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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薄熙来的“小事”“大事”观

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向来都不是绝对的,这关键要看你所站的角度在哪里。有些事情,在自己认为可能是“小事一桩”,而对别人往往就是“头等大事”……

厉以宁:中国下一轮改革重点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

为开好此次专题协商会,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以及4位副主席带队深入地方调研,政协有关委员会、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
  编者按:
    为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高举邓小平理论和实践三个代表,使广大党员能够及时了解党中央及国内外时事政治、经济贸易、文化观念、台湾问题及世界500强企业介绍等,开阔视野,了解信息,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始终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向广大党员推出《中智先锋文摘》,目的就是进一步满足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需要。尽管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工作在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我们仍将继续完善党建管理体制,不断探索党建管理的模式和思路,不辜负广大党员的期望,继续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面。《中智先锋文摘》创刊后,希望得到广大党员的建议和指正,使《中智先锋文摘》真正办成适应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期刊。感谢您的参与、阅读和建议!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创新党的作风建设
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强调……
关于地方党政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对策建议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新发展
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
改革开放进程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
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公平正义问题
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大举措
一个基层党员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感想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中蓬勃发展
习近平“思考党建”,为何特别提到毛泽东
薄熙来为何重提刘少奇对掏粪工人说的话
党员意识是共产党员立身之本
党员干部要做“五个表率”
如何培养干部的敬畏之心
重用老实人方有正气正风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重点在于健全民主集中制
国外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深层原因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基本要素
浅谈"党工共建"的必要性
领导干部“容人”艺术全解
领导干部应有甘于“吃亏”的精神
陈云的“爱护干部”和李源潮的“造就干部”
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反腐败,“党外”也不“例外”感言
人民?老板?官员的服务对象不可“错位”
品味薄熙来的“小事”“大事”观
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向来都不是绝对的,这关键要看你所站的角度在哪里……
把人的建设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习近平: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波澜壮阔成绩显著
李君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及其走势
注重党建与经济工作的有机融合
党组织应如何加强对预备党员的教育和考察?
从毛泽东提出“死缓”刑名说起
“有理”和“声高”:民意的辩证法
薄熙来的“平衡观”与仇和的“四差论”
加快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剪刀差”未缩小有缘由
积极探索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新模式
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厉以宁:中国下一轮改革重点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
金融为农村发展插上翅膀
从熊德明到胡小燕
信任和公平的意义
经济转型要着力发展新型城市经济形态
中国经济近忧远患根在“微观基础脆弱”
民族企业之思
摊派番茄不是解决市场的法宝
美国救市后,人民币更应紧盯美元变化
形象是立身之本
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贡献和局限
取决于自身素质 更取决于宏观体制
“最不擅长怨天尤人”
家庭、家教与家学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创新党的作风建设


  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强调,“必须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大力改进学风和文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反对奢侈浪费,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更加自觉地坚持求真务实精神,更加自觉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作风建设涉及面广,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具体操作上要着力解决好以下五个问题。

  一、进一步加强思想作风建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解决作风建设的首要问题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要坚持把思想作风建设放在首位,作为统领全局的核心任务,既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一种行为准则来遵循,又把它作为一种日常习惯来培养,更把它作为一种能力来提高。我们要在机关全体人员中积极倡导“四个理念”:一是终身学习的理念。着眼于观念更新和知识更新,培养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以及全员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良好风气;二是创新工作的理念。从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规范、高效、透明的管理体制出发,创新管理的方式和手段,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三是形象自觉的理念。鼓励每个干部职工树立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切实转变作风,树立良好的机关形象;四是健康生活的理念。使大家不仅有健康的体魄,更有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良好的精神面貌。

  在倡导和践行“四个理念”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做好“四个结合”:一是紧密结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主要精力放在进一步推进天津对外开放,特别是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促进天津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二是紧密结合和谐机关的建设。以构建和谐机关为核心,大力发展机关先进文体宣传并弘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的发展观,同时汲取优秀的传统道德养分,使机关全体同志逐步形成“以和为真、以和为善、以和为乐、以和为贵”的共识。充分发扬民主,注意维护每一个人的知情权、参与权、意志表达权和民主监督权,积极倡导团结、友爱、健康、向上的风尚,优化机关的风尚风气。三是结合执政能力的建设。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不断给大家创造条件,让所有干部学习知识、提高素养、提高水平。四是紧密结合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牢固地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关心群众生活,注重解决好职工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为职工群众办实事。

  二、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勤奋好学,学以致用,这是解决作风建设的根本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在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中走在前列。”学习是干部增长才干、提高素质的重要途径,是做好工作的基础。不加强学习就会有负重托,丧失领导资格;就会停顿落后,被时代所淘汰;就会精神空虚,难以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我们要认真落实中心组学习负责制,坚持一把手对中心组学习负全责。一把手作为负责人,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做好理论学习的组织领导,带头端正学风,提高学习效益,紧密结合天津和机关建设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确定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学习方法,明确提出需要把握的主要观点和着重解决的实际问题,妥善处理工学矛盾,保证学习时间、内容和人员的落实。加强对理论学习的检查指导,定期讲评学习情况,肯定成绩,指出问题,提出要求。因故不能参加学习,有具体的补课措施,促使每个同志搞好学习。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认识学习、对待学习、抓好学习,既注意从书本上学又善于从实践中学,坚持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努力使学习与推动工作统一起来,学习与改造思想统一起来,着眼于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把学习的体会和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促进工作的措施、领导工作的本领,特别是要转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转化为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能力。

  三、进一步加强工作作风建设,联系群众,求真务实,这是解决机关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工作路线,也是党的生命线。加强机关工作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键在于真抓实干,求真务实。加强工作作风建设,重点是采取切实措施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的要害是:贪图虚名、不务实效,劳民伤财;官僚主义的要害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要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需要提高觉悟,加强教育,深入群众,从深入实际、勤政为民、真抓实干、健全制度和改进领导方法五个方面入手,重要的是抓住三条:一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集中民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自觉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程度统一起来,防止滥用民力,盲目蛮干,决策失误。二是深入群众,视百姓为父母,对群众如亲人,真心实意地听民声、察民情、知民怨、解民忧,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三是建立健全密切联系群众的相关制度,切实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抓起,从人民群众反映最不满意的问题改起,从人民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做起,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四、进一步加强领导机关作风建设,发扬民主,顾全大局,这是解决机关作风建设的关键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发扬民主,维护团结的制度保证,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是凝聚集体智慧,实现正确决策的必然要求。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规定,切实增强民主意识,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严格按照党内议事和决策机制办事,坚持重大问题集体研究决定,注重发扬民主,充分发挥班子成员作用,大家珍惜共事机会,识大体、顾大局,讲党性,自觉做到政治上互相信任不猜疑,工作上互相支持不拆台,生活上互相关心不淡漠,积极推进班子的整体合力。班子议事决策过程实现程序化、规范化。班子成员在决策前充分发表自己意见进行讨论,决策后,按照分工积极抓好落实。在加强团结、合力干事上,要坚持一把手统揽不包揽,善断不武断,信任不放任,大度不失度。作为副职要到位不越位,服从不盲从,补台不拆台,分工不分家,营造宽松和谐、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增强机关的向心力、凝聚力。

  五、进一步加强生活作风建设,情趣健康,追求高尚,这是解决机关作风建设的现实问题

  树立良好的生活作风,要提高修养,塑造品格,树立正确的“三观”:一是正确的得失观。始终保持高尚的情操,保持一颗淡泊名利的平常心,经得起名利、得失的考验,把豁达大度、吃亏让人作为立身做人、为官从政的行为准则。二是正确的权力观。自己要行得正,说话腰杆子就硬,反之如果自己不廉洁,抓别人就理不直气不壮,甚至无从下手,凝聚力也就弱。一靠自身正、二靠自身硬,而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克己奉公、廉洁自律,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还有一点就是正确对待职位升迁,这点非常重要。三是正确的荣辱观。要树立社会主义的荣辱观,远奢侈、慎交友,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和娱乐圈,管住自己的嘴、管好自己的腿、管住自己的手,不碰“高压线”,不做越轨的事,自觉维护自身形象和威信。在工作上坚持高标准,在待遇上低看齐,不搞特殊化,与群众同甘共苦。 摘自《天津日报》
 


 

关于地方党政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对策建议

——全国党建研究会课题组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必须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路来解决。对此,我们经过深入调研,提出以下建议:

  建议一:进一步加大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的力度

  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是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

  一是在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党政领导班子头脑的过程中,要创造“人人学习、终身学习”的环境。通过建设学习型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的一系列形式和做法,破除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思想障碍,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使科学发展观真正成为统领各方面工作的根本指针。

  二是努力提高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教育培训水平。继续推进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内部的改革,改进办学思路,在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班次组织、教员配备、教材选配等方面引入民主管理方式,通过征求上级主管部门和学员的意见、教员民主推荐等办法,确立适合党政领导班子实际需求的最佳培训方案。加大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引入社会化竞争机制的力度,逐步实行培训项目招投标制度,充分利用地区智力资源,让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社会培训机构参与党政领导干部的教育培训,择优配置教育培训的主体。要特别重视发挥制度的约束作用,把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培训情况作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选拔使用的一项重要依据。

  三是在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学习培训中,加强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教育。要教育和引导地方党政班子成员增强党性,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克服和纠正一些领导干部一味追求个人升迁而产生的急于树形象、出政绩的不良心态。注意引导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思考和回答好“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如何创造政绩”等问题,切实做到“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

  建议二:完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体系

  坚持运用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进一步明确体现科学发展观的选人用人办法和依据,对于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树立正确政绩观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中央组织部制定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为完善领导班子考核体系确立了基本思路和框架。在实际工作的探索中,必须坚持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成效作为考核干部和评价干部的基本依据。

  一是探索多元化、经常化考评方法,将地方党政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评价工作,最终要落实到地方各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中。因此,要按照《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的精神,努力实现干部考核评价主体的代表性、当事性。注意广泛吸收党政机关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对党政领导班子的考评,充分考虑“民意调查”在“综合评价”中的评估权重,吸引更多党员群众参与考评,加大自下而上评价的权重,同时要注意选择较为客观、公正的第三方参与考评。而且,还要注意把平时考核与集中考核结合起来,加大平时考核结果的权重,使考核结果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党政领导班子的实际情况。

  二是注意研究不同岗位政绩指标的差异。由于党政领导班子内部分工不同,职责定位不同,制定考核领导班子内部不同岗位的政绩指标体系,必须充分体现不同岗位的差别,防止仅用一种指标考核所有岗位,解决因指标缺乏差异性而导致部分考评结果失真的问题。

  三是研究探索考核指标的定性分析和量化问题。对于不能量化而需要定性分析的项目指标,可以借鉴制定法律条款的方法,采取定义方式。对于可以量化的内容,比如,对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发展目标以及群众关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救助等热点难点问题,都应研究指标的量化和细化。要尽量细致描述考核指标,制定严格的工作流程,实现可操作性。

  四是研究探索干部考评、奖励、监督、惩处的配套制度。强化考核结果运用的刚性要求,把考核结果作为调整领导班子和干部选拔任用、职务升降、奖励惩处的基本依据。让事业心强、实事求是、无私无畏、以大局为重、出于公心、少有私心杂念、忠实于党和人民利益的好干部得到褒扬和重用。要格外关注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干部。对考核较差、公信度低的干部,针对不同情况,可不再提名晋升或采取调离岗位、免职、降职、诫勉、辞退、建议辞职等组织处理方式。

  建议三:进一步理顺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

  建立和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是研究解决增加党政交叉任职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对于班子分工应通盘考虑,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使党政交叉任职成为一种合力,以避免出现党政职责不清等现象。对党政兼职成员的职责分工和定位,应主要根据个人的能力和特长,以政府工作为主。

  二是明确专职副书记的设置和职责。对于专职副书记的职责定位,一些同志认为:专职副书记原则上协助书记抓好党的建设和党务方面的综合性协调性工作,以及党委确定的阶段性重点工作。具体包括:协调决策,主要是与纪委和组织、宣传等党委部门沟通,积极参与党委决策方案特别是有关党的建设方面重大决策方案的调研和论证;协调执行,主要是协助书记抓好党务方面决策的执行和落实;督促检查党务方面决策决议的贯彻执行。

  三是进一步完善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为使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的决策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议在强化“全委会”决策功能、发挥好“全委会”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民主科学决策机制,建立和完善决策公开和公布制度、决策信息反馈制度、专家咨询制度,逐步建立决策协调机制,使政策出台时考虑到各部门、各系统、各层次的协调统一,特别是要考虑到政策的综合配套衔接以及政策连续性、普适性等问题。抓紧制定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对违背科学发展、损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决策人员,追究相应责任并给予处罚。

  四是加强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党内法规,强化党委会内部成员之间的监督。强化党内监督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评议、民主生活会和巡视制度、领导干部约谈制度,健全重要情况通报制度、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述职述廉、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相关制度。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责任制和监督失察责任追究制度,探索建立一把手问责制,强化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

  五是抓紧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修订地方党委工作条例”的要求。现行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颁行于1996年,至今已有12年。相对于形势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试行条例的有些条文已明显不适应,建议抓紧修订工作,以便更好地规范和指导地方党委工作。

  建议四: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

  针对中西部和各省区市内欠发达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特殊情况,建议中央和各省区市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制定鼓励干部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的政策,选派发达地区优秀干部到欠发达地区对口交流;专门研究制定欠发达地区的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指标,特别要体现中西部和其他欠发达地区的特点和需要;加大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力度,在资金上支持欠发达地区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项目;鼓励各类跨区域的商业组织到欠发达地区发展,增加欠发达地区资金积聚和投入的途径。

  建议五:营造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良好环境氛围

  努力营造良好的民主氛围,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宽松环境。在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允许在讨论中探索和前进,使学习讨论的过程成为更新发展观念的过程,成为解决与科学发展观种种不适应、不符合问题的过程。通过学习讨论,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达成高度共识,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成为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自觉行动。

  树立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良好作风,按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树立“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要求,夯实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作风建设的思想道德基础。用好的作风、好的制度选拔任用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优秀干部。对于那些素质高但缺乏基层经验的年轻干部,鼓励和安排他们到基层锻炼。要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坚决纠正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各种观念和做法,扎扎实实地推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项工作。要切实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加大对不正之风和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弘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崇高风尚,形成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

  加大宣传力度,让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真正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宣传普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注意及时发现和宣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先进典型,通过各种活动的开展,努力形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良好氛围。 摘自《前线》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根据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部署和党中央的决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自今年3月以来在江苏省、财政部、唐山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浙江大学等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进行试点。23个试点单位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紧紧围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这一主题,抓住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这个重点,按照“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体要求,认真学习,深入实践,积极进行探索创新,基本实现了统一认识、提高能力、解决问题、创新机制的预期目标,为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积累了经验,受到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为巩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活动成果,切实把全社会的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

  近年来,党内的集中学习教育活动搞了不少次,比如“三讲”、“双思”、“三个代表”、“党的先进性”教育等。学习教育活动,较好地统一了全党同志的思想认识,提高了党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创新实践了一批卓有成效的长效机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很好的理论和实践的铺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学习教育活动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的不良风气和倾向。笔者认为,为了使即将分批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更加实在的成效,要正确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学习与应用的关系。提高领导干部科学发展的能力,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努力学深学透,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更不能稀里糊涂,当门外汉,搞瞎指挥。但是,学习只是途径,不是目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应用。学而不用,顶个屁用。应该说,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外延等概念和理论并不是不知晓、不懂得,而是知之不行、学之不用,没有真正做到学以致用,造成了学与用、知与行的严重脱节。这样,无论是对个人决策还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都是不利的。实践已经证明,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对于真理,我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更要应用应用再应用,并且在应用中检验学习效果,在应用中转化学习成果。

  二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离开实践,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践缺乏理论指导,将会走弯路、走错路。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引领伟大的实践。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要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既抓好理论学习,又突出实践特色,只有把学习成果运用于实践,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加深理解,才能真正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真谛;既解决突出问题,又创新体制机制,为从根本上、长远上促进和保障科学发展提供制度保证;既突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这个重点,又在各个阶段、各个环节对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都有明确具体的要求,确保全体党员参与学习实践活动的全过程;既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又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实事求是查找问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形成团结一致向前看,齐心协力推动科学发展的生动局面。理论指导实践,是将抽象变为具体的过程。为此,必须在学习实践过程中,紧密结合实际,紧密联系实际,不能“空对空”,而应“实打实”。

  三是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干部是学习的主体,群众是实践的对象。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干部受教育、发展上水平,都是为了群众得实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得实惠”是学习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要在学习实践过程中,坚持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广泛吸引群众参与进来,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真心倾听群众呼声,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真诚为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通过干部的模范带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学习与实践科学发展观,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青山绿水、和谐安宁、美满幸福,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转变干部作风,引导和带领群众建设好全面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共同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四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学习实践,离不开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实践方式。但是一定要始终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要服从于、服务于科学发展。无论是什么样的创新活动、创新实践,都不能一味地追求名字的好听、响亮,而要更多地关心、关注其是否有利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贯穿学习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坚决做到不利于科学发展的形式坚决不搞,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事情坚决不做。要以内容统领形式,而不能为了形式而形式,为了造势而造势,将学习实践活动搞成“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五是眼前与长远的关系。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一个主要的障碍是,我们现行的干部考核总是“爱近恶远”——对基层干部眼前的成就看得多些,对于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似乎还不太关注。这就形成了干部任用中的一个导向性问题,还容易使一些干部急功近利,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这里,一方面,需要改革干部任用方式,另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需要广大基层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政绩观、价值观,要有“不怕今人说不好,就怕后人骂脊梁”的忧患意识,把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和得失看淡些,把党和国家的千秋事业发展看得更重些,只有这样,科学发展观才能从文件中走向当地发展的实践中,并在生动、实在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科学发展观。

  党中央号召,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实践活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着重把握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落实领导责任,加强分类指导,鼓励探索创新,搞好舆论引导,坚持统筹兼顾,努力达到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的目标,确保活动取得实效。应该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时间、原则和目标任务已经十分明确,接下来就需要全体党员干部掏出真心、付出真行。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科学发展观的新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于科学发展观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大大丰富和拓展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精神要义。

  一、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七大报告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报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判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1)科学发展观是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三大理论成果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三大理论成果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2)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处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光芒,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神髓;更体现着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科学发展观以其科学的品格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科学发展观是有丰富内涵的科学理论

  十七大报告丰富和拓展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拓展了对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务”的认识。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如何发展?十七大报告提出: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这就把发展的各个环节科学地统一起来。抓住了这几个关键环节,就抓住了发展的根本。

  拓展了对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十七大报告对于以人为本进行了科学分析: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到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

  拓展了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意味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大建设;协调意味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可持续意味着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提出“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一个崭新的思想,它拓宽了我们对人类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

  拓展了对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兼顾意味着要妥善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兼顾意味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无论是讲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还是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的含义都得到了拓展。如何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十七报告提出: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十七报告提出: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也就是用宽广的国际视野来观察问题;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也就是要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善于化解已知的风险,发现和预见未知的风险。

  三、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有制度的保证

  十七大对于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战略部署,这也是十七大报告一个突出的亮点:

  1、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重要领域与关键环节的改革、对外开放的推进,都要与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结合起来。

  2、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今后宏观调控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不仅要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与效率的提高,还要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的协调和公平正义的实现。这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新的方向。

  3、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这就要求财税制度进行必要的变革。什么叫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这种财税制度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利于资源的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建设等。这种财税制度要求更多地向上述领域进行投入,要求更多地支持该领域企业的发展。

  4、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科学发展需要政治与组织保障,党的工作就是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党的建设包括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等都应当紧紧围绕这一工作来展开。要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从干部考核环节上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5、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科学发展观的落实需要千千万万的忠实执行者,要形成这样一支宏大的队伍就要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用科学发展观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教育党员干部,使他们能够自觉地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关键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正确认识和把握科学发展观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才能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障。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提供政治保证。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点。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只有首先抓好了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个根本,才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将面临一系列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的体制、制度矛盾,需要我们党在政府职能、社会管理等方面进行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我们党只有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才能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式组织和带领人民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驾驭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的能力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高了,才能更加有效地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事业中去。

  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提供思想保证。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无论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是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进行党的建设,关键是在思想上树立科学发展观。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和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与基本要求,着力把握其科学态度和精神实质,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针对性,彻底摒弃不合时宜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不断增强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新的发展实践,保持和发展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提供组织保证。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关键。在党的组织建设中,必须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坚强战斗集体,不断增强党员队伍和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干部队伍建设中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政绩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取得什么样的政绩、创造多大的政绩。正确的政绩观,以科学发展观为重要前提和基础,以求真务实为核心内容,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目的,以实践、群众和历史为衡量标准。在干部工作中要改进政绩评价和考核办法,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进一步改进考核办法,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努力从组织上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提供组织保证。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提供作风保证。党风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执政地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党一项长期性的党建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与党的作风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按照中央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着力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自觉地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现阶段尤其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引导全党同志重实绩、鼓实劲、求实效,不务虚,不脱离实际,不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科学发展观能够落到实处和取得实效,脚踏实地地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摘自《广西日报》
 


 

改革开放进程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邓小平理论开始,延伸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并形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历史进程在理论思维中的浓缩和真实写照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作出了一个十分精辟而完备的科学论断:“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问题,探讨得比较多,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也使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应该说有了高度的共识。但是,究竟怎样认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两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

  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逻辑与历史统一的鲜明表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邓小平理论开始,延伸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并形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历史进程在理论思维中的浓缩和真实写照。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是改革开放的起步和试验阶段。这一时期我们党面临着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开始起步。从改革来说,首先是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与此同时进行城市改革试验。从开放来说,这段期间首先是开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尔后中央又确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以吸取外资、引进技术、知识和管理办法,从此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一页。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这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和重点突破的阶段。这个时期,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也相继展开。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是着力于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着力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提高工作效率,消除官僚主义。从对外开放来看,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联动的对外开放的总格局。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这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和不断完善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从改革开放来看,整体推进、配套完善是一个显著特点。党中央不但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工作大局和指导方针,而且特别强调要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我们党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继续扩大。

  总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起点亦即逻辑开端出发,到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党的十二大这一新的历史开端,到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起点出发,到党的十四大全方位的概括和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并通过党的十五大,把这一理论科学地概括为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地写入了党章。从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写入党章成为党的行动指南,到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系统阐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界定。与这种逻辑的发展线索相呼应的,是30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把握逻辑与历史相互依赖、互相促进的内在规律的过程中生动地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的高度统一。

  改革开放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矛盾运动过程中相互促进

  回顾改革开放30年,之所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如此惊人的重大成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与时俱进中所以不断发展,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们党理论创新最活跃的时期。纵观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光辉历程,伴随着实践的每一步前行,我们的理论发展都有新的飞跃,我们在思想、理论上都有新的认识。邓小平理论中的每一个基本观点,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点,“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等等,无不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进行创造性理论总结和理论提升的结果,无不闪烁着理论创新的光芒。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创造品格的思想理论和重大决策,诸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点的深入分析,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准确提炼,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理论的系统阐释,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思想的精辟论述,关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正确揭示等等,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概括,无不渗透着立于实践基点之上的理论创新精神,闪耀着理论创新的光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系列战略思想,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紧跟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步伐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当我们去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诸多概念和范畴的形成过程时就不难发现,它们都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提出、充实、完善起来的。

  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领袖与群众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共同推动的结果

  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领袖与群众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共同推动而结出的丰硕果实。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作出了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改革开放已成为世界潮流的科学判断,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的振聋发聩的科学命题。正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并且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化,促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改革开放理论逐步形成和完善。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经济领域中,创造性地解决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实践中出现的实际经济问题,明确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肯定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在政治领域中,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照新形势的要求,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建设法治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治国理念上的一大飞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所有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特别是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等等。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事实证明,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就不可能有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同样,也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无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都是党和人民群众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摘自《湖北日报》


 

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公平正义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新事物是符合客观规律、代表事物发展方向、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广阔前途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事物,所以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是向前发展的。但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还会遇到种种困难,事物发展的途径必然是曲折的、长期的。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正确对待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的困难,又要对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充满信心。

  建设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努力的工程。需要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道德、法制等素质,使他们有渴求公平正义的意识、参与公平正义的能力和依法追求公平正义的行为。而满足公民对社会公平的要求,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物质条件。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途径,仍然是努力发展社会经济,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为实现更高水准的社会公平正义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另外,公平与正义还涉及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它需要形成是非标准,扶持社会正气,谴责歪风邪气,打击邪恶势力,还需要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保障体系。可见,公平与正义建设工程十分浩大,各个方面很难同时进行。且由于公平与效率在局部问题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公平与效率的暂时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有时为了追求效率甚至不得不牺牲一点公平。但为追求效率而牺牲一点公平,正是为了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偶合。公平正义建设虽然面临许多困难,但作为新事物,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有党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有符合客观实际的各种方针政策和政策。所以,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公平正义的社会就会逐步实现。 摘自《广西日报》
 


