调控,例如现在我国因为治理通货膨胀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会引起就业和经济增长下滑,因而政府就要通过宽松的财政政策增加公共产品投资,并通过降税等方式而推动消费,从而使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能带动经济的增长,最终能保证就业的增加,但这些措施与有人所期望的救市是两回事,不能将政府为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投资等同于政府救市,这两者虽然有关联,但实际上是两回事。政府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中的价格、就业、增长,股市虽然与价格、就业、增长相关,但并没有直接联系,尤其是现在在我国,就更没有直接的关联。因此,投资者不要被某些救市者的所谓信息而“忽悠”。中国股市的出路,在于深化体制改革,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改革,上市公司应该将对股民的分红,作为硬性承诺。当人们关注上市公司分红和业绩的时候,中国股市才能走向投资性股市,政策性救市只能是越救越增加股市的投机性,这就失去了我们发展股市的本来意义。 摘自《理论前沿》
 


 

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解读


  积极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有质有效推进

  2007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为13.7万亿,而这次扩大内需投资规模到2010年底仅两年多时间内高达4万亿,年均2万亿的额度是上次年均1300亿的15倍,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可以预见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十分明显。据专家测算,仅今年第四季度增加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提前安排200亿元,至少拉动经济增长1.3至1.4个百分点。可以预见,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在政府投资“乘数”的作用下,维持一个较为合理的发展速度既现实又可能。

  确保积极财政政策有质有效推进,是各级各部门亟须研究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此,笔者提出一点粗浅的建议。

  一 合理把握积极财政政策的尺度。这里有三点需要考量,一是“量”上要控制,赤字预算的安排、国家信用的透支,一定要坚持审慎的原则,切实将发债数量控制在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决不能由此而形成风险,甚至危及国家财政经济安全。二是“时限”上要合理,积极财政政策属于短期化政策,一般以两三年期限为宜,若像上次那样长期化实施,就会背离国际通行规则,不但降低政策的作用功效,而且还会产生逆向调节作用。三是充分考虑到政策的“时滞”效应,积极财政政策同其他政策一样,完全释放其作用功效尚需时日,要在贯彻好“四字”原则快、重、准、实 的前提下,有效克服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问题。

  二 适度减税也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扩张性财政政策包含着“加法”和“减法”两个方面。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是人们的惯性思维,也是通行做法,这样似乎是“看得见的手”,作用效果直接。而现实的情况是,公共支出的作用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弱化,甚至还会出现负向激励的问题。相反,采取适度的减税政策,由于降低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形成了税收“洼地”,就会出现大量的生产者、消费者、就业者,从而激活了微观经济运行的链条,带动了经济复苏高涨,而充足的经济活动行为又为组织政府收入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所以,当期的减税可能会带来财政收入的暂时减少,长远看积极的减税有利于涵养财源。要借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大力实施的有利时机,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要求,积极实现我国现行税制的优化,消除税制设计上过分注重效率、强化聚财功能等缺陷,还原税收的公平、公正、中性特征,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注入体制机制活力。

  三 保增长与促发展二者不可偏废。增长是发展的基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发展也离不开增长。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多年的实践证明,实现国民经济适度增长,对于化解结构调整、体制转轨中的矛盾和问题,改善民生,促进就业,意义重大而深远。此时我国重启积极的财政政策,一个重要寓意就是要防止经济大幅回落,确保经济增长。但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所以,增长要讲质效,并有利于提高人民福祉,不能片面追求数量和总量的扩张,更不能为了应对短期的金融危机而牺牲长期的发展。运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要把促进经济增长与推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切实做到既拉动当前增长,又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四 加强监管、提高效益是关键。增发国债,实行赤字的财政政策,花的是纳税人的远期税收,所以,花在哪?谁来花?怎样花?是民众最为关注的基本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要构建一个阳光民主的分配机制、相互制约的监督机制、科学合理的问效机制和责任追究的惩罚机制,防止“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同时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审计、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各项支出绩效最大化。

  积极避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的四种倾向

  《环球时报》日前披露:国务院十大措施甫一公布,各大部门“积极”相应,新旧投资规划立即上报,许多地方政府、驻京办、驻部办、京内外企业闻风而动,国家有关部委门前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借鉴1998年时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此次扩张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下述四个问题上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并有效克服。

  第一,避免审批经济的倾向。国债资金通常是在国家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下,采取投资项目由地方、下级层层申报,中央、上级层层审批,银行配套贷款、地方配套安排的运作模式,其实质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循着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又会在不知不觉中重新步入“审批经济”的怪圈。一方面,地方政府必然加速其“跑步进京”的努力程度,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另一方面,部门也会不断强化其“部门利益”。所以,要通过深化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等,有效避免这一倾向。

  第二,避免重复建设的倾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启动一大批建设项目,除国家重大基础项目外,地方政府也将续建、新建一大批一般项目。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就是要加强项目的审查管理,严格执行国家限定或鼓励的产业目录,避免出现新一轮建设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的发生。

  第三,避免挤出效应的倾向。政府扩大赤字、增发国债必然引起对民间资金供应的减少,从而减少民间投资。要防止该倾向的出现,一是政府性投资严格限定在公益性、基础性范畴,二是降低民间资本进入的门槛,三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功效。

  第四,避免旧体制复归的倾向。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上,一般认为,货币政策偏重于市场调节,财政政策特别是国债投资政策偏重于政府的计划调节。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如果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国债规模不加控制,就有可能强化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导致旧体制复归,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所以,要相机抉择、审慎灵活地选择财政政策的具体类型,努力营造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环境氛围。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周期


  自“9•11”以来,全球经济经过短暂调整后,世界GDP增长经历了1970年代之后最强劲的一个增长期。但是伴随着世界经济深层次结构问题的不断累积,特别是去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不断升级和蔓延,世界经济开始出现转折,进入新一轮周期性调整阶段

  自“9•11”以来,全球经济经过短暂调整后,世界GDP增长经历了1970年代之后最强劲的一个增长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3~2007年5年间全球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达到4.9%;同期世界贸易扮演了“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角色,贸易量以年均7.9%的增长率增长,远高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世界跨国投资额连续4年大幅增长,从2003年的5578.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1.83万亿美元。

  本轮全球经济的强劲扩张周期展现出一些重要特征,比如:以新兴国家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普遍增长、新兴经济体能源消耗比重上升、以高端制造和服务业为主导的跨国转移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展迅速等。但是伴随着世界经济深层次结构问题的不断累积,特别是去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不断升级和蔓延,世界经济开始出现转折,进入新一轮周期性调整阶段,并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世界经济进入结构调整期

  2007年下半年以来,以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次贷危机出现及演变为金融危机为标志,世界经济面临着原材料、粮食、能源等价格高涨,通货膨胀风险加大,流动性过剩与信用紧缩并存,实体经济增长受到冲击等诸多挑战,世界经济繁荣周期发生转折,本轮经济增长已经进入调整期。

  结构性问题的不断累积正在对世界经济基本面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基本面已受到严重不利影响。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已演化为金融危机,其负面影响还在深化,世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前景悲观。主要国际组织调低了未来一段时间GDP、贸易、投资等重要经济指标的预期。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发会等预测,2008年,世界经济仅增长1.8%,全球贸易增长4.5%,跨国投资将下降10%。

  世界范围内通货膨胀形势严峻,油价高位震荡局面难以在短期内消解,世界粮食价格高企不下。2008年以来,全球石油、粮食、矿产等大宗商品物价出现了持续、快速的上涨,有50个国家的物价出现两位数的上涨。近期雷曼破产、美林遭收购等新的金融危机迫使美国政府和各国央行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很可能提升新一轮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08年全球通胀率为5.5%。

  部分重点行业出现全球下滑趋势,以世界房地产价格为例,2008年中有多达21个国家的房地产价格比去年同期下滑,而在2007年中只有5个国家出现下滑。其中,美国主要城市的楼价在2007年第二季度至2008年第二季度之间,下跌了15.4%,英国下降了6.33%。

  世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短期看,为降低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世界主要经济体被迫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在加强稳定性的同时,也加大了通胀压力;一旦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上涨,必将引起新一波通货膨胀。最终流动性泛滥和宽松的货币环境造成的通胀只能靠紧缩的货币政策予以解决,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必然使世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长期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使得全球范围内大量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廉价能源时代可能一去不返,世界经济正在遭遇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瓶颈制约,建立在现有发展模式基础上的世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将率先发生转折 受金融危机影响,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经济趋于疲弱,率先出现转折,实体经济已受到显著不良影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OECD对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来看,2008年全年欧洲、美国、日本经济增速能够维持在1%~2%之间的增速,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速都在1.4%~1.7%。今年二季度日本和欧元区经济已出现负增长;剔除外需因素,美国经济实际上也处于衰退边缘。

  而联合国5月份的预测表明,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下滑至-0.2%。2008年8月份美国就业人口呈现第八个月持续下降的局面,失业率仍将维持在4年来5.7%的最高水平,工厂就业人数下降3.5万人左右。制造业呈现停滞状态,通用汽车公司等跨国公司巨头出现经营困难现象。7月份建筑项目的消费开支将呈现出7个月以来的第五次下降局面。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欧盟中期预测报告》,2008年,欧盟27国和欧元区1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预计分别为1.4%和1.3%,比2008年4月的预测值分别下降了0.6和0.5个百分点,而通货膨胀率仍将分别达到3.8%和3.6%的历史高位,到2009年,有可能陷入比较严重的经济衰退。受出口下滑影响,日本的经济增速有可能放慢到1%以下。自2007年9月,日本对美出口连续12个月逆差。2008年8月,对美出口下降了21.8%,当月出现30.9亿美元的逆差,这是日本26年来首次月度贸易逆差。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周期性调整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本轮经济周期中普遍出现快速增长,但发达国家仍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这一轮增长在最终动力上仍严重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市场和投资,并没有与发达国家脱钩。首先,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一半以上的出口是以欧洲和北美为目的地,外需不足将导致出口回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面临巨大压力,经济稳定增长明显受到威胁。2007年美元兑亚洲一揽子货币贬值13%,使亚洲出口产业遭受重创,增幅下降,众多出口企业破产。史蒂芬•罗奇指出,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经济体应将增长方式转为国内需求。但这可能意味着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从前几年7.3%的年均增速下降至5%左右。其次,外来投资也会出现调整。按项目数量计算,发展中国家70%以上的投资来自发达国家。即使增长较快的亚洲大部分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其基建资金大多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受次贷危机影响,美欧资本市场流动性严重缺乏,各国纷纷出资救市,势必影响到对外直接投资。2007年,美、欧、日对亚洲地区投资分别下降了7%、16%和13%,其中美、日、德对华投资分别下降8%、26%和60%。

  此外,发展中国家还面临更严重的能源原材料约束、经济转型难度上升、输入型通胀压力严峻、金融风险累积及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等众多内外部风险。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是当今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者,掌握着有关世界经济发展各项议题的话语权。美元、欧元和日元是最重要的国际通行货币,发展中国家若要分享全球化的好处,将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和议程来决定自身的发展战略。

  当前美国房产价格下跌引起的次级债危机已发展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贸易、投资、生产、就业等多重矛盾,对全球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不利影响,可能引起新一轮周期性调整,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可能发生重大周期性变化。

  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

  本轮世界经济周期面临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已经累积了大量风险,经济调整在所难免。从现状看,调整幅度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有温和调整和局部衰退的可能性;同时如果多种不利因素叠加,不能完全排除硬着陆的巨大风险,出现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本次经济增长能否顺利走出低谷,主要取决于:美国经济自我调适的能力,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波及程度,各国对经济增速调整的承受能力,新兴经济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效以及国际经济协调的有效性。

  首先,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承担重要责任和义务 在以美国为主扩张性货币政策环境下,世界经济长期失衡和流动性过剩是造成本轮经济放缓的根本原因,美元贬值以及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降息、注入流动性,继续刺激流动性泛滥而引致的连锁反应,已演变为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美国理应在检视自身经济发展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前瞻性的经济决策,真正使自己的货币政策服务于本国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其次,全球动员,致力于推动结构性问题的解决 在全球化的框架下,货币政策的外部效应日益明显,解决全球性的金融问题,各国不应只考虑到本国利益,更应该有全局性的眼光与全球责任感。各国在检讨本国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应积极寻求货币以外的其他政策渠道缓解当前的金融危机问题,并切实解决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结构性问题。

  第三,加快改革现有国际经济金融协调机制,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继续扩大 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尤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现有的国际经济金融协调机制已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当务之急是进行更新和改革。目前已提出两种改革方案,一是七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20国集团”,形成固定的对话和协调机制;二是把目前的七国改为四方协调机制,即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虽然任何一种改革都很困难,但无论何种改革都意味着,在21世纪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为推动世界经济协调发展,有效防范和科学监控国际金融风险,发达国家必须加强与中国等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和对话。

  第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

  整 资源密集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据测算,如果中国、印度的人均能源消费达到美国水平,全世界需日增产原油6000万桶,相当于现有产量的2倍。如果中国、印度两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美国水平,全世界排放量将是目前水平的3倍。全球的能源供应和环境承载量无法支持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高能耗高污染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有序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发达国家共同努力,积极应对能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

  第五,继续推动新一轮多边谈判,抵制新保护主义 在经济增长不景气的情况下,各国通常倾向于采取贸易投资保护政策。贸易增长历来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开放有利于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起作用,增进全球的经济福利,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尤其需要各国加强合作,相互开放市场,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活动,带动世界经济走出衰退阴影。各国应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站在自由贸易立场上,积极实施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加强全面经济技术合作,推进多边贸易规则谈判顺利进行并取得实际成效。

  中国如何应对世界经济的周期性调整

  总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潜在风险增多。同时作为发展中大国,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之后,我们自身面临大量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在冷静判断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密切关注和准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增强经济工作的主动性、系统性和预见性。

  第一,渐进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序实施人民币国际化;密切关注和加紧防范美国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与挑战,加强对资本流入尤其是热钱的监控、监督和管理;同时,继续稳步有序推动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

  第二,密切关注国际能源资源、粮食价格变化对国内生产和消费价格指数带来的影响,既要防止通货膨胀风险又要防止经济增长下滑。建立粮食能源战略储备制度,采取多种措施保证国内粮食供给,抓住适当时机推进能源价格体系改革,鼓励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三,制定紧急预案,在外需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用足财政政策,适时扩大财政在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的支出,以扩大内需,弥补因世界经济放缓和需求下降对出口可能造成的冲击。

  第四,在积极稳妥推动中国制造顺利转型的同时,一方面要把保持出口稳定增长作为当前的重点任务,稳定外贸外资政策,优化贸易投资环境,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加大对中小出口企业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大力倡导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努力提高服务产业比重、质量和水平,从根本上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第五,积极参与多双边领域的国际经济协调、对话和合作,积极支持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努力寻求与各国经济的共同点和互补点,减少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提升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摘自《中欧商业评论》
 


 

怎样看待当前宏观经济政策


  今年以来,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总体上看,我国国民经济基本面较好,如经济平稳增长、外汇储备充足、通货膨胀下降等。但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我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央审时度势,见事早、行动快,及时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对稳定经济、稳定市场、稳定人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出现经济困难。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东南沿海的一些外向型企业因订单减少而经营困难。面对近几年最为严峻的形势,我国政府为了保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当机立断,果断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总投资将达到4万亿元。

