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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配制度改革的经验

近年来,党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于2007年初提出了构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办院目标……

国务院发布林权改革文件

目前,我国有集体林地25亿亩,涉及农民4亿多。通过林权制度改革,广大农民将获得25亿亩集体林地完整的“物权”,其中包括使用权、经营权、处置权、收益权。......
  编者按:
    为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高举邓小平理论和实践三个代表,使广大党员能够及时了解党中央及国内外时事政治、经济贸易、文化观念、台湾问题及世界500强企业介绍等,开阔视野,了解信息,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始终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向广大党员推出《中智先锋文摘》,目的就是进一步满足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需要。尽管中智上海公司党委工作在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我们仍将继续完善党建管理体制,不断探索党建管理的模式和思路,不辜负广大党员的期望,继续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面。《中智先锋文摘》创刊后,希望得到广大党员的建议和指正,使《中智先锋文摘》真正办成适应广大党员阅读学习的期刊。感谢您的参与、阅读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工作……
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
加强党性修养推进科学发展
强化党员意识争做时代先锋
谈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说真话是转变党风政风之根本
新时期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
以保持党群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
“正”的感悟
“特殊党费”折射出的力量
党代表任期制:探索中的进步与问题
从76岁老人入党想到朱德“找党”
从“毛泽东的家风”到“李先念的家风”
对毛泽东来说学习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式
发展党员工作的方针是什么?如何正确理解这个方针?
从权威社会、效率社会到和谐社会
“走出去”: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
克服物本发展思想 确立人本发展观念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
人的发展研究的新尝试
从《资治通鉴》看官吏品性的偏失
问责应从“问题”走向“制度”
哲学逻辑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谈谈历史评价中的价值观问题
倾听历史的别样讲述
历史风貌保护:发展中的必然选择
文化的力道
历史有足迹,文化有力道。五千年的历史,卷帙浩繁,传承着先哲的智慧;五千年的文化,绵延不绝,蕴含着文化的力道。……
上海分配制度改革的经验
上海文化的前世今生
警惕农村文化遗产的消失
怎样对待孔子,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怎样正确判断形势
奥运让我们更热爱运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针
论发展生产力与提高文明素质相结合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和政策走向的几个问题
吴建民:世界经济中的中国责任
在对外开放中实现探索与创新
为中国“智”造喝彩
内生性增长打破运行惯例--奥运会后经济形势分析
及时提升经济增长模式
直面发展模式转型的震荡期
给小企业创造“便宜”的经营条件
逐步转“高”是中小企业发展之道
统计与我们的生活
四亿农民将得到完整『物权』
地方国企改制还须“过大关”
皆可弃也
谁 做
思想划分代沟
谦让的好处
英国央行行长主动拒绝高额加薪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5日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决定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全党必须坚持不懈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会议指出,在今年2月至8月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工作中,各试点单位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群众路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增强,推进科学发展的思路进一步完善,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为全党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积累了经验。

  会议强调,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组织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提高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进一步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深刻认识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紧迫性,积极投入到学习实践活动中来。学习实践活动以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全体党员参加。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实践活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着重把握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落实领导责任,加强分类指导,鼓励探索创新,搞好舆论引导,坚持统筹兼顾,努力达到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的目标,确保活动取得实效。摘自《人民日报》


 

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


  在我们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中,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最新理论成果,它既继承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发展的基本思想,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的重要特点;又紧密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了创新性发展,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宝贵品格。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性,突出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发展的历史地位。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第一要义是发展”的论断,我们领悟到,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以及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应当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第二,明确了发展的关键与目标,这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把握发展的价值目标,是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关键因素。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第三,确立了发展的核心问题。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果归谁,这些涉及核心的问题,关系到发展的成败。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既不是简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也不是简单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而是具有自己深刻的内涵,这就是,着重强调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实现人的主体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动摇的原则和前提。要把坚持以人为本与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统一起来,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四,提出了发展的基本要求。这就是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遵循什么准则,保持什么状态,是发展是否科学和有价值的直接标志。科学发展观积极吸收世界各国发展理念与模式的精华,明确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准则和必须保持的状态,要求做到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以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文明发展、永续发展。由“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三个文明建设”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性之所在。

  第五,完善了发展的根本方法。这个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统筹兼顾的方法,最根本的就是妥善处理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思路,即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兼顾的方法的逐步完善,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是我们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切入点和重要实现途径。

  总之,在新世纪新阶段,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深化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了全党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必然结果。 摘自《广西日报》


 

加强党性修养推进科学发展


  党员的党性觉悟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长期刻苦学习和努力锻炼养成的。各级党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应该联系工作和思想实际,下工夫加强党性修养,努力做忠实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的模范。