 

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大举措

(作者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党的十七大着眼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解决民生问题是最大政治、改善民生是最大政绩”的理念,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深入实施十项民生计划,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认识民生

  目前,宁夏正处在一个攻坚克难、爬坡追赶的重要阶段,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在这样一个重要阶段,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富民强区摆在突出位置,以富民目标凝聚群众,以富民举措激励群众,以富民实绩造福群众,真心实意保障和改善民生。

  宁夏实施的十项民生计划,是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着眼于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真正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的民心工程,体现了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根本要求。十项民生计划的实施,体现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反映着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领导水平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加大财政支出向公共服务、乡村腹地、贫困山区、困难群体等的倾斜力度,把实施十项民生计划作为改善民生的突破口,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协调。

  在推动科学发展中普惠民生

  改善民生是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伴渐进的过程。应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在推动科学发展中着力改善民生,在改善民生中实现科学发展。

  抓发展,夯实民生支撑。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奠定坚实的基础,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高水平推进优势资源开发转化。在确保农村基本政策不动摇、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粮食总产不降低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宁夏的农业资源优势,培育枸杞、马铃薯等特色产业,实施设施农业“三个百万亩”工程,加快形成引黄灌区高效农业、中部干旱带节水农业、南部山区生态农业三大板块,打造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区;依托富集的煤炭、油气、有色矿产等资源,把宁东(太阳山)能源化工基地和新材料产业基地作为宁夏经济腾飞的“两翼”,把发展壮大“五优一新”产业集群(能源、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农副产品加工和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宁夏经济腾飞的“脊梁”,把培育50户销售收入“过十超百”的亿元企业作为宁夏经济腾飞的“引擎”,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强势工业区;充分整合宁夏沿黄河地区的优势资源,建设沿黄城市带(群),使宁夏沿黄地区成为辐射周边、带动全区的强势经济圈;充分利用“两山一河” (贺兰山、六盘山、黄河)、“两沙一陵”(沙湖、沙坡头、西夏王陵)、“两文一景”(回族文化、西夏文化、塞上江南景观)等独特资源,打造塞上旅游强区,提升宁夏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充分开发利用空域资源优势,通过积极发展航空口岸等现代化综合物流体系、加强国际商贸交流活动等,把宁夏打造成为我国面向穆斯林国家开放的前沿,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抓生态,改善民生环境。良好的生态、适宜人居的环境,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在宁夏这样一个三面环沙和以高耗能工业为主的地区,搞好生态建设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应抓住国家实施西部重点地区防沙治沙工程的机遇,把加快发展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有机统一起来,坚持环境优先,实施“六个百万亩”生态林业工程,建立节能减排激励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工业项目建设坚决做到“三不”:不占用基本农田搞建设,不增加黄河取水量,不突破环境容量。宁可暂时牺牲一点GDP,也不破坏环境,为广大群众创造一个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地更净、空气更洁净的良好环境。

  抓效能,提升为民能力。政府效能如何,体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我们按照“为民、务实、创新、高效、清廉”的要求,以优化政务服务、改善发展软环境为目标,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抓手,以提高执行力为突破口,广泛开展行政效能建设活动。强化依法行政,规范决策行为,规范执法行为,规范政务公开,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构建教育、制度、监督、激励四位一体的长效机制,确保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强化队伍建设,营造“讲激情、比创业,讲服务、比奉献,讲执行、比效率,讲清正、比形象”的好风气,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有力保障。

  在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中改善民生

  解决好民生问题,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我们立足基本区情,有计划、分步骤地稳步推进改善民生的各项任务,使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

  发展教育事业。将国家“两免一补”政策扩大为“三免一补”——免费为学生提供教辅材料,并将范围扩大到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使每一个适龄青少年都得到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生均校舍建筑面积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全部消除D级危房;2006年,以县为单位提前1年全面实现“两基”目标;在银川创办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宁夏育才学校,通过免收学费、住宿费和提供生活补助,异地培养少数民族贫困学生。从去年开始,我们在抓好义务教育的同时,将重点放在发展职业教育上,制定实施技能致富计划,力争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使每个市有一所职业技术学院,每个县(市)有一所职教中心。凡初、高中毕业不能升入普通高中或大学的学生,都能进入职业技术学院(校)接受教育培训,使他们凭借一技之长顺利就业。

  促进群众创业。连续3年安排资金专门购买公益性岗位,重点解决“4050”人员再就业问题。2007年,实现了零就业家庭全部消零的目标。从今年起,广泛开展群众创业活动,主要内容是设立创业援助基金,扶持一批下岗人员自主创业,发动一批企业家二次创业,鼓励一批知识型人才和大学生带头创业,引导一批外出人员回乡创业,吸引一批外地企业投资创业,培育出成千上万、走南闯北的创业者。

  完善社会保障。在全面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全区44万城乡特困群众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以“扶老、助残、济困、救孤”为重点的社会福利事业,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扩大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范围,开展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从今年开始,将连续3年提高企业退休职工退休金标准,有效保障广大群众基本生活。

  扩大医疗保障。2007年,全区22个县(市、区)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前1年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覆盖和村卫生室规范化建设目标。“零利润”药品进入社区,药招“三统一”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从今年开始,用两年时间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政府承担部分资金,提高报销比例和封顶线,降低起付线;全面推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初步实现全民医保。

  强化住房保障。通过实施塞上农民新居、危窑危房改造、采煤沉陷区居民搬迁、资源枯竭区困难职工和低收入家庭迁居、农垦职工家居五大工程,全区近5万户农民改善了居住条件,1万多户居民搬离了采煤沉陷区。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加快建立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一批中小户型住房,扩大经济适用房规模,推行廉租住房、周转房制度,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和特困家庭的住房问题;加快推进塞上农民新居、危窑危房改造和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切实改善城乡群众的居住条件。

  改进社会管理。实施“少生快富”工程,确保每户不超生。建立司法援助制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完善调解机制,积极预防和妥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深入开展产品质量和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加强平安创建,依法防范和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切实做好防震减灾工作,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营造稳定、安全、和谐的人居环境。

  在统筹兼顾中保障民生

  十项民生计划涵盖面广、投入量大,事事关乎群众利益。我们本着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真心实意关注民生,千方百计改善民生,全力以赴保障民生,使十项民生计划能够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民心工程”。

  统筹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民生计划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因而应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同时,应科学、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界限,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调动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中介组织的积极性,形成多元化的民生保障投入格局。

  统筹好长远与当前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对改善民生的需求日趋多样、标准不断提高。这就需要把实施民生计划作为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使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改善民生取得的成效。同时应当看到,宁夏经济欠发达,基础差、底子薄、发展不平衡。各级政府应充分考虑各方面条件和承受能力,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稳步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统筹好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十项民生计划覆盖面广、内容丰富,在实施过程中要先主后次、突出重点,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入手,用工程化措施加以实施,抓点带面,示范引导,整体推进。同时,兼顾矛盾的各个方面,增强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一个基层党员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感想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5日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和解决了为谁发展、为何发展、何为发展、如何发展等一系列有关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对中国乃至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大理论升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作为一个基层党员,笔者对开展这项学习实践活动有三点感想。

  其一,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了党章,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应该说,社会每个成员都是科学发展观的推动者和践行者,同时也是受益者。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成员,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成员,我们更应该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践行者、忠实执行者和积极促进者,要走在学习实践活动的前列。

  其二,没有真正的学懂弄通,就不可能对科学发展观有坚定的信仰。因此,在学习实践活动中,我们不能满足于学过了,不求甚解,不肯下苦功夫深钻细研,更不能认为科学发展观博大精深,不知道学什么、如何学习,或者认为科学发展观就那么几条,记住就行了,而对它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理解不够,这样是不会有效果的。我们必须要在真学、真懂上下工夫,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核心、根本要求和根本方法深钻细研,准确掌握科学发展观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学习理解,把握内涵,掌握精髓。这样,学习才能有新收获,认识才能有新跃升,实践才能有新标准。

  其三,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有良好的作风作保证。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这是党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对党员的政治品格、思想境界、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提出的新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动党的事业发展和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保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三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讲党性是核心,是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原则和重要准则,是我们前进的“指南针”;重品行是基础,是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道德准则,是我们前进的“纠偏器”;作表率是目标,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的,不讲党性、不重品行,作表率就流于空谈。因此,我们只有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才能以优良的作风和形象影响、带动、服务群众,凝聚方方面面力量,确保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对于领会十七大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要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这一内涵,必须在理论上理清以下两个关系问题: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个理论体系,它起源于毛泽东思想,传承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毛泽东思想是原创性、基础性理论,邓小平理论等则是创新性理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体系不同,依据十七大报告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只包括邓小平理论及其后的创新性理论,不包含毛泽东思想。这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流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形成重大区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因为两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既相通又相异。毛泽东同志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尽管提出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等),但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在党的八大前后有良好开端,但最终没有真正找到。相对毛泽东思想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关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理论体系,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与以往不同的创新性认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的创新成果。这样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含毛泽东思想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原理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邓小平理论是本原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传承性理论,也就是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源头和主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对它的丰富与发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是邓小平在十二大上提出的,十四大对那之后一系列的理论创新进行总结时,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明确冠以“邓小平”的名字,称之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五大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括为“邓小平理论”。可见从本原上说,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后来出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传承性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不再以邓小平的名字命名;又因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要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的,因而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以邓小平理论为本原的独立的理论体系,它与毛泽东思想这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既有联系又不相同,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摘自《山东经济学院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中蓬勃发展


  从30年前改革开放伊始,直到今天,反映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深层次的。如果说过去一个时期,世界社会主义理论界考虑较多的问题,是对斯大林模式重新思考和未来社会主义模式的选择,那么,现在一些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又已摆到面前:什么是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不能兼容?社会主义如何认识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文化如何批判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如何把握未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怎样走和平发展道路?如何能够建设和谐世界?……等等。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是不争的事实。进入新世纪以后,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和变革。在国际上,世界格局正在加速走向多极化。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生产、贸易、金融、科技的全球化,虽然有助于世界范围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也潜伏着种种危险。美国经济的衰退,已对世界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技术的垄断优势,控制和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经济主权,并利用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西方式的“人权”和“民主”观念,趋于公开化。在国内,各项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党内腐败滋生和蔓延问题,三农问题,下岗工人和大学生就业问题等,都是迫切的重大课题。改革中许多涉及利益分配、权力调整的深层次矛盾,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面对这些问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清醒地估计形势,增强驾驭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经受国际国内各种严峻挑战和考验。

  问题归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成功?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是一条成功之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这也是革命先辈和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华民族饱尝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耻辱,立志于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争取中华民族的腾飞,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是在寻找和开辟中国现代化建设之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也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几经曲折、坎坷,才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中蓬勃发展。在世界历史上,社会主义运动曾多次出现低潮。尽管每一次低潮都会引发革命阵营内部出现悲观失望情绪,但是也会考验和净化革命队伍,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坚强。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所指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那有这回事!” 现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坚信社会主义必定胜利的同志,都希望并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建设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不仅如此,在世界大国中,也在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7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一支重要社会进步力量。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中国共产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总是坚持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这就是坚持现实和理想的统一、手段和目的的统一、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实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实践探索的产物。党的十七大从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的科学统一以及十个方面的具体经验进行了总结。总结这些经验,其出发点和主要目的,是为了把中国今后的改革和建设搞得更好、更有成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同时,它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它毕竟可能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参照思路,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发展模式。更重要的,随着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不断加强,世界上相信社会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会越来越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复兴,迟早一定到来。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习近平“思考党建”,为何特别提到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载了习近平同志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长篇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

  文章在回顾总结了30年党的建设的历史背景和伟大进程、30年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和进步、30年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成果、30年党的建设的几点启示之后写到,“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各方面建设,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业上展开的。”

  在笔者看来,习近平“思考党建”特别提到毛泽东,其意义就在于:

  首先,“思考党建”特别提到毛泽东,有利于传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正是有了这个伟大工程,正是有了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如果没有毛泽东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设、巩固并开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所谓“30年党的建设”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思考党建”才特别提到毛泽东,才强调“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各方面建设,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业上展开的。”这是对党的历史的充分尊重,也是对党的光荣传统的有力传承。

  第二,“思考党建”特别提到毛泽东,有利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理论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与逻辑的密切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中,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发展史上前后接续、继承发展、与时俱进、高度统一的恢宏理论大厦,堪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观。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于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又根据时代特征、人民实践和全党集体智慧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沿着毛泽东思想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充分吸收了毛泽东思想的宝贵理论财富(包括活的灵魂和各个组成部分等),不断丰富、发展、完善,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将从毛泽东思想中吸取的宝贵财富与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总结提炼的新鲜内容有机地融为一体,将坚持与继承、创新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指导作用,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因此,“思考党建”特别提到毛泽东,有利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三,“思考党建”特别提到毛泽东,有利于抚今追昔、牢记使命。习近平在“思考党建”特别提到毛泽东文章之后写到,回顾历史,我们深切地感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果是来之不易的。8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无数英烈,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艰苦奋斗、锐意进取,才奠定了中国今天的局面。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我们党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抚今追昔,展望未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使命神圣而光荣。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从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表述中,我们更可以看出,习近平“思考党建”特别提到毛泽东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是很深刻的。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薄熙来为何重提刘少奇对掏粪工人说的话


  日前,在重庆市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会议上,薄熙来意味深长地提起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曾说过的一句话。“当年刘少奇主席对时传祥同志说,我是国家主席,你是掏粪工人,这只是分工不同,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句话感人至深,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

  当年,刘少奇主席和掏粪工人时传祥说的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关系,高度诠释了一代伟人感人至深的人民公仆情怀。今天,我们重温刘少奇同志的这番话,依然有极强的教育引导意义。

  我们应该清醒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个别领导干部,他们是“变了质”的。个别党员干部已经习惯了当官做老爷,却不在习惯将自己当成“人民公仆”;一些官员,官不大架子不小,高高在上,摆不正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能端正对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一些党员干部,公仆意识丧失,道德情操缺失,传统观念弱化,严重脱离群众。这些人,正常的尽职尽责都成为一种苛求,更遑论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视自己为普通群众的一员。

  归根结底,这是对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革命先辈们,深知革命成功之不易,也深能体会党和群众血肉相连、鱼水深情是开展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先辈们,始终恪守的是人民利益至上,毕生秉持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将自己定位为“人民勤务员”,而从没有将自己定位为高高在上的开 国元勋、国家领袖;周恩来总理胸前一直挂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是他对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终生不悔、殚精竭虑的最好证明;邓小平同志始终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同样对自己人民公仆本质的最恰当定位。

  这些世纪伟人,带领旧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伟人们,又何尝当过一天“老爷”?又何尝不是视自己为最普通群众的一员?这又何尝不是体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情怀和博大的爱?

  其实,只要每一名党员干部真正摆正了自己的位置,真正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自然会视百姓的“小事”为执政为民的大事。就譬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到的信访问题,只要每个职能部门、和每一名党员干部,有着发自内心对群众的感情,将自己当成普通群众的一员,而不是有特权地位的“官老爷”。真心关爱群众的冷暖疾苦,真情爱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扎扎实实从一件一件“小事”做起,把一件一件“小事”做细、做实,做到群众满意,即使再大的工作量、再困难的事情,也一定能够办好。

  今天,薄熙来在信访工作会议上重提刘少奇主席对时传祥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名普通共产党人的责任体现。这无疑是给那些理想信念缺失的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同时,也是对那些“问题”党员干部的警示和告诫。 摘自《人民网》 


 

党员意识是共产党员立身之本


  党员意识是党员对党的纲领、性质、宗旨以及使命任务的深刻认知,在情感上是对党的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思想上是一种践行党员先进性标准和维护党的形象的自觉。胡锦涛总书记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党员意识是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是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重要前提,必须把增强党员意识作为执政党建设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来抓”。这一要求,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员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共产党员的称号是崇高的、光荣的,共产党员的身份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共产党员只有具备党员意识,明确党员的基本要求以及所承担的使命和任务,才能自觉拿先进性的尺子衡量自己,始终保持信念的坚定、思想的纯洁和情趣的健康,始终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发展党的事业上,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我们党8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广大共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生死关头豁得出来。特别是在汶川抗震救灾的斗争中,哪里灾情最严重,哪里群众最需要,哪里就有共产党员挺身而出、身先士卒、英勇战斗的身影。抗震救灾斗争能够迅速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用汗水、鲜血和生命,实践党的宗旨,实现人民利益,在人民群众中铸起了一座座丰碑,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毋庸讳言,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受社会生活“四个多样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确有一些党员“身份麻痹”,产生了一些与党员身份不相符的问题。有的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淡漠,精神空虚,思想颓废;有的奉献意识缺失,讲实惠,讲索取,与党要权,与民争利;有的平时看不出来,关键时刻站不出来,不是吃苦在前,而是见好处就上;有的组织和纪律观念松弛,不是听从组织安排,而是挑肥拣瘦,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少数党员甚至蜕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无数事实证明,党员意识淡化,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就会淡化,就很难自觉用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言行,党员的先进性也难以体现。许多腐败分子的堕落,往往是从忘了“我是党员”、忘了庄严的入党誓词开始的。其结果不仅给党员形象抹了黑,也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带来损失。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巩固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先进性,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增强党员意识,切实把党员意识作为立身之本。

  强化先锋意识,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性质、纲领和奋斗目标。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新世纪新阶段,党员的先锋意识集中体现在坚持和捍卫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并为之不懈奋斗。对于军队的党员干部来说,践行先锋队要求,就要在思想政治上走在时代的前列,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上作表率;在工作标准上走在部队的前列,在忠诚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上作表率;在自身要求上走在群众的前列,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上作表率。

  强化宗旨意识,始终不渝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我们党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人最博大的爱就是爱人民,最深切的爱也是爱人民,最真挚的爱还是爱人民。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像胡锦涛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始终做到“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把群众的困难疾苦放在心上,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让群众真正体会到党的温暖、感受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带领群众为全面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努力奋斗。

  强化纪律意识,高度自觉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强化纪律意识,对于军队党员干部来说,最核心的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最基本的是坚决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四个服从”要求,自觉用组织纪律和党的先进性要求约束自己,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要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从而高扬理想的旗帜,砥砺奋斗的精神,以过硬的人品官德和一流的工作业绩为党旗增辉。 摘自《解放军报》
 


 

党员干部要做“五个表率”


  “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的这一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进一步加强党性、品行修养提出了新要求。党员和领导干部加强党性、品行修养,要做到“五个表率”。

  一要做政治坚强、理想坚定的表率。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是讲党性,加强修养的首项要求。一个政党如果没有了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就会失去精神支柱;一个党员如果没有了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就等于失去了灵魂。透视一些人犯错误的深刻教训,就是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要经受严峻的考验。考验越严峻,越能显示出一名党员干部的政治本色,越能检验一个党员讲党性的思想觉悟。新时期讲党性,做政治坚强、理想坚定的表率,就是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对党的领导的信念。

  二要做思想纯洁、道德高尚的表率。德是立身之本,德是事业之基。做人无德,什么事都做不成;为官无德,一分威信也不会有。做思想纯洁、道德高尚的表率,就是要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升华思想道德境界,讲正气、走正道、务正业,端正人品,常修官德,正正派派做人,清清白白处事,勤勤恳恳工作,任何时候都要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三要做严守规矩、严于自律的表率。党员干部严格自我要求、带头遵章守纪,既是自我完善、修养党性的必然要求,更是党的建设之必需。党员干部既是群众的榜样,也是群众的一面旗帜,“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作为共产党员更应自觉讲纪律、守规矩。

  四要做顾全大局、团结和谐的表率。“懂团结是大智慧、会团结是大本事”,团结和谐是人生最可贵的优秀品质,它可以变渺小为强大、化腐朽为神奇,可以让涓涓小溪汇成滚滚河流,可以使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我们党员和领导干部在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行业干工作都要做到靠共同的事业凝心聚力,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奋斗;胸怀要宽广,以宽厚之心待人,以平常之心处事;品质要高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方法要科学,善于团结共事,善于和谐相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上下同心、步调一致、互助友爱的团结和谐状态。

  五要做克己奉公、淡泊名利的表率。古人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名节重于泰山,利欲轻于鸿毛。”说的就是在功名利禄面前,要保持沉心静气,甘于恬静寡欲。作为我们各级党员干部,就要像焦裕禄、孔繁森等先进模范那样,正确对待名利,正确对待得失,不汲汲于浮华,不戚戚于名利,真正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勤奋敬业上。正确对待自己,善于辨证地看待自己的长与短、得与失,自信而不自负,淡然而不浮躁,谦虚而不自傲;正确对待组织,处理好个人愿望和组织需要的关系,讲党性、讲大局;正确对待名利,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为欲所惑,真正树立起党员干部淡泊名利、立党为公、勤政敬业的好形象。 摘自《青海日报》
 


 

如何培养干部的敬畏之心


  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9月5日举行2008年秋季开学典礼,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讲话中指出,当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

  敬畏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它们一个是我们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温家宝总理在诗作《仰望星空》中也深情写道:“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对一些东西怀有敬畏之心,这样才能使我们内心充盈、宁静,并在行为上有所戒惧、节制,从而与外界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李源潮同志提出干部要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这个要求既含有丰富的哲学意味,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警示意义。现实生活中,一些干部缺乏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于是对工作敷衍了事、得过且过。一些干部对百姓缺乏敬畏之心,缺乏向养育自己的人民感恩、对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负责的意识。更有少数干部不但对百姓毫无敬畏之心,反而要百姓无条件地敬畏干部,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百姓“管住管好”。还有一些干部在人生目标上缺乏高远追求,觉得“人生既然苦短,何不及时行乐”,于是一味沉溺于奢侈享受,自甘放纵堕落。他们不敬畏自己的人生,当然也不可能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这三方面的要求既有一定的区别,又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从现实角度考察,如果一个干部既不敬畏历史,也不敬畏自己的人生,既不求无愧于历史,也不求无愧于自我,那么他也不可能敬畏百姓,不可能追求无愧于百姓。所以,“三个敬畏”可以主要表现并最终归结为敬畏百姓,一个干部也只有真正敬畏百姓,才能真正敬畏历史和敬畏人生。

  在当前的条件下,应该如何培养干部的敬畏之心、特别是敬畏百姓之心?