  解读这些政策措施可以看出,它们对于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变。第一,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发生转变。去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两防”,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今年中,根据经济形势变化,中央提出的宏观调控目标为“一保一控”,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而11月初中央新政策的出台,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已转变为“保字当先”,即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放在首要位置。第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发生转变。此次政府投资不再着重于竞争性领域和产业领域,而是重点投资于城乡基础设施领域,注重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注重生态环境保护,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政府投资的公共性。第三,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发生转变。这次政策的出台具有系统性、全局性和密集性,不仅出手快、出拳重、措施准、工作实,而且伴随有大量的配套性政策,着力于国民经济全局发展,政策力度超过以往。第四,宏观经济政策的推进方式发生转变。以往根据经济运行情况,政府政策的出台一般着重于市场环境的改善,在推进方式上大多是渐进式的。而此次政策的出台,突出了政府的强力推动,其目的就是要在短期内尽快显现出政策效果,而不贻误时机。这些变化表明,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日臻成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不断增强。这是我国国民经济避免大起大落的基本保障。
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放在首位,这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变化,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在当前形势下的正确选择。从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看,它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而其中经济增长是最基本的目标,因为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是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的基本手段。从增强经济信心看,经济信心就是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公众对未来经济前景不看好,企业就会减少投资,银行就会减少贷款,居民就会减少消费,市场就会陷入萧条,最终会导致经济陷入停滞。因此,在经济困难时期,提振经济信心和经济预期尤为重要。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10项措施的推出,其重要意义之一就是提振公众经济信心。从保持国内外经济稳定看,目前欧美国家经济下滑严重,有的国家经济甚至已出现负增长。这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我国政府强力拉动经济增长,不仅对稳定国内经济而且对稳定世界经济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寻求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政策平衡


  一、“一保一控”是宏观政策基调基本一致下的适时微调

  近期,中央将经济工作方针由“双防”调整为“一保一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继续坚持对通胀压力高度关注的前提下,“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被“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所取代。国内外都十分关注这个政策基调微调背后可能出现的宏观调控新举措。

  从基本的政策取向上看,这些政策措辞变化的政策基调是连续和一致的,并不意味着宏观政策取向出现了重大改变。今年以来的宏观政策走势也与预定的方向基本一致,只是因为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的自然灾害、经济结构调整、外部需求降低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为防止经济短期内出现过快下滑而进行了微调。

  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稳步发展,但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加剧、能源价格上涨、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进入周期性回落的运行阶段,同时也进入到一个经济结构调整压力空前加大的阶段。从统计数据来看,GDP增速在2007年二季度达到11.9%的高峰后,出现了不断下滑的走势,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为10.6%,二季度为10.1%,目前已是连续第四个季度出现回落。出口方面的回落更为明显,在人民币升值效应不断扩大和外需减弱等因素的影响下,上半年出口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5.7个百分点,6月份更是大幅回落到20%以下。应该看到,经济增速的放缓固然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和年初制订的“双防”调控措施密切相关,经济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宏观调控的目标得到初步实现。

  客观地讲,在全球经济普遍回落的情况下,2008年上半年我国GDP取得10.4%的增幅并不低,同时,经济的下滑还带有明显的地区性特征。经济增长回落主要是由珠三角、长三角等以外向型企业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下滑所带动的,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经济增幅依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全国有15个省市的GDP增幅达到或超过13%,中部9个省、自治区GDP平均增幅达14.01%,而西部9个省市、自治区(除遭受地震灾害的四川省)GDP平均增幅也达12.31%。这种行业和地区性差异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结构调整的阶段密切相关,传统的依靠低要素价格投入、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增长,在人民币升值和资源价格上扬后,必然会进入到一个以提高生产效率、淘汰落后产能为主的调整阶段。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首当其冲,调整过程中的经济回落和阵痛也在所难免。

  不过,从国际经济环境上看,全球经济的回落已经是一个显著趋势,其中的主导力量之一是美国。目前,世界经济周期性回落的调整压力才刚刚显现,这对已经日益全球化的中国经济必然会产生深远影响。从宏观政策的角度看,过快上涨和过快回落都可能对经济形成显著冲击。当前政策基调的微调,关键目标还是在于防止经济过快回落,而不能视为宏观政策基调的转折和拐点。

  二、尽管CPI稳步回落,抑制通胀仍是当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从国际经验看,经济转型往往容易伴随着通胀的压力。这一轮中国的通胀是全球经济快速扩张、货币政策持续宽松背景下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扬传导的结果,也是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等深层次矛盾的反映,是国内资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低估压力在特定环境下的释放。

  5~8月,国内CPI连续四个月呈现回落的走势,这一方面和食品价格的回落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季节性因素所致,2007年同期正是粮价高涨的时期。因此,通货膨胀可能会进一步回落,但是通胀压力依然存在,总体的通胀水平依然会处于不低的水平。目前,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价格依然在高位运行。尽管CPI开始出现回落,但1~8月累计仍然上涨了7.3%,属于很高的水平。生产价格方面,1~8月累计PPI同比上涨8.2%,8月份更是高达10.1%。PPI不但是衡量工业品出厂价的指标,也是CPI的领先指标。工业品价格的大幅增长也使得未来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景不容乐观,即使不会全部传导为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必然会挤压企业的盈利能力,从上市公司盈利的角度加大微观企业的调整压力。

  从外部环境看,在次贷危机缓解、房地产价格调整大致结束前,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在一定时间内都会十分宽松,美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相对高通胀、低增长、实际利率为负的新时期。同时,在美元贬值以及实际需求的推动下,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未来的通胀压力。中国对成品油和电力价格的管制,暂时延缓了油价上涨带来的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国内的油价大致相当于国际市场80美元每桶左右的价格,一旦能源价格逐步放开,PPI将承受更大的上涨压力。

  因此,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和国内PPI加速上涨的情况下,要充分意识到通胀压力可能会因为经济转型的推进而长期化。这不仅是因为国际市场的宽松货币环境和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也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失衡可能需要通过特定行业的价格上扬来矫正。相反,如果对通胀的形势过于乐观,或过分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可能会贻误抑制通胀的良好时机,也可能过早放松货币政策,导致抑制通胀的成本更高。严厉的反通胀举措短期内可能会牺牲一点经济增长,但是至少可以避免在更高的通胀压力下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代价。越南宏观政策的教训之一,就是在通胀相对稳定在7%~8%的时期,忽视了通胀的潜在压力,导致通胀的失控转化为货币危机。与此相对照,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严厉紧缩政策创造的稳定货币环境,为美国随后近20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政策的变化更加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从“双防”到“一保一控”,也是宏观调控政策灵活性体现。

  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较低的物价水平,是经济中的一道难题,理论上讲这两个目标很难同时达到。当前经济回落的过程会持续多长时间,回落幅度会有多深,实际上取决于在劳动力的持续投入速度回落后,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和技术进步速度是否可以持续乃至提高。这本身就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长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科技水平和劳动力素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正是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最有利时机。从全国格局看,去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下滑更多地出现在对出口加工型行业高度依赖的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在珠三角和浙江等地,一些中小企业出现了大面积的倒闭,这固然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速度,然而,这些现象的出现本身也是这些地区结构调整的一个体现。如果能够通过结构调整推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从“贸易立国”到“科技立国”的转变,中国经济依然可以在经过经济转型后再次提升速度。如果基于调整中出现的一些压力和经济减速,就普遍放松货币政策,不仅会导致未来的通胀压力更大,也会影响结构调整的效果。

  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正朝着预期有利的方向发展,投资和消费得到进一步改善。“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产品的生产增速回落,六大高耗能行业生产同比增长14.5%,比上年同期回落5.6个百分点。而高新技术制造业增速则进一步加快,上半年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7.6%,同比加快0.5个百分点。但应该看到,无论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还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依然会长期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创新的促进等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财政、金融、税收等多方面政策进行局部调整。

  首先,无论是否提货币政策从紧,抑制通胀的现实要求也不可能使货币政策具备短期放松的条件。抑制通胀仍将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任务。当然,在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也要体现充分的灵活性。例如,货币供应量基调仍然需要保持从紧,但是信贷管制的决策权要更多交还给银行,让他们做出市场化决策。

  其次,在货币政策从紧的情况下,中国应对结构调整还有较为有利的政策条件。现在我们财政的实力依然较强,财政政策应当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主要包括:完善社保体系,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和救助,实施更为灵活的税收政策,适当降低企业经营的税收特别是受到紧缩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的税收,等等。

  第三,针对不同地区在紧缩时期的不同状况,采取差异化的政策举措,促进资源跨区域、跨行业的流动。

  第四,在紧缩信贷市场的同时,需要鼓励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建立,满足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的金融服务需求。

  第五,宏观政策从紧与理顺价格关系的调整。当前中国经济的失衡,与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价格管制密切相关。中国政府在通胀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果断出台调高油价电价的举措,显示了对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的信心。这种主动进行的资源价格改革,预计仍然会在适当的情况下稳步推进,从而有利于理顺价格关系。 摘自《新华网》
 


 

经济放缓与政策加速


  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已转为在巨大的支出规模下,最终支出的效率如何

  目前,中国的实体经济增长确实正在迅速放缓,这在10月发布的经济数据中已有所显示。受外部需求放缓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近期可能进一步下行。

  本季度内,美国消费支出持续疲软,同等重要的是,商业支出目前也显现出收缩的迹象。当前,美国的失业问题日益严峻,而英国的失业率最近也有所提高,与美国失业率的变化趋于同步。此外,日本及其他G3成员国的资本货物订单也呈持续下滑趋势,这些都成为我们所做预测的佐证——这个季度,将成为全球设备采购支出显著收缩的开端。

  而中国经济增长的迅速下滑,向我们展现出一个引人注意的谜团。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经济周期与全球周期之间只存在松散的联系。据此,我们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放缓之时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出口市场份额;其金融市场相对隔绝于目前的危机;并且,中国政府将实施有效的反周期政策。目前看来,上述假设仍是正确的。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近来中国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此外,2008年上半年通货膨胀飙升,同样对中国家庭的购买力造成一定冲击。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此前对出口及国内经济增长的放缓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直到近期才转而开始努力重振需求。在过去几个季度中,中国政府一直都在实施紧缩的货币措施,这措施的滞后效应可能仍在对抑制需求发挥效果。总而言之,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中国经济呈现一定的下行风险。

  针对目前迅速恶化的全球及国内经济局势,中国政府已经积极采取措施,推进实施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我们最近调研发现,中国各地方政府都在紧急制定与经济刺激计划相关的支出计划;各地对外宣布的投资规划总额,现已远远超过原计划的4万亿元人民币。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似乎已不再是中国政府推出经济刺激计划的支出额过小,或实施速度过慢;而对于“经济刺激计划中新增支出所占比例”的争论,更多是基于人们各自的预期,或许只代表一个精确度的问题,并不是很有意义。

  相反,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在如此巨大的支出规模下,支出的最终效率如何。

  在全球需求衰退的大背景下,政府激荡起的投资大潮,可能会不同程度地导致腐败案件的增加与支出的浪费。当其他地区的经济和需求急剧恶化时,中国经济会再度出现“产能”投资过热的问题吗?所有投资是否都能集中用于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更为必要的社会福利基础的建立、健全,以促进消费呢?

  尽管我们相信,随着本轮投资的兴起,中国在2009年的GDP增长速度可达到8%,然而,这些投资的质量才是市场真正关注的。

  谁将从这一财政刺激计划中获利呢?从积极的方面看,水泥、基础设施相关部门、电信与银行业将成为主要受益者。而日用消费品、制药业以及保险业因其在经济下行周期中的防御性优势,其盈利前景值得期待。

  然而,除水泥,此项经济刺激计划并不能促使其他大宗商品市场复苏。因此,在适当时机减持工业用金属(铝业、钢铁等)等大宗商品市场中的投资,或许是比较明智的选择。我们预计,这些部门在未来两三个季度中可能出现盈利的巨幅下降甚至亏损。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趋缓,以及股市与房市的疲软所带来的负财富效应,耐用消费品行业,如汽车业,会面临较大的盈利压力。事实上,中高端零售商在今年10月中旬已感受到销售减缓的压力。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作为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计划的十项措施之一,政府提出为低收入者建设经济适用房的政策。这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而言,可能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虽然政府尚未就相关项目的执行进度和实施细则等作出说明,但它已明确提出:中国将加速公共房屋或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设,用以出售或出租给低收入人群。

  目前,房地产市场内交易量与需求低迷,并存在过度供给的风险。房价仍需下调,才能刺激销售量的增加。根据对供需前景的预期,房地产行业的私人投资正不断放缓。

  在这样一个脆弱的市场环境中,政府采取扩大房屋供给的行动,可能更加强了房价进一步下跌的市场预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房地产市场曾经持续低迷,正是因为香港政府在脆弱的市场环境中还采取了扩大房屋供给的行动。目前,内地房地产市场可能会重蹈香港覆辙。  摘自《财经网》
 


 

短期内宏观经济将延续下滑势头

——四季度经济形势预测分析


  一、宏观经济呈现出逐季快速回落趋势

  今年以来,在周期性、结构性调整和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三重影响下,我国经济进入调整期,GDP增速逐季快速回落,前三季度GDP分别增长10.6%、10.1%和9%,同比增幅分别减少1.1、2.5和3.2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部需求明显收缩

  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特别是欧美日等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已经或将进入衰退,我国外贸出口受到直接冲击,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

  1.出口实际增速大幅降低

  剔除价格因素后,中国目前进出口实际增速仅为10%左右,大大低于往年同期水平。事实上,从去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出口实际增速已经开始大幅回落,剔除价格因素,中国出口实际增长2007年4季度为14.8%,低于三季度近6个百分点,2008年前三季度出口实际增速分别为11.2%、11%、13.2%,低于上年同期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

  2008年以来,中国进口价格指数一直高于出口价格指数,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目前,我国贸易条件指数为91.7,明显低于去年同期98.8的水平。这表明中国贸易出口相对于进口的盈利能力和贸易利益正在减少。

  2.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减速

  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减少、消费水平下降,导致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增速回落。前三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增长11.2%,同比下降4.6个百分点;对欧盟出口增长25.6%,同比下降5.3个百分点。另外,中国第三位出口地区——香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转口贸易受阻,港内大量企业倒闭、内部消费萎靡,经济开始步入衰退,前三季度中国对其出口仅增长8.9%,同比下降6.2个百分点。

  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蔓延,新兴经济体发展也受到拖累。前三季度,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增长14.7%,同比下降69.8个百分点;对印度出口增长43.1%,同比下降24.4个百分点;对东盟出口增长28.4%,同比下降3.3个百分点。中国对新兴经济体主要国家出口放缓,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今年出口下滑趋势。

  外部需求减少,出口增速放缓,贸易顺差下降,使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5%,比去年同期下降8.9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

  (二)住房、汽车等消费龙头市场低迷

  2008年,中国两大消费结构升级主导产业——房地产与汽车行业出现调整,行业景气度下降,消费需求减少,对关联产业的影响逐步加深。

  1.市场需求收缩

  一是房地产成交量大幅萎缩。由于资本市场动荡,经济前景不明朗,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浓厚,前三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4.0亿平方米,下降14.9%,降幅比上半年扩大7.7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增幅下降48.8个百分点。成交量下降导致开发商资金紧张情况加剧,房价涨幅开始回调。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一季度上涨11.0%,二季度上涨9.2%,三季度上涨5.3%,北京、上海、深圳等部分大中城市房价出现下跌,商品房空置面积明显增加。