  一、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增强共产党员党性观念的重要途径。当今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才能跟上时代进步的潮流。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在真信、真学、真懂、真用上下功夫。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通过中心组学习、党校培训、专题辅导、理论研讨和个人自学等形式,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做到学通弄懂、融会贯通,领会精神实质,掌握科学方法,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前,特别要把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通过深入学习,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把思想从不适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认识中解放出来,不断探索服务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努力破解阻碍科学发展的难题,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工作就延伸到哪里

  实践表明,权力失去监督必然走向腐败。同样,党员失去监督,放任自流,就不可能有坚强的党性观念。因此,我们要在监督上下功夫。一要乐于接受监督。不当特殊党员,不当特殊干部,不强调客观条件,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主动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按规定向组织报告个人的重大事项,使自己随时置于组织的监督之下。二要敢于开展监督。克服“怕得罪人”的思想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明辨是非,坚持原则,用正确的态度、适当的方式开展监督。尤其要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加强对重要领域和重点环节权力行使的监督,注重对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等情况的监督。三要善于监督。讲究监督方式方法,努力提高监督效果。要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组织监督与法律监督、群众监督与专门机关监督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党员活动到哪里,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工作就延伸到哪里。决不能让一个党员、一个支部失管、失控。

  三、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当前,党内的腐败案件仍处于多发高发期,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不到位和错位的现象时有发生。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强调教育、自律之外,还要严肃执行纪律。只有把教育和惩处、弘扬先进与解剖反面典型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加强党性修养的最大效果。因此,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要坚决查办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和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特别要注意查办违反政治纪律和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失职、渎职、不作为、乱作为的案件,并在查处之后发出通报,组织解剖,吸取教训,举一反三,真正达到“查处一个,教育一片”的目的,保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执行。 摘自《南方日报》


 

强化党员意识争做时代先锋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要求广大党员“增强党员意识”。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强调指出,“必须坚持共产党员的党员意识”,“把增强党员意识作为执政党建设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来抓”。新世纪新阶段,增强党员意识,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内在需要,是提高党员素质的具体举措。

  一、强化政治意识,确保方向不偏

  政治意识是党员意识的灵魂。党员只有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提高讲政治的具体能力,才能始终坚持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始终沿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方向前进。

  强化党员政治意识,就要深入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通过对十七大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入学习,不断增强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党员特别是党 员领导干部要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善于从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创新发展理念,不断增强大局意识,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强化党员政治意识,就要严格遵守党的章程。党章集中体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重要主张,全面界定了党员的行为规范。广大党员学习好、遵守好、贯彻好、维护好党章,就是真正坚持了党的纲领,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能保证我们党始终凝聚起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为实现党的理想和目标而共同奋斗;就能保证共产党员牢记立身之本,始终保持在群众中的先进性;就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不会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始终做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始终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

  强化党员政治意识,就要提高讲政治的具体能力。维护稳定、科学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大的政治。西藏的稳定关系全国的稳定,西藏的安全关系国家的安全。我们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对达赖集团斗争的一贯方针,做到认识与行动统一,当前与长远结合,治标与治本并举,稳定与发展共进,在确保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二、强化宗旨意识,确保本色不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党的全部价值所在。作为党的个体的每个党员,就是要在强化为人民服务意识中密切党群关系,体现党的先进性。

  强化宗旨意识,要求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只有始终确保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无往而不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归根结底还要落实到每个党员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上。共产党员要努力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始终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在群众心中铸就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强化宗旨意识,要求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做好表率。每个党员要带头坚持不懈地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在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恪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中,走在全社会的前列,做群众的标杆。要带头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努力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

  强化宗旨意识,要求切实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为人民服务有许多具体的表现形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要坚持党的宗旨,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必须自觉加强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完善,在发展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当好带头人和“领头雁”。广大党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学习干好本职工作的各种专业知识、业务知识、法律知识和文化知识,努力做到既“红”又“专”,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为人民服务,使党员真正成为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的先进分子。

  三、强化表率意识,确保标杆不倒

  先进性是我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要靠千千万万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党员来体现。

  自觉在艰苦奋斗上做好表率。艰苦奋斗是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培育和形成的优良传统,是无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在当前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突出的问题是要自觉抵制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自觉从生活上的艰苦朴素做起,破除“安于特殊”的思想,克服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的享乐主义思想,要经常想想党对自己的培养和期望,经常想想自己面对鲜红党旗的庄严誓词,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在思想、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努力筑起一道拒腐防变的坚固堤坝。