  首先,需要干部牢固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人很早就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观点,但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民本思想存在着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前者没有摆脱“君权神授”观念的限制,后者则清晰地揭示了政府和官员执掌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因此必须用权力为人民谋利益的实质。我们说人民养育了干部,百姓是干部的衣食父母,主要就是强调百姓和干部之间是一种“授权”与“用权”的关系,强调干部要对自己手中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百姓心存敬畏。

  其次,需要充分保障和落实百姓对干部的监督权。如果百姓只是授予了干部权力,却不愿或无从对干部进行监督,致使干部的权力失去必要的制约,其结果将是十分危险的。也只有将干部置身于群众监督的巨大压力下,干部才能对群众监督产生敬畏之心。为此,一方面要不断丰富和完善新闻舆论监督(新闻具有人民性,新闻舆论监督是群众监督的一种形式)、群众评议干部等群众监督的形式,另一方面,还要大力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尽快出台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官员配偶子女从业公示等制度措施,切实保障群众对干部相关状况的知情权,为反腐倡廉工作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也为群众监督干部创造更稳健有力的条件。

  再次,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干部选任制度,加大民意测评、群众“投票”在干部选任过程中的权重。十六大以来,一些地方在党政干部公开选拔上进行大胆改革,探索出了“公推公选”、“公推直选”、“公推差选”、“差额直选”等积极可行的做法,有些地方将公选范围扩大到党政“一把手”和一届政府的全部组成人员,并将其中的“竞选”环节进行现场直播,使得群众的意见对公选结果能够产生一定影响。这些改革探索初步显示出,逐渐加大“百姓选择干部”的比重,将是今后干部选任的一个基本方向。这对于培养干部的敬畏百姓之心,无疑将起到直接而关键的作用。

  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我们才能形成一个促使干部从内心深处对百姓充满敬畏的社会政治环境,才能让干部从根本上培养起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情操。 摘自《东方早报》
 


 

重用老实人方有正气正风


  何谓老实?现代汉语词典权威解释语意有三:一是诚实;二是规规矩矩,不惹是生非;三是婉辞,指不聪明。与之对应,老实人自然可以解释为诚实的人、规规矩矩的人、不聪明的人。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政治领域,老实人一词均被广泛使用。尤其是我们曾在全社会倡导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谁老实谁就光荣。但改革开放以来,词意更趋于贬义,说谁老实,谁就是个木头疙瘩,等同于无能之至,简直是一句骂人话。

  人们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老实人词意的沦落,并不能否定老实人的存在。不过,让众多老实人感到欣慰的是,就在去年,“老实人”一词出现在中央关于做好换届工作的文件中,强调“绝不让正派老实的人吃亏,让投机钻营者得逞。”据此理解,老实人就是正派人。最近沈阳市委书记曾维讲:绝不让“不跑”、“不要”的人吃亏。(9月2日《人民日报》)结合起来分析,老实人就是忠诚厚道,只知道干活,而不活动、不送礼、不提要求、不给组织和领导找麻烦的人。党风正,则政风正;政风正,则民风淳。目前,党内决心用实际行动为老实人撑腰正名,当有利于政风、民风的改变,老实人一词也许会重新归于褒意。

  我国是一个政治传统深厚的国家。从政治层面来讲,老实人作为一个现代词汇,当有与之相对应的古代词汇。《论语》是影响我国几千年的儒家经典作品,据旅美作家张宗子统计和研究,《论语》中出现君子一词共107次,小人24次。君子小人皆有二义,其一以有无道德区分,其二则分指贵族和平民。《论语》中提到君子小人,多是第一义。如小人的24次,用指平民的仅只4次。在孔子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等等。其中专门讲到孔子周游列国,阅人颇多,对于领导者层面上的君子小人,认识深刻,故曰:“君子易事而难悦也:悦之不以道,不悦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悦也:悦之虽不以道,悦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也就是说,在君子底下做事很容易,讨好他却难。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讨好,讨不了好。小人正相反。并且进一步发挥引申,小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决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在工作上,功夫要用来取悦上司。小人靠这一套若能成功,在官场一帆风顺,那些被取悦的在上者,自然也都不是君子。如此看来,老实人就是孔子所谓的君子;钻营奸猾之徒则是小人。

  也正是从孔子开始,君子和小人成为一对矛盾,言此必涉彼,成为人们认识事物的一个标准。从汉以降,独尊儒术,孔子的治国理论,当然也包括君子小人学说,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普遍接受。甚至统治的成败也用君子和小人来加以阐释。比如,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前,上呈给后主刘禅的著名奏章《出师表》,其中有“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句子,换成今天的话,就是要告诉后主,任用老实人是治源,而任用奸猾之徒则是乱根。

  今天我们已经舍弃了君子和小人这一人才评判标准。但不让老实人吃亏的提出,体现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汲取,反映了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让老实人得到任用是个难题。因为,是不是老实人,头上并没有刻着字。而老实人普遍忠于理想,冰雪操守,正道直行,专心做事,不事张扬,耻于媚进,难免领导发现不了,组织关注不到。因此,不让老实人吃亏的提出固然十分可喜,更需在完善相关的法规制度和具体举措上下功夫。

  这个社会,只有老实者被重用,老实人扬眉吐气,国家才有正气,社会才有正风,也才能“野无遗贤、万邦咸宁”!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重点在于健全民主集中制


  党的领导作用最终是靠党的组织系统的工作来实现的,组织自身的状态——结构合理、内部关系正常、功能健全,是系统稳定有序的表现,是党赖以生存和发展并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坚实基础。一个结构失衡、内部关系紊乱、功能不全的病态组织系统必然是涣散的和软弱无力的。

  一些人把党内民主中的“民主”与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视为同一事物、等量齐观,在谈到党内民主时,以为侧重的是民主,在谈到民主集中制时,则以为侧重的是集中。这就等于把“民主集中制”看作是“民主”和“集中”一前一后两个过程的机械相加,并且把领导者个人和书记个人看成是“集中”的主体。

  党的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权力、权威不到位、党的领导者个人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却过分集中,是党内民主发展和民主集中制贯彻的根本障碍。理顺和规范党内权力关系,应以保障党员权力主体地位和党内权力科学配置、相互制衡和公正有效运作为重点,安排好党内权力的赋予、切割、划分、行使、监督和终止方面的配套制度和程序。

  建党8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于维护党员权利和集中领导,保证党员在重要问题上的统一行动,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党内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这既是对民主集中制与党的制度建设辩证关系的科学阐述,也对新时期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提出了根本方向和具体指导。

  一、健全民主集中制成为制度建设重点的原因分析

  党的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党的制度大致包括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等内容,对于党的制度建设而言,每一项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必不可少。然而,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制度建设的地位作用不同,民主集中制是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和主要部分,因此,必须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点。

  第一,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建设的重点,是由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各项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制度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其它制度的职能都源于民主集中制的要求,蕴含和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都维系于民主集中制这条红线,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建设的不同角度、不同范畴、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其一,党的组织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党的组织机构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基本规律设置的;党的组织发展工作是在民主集中制指导下开展的;干部管理的过程同样是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过程。其二,党的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党的领导机关是按照民主集中制设置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这本身就是一个民主集中的过程;党领导过程中的决策工作就是一个广泛发扬民主,集中群众正确意见的过程,组织实施则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接受实践检验、接受群众监督的过程。其三,党的生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党内日常活动中的具体实施。党内生活制度离不开民主集中制关于“四个服从”的基本内容;《党章》规定了共产党员的八项权利和八项义务,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就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问题,关于党员义务的规定,就是维护党内集中的问题。其四,党的工作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管理事务中的具体展开。民主集中制是形成党的工作科学运行机制的基本依据。民主集中制明确规定了党员与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党员与组织之间、领导干部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基本关系,它为党的工作正常运行理清了头绪,为党的管理科学化打下了基础。

  第二,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建设的重点,是由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功能决定的。我们知道,制度更具有稳定性,这是我们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的根本原因。制度为什么具有稳定性,究竟通过哪一项制度的哪一项功能来实现稳定性?正确理解这一问题,仍然需要从民主集中制在各项制度中的特殊功能入手。民主集中制在维护稳定性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功能。作为党的一项制度,民主集中制除了在保障党员正当权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证决策科学等方面的具体功能之外,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维系”功能,这既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作用,也是制度建设“稳定性”的集中体现。因为党的领导作用最终是靠党的组织系统的工作来实现的,组织自身的状态——结构合理、内部关系正常、功能健全,是系统稳定有序的表现,是党赖以生存和发展并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坚实基础。一个结构失衡、内部关系紊乱、功能不全的病态组织系统必然是涣散的和软弱无力的。民主集中制通过统领党的各项制度,维系党的组织系统的合理结构,维系党的组织系统内部的正常关系,维系党的组织系统的特定功能,使它们构成结构稳固、相互协调、运转有序的有机整体,从而保持党的各项制度和运行机制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和看法的变化而变化,实现党的建设“硬件”、“软件”的稳固、统一、协调。

  第三,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建设的重点,是由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决定的。贯彻落实好民主集中制,无论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还是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创新实践,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前推进,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方面探索和形成了许多新鲜经验,党的各级组织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然而,必须看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面对党员队伍结构新的变化,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党组织中,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成为党的制度建设乃至党的建设的“梗阻”。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力的问题同时存在。有的一把手对集中情有独衷,习惯于搞一言堂,口头上讲的是民主集中,实际上搞的是独断专行;有的常常是书记先拿出主意,再让大家“民主通过”,走走过场了事。有些党员干部在贯彻民主集中制问题上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无视组织纪律,自由散漫,在对待上级和下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一切以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为转移;有的把民主作为用来对付上级的对策,把集中作为用来对付下级的手段,把自己排除在民主集中制制度之外。二是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存在着偏差。一些领导班子团结意识淡漠,名利思想严重;工作配合不好,分工变成分家,分权变成拆台;有的则互相插手,互相扯皮,彼此推诿。三是在党委议事和决策机制方面仍然存在“做表面文章”的现象。有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不完善,有的虽然有议事规则,但形同虚设,不严格按程序行事,有的党委全委会不按期召开。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已经影响到党的其他各项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点。

  二、健全民主集中制需要科学理解和把握的三个关系

  民主集中制贯彻落实得好坏除了与制度、体制及机制相关外,还与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对民主集中制内涵及外延的认识有着密切关系。如果对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和运行机制把握不准、认识片面,实践中难免出现问题和偏差。树立科学正确的民主集中制观念需要正确把握三个基本关系。

  一是正确认识党内民主中的“民主”与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的关系。一些人把党内民主中的“民主”与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视为同一事物、等量齐观,在谈到党内民主时,以为侧重的是民主,在谈到民主集中制时,则以为侧重的是集中。这样的认识导致在落实民主集中制过程中出现偏差:在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上,强调先群众民主,后领导集中;在党委会内部的关系上,强调先委员民主,后书记集中。这就等于把“民主集中制”看作是“民主”和“集中”一前一后两个过程的机械相加,并且把领导者个人和书记个人看成是“集中”的主体。这些认识割裂了“民主”与“集中”辩证统一的关系和内在有机的联系,并且由于把领导者个人和书记个人看成是“集中”的主体而极易导致民主集中制扭曲变形为个人集权制。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范畴。党内民主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它表明党的民主性质,是对党的性质的一种内在本质规定,属于政治范畴,它与党的性质紧密相连;而民主集中制是组织原则,属于组织范畴。党内民主这一政治原则要比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更根本、更具有基础性,处于更高层次和更高地位。如果把它们放在同一层次上,甚至把民主集中制置于高于党内民主的地位,就会本末倒置。

  二是正确认识“服从多数”与“服从真理”的关系。坚持民主集中制最根本的初衷在于努力达到决策的科学性,按照自然及社会发展内在固有的规律性来办事,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服从多数——服从真理——维护多数(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服从多数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应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服从多数与服从真理是能够统一起来的,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真理在有些情况下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虽然这并非常态,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完全不警惕、不关注、不重视这些“非常态”,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量避免因形式害内容、因手段害目的现象的发生。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既有量的要求,又有质的规定,是质与量的辩证统一,避免简单化的倾向。《党章》明确规定:“如对重要问题发生争论,双方人数接近,除了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按多数意见执行外,应当暂缓作出决定,进一步调查研究,交换意见,下次再表决;在特殊情况下,也可将争论情况向上级组织报告,请求裁决。”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把服从多数与服从真理割裂开来的机率。另一方面,要在服从多数的基础上尊重少数,充分重视少数人的意见,分析少数人意见产生的出发点和形成原因,反复进行比对,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借口,对少数人的意见不听取、不分析或者另眼相看,置之不理。然而,无论如何,如果意见一经形成决定或决议,就必须严格执行,不能再以“真理”与“少数”为理由拒不执行或者消极怠工。

  三是正确认识“少数服从多数”与“全党服从中央”的关系。“四个服从”中“少数服从多数”是最基本、最一般、最本质的原则,其他几个原则虽然也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重要原则,但它们是由少数服从多数决定的,派生出来的。一些人认为,全党与中央应该属于“多数”与“少数”的关系,因此,“全党服从中央”就成为“多数服从少数”。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全党处于数量上的绝对多数,而中央则是相对的少数,然而这两者却是不矛盾的。因为“中央”是在全党的范围内由民主选举,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产生的,“中央”所做的决议、决定(即让全党要服从和执行的东西)同样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的,这就决定了中央的代表性比任何地方或部门的组织以及每个组织成员都大得多,这个原则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换言之,“全党服从中央”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央代表全党”的目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具体的组织实施过程中,如果把“中央服从全党”作为一条原则的话,那么就失去了组织应有的价值,丧失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功能,完全成为一句空洞的、无意义的话。

  三、对新时期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对策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这充分说明两点,第一是对民主集中制这一制度价值上的充分肯定。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的制度,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制度。第二是对民主集中制未来发展方向提出的具体要求。“健全”不是“表面修补”,不是“改头换面”,更不是“彻底变革”,而是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加强和改善相关的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而不是在基本原则、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取向上进行重大变革。具体而言,新时期健全民主集中制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不断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内的“政体”。党员通过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委员会行使在党内当家作主的权力;党员在党内的权力主体地位,必须通过代表大会体现和实现。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又是党内最基本的民主制度,其他如选举制、任期制、罢免制、党委制、报告制等,都依赖和服务于代表大会制度。因而,坚持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包括党代表产生制度、党代会召集制度、党代会常任制度、党的委员会向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制度,以及代表大会自身的工作程序和制度等),充分发挥它在党内“最高权力机关、决策机关和监督机关”的权威作用,是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重中之重。

  二是要理顺和规范党内权力关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权力、权威不到位、党的领导者个人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却过分集中,是党内民主发展和民主集中制贯彻的根本障碍。理顺和规范党内权力关系,应以保障党员权力主体地位和党内权力科学配置、相互制衡和公正有效运作为重点,安排好党内权力的赋予、切割、划分、行使、监督和终止方面的配套制度和程序。要规范党内权力授受关系,明确党代表的权力是党员授予的,党的委员会的权力是党的代表大会授予的,前者必须向后者负责并报告工作且接受监督;要扭转实际存在着的权力“倒置关系”,明确并确保党内权力的正常关系,即:全体党员权力>党代会的权力>全委会权力>常委会权力>书记个人权力;要改革“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明晰划分党内立法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使之分别对应于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三是要健全民主集中制的监督机制。民主集中制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目前在相当一部分党委班子中,不讲民主、个人专权的状况还很突出。这当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对破坏民主集中制的行为缺乏有效的防范、制止和纠正。要增加党委活动的透明度,让广大党员进行有效监督;要完善保护党员民主权利的条例,使党员在同违背民主集中制行为作斗争时不致遭到打击报复;要改进和完善纪检体制,使其对同级党委具有充分的监督权,能够对同级党委班子成员破坏民主集中制的行为及时进行制止、纠正和惩处;要完善有关党纪处分规定,充分考虑违纪成本等因素,使一些党员干部因破坏民主集中制所付出的代价大大高于从中所得到的好处。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或减少违背民主集中制现象的发生。

  四是要建立推行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机构。民主集中制贯彻得好不好,关系到其他各项建设的顺利推进,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目前,党的各级组织部门都没有专门分管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机构,使得这项关系党的建设全局的重大工作,没有专门人员管理,即便上级下去检查工作,往往很少检查民主集中制的执行情况、党委书记民主作风情况、党委委员作用发挥情况。因此,各级组织部门要探索建立民主集中制工作机构的新路子,其主要任务是为党委结合实际制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具体政策提供方案,定期检查执行情况,总结交流实践经验。有了这样的机构,就会有人专门负责,长期坚持不懈,使得这项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就会抓出成果。 摘自《新华网》
 


 

国外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深层原因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技术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国外一些主要政党政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调整。许多国家政党主动顺应时代发展变化,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在政党自身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外在因素

  1、世界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要求各国政党自觉融入民主潮流

  党内民主发展是世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世界上大多数政党根据具体国情党情,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革新,扩大民主,才使政党的自身建设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进步的要求,顺应风云激荡的全球政治民主化浪潮。

  2、社会阶级结构深刻变化,促使政党努力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西方主要政党为了达到扩大影响、上台执政的目标,必须赢得日益庞大中间阶层的支持。政党社会基础的不稳定性,迫切要求各国政党淡化左右政治界限,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反映广大中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增强政党的吸引力,扩大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因此,许多政党为适应时代变化特别是社会阶层的深刻变迁,努力扩大群众基础,使政党的纲领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政策主张更具有时代性。

  3、民众参政意识和参政模式的变化,要求各国政党改变不合时宜的运作方式

  民众文化的多重性、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多元化,既给政治提供了丰富的生长土壤,也对各国政党调整组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在西方国家,民众投票率的下降是一种普遍现象,这表明西方政党传统的组织方式已经不合时宜,政党的运作模式面临着深刻危机。为了提高政党的组织运行效率,增强竞争力,各国政党积极探索新的运作模式,改善公众形象,力求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胜地位。

  4、新兴社会运动和各种利益群体的崛起,迫使政党不断扩大民主参与

  当前,迅速发展的新社会运动、各种利益集团及非政府组织,对政党组织造成了严重冲击。以绿色生态运动、和平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倡导去阶级化的“中性政治”,强烈冲击了传统政党政治;欲借公共和外交政策求得自我实现的利益集团在数量、种类上大幅增加,独立性大为增强,与政党形成了竞争;大量涌现的“非政治党派”和非政府组织成为公民和政治体制之间的中间人,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政党组织的功能。此外,由于跨国公司、跨国集团、跨国机构对国际和地区性重大事务的影响急剧上升,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传统政党的政治影响力也受到严重冲击。面对各种利益群体、非政府组织等政治行为对政党提出的严峻挑战,各国政党越来越意识到不能像原来那样绝对垄断公共行政资源,应当放弃权力垄断,进行组织改革,扩大民主参与,实现政治权力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过渡,更好地满足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诉求。

  5、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媒体作用的增强,促使政党转变传统的宣传交流方式

  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各种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传播总量剧增,不仅打破了国境对信息扩散的限制和特定社会阶层对信息的垄断,也改变着人们的沟通交流方式。现代网民更注重平等讨论和直接对话,而对政党传统的层级管理体制和指令式领导风格比较抵触。随着政党的媒体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党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发动群众、组织社会斗争的职能正在逐渐弱化,陈旧的宣传方式越来越难以对其传统“社会群体”施加影响,政党的施政纲领对公众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急速下降,对政党的生存方式与政治运作模式产生巨大的冲击。为了不断适应时代进步要求,各国政党只有改变传统、封闭的宣传交流方式,加强与媒体的联系,扩大政党与民众的沟通渠道,才能丰富党内民主形式,实现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广泛参与和有效监督。

  内在动因

  1、发展党内民主是增强政党的影响力、吸引力的需要

  在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再稳定,政党已无法像过去那样拥有比例可观的、稳定的社会支持的情况下,西方主要政党只有探索新的政党民主机制、新型政党组织形式,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才能把许多有志于参与政党事务的民众吸引到自己的组织中来,把因社会分化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纳入自己的政治体系,得到各个社会集团稳定的政党认同,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支持,增强政党的吸引力、凝聚力。

  2、发展党内民主是提高政党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的需要

  一些西方政党认识到,只有借助一定形式的民主形式,吸收党员的不同意见,才能增强纲领和政策的科学性,扩大本党纲领政策的包容性;只有由过去金字塔式的集中决策结构,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多线平行的直接民主体制,由原先主要依靠专职的党务官僚,转变为主要依靠专家,才能提高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有的政党明确提出,政策制定不仅要依靠党的领导人或专家,而且要鼓励党员广泛参与党的大政方针的决策过程。

  3、发展党内民主是激发政党自身肌体生机与活力的需要

  几十年来,各国执政党面对党内和社会上不断增长的民主诉求,都注重推进以党内民主为重点、以社会民主为目标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增强党的社会认同感,进而保持自身的活力。各国政党通过推进选举制度、决策制度等改革措施,通过改进党的活动方式,更好地体现每个党员的愿望和诉求,保障党员的基本权利,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增强政党的生机和活力。 摘自《学习时报》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基本要素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按照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把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任务落到实处,要求积极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在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学习型组织理论的一些有益观点与做法,把握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确立共同愿景,明确党组织的学习目标和学习方向。所谓共同愿景,是指根据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总体目标和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实际,在充分了解党员个人实际情况和学习愿望的基础上确立共同的努力方向。共同愿景包括长远目标和中短期目标。确立共同愿景,有利于增强党员的主体意识、激发党员的学习热情,对党员加强自身学习和参与集体学习有很强的引导、激励作用。

  加强团队学习,提高党组织的学习效率与学习水平。在学习型组织中,学习不仅是个人的行为,更是整个组织的行动,是团队学习。团队学习是指为了实现共同的学习目标,所有成员一起平等交流、充分讨论,运用集体智慧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团队学习可以克服个人单独学习的一些局限性,提高整个组织的学习效率与学习水平。加强团队学习,有利于实现党员之间的知识共享,增强党组织的创新活力;有利于推动党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形成党组织内浓厚的学习氛围和民主的学习风气。

  推动自我超越,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建设学习型党组织,要求党员个人按照组织共同的学习目标和学习要求,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应大力营造积极进取的氛围,推动党员不断解放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良好精神状态;引导党员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把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

  促进系统思考,提高党员正确观察、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所谓系统思考,是指运用系统的观点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系统思考的重要标志是着眼长远看当前、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全局看局部。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应把提高党员干部系统思考的能力作为重要内容,加强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的培养,使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

  改善心智模式,提高党员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学习的目的不仅包括汲取知识、获得信息,而且包括转变思想观念、改善心智模式,提高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切实加强学习,通过学习创新理念、转变观念,科学分析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新课题新矛盾,使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浅谈"党工共建"的必要性


  党组织与工会联合开展“党工共建”活动,是“双组”建设的有效措施和良好机遇。可以说,这既是党建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工会工作适应新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为此,做好这项工作,“共”是前提,“建”是关键,“效”是目的。要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服务意识,不断发挥工会组织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工会整体素质和工作水平,为“党建带工建、工建促党建”做出新贡献。提高认识,明确方向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充分认识党工组织开展“党工共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是要明确活动的重大意义。开展“党工共建”是科学发展、统领创新、“双组双建”的需要,是推动执政党和领导阶级共谋发展、共促和谐的重大举措。开展“党工共建”是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工会发展道路的根本要求,是互相促进、资源共享、互相整合,形成合力的有效载体。二是要明确指导思想。“党工共建”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落实全总提出的“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工作方针为指导,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工会组建工作为主线,以围绕全局、围绕职能、围绕作风、围绕形象为基础,以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以打造高素质的党的干部、工会干部队伍为关键。逐步强化党工干部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逐步形成以党带工、以工促党、双向受益、共建共享、共同提高和双方组织共同发展的工作新格局。

  结合实际,明确目标

  只有细化目标要求,才能保证“党工共建”工作的顺利开展。“党工共建”要紧紧围绕当地党委的中心工作和工会职能职责,坚持以推动工会组建创新一流工作业绩为目标,以建立和完善“党工共建”机制和创新工作机制为动力,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工会组织先进代表性的重要作用。对此,要采取强有力措施,提供坚实的保障体系。一是分类指导,合力攻坚。针对地区经济发展情况要研究制定“党工共建”的工作重点,工作方案,措施要得力,关键抓好落实。要坚持“党工共建”与企事业单位改造、改组、改制同步推进、同步组建、同时发展,力争在非企“党工共建”活动中有一个新突破。这项工作各地要积极争取工商、地税、劳动、经委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做到改制一家,完善一家,再造一家。在源头上把“双组”工作向外企、非企,向小门、小户、小厂、小店延伸和扩展。二是督促检查,推广典型。各级工会要继续开展百名、千名工建指导员下基层活动,在活动中抓典型、抓品牌、抓亮点、抓闪光点。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坚持求实、务实、落实的原则,深入职工、深入基层、深入非企、深入实际,办实事、谋实体,把“党建带工建,工建促党建”真正落到实处。三是规范运作,目标考核。“党工共建”活动要认真贯彻落实《企业工会工作条例》,全面推进基层党工组织的规范化建设。要制定硬件指标,软件规划,每季或半年对党工工作要实行同步督查、考核、表彰奖励。各地、各单位要切实理清发展思路,制定发展规划,落实发展措施,实现发展目标,不断增强党工组织自我发展、自我组建的能力。

  加强领导,分类指导

  一是思想上重视,“党工共建”活动必须要纳入本地区、本单位总体规划之中,摆上工作部署的重要议事日程,放在工作重中之重的任务来完成,实行党工组织“第一责任人”负责制,不断增强基层党工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二是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成立地区或地方党委组织部长任组长、工会主席任副组长的强有力“党工共建”领导班子,协调督促。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促一级的工作运行机制。三是活动创载体。把开展“党工共建”活动要放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抓。努力提升“党工共建”的档次和品牌。四是建立健全“党工共建”制度。1.建立责任制。把开展“党工共建”的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每个领导成员和责任人,形成齐抓共管、双向互动、互促互助、合力共建的工作新格局。2.建立研讨会制度。要大力开展党工建设的思想理论研究工作和调研工作,不断拓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空间,搭建“双组”平台,把工会组建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3.建立培训制度。每年在区内外举办党工干部参加的一至二期培训班,加强学习业务、提升素质、锻炼才干、推进工作。4.建立信息交流制度。要经常总结各地先进工作经验,推广典型。通过党报党刊和“工运简报”,不定期刊载“党工共建”工作情况。5.建立工作例会制度。每季召开一次联席会,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解决党的建设和工会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6.建立督促检查制度。“党工共建”领导小组要经常下基层了解活动情况,及时督查,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协助基层解决“共建”中的实际问题。7.建立舆论宣传制度。要加大对“党工共建”活动的宣传力度,充分运用党报、工会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媒体,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努力开创“党工共建”的新局面。 摘自《工人日报》
 


 

领导干部“容人”艺术全解


  人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希望遇到一个心胸开阔的领导。而作为领导干部应该具有怎样的容人之量呢?俗话说:“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笔者认为,领导干部应该从“沧海不择细流”和“有容乃大”的角度去看待个人胸怀和工作的关系,为此,有必要做到“六容”:

  要容人之长。人各有所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相互促进,事业才能发展。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在总结自己成功经验时讲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安国家,抚百姓,给饷银,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统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也!”善于用人之长,首先要容人之长。萧何月下追韩信,徐庶走马荐诸葛,这些容人之长的典故早已成为千古美谈。相反,有的领导干部嫉妒下属的长处,生怕下属超过自己,而想方设法进行压制,其实这种做法是最不明智的选择。

  要容人之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般来看,越是在一个方面有突出才能的人,往往在另一个方面的缺点也越明显。人的短处是客观存在的,容不得别人的短处势必难以成事。从“鲍管分金”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容人之短的高雅量。春秋时期,鲍叔牙与管仲合伙做生意,鲍叔牙本钱出得多,管仲出得少,但在分配时却总是管仲多要,鲍叔牙少要。鲍叔牙并没有觉得管仲贪财,而认为管仲家里穷,多分点没关系。后来鲍叔牙还把管仲推荐给齐桓公,辅佐其成就霸业,管仲也因此成为著名的政治家。

  要容人个性。由于人们的社会出身、经历、文化程度和思想修养各不相同,所以人的性格各异。因此从容人根本上来说,就是能够接纳各种不同性格的人,这不仅是一种道德修养,也是一门领导艺术。具有容人个性,才能善于团结不同个性的人共同协调工作,从而充分发挥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要容人之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人们宽容他人过错,激励他改过自新,他会迸发出无限的创造力。“不犯错误的人不能够成长。”美国著名的IBM公司就有这样的用人理念。它的一个部门经理曾经犯过一次重大的错误,给公司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这位部门经理十分不安,心想此次必被解职无疑。没想到董事长把他调到一个别的重要部门任经理。董事长说:要是把你撤职了,公司这么多学费不是白花了吗?这位部门经理很受感动,他认真吸取了教训,在新的岗位上干得很有成绩。

  要容人之功。作为领导干部要注意抑制自己,显扬他人,在别人有功劳时,应该感到高兴,千万莫害怕别人的功劳大了对自己构成威胁。要想到有功之人,对单位、对社会作出贡献,其实也是领导的光荣。这样,群众就会视你为完全可以信赖的人,不仅会心悦诚服地拥护你、爱戴你,而且会心甘情愿地为你效力。

  要容己之仇。这是容人的极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齐桓公不计管仲一箭之仇,任用管仲为大夫,管理国政而成就霸业;魏征曾劝李建成早日杀掉秦王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当了皇帝,不计前嫌,重用魏征。魏征为李世民出了不少治国安邦的良策,出现了贞观之治。因此,领导干部要想做一个能容人、识人、用人,富有远见卓识、高素质的现代领导者,就要超越古人,以容纳百川的胸怀,不断开拓新的事业领域,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摘自《人民网-人民论坛》


 

领导干部应有甘于“吃亏”的精神


  领导干部作为党的事业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肩负着重要责任。领导干部要干出一番事业,造福人民群众,就要勇于做他人不想做的困难事、棘手事,敢于走别人不敢走的创业路、创新路,牢记宗旨,真抓实干。做到这一点,离不开不计名利得失、甘于奉献牺牲的情怀。这种情怀,通俗地说,就是甘于“吃亏”的精神,就是在利益、前途、生活等方面具有舍弃和付出的气度。

  甘于吃亏是领导干部良好品德和职业道德的体现

  甘于吃亏是一种美德。领导干部应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的人生价值,养成“做人民大众的牛”的政治品德;继承发扬“为政以德”等优良传统,亲民爱民,惠民利民,养成廉洁奉公的思想品德;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时刻不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养成勤俭节约的生活品德;革除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带头遵纪守法,从小事和小节做起,养成率先垂范的处世品德。

  甘于吃亏是一种操守。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坚持廉洁从政,抗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苦。在名利、金钱、美色面前,要去贪念、戒私欲,提防别有用心的“关心”,抛弃攀比心,保持平常心,把好心理关;在工作和生活中,要管好配偶、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遵纪守法而不徇私枉法,秉公用权而不丧失原则,把好亲情关。

  甘于吃亏是一种境界。领导干部只有甘于吃亏,才能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无愧人民公仆的称号;才能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干好工作、艰苦创业,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

  在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甘于吃亏的精神

  开展思想教育。领导干部甘于吃亏的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当上领导干部就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在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的实践中培育的,是在清除私心杂念、增强公仆意识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反腐倡廉的意义上说,提倡领导干部甘于吃亏是一场自我革命,一场革除官欲、利欲、私欲的革命;甘于吃亏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端正党风政风的大事。因此,应切实加强思想教育,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领导干部的头脑。

  加强道德修养。领导干部只有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才能把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当做快乐,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当做光荣,从而产生甘于吃亏的动力。这就需要领导干部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提高精神境界,致力于从“小我”走向“大我”,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营造良好环境。一是树立先进典型。善于发现和树立廉洁奉公、干净做事的先进典型,大力弘扬甘愿奉献、甘于吃亏的精神,形成为民吃亏光荣、贪占民利可耻的风气。二是加强监督检查。一方面,大张旗鼓地褒奖和重用为人实在、做事实在、作风实在的干部;另一方面,对那些不谋工作谋官位、不谋发展谋私利、不谋群众谋一己的领导干部依法依纪坚决予以查处。 摘自《人民日报》
 


 

陈云的“爱护干部”和李源潮的“造就干部”


  坚持德才兼备、把德放在首位,是我们党一贯的用人思想。为了确保用人思想得以贯彻落实,我认为有两个过程,一个是选拔“德才兼备”干部过程,一个是选拔后如何确保干部“德才兼备”的过程。

  凡看过《亮剑》电视剧都知道战争胜利后李云龙参加军事学院学习,李云龙极不情愿,李云龙的老师长(院长)多次批评教育他,剧本里有一幕印象深刻,老师长批评李云龙:“要把学习当战争,把学院当战场”,最后,李云龙在教官面前斤斤计较3分与4分的考试成绩。如果说李云龙学习是为提高才能,那么李云龙不想学习的态度就是“德”的问题,对于李云龙学习态度不端正的问题老师长严厉批评。

  这一故事,侧面反映了那个年代党对干部“德才兼备”的重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以德见长的李云龙就因为学习态度不端正挨老师长严厉批评,老师长没有任之由之,这才是爱护干部关心干部的表现。

  回顾历史,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在1938年发表的《论干部政策》一文中提出了“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的十二字方针。“爱护人”三个字高度概括了选拔干部后如何确保干部“德才兼备”的问题,陈云同志“爱护人”以及李云龙挨批评故事给了我们警示,如何确保干部“德才兼备”。

  经过30年的改革,我们的物资生活丰富了,各种诱惑增多,现在谈选人用人,也应该把目光投入到如何确保干部“德才兼备”。

  9月5日,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在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举行2008年秋季开学典礼上,他提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努力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我认为应该理解好李源潮“培养造就”的意思,“培养”是发现“德才兼备”干部、提拨敦促干部学习的过程,“造就”是确保干部“德才兼备”、帮助教育干部的过程。光会发现提拨干部,不教育帮助是无法造就“德才兼备”的干部。

  如果老师长对李云龙不严厉教育批评,李云龙不但不会提高知识水平,按他的性格,在学院里他还敢掏枪杆子,什么事情干不出。

  事实上,很多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我们当初没有选拔错,这些干部当初都是有德有才。就比,陈良宇就任上海市老干部局局长后,便向曾在文革时期被迫交出住房的父亲陈更华表态:“老干部中要解决这类问题的人很多,我不能先为自家着想”;此后他升任黄浦区区长,又告诫家人不要反映住房问题,“决不能打我区长的牌子”;到了1989年10月,陈更华欲致信市长反映住房问题,托儿子转交,再次遭拒。当初,陈良宇有官德吗?对于这样清廉自律的干部该不该提拔呢?这样的例子很多,他们就是在工作中堕落成无德之人。

  而时下,一些干部思想不端,作风不正,不进行批评教育,猪养肥再杀的现象很多,谈不上关心爱护人,这不是造就人,这不是确保干部德才兼备。

  回顾陈云部长“爱护人”,悟透李源潮部长“培养造就”的讲话内涵很有意义,确保干部“德才兼备”考验各级组织部门与各级领导, 因此,我认为一、加强对干部权力的监督、让权力透明点就是关心造就干部 二、加强对干部的批评教育就是关心造就干部 三、加强对干部生活学习的了解就是关心造就干部。说到底,我们关心爱护造就干部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使他腐败堕落,为了确保他长期“德才兼备”,就是确保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就是确保我们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顺利进行。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为贯彻中央的这一要求,中组部率先在全国组织系统开展了“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树组工干部新形象”活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三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讲党性是核心,失去党性就失去了根本;重品行是基础,品行不好就无以谈党性;作表率是目标,不讲党性、不重品行,作表率就流于空谈。在新的发展阶段,浙江省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树立带头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新形象,才能担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生动实践的新使命,迎接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新挑战,创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走在前列”的新业绩。

  讲党性,就要讲理想、讲信念,讲政治、讲纪律,讲服务、讲责任,讲民主、讲原则。

  党性,是一个政党的根本属性,是区别于其他政党及社会政治团体的本质特征。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对党员的党性要求,从来都是和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肩负的任务紧密相连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讲党性,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忠于党、忠于人民,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及各项决策部署,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在事关方向、事关原则的问题上立场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和关键时刻旗帜鲜明,自觉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

  讲理想、讲信念。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是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党员领导干部讲党性的精髓和灵魂。理想的动摇是最根本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领导干部要履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首先必须不断坚定理想信念,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分析的理性基础上;胸怀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矢志不移地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把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生动实践,转化为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实际行动,扎扎实实做好当前的每一项工作。

  讲政治、讲纪律。对共产党人来说,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讲政治、讲纪律。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中央的要求,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和政治观点,严守党的政治纪律,提高政治敏锐性,增强政治鉴别力,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思考和处理问题。要认真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把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作为严肃的政治责任,自觉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

  讲服务、讲责任。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能不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衡量一名党员干部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尺。各级领导干部要当好人民的公仆,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矛盾集中的地方,越要经常到那里去,走进矛盾、破解难题。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加大专项治理力度,重点解决物价、环境保护、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生产、征地拆迁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强化对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扶贫救灾专项资金的监管,继续治理教育、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查处侵害进城务工人员利益等问题,让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讲民主、讲原则。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思想。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最重要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民主集中制贯彻得好不好,关系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民主与集中、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的关系,带头发扬民主,坚持公平、公正、公道,勇于和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形成敢说话、能说话、会说话的宽松和谐氛围,防止个人专断和各自为政。同时,实行正确的集中,不断提高领导决策水平,维护班子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防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保证党的决策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重品行,就要重精神追求、重为政之德、重慎独自律

  品行是党员干部内在素养、人格魅力、道德品质的综合表现,领导干部良好的品行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我们党成立80多年来,涌现出一大批品行优秀、高风亮节的党员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重品行,最重要的就是要带头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道德修养,遵守从政准则,保持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不断提高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

  重精神追求。一切伟业的成功,任何奇迹的创造,没有崇高的精神作支撑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邓小平同志也说: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创造和培育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以及抗震救灾精神等等,引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牢记,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常怀律己之心,常除非分之想,常思贪欲之害,注重个人的精神修养,树立高尚的人生追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培养良好的生活情趣,以实际行动树立领导干部高尚精神追求的良好形象。

  重为政之德。我们党历来重视加强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建设。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语重心长地指出:治国就是治吏。江泽民同志也指出:“领导干部必须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必须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胡锦涛同志针对新形势对领导干部的新要求,强调要大力弘扬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领导干部进行自我思想道德修养的准则和标尺。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想一想权力是谁给的、是用来干什么的,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和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把权力服务于人民、智慧奉献于人民、情感倾注于人民,从人民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抓起,多办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

  重慎独自律。中华传统道德历来强调慎独。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转型期,面对的诱惑增多,领导干部更应该注意做到慎独自律。要树立中华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道德价值观,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为人处世讲究一个“慎”字,坚持“吾日三省吾身”,注意纯洁社交圈、净化生活圈、规范工作圈、管住活动圈,严格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多同普通群众交朋友,多同基层干部交朋友,多同先进模范交朋友,多同专家学者交朋友,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台上台下一个样、有人监督和无人监督一个样,做一个让党放心、让群众欢心、让自己安心的领导干部。

  作表率,就要高举旗帜、科学发展,增进团结、合作共事,干净干事、严于律己

  作表率,是讲党性、重品行的具体实践。领导干部作表率,就是带头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执行党章和党的规定对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时时处处体现出领导干部应有的先进性和示范性。

  高举旗帜、科学发展。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党的十七大决定,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将是在全党开展的又一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着力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谋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走在前列”的工作思路,转化为领导“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工作本领,转化为促进“全面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工作措施,切实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

  增进团结、合作共事。团结是推动各项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出智慧,团结出干部。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是这样,改革发展时期也是这样。懂团结是真聪明,会团结是真本领。能不能维护团结,是衡量和检验领导干部素质高低、党性强弱的重要标准。干事需要共事,共事是为了更好地干事。各级领导干部要既能干事又能共事,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遇事多商量,有难多帮忙,做到学人之长、容人之短、记人之功、谅人之过;要和谐共事,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维护建立在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团结、建立在同志友谊基础上的团结。

  干净干事、严于律己。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领导干部必须把清清白白为官、堂堂正正做事、干干净净做人作为立身之基,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甘于奉献、不计得失,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十七届二次全会上强调,要教育和引导广大干部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兢兢业业工作。领导干部作干干净净干事的表率,就要经得起考验、耐得住清贫、抗得住诱惑,自觉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自觉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思想观念的侵蚀,自觉接受监督,始终做到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不正之风不沾、不法之事不干,始终做到秉公用权而不以权谋私、依法用权而不假公济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清白之名节、干净之声誉,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反腐败,“党外”也不“例外”感言


  “我不是党员干部,是党外干部。”山西临汾市原副市长苗元礼、广西田阳县原副县长邹德祥相继落马,引起关注。

  对苗元礼、邹德祥的腐败案件,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媒体多有报道。他们都曾是党外干部,这个身份曾经让他们产生错觉——“不是党员,可以不受党纪约束;有了事,组织上也许会宽容些”。而在此之前,笔者也曾有过这样的误解。

  如今,苗元礼在提拔任用公示期间被查处,邹德祥在任职期间被提起公诉,充分表明干部任用制度的严格有效,同时也充分表明反腐倡廉,任何领导干部都不能有特权。无论是党员领导干部,还是党外领导干部,只要滥用权力、以权谋私,都会被依法查处。这确实让人振奋。

  但是,掩案沉思,又让人深感忧虑。苗元礼、邹德祥等无党派领导干部的违法案件虽不具有普遍性,但同时也暴露出在党外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教育、管理和监督方面存在着薄弱环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有报道称,今年4月,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届结束后,31个省区市领导班子共有党外人士205人。而地方政府党外人士的数量,笔者还没能查到,想像也不会少。所以说,对党外干部的监督,应该成为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课题。

  综合各方面资料,我们可以看出,过去,对党外人士的安排,政策比较完善,但对他们的监督管理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存在重安排使用、轻监督管理的现象。为了结构上的需要,在坚持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对党外干部的任职资格,允许越级提拔, 对代表人士的年龄可以适当放宽。但是,党外人士安排了适当的职务,就会对公众有着一定的影响,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有的还掌握一定的“公权”,因此,对他们必须实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

  笔者认为,党外干部是国家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党的干部。为此,监督党外干部,首先,应建立党外干部监督管理机制,参照党员干部监督管理的做法,建立推荐、考核和分类管理制度,把党的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同时,采取相对灵活的方式,形成具有特色的党外干部监督管理机制。

  其次,民主党派作为政党组织,尤其是各级党外干部作为公民,都必须依宪法行事。为在实践中避免违宪行为或在违宪行为发生后予以追究,都应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这种监督可以是党外监督,但更重要的应当是民主党派内部的监督。这样,既达到监督管理的目的,又要促进党外人士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的提高。

  再次,党外干部自身要搞好角色定位,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踏踏实实干事,在事关大局、事关政治方向、事关根本原则的问题上经得起考验,重品行、作表率,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做到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高尚的品德修养和人格魅力树立党外干部的良好形象。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人民?老板?官员的服务对象不可“错位”


  “有的干部习惯于浮在机关、住在城里,热衷于迎来送往,忙碌于文山会海,深入群众少,联系群众更少,对老百姓的事总是躲、推、拖。”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8日在云南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研讨班”上说,“一些基层干部甚至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变成了‘为老板服务’。这种淡漠群众利益、只为既得利益‘护法’的事再也做不得了。”

  我想,李纪恒副书记所指出的核心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各级官员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其实,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主席早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给出了答案:“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应该说,“为老板服务”并不是一个坏词语,作为地方官员需要“为老板服务”,不“为老板服务”,如何去招商引资,如何去安商、富商?如何去“致富一方”?但是,“为老板服务”不是为老板所役使,淡漠群众利益。

  我们要“为老板服务”,而且要善与企业家交朋友。一方面,只要自己坐得正、立得直,与企业没有什么钱币利益之交,就要理直气壮地支持企业,与“老板”交朋友,要一点“人言不足恤”的气度;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弄清楚,“为老板服务”,不是倾斜于个别企业,不是“开小灶”,也不是“喂偏饭”,更不是为既得利益“护法”。而是要通过与“为老板服务”,企业家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和烦恼,从而以改革机制、创新政策入手,致力于以“普惠”来解决具有行业共性的难题,做强做大企业,拉动当地经济发展。这才是我们服务的目地所在,也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需要所在。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些干部的“老板情结”特浓,千方百计“傍大款”,与那些财大气粗的老板富商打得火热,有请必到,有求必应,甚至为某些“老板”的不法行为开“绿灯”,拿人民给的权力谋私利,靠权钱交易捞“外快”。这就像云南省委、省政府调查所发现的,孟连县部分胶农与橡胶企业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纠纷,但个别县乡干部与企业打得火热,有的坐着企业提供的豪华越野车,有的在企业入股分红。为给企业“保驾护航”,县委甚至将一橡胶企业老板的儿子安排到企业所在乡镇担任主要领导,导致胶农对党委、政府失去信任,最终引发警民冲突事件。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淡忘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离了党的群众路线,践踏了党的优良传统,颠倒了自己与群众的位置是其初始的、也是根本的原因。

  所以,要防止“为人民服务”异化为“为老板服务”,关健还是要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在制度落实上下功夫。只有用法律、纪律以及惩处和教育等手段来解决好“为谁服务”的问题,才能把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切实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品味薄熙来的“小事”“大事”观


  最近,重庆市组织了市里各个部门机关干部"大下访",集中处理群众上访信件,一个月就解决了1600多件长期悬空、久拖不决的信访案件。薄熙来说,一些干部眼里的"小事",其实往往是上访群众家庭生活的头等大事。只有带着对百姓的感情去接访,才会有解决问题的主动性,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成为现实。

  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向来都不是绝对的,这关键要看你所站的角度在哪里。有些事情,在自己认为可能是“小事一桩”,而对别人往往就是“头等大事”。这就要求我们看问题、办事情,必须站在别人的角度,多从对方考虑,多为别人着想。作为担负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重任的党员领导干部,对待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不能自我认为那是摆不上台面的“小事”,而疏忽、怠慢。

  俗话说,态度决定高度,角度决定深度。党员领导干部对群众的事情抱着“小事一桩”的无所谓态度,就不可能有亲民的热忱、为民的激情。因此,薄熙来所说的“一些干部眼里的‘小事’,其实往往是上访群众家庭生活的头等大事”,是对干部和群众关系的一种清醒认识,更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一种善意提醒和告诫。这种始终将百姓的事情当作“大事”、“要事”来对待的“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精神,很值得我们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仔细品味,认真揣摩,终身实践。

  “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问题大于天。”这两句耳熟能详的话,相信很多党员领导干部都听过,也曾挂在嘴上说过。但是,能够真正领会这两句话的实质,并始终坚持、终身恪守的官员,却不是全部。少数官员,考虑问题、处理事情,从自身角度考虑的多,而从群众角度理解的少。对待群众信访、上访等,认为净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自己认为的大项目、大工程,根本无法比,于是便习惯性地认为群众是故意在和政府作对,是“没事找事”、“无事生非”。不能耐下心来,真心诚意地替老百姓考虑,为群众着想。

  其实,正如薄熙来所说的,现在一些老百姓的生活确有困难,对于他们的诉求,要认真、要上心。郑板桥当县令时写过一首小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封建时代的一些官员尚能体会百姓的疾苦,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难道要对“上访声”充耳不闻吗?当年刘少奇主席对时传祥同志说,我是国家主席,你是掏粪工人,这只是分工不同,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句话感人至深,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薄熙来还说,群众的信访多如牛毛,又错综复杂,往往是一些细活、小活、累人的活,我们的干部一定要重视这些“小事情”,肯于做这些“小活儿”。要像愚公移山那样,每天“挖山不止”,假以时日,积少成多,就可以解决很多群众关心的问题,这才算是名符其实的“勤务员”。

  有首诗歌这样写到,“为何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爱这土地爱得深沉”。要我说,为何有些干部眼中会把群众的事情当作“小事”,是因为对群众没有感情,未能付出真情。如果每一名干部都将百姓的事情当作“天大的事情”来对待,便会深爱百姓爱得深沉,便会激发起“视百姓为父母,将群众当亲人”的热情和爱心,焕发起感人至深的人民公仆情怀,保持党群、干群之间的鱼水深情。

  将群众的“小事”当作“大事”来做,体现的是对百姓疾苦的感知程度和服务态度,更是党员干部应该思考的立场问题、原则问题。有了这种思想,便会主动地将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把自己视为普通群众的一员,自觉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然而,个别党员干部已经习惯了当官做老爷,却不在习惯将自己当成“人民公仆”;一些官员,官不大架子不小,高高在上,摆不正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能端正对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一些党员干部,公仆意识丧失,道德情操缺失,传统观念弱化,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的官员,已经丧失了其应有的公仆本色,甚至将自己与群众对立起来,时时处处为自己的官运亨通、财源广进挖空心思,却不能为百姓的柴米油盐、安危冷暖殚精竭虑。不能以人为本,以民为先,却是以官为本,以己为先。不能与民共享、与民分享,而是与民争利、与民为敌。不能像周恩来一样胸前一直挂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也不能像邓小平一般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而在大脑中盘算着如何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腐朽思想“发扬光大”。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笔者认为,不单单是信访问题,任何一项和老百姓切身利益有关系、有关联的工作,都需要每一名党员干部真正摆正自己的位置,真正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视百姓的“小事”为执政为民的“大事”,真心关爱群众疾苦,真情维护群众利益。只要我们扎扎实实从一件一件“小事”做起,把一件一件“小事”做细、做实,做到群众满意,即使再大的工作量、再困难的事情,也一定能够办好。

  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官员自己的事情再大都是“小事”,群众的事情再小都是“大事”。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能将自己的事情化小、化小、再化小,而将群众的事情放大、放大、再放大,便会在心中始终装着百姓的疾苦冷暖,在工作上始终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和理念。如此,将是党之幸事、国之荣耀、民之福祉。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把人的建设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讲了一句警世名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的话,说了两点:一是制度与人的关系十分重要;二是制度的好坏与人的关系更重要。这话今天听来,仍然振聋发聩

  人在实践中创设和变革社会制度,又通过生成着的现代制度等文明成果不断塑造和提升自己,并在双向互动中实现着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就是人与社会制度的真实关系。所以,无论是管理一个单位,还是治理一个地方,既要靠制度,也要靠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发挥人的作用和发挥制度的作用结合起来,把重视人的建设与重视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讲了一句警世名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的话,说了两点:一是制度与人的关系十分重要;二是制度的好坏与人的关系更重要。这话今天听来,仍然振聋发聩。当前,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坚持以人为本,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进行制度建设和创新,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来加快推进制度建设与创新,实现两者的互动共进,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