  二是汽车销售滑坡。前三季度汽车销售量增长29.1%,同比回落9.0个百分点。其中, 8月份全国汽车销售环比、同比均出现下降,环比下降5.5%,同比下降6.3%;9月份虽然环比上升,但同比仍下降2.7%。销售量下降导致企业盈利能力降低,据统计前三季度汽车行业国企共实现利润218亿元,同比下降0.8%,出现负增长。

  2.行业景气度下降

  一是全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从2007年11月份的106.59开始逐月下行,9月降至101.15,达到2006年2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行业景气度下降,导致资金注入减少,前三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28083亿元,仅增长10.7%,同比回落27.2个百分点。景气指数显示,未来房地产市场可能由前一阶段“量跌价滞”进一步发展为“量价齐跌”。

  二是全球汽车业调整将影响中国汽车业发展,行业前景不甚乐观。美国9月份汽车销量较去年同期下降27%,创1991年以来最大月度跌幅;欧洲新注册车辆同比大幅下降8.2%。国际汽车市场需求缩减,生产萧条将逐步向中国传导。中国汽车业在成本上升、出口降低、需求减少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价格及利润方面压力较大,行业未来发展预期不佳。

  房地产与汽车业作为中国当前的支柱产业,是本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具有产业链条长、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等特点。这两大产业的调整,将对上下游钢铁、建材、水泥、家电等一系列关联行业增长形成制约,并通过产业传导机制,对电力、煤炭、运输等基础性行业造成影响,从而加深对国民经济调整的负面作用。

  (三)工业生产大幅减速

  下半年以来,中国工业增长急剧回调,惯性下跌趋势明显,对GDP增长形成强烈下拉作用。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降至15.2%,同比回落3.3个百分点。尤其是第三季度,工业增速下降幅度呈明显扩大趋势:7、8、9三个月的工业增速分别为14.7%、12.8%和11.4%,同比分别回落3.3、4.7和7.5个百分点。31个省区市有25个出现不同程度的减速。

  一是作为工业生产风向标的发电量、原油加工量等指标延续下降势头。9月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继6、7、8月持续下降后,跌势不改,同比仅增长3.4%,原油加工量增长3.7%,粗钢产量下降9.1%。地震、奥运等短期因素对相关地区发电、能源类企业的干扰基本结束,发电量、钢产量等指标增速持续降低反映出未来工业生产将继续下滑。

  二是由于出口减速、外需降低,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放慢。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2.6%,比上月下降3.7个百分点。长期以来,中国工业有较大比例产能被用于外贸出口,工业出口交货值增幅持续下降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继而可能出现减产、停产现象。

  三是工业品库存激增。7月份以来,我国工业产成品库存量持续攀升,9月产成品库存指数超过50%,达到近3年内的最高水平。全国20个行业中,9个行业产成品库存指数高于50%,有部分行业高达60%以上。库存增加意味着当前大部分行业面临的市场供求形势发生改变,未来企业缩减生产规模在所难免,相关产品价格面临调整压力。

  (四)部分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

  受前期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紧缩性信贷政策实施、人民币升值、外部需求减弱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今年以来,中国各类企业盈利能力明显下降。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9.4%,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7.6个百分点;亏损企业数量接近20%,电力、纺织、有色行业亏损情况严重。前期中国企业高利润增长率和高盈利能力的局面出现逆转。

  一是重点行业出现高额亏损。当前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能源原材料基础行业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减产现象。首先,钢铁业亏损额加大,前三季度钢铁行业亏损额达11.54亿元,是去年同期的18.06倍。其次,电力企业亏损程度加深,前8个月,电力行业实现利润230亿元,下降78.5%。火电行业由去年同期净盈利455亿元转为净亏损216亿元。再次,前三季度炼油行业巨亏1200亿元,炼油行业面临巨大压力。

  二是国有企业利润率降低。全国国有企业前三季度累计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近两月增幅逐月放慢;前三季度实现利润同比下降2.9%,连续出现负增长。同时,国有企业投资收益增幅环比下降。中国当前大部分重化工业产业龙头为大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下滑,预示着下一阶段重点产业实现利润将出现回调。

  三是以民营性质为主的中小企业出现集中破产倒闭现象。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三季度这一数字继续扩大,而且部分低端外资企业撤离中国。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数比重大、吸纳就业人口多、对工业增长贡献大。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将导致未来我国就业形势趋于严峻。

  四是沿海出口企业生产压力增大。在出口增速回落的同时,中国主要出口行业利润率增长趋缓。订单数下降、亏损额增加、资金周转困难等现象正在从中小型出口企业向大型企业蔓延,包括摩托罗拉在内的世界500强企业经营亦出现困难。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得更加突出,2008年1-8月东部地区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2.4%,较上年同期38.4%的水平下降26个百分点,超过全国的下降幅度,其中广东、上海、辽宁和海南利润出现负增长。

  企业利润下滑,直接导致社会投资预期降低,投资动力下降,对未来经济增长形成制约。而且,企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收益减少,必将引起政府财政收入缩减。此外,部分企业停产、倒闭对扩大就业与改善民生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五)价格上涨压力明显减轻

  由于国内经济减速,市场需求减少,居民实际收入增幅回落以及宏观政策调控等因素,前期物价过快上涨势头得以遏制,通货膨胀压力明显缓解。一是消费者价格指数明显回落。在食品价格回调的带动下,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4.6%,10月份进一步回落到4.0%,涨幅比2月份高点8.7%回落了4.7个百分点。二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回落。9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9.1%,10月份进一步回落到6.6%,比8月份10.1%的全年最高水平回落3.5个百分点,连续上涨的趋势开始改变;此外,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也呈现出高位趋降的态势。9月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RPI)上涨14.0%,10月份进一步回落到11%,比7月份高点回落4.4个百分点。PPI与RPI回落表明工业品与生产资料供求关系的变化,也反映了全社会生产增速放缓的态势。

  二、四季度宏观经济面临过快下滑压力

  (一)国内外经济环境继续恶化

  1.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陷入衰退

  受金融危机冲击,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正快速滑向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面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成熟金融市场所遭遇的最危险的金融冲击,世界经济正陷入重大下滑,发达经济体将陷入衰退,大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将放慢到趋势增长率以下。11月6日IMF将2008年、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值分别下调至3.7%和2.2%,世界银行11月11日则将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预测从6月份的3%下调为1%,表明世界经济将全面陷入衰退之中。

  从主要经济体发展情况看,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正在向实体经济扩散,世界经济调整周期将可能被拉长。美国作为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三季度GDP环比下降0.5%,达到近7年的最低点,进入衰退几乎不可避免。欧元区经济已经陷入衰退之中,第二、三季度GDP均环比负增长0.2%;其中,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步入12年来最严重经济衰退,德国第二、三季度GDP分别环比负增长0.4%和0.5%,收缩幅度明显超过预期。日本经济也已确认进入衰退状态,第二、三季度GDP分别环比负增长0.9%和0.1%。

  2.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下行

  下半年,全球经济大幅降温使国际油价连续下降,相比最高点水平跌幅达到60%左右,粮食、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进入熊市。预计在国际市场需求放缓的情况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内难以出现大幅反弹。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利弊互现:一方面,有助于减轻输入型通胀压力,减少初级产品进口成本;但另一方面,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产品价格过快下跌。

  (二)近期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分析

  近期,政府审慎、灵活地对宏观政策进行了调整,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出台了4万亿元刺激经济计划,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等等。政策的实施将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1.经济增长信心增强

  9月份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转向,但市场对政策调整力度仍存在疑虑。此次明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消除了市场对政策的不稳定预期,增加了社会对经济平稳增长的信心。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票市场在政策出台后,指数大幅上涨,成交量明显放大,表明社会各界的预期正在改善。同时,中央政策的引导与示范作用将带动相关社会资金的投入,使经济活力进一步提高。

  2.政策拉动投资作用明显

  一是投资规模扩大将拉动GDP增长。政策提出,今年四季度将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这相当于上年四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10%,可拉动GDP增长近3个百分点。

  二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央行连续三次降息,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了企业贷款压力,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能力和生产积极性。此外,降息及相关优惠政策对减轻购房贷款人利息负担、刺激房地产购买意愿,维护房地产市场稳定也具有一定作用。

  3.政策实施对四季度生产的拉动效果尚不能充分显现

  本次调控政策力度空前,预计明年效果将全面显现,但四季度这些政策中部分措施作用可能不会太明显。一是财政政策中增值税转型措施将于2009年1月1日起执行;二是货币政策调整到实施效果显现一般需3-6个月时间。9月中旬开始降息,预计明年初将显效。三是目前已接近年底,部分投资项目的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到明年才能显现出来。

  (三)社会总需求扩张步伐继续放缓

  一是出口增长将持续回落。虽然近期政府为保证对外贸易平稳运行,适时、灵活地调整了相关贸易政策,如大范围上调产品出口退税率,降低或取消部分产品出口关税,对中小企业实施信贷支持等,但是,政策调整只能缓解当前外贸领域存在的矛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先后进入经济衰退而导致的外部需求收缩问题。

  人民币实际汇率保持升值趋势也对外贸出口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美国经济低迷,金融形势严峻,巨额救市计划使财政赤字快速上升,可能导致美元币值走软。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也在快速下滑,但是金融体系相对稳健、政策调整空间较大、经济运行情况好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因此,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仍存在升值压力。汇率上升,将使许多处于微利状态的中国外贸企业出口更加困难,抑制中国出口增长。

  外贸订单的下降预示着中国出口将出现下降。第104届广交会到会境外采购商累计17.5万人,比去年秋季减少1.4万人,比春季减少1.7万人;出口成交额累计315.5亿美元,比上年秋季下降18.7%,比春季下降15.8%。其中,机电产品成交比上届下滑13%,纺织品服装订单数继续大幅减少,玩具行业订单仅为上年同期的1/3。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对外贸易交易会,广交会五年来首次出现成交额下降,预示中国未来出口形势将更为严峻,出口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更趋恶化。

  基于上述分析,预计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仍将延续放缓趋势,出口增长17%左右。同时,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国内需求减少,进口增速也明显放缓,四季度降至16.3%,全年贸易顺差略高于上年,达到2730亿美元。

  二是消费保持平稳增长难度加大。四季度促进消费进一步提高的有利因素明显减少。(1)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热点退潮后,短期内很难形成其它消费热点;(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回落,证券市场深度调整导致资产收入缩水,社会消费能力将因此受到影响。(3)受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比较悲观,消费者信心下降。预计四季度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1.3%左右,实际增长17.5%左右。

  三是投资增长与前三季度持平。目前,扣除价格因素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15.1%,低于上年同期实际增长6.5个百分点。四季度,在政策利好的影响下,投资增长将与前三季度基本持平,但经济运行中不利于投资提高的因素仍然较多:(1)房地产进入量价齐跌阶段,行业投资大幅缩减,钢铁、建材、化工等相关行业投资也将受到影响;(2)投资实际增长从2006年开始进入周期性下降阶段,目前仍处于调整区间;(3)企业利润下滑,社会投资热情降低,投资信心严重不足,不利于投资增长。尽管政府四季度增加投资1200亿元,带动社会投资4000亿元,但只有一部分在四季度能够形成投资完成额,另一部分将成为明年的投资完成额。基于以上因素,预计四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维持在27%左右。

  (四)四季度经济增长面临继续下滑

  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加大了我国经济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整的压力,下一阶段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多,四季度我国经济运行将呈现出“增长继续放缓、价格稳步回落”的特点,预计四季度我国GDP增速将滑落到8%左右。

  1.工业过快下滑将成为GDP减速的重要原因

  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大幅减缓至8.2%,是1999年以来同期工业生产的最低增速。目前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接近50%,我国经济增长以工业为主要拉动力的特征十分明显。工业生产的快速下滑将直接导致GDP增长放慢。

  判断工业减速的理由:一是先行指数快速下降,表明四季度工业仍将下挫。作为经济增长先行指数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7、8月份PMI跌至48.4%(PMI指数在50%以上,反映经济总体扩张;低于50%,反映经济收缩);9月份虽有所反弹,但10月份PMI大幅跌至44.6%,较上月回落6.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工业生产仍面临减速趋势。二是房地产汽车等需求持续放缓,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下挫,导致工业企业盈利下降,经营困难。三是外需减缓对工业生产的影响显现,10月份工业企业共实现出口交货值7089亿元,同比增长6.8%,低于外贸出口增速12.4个百分点。四是发电量、钢产量等关键指标呈现负增长,预示四季度工业生产面临严峻形势。10月份,发电量同比下降4.0%;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下降16.8%、17.0%和12.4%;汽车下降0.7%。

  当然,国家适时调整政策,采取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以及奥运短期影响因素的消除,有助于推动工业生产的增长。预计四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长9%左右。

  2.企业经营压力加大

  尽管近期宏观经济调控适度放松,利率与出口退税率等政策对改善企业经营条件具有积极作用,但四季度企业的经营状况仍难改善。一是经济继续减速,国内外市场需求进一步降低,企业产品供过于求的态势日益突出;二是工业品价格下跌趋势明显,企业效益更趋恶化;三是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力成本呈现刚性,企业用工成本缺乏弹性。预计企业利润将进一步下滑,部分行业亏损面将会进一步扩大。

  3.价格继续平稳回落

  四季度有利于物价平稳回落的主要因素:一是经济增长减速,社会总需求放缓,物价上涨动力减轻;二是扶植粮食生产,增加农产品供给等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取得明显成效;三是国内外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下挫,工业品价格向消费品传导的压力减小;四是四季度翘尾因素影响逐步消失。预计四季度CPI将上涨3.8%左右。

  三、政策建议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国务院近期已出台一系列旨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对保证增长、稳定预期将发挥重要作用。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建议下一步宏观调控继续加大力度,减负增效、拉动内需、深化改革、优化结构,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此轮经济调整中,应注重增长质量,促进结构转型,把刺激经济增长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把我国经济逐步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

  1.挖掘消费潜力,扩大国内需求

  一是积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重点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具体建议,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至3000元;增加公务员与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加大社会医疗、养老、就业、住房补贴力度;减免部分生活必需品消费税费;推动农村大型连锁超市建设,提高农村消费产品质量。二是促进消费转型,提倡绿色消费,发展服务型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具体建议,倡导绿色环保理念,促进居民购买能效级别高的产品;加大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宣传力度,促进旅游、文体服务性消费;发展公共服务型消费,可以考虑通过完善居民生活设施建设如对城市自来水系统进行改造(中水入户、自来水直接饮用),增加社会福利,创造就业机会。三是适当提高耐用消费产品(如汽车等)和住房的政策扶持。具体建议,进一步下调房屋、汽车交易契税率,减免其他税费项目;适当下调部分住房尤其是经济适用房与保障性住房的物业管理费征收标准;对购买小排量汽车行为进行消费补贴。

  2.完善外贸政策,抑制出口下滑

  在稳定出口增长的前提下,着力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避免由于外需锐减给经济发展带来冲击。一是适时调整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范围。在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前提下,结合今年出口退税政策涉及的产品品种,适当缩小加工贸易限制类产品目录,放松纺织、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技术含量较高、环境影响较小的产品加工贸易限制。二是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基本稳定。完善汇率形成机制,适当扩大汇率浮动区间,防止发达国家通过汇率转嫁危机,减轻由于汇率风险对出口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三是择机进口能源、资源类产品。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回落的情况下,政府应抓住有利时机,相关部门组织企业尽快形成进口方案,以政府采购与民间购买相结合的方式,择机购入石油、有色金属等稀缺物资,加快战略石油储备建设步伐。四是完善企业出口配套政策。可以考虑构建中小企业出口基金,支持企业相关出口活动;扩展出口信用担保制度,分散企业出口经营风险;建立出口信息平台,及时发布国际汇率、供求、市场、产品等方面的相关信息,使企业及时了解进出口动态。

  3.调整住房开发结构,扩大住房供给

  以调整结构、增加供给为原则,利用当前建筑材料价格较低的有利条件,扩大政府住房投资,大幅度提高经济适用房、两限房、保障性住房供给,同时适当放宽对房地产商的信贷限制,保证新的房地产项目开发投资,多方位满足群众对住房的需求。

  4.抓住有利时机,理顺资源和要素价格

  一是抓住国内物价回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成品油和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电价改革步伐,理顺电煤价格关系。二是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抓紧土地制度改革,确保土地价格充分体现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三是加快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推进劳动力价格市场化,为“农民工”转为真正产业工人创造体制政策环境。

  展望四季度,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过快下滑势头。近来,国家提出全力保增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出台了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计划,新政策将对稳定预期、促进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发挥作用需要一个过程,短期内经济将延续下降趋势。

  注: GDP、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为可比价格的实际增速,其它为名义增长率。

  摘自《中国证券报》
 


 

人民币贬值“便宜”了谁?