  自觉在求真务实上做好表率。求真务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求真务实坚持得好,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就充满朝气和活力。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不变,就必须自觉在求真务实上做好表率。必须坚持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工作的着力点真正放在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上,放在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上,放在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上,以求真务实精神去抓落实,并在抓落实的实践中不断提高坚持求真务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自觉在团结协作上做好表率。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就是胜利。在当前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建设和维护稳定任务,要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团结协作显得尤为重要。每个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个大局,自觉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上做好表率。坚持说有利于团结的话,做有利于团结的事,营造党员和党员之间、党内和党外之间工作上相互支持、思想上相互交流、作风上相互监督,团结一心搞建设谋发展的氛围,不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确保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思想统一、步调一致。 摘自《西藏日报》


 

谈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党内和谐是指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同级组织之间、组织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干部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关系协调、融洽共事的一种党内政治生活状态;党内和谐同时也指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之间以及各项建设内部的协调运转、有机统一状态。在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关系上,十七大报告强调要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这是继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之后,对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再次科学定位。

  一、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依据

  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党章规定我们党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性质决定了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性。党的性质是党的阶级性、先进性的有机统一,党内和谐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表现形式,能否实现党内和谐是判断党是不是具有先进性的要件之一。党的先进性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是具体的历史的,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实际作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党的先进性的这种动态表现就是要首先造就党内和谐,以此去影响、带动和促进社会和谐。

  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由党的地位决定的。我们党是执政党,居于领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就决定了党不仅在国家政权运作中,而且在社会发展中都居于领导核心地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这也就决定了党内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实现党内和谐,才能团结带领人民为完成党所肩负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而奋斗,也才能对社会和谐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

  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由党的宗旨决定的。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构建和谐社会是惠及全体人民群众的民心工程,它的成果要为全体人民群众所共享。实践党的宗旨,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努力做到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要保持“最大优势”,避免“最大危险”,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一种有效做法。这是因为:实现党内和谐有利于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与战斗堡垒作用,更有助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而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行业和领域,同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实现了党内和谐有助于密切党群关系、反映群众心声、化解社会矛盾,从而达到营造社会和谐的目的。

  二、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路径

  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现党内和谐要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发展党内民主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我们党是执政党,许多党员干部在国家政权机关以及各种社会组织中担任着领导职务,党内民主的发展程度和贯彻落实程度会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民主发展产生带动作用。只有党内民主走在人民民主的前面,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以“民主法治”为重要特征的社会和谐才能够得以保持、稳固和延续。

  坚持健全民主集中制,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坚持健全民主集中制,必须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必须自觉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原则,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只有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建设团结和谐的领导班子、不断增强党的集中统一,才能更好地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才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大力推进党务公开,提高党务公开质量。党务公开是构建党内和谐的必然要求,也是重要手段。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国家的事务、社会的事务、人民的事务本质上就是党的事务。党务公开主要包括向党员公开和向群众公开两种形式。实行党务公开的过程,同时是执政党的所作所为向人民群众公开、接受群众评判、消除社会疑虑和社会矛盾分歧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因此,要进一步推进党务公开,创新党务公开的形式,扩大党务公开的范围,提高党务公开的质量。这就要着力解决一些党组织在党务公开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该出手时不出手”——该公开的不公开;“只见头不见尾”——前期公开后期不公开;“犹抱琵琶半遮面”——公开时遮遮掩掩;“报喜不报忧”——成绩公开问题不公开;“跟着感觉走”——公开不公开取决于个人偏好。要着力建立党务公开领导责任制,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党务公开由谁领导、怎么领导,由谁负责、如何负责的问题,确保党务公开能够始终有领导、有步骤、规范地开展下去。

  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形成安定有序的政治局面。严格的组织生活是我们党的特色。每一个党员无论其在党内的职务、资历、年龄如何,都应该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定期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组织的教育和监督。严格组织生活,执行铁的纪律,无论是谁在组织生活中违反了党的纪律,都要毫无例外地受到纪律惩处。党内和谐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在严格的组织生活和党的纪律基础上达到的和谐。党员在党的严格组织生活和纪律规范基础上的活动和发挥作用过程,会引领安定有序的社会政治生活局面的形成,从而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要强化党内监督,着力加强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党内和谐的实现始终伴随着对党内不和谐的斗争,要具有批评的眼光,不断强化党内监督制约。党的优良作风是党内和谐的内在要求和基础要件。党内风清气正,党内和谐就能够存在和延续;如果党内风气污浊,党内和谐也长久不了。同时,党风与社会风气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也好不了。党风的根本好转能够带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能够促政风带民风,政风、民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则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 摘自《党建研究》


 

说真话是转变党风政风之根本


  真话,即真心的话、真实的话、实事求是的话。真话既包括报喜的话,也包括报忧的话。成绩、功劳,都是喜事。讲这样的真话谁听了都高兴,对人也有鼓舞和激励的作用。但是,关于群众的苦与痛,基层的忧与愁的真话更应该讲。