  制度的基本内涵和特点

  对于制度,不同的学科、甚至同一学科的不同学派一直有着不同的解释。社会人类学称之为文化惯例;社会心理学称之为共同心理状态;大多数经济学家则将制度看做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从哲学的视角来看,制度是人类交往实践的产物,是与人的活动、人的社会关系、人的存在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一种关系范畴,即制度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结构和活动方式的定型化、模式化和固定化,是社会关系和交往活动的规范体系。它主要包含两个部分:属于社会经济基础领域的经济制度,属于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意识形态制度)。制度是一种文明成果,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本质上讲,制度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从人们的交往和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许多个体活动也就意味着合作,而合作只有在秩序中才能进行,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人们无法得到合理的发展机会。同时,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历史事实都表明,由于资源稀缺、利益差别、价值观冲突等原因,在共同活动和交往中,人们常常会发生冲突,若不对冲突加以限制,冲突双方就会在无休止的争斗中同归于尽或两败俱伤。要使合作得以存在,就必须把冲突加以限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这就需要制度。如果说合作产生了制度的可能性,冲突则产生了制度的必要性。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反复的交往实践,将某些交往关系、社会关系固定、规范下来,或者通过理性的设计来规范和固定某些社会关系,从而形成制度。人们通过制度规范人的行为,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使社会保持一定的秩序和稳定,实现一定的共同价值,落实、保障人们的特定权利和利益。因此,马克思说“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而且是必然产物,“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从交往和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制度,不仅规定了人们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且对社会行为实施系统化的协调,把各相关的社会行为导向统一的目标。也就是说,它是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活动规范和行为准则系统。规范和准则系统范围很广,既有各种法律、章程、条例、准则等,也有社会的风俗、习惯、传统、惯例、道德、伦理等。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生活,人是社会存在物,因而也是制度的存在物。制度一旦从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中产生,不仅赋予社会关系以合法性、稳定性和普遍性,而且也成为人的本体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好的制度,也就是保障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从根本上讲应该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以人为本。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制度,首先表现在它所包含和落实的价值体系上: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趣。第二,和谐协调。人的发展要求是全面的、和谐的,这就要求好的制度必须是和谐协调的。制度本身是一个系统,只有当各种各样的要素和组成部分形成一个恰当和谐的整体时,制度才能造就秩序,实现制度的各种功能。如果各种要素、各种规则之间不协调,甚至彼此冲突,则制度系统就不可能平稳运行,制度就会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的,会造成人的发展的片面化和畸形化。第三,开放创新。社会实践在不断深入,人的发展也是呈现一个开放性的结构。作为人的活动的条件和产物,同时也是人的发展的存在形式和现实空间的制度,必须是明确的、清晰的,它规范人类行为的力量多数源于它的不变异性。但是这并不是说它就是呆板的、硬化的、封闭的,是一成不变的,它还必须具有开放性,必须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不断创新的体系。因此,可以说,所谓“好人”,就是与时俱进、全面发展的人;所谓“好制度”,就是与时俱进、开放创新的制度。

  制度与人的互动关系

  就人的本质来说,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中,讲的是性善论,如《三字经》所说“人之初,性本善”;欧洲讲原罪论,像亚当、夏娃,说人一出生就变坏,人的一生是在向上帝赎罪,重返伊甸乐园。中国的传统,是把好的道德情操教给别人,让他永远是善的;西方的传统,是把制度设计完善了,把法律设计完整了,这人就坏不了,他就会变成一个好人。如果抽象的谈论制度与人的好坏关系,可能有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嫌疑。即便如此,这也是必须要分辨的,因为这不仅是理论的诉求,更是实践的诉求。世界因人而精彩,也因人而复杂。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设计出十全十美的制度,人们必须花大力气去构建“制度的理性”。一言以蔽之,人与制度必须有机结合,在互动中达到预期。

  一方面,要把服务和满足于人的需要,作为制度设计的灵魂和动因。要做到这一点,第一,制度设计必须求“真”,避免主观随意性,这是制度发挥功效的前提和关键。需要制定、加强和完善的制度都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现实的呼唤。制度设计必须求“真”,就是要求人们必须认识和掌握制度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并能够自觉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及其发展规律去设计。只有这样设计出来的制度,才能是好制度。第二,要把制度作为实现公民权益的根本保障。权益既是制度的前提,又是制度的归宿。制度确定了社会各个主体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权利和利益的配置,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制度的建立与选择、变革与创新,是否与实现人的权益相一致或相符合,是衡量各项制度正当性的根本尺度。第三,要把制度作为提升人的品质的重要手段。生产力使人类学会了征服和改造自然,而制度让人类学会了如何驾驭自己,用制度来扬善止恶、去丑存美。制度是决定人的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高素质的人只能产生于制度良好的社会之中。所以说,制度是提升现代人的精神品格的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要走出制度的神话,人始终是制度的能动主体。制度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人的自主性和能动作用。因为,第一,人既是制度的剧作者,又是制度的剧中人。制度毕竟是由人来设计的,也要由人来执行和遵守。如果有了制度不执行,其危害甚大,它将造成人们漠视制度的心理,并进而漠视一切规则,延宕实现法治的进程。第二,僵化、落后、片面的制度,只能通过人来完善和创新。任何一项制度都是一个时代的产儿,具有明显的时代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往往有滞后、僵化的特点,加上制度制定时难免会有主观片面性,存在着局限性。因而,落后、僵硬的制度,只能依靠发挥人的能动性来不断完善和创新。第三,对制度的敬畏和信仰是良好制度功效产生的强大的内驱力。在制度和个人的关系上,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文明社会里,培育人们对制度的心悦诚服的认同感以及对制度的由衷的热爱和神圣的信仰,是支撑制度大厦的基石。只有社会公众对制度产生了敬畏和景仰,才能激发社会全体公众对制度产生强烈的信服感。否则,制度只能形同虚设,这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总之,人在实践中创设和变革社会制度,又通过生成着的现代制度等文明成果不断塑造和提升自己,并在双向互动中实现着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就是人与社会制度的真实关系。所以,无论是管理一个单位,还是治理一个地方,既要靠制度,也要靠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发挥人的作用和发挥制度的作用结合起来,把重视人的建设与重视制度建设结合起来。那种把人的作用和制度的作用、人的建设和制度建设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加强制度建设与创新的基本要求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充分考虑制度因素和制度路径,坚定不移进行制度建设与创新,努力建构保障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前,坚持以人为本,进行制度建设与创新,应坚持做到三个统一。

  一是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人的标准的统一。生产力标准是以生产力为衡量、评价事物的尺度,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进行客观的解释说明,着眼于人改造社会历史的程度;而人的标准是以人的需要、生活条件、精神状况为评价尺度,是一个综合标准,对社会历史的完善状况进行的评判,着眼的是社会历史的属人状况,二者各有侧重。当前,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制度建设和创新,尤其需要将人的标准在制度建设和评价中凸显出来。要坚持以人为本,将是否有利于满足人的生存、发展和享受的需要,是否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与社会以及个人自身的和谐作为制度建设和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制度建设要舍弃生产力标准,而将人的标准作为制度先进与否的唯一衡量尺度。众所周知,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而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仍然是当前制度建设和创新所必须坚持的向度。我们所强调的是,在当前制度建设和创新中,要将生产力标准和人的标准结合起来,作为制定、创新和评价制度的尺度,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最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和谐发展。

  二是坚持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的统一。

  目前我国的社会制度,多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对人们的行为、权利和义务进行规范和约制,这有利于社会的持续发展,为个体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但由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封建社会,加之传统文化中“重集体轻个人”的思想倾向,并影响至今,我们的制度体现的内在价值理念更多的是坚持“社会至上”,甚至在某些方面以牺牲个体发展为代价,这也是某些制度贯彻执行不畅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缺少了个体的认同。我们现在的制度建设开始提倡“以人为本”,这里的“人”,虽可以理解为个体、群体、类的统一,但更应当落脚到现实的个体身上。所以,当前制度建设和创新必须将促进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统一起来,突出个体向度,充分尊重个体的权利和利益,为社会发展提供充满活力的主体因素,在社会发展中促进个体发展,通过个体发展促进社会发展,以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我们的制度曾一再强调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给社会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悬殊、对弱势群体的漠视等社会不公正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社会矛盾。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如上问题的出现正是制度功能缺失的表现,这不但影响了社会的进步,更使人们对制度权威的尊重大打折扣。长此以往,将不利于社会的持续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需要我们将社会公平作为制度的首要价值,因为社会制度的公平或正义比个人行为正义更为根本,当制度本身失之不公时,人们的个人行为之公正就难以衡量。同时,我们要在维护基本社会公平的前提下,继续通过对利益满足的差异化,激发个体与群体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效率”给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带来的活力,体现贡献与所得的统一,这本身也是一种公正。 摘自《济南日报》


 

习近平: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波澜壮阔成绩显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今天出席中央党校2008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开启了党的建设历史新时期。30年来,我们党坚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结合,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仅为伟大事业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党自身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壮大、发展和提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出席了今天的开学典礼。

  习近平的讲话以“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为题目,共讲了四个问题:一、30年党的建设的历史背景和伟大进程;二、30年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三、30年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成果;四、30年党的建设的几点启示。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建设是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是在党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转变的大环境中进行的。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党一以贯之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建设经历了波澜壮阔、与时俱进的伟大进程,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上都取得了重大成绩和进步。30年来,我们党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不仅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而且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实践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且能够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无负于人民重托和希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习近平指出,30年来我们党紧紧围绕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积极探索、与时俱进,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从30年党的建设中可以得到许多重要启示: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动全党同志不断增强学习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第二,必须紧密联系党的中心任务建设党,尤其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第三,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核心价值,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四,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以确保党的决策正确和有效实施。第五,必须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各方面建设,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业上展开的。8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无数英烈,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艰苦奋斗、锐意进取,才奠定了中国今天的局面。抚今追昔,展望未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使命神圣而光荣。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李君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及其走势


  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种误解——

  大家很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必须随着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不断推进。事实上,我们党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远的且不说,去年召开的十七大就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

  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它没有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只要读一读邓小平同志那篇名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推动下起步的。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各种意见都会有。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进民主也是不行的。

  以往,之所以有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误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研究较多,而对于他领导改革的策略思想研究不够。我们联系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可以发现,我们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八个方面的特点和做法,这些做法和特点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在这30年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八个方面的特点是我们应该注意和重视的:

  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曾经作为中国“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事实上,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当前正在实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具有这一特点,这场被人们叫做“大部制”改革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意义。

  二是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针对“文革”中出现的把民主等同于无政府主义的状况,以及中国社会中长期涌动的民粹主义倾向,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30年来,我们修改和完善了宪法,废除了不合乎宪法和民主精神的法律条文和法规,制定了刑法、民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还建立了律师制度,并进行了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为目标的司法制度改革。几千年形成的人治社会正在向法治社会转变。

  三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拨乱反正中,彻底纠正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践踏人权现象,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发展经济,努力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允许和支持公民创办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并确定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身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实行身份证制度,允许公民自由择业包括异地择业;实行依法出入境制度,允许公民出国留学和出境旅游。最近这几年,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努力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变革,既保障了公民的人权,又激发了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

  四是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直接的实惠。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乡村、社区和企业广泛地建立村委会、居委会、职代会等群众自治组织,是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广大农村实行了村委会村民直接选举制度和乡镇改革试点,而且在农村普遍实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社区建设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而且,基层民主建设正在与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拥护。

  五是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许多朋友也许不了解中国民主党派的参政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政治构架中,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虽然不是执政党,但是参政党。参政的基本点有四项:(1)参加国家政权,包括担任国家和政府的领导职务,担任检察、审判机关的领导职务;(2)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3)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4)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特别是规定了在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委会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大代表的比例。这是在中共中央1989年的文件中,就已经规定了的。这几年,在执政党的支持下,参政党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六是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有7300多万党员,比欧洲一些国家的国民还要多。党要保持先进性,并且在引领全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中体现先进性,必须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十七大报告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代会制度、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思路和举措。特别是在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上,已经废除了终身制,完善了以民主为原则的干部任免制度,给广大德才兼备的从政人员提供了竞聘上岗的机会,等等。这些党内民主举措,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民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七是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大功绩,就是重新建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几年,在党内监督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且把党内监督与群众举报结合起来,成效显著。特别是媒体介入监督序列,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八是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完善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选举票决民主不断完善和发展,不仅在公民自治组织的范围内实行了直接选举制度,而且在其它实行间接选举的领域扩大了差额选举,完善了候选人提名方式;特别是在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扩大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和中央、地方党委成员差额选举的范围,实行了候选人无记名投票推荐等民主形式。与此同时,中国的协商民主也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中国特有的重要民主政治形式,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三大职能,推动和组织中国各党派、各界别、各民族的政协委员,在党和政府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积极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很有成效;各级政府也主动实施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制度;各人民团体在民主协商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应该讲,中国民主政治的这八个方面特点还在发展中,不能说都搞得很好了,但是,这八个方面或者说至少这八个方面,确实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具体做法和重要特点,这些做法和特点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在这30年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那些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不仅看不到这些基本事实,而且陷入了自身的逻辑悖论。因为他们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一个他们认为“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中,会允许公民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发展,会出现那么成功的市场体系和经济发展。所以,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及其走势,必须立足中国现实,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中国的改革实践。

  ■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继续深化

  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我们观察中国问题,观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观察做了什么,还要从这些已经做的事实中,深入地观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

  作为中国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我希望大家注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和发展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大值得重视的走势: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大走势;通过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二大走势;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三大走势。这三大走势的指向很明确,最终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以上是我这几年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些体会。我并不认为中国在民主政治发展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相反,我倒是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继续深化。但是,在中国进行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我们致力于探索的,应该是、也只能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今天国情的,能够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形式。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我们既向人家学习,也不妄自菲薄;既积极推进,也不盲目发展、急于求成。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在经济上能够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在政治上也能够创造出既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 摘自《北京日报》
 


 

注重党建与经济工作的有机融合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何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履行好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根本途径是按照“融入经济抓党建,进入管理起作用”思路,平煤集团二矿将企业改革发展中的难点、重点、关键点,作为党建工作的结合点、切入点、落脚点,使企业党建工作的运行机制成为企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融入领导班子建设,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

  国有企业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最根本的是要把握方向、总揽全局、凝心聚力,体现在领导班子建设和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中。因此,必须着力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努力建设团结务实、廉洁高效,能够带领职工谋发展、奔小康的高素质的领导团队。

  一是把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作为党委的工作重点,突出抓思想和作风建设,着力提高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素质。不断完善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作为中心组学习的重点内容,结合实际边学边议,努力提高班子成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健全了领导班子议事制度。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不懈地抓思想引导,抓制度落实,抓监督考核,营造风正、心齐、劲足的氛围,把优良作风不断发扬光大。

  二是在企业决策过程中把握导向,引领企业发展。在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始终注意把握正确导向,出思路,谋发展,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同时,企业发展目标的确立,长远规划的制定,重要制度的立、改、废,机构设置及干部调整,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都坚持集体研究,慎重决策。

  三是在目标实施过程中全方位融入,抓落实求实效。企业发展目标确定后,坚持把党建工作贯穿于改革发展的全过程,选准突破口,找准切入点,渗透、融合到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发挥优势,全方位融入,抓落实求实效。

  四是创新党委部门工作方式,推行政工挂队联责。建立政工挂队联责制度,机关政工干部分工挂队,深入所挂基层单位,抓好“四个点”(即抓重点、抓亮点、抓难点、抓热点)、做到“三个参与”(参与安全生产、参与班子建设、参与团队学习),由检查督促型向指导服务型转变,使每个政工人员成为联络员、信息员、辅导员。企业党委定期听取各政工部门挂队情况汇报,收集来自基层的信息,总结推广亮点,关注职工热点,找准工作重点,帮助解决难点,以点带面,促进党委各项工作落实。

  融入日常管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基层党支部是党在基层的战斗堡垒,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基层支部必须围绕本单位生产经营和各项任务,抓班子、带队伍、促管理,把本单位管理的难点作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重点,把党组织的各项活动融入到日常管理工作中,克服了过去基层分工过细、党支部工作脱离经济实际的“两张皮”现象。

  一是健全融入机制。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对基层党支部如何融入日常管理作了明确规定。修订完善考核体系,突出以管理效果评价支部工作,把支部书记和行政负责人一样作为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现场管理第一责任人考核奖惩,纳入对支部工作的考评。

  二是提升支部书记队伍素质。基层党支部活动融入日常管理,对支部书记队伍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组织领导能力,而且要懂业务、会管理。加强对支部书记的培训,促进支部书记综合素质的提高,使他们在新的运行机制中找准位置,明确责任,融入到位。

  三是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注意加强对基层支部的帮助指导,总结推广基层单位创新工作思路、融入效果明显的先进经验。及时将这些支部作为融入到位、党政协调、管理效果好的典型,在其他单位推广,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融入人才队伍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人才是第一资源。必须把党员培养成人才、把人才培养成党员,提高党员队伍的专业技术素质和人才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内在要求。

  一是确定“四个转变”的人才工作指导方针。在指导原则上由党管干部向党管人才转变;在人才理念上由过去有文凭、有职称才是人才向“人人都可以成才”、“干好本职工作就是人才”转变;在人才工作上,由过去重视引进输入人才向立足本企业、重在培养转变;在队伍建设上由过去重视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向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工人技术人才三支人才队伍建设并重转变。

  二是制定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健全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建立健全人才培养、选拔、考评和激励机制,在全企业形成了重视人才、重用人才、争当人才的良好氛围。同时对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工人技术人才分类管理,在技术岗位和重要工种实行首席制,对各工种工人岗位实行等级制,设初、中、高级工,凭考核逐级晋升,并享受相应的经济待遇。

  三是采用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的程序和方法培养人才,注重提高人才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按照人才的业务技术标准要求党员,提高党员队伍的业务技术素质。给每个人才培养对象建立培养档案,定期进行个人述职述岗、支部谈话、综合考评等程序。

  通过实施“三个融入”,企业党建找准了与企业经济建设的结合点,抓住了发挥“三个作用”的着力点,提升了党组织的凝聚和带动能力,促进了企业持续健康科学发展。 摘自《政工研究动态》
 


 

党组织应如何加强对预备党员的教育和考察?


  加强对预备党员的教育和考察,是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保证新党员质量的重要环节。党组织应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抓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强对预备党员的教育,使他们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端正入党动机,自觉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第二,给预备党员分配适当的社会工作和群众工作,使他们在工作实践中经受锻炼,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第三,及时了解预备党员的思想、工作、学习和履行党员义务的情况,并要求他们经常向党组织汇报,对他们存在的缺点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改正。

  第四,要求预备党员的入党介绍人继续担负培养联系人的责任,督促和教育预备党员按照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在预备期间党组织发现预备党员的缺点或问题应如何处理?

  在预备期间,党组织发现预备党员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缺点或问题,应根据具体情况,帮助他们分析原因,提高认识,严肃认真地对他们进行批评和教育,帮助他们学会正确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要求他们认真改正错误,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监督。如果发现属于个人历史或社会关系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教育本人对党忠诚老实,如实向党组织讲清楚;另一方面要及时调查了解,弄清情况,作出总结。预备党员在预备期间出现的问题,不能采取到预备期满算总账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后,党组织要根据他们在预备期期间的表现,以及对待缺点错误的认识和改正情况,按照党员标准,讨论并提出其能否转为正式党员的意见。 摘自《发展党员工作问答》


 

从毛泽东提出“死缓”刑名说起


  “死缓”,即“死刑缓期执行”,作为今天中国重要的刑名之一,是由毛泽东提出的。

  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运动中,有些地方出现了过火行为,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为了控制界限,制止这一倾向,毛泽东在1951年4月30日特意批示:“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5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死缓”一词。这个决定下达不久,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死缓”刑名。

  毛泽东提出“死缓”这一全新的刑名,是与他重视人的思想改造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多次强调:“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1965年8月,在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特别指出:“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问题,还有方法问题。”可见,毛泽东提出“死缓”刑名,实际上就是主张慎施刑罚、注重对犯罪的人的教育、改造和挽救。

  我国历史上有着强调教化、注重恤刑的思想渊源。先秦时期的《舜典》中就说“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意即如果一个人由于失误给别人造成伤害,是可以赦免的;如果他是一贯故意做坏事,则要给以严厉的制裁。西周时期,周公曾提出“明德慎罚”的思想。后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形成了“以德服人”、“德主刑辅”、“先教后刑”的司法狱政思想。他们强调用道德教化的力量来改造人,使有过错和罪责的人知耻而无奸邪之心。在儒家看来,礼治和德化是理想的教化手段,即使是使用刑罚,也要进行教化,“不教而杀谓之虐”。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把恤刑思想运用于实践的事例屡见不鲜。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意因为犯罪要被判刑,汉文帝下诏将他逮捕至长安。淳于意的小女儿缇萦给汉文帝上书说:我的父亲在齐为官,当地的百姓都称赞他清廉公平,现在他却因为违犯法律要被判刑。我忧伤死了的人不能够重新复活,遭受了的刑罚不能够再被免除,虽然他们之后希望改过自新,但却走投无路了。我愿意自己被罚入官府做奴婢,以此来赎替我父亲的刑罚,使他能够改过自新。汉文帝为缇萦的孝心所感动,不仅减免了淳于意的刑罚,还下诏废除了肉刑。

  贞观六年(公元633年),唐太宗进行了一次赦免的尝试。这年秋天,他下令让一些被判死刑的人都先回家探亲,约定第二年秋天再返回行刑。一年过去了,所有回家的390名死刑犯,在没有人押解、督促的情况下,却都如期返回,没有一人逃匿。唐太宗深有感触,认为已达到改造教育的目的,便下令把他们都赦免了。

  我国古代恤刑的方式和手段也是很多的。比如有“赦免”、“颂系”、“离监奔丧”、“放归”、“存留养亲”等等。其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常用的就是“赦免”。所谓“赦免”,就是依法减轻或免除对罪犯的刑罚。《尚书•吕刑》中就提出:“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意思是:对于那些应当判刑或者应当予以处罚的人,如果案情存在疑点、不能准确定案的,应慎重处理,可以予以赦免。我国历史上赦免的形式也很多,有“大赦”、“曲赦”、“即位赦”、“郊祭赦”、“灾异赦”、“祥瑞赦”等等。

  当然,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实施的赦免,总的来说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或为缓和阶级矛盾;或为笼络人心,粉饰太平,显示“皇恩浩荡”等等。但古代实行的这些强调教化、注重恤刑的罪犯改造方式,作为统治阶级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国家安全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毫不姑息地依法进行严惩。同时,对于犯人的改造,本着“犯人是人”的原则,坚持革命人道主义,吸取传统的注重教育、“明德慎刑”的治狱思想,加强对犯人的教育改造。除了设立“死缓”这一新的刑名外,还根据实际情况,多次对罪犯实行特赦。据统计,自1959年实行第一次特赦至1975年,我国政府共实施了七次特赦。

  新中国实施的特赦对象,除第一次包括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外,其余历次特赦的对象都是战争罪犯。从特赦的范围来看,新中国所实施的特赦都是以某一种或某几种罪犯为对象,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既不针对个别犯人,也不局限于某一地区,这就在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影响。被赦免对象都是经过一定时期的改造,确实已改恶从善或有改恶从善表现的。毛泽东在1959年9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写的书面建议中,对于实行特赦的目的及其作用,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说:“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有理”和“声高”:民意的辩证法


  最近,对于民意的关切已经成了各个地方政府施政的重点,这无疑是以人为本的举措,显示了对于普通民众意见的真真切切的关注和实实在在的倾听。这显然对于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积极的作用。民意当然是公众的满意度的表现,也是政府服务的对象的意见的表达,对于民意的真正的关切当然显示了政府的工作的更加亲民和更加实事求是。这当然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也会得到公众的良好的回应。

  当然,“民意”其实也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复合体,如何认识民意,可能还需要我们下更大的功夫,对于今天的社会有更为深入的理解。西谚有云:“民意如流水”。说的就是民意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今天的社会的的利益结构非常复杂,社会的形态已经极其微妙和丰富,要在其中寻找民意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实也并不是看看报纸上的言论版或者网络上博客或者跟帖的爽快发言这么简单。其实了解民意还是一件相当专业的工作,又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眼看穿。如果仅仅根据一部分“民意”的反映,或者仅仅根据最大的声音做出回应,做出的决策也未必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真正的民意,反而会被一种新的简单化局限了自己的视野,未必能够真实地体现社会发展的趋势。这种现实的复杂性往往需要我们更为理性、更为客观地体察民意的走向和民意的丰富性。

  在我看来,“民意”说起来是老百姓的心声,但在今天的社会里老百姓其实千差万别,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非常多样,如何找到一种社会的“共识”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而这种“共识”又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考验才能够证明其客观真实。在一个利益相对一致,社会相对简单的时期,这可能比较容易把握。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许多政策几乎是人人叫好,其原因就是大家的利益大致一致,大家共同受益。但在今天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政策出台或者一种发展路向的选择,都会有七嘴八舌的议论和众说纷纭的意见,让人觉得非常复杂,难以抉择。同时,就是今天大家一致叫好的事情,也有可能经过一段实践之后大家又都觉得不可行。所以,民意其实在空间上是复杂的,在时间上是变化的。我们可能需要更加明智的观察和思考。民意现实地看是一个“变量”:在空间上是不同的意见的混杂叠加,在时间上是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对于这个“变量”的理性的分析和评估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理性科学决策的一部分。