  本币贬值最终补贴的是外国消费者

  【背景】发改委主任张平称,人民币汇率仍将按照渐进、可控、主动的原则调整。

  11月27日上午10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主任张平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进一步扩大内需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在回答香港有线电视记者的提问时,他表示,“人民币汇率按照渐进、可控、主动的原则在不断地调整。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差不多已经升值了20%,这是由市场来确定的,我们还会继续坚持这样一个方向。”

  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企业遭受重创,中央政府为此已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也有人指出,值此当口,应该让人民币贬值,以缓解出口企业的紧张形势。到底这些对出口企业的优惠措施是否合理?效果如何?中国经济在长期结构性调整与短期周期性调整之间,该如何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目前采用人民币贬值和出口退税的方式补贴出口企业,都是错误的。稳定出口不能依靠优惠政策,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在应对短期经济下滑风险的同时,必须坚持经济结构的调整。

  余永定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一方面,不能让经济增长速度下调过度;另一方面,又必须坚持经济结构的调整。现在如果听任经济结构继续恶化,终究有一天中国将无法维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到那时候再调整,一切就都晚了。”

  从根本上说,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突然失速,并非源于政府过去几年实行的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而是源于低效的增长方式和不平衡的经济结构。如果中国的出口依存度不那么高,贸易比较平衡,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尴尬局面。

  基于此,对于稳定出口,余永定的理解是不轻易丢掉国外市场。但要保住国外市场,靠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国内的优惠政策。当然,政府必须对处于困难之中的出口企业提供帮助,但这种帮助应该体现为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

  他说,“现在出口形势不好,又有人提出要让人民币贬值来提振出口,这是错误的。”在目前情况下,让人民币贬值,实质就是通过补贴对外部门,来补贴外国消费者。有观点认为,中国过去的一系列贸易政策,包括人民币升值,都是在自毁长城,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是,正是由于过去的调整不够坚决,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在过去数年才一直不断升高。”如果坚决贯彻了“十一五”规划的精神,及早降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今天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会小得多。

  对于出口退税政策,余永定认为,本来这应该是一项中性的政策,而不是一项刺激或者抑制出口的政策。“最初调高出口退税来刺激出口,后来调低出口退税来抑制出口,现在又调高出口退税来稳定出口,这些都是错误的。”

  余永定认为,最近政府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用内需来代替外需,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惟一出路。但是,他也指出,经济刺激方案中,还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解决,“魔鬼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中国地方政府始终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如果刺激方案并未导致居民、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需求的增加,仅仅或主要是唤起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刺激方案就不能说是成功的。他提醒,“我们应该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有充分的估计。”

  他总结说,中国的经济前景是良好的。中国有良好的财政状况,又有可以培育的广大国内市场,2009年中国保持8%-9%的增长率没有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困难过去是、现在是、在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仍然是——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摘自《财经网》
 


 

为4万亿“钱尽其用” 尚需深挖法制“沟渠”


  国务院4万亿元经济刺激措施已初步见效。各地、各部门都在以实际行动践行温总理提出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要求,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超出想象。

  4万亿元保增长资金是用来保国内经济增长、促进民生的,基于当下的国内外政经情势,其投放自然刻不容缓,近几日资本市场在其适时刺激下演绎出一番非常像样的独立行情就是很好的明证。但伴随着上述保增长资金的紧锣密鼓的投放,为了能使保增长资金“钱尽其用”,在各领域如何合理分配该笔资金、正确投放该笔资金,以及由谁来监督这巨大的4万亿元保增长资金投放,最大限度避免项目审批时的人情因素及所投资的领域不对路,就成了当下摆在决策者面前比较急迫的问题。

  那么,为了促使4万亿保增长资金“钱尽其用”,有关各方尤其是国家职能部门应做些什么呢?全程对保增长资金投放进行审计吗?当然必要。但审计主要是事后审计,当发现问题时已经有点晚了,更何况审计也需要有约束相关保增长资金投放的法律制度依据或法制“沟渠”,而如此大规模的保增长资金的投放还是一个新事务,现有类似法制“沟渠”能不能起到相应作用还是个未知数;强化行政监管和公众监督似乎也是个好的办法,但与审计可能遭遇的制度困境一样,没有明确的保增长资金投放法律制度依据或法制“沟渠”,相关监管和公众监督很可能会“雾中看花”,捉襟见肘。

  因此,对保增长资金的法律保障机制进行创新,深挖保增长资金投放的法制“沟渠”,并以此打破制度不足瓶颈,推动保增长资金投放的审计控制、行政监管和公众监督,成为目前当务之急。

  根据国际通例,乱世用重典,在经济特殊困难时期一般会有专门的救市法例出台,譬如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证券等经济立法。据此,中国有关各界可以对要不要制定一部专门的《保增长资金投放使用法》或规制类似资金投放的特别法律进行探讨。同时,由于中国立法的特殊性,至少短期内很难出台这样的保增长资金投放法制专案,可以考虑在既有相关国家资金投放监管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颁布出台一些通知、办法、实施细则类的规范性文件,做到先把保增长资金投放的法制“沟渠”挖出来,然后再在以后的资金投放实践中继续深挖这些既有“沟渠”,并择机完善之,直至出台专门的《保增长资金投放使用法》。

  至于这个机制创新后的法制“沟渠”的核心内容,相关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至少应有以下规定:保增长资金应重点用于关系国计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的实业领域,严禁向实业之外容易导致投机的行业直接或间接投资,严禁进入期市,或进行为稳定金融市场外的任何形式的二级市场操作;各级财政、信贷部门及其委托投资主体不得挪用、私自截留或进入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禁止该项资金进入的行业或产业部门,违者允许并鼓励一般公众、社会组织团体、国家职能监督部门提起抗告。

  同时,作为辅助措施,建议在加强立法之外,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监察部组成联合工作组,或在中央另设一个专门的部门以统筹、监督该笔资金的使用,并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受其监督。 摘自《证券时报》
 


 

将危机压力变为转型动力


  大洋彼岸的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严重打击了欧美各国的经济,据报道美国、日本和欧盟诸国已经陷入到本世纪的第一次衰退中。蝴蝶效应使得全世界经济都受到了影响。由于此次危机是在我国经济外向型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发生的,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较之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为显著,因此,国内企业受到的影响也更大,特别是出口型的中小企业更是经营困难。笔者以为面对目前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企业只有积极应对才能渡过这一危机。

  第一,配合国家经济政策,积极应对危机。政府近期已陆续出台了一些积极的政策来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如国家制订了促进经济发展的10大措施来拉动经济发展,并且10年来首次提出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这些都为企业的顺利“过冬”提供了宏观上的保证。这对于受次贷危机影响较大的出口型企业来说尤为重要。面对恶劣的外部市场环境,出口企业应该掉头来开拓国内市场,以国家的宏观政策作为指引,利用拉动内需的有利政策,通过配合国家的经济政策来实现企业经营转型,注重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国内经济总量大的优势来扭转经营困难的局面,并实现企业新的发展。

  第二,专注主业,控制风险。此次危机对国内企业的影响并非是构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全部因素,企业自身的一些问题也是导致企业陷入困境的重要推手。如广东地区最大的玩具代工企业倒在了此次危机中,之前业界普遍认为是危机导致的国外经济衰退给企业的经营带来了根本性的困难,但是有数据显示,危机带来的影响充其量是企业面临的困难之一,企业倒闭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企业应对危机的措施不当;进一步分析,正是盲目多元化导致的现金流短缺才最终使企业倒闭。由此可见,在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时,企业应当专注于主业,减少盲目扩张以储备“过冬”的资金。香港最大私人企业、华人首富李嘉诚宣布冻结一切产业扩张以应对危机应当为国内企业所借鉴。

  第三,傍大并小,抱团发展。我国企业的发展总是面临着规模问题。由于国人特有的“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情结,兼并重组抱团发展的策略在我国企业中很难实现,这就导致了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低等弱点,一旦遇到外部环境变化,仅凭借自身能力往往难以渡过难关。所以,面对此次危机,国内企业应该摒弃以往的观念,主动调整发展策略,小企业要积极向大企业靠拢,借助大企业的力量来提高自身抗风险的能力,并实现企业的转型以专业化经营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为危机后的发展打下基础;而大企业也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有针对性地兼并部分中小型企业,这样既能盘活资产,又能减少员工失业,降低危机对社会的冲击力度,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从而在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实现企业的社会效益。

  在国家积极经济政策的有力支持下,外部环境的恶化应该成为企业发展转型的动力。只有善于变压力为动力的企业,才能实现竞争力的提升,从而为危机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摘自《中国信息报》
 


 

金融危机的中国镜像


  ■高度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两个未来背景下,市场继续大幅波动、经济继续衰退将不可避免

  ■美元在全世界的地位是增强了而不是减弱了,它将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赢家而不是输家

  ■面对好形势的时候不要头脑发热,面对坏形势的时候也不要心惊肉跳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当下,经济危机的征兆频繁显现,如传统行业企业盈利下滑、亏损、裁员等。近日,投资大鳄索罗斯坦言,“这是我毕生罕见的危机,我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危机,而且我也不会再看到像这样的危机”。日前,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召开理论研讨会,多位经济学家对金融海啸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作出全面解读。

  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市场大幅波动和经济衰退不可避免

  “此次次贷危机,是由于市场创新过多,但追根溯源应该是货币体系的问题,这是一次货币体系崩溃以后的金融危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华民教授称,“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是制度,然后才是金融市场的过度创新”。

  华民认为,美国政府透支财政、国家透支贸易、居民透支贸易等三个透支造成了全球经济贸易的放缓,而2004年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用货币政策来调控资产价格的错误政策,把更多的资产从产业部门推向金融部门,直接导致了2006年、2007年的金融泡沫。

  对于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否已“见底”的疑问,华民称,资产价格能不能保持稳定是判断“见底”的标准。如果资产价格不能保持稳定,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市场平衡被打破,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人资不抵债。如果资产价格继续下跌,这场危机就没有“见底”。

  “广义的资产价格包括房市、债券、股票、资产价格等,我觉得很难用广义的资产价格来定义金融危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博士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应该用一个更广的概念来看待金融危机的阶段及其发展。

  美国虽然已经承诺了1.8万亿美元的政府投入、1.5万亿美元的债券担保,但现在美国的总债务是10.6万亿美元,而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国债券共为2.5万亿美元。朱民为美国算了一笔账:外国政府不可能在已经持有2.5万亿美元债券的基础上再增持1.5万亿美元。同时,在全世界所有政府都在降息的时候,加息是不可能的。基于此,朱民认为,未来的结果就是高度的通货膨胀、美元贬值,而有了这样两个大背景,市场肯定无法稳定下来。据他判断,市场继续大幅度波动和经济继续衰退,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美元不弱反强---中国仍有“战术”空间

  国际金融体系包括汇率、资本流动、管理、国际货币体系等4个层面的问题,它们在今年都发生着较大变化。当前,在中国所处的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考虑如何重塑国际货币体系是很有意义的。

  国际的关键货币主要是美元、欧元、日元组成的“两大一小”的体制。而目前,国际的主导货币此消彼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黄海洲博士分析称,从短期和中期来看,相对于欧元和日元受到的冲击,美元在全世界的地位是增强了而不是减弱了,它会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赢家而不是输家。美国经济虽然受到了一些创伤,其金融体系虽然受到了一些冲击,但它会在金融危机后实现改革、转型。

  对于美元增强的判断,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颇为赞同。他认为,这次危机受打击最严重的是欧洲,欧元、欧洲最后能走到什么地步,是一个大问号。次贷危机的结果并不是美元的衰弱,反而是美元的增强,美元的地位是我们对未来整个发达国家预测的非常重要的判断。人们在选择的时候,通常不是在好与坏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坏与更坏之间进行选择,所以美元的好坏不重要,关键是其竞争者、替代者是否比美元更糟糕。

  谈到中国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空间,黄海洲提出,从机制上看,中国在中短期内机会不大,但长期来看是有机会的。

  从战略上看,美元的地位更强了,中国现在既没有条件直接跟美国“叫板”,又不存在和欧元、日元合作的问题。但在战术上,中国的确有很多事情可做。一方面,中国可以将自己的金融机构做大做强;另一方面,美元“挟天子以令诸候”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小了,中国可以在机制改良方面多做一些事,如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发言权、强化区域合作、改造亚洲发展银行并勇挑重担等。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剑平教授则认为,“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一个货币制度、货币体系的诞生,需要一个长期的、相对稳定的居于领导、主导地位的理论体系支持或者一个强势的主导国家。目前在亚洲货币中,新加坡元、日元和人民币三种货币占主导地位,而在全世界则是美元、欧元和日元三大货币占主导地位。他强调,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因为只有强大才会有发言权。

  危机中“机”比“危”大---外需放慢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机

  “我们是否需要重新思考一下,金融到底对于实体经济有怎样的作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显然对实体经济更加关注,“金融市场稳定住了就是‘见底’了,但这可能恰恰是实体经济衰退的开始,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国下一步如何应对实体经济的衰退,毕竟金融市场的危机对中国来说影响不是太大。”

  姚洋的话是有根据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欧美的需求拉动,出口每年为GDP增长贡献至少两个百分点。而今,从沿海地区的情况来看,这次经济危机中我们实体经济的衰退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要严重得多。上一次金融危机时美元基本上没有贬值,欧元也没有贬值,贬值的主要是亚洲货币。这一次却大不相同,美元大幅贬值,欧元也不一定能坚持住。人民币如果不跟着贬值,出口压力自然会很大。

  《财经》杂志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同样对出口充满忧虑,他介绍说,中国经济8月份以后下滑的速度比大家预期的要快,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外部经济的放慢。虽然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目前仍然保持在20%以上,且外贸顺差连续两个月创新高,从数字上看外需放慢到目前为止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还不是那么大,但是中国现在确实面临外需放慢的问题,而且放慢的趋势正在恶化。

  “出口虽然还在增长,但出口增长如果扣除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这两个因素是很危险的”,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康宁教授进一步解释道,“按美元计算,我们的出口增长率是20%,但是考虑到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上对于国内出口拉动的需求是大幅度下降的,这跟外部经济发生重大变化有很大关系”。