  首先,假话、套话、大话败坏党风政风,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十分反感。其次,说真话、讲实情有利于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于民。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都能够说真话,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党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才能随时掌握实情,顺应民意,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反之,就可能导致决策失误,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损害。再次,说真话是党员干部应有的品质。敢于说真话,坚持说真话,体现了心怀坦荡、无私无畏、真诚守信的人生品格。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但不可否认,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不愿或不敢讲真话的现象依然存在。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损害党员干部形象,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要让人们愿意说真话,敢于讲实情,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和环境的。第一,各级领导要带头说真话,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营造一个说真话、办实事的大环境。第二,各级领导要善于听真话。领导干部应反对下级揣摩领导意图,看领导脸色说话;应鼓励下级和群众讲心里话,反映真实情况;应敢于为讲真话而受到排挤、孤立和打击的同志主持公道,让干部敢说真话、讲实情。第三,加强制度建设保障“说真话”。现实中确实有一些人因说真话而受排挤,而说假话者却得势又得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一些人为争名夺利而说假话。因此,必须健全法规和制度:凡是弄虚作假给党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凡是说假话骗取了荣誉地位的;凡是纵容或诱迫下级说假话的;凡是对说真话、讲实情者施以报复的,一经发现,务必严肃查处。

  党员干部能不能、敢不敢说真话,是人生品质的表现,也是党性修养的考验。本文倡导人们说真话,与社会上某些人漫无边际的发牢骚无关。而是倡议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切实转变作风,加强自身建设。

  首先,要有爱党爱国爱民的“正气”。讲正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党、爱国、爱民,是一个人的政治准则、价值观念和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力量源泉。我们应该心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凌云壮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爱岗敬业,勤政为民,自觉坚持说真话,讲实情,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其次,要有敢于同不正之风斗争的勇气。不正之风的实质是滥用职权,以权、以职、以业谋私,它与党的宗旨和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背道而驰,与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根本职责格格不入,与社会公仆的职业道德大相径庭,更是对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亵渎,具有很强的社会危害性:它直接损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阻碍经济健康发展,腐蚀干部职工队伍,败坏社会风气,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我们应该在同不正之风和犯罪活动的斗争中,相信邪不压正,不惧怕,不后退,鼓足勇气大胆地说真话,勇于同不正之风做斗争。

  再次,领导干部要有容纳不同声音的胸怀。说真话,不是破坏团结,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团结。我们应该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善于倾听不同声音,消除矛盾,搞好团结,凝聚力量,多做对人民有利的事,多做促进社会进步的事。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倡导党员干部说真话,有利于其他问题的解决和疏导。因此,党员干部要真心、真盼改进作风,不妨从带头说真话开始。 摘自《党建》


 

新时期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


  重视总结经验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批判地吸收人类社会思想文化优秀成果,及时总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时十分重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从而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革命导师的优良传统,在总结历史经验上取得了伟大成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借鉴苏俄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继续在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上作出不懈努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前进。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30年的时间里,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十个方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第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第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第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第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第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第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第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第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十,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用“三个不动摇”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近14年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十四大在回顾14年来的伟大实践基础上指出,“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江泽民文选》,第1卷,222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必须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

  1998年12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十一个必须”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主要历史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必须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建立和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必须维护和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必须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用“十个坚持”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用“六个必须坚持”总结了55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第一,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第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第三,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第四,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五,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第六,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006年6月,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用“五个必须”高度概括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宝贵经验。这个重要讲话指出,党必须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保证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必须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与时俱进,保证党的全部工作始终符合实际和社会发展规律;必须使党的建设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进行,保证党始终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保证党始终具有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2007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用“十个结合”总结了改革开放29年来的基本经验。报告指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

  二、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总结经验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历史经验的历次总结,可以得出许多重要的启示。从这几次经验总结的历史背景来看,我们党总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强调及时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这几次经验总结,都遵循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原则。从这几次经验总结之间的联系来看,它们都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主题展开的。从这几次经验总结之间的区别来看,又是各有侧重的,既有对党的全部历史的经验总结,也有对党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经验总结;既有对党的基本经验的总结,也有对党执政主要经验的总结;既有旨在评判历史、克服错误倾向的经验总结,也有面对现实、应对将来的经验总结。

  从党总结历史经验的成功做法中,我们可以归纳出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总结历史经验的几点基本要求。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总结经验的过程,实质上是人们对以往的实践和历史进行重新认识的过程,这种认识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按照事物本来的是非曲直进行分析和总结,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改革开放事业是群众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实践的主体,也是创造改革开放新经验的主体。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既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既要总结正面的经验,也要总结反面的经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都很重要。对于反面的经验,无产阶级政党往往给予特别的关注。恩格斯就曾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的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32页)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总结经验,就是要在吸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学习和运用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避免重犯历史上犯过的错误,从而有利于今后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科学运用经验开辟未来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战胜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种种困难和风险,正确的途径就是充分运用已有的经验,并在新的实践中继续探索,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必须毫不动摇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市场体系,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必须毫不动摇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尤其是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摘自《党建研究》