  在空间上,由于利益的多样化,也由于观察事物的角度和知识面等各种方面的复杂原因,我们看到的许多民意的表现往往两极化。有些利益主体由于文化性格的原因可能比较沉默,也可能在社会中的位置未必引人注目而往往会成为意见的“盲点”,他们的意见就可能没有出口而受到忽视。如前些年一些弱势群体如民工等的的声音往往没有表达。而最近似乎一些中等收入者的意愿的表达往往由于文化上的温和性而缺少浮现的空间。而像我多次讨论过的处于中等收入者下层的年轻的“草根”反而由于在互联网上的强烈的表达的意愿而变得在“民意”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他们的社会中的实际影响不一定完全匹配。而由于他们的情绪比较激烈,通过跟帖和博客的表达方式往往匿名发表意见而使得对于公共政策的理性和客观的探讨的空间有所压缩。

  一些专业人士的“民意”或者被简单斥责,或者这些人由于这样的舆论状况而缄口不言,这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一种民意扭曲。由于媒体和舆论在某些方面的简单化,未必能让各种信息、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地让公众了解,往往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使得“民意”变成了一种同样简单化的情绪的表达。这未必能够反映民意的所有方面。而一些被压抑的情绪和看法其实可能也会在实践中产生难以预测的反弹。“民意”中有理性的民意,也有感性的民意;有激进些的民意,也有温和些的民意。有的时候确实是“理直气壮”所以声音大,但有的时候也存在“有理不在声高”的情况。如何在其中进行分析和梳理,而不是仅仅看谁的声音大,就认为谁有道理,可能对于社会的发展更为有利。

  同时,在时间上,民意也有此一时,彼一时的变化。有此时的民意和彼时的民意,有短期的民意和长期的民意。有时候大家一时觉得好的策略,实践检验后大家也有可能觉得不可行。有时候一时间大家觉得不好,并给与批评的策略,过后看是有远见卓识的看法。有时候多数人的看法当时是“共识”,但后来却发现“真理在少数人手里”的情况也确实存在。对于这些问题都需要有客观和实事求是的看法。照顾到短期的民意,也要考虑民众的长远利益;给与民众的现实的需求回应的同时,也要注意考虑他们未来的需求。

  所以,“民意”是复杂的,充满了辩证性的。在这里,对于民意的体察必须谨慎和客观地考虑综合平衡多种不同群体的要求,也要在短期和长期上求得平衡。这就需要有更为充分的信息的提供和更为专业的对于民意的了解的方式,避免一种冲动性的决策和简单化的反应。

  我想,我们的社会需要适应和学习一个民意多样化的状态,我们的大众需要学习更为理智地了解公共事务并表达自己的“民意”。这会是一个有益的过程。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薄熙来的“平衡观”与仇和的“四差论”


  最近,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昆明举行的清华大学第三届公共管理高层(昆明)论坛上脱稿演讲,痛陈昆明积弊,畅谈新昆明发展,展望春城光明前景,他说,西部与发达地区在区位、资源、政策、人才、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差距,所以西部在发展过程中,改革要打时间差,开放要打空间差,创新要打信息差,治理要打制度差。

  仇和的“四差论”,立足于对西部地区发展方略的理解,比较深刻地揭示出西部地区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的特殊要求。

  由此,我想到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对重庆发展的有关论述。他在点评重庆官员辩论赛时指出:加快发展绝不意味着否定“好”字,东南沿海就是在加快发展中实现了“好”。中国目前面临一大问题就是东西差距很大,如果我们重庆、我们西部不加快发展,东西差距将会继续扩大。为了求得中国整体经济的平衡,西部也必须加快发展。他说,在哲学上讲平衡就是速度,在经济上讲质量就是效益,只有在一个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情况下,它才能够加快速度,因此,要在“好”字上下功夫。他更深入地阐述道:“哲学上讲一定的质一定会表现为一定的量,没有一定的规模就没有一定的质,一个地区只有加快发展,才能够表现出一定的质。”

  薄熙来和仇和都是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角度来认识西部地区发展问题的。如果说仇和的“四差论”是在感性层面上揭示出西部发展的阶段性规律的话,那么,薄熙来的论述则是在理性层面上对西部发展作出了符合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阐述。

  薄熙来的“平衡观”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对当前的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现代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还是发展不充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所谓不充分,指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的人均质量仍不高,而影响人均质量的主要矛盾则是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从全国角度说,只有西部的充分和谐发展,才会有全国的科学发展,因此,薄熙来的“平衡论”对科学发展观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上作出了符合实际的阐释。

  仇和的“四差论”是对薄熙来“平衡论”在实践层面的丰富。我的理解,所谓“改革要打时间差”,指的是在推进改革、深化改革上,西部地区应当更有力度;所谓“开放要打空间差”,指的是在此开放上,西部地区要更有广度;所谓“创新要打信息差”,指的是西部地区在创新上要更有深度;所谓“治理要打制度差”,指的是西部地区在发展环境建设上要更有强度。很显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如果亦步亦趋、按部就班,那么,发展的差距只能一步步拉大!

  长期以来,地大物博一直是人们对中国状况的基本理解。这个理解的核心问题应当是,由于地域、习性、资源等多方面的差异,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可能有一个通用的发展模式,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特色发展,才是促进地区发展的根本。但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告诉我们,不同地区的发展总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比如,发展总是由快到好,真正先好后快的先例并不多。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的客观条件相比,固然有很多“先天不足”的地方。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却为西部地区创造了东部地区在发展之初不可能具备的优势条件,这就是:东部地区的发展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的,而东部地区发展过程中所走的弯路、所付出的代价正可以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教材”,从而成为西部地区在新一轮发展中的宝贵财富。也就是说,东部地区在发展中证明是“不好”的东西,可以转化为西部地区发展中“好”的要素。因此,从发展趋势上说,西部地区应当具备比东部地区更优越的“又好又快”的条件。不走弯路、少交学费,是不是能让我们在更高层次上更快地发展呢?

  当然,影响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根本原因应当还在理念、观念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薄熙来亲自组织的重庆“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在更深层面上触及影响发展的根本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西部发展,在仇和“四差论”的基础上,还应当增加一“差”,即,更新观念要打地域差——跳出地域看发展,跳出地域谋发展。比如,仇和所说的“昆明在省内无对手,以‘老大’自居对发展不利”的问题,比如,薄熙来所说的用大开放观破除重庆人的“大山”意识等等。

  薄熙来的“平衡论”和仇和的“四差论”,既体现了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在执行科学发展观上的坚定性,也体现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对谋求新发展的冷静与睿智。 摘自《人民网》


 

加快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2008年注定将是当代中国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短短数月之内,我们先后经历了来自各方面的重大挑战和考验。突如其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是大悲;规模空前的北京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精彩纷呈,无与伦比,是大喜。大悲和大喜,都是对13亿中国人勇气、能力、智慧的全方位考验。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并没有因为四川汶川大地震而影响举办一场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也没有因为举办奥运会而影响抗震救灾和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势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向前推进。我们为什么能够通过两场极具挑战的“大考”、赢得世人的高度赞誉?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快速发展使我们具有了抗击风浪、经受考验的雄厚基础。

  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加快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不断发展、加快发展,才能不断提高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也只有不断发展、加快发展,才能为真正办成一些大事、从容应对各种灾害灾难和突发事件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精神支撑。对于这一点,以前的历史已经证明,而今年的经历则让我们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抗击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既需要采取迅速的行动、进行高效的组织,又需要动用众多的机器设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就很可能是被困难和灾害压倒。而我们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面前,做到了挺立不倒、从容应对,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胜利。这归根到底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有了巨大发展,我们拥有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较好的社会条件。

  举办奥运会这样一个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体育盛会,不仅需要建设大量的比赛场馆、改善各种基础设施,而且需要做好安保工作、提高服务能力,更是对北京市乃至全中国的一次综合考验。如果没有精心的筹备和细致的工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后果都不堪设想。而我们在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面前,做到了兑现承诺、不负重托,让国际社会满意、各国运动员满意、人民群众满意,展现了中国人民的良好形象。这归根到底也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人民增添了底气和自信。

  的确,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30年来的快速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前进道路上还会有许许多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困难,我们更应该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通过加快发展积累更为雄厚的实力,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增强应对风险和挑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摘自《人民日报》


 

“剪刀差”未缩小有缘由


  统筹城乡发展,构筑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成为下一步变革的关键

  持续的扶农惠农政策下,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仍在扩大。

  最新发布的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3.33:1,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大值,此前三年(2004-2006)的数字分别为3.21:1,3.22:1和3.28:1;而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这一比例为2.57:1;这一数字在1983年达到最小值为1.82:1。

  3.33:1的内涵是,去年每个农民平均4140元的年收入,比每个城里人少9646元——尽管扣除物价指数后,这一年9.5%的农民人均收入增幅是1985年以来的最高值,而2004~2007年连续四年6%以上的增幅(分别为6.8%、6.2%、7.4%和9.5%),同样是1985年以来的第一次。也就是说农民收入在持续稳定增长,而城乡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原因何在?

  这首先与城镇居民相对更快的收入增长有关。

  资料显示,扣除物价指数后,2004~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分别为7.7%、9.6%、10.4%和12.2%,比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幅分别高出0.9、3.4、3和2.7个百分点,加之原本较低的农村居民收入基数,城乡收入的相对比例和绝对年收入差值扩大便是必然。

  其次与农业生产成本的持续增加有关。

  2007年上半年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增长10.3%,城镇居民收入增长6.3%(扣除物价指数后)。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徐连仲解析道,月度乃至半年统计中使用的农民“现金收入”概念,不同于年度统计中才会使用的“纯收入”概念,因为农民的现金收入中,还包括要进行农业生产所必须的成本投入,比如购买种子、化肥、农机具的费用部分。“纯收入”之比,实际上是农民现金收入除去一年家庭经营成本支出后的数字。

  具体到今年上半年,就是要在农村居民高过城镇居民的4个百分点中,扣除农村家庭经营成本的部分,才能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进行对比。

  由此,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在现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对农民“纯收入”的多少非常重要。

  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现金收入中所占比重虽有起伏,但总体呈下降趋势,目前已从2000年时的近95%下降到83%左右。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和家庭经营成本在现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以今年为例,相关统计显示,受国际原油价格等因素影响,农民种粮亩均支出将比上年增加近60元,养殖业成本也将在饲料涨价的带动下大幅上涨。

  现金收入增长不慢,但生产支出成本增加也很快,两相抵消,成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减少、成本增加、相关收入增速在放缓。

  在农民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多为农民外出务工所得)一般要占到55%左右,这一方面再次昭示农业生产所得在农民整个收入结构中占比之微薄;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村外出务工人数、收入及在城市中的消费支出,都会极大地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月平均工资首次突破千元,今年上半年又增至1240元,同比增长16%。数字看似可喜,但结合外出人数和日常生活费用开支增加来看,则隐忧重重。

  事实上,今年以来对钢铁、建材等行业落后生产力的加速淘汰、东南沿海出口企业的生产经营困难,以及计划生育多年后农村适龄外出务工人数的自然减少,都在对农村外出务工人数产生微妙影响,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外出劳动力人数增长5.8%,增速同比回落2.3个百分点。

  工资虽有所增加、但外出人数增速放缓,再加上外出务工农民在城市的日常消费支出增加(上半年全国CPI涨幅为7.7%),来自“工资性”收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支撑力度也在弱化。

  四是持续的惠农政策虽作用巨大,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薄弱的农业基础。

  我国自2004年以来,至今连续五个“一号文件”都强调支农惠农,也因此成就了连续五年的丰产和持续的农民收入增长。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长期以来在农业方面的投入不足导致的农业基础薄弱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有数据显示,去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是32.4%,财政支出增速是22.6%,而针对“三农”支出同比增长了23%。应该说这一投入增速与此前相比已“非常之快”,(之前两年我国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增幅分别只有13.3%和14.2%)但即便如此,也仅是与财政总支出持平;我国农业对GDP的贡献一般在12%左右,而每年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却一般在8%以下(2004年除外)。

  五是统筹城乡发展,构筑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还须努力。

  农业人口多、耕地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速度虽然较快,但仍难以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这是中国的发展现实,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并在今年达到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值的根本原因。如何通过战略和制度设计破解上述难题,成为今天农村改革的最大焦点。

  据悉,中央正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如何统筹城乡发展,构筑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成为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农村变革的关键所在。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积极探索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新模式


  历史以无情的事实告诫人们,没有农业的支撑,工业和城市以及一切服务业都没有存在和发展的根基。西方的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剥夺和剥削农民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时刻离不开农业,至今由于农业滞后世界还有10亿人口难以果腹。在一段时间内,国内也曾流行过压减农业的说法。试想,假如没有农业和农民,谁来养活城市各行各业的人口?人们曾记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断言,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几千年都未曾解决的“人民吃饭问题”。十几年前,美国学者尖锐地提出到2030年“谁来养活中国人”这一问题,现在也应给全球提出一个大问题:谁来养活全人类?世界都应当反思!

  重新认识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地位

  马克思说过:“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和前提。”这是一条基本的经济法则。而西方的工业化使世界产业结构畸形化了,农业成了一条短腿。这种畸形化根植于自由市场经济,它日趋激化了农业的基本矛盾,即基础性与弱质性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则表现为弱质性,谁也离不开它,可谁也不去强化它。农业既是经济再生产,又是自然再生产,同时受自然条件和土地制约,生产周期长,产出不稳定,收益边际和危机边际之间弹性很小,深度开发难度高,市场竞争处于弱势地位。这就决定了农业被边缘化的命运。但是,客观法则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我国历来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中国的改革就是率先从农村开始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近年我们又免除了农业税,实行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多予少取放活、发放种粮补贴等政策,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了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22%人口的奇迹。这些宝贵经验,正是我们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结果。当然,从长远看,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灾害多发,仍然潜伏着巨大的粮食风险和农业滞后的困境,目前日益突显的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扩大、城市就业困难、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乏力以及因农村外出流动人口过多引发的许多社会不安定因素,都与农业收益过低、农民收入增速缓慢直接相关。可以说,加快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已成为我国现代化整体进程和转变发展方式的一大症结。

  以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大视野考察,农业是人与自然交换最紧密的产业,是太阳能转化的最直接最大量的领域,是最大的生态调节器。特别是大农业覆盖80%以上的陆地和大面积海洋,潜力无穷。农业新产业革命不仅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和改善人们生活,而且可以化解一系列人类发展的难题,包括一部分新能源,土地荒漠化及其他吃穿用等,甚至将来的沙漠改造都有可能依靠科技武装的大农业。它囊括狭义农业(种植业或小农业)和广义农业(大农业),前者包括粮食(谷物)、经济作物、能源作物、饲料、医药(药材)、观光、生态农业等,后者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包括牧区以及养蜂、养蚕、特产饲养等)、林业、水产业(海洋与淡水)、微生物农业等。而且,它还为一系列重要加工工业提供原料。在农业大发展的基础上,可以依靠科技大力发展食品、纺织、皮革、造纸、有机肥料、饲料加工、橡胶、有机化工(如塑料)以及旅游、各种服务业等。所以,农业现代化系统工程是大有希望的。

  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新模式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路子究竟怎样走?目前尚有不同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农业机械化和化学化,实际上是走西方的老路。实践证明,这“两化”都不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更不符合我国实际。因为机械化只解决耕作和收割工具问题,虽能节省人力,但并不改变农业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不能提高土地的肥力和产出率。机械化在那些土地十分广大的国家是重要的,而我国人口众多,耕地只相当于世界人均的40%,机械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况且如今我国农业机械已基本普及。农业化学化更是一条死胡同,也就是西方的“石油农业”,会造成环境污染。现在我国农业由于过分依赖化肥及农药,已经造成土壤板结、有机质下降和水体污染,还严重影响了食品安全。我们不能走西方的老路,而应当另辟蹊径,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子。

  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和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后来他在论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又明确地说:“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总体上说,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是以发展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为主线的科技密集型农业,以科技为支撑、高度集约化与适度规模化相结合的多元生态循环农业,实现工农、城乡协调互动的现代化。如果说当年的工业产业革命发生在西方,那么21世纪的农业产业革命便有可能发生在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对此,我们可以从下面四个层面来探研。

  1、发展以生物科学为主导的综合技术密集型农业。人类的发展史,经历过多次生产力的技术形态变革,继“狩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网络经济”之后,第五个形态很可能是“生物经济”,也就是以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为主导的技术革命支撑的新的产业革命。一个生物基因的破译和重新组合利用,就可能创造一个新的产业。有不少科学家预言:生物技术即将取代信息技术,成为社会最重要并改变工业和经济格局的主导技术。而农业是以生物技术为平台的最大基础性产业,迫切要求新的突破。

  现在生物科学主要还处在细胞水平上,很快就会深化到分子层次,要改变和优化动植物、微生物的细胞分子结构,发展为“合成生物学”,在分子水平调控生命系统。那时不仅能充分利用品种大跨度地改良优势,还会提高其适应环境的能力,改进吸取阳光、水分和一切营养成分的方式方法,增强抗灾性。同时利用微生物改变土壤结构和肥料品质,使之成为营养丰富的巨大培养基。其他方面的技术都要综合配套,使农作物和养殖业大大提高质量和产量,使农业成为潜力最大、效益最高的朝阳产业之一。目前我国正在实施转基因工程,新的突破指日可待。

  2、大力推广生态循环农业,下力气消除农村农业污染。这不但关系农民的健康,而且关系全社会的利益(农业本身就是一个吸碳放氧的生态系统),也是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关节点。现在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为社会所关注,国家为此已制定了严格标准。同时,生态农业化的发展也为发展观光农业、生态旅游创造了条件。

  3、多途径探索低成本节约型农业。首先是实施节水技术,克服缺水的瓶颈(我国淡水资源人均仅为世界的1/4),改变目前用水过大的粗放经营。同时,提高作物消化吸收肥料的能力(目前化肥只能吸收30%),开拓新的肥料、饲料来源,充分利用根瘤菌,使更多的作物具有固氮能力。

  4、利用科学技术改造中低产田和劣质土地。现在我国中低产田占60%以上,有着很大的挖掘潜力;还有许多盐碱地、沙地、滩涂等。为此,一方面要选种适宜性作物,另一方面要改良土质;特别是大农业,包括利用种草、植树和其他方式,改变劣质土地,克服草原退化、土地沙化,进而向山地、沙漠、戈壁进军。至于西部广袤的高原,更有长远的开发利用空间。这都需要高新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利用。

  改革农业资补、经营和服务方式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依靠技术,还要有好的经营管理体制。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的农业体制有很多方面已不能适应农业产业革命的要求。科学发展观指引我们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并非只顾城市化一个方面,而是全面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其中大力发展农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现在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体制问题。

  一是对农业的资补方式。现在对农业补贴花钱很多,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总体上并不理想。一方面不分对象的补助未必补在真正种粮的农民手里,许多农民拿了补贴用于别处;另一方面渐进式的补贴每次增量小,经常被农业生产资料涨价所抵消,种地亏本现象愈加突出,不能持久地提高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更不能扩大农村的就业空间。根本的路径是农产品的“价值回归”,使其价格真正符合其真实价值。这就必须科学地分析和认定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值构成的特殊性,真正遵循和利用价值规律解决价格过低问题。事实表明,单靠市场自发调节是克服不了农业的弱势地位和实现价值回归的,必须运用好“两只手”协调匹配。当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必须配套实行,有效制止轮番涨价的连锁反应。但从长远看,应当尽快健全这一价格形成机制,系统解决日趋突出的一系列矛盾,包括化解城乡、区域收入差距和就业压力,提高消费拉动力。

  二是改变目前滞后的经营形式。应当以科技为龙头通过适宜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其中专业合作社是一种可以选择的形式,便于土地适当集中(如利用土地入股的种植业合作社,可由具有专业才能的农民牵头)。政府应当大力支持多种组织形式保证农民的利益,发展适度规模的集约经营,提高市场竞争力。供销合作社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是进一步健全农业服务体系。目前为农村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体系比较弱,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应当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来抓,以政府为主导、以合作组织为载体、以科技人员为骨干,进行必要的财政支持,也可以吸引一部分大学生、研究生加以充实提高。农产品加工企业可以作为农业基地化、精准化的龙头,但必须更多地照顾农民利益,最好以股份制的形式建立利益共同体,促进工农业一体化协调发展。 摘自《光明日报》


 

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是实现我省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重点和难点,其实质是以高效生态现代农业为目标,积极促进农业增长由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促进农业从小而全粗放经营向规模化集约经营转变;促进农业资源从粗放开发利用向节约、集约、循环和永续利用转变;促进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向以规模化种养业为基础,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现代农产品物流业为支撑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实现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浙江要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实施“创新强农”战略。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总战略全面贯彻落实到高效生态农业发展中去,以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增收致富为农业发展的双重目标,坚持富民强农基本宗旨、家庭经营基本制度和统筹城乡发展基本方略,以实现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为动力,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致力于提高农业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市场竞争力,着力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产业体系、科技支撑体系和基础保障体系,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浙江实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实施“创新强农”战略,具体来说就是要:

  一、推进农业发展理念创新

  要树立五个农业发展新理念。强化农业人本化理念,把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贯穿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全过程,以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为根本出发点,把调动农民积极性作为农业发展根本动力,努力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使现代农业成为能让农民致富的产业和体面的职业;强化农业多功能化理念,顺应农业功能不断拓展的趋势,充分发挥农业的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就业致富、生态保育、文化传承和休闲观光等多种功能,推动农业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强化农业工业化的理念,科学借鉴现代工业发展的理念,推进农业经营的专业化、规模化、企业化和生产的标准化、清洁化、机械化;强化农业产业化理念,积极推进农业社会化分工协作,完善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的四位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发展新格局;强化农业生态化理念,引导农业走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发展轨道,优化农业的生态环境,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

  要在坚持农户家庭经营的基本制度长期不变的前提下,积极培育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形成以专业化、规模化、企业化的家庭农场经营与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深化农地经营体制改革,鼓励农民自愿转让农地承包权,建立流转市场,积极促进农地规模经营。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产业化龙头企业,不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农业产业经营水平。进一步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培育一批有强大的市场经营能力的贸易流通型的龙头企业和农产品物流基地,建立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拍卖市场、期货市场多层次市场有机结合,实物交易与电子商务相结合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物流体系。

  三、推进农业产业结构创新

  按照区域化布局的农业块状经济和贸工农一体化的龙型经济要求,大力推进标准化、产业化的特色产业基地和农产品加工功能区建设,积极培育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大力推进农业产品结构、区域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着力打造一批有区域知名品牌、拥有连片基地的特色农业强县强镇。充分发挥浙江水稻科研力量强和稻作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积极推进水稻生产的规模经营,建设一批高产高质高效的水稻生产示范县、镇和稻作文化示范点,努力提高浙江粮食生产力水平。积极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农家乐休闲观光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四、推进农业科学技术创新

  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实行农业高产优质高效技术与循环经济技术有机整合,注重研发和推广与精致型农业产业相配套的、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技术,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按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农业功能多样化的要求,大力推进农作制度改革和生产模式创新,重点推广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设施农业、循环农业、数字农业、休闲农业、有机农业等新型农业业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组织创新,建立和完善首席专家、推广教授、科技特派员、责任农技员制度,构建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的新型农技推广体系。

  五、推进农业发展机制创新

  要以微观和宏观多个层面和统筹城乡发展层次上来创新农业发展机制。要形成农业创业创新的新机制,促进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鼓励农民与科技人员、工商企业进行多种形式的联合投资和合作经营,通过设立现代农业创业贷款等多种举措,培育一批新的农业创业主体。要着力形成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新机制,以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来进一步促进农民的分工分业分化,进一步形成百万农村能人创业带动千万农民转产转业的机制,推进务工经商农民的市民化,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条件。 摘自《浙江日报》


 

厉以宁:中国下一轮改革重点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


  9月2日,全国政协礼堂会场,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正在进行。

  专题协商会,是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职能的重要创新。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就国家和地方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原则。

  今年的议题,锁定“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

  为开好此次专题协商会,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以及4位副主席带队深入地方调研,政协有关委员会、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等单位也在调研的基础上产生了各自的观点。广泛的参与性使协商会变成“群言堂”,统筹城乡发展,重点问题在哪里?关键环节是什么?本报记者走进协商会场,为您直播精彩建言。

  几千元难创业,新创业投入创业资本需10万元以上

  统筹城乡发展,还得靠发展

  新闻背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发展水平的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却明显拉大了;农业处于相对薄弱环节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多年来出现了农村的劳动力、土地、资金三大要素都大量流失的困难局面。
 

  马培华(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没有经济统筹作为基础,仅靠上层建筑和公共管理层面的统筹,不可能实现农村经济与现代经济的接轨,也不能扭转和消除多年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已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几百元或几千元就可创业,根据目前浙江民间创业的调查,新创业往往需要投入创业资本达10万元以上,而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低,需要金融支持。由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滞后,同时农村创业因土地、房产的非交易性的限制,农民创业很难得到金融支持。