  徐康宁提醒,我们对现在遇到的困难要估计得比以前更加充分。金融危机有所好转后,我国的出口是否还能保持以前那样大的规模,是很难说的。

  订单问题、交易需求问题,的确是现今导致恐慌心理和信心缺失的直接原因。但是,理性的悲观中也不乏审慎的乐观意见。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教授就呼吁,“我们面对好形势的时候不要头脑发热,同样,面对坏形势的时候也不要心惊肉跳”。在详细研究本次危机的承担者后,他提出,中国的出口商品有不同类型,美国出现危机后我们不同类型的产品受到的影响自然也不同。

  佟家栋称,从出口来看,所受的打击尽管来自需求层面,但应该细分成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由于次贷危机导致的信用制度不稳定或者停滞导致的贸易正常信用运行的不稳定和难以进行。只要贸易的信用能够恢复起来,这部分需求就能够得到恢复。另一方面则是次贷危机造成西方国家财富效应下整体需求下降。

  “这种整体需求下降,实际上还要作出细分”,佟家栋努力区分着需求变化原因,以便消除种种“心惊肉跳”,而这显然有助于驱散近期弥漫在社会上的悲观情绪。他指出,第一种是对基本必需品的需求。假如中国出口的产品是基本必需品,这方面的需求可能会因普通收入水平下降而使基本必需品的需求者在品牌、档次要求上有所降低,而我们出口的恰好是这些产品,我们的出口就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当然,其前提是政府取消人为限制出口、人为提高产品成本的政策,如继续降低出口补贴的政策、继续提高人民币汇率、继续限制若干产业等,幸运的是我们这方面的政策已经得到调整。第二种是弹性比较大的产品需求,这类产品需求自然会下降。当一个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的时候,自然就会受到生产和需求波动的影响,必然要面对冲击。

  在当前社会普遍感到出口下滑压力的情况,佟家栋提出要特别警惕那种对出口形势的恐慌心理,因为那是对实体经济的恐慌,而不再是单纯的对信贷制度、金融制度的恐慌。我们眼下要做的,是分清哪类冲击来自于哪些需求,以便提出应对措施。 摘自《中国教育报》
 


 

降息幅度超大 实际效果恐难超大


  存贷款降息108基点、准备金率国有五大银行降1个百分点其他银行降2个百分点:这不仅是今年9月份以来连续第四次降息,更是1997年以来力度最大的“双降”行动,一年期贷款利率已降至5.58%,距亚洲金融危机之后5.31%的低点仅27个基点之遥。至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正式构成了“双扩张”的组合。

  央行为什么出此远超预期的历史性重拳?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笔者认为,应联系货币政策出台的“语境”。对央行来说,此“语境”包括三方面:一是国际方面,近段时间以来各国央行联手降息,尤其是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银行、瑞士央行近期都大幅度调低基准利率,为中国央行调低利率留下了国际空间;二是通货膨胀担忧不再,中国10月CPI同比增长4.0%,低于9月的4.6%,为连续第六个月下行,10月PPI同比增长6.6%,较9月的9.1%大幅回落,央行调低利率暂时可以不再考虑对通胀的担忧;第三,更重要的是,中央领导近段时间频繁在江浙、上海、广东等地调研,对经济下行担忧日甚,自“国十条”紧急推出4万亿投资刺激后,铁道、交通、卫生、教育等各部门、各省各地区都在推动投资刺激内需,央行在此“语境”下如果不放松货币政策将成为众矢之的。

  无疑,央行“双降”在理论意义上具有拉动投资、刺激消费、降低企业财务成本的功效。对银行而言,存贷款利差不变、活期利率降低,贷款投放增加可望增加利润;对国有大企业、资金密集型企业,大幅降息尤其会降低财务成本,有助于扭转国有企业最近连续三月的利润负增长;对中小企业,降息不一定能降低财务成本,但可增加拿到贷款的可能性,对于缓解资金紧张大有益处;对于住房按揭和消费贷款,降息也能减少贷款财务压力,有助于拉动消费;对于今年一蹶不振的股市,由于本次大幅降息超出预期,短期之内有望走出一波反弹行情。

  然而笔者认为,上述理论效果可能只具有方向性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对投资、消费和股市的刺激方面符合经济学理论的方向性预测,但具体能沿着这个理论方向走多远,有多大的实际效果似乎难以乐观。这一方面,因为货币政策效果一般要有两个季度的滞后,现在当然难以预测;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对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效果一般要大于其防止经济下滑或通缩的效果,或者说危机阶段的调控效果,货币政策远不及财政政策。

  具体来说,在各地各部门纷纷出台投资拉动政策的时候,降息对政府部门的投资仅仅是降低其财务成本,然而未必能拉动民间投资。因为民间投资首先考虑到的是投资前景而不是贷款利息,当前企业家对经营前景日益审慎,银行也存在“惜贷”现象,作为中国经济发动机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非政府投资,几乎一夜间停顿下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正向实体经济渗透转化为经济危机,明年出口行业部门预计将面临历史最困难局面,对于外贸依存度已达70%的中国来说,民间投资不可能因为大幅降息就贸然增加投资。

  民间投资拉不动,那么消费呢?总体而言,中国消费需求对信贷依赖度不高,除了住房贷款,居民依靠贷款去透支消费也不符合国人的历史文化传统。当前虽然商品房销售大幅下滑,但房价仍然远超居民购买力之上,北京、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尤甚,在居民观望气氛浓厚的情况下,不降低房价、仅是靠大幅降息是不可能刺激买房需求的。居民不买房也就不足以带动建材、家具、家电等的消费。至于拉动消费所寄予厚望的农村市场,由于农民根本没有贷款消费的传统(银行也不敢贷),降不降息对他们其实没什么关系。

  由此看来,虽然我们相信降息对投资消费方向上会有正面刺激作用,但鉴于全球经济环境和中国现实,对其实际效果,恐怕不能期望过高。 摘自《上海证券报》
 


 

降息只是推手 转型才是关键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甚至系统性的问题,不是依靠减税、退税、降息、扩大内需等几个药方就可以解决的。求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道,应冷静思考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更应以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在全球经济周期因为实体经济跟着金融危机“跳水”而可能步入寒冷冬天的关键时刻,中国连续祭出财政与货币政策大旗,彰显决策层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心。而放在全球范围观察,中国的行动表明: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大国,中国正在竭力避免世界经济走向全面衰退。

  但是,从经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降息尽管可以释放流动性、降低企业成本、提振市场信心,但始终只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推手之一,过分夸大降息的作用难免短视。以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观察,中国无法隔离于全球性衰退的冲击,经济增长放缓实难避免。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部分产业经历较为困难的调整期,也是此轮全球经济周期的必然反映。因此,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不是依靠减税、退税、降息、扩大内需等几个药方就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甚至系统性的问题的。

  30年来,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加上对出口的偏好,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器。尽管在2007年取得的11.4%的经济增长率中,消费以4.4%的贡献率首次压过投资的4.3%。但数据显示,经济的投资倚重一直过高,日本即便在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的比重也没有超过35%。相形之下,中国多年来的投资比重高达45%,而欧美国家的消费和投资的比例一般为3:1。在经济内部失衡的同时,外部失衡也未能幸免。对出口的过分偏好尽管换来了巨额的外贸顺差,但由此引致的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出口产品的贱卖以及对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破坏等负效应,其实一点也不比显性的收益小。所以,在繁荣景象背后,在外商对中国投资趋之若鹜的喜人形势背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大国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不惜寅吃卯粮的投资与生产狂热。以此来看,今天,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而从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来看,尽管中国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市场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间,但却很难自动孕育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

  因此,求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道,应冷静思考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更应以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长期以来,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以及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即便在今天,中国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率依然只有40%,只是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发达城市,科技贡献率超过了50%,广大西部地区还不到30%。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20年中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应达到60%。而在效率低下、“杀鸡取卵”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更进一步恶化了资源供给条件,破坏本已十分脆弱的环境承载能力,使得不少地方经济陷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恶性循环状态。另一方面,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产业投资增速不快或不足,能带动产业升级的一些标志性、战略性产业和技术装备工业,如汽车、飞机、船舶制造工业、精细化工,技术改造方面的投资增长不尽如人意,技术改造投资增长低于整个社会固定投资增长速度。

  其实,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中央政府就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去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但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不仅没有得到清除,反而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的增长依然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很大压制。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而是由行政机关定价的或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以压低要素价格为特征的行政定价尽管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却导致了价格扭曲。经济结构的优化,内生的技术进步,集约增长的科学发展在绝大多数地方都还只停留在纸面上。

  因此,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必须尽快破除制约改革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着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要加强法治建设,以约束政府和“经济人”的行为:政府不能侵犯产权和限制企业的自由组建和发展,不能任意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但要尽力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保护产权和合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竞争。如果能够通过完善法治,强化责任政府,营造一个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则今天中国经济领域里的一些突出矛盾将会迎刃而解。另一方面,必须克服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技术“短板”,以高水平自主创新打破上游企业的技术锁定。积极鼓励符合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的低能耗节能型工业的发展,运用高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将此前以高能耗、低附加值为主要特色的传统工业改造成为低能耗、高附加值的新型工业,切实提高投资效率。

  镜鉴往昔教训,对症下药,重塑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政府亟须将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当前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彻底摒弃资源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思维,建立一种能够使经济保持活力的增长机制,从而保证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得到持续有效的激发,以此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 摘自《上海证券报》
 


 

吴敬琏: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


  上世纪80年代实行的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一方面激发了一些管理层身上的企业家才能;另一方面也使改革陷于两难,要么政府行政干预过多,要么企业内部人控制失控

  “文革”结束后,为了尽快恢复生产,中央决策层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必须搞活国有企业(1994年以前一般被称为“国营企业”)。当时,对于传统国有企业制度的弊端和它效率低下的原因,理论界和经济界普遍接受了经济学家孙冶方早先提出的观点,即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因此,大家普遍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自主权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1978年7~9月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工作“务虚会”上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在今后的改革中,一定要给予各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使它们能够自动地而不是被动地执行经济核算制度,提高综合经济效益。”

  追溯起来,这种向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在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当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都有体现。其目的是改变按照列宁的“国家辛迪加”模式建立起来的集中计划体制造成的权力过于集中到中央、国有企业实际上只是进行成本核算的成本中心因而缺乏活力的局面。然而,由于1957年政治气候的改变,1958年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并未落实扩大企业自主权,而是向地方政府下放企业管理权。

  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

  在中央的支持下,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选择了不同行业的6家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用作企业基金和给职工发放奖金。1979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将扩权试点的范围扩大到100家企业。中央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是从1979年4月开始的。受李先念的委托,国家经委在当年3月提出了扩权的十条建议,并在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了认可和原则通过。此后,国家经委和财政部等部门在北京、天津和上海共选择了8家企业进行扩权试点,从而正式拉开了中央进行企业改革的序幕。

  正如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袁宝华后来所言,给予企业某些自主权实质上是要让企业有点“自主钱”。扩权改革主要是财政问题,因此,这一改革从一开始就在财政部那里遇到了阻力。1979中央工作会议后,国家经委和财政部经过反复研究,拟定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5个扩权文件。1979年7月,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会上讨论了这5个文件,时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的田纪云利用四川的试点经验说明,对企业的扩权不但不会减少财政收入,反而会增加财政收入。他的发言说服了财政部的参会人员。会后,国务院正式发布了这5个文件,向全国企业推广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实行利润留成的改革措施,从而使得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确立下来。

  这5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

  (1)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允许企业按照生产建设和市场需要制定补充计划,补充计划所生产的产品,企业可以按照国家定价自销;(2)实行利润留成,企业有权自行安排使用利润留成建立的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3)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和企业的留成比例;(4)企业有权向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申请出口自己生产的产品,并按国家规定获得外汇留成。

  从1979年7月到1980年6月,根据统计,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已经扩大到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产值60%、利润70%的6600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其中上海、天津的试点企业利润达到80%以上,北京达到94%。在扩权的初期,企业表现出很高的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是生产效率并没有明显提高,而且很快就出现了经济秩序混乱、财政赤字剧增和通货膨胀等弊病。到1980年底,中央政府决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国有企业也由进行“扩权”改革转向强化完成国家计划的“责任制”。

  两次实施企业“承包制”

  对于“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存在很不相同的分析。1980年,薛暮桥明确地指出了这种放权让利改革的局限性,认为应该把改革重点放到“物价管理体制改革”和“流通渠道的改革”上去,逐步取消行政定价,建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然而,国有企业改革领导部门的主流意见则认为对企业放权让利不够,应该让企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在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举步不前之际,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取得了成功,人们由此认为可以考虑把承包制作为一种有效的改革手段引入到国有企业改革中。1983年初,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在城市工商业中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随后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然而,它很快导致了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物价上涨,中央不得不停止推行承包制,转而加快“利改税”改革,并在1983~1984年进行了两步“利改税”改革。但是,仅仅“利改税”仍然无法实现企业的自主决策、自负盈亏和企业间的平等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国务院领导逐渐认识到,不进行价格、财政、税收和金融的配套改革,从而建立起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由市场竞争决定的自由价格体系,就无法真正实现企业的自负盈亏。因此,1986年中,国务院拟定了配套改革方案并计划从1987年开始实施。然而,到1986年10月,由于领导人想法的转变,这一方案并未真正付诸实施。

  1986年末,改革重新回到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国务院最初考虑将股份制作为企业改革的方向,然而发现不具备基本的经济条件和法制环境,随后便再次选择了承包制。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从而在1987年中掀起了全面推广企业承包的高潮。到是年年底,78%的全国预算内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了承包制。

  国有企业承包经营制是放权让利改革的一种特殊形式。承包制的基本原则为“包死基数、保证上交、超收自留、欠收自补”。从形式上看,它包括:(1)“上缴利润定额包干”;(2)“利润比例分成”;(3)“上缴利润递增包干”;(4)“亏损企业减亏包干”;(5)“两保一挂”,即保上缴税利、保技改项目,工资总额和实现税利挂钩。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人们还试图通过多种形式对承包制加以完善。然而,由于固有的缺陷,承包制并没有实现让企业既负盈也负亏的目标,更没有实现政企分开和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以企业承包的方式进行放权让利,已不再被认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好办法。

  对“放权让利”改革的评述

  根据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合同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将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一部分剩余索取权交给内部管理人之后,企业的产权边界在政府和管理层(承包人)之间变得模糊起来,企业管理层不但拥有超过上缴基数的剩余收入的索取权,也掌握了承包期间的全部控制权。这一政策由此产生了双面效应:

  一方面,由于变相地掌握了企业的部分所有权,企业的管理层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激励,尤其是蕴涵在一些管理层身上的企业家才能被激发出来了,从而在20世纪80年代不同时期分别催生了一大批绩效突出的明星式企业。而且,由于更多掌握信息的管理层被赋予了广泛的经营决策权,这些企业的经营决策变得更为及时和准确。

  另一方面,放权让利改革没有改变国家行使其所有权的基本制度框架,反而使改革不可避免地陷于两难,要么政府行政干预过多,要么企业内部人控制失控。许多企业管理层试图将他们所掌握的不完全的所有权转变为法律上的、完全的所有权,从而带来了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因此,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国有企业不再强调进行“放权让利”改革,而是转向企业制度创新,将建立现代公司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取向。

  然而,“放权让利”改革思路的余绪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直若隐若现于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之中。这既是由于以国有企业承包制为蓝本在1988年制定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始终没有被废除,也是由于1992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该条例将大量属于企业所有者行使的权利界定为企业“应该享有”的自主权利。这种余绪直接影响到日后在选择何种形式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时,比较多的人倾向于选择一种“授权投资经营”的“三层次”模式,从而给现代公司制度在国有企业的建立留下了诸多隐患。
摘自《中欧商业评论》
 


 