 

以保持党群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党的作风问题的本质和核心是党群关系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强调党的作风建设必须突出党群血肉联系这个重点,体现了时代发展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要求,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的先进性的本质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党的先进性与党的群众性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党是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的先进性正是在依靠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中获得了生机和活力。离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先进性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所在。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基础和力量源泉,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从执政的规律来看,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坚持长期执政,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坚持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客观上要求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从本质上讲,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人民群众往往是通过党的作风来认识党的先进性,判断党的执政能力,进而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因此,党的作风的本质和核心是党群关系问题。在作风建设中抓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重点,就抓住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本质要求,抓住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

  (二)

  党的作风建设历来同党所担负的历史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十七大报告强调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就是要求全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到党的作风建设之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本原则,以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利益需要为出发点,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具体、深入地落实到党的作风建设之中,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践中展示党的优良作风。

  坚持作风建设的与时俱进,在新的实践中弘扬和培育新的作风。作风建设具有历史继承性,必须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同时,党的作风建设要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要求,不断吸纳新的时代内容。为此,必须从新的时代特点出发,大力倡导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的作风。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认真探索新形势下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作风建设的有效连接形式,把密切党群关系转化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实践,从整体上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探索建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长效机制,真正走出一条依靠改革和健全制度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路子。

  (三)

  实践性是党的作风建设的基本属性。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立足实践,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发扬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开创党的作风建设的新境界。

  以加强思想教育为根本,不断提高全党的群众观点和宗旨意识。党的作风是党员思想意识的外化。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从根本上讲必须解决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和态度问题。必须使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根据这个要求,要把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高度把握和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科学态度和精神实质,不断增强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坚持科学发展来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贯彻以人为本来不断增进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作风建设为基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作风建设,必须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提高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要以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为基层党的工作的重点,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扎扎实实做好发展民利、解决民困、维护民生的工作。

  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为重点,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引领科学发展和服务群众中的表率作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以牢记宗旨、执政为民、关注民生为基本要求,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求真务实作风推进各项工作。要坚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弘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带头倡导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为党员和群众作出表率,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以加强制度建设为保证,探索建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长效机制。要着眼于根本和长远,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和长效机制建设。要在认真总结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的党员联系困难群众、下访沟通民情、农村党群联户、领导干部联系点等实践证明管用的做法加以理论化、系统化,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注重从体制和机制上查找存在问题的原因和漏洞,进一步完善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核心的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的工作机制,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龙头的领导责任机制,以制约权力为重点的监督检查机制,以人民群众评价为标准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逐步形成制度体系,以建立密切党群联系的长效机制来推动党的作风建设。 摘自《党建研究》


 

“正”的感悟


  当前,全国组织系统正在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树组工干部新形象活动。结合组工干部工作性质、职业道德、工作特点、岗位要求,笔者对“正”有一些感悟和思考。

  “正”是道德的彰显。古人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人之立身,贵在德行,这是做人之本,是事业之基。人们常说“做官先做人”,“为人要正直,要堂堂正正”,“正直者,顺道而行,顺理而言,公平无私”。说一个人人品正,就指这个人能说正话、办正事、走正道、树正气,具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思想品行。“正”字对组工干部来说,除了以上含义外,还有着特殊而深刻的政治思想内涵。组织部门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树组工干部新形象活动,就是把“德”放在首位,要求组工干部心修一个“正”字。“术自心来,心正术正,术正气正”。近年来,有的组工干部做出了一些不正当的事,大多是先在德上出了问题,被糖衣炮弹打中的,结果走到了“正”的反面。因此,组工干部的“正”,关键是政治方向问题,是一种高尚的道德修养,一种崇高的党性立场,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崇高理想信念为动力、以组织部门优良传统为底蕴的浩然正气。

  “正”是责任的灵魂。责任就是本职工作份内应做的事,就是对人民尽职、尽责,做到正确用权、权为民用。组工干部用权非同一般,不是审批一个项目、几笔资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个地方能否科学发展、和谐兴旺的大问题。因此,组工干部的责任非同小可。组工干部身处大千世界,诱惑很多,身居“管人”之位,稍有不慎,思想行为就会“走偏”,轻者蒙人生污迹之羞,重者遭身败名裂之辱。因此,组工干部必须“正”如石、坚如钢。否则,就会见利忘义,抛弃了责任,丧失了灵魂。