  李国璋(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常委):目前城乡金融二元对立的现象突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农村金融资源稀缺,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求,已经成为制约统筹城乡发展的突出问题。表现在: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退出了农村;农发行业务范围十分有限;邮政储蓄是只存不贷的“抽水机”;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金融供给的主体,运行存在诸多困难,不能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农业保险体系严重缺失;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与监管。

  李德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局长):30年的实践证明,我国现行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非常成功、完全正确。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对农村和全国的稳定都有着重大意义。我们必须坚持这个大政策不动摇。但在我国南方、中西部以及其他丘陵山区地带,人均耕地较少,土地承包时又要肥瘦搭配,一家三五亩地都被分割成七八个甚至更多地块,阻碍了农业生产现代化的推进。这种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难以推广使用先进科学技术,也无法与大市场全面对接,又得不到现代金融的良好服务。

  土地、户籍管理、农村金融、行政管理等体制待突破

  消除二元体制,法制是瓶颈

  新闻背景:新世纪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成效显著,全面取消农业税就是标志。同时,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历史和社会原因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体制,依然是制约“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障碍。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是长期战略任务。

  刘江(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与城乡二元体制相对应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已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的瓶颈。主要包括土地政策和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法律体系、农村金融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比如,农村土地承包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面临法律和政策上的束缚,制约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农地效益提高。比如,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分割,进城务工农民总体上仍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享受不到同城同待遇,全国一盘棋的社保动态管理体系无法建立。再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明显不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政府部门职能缺少协调,服务“三农”功能较弱。

  厉以宁(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这是中国下一轮改革发展的重点,也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探索,首先是从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打破城乡分割分治的二元体制,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也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李卓彬(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机制,消除二元城乡差距,需要把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统筹安排。把产业发展、结构调整与城乡就业结合起来,做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一致、相协调,把扩大城镇劳动力就业同失地农民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实施、统一考核。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扶持政策。

  乡镇文化站76%需新建改建,行政村84.1%没有文化室

  公共服务体系,投入须加强

  新闻背景:近年来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还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财政体制基本是城市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一直较少。加上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健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有限,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农民要求。
 

  邵鸿(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专职副主席):作为农村文化活动的主要阵地和服务载体,当前县级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大都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设施陈旧,设备落后。据统计,全国农村76%的乡镇文化站需要新建改建,84.1%的行政村未建文化室。即使是农村文化建设较好的省份,乡镇文化设施落后的现象也很突出,很多乡文化站处于“有站无舍”的状态。

  张庆成(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尚不清晰,为“三农”服务的职能有所缺失。农村公共服务与农民意愿相脱节。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很积极,但农民反应冷淡,常常不愿意配合。要重点解决农村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国家应鼓励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来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制定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专项规划,分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现阶段农村公共服务应在加快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同时,着重解决农民生存保障、健康保障、尊严和能力保障等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程天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义务教育受财力、物力、人力不足的制约,教育硬件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校舍面积严重不达标,教学设施落后,教师队伍不稳定,农村基层教育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对此,应统筹教育经费投入,重点加强对农村乡镇教育的经费投入。

  “即使像浙江这样的省份,虽然其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3年保持全国第一的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也没有根本扭转。”

  ——刘江

  “统筹城乡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原因之一在于转移的农民多了,创业的农民多了,仅温州一个地区就有400万私企老板,而重庆有400万的打工农民,由此就可看出差距。”

  ——厉以宁

  “劳动就业统筹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优化困难群众的生存发展环境的问题。”
 

  ——李卓彬

  “我国目前约有农民工2亿人,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比例达76.4%,而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都在70%以上。”

  ——程天权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金融为农村发展插上翅膀


  全面推进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第二次变革,即从传统的、分散的、低效的农业向现代高效的规模化、公司化、产业化农业转变。中国城市金融改革为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经验、积累了资金、奠定了基础

  针对现阶段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今年上半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进行了两个月的实地考察。通过调研,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金融改革必然要建立在以下两个基点之上:

  一是全面推进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第二次变革,即从传统的、分散的、低效的农业向现代高效的规模化、公司化、产业化农业转变。二是中国城市金融改革基本完成,即从2002年开始中央政府仅用5年时间改革发展,使中国城市金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经验、积累了资金、奠定了基础。

  无此两点,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不可能获得成功,推进农村经济体制的第二次变革,必须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重大改革。

  首先要明确支农定位,健全组织体系。抓紧制定出台政策性银行服务“三农”条例,明确政策性银行的支农功能定位;努力把农业银行办成商业性金融服务“三农”的骨干和支柱,重点服务于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农业发展;改革再造农村信用社,扭转目前农村信用社经营中出现的“非农化”倾向,重点支持农户、农村个体小商户以及为农业服务的中小企业;加快邮政储蓄银行改革,建立符合“三农”特点的零售业务体系;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组织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引入适度竞争机制;大力发展农村担保机构,搭建融资桥梁,缓解农村贷款难问题;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业,逐步建立完善农业保险体系。

  其次,现阶段我国金融机构在农村经营的成本高、风险大、收益率相对较低,因而增加金融供给、服务“三农”的内在动力不足。因此,必须综合发挥产权政策、财税政策、货币政策等的作用,构建农村金融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产权政策: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和土地管理政策,盘活农村存量资产,化解农村因无资产抵押而造成的“贷款难”与银行“难贷款”的矛盾。特别要明晰农村耕地、宅基地、住房等资源的财产权利,给农村居民核发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等财产权利证书。

  财税政策: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包括对县域内各类农村金融机构(含保险机构)的营业税、所得税实行大幅度减免或全免政策;对县域内从事农贷担保的担保公司的所得税、营业税实行全免政策;农村金融机构处置抵贷资产时免除相关税费。

  货币政策: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大幅度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要继续实施支农再贷款政策,扩大支农再贷款的规模;实行差别利率政策,准许农村地区存款利率适当高于城市存款利率,减少农村地区资金外流甚至吸引城市资金流向农村。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从熊德明到胡小燕


  “我不是农民工的救世主,我只是个普通的打工妹!”

  在今年初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胡小燕,大概没有料到从此会“天降大任”——自今年全国两会结束她公布了自己的电话和信箱之后,每天上千个来自农民工的求助电话、短信、邮件如山一样向她压来。在广东佛山一家陶瓷厂做工的胡小燕,也终于忍不住向外界发出她的“求救信息”。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收到来自基层民众的呼声并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但是,那成千上万的电话与短信并不仅仅是反映情况,期望她在开会的时候、在有机会面对媒体的时候、在领导接见的时候,为农民工群体代言,说些“就业机会要均等”、“农民医疗需保障”、“教育资源当公平分配”一类的话。人们期望她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帮助,而是具体而微的实际难题:工厂欠薪了,单位拒签劳动合同了,没钱返乡了等等。

  农民工们相信胡小燕,究竟是看重她的人大代表身份,还是更相信她“农民工代表”的名声?

  事实上,在广东就有6个省人大代表出自农民工群体,而其他全国的或省的人大代表,即使本人不是农民工,也同样关注农民工问题,不少提案也都关乎农民工的种种困境。他们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可能更深入、更有制度建设意义,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可能比胡小燕要高,他们和政府部门的沟通可能更直接,有的也许就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但是,为何人们更愿意将求救的电话打给胡小燕?这或许是因为胡小燕比他们更出名。

  “名人好办事”,胡小燕的遭遇让人想起另一个来自西部乡村的“名人”熊德明。这个质朴的农妇,仅仅因为说了句大实话,不但为自己在外打工的丈夫要回了被拖欠一年的工钱,也使自己从重庆云阳县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妇,成为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候选人。而成名之后的熊德明,即被各种各样的“讨薪”事务所包围——农民工幻想着被拖欠许久的薪资,能够乘着熊德明声名的翅膀,飞回自己的怀抱。

  名人的光环有时的确能“点石成金”。“讨薪农妇”熊德明就催生了不小的“清欠风暴”。但熊德明的“成就”同时也反证了有关部门对欠薪问题的视而不见和处理不力。

  如今,胡小燕不能承受的“2亿农民工代言人”之重又反证着什么?除了一些农民工不了解人大代表职责之外,是不是还有许多老问题?是不是农民工反映问题的渠道仍然不畅?有关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制度仍然缺失?有关方面在农民工权益保障政策执行上是否不力?

  回看从熊德明到胡小燕的这几年里,农民工权益保障上的种种困境,我们就可以理解,“我不是农民工的救世主,我只是个普通的打工妹!”不是胡小燕为自己的开脱之辞,而是反映了一些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摘自《人民日报》


 

信任和公平的意义


  2006年10月25日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繁荣,与我无关?》的文章,其中讨论了美国最近的经济情况相当不错,但贫富的距离拉大却产生了问题。其中的一些段落值得引用:

  “虽然企业利润以及高层管理人士的薪酬在急速膨胀,一般公众的收入水平增长之缓慢却让人不安。医疗保健成本在上升,而且消费者个人负担的比例也在增加。”

  “退休金在减少,同样在下降的还有人们的工作安全感,还有,雇主们再也感受不到来自雇员的长期忠诚。”

  “与此同时,少数美国人却在享受从未有过的荣华富贵。首席执行长们的薪酬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之一,过去十年,他们的薪酬增长速度是一般员工的三倍。在我的家乡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资深的银行家们能拿回八位甚至九位数的工资单,这在不久之前还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

  “美国人一向不喜欢嫉妒那些出色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但现在,他们越来越怀疑游戏是不是被人操纵了,那些暴富的人是不是因为拿了做了手脚的期权、或有内部交易行为、或是参与了其他普通人沾不到光的‘把戏’。”

  这篇文章认为现在的中期选举和未来的选举中,这种感受会造成相当程度的影响。

  看了这些分析,我也有些感慨。在美国这样崇尚竞争,钦佩成功的社会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让人们认为“经济繁荣,与我无关”的话,一种对于社会不公正和精英们利用“把戏”贪婪地攫取财富的忧虑就一定会出现。这说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必须有一种公平和合理的分配和对于社会价值的尊重作为基础。美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这样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发展的社会,这种问题也当然会成为关注的焦点。这说明人们对于信任和公平的需求也是重要的,如果不能全社会对于发展的成果有更多的分享,确实就会产生社会问题。

  中国有很长时间的计划经济的传统,当年的计划经济确实是相当公平的,也有自身的长处,但同样有效率不高的毛病。所谓“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的问题也确实存在。今天有些人连这也不承认,似乎也未必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改革开放开始时,我们要从人人都贫困中挣脱出来,当然必须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的传统。这其实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的动力。正是由于打破了这种局面,才会有今天中国的繁荣。

  但伴随着繁荣而来的却又是我们面对的新的挑战。最近大家对于富人和所谓“精英”的诸多不满和疑虑其实和美国人的想法有点接近。有些富人确实也没有对于社会的更多的责任心,有时候话说得太不中听,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和心情。所谓“为富不仁”的指责当然有些是有根据的,有时也有未必完全实事求是的情况。但许多“草根”的网民所流露的情绪和意见,也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不少人也觉得“游戏”不公平,这种感觉在一些时候有事实基础,另一些时候则仅仅是一种情绪和心态。但自己的这种感受却没有得到真实可靠的说明和实实在在的了解。于是被累积的情绪突然爆发出来,就变成了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焦点。网络上一些争论所显示的情绪里的隔膜和分歧确实是值得我们关切的。如所谓“摩的”司机和“研究生”的论战,就显示出某种阶层之间的敌意。虽然还仅仅是一种情绪,但这种有时候表现为一种“戾气”的不满往往会从一种对于富裕阶层的不满转为对于社会的不满。如果有一些人对于社会和自身的发展缺少信心和信任,没有了向上追求和生活改善的动力,就会构成一种社会风险。

  所以,我们的繁荣和发展必须有一个和公平与信任相关联的文化,一种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充满了对于未来的希望的文化,才可能是真实和稳定的。这里要求的不仅仅是一种“和谐”的价值的展开,也要求相对富有的阶层有回馈社会的热诚和恳挚。这当然也需要一种对于相对贫穷的阶层的激励和鼓舞。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发展的潜力仍然巨大,“中国梦”的光芒仍然可以让我们大家有更美好的前景。
 

  繁荣会和我们每个人有关。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经济转型要着力发展新型城市经济形态


  新型城市经济,是指在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加速发展背景下,中心城市功能提升、产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城市新兴经济形态。它具有要素投入的智力密集性、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性、产出的高增值性和服务的强辐射性等特点,其主体属于现代服务业范畴。主要包括以下八种形态:

  1、创意经济

  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带动结构转型的战略产业、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引擎、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有效抓手。浙江应以创新和开放为动力,以服务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支撑创新型省份建设为重点,贯彻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整合要素、突出重点、搭建平台、集群发展等原则,打造若干有影响的创意城市,集聚一批国内外有较强知名度的创意人才,扶持发展一批综合优势明显、有一定辐射能力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努力形成一批具有特色优势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培育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品牌创意企业,使浙江成为具有较强辐射和影响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先行区。

  2、总部经济

  总部经济是指某些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而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地区,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发展总部经济具有增加税收、GDP贡献、产业乘数、消费带动、劳动就业和环境优化等作用,集中体现了知识密集、集约发展、产业融合、强力辐射、合作共赢等特征。发展总部经济应当以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为主要导向,重点发展区域性和特色化的总部经济。其中中心城市,重点集聚民营企业集团总部,跨国企业区域总部、研发和营销中心,区域性金融机构总部等,成为区域性的总部经济集聚地;有条件的城市,发展以满足本地产业集群发展所需的生产性服务为主要功能的特色化总部经济。

  3、空港经济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使得具有时间价值指向的产品及生产方式在区域对外联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航空运输凭借其快速便捷的特点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强,空港经济越来越受到关注。发展空港经济要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可以把杭州空港经济圈作为率先培育的重点,加快发展现代物流、航空制造、商务服务、空港服务、高新技术等临空产业,打造为长三角南翼空港经济中心、环杭州湾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节点和浙江现代产业的新高地,进而为全省的空港经济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宁波、温州应结合深水良港和民营经济优势,及早谋划空港经济发展,为都市经济圈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网络经济

  网络经济是指基于互联网或网络的,以信息为特征的新型经济形态,是现代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网络经济,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举措。发展网络经济,应当重点突出两个方向:一是以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和支柱产业为依托的行业门户网站,发展完善信息发布、价格指导、网上交易等业务,鼓励和支持专业市场加快信息化建设,促进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的有机结合,培育一批影响力强、运作规范、发展潜力大的行业网站,使其成为行业的信息发布中心和价格发现中心。二是加快发展电子商务,支持有条件的商贸、金融、物流、旅游等现代服务企业发展B2C的电子商务业务。

  5、孵化器经济

  孵化器经济就是以孵化器为平台整合各类资源,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创业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孵化为主要功能,以推动中小企业低成本、低风险成长为目标的经济形态。孵化器经济是区域经济的创新形式,在支持高层次人才创业、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提高城市竞争力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全省建有科技企业孵化器53家,其中已投入使用的科技企业孵化器达到41家,目前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比较发达的环杭州湾地区,占到总数的90%以上。应当把发展孵化器经济作为发展创新创业文化,满足创新创业需求,推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支持大学科技园、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生创业基地、创业中心等发展,突出对特色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的基础性孵育作用,建成一批具有国际水平、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孵化器。

  6、会展经济

  会展经济是指通过举办大型会议和展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城市功能提升的一种经济形式。浙江会展业以区域产业集群经济为依托,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已经形成了西博会、休博会、浙洽会、义博会等一批有一定知名度的展会。会展经济的发展,必须抓住世博会举办的历史性机遇,以依托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的专业性会展为主要突破口,兼顾发展综合性会展,加快培育若干国际知名的会展品牌;突出企业主体和市场化运作,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先进经营理念、管理技术和展览艺术的展览企业;合理增加展馆设施建设投入、优化会展环境,积极吸引各种全国性、国际性的展会来浙举办,进一步提升展会的层次和水平。

  7、服务外包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全球产业分工不断细化,一些企业将原来在内部从事的服务活动转移给外部企业,特别是近年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量地将一些服务功能外包给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种新的服务外包经济。近年来,浙江服务外包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其中杭州被列为第二批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拥有高新软件园、东部软件园等外包基地。服务外包发展应以软件开发、动漫制作、工业设计、咨询服务、生物医药研发测试等为重点。并建设一批特色优势明显、有影响力的服务外包基地。

  8、楼宇经济

  楼宇经济是指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一种都市经济中新的经济形态,它以商务、商贸、商用楼宇为载体,通过开发、出租楼宇,带动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改写整个区域的经济生态。楼宇经济具有很强的集聚和辐射能力,有利于提升城市的服务功能,并在极小的土地范围内形成巨大的税收、财富等经济效益。应当高度重视中心城市的楼宇经济发展,加快载体建设,形成一批服务功能高端、财富效应明显的楼宇经济集聚区,抢占都市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摘自《浙江日报》
 


 

中国经济近忧远患根在“微观基础脆弱”


  近日,随着上半年一系列经济数据的发布,各界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处境与未来走向进行了多种多样的研判。有说拐点论的、有谈新动力因素的、也有强调需要调整政策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的。的确,从一系列先行指标与一致指标看,在内忧外患、多种不确定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中国经济在今年确实步入了少有的困难时段。

  不过,除了大家所了解的宏观因素外,现在,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洗礼的今天,还有一个层面更值得观察,这就是微观经济层面的情况。从上半年已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以及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面临资金困难,等着政策救助,同时股市、楼市也在期盼政府“救市”的情况看,中国经济的真正近忧与远患不在别处,而在这个经济大厦的“微观基础”还不牢靠,还相当脆弱。

  首先,从实体经济的微观层面看,据有关人士测算,在过去的5-10年,每年约有5%-10%的中小企业倒闭。好的年景约为5%-6%,经济低迷时约为8%-10%。而以140万中小企业计算,今年上半年,已有6.7万家企业关门,如果下半年情况没有好转,倒闭企业增加。那么这个数值就要突破10%的上限。也就是说,企业的生存状况已变得非常值得警惕了。

  不只是倒闭数量问题,更关键的还在于企业靠什么来维持经营。是靠政策扶植、靠各种优惠政策赖以生存,还是靠自主创新、靠技术与经营优势来持续经营,这对今天的中国企业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在经济日益市场化、国际化的今天,过去那种靠政府扶一把、送一程的办法已行不通了。离开政策扶持,企业能不能活?这是一个问题。可惜的是,虽经30年改革开放磨砺,微观经济层面的自主活力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其次,从虚拟经济的微观层面看,作为本应最讲市场经济规则,对现代经济社会影响最大的中国资本市场,这两年虽经股改的初步洗礼,无论是市场规模,还是参与者结构都有极大变化,但在市场的本性及其总体效益问题上,似乎并没有实质性变化。除了为部分特大型企业融资创造了历史机遇外,市场大起大落、投机盛行,不仅扭曲了整个社会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也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构成了干扰。

  以本轮股改行情为例,自2006年初兴起的这波行情,其振幅之大、投机性之强,已为近几十年来世界所罕见。而截至日前,绝大部分现在还持仓股票或基金的投资者,为这个市场所承担的损失合计已超过数万亿元。而问题还不只是数千万投资者的巨额损失,从总体上看,这个市场目前最主要的积弊是,还没有回归其作为社会公众投资人的投资市场这样的本性。而由此派生的一系列体制与机制问题以及结构性缺陷,也显示出我国虚拟经济在微观层面上的脆弱。

  此外,从影响微观经济的政策与制度环境看,尽管现在开始强调政府的角色转变,强调向服务型政府转化,但从近年来的多项经济指标看,包括金融资源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仍在向国有经济倾斜,社会分配仍在向政府部门倾斜。而一些直接影响企业生存的重大政策,很少有微观层面的话语权。比如,自2005年以来集中出台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如汇改、出口退税、节能减排等等,每一项对企业都有重大影响,集中实施,是否考虑了企业的承受能力,值得一问。而行政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自然会挤压微观经济的活跃空间。

  由此观察,中国经济目前虽然遭受了一些宏观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会走得比较艰难。但从本质上看,只要肌体健康,这些短暂因素算不得什么。而肌体健康的关键在微观经济层面,只有微观基础牢固扎实,才有能力抵抗任何挑战。从这一点讲,目前微观层面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近忧,也是影响中国经济肌体的远患,亟待引起重视。 摘自《上海证券报》
 


 

民族企业之思


  近日,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被可口可乐以179亿港元收购的消息传来,网络上一时议论纷纷,认为是令人心痛的民族品牌之殇,反对之声四起。然而,激愤之后,更应有冷静的思考。

  资料表明,汇源果汁是一家离岸注册公司,注册地址为有世界避税天堂之称的开曼群岛。从公司属地上来看,汇源很难说得上是纯粹的民企。不过,多年以来,“民族品牌”却一直是汇源的“卖点”。这一点,与一直打“民族牌”的宗庆后有某种类似,宗的离岸公司和家人国籍问题被披露后,人们才知道“娃哈哈”也并不那么“纯粹”。看来,商家都知道要巧打“民族牌”,因为并没有人来“验明正身”。所以,消费者今后不要轻易就被“民族品牌”四个字忽悠了。其实,随着全球化发展越来越快,纯而又纯的“民族品牌”将越来越不好找。

  几年前,汇源在香港挂牌上市。作为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固然是为了融资,另一方面,从上市的第一天起就自然存在“待价而沽”的可能。只要买方出价使几大股东满意,买卖双方你情我愿,不存在垄断因素,他人何必横加指责?

  汇源的被并购,更使一些人提出质问———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终极追求是什么,“不能忘记了,在‘民族工业’的语境之下,企业家还不能忘记自己身上所担负的实业报国的使命。对于明天的中国来说,被收购意味着你的传奇成为历史,并不能够再参与创造新的历史,也无法感受民族复兴征途上的种种壮举。”有人指责汇源老板朱新礼在可口可乐开出的“天价”面前选择了“出卖”,进而提出所有的“民族企业家”“如果不把‘产业报国’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而仅仅把个人最大化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那最终也不过是替跨国公司做‘为王前驱’罢了”……

  对民营企业家的这种道义激愤与指责当不无道理,但却过于简单。与其质问中国民营企业家有没有使命感,不如质问、深思这些民营企业家为什么做出如此选择,他们的生存环境究竟怎样。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30年风雨历程。但时至今日,许多行业仍不许民营企业进入,民营企业仍受制于“官”,民营企业在贷款、融资方面仍困难重重,每次“调控”首当其冲的不是那些垄断性国企而是民营企业,一批批民企在“调控”中破产,能将“民族品牌”做成知名品牌的企业家大都在巨富之列、往往又面临着“为富不仁”的质疑的目光。更重要的是,这30年来始终有一种堪称“强劲”的观点,认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会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甚至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此对国家民营经济的政策几次大幅度摇摆,明显缺乏连续性。在这种环境下,在未来预期确定性缺乏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家把自己一手创办、打拼出的企业伺机卖出一个好价钱,就不难理解了。

  无论汇源果汁是否真正的“民族品牌”,人们对此事的反应之强烈,足以说明人们对“民族品牌”的强烈感情和希望。事实上,只有造就强大的民族企业才能有强大的“民族品牌”。汇源果汁被美国的可口可乐收购,但著名的美国国际钢铁集团却在几年前被印度的米塔尔钢铁公司并购,米塔尔因此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年产钢铁7000万吨,远远超过此前排名第一的欧洲阿赛洛钢铁集团。美国的著名品牌福特旗下豪华车品牌捷豹和路虎,也被印度的塔塔汽车公司成功收购,塔塔钢铁则斥资130亿美元收购欧洲第二大钢铁公司英荷科鲁斯集团。印度的“民企”能够将发达国家的世界知名品牌收入囊中,当然得益于民企的实力雄厚。据2008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名前10的富豪中,印度就占了4名。他们的经营范围从钢铁、汽车、房地产到石油、石化、通讯、金融等各项在中国被认为国资要占绝对垄断地位的行业。

  一方面歧视“民企”,一方面又希望产生、保有“民族品牌”,不啻南辕北辙。简言之,不“善待”民企,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民族品牌”;要想保住“民族品牌”,就要创造适合民企生长的土壤、环境。汇源被并购,再次说明此点。 摘自《经济观察网》
 


 

摊派番茄不是解决市场的法宝


  近日,在番茄销售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委办公室和区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红头文件,要求辖区各单位干部职工每人购买100斤番茄。此举在当地引发了争议,有人说,这是为农民挽回损失的爱心工程,有人则指责这是行政乱摊派。

  番茄销售市场疲软不管是品种问题,还是收成问题,实际上集中到一起显现出来的就是个发展问题。我们现在在发展观前面用了定语,叫“科学发展观”,这科学不是春种秋收这么简单,收之后怎么办,明年再怎么讲究个可持续发展,都需要“科学”。再说发展,它关乎菜农怎么活的事儿,还有,关乎城里居民吃什么的事儿,比方说,菜农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种番茄改种烟叶,贵阳城的人是不是就少了很多维生素,或者只能吃远道而来的维生素……

  种菜如何种,种完了怎么卖,这种科学的事儿就应该由科学来解决。多年来一直喊科普,都“普”了就不能高高在上了。科学离开科研机构,走出书本,那才叫“普”——对于具体的白云菜农而言,把科学用到田间地头,充到菜农家中,那才贴近“发展观”的脉。白云卖不出番茄的新闻里没提到农技人员,或许白云真的没有农技人员,就那么让菜农们“摸着石头过河”,那就苦了我们的菜农了,也苦了城里人了……没指导的春耕秋收是谈不上什么“科学发展”的。

  种菜当然要“科学发展”,种多种少不顾市场那总要“撞南墙”的,菜农的这个问题,怕是该由政府职能部门出头了。能自己去贴近市场经济的菜农毕竟是少数,政府的宏观指导可是菜农的福音,没这个,活干得就肯定莽撞!这工作分量不小,既要调查市场,又要调查菜农户数。把规划和市场相结合,“番茄”就剩不下,菜农也必定富裕。再进一步说说,宏观调控可不只是喊口号,这又得回到“科学”上来——瞎指挥整不成!