揭开“金融工程”画皮


  “金融工程”的假设,是我们可以在今天消费未来的产出。但这种做法没有考虑真正的风险因素

  在苏联计划经济时代,苏联工人曾说:“我们假装工作,他们(指政府)假装给我们发工资。”现在,西方金融工程师自称,他们在创造价值,政府也装作这种价值真的存在。

  土木工程建造真实的建筑物,有的金融工程却在建造空中楼阁。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大学毕业的金融工程师的收入是土木工程师的4倍。为什么华尔街可以占所有公司利润总额的40%,而实体经济只占60%?答案是:今天赚走明天的利润,把成本转嫁给纳税人。

  “金融工程”的假设,是我们可以在今天消费未来的产出。这是用极低的利率折现未来的现金流,但这种做法没有考虑真正的风险因素。通过有选择地使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我们可以在今天表示明天的价值,可以消费未来。但是,公允价值也难逃经济周期波动,这意味着我们将为消费未来付出代价,纳税人、投资者和储蓄者都将受到惩罚。

  有的金融工程师认为,他们能通过场外交易(OTC)将个人风险分散化(也称为公众化),从而将风险转移给公众。场外交易市场的信息,对监管者和交易者自身都是不公开的。他们这样说服每个人:分散风险就像播散肥料,对土壤是有利的。不幸的是,土壤慢慢变得贫瘠甚至有毒,同时,有人把土壤中肥沃的那部分拿走了。最后,只有华尔街大亨赢了。

  他们已经通过政府的最终援助把风险社会化了,因为如果要私人清算庞大的场外交易,费用会高得无法估计。我们本来应该建立交易所和中心网络,用以清算大宗的场外交易,以确保这些交易是透明的,交易双方有偿付能力,并且随时了解、控制和监管他们的信用风险。可是我们却看到,场外交易市场的平仓是在一个网络化的系统中进行的,并且这个系统将危害传播给实体经济。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是我们利用极低的银行利率制造了金融泡沫。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当名义利率低于自然回报率(资本的真实回报)时,就会导致金融资产的价格显著高于它们真正的价值。当年日本金融泡沫发生时,日元的利率不得不降低到几乎为零,以防止金融资产崩溃。

  如果日本的股息率和长期利率接近全球利率水平——4%,而不是1.5%,那么,日本的股市和债券市场将大大低于现在的水平。可是,没有人想让损失立即发生,所以,在日本若干年的经济停滞和谁该为此承担责任的政治争论中,损失转移给了日本的储蓄者。

  到如今,日本投资者仍然在为17年前的泡沫破灭所带来的经济低效率付出代价。许多节俭的日本家庭主妇为了增加收入,去进行日元—澳元的息差交易,因为她们自己的存款几乎没有利息。这不能不说是一出悲剧。

  零利率补贴了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致使他们认为息差交易中产生的高额收益,是由他们神奇而“专业”的投资技巧带来的。于是,这些金融工程师就有胆量大举提高杠杆率,创造出能带来更多“虚拟价值”的新产品。其实,华尔街在复制日本上个世纪的泡沫,而且,我们现在又通过降低利率来救助混乱的市场。

  流动性危机经常是偿付能力危机的表现形式。其实,这不是因为流动性不足,而是对交易对手的偿付能力缺乏信心。目前,商业银行和投资者正在试图找出哪些资产是泡沫,哪些资产是真实的。只有当还债结束时,才能回归到现实中。例如,银行系统的杠杆率回到12倍左右,而不是30多倍。有两种还债的方法:一种是通过延长债务偿还期,假装泡沫仍然有利于经济;另一种是增加银行系统的资本。延长债务偿还期就是让泡沫不要破灭,这个方法愚蠢得就像丹麦王子命令潮水不要退去一样。

  增加银行的资本金,实质上是将银行国有化。如果银行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它的破产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么,不妨暂时将其国有化,前提是保持银行经营的竞争力和透明度。但是,通过国有化救助银行会带来政治经济问题,那就是如何在现有的股东和政府之间分担损失。

  正如1993年-1998年间的日本选民,现在美国的社会大众理所当然地愤怒了,因为引起动荡的那些金融工程师希望公众来承担损失。不幸的是,这次没有别的选择,因为经济损失已经发生了,只是还没有在会计上确认。在历次危机中,如果想尽快渡过危机,就要尽快确认经济上的损失。从这个角度来看,每天都盯住市场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这样可以立即发现经济损失。

  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运用一种会计准则,而在经济衰退中转用另一种会计准则,那么,后果就是让全社会来承担少数人贪婪造成的损失。所以,重组银行的资本结构,才是应对危机的正确方法。  摘自《财经》
 


 

对资本本质的再认识:

从华尔街金融危机看资本主义的弊病 (二)


  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对自由市场经济过于自信,甚至到了迷信境地,宣称市场本身就有纠偏的功能,政府只要放手不管,市场就完美了,经济就可以发展。这样一来,美国采取放任的自由市场政策,并使之在金融领域盛行,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在美国,金融企业的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份额从20年前的5%上升至40%。金融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的绊脚石被移走,政府监管没有了,中央清算系统不灵了,集中交易的报价系统不起作用了,准备金保证要求放低了,风险监控不追踪了。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加入到衍生品的“盛宴”当中,从而使隐患一步步扩大。这种放松管制的爆发性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链条便从根本上断裂了,逐利的击鼓传花游戏玩不下去,危机便不可避免。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始,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一些大国特别是美国借助经济全球化,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虽在拉美国家和前苏联留下恶果也不认账,更谈不上反思自身体制制度的缺陷。相反,为了本国的利益,为了继续维持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感,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交往中以自己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为标准,凡是不搞自由市场经济就横加指责、干预。在金融领域,以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评价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一方面吸引更多国家的资金更自由地流向华尔街,另一方面为本国的金融炒手、金融大鳄在别国金融市场投机逐利开道。索罗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兴风作浪就是典型一例。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当时西方国家认为这是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要求亚洲政府要让市场主导,该倒的银行就让它倒。与亚洲金融风暴形成对比的是,自华尔街金融危机暴发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市”行动。英国的救市方案,则是直接注资,换取银行的优先股,实际上就是银行的国有化,政府直接接管。这些救市措施,实质上采用的是政府干预的办法和手段。自金融危机暴发以来,所谓风险自负的投资原则再也难以坚持下去,所谓资本市场万能论更是不攻自破。对比亚洲金融风暴与这次华尔街金融风暴,西方一些国家看待金融危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充分地暴露出来。事实表明,绝对相信市场本身就有纠偏的功能,政府只要放手不管,市场就完美了,经济就可以发展,根本是行不通的。而且,主观上认为政府调控、政府干预不管用了,过时了,不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具体阶段、具体问题,抽象地认为自由市场比政府干预优越,也是主观和片面的。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劣,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来衡量,要看解决什么具体问题。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金融危机让全世界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盛行全球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利弊。凡是搞原教旨主义早晚会出毛病。前苏联模式是搞纯粹的计划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违背了客观规律。但社会主义在改革前进,意识到不能在经济发展上搞极端化,吸收了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制度也存在着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根深蒂固的问题。但是资本主义不思悔改,陷入市场原教旨主义,金融危机就是一种惩罚。所谓自由资本主义是一种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资本原教旨主义的翻版。这种走向极端的制度不具备现代制度的特征。现代制度高度重视客观规律,是根据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的。欲把一个制度打造成千年不变的资本帝国,无疑是完全违反客观规律的痴人说梦。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只能是近代制度,不能说是现代制度。现代制度是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结合,而资本主义已走上了极端化的道路。

  资本原教旨主义在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特别是由于前苏联的解体,盛行于世,鼓吹的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资本原教旨派,如里根、撒切尔等,而且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不仅在西方有一帮吹鼓手,在中国也有一些人对资本非常迷信的专家学者,以为资本主义就是灵丹妙药,能够包治百病,“看不见的手”能解决所有问题,而忽略了“看得见的手”。在经济活动中不能只讲“看不见的手”,不讲“看得见的手”,我们现在要讲两手,“看不见的手”也必须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对此要进行适当的调控,绝不能自由放任。当然,调控到多少合适,这需要对分寸和程度的科学把握。市场经济不能只要市场不要计划,也不能只要计划不要市场。只有计划不按市场规律办事是僵死的,只有市场不要计划调节也是行不通的。放任“看不见的手”操控市场,必然放大资本的破坏性,使它逐利贪婪的本性无所顾忌,导致危机爆发。只有用“看得见的手”加以调控,才能驱害兴利,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当然,“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对规律的把握上,不能随心所欲,任意而为。对市场的调控不能影响市场作用的发挥,否则将造成市场的僵化。只讲自然发展,放任发展,是另一种违背规律的表现。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在经济领域,不过是资本寡头不受约束的借口,没有强有力的约束,资本的劣根性不能受到限制。不能允许任何人通过资本把私利放大到无限,而严重侵害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就是要靠政府来维护。谁代表公共利益?政府代表。谁代表资本利益?资本集团代表。任何一个公平的理想社会都不能把私利最大化,公共利益最小化,那样最后的结局是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少数资本占有者受益。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对资本的占有方式不同,对资本的占有方式决定着资本的运行效率。只强调资本的社会占有,使资本的有益功能受到限制,就不能发挥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而只强调资本的私人占有,会导致资本的原始破坏性不受约束,放大贪婪逐利的本质,导致经济发展失序。因此,绝不能把资本的占有方式绝对化。完全的社会占有导致经济体制的僵化,前苏联的模式是最典型的教训,而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金融危机,则是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绝对化的恶果。对资本的占有形式,是社会化多一些还是私有化多一些,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程度适当把握。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经济危机频发甚至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一个根本原因是资本私有化的结果。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社会中,不是靠公平贸易而是兵戎相向掠夺资源。而在生产社会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把资本占有完全私有化是违背规律的。当今时代,不认识不承认资本的社会化性质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美国等西方社会自恃战胜了前苏联体制,资本可以肆无忌惮,一味强调私有化,导致资本制度失控失序。现在又用资本社会化方式拯救危机,只能说是资本至上的失败。

  三、科学发展的前提是要有科学的观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国际环境中,必须长期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完全抛弃资本。因此,实现科学发展,必须端正对资本的本性和资本的两面性的认识,破除对资本的迷信和崇拜,确立科学发展的观念。

  首先是思想认识的科学性。

  对于什么是正确的政治经济制度,一段时期以来,在认识上不少人一上来就贴标签,戴帽子。改革开放前,给资本戴上“腐朽的、没落的”帽子,而看不到资本有积极的一面。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后,又出现给社会主义贴上“是僵死的”标签,资本主义则被贴上“是完美无缺的”标签。这些都是不对的。这种认识上的绝对化是违背科学的。应当说,当前资本主义的僵化日益显现,社会主义的活力更为增强。所以在认识一种社会制度上,首先不能给自己设定一个前提,一说这个就是对的,一说那个就是不对的。金融危机的出现,使马克思《资本论》热销。当年资本所有者对马克思恨入骨髓,把社会主义骂得体无完肤。现在自由市场失灵,又求助政府干预,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哲学。所以我们观察问题要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看待世界上发生的复杂现象,在思想上或理论思维上不能搞实用哲学,更不能搞洋教条。

  第二,要有理论创新的自信。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极大发展,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具有旺盛的活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要有理论创新的自信和勇气,通过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来升华对中国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不是根据那些现成的东西,或把洋理论搬来说成是新理论,那些东西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是自己的东西。中国自己的东西应该建立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不是别人实践的结果。党的十七大提出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已经做了深入论述,思想理论界的任务是把这个理论宣传好,使之深入人心,同时应该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在各个领域形成自己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使之更加系统化。尤其通过这次金融危机,我们更应该意识到绝不能跟在别人后面跑。

  第三、坚信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方式去做。

  中国是后发国家,是人口大国,我们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模式不能按照西方的那一套来做。但是很多人还是要用西方的药方治自己的病,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走。到底哪个制度更好,那就看哪个制度更加科学,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更加符合人民的需要。我们要不断解放思想,发展更有活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把资本引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为我所用,对资本大胆地利用,不断对资本的占有方式进行深刻的改革,合理利用资本的积极一面,不搞绝对化,使我国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同时又掌握了调控资本的有效手段。这种尝试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比一味放任资本的原始性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西方国家长期地维持自己陈旧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没有什么大变化,不论任何人当政都不敢说自己的制度有弊病,为什么不敢说,不敢改,无非那就将使任何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府失去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历史和现实证明,不思改革进取抱残守缺的社会制度是没有出路的。 摘自《北京日报》
 


 

金融风暴下的国际收支危机


  金融危机酿就另类危机

  如果说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市场动荡主要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直接导致的,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动荡则有所不同,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大量持有美国次级债和次级债的衍生品,他们的金融风险是由于金融风暴引发的国际收支危机。也就是说,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导致外资从这些国家流出,使得这些国家外汇储备下降,汇率贬值,国际收支严重恶化,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国家的危机并不是次贷危机,而是国际收支的危机,如冰岛和韩国等就属于这种情况。

  这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危机之前,这些国家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如泰国1993年3月设立了离岸银行市场,离岸银行通过海外的分部、总部或其它国家的银行得到短期借款,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泰国,但一旦资本流出,国际收支就迅速恶化。通常遭受国际收支困境的国家都对外部融资的需求很高,短期资本内流较多,因此短期资本外流是引发国际收支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外资大量流入的缘由

  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流动的主要原因:一是发达国家长期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供给增加,为市场提供了超额的流动性,全球流动性过剩。二是发展中国家利率相对于发达国家较高,吸引资本内流。与发达国家利率相比,发展中国家利率通常较高,如东南亚的泰国大量外资流入的原因就是由于泰铢和美元的利差,1993年美元的短期利率在3%至4%之间,而泰铢三个月期的利率平均略大于10%;北欧国家冰岛的高利率也是吸引外资流入的一个主要因素。三是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采取了放松金融管制的措施,促进了大量资本内流。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1996年国际私人资本流入亚洲新兴国家的净额是1418亿美元,1997年为1071亿美元,这些巨额资金中有相当部分是短期投机资本。近年来,中东欧地区也成为吸引国际资金的主要地区,该地区在2007年取代亚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新兴市场,去年全球投资于新兴市场的7800亿美元中有3650亿美元流向中东欧。

  外债过高酝酿风险

  除了依赖短期资本以外,这些国家通常外债也较高。以东南亚危机的泰国为例,1990年外债为280亿美元,而1996年已上升到9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一半以上,其中短期外债就高达400亿美元,超过了1997年初的外汇储备水平,一旦资本外流,泰国将陷入债务困境。

  目前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等都持有高额外债。2008年韩国的外债急剧增加,高达4000亿美元,而短期外债规模接近1800亿美元,相比两年前,短期外债仅为800亿美元,增长了2.25倍。从1995年到2006年,韩国的外债规模大部分时间都不足600亿美元,而最近两年的韩国外债增长迅速。相比韩国的外债规模,韩国的外汇储备却只有2400亿美元,韩国面临外汇资不抵债的风险。目前冰岛金融业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而其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3.7亿美元,外债规模约是国内生产总值7倍多。冰岛国家人口仅为30万,最近10年来国内金融业发展迅速,金融行业向国外金融机构大量借款,而且多数还是短期借贷。在东欧,乌克兰的外债也逐年上升,据统计,2006年10月1日为462.35亿美元,而最近两年乌克兰外债规模增长迅速,截至2007年10月1日,乌克兰的外债激增至742.23亿美元,比此前一年同期增加了约60%。而在2008年更是一路上升,到了7月1日突破了千亿美元大关。10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紧急提供165亿美元援助乌克兰,但是对于背负1000.62亿美元外债的乌克兰来说,IMF援助可能只是杯水车薪。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外债较高威胁这些国家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安全。