  “正”是公道的底蕴。组工干部作表率,首先就是要作公道正派的楷模。马克思曾经说过:不可收买是最崇高的政治品德。凡是处事不公道、不公正的人,不外乎是被某种不正当的利益所“收买”。组织系统在开展树组工干部形象活动中曾经对组工干部提出具体要求,开宗明义就是“对己清正,对人公正”,由此可见这个“正”字的分量。“正”,就是公道正派的价值体现,是组工干部职业道德的基本准则和本质要求。组工干部肩负重责,必须维护政策法规的严肃性、公正性,自身行为必须以政策法规为准绳,才能保证执行政策、程序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只有在选人用人上坚持原则不动摇,贯彻标准不走样,执行程序不变通,才能始终做到刚直不阿,气正如山。

  “正”是胆识的张扬。正,是建立在坦荡无私基础上的博大胸怀,是捍卫真理、追求正义的无畏勇气。“正”字与时下流行的“话到嘴边留半句”、“问题面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处世哲学形成鲜明对比。那些对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不敢抵制、不敢斗争的人,是是非面前的“墙头草”、正义面前的“和事佬”,他们丢失了正的胆识、正的气魄、正的勇气,也失去了组工干部的党性原则。组工干部为党为民选人用人,必须要有正义凛然的风骨,要有堂堂正正的风范,要有无私无畏的胆识。在不“正”的人面前就要“六亲不认”、“铁石心肠”,才能做到不让老实人吃亏,打击邪恶,褒扬正气。

  “正”是“形象”的本色。正的含义包含着颜色的纯度:色原不偏,色纯无杂。共产党人尤其是组工干部应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骨子里应有一种本色不能变。“廉”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组工干部“正”的彰显。组工干部保持政治坚定、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的形象,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希望所在。 摘自《党建研究》


 

“特殊党费”折射出的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自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之后,截至目前,全国约有4000多万名共产党员自愿参加交纳“特殊党费”的活动,已交纳特殊党费近90亿元。不仅如此,眼下支援还在进行,感动尚未停止,“特殊党费”的总额和交纳的人数还在不断攀升……透过一笔笔“特殊党费”,我看到以下几个可贵的特殊:

  ——特殊奉献。在支援灾区人民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我是党员,我带头”成了全国各地广大党员的共识。他们主动带头捐款捐物,向灾区人民倾注一片真心、表达满腔热情。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许多离退休党员,也争先恐后交纳“特殊党费”。笔者所在支部一位离休老同志深情地说:“许多革命先烈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连宝贵生命都献出来了,我们为灾区人民捐点款物算得了什么?”在抗震救灾特殊战场上,不少党员干部面对家中房屋倒塌、亲人遇难,来不及料理后事、熨平创伤,便毅然投入战斗。他们说“我是党员,我先上”,舍小家,为大家,用汗水和血肉、付出和牺牲为灾区人民撑起一片蓝天。共产党员的特殊奉献精神,生动地展示在大庭广众面前。

  ——特殊责任。汶川特大地震,震动了中国,震惊了世界,也震撼着广大党员的心灵。自地震发生以来,人们清楚地看到,在抢险救灾一线奋不顾身、无私无畏,冲在前面的是共产党员;关爱灾民、组织受灾群众进行生产自救,积极带头的是共产党员;心系灾区、踊跃捐款捐物,走在前头的还是共产党员。某机关一位普通党员说得好:交纳“特殊党费”,支援抗震救灾,既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一种体现,也是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诚如斯言,各地广大党员以交纳“特殊党费”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党的宗旨。所有这些,既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特殊责任,也赢得了亿万群众的交口称赞。

  ——特殊品质。“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种特殊,体现在关键时刻、危急关头,能够站出来,敢于豁出去,舍得献爱心,真心诚意地为党分忧。5月18日中组部有关交纳“特殊党费”的通知发出后,从中央首长到地方党委领导,从各级党员干部到广大一线党员,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纷纷慷慨解囊,主动为灾区捐款,用交纳“特殊党费”的实际行动,支援灾区人民抗震救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同时,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灾区的深切牵挂,转化为立足本职、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以实际行动带动和影响广大干部职工,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支援抗震救灾,支援灾区人民。这些无疑是共产党员特殊品质的最好体现。

  常言道,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透过数十亿“特殊党费”,折射出全党上下立党为公、心系群众的党员意识,折射出关键时刻共产党员是人民群众的主心骨。有句成语叫做“一呼百应”,透过一笔笔“特殊党费”,人们分明看到的是“一呼千万应”,这不正是广大党员强烈组织观念的生动写照么?更令人感慨的是,就连很多入党积极分子,乃至普通群众,也主动捐款,为灾区人民奉献爱心。试想,当今世界,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哪一个政党、哪一个组织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股特殊力量,既是夺取抗震救灾特殊斗争全面胜利的希望之所在,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之所在! 摘自《党建》