  政府把菜农“放散羊”,不是啥“科学发展观”,菜农是经济链条最开头的那一环,然后就拴着城市民生和城市经济,紧密着呢!这几年也偶尔出现过这种事儿:菜价上涨时没菜;菜不好卖时,就当垃圾倒掉——这可不是只有菜农受伤,咱城市居民,也受伤,两败俱伤。

  科学发展观不是句口号,喊得再响,也解决不了番茄烂在地里的惨状。贵州省也掀起思想解放大讨论很久了,“科学发展观”的提法也家喻户晓了,但理解并落实这方面的工作,看来还需要加把劲儿。其实老百姓能在官员喜欢露脸的地方经常看到有人头头是道地谈“科学发展”,那论述基本都很接近“理论巨人”,但现在番茄烂地里了,理论和实践脱节了——对官对民,都尴尬。

  怎样让番茄别烂在地里,也和“大脑”有关。我想说的是:落后的脑子不适合谈“科学发展观”,真正的思想解放之后,才可以谈“科学发展观”。不过,菜农和市民盼得是快点把诸多大会上久谈不厌的话题落实到基层、底层,那才叫真抓实干!而不是硬性给干部职工摊派100斤番茄。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美国救市后,人民币更应紧盯美元变化


  近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来自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罗迪博士分析了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汇率制度改革与变迁的历史进程,特别是针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他认为,中国持续低估的货币价值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不利的,2001年以来,中国的汇率政策没有那么成功。

  最近,国际金融市场不仅震荡不已,而且美元汇率出现难得的走强,或者说是美元汇率出现了逆转。这种情况对人民币升值有什么影响?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对中国经济及民众日常生活有多大影响?这些都是民众及企业十分关注的问题。

  从2007年年中以来,美元汇率快速下跌,美元对不少国家货币的汇率跌到几十年来的低位,关键原因就是美国经济去年以来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市场就预期美国经济会进一步恶化。但市场的预期又与个人的心理主观看法有关,当市场进一步强化美国经济的困难时,市场对美元贬值的预期也就会得到强化,从而使美元贬值加速。

  但当市场对美国经济的预期走向极端,而实体经济变化没有这样大时,美元的严重低估也就出现了。再加上美国经济出现困境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经济的对策,如连续大幅减息、注资“两房”、对房地产市场消费者发放优惠贷款等,市场对美国经济的预期开始稳定。而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不利影响已波及全球各经济体,非美元区经济出现放缓态势,市场对非美元区国家经济的增长预期开始改变。

  可以说,这次美元反弹,并非意味着美国经济重新踏上增长之路或发生多大好转,而是因为非美元各国经济开始出现增长放缓的趋势。非美元各国经济增长放缓,市场可能进一步下调对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预测,美元的逆转会进一步加速,除非对美国经济出现更悲观的预测。

  美元汇率逆转,一是会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的调整,比如说美国出口贸易增加,欧洲出口贸易减少。二是会影响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如最近国际原油价格快速下跌,国际上其他一些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可能都与美元逆转有关。三是会影响人民币升值速度。因为,早几年,尽管看上去人民币一直在快速升值,但人民币的升值仅是相对于美元,而对多数非美元则是贬值的。而且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远远低于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的速度。所以,美元逆转可能会延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或人民币单边升值的态势。四是会影响全球资金的流向。早些时候,美元贬值使得全球大量资金流出美元资产,从而使美元贬值更甚;反之,当美元出现逆转时,也会有大量国际资金流向美元资产,从而引起全球金融市场进一步震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大量资金撤出亚洲而流向美元资产有关。五是有利美国经济复苏,这对国际市场又是一个稳定的因素。一句话,美元逆转,将导致全球利益格局重大变化,国人对此得密切关注。

  还有,美元逆转也将对国人造成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影响居民投资取向,影响居民出国学习及出国旅游的成本,改变出口依赖程度比较高的中小企业贸易条件等。因此,无论是国内居民还是企业都得关注美元汇率的变化,以减少由于美元逆转所出现的汇率风险。人民币汇率也就会在美元汇率逆转过程中出现大的变化。

  因此,鉴于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形势,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是要盯住人民币如何升值,而是要特别关注美元汇率的变化。这才是人民币汇率未来一段时间调整的关键所在。 摘自《东方早报》
 


 

形象是立身之本


  我国传统文化历来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到首要位置,说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基在于修身。作为新时期组工干部,“讲党性,树新风,做表率”的根本之道,在于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

  良好的形象源于高尚的人格

  形象,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的外在表象。良好的个人形象,既是高尚人品、端庄举止、优雅气质的外在表现,也是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干事创业的能力素质和追求卓越表现的具体反映。

  首先,要有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即德。它是个人形象中最根本、最核心、最持久,也是最具魅力的基本特质。包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自信心、责任感、诚信度、亲和力,以及人生态度、处事风格等等。万事德为先,高尚的人品,既有先天禀赋的成分,也是后天修炼的结果。人品的优劣,决定形象的好坏,也决定着一个人职业发展的未来和成就。

  其次,要有干事创业的能力素质,即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本素质。是学历学识、职务职称、经验阅历、经济实力和政治面貌等综合表现;二是超凡的专业技能和业务拓展能力。这是树立个人良好形象的重要支撑元素,也是一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提升工作水平和生命质量的阶梯。

  再次,要有追求卓越的突出表现,即绩。良好的个人品格,超凡的能力素质,还要通过积极的工作表现去展示、去反映、去实现。每一个策划创意的提出、每一件工作的有效推进、每一个服务对象满意的笑脸,甚至每一件平凡小事的完成,都是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聚沙成塔,才能逐步得到大家的肯定和喜爱,才能慢慢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

  塑造良好形象需要内外兼修

  一是与时俱进的党性修养。与时俱进的党性修养,根植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根植于科学发展的各项改革之中,体现的是个人人品、能力和表现之上的更高境界。一个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必将是一个善于解放思想、善于理论武装、善于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典范;必将是一个胸怀全局、心系百姓,为党分忧、为民请命的典范;必将是一个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风险所惧,不为干扰所惑,奋力拼搏,埋头苦干,狠抓落实,积极改革的典范。

  二是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专业能力代表先进的知识和技能,一个具有丰富知识、超强执行力和积极创新力的党员领导干部,才是可以带领和推动单位发现和解决问题、推动事业向前发展的人。专业能力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工具,是一个人内涵的呈现。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不断提高专业能力,这是保持高水准、高品质良好形象的根本方法!

  三是自信心和谦虚态度。自信心是一种绝佳的魅力,可以获得别人的认同及呼应。即使面对未曾经历的工作,也要有自信心及勇气去干好它。另外,谦虚也是非常“迷人”的特质。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愈是有能力、有成就的人,对人愈谦和,做事愈尽心!自信心源于良好的心态和修养。此外,端庄的举止和仪表在工作生活中至关重要。以整洁利落、端庄得体来体现充沛的精神及良好的状态,是每个人职业生涯中的必修课。

  四是良好的学习和沟通能力。学习力及学习心是不老的象征,也是延续个人魅力的手段。一个不断学习的人内涵是丰富的,思想是深邃的,思路是开阔的,会拥有更多的自信心。沟通能力包括“倾听能力”及“表达能力”。一个既能在大众前面准确进行语言表达,又能透过文字传达思想理念的人,无疑会给人留下美好印象。还要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多视角看事情,这样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拥护。 摘自《中国人事报》


 

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贡献和局限


  在中国,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鸟巢一代”,是富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代人。由于出生和成长在一种相对富足和优越的生活环境中,因此,对于他们担当时代和社会重任的能力状况,自然而然地引起社会的某种担忧。

  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全面加速转型的时期,使得划分代与代的标准不再是生命周期,而是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以及信息传播的节律。在这种背景下,代际之间价值观念呈现的差异是巨大的。因此,如果以滞后于时代步伐的视野来看待新生代的话,都可能对这一代人身上的特质及其表现形式缺乏应有的辩证认识,从而出现误解和不必要的忧虑。

  在价值观念、行动准则、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以前数代人明显的区别性

  由于置身在一种全新的时空状态下,“鸟巢一代”在价值观念、行动准则、生活方式、参与途径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以前数代人明显的区别。

  在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层面上,“鸟巢一代”身上呈现出比较开放、透明的心态,具有接受新事物的较强能力;强调独特个性、平等意识和权利观念;具有普遍主义精神,尊重事实,注重规则;热心公益事业,具有更自觉的环保意识;表现出积极的休闲态度和广泛的兴趣爱好;喜欢直率的情感表露,不愿扭曲个性,厌恶形式主义等等。

  在社会行动和生活方式层面上,由于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利益意识的强化,尤其是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和社会心态的丰富化特征,使得“鸟巢一代”在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一些新的取向和特征:从几乎没有自主性向自主程度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从样式单一状态向样式越来越多样的方向发展,从群体化取向向越来越具有个性化取向的方向发展。

  “鸟巢一代”两个重要的特征:理性化和人本化

  从总体态势来看,“鸟巢一代”身上表现出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即理性化和人本化。在现代化不断深入的进程中,由于经济市场化和文化世俗化的强大作用力,置身这种时代背景中的“鸟巢一代”,其社会行动的理性化取向日益明显,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参与行动方面,而且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鲜明地表现出来。由于个性的解放和主体性的张扬,其自我意识、效用观念和利益动机推动下所呈现出的价值选择和行动取向,正逐渐地取得合法性并具有进一步强化之势。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向小康阶段的全面迈进,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的“鸟巢一代”,他们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开始凸显,并成为支配其社会行动的重要驱动力。在价值观上,“鸟巢一代”表现出从重点追求个人生存层面的目标,逐渐向重点追求个人发展层面的目标迁移。在此基础上,价值观的人本化趋向在他们身上尤其明显地表现出来,如日益注重责任心塑造、诚信培养、同情心与爱心激发、树立重视健康的观念和珍爱生命的意识等等。

  理性化和人本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迈向深入所必需的、最重要的两种价值选择和行动取向。而具有这两种价值选择和行动取向的“鸟巢一代”,一定能够在未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合格的社会角色。

  公共服务意识的增长是未来公民社会的基础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在“80后”、“90后”身上,社会责任意识逐渐增强,公共服务意识逐渐提高,其心理性需要、社会性需要(如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逐渐成为驱动或支配他们社会行动的重要的内在动因。其典型形式之一便是志愿精神。汶川抗震救灾中,“80后”、“90后”的表现,对于他们扮演合格社会角色的能力,从一个独特角度作出了阐释。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人民需要和祖国召唤的时候挺身而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具有内生的以普遍主义价值观为导向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服务意识。

  未来的中国社会,随着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领域的逐渐扩大,逐渐成长的“鸟巢一代”,其个体空间和心理空间也正在日益扩大,公共服务意识不断生长,而这正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基础。它需要这一代人能够自觉认识到自我的合法权利并努力去维护、自觉认识到自我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或责任并勇于去担当。实际上,历史又何尝不是在后来一代对先前一代的接替所实现的独特担当中而不断地延承呢?

  每一代人都会有其独特的贡献和局限,但对于这些贡献和局限,应该是由历史而非由同时期的某些人来预测或者下定论的。

  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复杂性的大变迁的时代,对于“80后”以及对于“80后”之后的新生数代,持有一种基于理性的开放心态和乐观取向来观察,应是与时代脉动合拍的。 摘自《人民网-人民论坛》
 


 

取决于自身素质 更取决于宏观体制


  中国的经济改革走到今天,正逼近一个拐点,接下来的10到20年,对于中国至关重要,创新型国家建设成功,中国就可以上一个台阶,前景也将豁然开朗,而滞留在现在的平台,有可能陷于原有优势消失殆尽而新的优势无法确立的困境。时势造英雄,民族前行的意志把“鸟巢一代”推上了历史的关口。

  “鸟巢一代”以其年龄优势,比任何一代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都具有更为关键的意义,但他们能否担当,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既涉及他们自身的素质,更取决于宏观的体制条件。

  就其自身素质来说,“鸟巢一代”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时代,从一出生就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良好的生活条件不但赋予了他们健康的体格和聪敏的头脑,更使他们摆脱了经济窘迫可能造成的体验贫乏、视野逼仄和选择单一,一定程度的“有闲”,不用考虑生计的潇洒,让“鸟巢一代”较之以往任何一代都更“输得起”,更愿意冒险,而这恰恰是创新和创业所必不可少的。

  “鸟巢一代”要担当起创新创业的重任,内在素质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他们能否成为创新创业的一代,中国能否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建成创新型国家,还需要一系列宏观的体制条件。否则,“鸟巢一代”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小打小闹,成不了大格局。完全可以说,必先有创新型国家的大框架,然后才有“鸟巢一代”在这个框架内担当创新创业大任的可能。

  “鸟巢一代”已经走出基础教育阶段,应试教育不管对他们有何影响,已成过去。2008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从大一本科生到博士生,整整10年的高等教育时间流程,正好覆盖“鸟巢一代”整个一代。中国的大学正转向更多地关注社会需求,更强调创造创新,这将为“鸟巢一代”提供更多的空间,激发他们探究和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促成他们的创造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战场之一在基础研究领域。从今年开始,“鸟巢一代”将成规模地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他们需要一个积累过程,才能最终站在巨人的肩上,攀上科技和其他文化事业的高峰。面对当今创新创意年龄普遍提前的现实,在前沿课题的探索上,在尖端项目的攻关上,在重大作品的创作上,“鸟巢一代”将获得越来越平等的待遇,让他们放飞自己的想象力。

  创新型国家必须实行有利于创新的产业政策。当今世界,创新的直接动力和持续支撑首先来自市场,虽然市场有风险,“鸟巢一代”也愿意冒险,但必须看到创新的回报可能,随着知识产权得到有效保护,不必要的行政垄断被打破,过度使用自然资源受到明确限制,创新者的热情将持续增长,他们的成果将对国家创新目标的实现做出更多的贡献。

  创新型国家必定同时是一个鼓励创业的国家。“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是“鸟巢一代”的普遍心态,无论仍为在校学生还是已经进入职场,他们都不乏创业热情,在社会风险投资机制逐步成熟之后,“鸟巢一代”的创新成果将像有生命力的种子那样,在合适的创业土壤中发芽生长,并反过来促进创新的普及。

  创新型国家必定是几代人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尊重的国家。在现实生活中,“鸟巢一代”执意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但上辈人仍然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包括权力、资金和话语,“鸟巢一代”需要一定的体制条件,而体制的设计和制造者又主要是上辈人,尽管如此,在共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指引下,两代人相互之间将会有更多的尊重、信任、理解和支持,“鸟巢一代”的精力和智慧可以更多地运用于创新创业。

  30年的改革造就了今天的中国,造就了中华民族全新的存在,也造就了今天“鸟巢一代”及其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素质结构。依托良好的体制条件,由他们担当起创新型国家的重任,是值得期待的。 摘自《人民网-人民论坛》
 


 

“最不擅长怨天尤人”


  在乌干达,有位征服拳台的盲人拳击手,名叫拉玛森。他能征服拳台,与他的名言“最不擅长怨天尤人”有大关联。

  拉玛森原是拳击运动员,可不幸在1996年突然降临在他身上:一只眼瞎了,另一只眼很快也瞎了;接下来,是照料他的祖母去世,是妻子的离异并带走女儿,是兄弟姐妹的不理不睬……他的生存,只能靠当地清真寺的一点善款来维持。没人照料他,只有附近孤儿院的孩子们,帮他煮一点儿粥。遭到亲人遗弃,拉玛森没有恼怒亦未充满憎恨。他宽容地说,“他们都有自己的难处,我不得不接受孤独。”他幽默地说,“我最不擅长的就是怨天尤人。”

  在经历了数年孤独后,拉玛森终于重返拳击场——他靠耳朵、鼻子来“分辨对手的声音和气味,比如运动鞋擦过地面的‘咯吱’声,对手的脚步声,鼻息的大小,据此判断对方的方位”。尽管困难多多,但他的拳击依然是打遍国内无敌手。如今的拉玛森,已经成了乌干达民众的偶像,盲人体协主席佛朗西斯•基努比,更称他为英雄,因为“他向人们证明,失明并非世界末日”。

  盲人拉玛森能与拳击相连,且能成为偶像和英雄,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创下这奇迹,缘由很多,但主要的,还是他“最不擅长怨天尤人”的良好心态。在常人眼里,拉玛森面对黑暗、面对遗弃,有些“怨天”有些“尤人”,也算“正常”,也合情理。然而万幸的是,他没有。

  不怨天尤人,是自我战胜的起点、基础,也是最有效激发自身潜能、智慧的内在力量。这一点,不仅在拉玛森身上,在其他许多残疾人身上同样显现出来。有人失去了双手,不仅能靠双脚照料自己生活,而且还能搞书法、弹钢琴,重新创造出快乐的生活。这次北京残奥会上,有数千名运动员一显身手,有的成绩,甚至不让健全人。譬如,那位没有双腿的残疾“飞人”南非的皮斯托留斯,“奔跑的速度一点不比正常人差”,不仅“连续26次打破残疾人世界纪录,还是多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的渴望是“能够和正常人同场竞技”。

  “最不擅长怨天尤人”,是残疾人也是一切人走向成功的秘诀或秘诀之一。当年,因邓亚萍个儿矮,有人瞧不上她,她从不怨天尤人,只以苦练后的业绩来不断证明自己,终于成了威震世界的乒坛名将。也是因为个儿矮,吴静钰刚刚步入跆拳道江西省队时,同样是个被人瞧不上的“土丫头”。她同样不怨天尤人,只以努力来磨练、提高自己,终以一路领先的成绩步入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且夺得冠军。

  回首往事,感慨良多——有人总是在扮演着“老大徒伤悲”的角色。究其缘由,不可忽略的一条,往往是在人生的坎坷中,他们太擅长怨天尤人了。 摘自《人民日报》


 

家庭、家教与家学

——南翔


  我的母亲虽是家有薄产者的女儿,但,读书却不多。母亲把这归咎于我从未见过面的外公重男轻女。我觉得,祖居湖南泊罗的外公重男轻女的种种,使得母亲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义无反顾地跟着修粤汉铁路的安徽籍父亲远走他乡,且不再有倦鸟归巢的乡恋。

  母亲从小至大,对5个女儿并无苛严的家训,但,吃饭要端起碗、碗里不要有剩饭以及吃饭不要嘴巴里吧唧出声之类,她是念兹在兹。如若违反,她的针砭是:没得家教!因为听得多了,不仅我吃饭绝不敢放恣出声,但凡听到周边的食客吧唧吧唧、旁若无人,也觉得十分难堪。我的一个女熟人,离异,问其因,答曰,不能忍受丈夫吃饭时,嘴里如过屠夫门而大嚼的嘹亮的声响。私揣:她所受的家教,可能与我有相类之处。原本是一番针红绵密的母爱,却恰害了女儿的婚姻——如果前女婿仅有这样一个未必算的上缺点的缺点!

  这里说的家教自然不是通常意义的上门教课,而是家庭教养的同义。如此看来,所谓门当户对,对儿女媳婿日后性相近、习亦同、婚姻幸福,其实有大利存焉。原因盖在门楣相若、家风类似的家庭,生活细节、接人待物种种,会和顺默契的多。这种话,点到为止,且不能一概而论,不然,有追随封建之嫌,自我批判曰:宣扬什么门当户对,你的人文叛逆精神恐不及七八百年前王实甫的一部《崔莺莺侍月西厢记》!又且慢,其实,花费一番周章后来与崔莺莺成就一番好事的张生张君瑞,也非等闲家庭,他的先人曾经官拜礼部尚书。张生本人更是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只是时机未到,所以,“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这种家教及个人,与前朝相国之女崔莺莺坎坷一时,终成百年好合,哪里又悖谬情理!

  记得那年我携已在中大念大二的女儿相吉子普京,她是作为交换生,在中国政法大学就读半年,因忙,把她放在朋友陈墨家休憩。陈墨是文学与电影批评家,对金庸犹有厚厚一秩研究心得。他后来语我,吉子懂事。我问何以见得?他说,吃饭的时候,吉子会给别人铺上碗筷,续上茶水等等。我说,这等小事,不足凭证。他说,小处见大,这是家教问题。后来我想,其实,我并未给女儿做过这样的家教,盖因她始终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里长大,长幼有序,耳熏目染,习惯成自然而已。按她的话说,看你们怎样待爷爷奶奶的,我就知道怎样待你们。今年暑假,我带几个研究生去庐山(吉子已是香港大学研究生毕业),她背着一个挎包,挎包旁边始终插着我的一个保温杯,不时端出来奉我。这个细节,被我的一位在庐山脚下九江任市委办公厅主任的朋友黄大明看见,大为感慨,认为这是生女儿好的佐证。我后来见到他在交通银行任职不久的儿子,眉清目秀的一个聪明小伙子,但在与父亲的交往上,或不及女儿的细心与旖旎,招致他生发如此感喟吧。

  这使我想起,“文革”那会儿,我在南昌铁路局下属宜春火车站当工人,十七八岁,见到我师父的女儿从知青点回来,一个留着大辫子的伶伶俐俐的大姑娘,见到父亲,十分亲热,后来还搀着父亲一道回家,尽管,她父亲当年未到需要搀扶的年岁!我当下就发愿,以后如有女儿,也要她敢在大街上搀着一般高的老爸。这个“宏愿”,现在看来是不成问题了。之所以不成问题,是女儿还在学步的时候,我就给她讲过不只一遍“师傅和他女儿”的故事,如墨落宣纸,慢慢洇透。联想到一个至亲的女儿,业已大学毕业工作,某次吃饮,她独自啖嚼,也不招呼周围。我讶问,你怎么会这样?她后来检省:从小跟父母生活,无论吃水果或其他,父母总是让她吃完才捡剩吃,久之,养成习惯而不自知了。

  家教之影响,果然是润物无声。

  我在深圳做房地产的一个大学同学,曾经这样跟我说过:小时候在江西农村老家,没人讲你教你太多,我行我素;后来大了,才发现自己有很多与生俱来的坏毛病,成型了,想改也难,所以我现在公司招人,会看看他的家庭教养。

  家教如何,直接承接父母,其影响,甚至超过学历多矣。

  比家教更重要的是家学,提起家学,我们就会由衷想起陈寅恪、钱钟书、宗璞等等,那种世家子及家学陶冶出来的精神贵族气质,是何等馨香扑鼻,断断不是当下一个金钱暴发户、纷纭而去上所谓贵族学校可以比拟的。

  惜乎,那种凌云而飘逸的高贵,后来一个个都被雨打风吹去。

  作家阿成曾经和女书法家孙小云有一个对话。孙小云谈到她的舅舅,从小就受两种教育长大,一是中国古文,一是英文,中西文化俱佳,中文的典故无所不知,英文的典故也无所不知。“他永远给你一种优越感,不是盛气凌人的优越感,而是一种人的自信,不会堕落。他好像代表一种文化,一种非常厚的文化。”

  好的家庭、家教和家学是一个酒窖,随时日增长而熏染、沉淀,就能酿出香远益清的品格与文化。曾做过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生养过两个孩子,她写的那本《孩子,你慢慢来》,就是讲的养孩子不可操之过急的道理。

  在不可过急这一点,养过孩子与那山里的动植物一样,需要一些自由与放恣(当然不是宠溺),那些整日赶着儿女弹琴学画进奥数班的父母,不可不察啊。 摘自《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