  外资大量撤离造成“国家破产”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原来投资在冰岛、中东欧等国家的外国资本迅速回流,海外资金大量撤离,导致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面临财务困境,国家外汇储备下降,汇率大幅度贬值,国际收支严重恶化。

  实际上,自发生危机以来,国际收支恶化,导致一些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巨幅动荡:冰岛克朗的汇率暴跌了一半以上;韩元从年初至今对美元贬值幅度超过了30%;乌克兰货币格里夫尼亚进入9月份后开始大幅下跌,一度贬值达20%。同时这些国家又有大量外债,往往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破产”。目前许多国家都出现冰岛式的困境,如韩国、匈牙利和乌克兰等国,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

  为了缓解国际收支的压力,这些国家需要迅速筹集外汇资产,增加国内外汇的流动性。韩国为了缓解外汇储备不足的压力,甚至号召国民募捐美元,利用民间外汇,缓解外汇资产短缺的压力。自10月8日起,韩国银行纷纷开展“开外汇账户运动”,民众开始自发将手中的外汇存入银行。其次是向IMF求援,如冰岛、乌克兰等国,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解燃眉之急。最后是提高利率吸引资本内流。如俄罗斯央行从12日起将再贷款利率从11%提高到12%,俄罗斯上调利率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吸引外资,减少资本外流。今年1至9月,俄罗斯资本净流出为260亿美元,资本外流增加。目前全球主要央行都在降低利率,缓解流动性压力,而俄罗斯却做出相反举动,其主要是为了防止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危机是金融风暴冲击下的国际收支危机,并不是由于持有次级债和次级债的衍生品直接导致的,而是由于短期资本外流增加,外债较高,同时国际金融市场环境恶化,融资困难,最终导致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困境或危机。 摘自《证券时报》
 


 

金融危机与美国式乐观主义


  任何事物的最佳发展状况都是“均衡”,美国式“乐观”到达了极限,以至“过犹不及”,这也是危机过后美国最应当反思的地方。而要让中国人增加一点乐观主义,则有必要仔细思考,我们该有怎样的真正给国人带来乐观主义的长期制度基础。

  华尔街风暴的精彩段落似乎已陆续谢幕,金融巨头倒闭、资本国有化浪潮,一系列超乎预期的事件已经使人们的神经逐渐麻木。

  当然,关于次贷危机究竟是否见底,人们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悲观主义者的眼中,危机正在向美国信用卡市场、地方政府债券市场蔓延,更多的“重磅炸弹”还在后面。而在乐观主义者的眼里,本次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远没有上世纪那样强烈,美国经济的良好弹性将使其很快走出阴影。

  应该说,次贷危机虽然名为“次贷”,但现在已经与次贷没什么关系了,早就成为一场全面的信用危机,通俗地讲,即为金融市场上信心的丧失。

  我们知道,金融市场上信用的本质,在于人们对于交易对手的人品和能力存在信心,而在次贷问题引发信心萎缩的“多米诺骨牌”之后,所有的人都愈发担心交易对手有隐藏的风险,因此市场交易急剧减少,流动性链条不断绷紧。这有点像当年我国遭遇“非典”时的情形,当所有人都担心别人可能感染了非典病毒时,就会减少自己的公共活动,于是我们就看到空旷的街道和公共场合,这正如萧条的金融市场一样。

  这场危机会发生在当今世界上经济金融最发达的美国,透过那些众说纷纭的解释,笔者认为,最为根本的,还是因为美国人超乎寻常的“乐观主义”精神。

  事实上,所有金融创新的实质,某种程度都可以归为对某种未来资产现金流的整合,换句话说,就是把某些未来“或许”会存在的金融收益,转换为当前的消费或者实在的“金融收入”,而这个“或许”预期概率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当前人们的消费和收入能力。对乐观主义者来说,这个“或许”的概率当然要大一些,但是一旦过分乐观,则会造成“寅吃卯粮”的状况,不断持续下去,终有一天,可能突然就会有人担心未来如果变坏,现在的“好日子”就会结束了,因此开始“收敛”一些,这种担忧逐渐蔓延下去,最终泡沫破灭、一切就会打回原形。

  追根溯源,美国人的乐观主义精神根深蒂固。在欧洲清教徒刚踏上北美洲大陆时,面对热带丛林的毒蛇猛兽、以及土著居民的敌意,如果没有乐观精神,恐怕是难以支撑下来的。

  正是在乐观主义的推动下,美国逐渐走向超级大国的地位。在未来美好的金融憧憬下,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被开发出来,保证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够通过寅吃卯粮来过上“富足”的日子。

  然而,美国人却忘记了,当前支撑美国式“乐观主义”的基本要素已经变了。美元地位虽然短期内仍难以动摇,但是美国人利用滥发美元肆意获取全球资源的好日子却难以为继了。靠借钱过日子虽然还能暂时保持“欠债有理”,但长远来看毕竟不够体面,而且逐渐在各方面受制于人。在美国贸易与财政双赤字的背景下,加上美国国内储蓄率接近于零,从技术意义上说美国政府已经濒临破产,不得不靠各种国外资金来弥补国内的需求。次贷危机的爆发终于使美国人认识到,风水轮流转,过度负债终究会把美国经济拖入泥潭。最后,随着能源资源的供应日趋紧张,及其价格波动逐渐超出各国可控范畴,美国人也不再能够任意浪费全球能源资源了。

  美国式“乐观”到达了极限,以至于“过犹不及”,这也是危机过后美国最应当反思的地方。

  反过来看,与美国人的乐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的悲观主义精神。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我们看到的始终是“未雨绸缪”、“节约是美德”,其背后必然是对未来的某种悲观主义判断,即把未来产生“或许”收益的概率估计得很小,因此当下就要更“节衣缩食”“以收定支”。这大概也是中国居民消费不足、金融创新落后的根源所在。

  当然,这种悲观主义并非民族特性,笔者认为,这是特定环境所造成的。从远处来看,几千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变迁,使国人对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不断遭受挫折。从近处讲,社会分配的不公、金融制度落后的制约、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少,都会导致经济金融上的悲观主义色彩。

  近期,中央刺激内需的政策已经全面铺开,积极财政政策再次担当主角。然而,在国家发改委门前突然“门庭若市”,并且各界都由此增加了对未来经济走势信心的同时,我们还有必要仔细思考,如何才能真正给国人带来乐观主义的长期制度基础。例如,若是政府仅为了保障短期投资的资金需要,而事实上减少对消费的支持,包括增加居民收入等直接支持,以及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间接支持,那么必然会阻碍居民消费升级与社会福利改善的现代化改革,而这样的政府“大手笔”并不能真正使普通人乐观起来。

  任何事物的最佳发展状况都是“均衡”,过度的美国式“乐观”是一把“双刃剑”,而中国式的“悲观”在促成稳定的高储蓄率同时,还造成金融发展落后、居民福利提升有限。为了让中国人增加一点乐观主义,体会一些“寅吃卯粮”的快乐,需要政府切实创造各种“外部条件”。 摘自《上海证券报》
 


 

中美救市:貌似而神不同


  为了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11月9日,中国国务院宣布了一项经济刺激方案,将在两年内采取10项措施,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按照现行汇率匡算,这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相当于5860亿美元。

  美国国会在10月4日通过了白宫提出的价值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再看看中国国务院出台的这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中美两国的经济刺激方案有许多共同点,目的都是为了应对眼下的金融危机,都是为确保经济增长而“输血”,政府为此而投入的资金规模也都很大。另外,中美两国经济刺激方案的投资年限也差不多,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实施周期是从现在起到2010年,而美国经济刺激方案实施截止期则是2009年12月31日。然而,切不可因此而认为中国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方案就是美国的700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的简单翻版。准确地说,两者之间貌似而神不同。

  救市思路明显不同

  在资金的投向方面,中美两国的经济刺激方案的确存在明显差异。按照白宫最初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美国财政部将可以通过发债募集最多7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购买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资产,通过增加需求以达到稳定市场价格、恢复市场信心的目的。相比之下,中国却是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用于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设新的铁路、地铁、机场和四川地震灾区的重建工作。

  不难看出,在运用财政政策手段来刺激经济的过程中,中美两国间在侧重点上迥然不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美两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存在本质差异。

  作为当今世界最为庞大的经济体,虚拟经济在美国经济中占的份量很重,金融业对于美国能够在近些年来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可是,随着各种金融资产的泡沫越来越大,次贷危机终于导致美国经济受到金融风暴的困扰,举步维艰。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经济刺激方案的7000亿美元资金之所以要注入金融市场,完全是对症下药之举。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占份量则要更重一些,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最主要还是要表现在实体经济方面。随着西方经济的疲软,中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环境也在恶化。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出口贸易虽然还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已明显下降,而最近一届广交会的成交金额也出现前所未有的滑坡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拉动内需意义重大。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刺激方案的4万亿元人民币资金之所以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应当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对症下药之举。

  应当指出的是,美国的虚拟经济出现问题,但实体经济迟早也会被殃及,现在已经看出了迹象。目前,美国的有些大型零售企业已经处于破产边远,美国的三大汽车巨头也相继出现亏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时拯救美国的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肯定会受到更大的波及。与美国经济刺激方案先救虚拟经济然后再救实体经济的模式不同,中国经济刺激方案更加倾向于先救实体经济再救虚拟经济的模式。现在,不仅仅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确保,中国在发展虚拟经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股市,缩水非常严重,不妥善加以解决也不行。可以预计,随着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陆续到位,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障。果真如此,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中国的资本市场理应“春江水暖鸭先知”。

  救市重心各有不同

  既然救市的基本思路不同,中美两国实施各自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难点与工作重心也有所不同。

  现在,美国的资本市场被许多人看成是一个大的烂摊子,政府出资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资产理论上说很“费事”。仅从操作层面来看,要搞清楚到底那些资产属于“不良”都不容易,没有个一年半载很难理出个明晰的头绪。既然远水难解近渴,就需要找出立竿见影的办法。为此,美国财政部11月12日宣布,对7000亿美元政府救市资金的使用方向做出重大调整,政府资金不会按照原计划被用来购买不良资产,而是直接投放到金融市场中,稳定并重振信贷市场。也就是说,先不管金融资产的质量如何,只要价格缩水过于严重,美国政府就要干预,先把资产价格托起来再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在实施经济刺激方案上的做法侧重于先求快,再求好。

  与此相反,中国在实施经济刺激方案上的做法却侧重于先求好,再求快。既然是要立足于拉动内需,就有必要上马一些能够拉动内需的项目。可是,面对着长期以来患有“投资饥渴症”的各级地方政府,千万要防止对乱上项目照单全付,特别是要防止上马一些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和一些容易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项目。否则,很可能会为将来留下烂摊子,留下豆腐渣工程,留下老百姓的骂声。为此,对于上马什么项目,必须要要有一个科学选择,看一看上马这个项目意义大不大,而不能像美国政府干预资本市场那样先买了再说。事实上,如果美国政府发现买错了股票,还可以再卖掉,而中国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推倒重来。当然,项目的评估论证也要讲求效率。在中国,一些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项目往往没完没了论证个三五年没个结果,而一些面子工程由论证到上马却往往雷厉风行,这种情况并不稀奇。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尽可能找一些原来就已经通过了科学论证却又因资金不到位而难以上马的项目,特别是那些能够缓解国民经济发展瓶颈的项目和对老百姓欠账的项目,如交通、能源、医疗等方面的项目。

  由此可见,中美两国经济刺激方案在实施路径上迥然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近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和前不久美国7000亿救市方案虽貌似,却神不同,前者并非后者的简单翻版。 摘自《证券时报》
 


 

从金融危机看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


  当今世界,高举自由资本主义大旗的自然是美国。美式自由资本主义被学界称为“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与莱茵式资本主义(典型代表就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并称为当代世界两大资本主义模式。

  美式自由资本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它崇尚极端自由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推行最保守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极力主张大市场小政府,多市场自由竞争,少政府干预调节,高效率少赋税,企业融资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唯股东是从,唯赢利是图……这些概括虽难以穷尽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可勾勒其基本轮廓。

  对于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这是百年一遇的“金融飓风”,是一股强大的“腐蚀性”力量。如今看来,这一“腐蚀性”力量,不仅“腐蚀”了华尔街,“腐蚀”了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更“腐蚀”了美式自由资本主义。

  次贷危机发生之初,美国官方固守自由主义信条,任由市场调节以解决资本主义失衡问题。在危机不断蔓延期间,政府犹半抱琵琶,对市场的介入举棋不定,对贝尔斯登与雷曼兄弟的“顾此失彼”就反映出当局投鼠忌器的复杂心态。但是,当危机随着市场信心的不断重挫而愈演愈烈时,美国政府在强大压力下大手笔介入市场,直至效法英国的国有化“极端”举措。由此,有不少经济学家大胆断言,美国政府大范围、大力度介入市场标志着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

  人们不禁要问:长期以来被美国鼓吹“具有无比优越性”的自由资本主义,为何眨眼间就轰然坍塌了呢?笔者认为,这与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实践紧密相关,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密切相关。

  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一大弊端是:群体的非理性。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理性经济人”。在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人”的理性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他强调,“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是有原则的,是受到诚实信用、公正、公平等市场规则(法律、制度、规范)所制约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是古典自由主义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跨越真理,哪怕只有半步,也会使真理变成谬误。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不只是“半步”,而是“一大步”。新自由主义不断乃至无限夸大个人理性,主张极小化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极大化个人经济自私,认为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社会现实反复表明,个体的理性往往会带来群体的非理性。

  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在缺乏警察与适当监管的十字路口,往往容易形成拥堵。道理很简单,每位驾驶者都按照自身的逻辑争取在最佳的时间和空间通过。在这里,个人理性的集合,完全有可能形成整体非理性的无政府状态。正是华尔街银行家不断伸张个人理性(为了个人、眼前的经济利益),才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金融灾难。在美国引领下,各个国家的个体理性导致国际经济合作日益困难,多边体制式微,“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如今,金融危机呼啸而至,各国都在力求自保,各扫门前雪,这应是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结出的国际苦果。

  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二大弊端是:自由的不对称性。近读报纸,有一题为《自由,自由,多少罪行假汝名而行》的文章颇有味道:美国式自由,已经慢慢沦为失医的自由(美国人平均寿命78岁,接近第三世界水平;婴儿死亡率世界倒数第29名)、饥饿的自由(救济粮券长期存在,2007年增至2600多万人)、流浪的自由(无家可归的露宿者2000年已有350万,最近因危机激增)、赤贫的自由(有近3成就业人口生活在贫穷线的8成以下)、暴力的自由(2006年底美国有720万人坐牢或假释,即31个成年人便有1个在服刑,世界之最)。

  在美式资本主义体制下,自由的实质是资本的自由,是富人的自由。资本与富人的完美结合就是银行家,因此美式资本主义的自由就是银行家的自由,是华尔街的自由。由于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与力量制衡,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可以通过不断的成功冒险,获取巨大收益。作为职业经理,作为美国政治的后台老板,他们无论在机构还是国家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解释者,他们为自己安排了“黄金降落伞”,即使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失而使自己所服务机构出现严重亏损,也可以在离职时拿到丰厚的“补偿金”。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所折射出的无处不在的道德风险,反衬出美式自由的不对称性与虚伪性。

  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三大弊端是:“无形之手”的危险性。自由资本主义认为市场能够进行自我纠偏,认定市场的“无形之手”要远好于政府的“有形之手”,极力主张社会经济任由市场进行调节,反对政府干预。但是,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是丛林法则下的弱肉强食,市场垄断出现,经济自然呈现两极分化,经济分化带来社会分裂与政治对立,危及经济与社会繁荣。而这恰恰是与自由资本主义理想社会目标相反的结果。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提高,市场自我纠偏的代价越来越大,这种依靠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乃至出现经济金融严重危机来进行纠偏的剧烈调节方式,已经成为一国社会、政治难以承受之重。而且“无形之手”作用下的“市场失灵”越来越频繁,投资者与消费者在持续打击下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弱,金融市场震荡越来越剧烈。

  自由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一直反对政府的“有形之手”替代市场的“无形之手”,但是有趣的是,它却热烈欢迎政府以“有形之手”来维护“无形之手”,包括削减社会保障与福利、削弱工会与减少对劳工市场的保护等等,以维护资本、富人的利益。代表金融寡头的美国政府,在里根当政时期就曾对工会罢工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博得资本与富人的支持与喝彩。

  如今,金融危机不仅重伤美国,而且波及全球,“隐形之手”失败了,华尔街喝下了自己酿造的苦酒,美国吞下了自己生产的苦果。如果说,伊拉克战争意味着美国民主价值的终结,那么,此次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国有化”救市举措则清楚显示,美国自由价值的大旗已经从旗杆上滑落。多年来美国不惜侵犯别国主权、违背别国意愿而大力推行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问题多矣! 摘自《半月谈》
 


 

《资本论》能否解开金融风暴的症结


  问: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资本论》重新在欧洲一些地区热销,甚至可能成为今年热门的圣诞礼物。有报道说,今年以来,这部名著在原东德地区的销量已超过往年的3倍。请问,《资本论》为何重新走红?它能否解开金融风暴的症结?