 

党代表任期制:探索中的进步与问题


  2008年7月18日,中共上海市委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党代表列席市委全会。这不仅是上海市首次党代表列席市全委会,就全国省级党的委员会而言,也是第一次。

  在此两天前,7月16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以下简称《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党代表任期制条例。

  在此九个月前,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党代表任期制写入了党章。

  在此二十年前,1988年,中国共产党在县级党代表大会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同时开始出现党代表任期制。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党代表任期制从试点走向推广、从制度条文走向新的大面积实践。

  一、党代表任期制的历史合理性

  一个政党是否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并无一定之规。世界上有众多政党,各有各的做法,均是各自情势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并没有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后来强调这一问题,并在当下成为全党关注的热点问题,实是当代中国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党。党的传统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但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党代表任期制的一大优势就是众多的各级党代表可以成为党员群众与党代会、党的委员会的沟通桥梁,反映群众意愿的管道,成为代表群众监督权力机构的形式之一。因此,在刚刚发布的《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中,赋予党代表密切联系党员和群众的职责,同时规定其接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以确保党代表在密切党群关系方面发挥特定作用。

  中国共产党又是在政治体制中承担领导核心责任的党。中国政治体制的政治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各级人大、政协、政府及所属各部门均设有党的组织,各级决策机构人员,大多是共产党员,所谓“一个核心、三个党组(指人大、政府、政协各有党组)”的称谓是其简单写照。在此背景下,党内民主状况,党的重大问题决策,不可能不影响到政治体制的运作。如何监督领导层党员,监督其权力运作是否符合社会公义、符合人民利益,就是党的建设和整个社会的重大课题。党代表任期制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课题,但党代表对党的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监督,至少是从党的建设视角解决这一课题的方式、手段之一。

  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具有七千四百多万党员的大党,其内部事务的管理,就其难度和复杂性而言,不亚于一个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党内事务由全体党员直接参与是不现实的,只能通过代表参与。党代表任期制,意味着党代表在任期之内必须向选举单位的党员负责,并代表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在过往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党代表只是在大会召开时起到讨论报告、选举领导机构的作用,大会闭会后便无声息,一般是常委会作为领导机构呈现在公众视野中。代表大会作为领导机构的作用体现不出来,党员的主体地位也表现不出来。因此,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这种局面。特别是在参政议政方面,党代表任期制确实在县级试点单位中体现出一定作用,是党员主体地位的折射。但在省级、直辖市,乃至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参与重大问题讨论、决策方面,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而上海的做法无疑是对新制度的检验。

  二、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进展

  党内民主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最主要的就是民主决策、选举、公开、监督等。党代表的职责和活动方式,牵涉到党内民主的多个方面,对党代表任期制如何规定,既是党内民主发育水平的体现,又是党内民主制度的构成部分。

  按照《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党代表的权利职责可归纳为四大类:一是选举权;二是介入重大问题决策过程;三是监督权;四是完成党代会或委员会委托的工作。这些权利与职责,反映了党代表参与党内事务的程度。应该承认,党代表权利职责明确化,是一种进步,比如,条例明确规定党代表在大会期间行使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向同级党代表大会或同级党的委员会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规定对同级党委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成员进行监督,等等。尽管这些权利还需要有进一步程序规定来体现、保障,但毕竟给予代表以明确的权利,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权利就会转化为党代表的实际行动,其行动就有了“法规”的依据。当然,党代表的权利不等同于人大代表的权利,而是依据政党的特点设计的基本权利。

  党代表的工作方式、活动方式,同样是党内民主制度的构成部分。在开会期间,代表可提出同级党代会职权范围内的提案,在闭会期间可以个人或联名方式,以书面形式提出相应提议;可通过参加座谈、列席会议等方式,对本地区重大决策和党内重要文件的制定,提出意见和建议;可以对本地区有关重大决策重要事项进行调查研究;可列席同级党委会全体会议并发表意见;可评议同级党委常委的工作等等。高度概括地讲,党代表基本工作方式就是三大类型:提案、议政、调查研究,在这些活动中实现对同级党委的监督。这些条例规定,丰富了党内民主的制度,有的规定(如提出议案)填充了党代表大会长期以来存在的和空白,是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的重大进步,对于形成党员参政议政、反映党员意愿的决策机制是一种探索。