  答:《资本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科学文献, 100多年前就已经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资本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预见到了经济周期的存在,同时提出了具有重要开创意义的“剩余价值”学说。

  当前,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一些国家的年轻一代读者,再次产生了阅读这部鸿篇巨著的热情。《资本论》之所以“重新走红”,不仅因为它直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还在于创建了联系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研究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在追求人的解放和富裕的过程中,如何认识经济(金融)危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思路。

  通常来说,金融危机的出现,本质上源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资本论》认为,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特别是货币的出现,生产过程之前和之后的交换产生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离,一旦这种分离导致商品卖出受阻,商品价值不能实现的危机就会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存在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两种不同的形式。货币资本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其职能是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生产剩余价值准备条件。而产业循环中的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则被称之为现实资本。如果把股权融资凭证、债权融资凭证等包括进来的话,则可以将作为价值符号的非现实资本,统称为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是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马克思曾经明确说过,“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 。可见,他对虚拟资本与生俱来的价值不确定性和所有权归属不确定性,是深深担忧的。

  实际上,虚拟资本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积极影响主要有:1、能扩大货币资本的积累,股票是未来收益的凭证,股票的发行为扩大货币资本积累创造条件;2、可以促进资本集中,有价证券的价格波动和交易为企业的兼并重组提供条件;3、加速资本周转。负面后果则可归纳为:1、有价证券买卖能够成为投机的工具,造成虚假繁荣;2、容易引发经济危机;3、虚拟资本的积累不反映或不完全反映现实资本的过剩或不足,给宏观调控带来严峻挑战。

  现实中,虚拟资本的运作直接表现为分配和交换关系。虚拟资本并不直接进入生产领域,也未直接用来消费,它处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一般来说,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是没有生产成本的,其价格取决于人们在市场上对它的估价,也就是取决于人们对这类资产未来收入的预期。因此,可以将这类资产的价格看作是由人们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所有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包括地产、证券、无形资产等,构成了虚拟资本系统。虚拟资本积累,在通常情况下是可以与实体资本积累相脱节的,即虚拟资本积累反映的价值符号可以与实体资本的真实价值无关。虚拟资本的量与实体资本的量不一致,并且信用经济越发达,虚拟资本的量就可能更多地超过实体资本的量。一旦超量过大,交易主体的预期和信心就会受到冲击,虚拟资本量相应会急剧缩小,这就可以直接引发金融危机。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不计后果大玩“绕过生产过程来赚钱”把戏所造成的。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明确指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

  确实,独立于实体资本之外的虚拟资本,完全可以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前提就是必须以实体资本为基础。首先,没有实体资本或实体经济,就没有虚拟资本。即如没有股份制企业,没有发行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的经济实体,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就不可能出现,虚拟资本也就不可能产生。其次,实体资本是虚拟资本的利润源泉。虚拟资本虽然可能比较容易获得利润甚至大额利润,但它不能创造价值,它的利润的价值最终来源于实体经济。虚拟资本能否实现价值增值,必须以企业实体资本运作的有效性为前提。此次金融危机的最大教训与启示就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

  当然,对于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资本论》提供的只是解开问题的理论基石和出发点,而不是现成答案。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接触到金融风暴产生的深层原因,即处于交换和分配领域的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相脱节以及生产和消费领域存在的严重矛盾。实际上,引起此次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市场问题,就首先表现为住房信贷的虚拟资本与建筑业实体资本的脱节,而这种脱节又源自于生产、消费领域的不理性行为和贫富两极分化。

  而要彻底解开金融风暴的症结,有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当年撰写《资本论》时的求实精神、广阔胸襟和开拓勇气,创造性运用《资本论》所提供的基本理论和工具,同时积极吸收借鉴其他一切相关研究成果中的合理因素。基石不等于大厦,出发点不等于终结点。万万不可躺在《资本论》上裹足不前,更不能犯“唯书不唯实”的毛病。当前,我们所要做的,应当是密切关注和分析市场情形,在政策明确的前提下,出手快、出拳重、措施准、工作实。 摘自《解放日报》
 


 

欧洲争论资本主义出路 马克思《资本论》再度畅销


  “马克思又回来了”,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句话的德国柏林卡尔-迪茨出版社经理喜上眉梢。最近,他们出版的《资本论》再度成为畅销书,销量是1990年的100倍。而就在上周,一座宽14米、高7米,重达33吨的马克思塑像重新回到了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校园。当初,这座塑像因被德国右翼指责为“体现东德的国家宣传主义”而流离失所。类似现象并非偶然,马克思已经重新回到了欧洲大众的记忆中。分析人士说,眼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转化为经济危机,而且出现了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趋势。欧洲国家开始用自己的目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找出路。100多年前,法国将自由女神像送给美国。从此,女神高举的火炬始终引领着欧洲。如今,法国总统萨科齐却捧起了《资本论》,并高调宣称要在今年年底举行的世界领导人峰会上探讨金融危机问题,以期“重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在大洋彼岸的火光逐渐暗淡后,欧洲上空回荡着这样的疑问。

  “世界资本主义面对责难”

  家住伦敦中部地区伊士林顿的比特•霍尔在过去的15年里一直在当地经营着自家的水果蔬菜街角小店。在摆满各种水果的摊铺上,一行黑色的粗体英文被手写在一个竖起的硬纸板上,放在蔬果中间:“政府不能保护您的利益,比特可以。所有的蔬果价钱和危机前一样,没有变,欢迎选购。”因为这个标语,在《环球时报》记者观察的15分钟里,47岁的比特做成了20多笔买卖。“对于我们这种经营街角小店的人来说,信誉是最重要的。眼下物价飞涨,最容易被顾客抛弃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买卖人”。比特说,虽然农场已经把每种蔬果的单位价格提升了9便士左右,但是他不能把这个价格差转嫁给他的老主顾们,否则他们就不会再来了,为了信誉他也要挺过这个冬天。

  和比特挖苦政府的标语相比,这段时间一直在伦敦市中心邦德街上举着“和资本主义比起来,地狱并不算什么”标语牌的40岁的伦敦人乔尔显然更加愤怒。乔尔告诉记者,今年对她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一年:原本一份在金融城一家小型金融咨询公司的秘书工作因为大裁员丢了,而她的一大半积蓄因为存在目前正陷入破产边缘的冰岛一家银行里,迟迟不能取出来。走在初冬的伦敦街头,乔尔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对记者抱怨说,她每天都去就业中心找工作,每天都是失望而回。“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学金融的,我不相信唐宁街10号以及英格兰银行决策者们的鬼话,他们说市场会在两三年内好转。我的专业知识告诉我,这是一场几辈人都难以碰到的金融风暴,我的生活就因为这个所谓最完美的、能够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主义给葬送了。”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日益加深,欧洲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它是否走到了尽头?在法国,巴黎世界汽车展的场地外,人们高举“资本主义已到尽头”的标语游行。在许多工会网站上,不断能看到人们抨击资本主义的帖子。法国劳工总联合会的网站上,一个叫朱利安的人写道,你们以为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实行野蛮资本主义而畅通无阻吗?错了,我们就是要阻止你们这么做。在社会上,有关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危机的书籍报刊变得十分畅销。如著名政论家阿格利埃塔的《管制和资本主义危机》一书已经脱销,一些讨论资本主义危机的刊物如《焦点》、《马利亚娜》等杂志都卖得很好。《快讯》周刊在列出有哪些行业在金融危机中获益时,毫不犹豫地把有关危机和资本主义问题讨论的书报列在其中。欧洲一些学者如英国的E•豪伯斯本、法国的J•阿塔利等都明确表示人们在重新回顾马克思,因为只有他才对资本主义社会有透彻看法。豪伯斯本在最近的一次答记者问中明确表示,学术界也在研究“资本主义是否走到了尽头”的问题。法兰西24连续新闻电视台则组织了一个系列专题节目,题目就是“世界资本主义面对责难”。这个节目提出的问题十分明确———世界资本主义是不是走到了头?法国政界、学术界等一批知名人士参与了讨论,认为资本主义开始衰落的人不在少数。

  在德国,最近的一个民调显示,52%的原东德人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合适的”,43%的人表示他们宁愿选择社会主义也不愿选择资本主义。几天前,《环球时报》记者在德国联邦总理府门前遇到几个游行的柏林市民。他们打着“资本主义赶快结束”、“资本主义的罪恶体制”等标语。一名叫乌韦的汽车技术工人对记者说,柏林墙倒塌后,东德人一度对自由市场经济充满期待,但20年过去后,他们发现并没有等来德国前总理科尔承诺的“繁荣景象”。资本家只想“榨取更多、更多、更多”。据该地区的警察说,这样的抗议目前每天至少有4次。在媒体中,德国《世界报》近日进行了一次“资本主义是什么”的调查。50岁的花店老板波奈说:“资本主义就是放大的榨取,缩小的给予。”科隆的亚当说:“资本主义就是一些人剥削很多人的体制。”餐馆老板汉斯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没有限制的贸易。一些人老想着另一些人的钱,并想方设法骗取。”但60岁的戈尔夫比斯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对经济有利的体制。小政府,大经济。”

  在欧洲,资本主义近来确实受到了声讨,但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现在并没有出现制度危机,只是资本主义正常的自我调整。如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克里夫•克鲁格在20日撰写的评论中说,西方目前的境遇其实没有上世纪30年代糟。他认为,这场危机会像上一次的经济大萧条一样深远地改变世界,但它最终不会改变多少西方关于国家和市场的传统看法。

  马克思重新回到了欧洲

  英国《泰晤士报》20日报道说,金融危机使西方人突然重视马克思的《资本论》了。在德国,随着最近损失惨重的商业人士努力寻找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德文版的《资本论》开始热销。一名出版社经理说:“马克思再一次成为了时髦。我们又有了对这场金融危机感到恼火的新一代读者,他们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最终证明是一个虚假的梦。”德国马克思故居展览馆馆长比特里克斯则说:“我记不清听到人们这样讲了多少次:‘这个人是对的。’”而法国总统萨科齐最近也在看《资本论》。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最近也承认:“马克思的一部分思想真的不错。”

  德国的《法兰克福评论》最近在头版破天荒地整版刊出红底色的马克思头像,其标题也很醒目“资本主义破产了吗”。该报认为,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梦想正在破灭。而卡尔•马克思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正在得到证实。甚至一向认为“马克思已经过时了”的德国《图片报》18日也打出标题“马克思真的说对了?”文章调转矛头大批资本家的贪婪。《每日镜报》也在15日的报道中称,“资本主义就像一场没有裁判的足球比赛”,腐败足球欺骗球迷。就像马克思写的,国家需要一个代表,这样才能保证公平。该报还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对现代社会也是“崭新的”。

  欧洲认为资本主义的出路是对其进行“大修”

  最新一期的《经济学家》在开篇社论中说,“自由经济正在遭受攻击,而它的根本,资本主义正身处港湾,随时会遭遇风暴的袭击”。为了抵御风暴,欧洲国家提出了自己的金融、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的核心是要改变二战以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经济体系。也就是说,欧洲为资本主义找到的出路似乎不是在老路上的修修补补,而是想“铲掉重来”。

  英国广播公司(BBC)19日的新闻评论针对美国宣布即将主持召开全球金融峰会,预防经济陷入崩溃的消息说,欧美国家这次是要对资本主义金融体制展开伤筋动骨式的改革了。BBC援引法国总统萨科齐的话说,欧盟27国都支持“根本改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当前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以实现走向“一种新的资本主义”。萨科齐呼吁,世界将“不会继续用20世纪的经济工具来运营21世纪的经济”。他不能继续容忍对冲基金、逃税天堂和运营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的存在,因为这样的资本主义是对人们信赖的那种资本主义的背叛。他提议这次的高峰会最好在纽约举行,“因为这是一切的起点”。英国首相布朗更是以“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来形容这场高峰会的重要性。布朗呼吁,这场高峰会需要以当年成立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眼光来整顿一直以来由美国倡导,欧洲国家跟随的西方金融体制。在1944年7月,全球45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开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伴随这场会议诞生。布朗表示,他希望有一个督导小组来监控全球30个最大的金融机构,“现在的市场已经是全球金融市场,但我们只有各国和区域性的管制和监督。必须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适应现代世界”。路透社的评论也认为,21世纪的资本主义现在需要“大修”,包括在金融体系、政府角色、社会公平等方面都有可能催生改革。

  针对欧洲领导人在这次峰会前提出的种种技术性的口号和设想,一些欧洲学者认为,这次的峰会无论最终达成怎样的共识,美国引领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势必都将被否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塞尼特认为,欧美国家下一步势必会向社会主义模式或是欧洲保守的市场经济体制取经来挽回颓势。

  中国模式会得到借鉴,但主流可能是新欧洲模式

  德国柏林社会研究所专家海克霍夫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欧洲民众出现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说明资本主义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关键是看目前的这场危机会持续多久,欧洲各国政府如何修补资本主义的“破洞”。海克霍夫教授担心,经济危机如果进一步加剧,欧洲各国有可能出现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极端思潮。

  她认为,多年来的经验证实,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将逐渐结束,新兴工业国家会逐渐崛起。她最看好中国的模式,因为中国政府更明智地意识到让百姓参与经济发展进程,分享成果的重要性。但由于中国模式的政治体制的因素,西方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学习中国”,但经济领域例外,中国模式会被欧洲借鉴。从目前来看,英法主张的所谓“新欧洲模式”可能将成为主流,最终世界经济将变得更靠近欧洲模式。 摘自《人民网-环球时报》
 


 


外企第五党总支工作会议合影


 


外企韩进等6个支部集体活动



 


徳固赛支部南浔活动



 


思科崇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