  三、进一步探索党代表任期制

  从现有的制度规定和实践来看,党代表任期制还大有发掘空间。换句话说,还有一些空白需要填补,党内民主才能有实质性进展。

  一是关于代表的职责权限。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共产党员有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干部的权利。从法理上讲,各级党的委员会是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代表有权对其提出罢免或撤换的主张。但在实践中,却没有任何相关的具体规定,即使出现了不称职干部,一般党员想要罢免或撤换他,却找不到任何关于启动程序的规定,用大白话说,就是不知道谁负责受理关于罢免与撤换的提议,不知道应该怎样提出相关建议,怎样提出才算没有“违背组织原则”?而在党代表的权利与职责里,能否提出罢免与撤换的规定,亦无规定。在实际生活中,有的基层试点单位对于代表的罢免与撤换是有规定的,但层级较低。在全国使用的代表任期制条例中,如果对党代表权利规定能够完整地体现出党章的精神,将是对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空白的一种弥补。事实上,有选举就有罢免,哪怕罢免在实际上极少发生,也应有相应的规定,以防万一出现问题而无可操作的程序,党章规定的权利也不至于虚化。

  二是关于质询与询问。党代表能否有质询的权利?从理论上讲是不成问题的。在基层试点中,党代表质询委员会甚至书记的事也是发生过的。在这次公布的《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中,涉及的主要是代表参政议政,提出议案、建议或意见等,而没有涉及质询问题。实际上,授权者向其授权的党的同级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成员提出质询、询问,是履行职责的必要方式,是监督被授权者的必要手段,是确保决策正确、不滥用权力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曾指出现行体制的主要问题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党代表任期制如果能够真正体现出代表的权利,如果针对重大问题决策与执行的质询(需指出,对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不等同于质询)权利真正实现,就是对权力过于集中的一种制约。因此,党内监督条例中才对党的委员会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质询与询问有相应规定。但对党代表的质询权利如何保障,却没有相关制度保障与规范。实际上,在监督机构监督同级主要领导较弱的情况下,党代表的质询也是一种可以弥补现行监督体制不足的做法。

  三是关于监督党代表问题。党代表是党员选举产生的,一旦实行任期制,党代表也有一个能否真正反映选举人意志的问题。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党代表在投票表决、选举等事项中“代表”谁?从理论上说当然是代表选举单位意志,代表选举人意志,但在实践中却复杂得多,特别是在用人问题上,“代表”上级意志司空见惯。其二,党代表履职的表现,如何让广大党员知道?党代表在相关会议上的表现如何,提出了什么样的议案,提出了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需要让选举人知道,选举人才能判断其究竟代表谁、是否合格等。由此又决定了党代会需要进一步公开,党内事务进一步公开。其三,上述两个问题,都源于党代表是怎样产生的。如果代表是真正由选举产生而非形式主义的选举产生,代表自然就对选举人负责,把密切联系群众当作天职而非外来力量添加的义务,把代表选举人意志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党代表的活动、表现并不是孤立的,是由整个党内民主状况所决定的。

  四是关于“联名”问题。《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规定可以“联名”方式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提出属于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提议,那么由此产生一个问题:联名必有“串联”,不串联就不可能有联名。按照我们党的传统,一向是把内部某些人的“串联”视为非组织活动或小组织活动的,亦即非法的。实事求是地说,有些串联的确可以带来负面的结果,禁止也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什么样的串联是必须禁止的?什么样的串联属于正当联名?这是一个难以界定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如不予以正视,正常的民主生活就难以开展。

  我们期待着《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得到落实,并继续完善,以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使党更好地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 摘自《学习时报》


 

从76岁老人入党想到朱德“找党”


   8月21日上午,渑池县项目协调办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当与会人员一致通过76岁的退休干部张儒敏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时,老张的眼眶又一次涌出了激动的泪水,他哽咽着说:“我的生命是党给的,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一员是我50多年来最大的心愿……”

   1941年,年仅八九岁的他就跟随父母外出讨饭、流浪,直到1947年渑池解放。1950年,经区委书记赵世贤、组织委员刘总秀介绍正式参加工作。第二年,张儒敏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之后漫长的50多年里,张老先后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11次,但由于工作调动频繁,再加上其他原因,张老一直未能如愿……而今76岁他用了整整50年时间,实现了自己的终身之愿。此时此刻,我深深地被这位有理想、信念和追求的老人所震撼,所感动。

  由此,让我想到了朱德“找党”。出生贫苦的朱德,青年时代,目睹民不聊生、列强凌辱的现实,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寄希望于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但这以后的中国又陷入了军阀无休止的混战,他失望了。1922年初夏,朱德毅然放弃了云南省警察厅长的职位,开始寻找党组织。他先从云南来到重庆,拒绝了杨森给他的师长官衔。毫不犹豫地登上了一叶扁舟,顺长江东下,去上海找党组织。到了上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十里洋场,使他更坚定了寻找党组织的决心。几经波折,他终于找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但是十分遗憾,陈独秀对他十分冷淡,拒绝接收一位旧军队的将军。但朱德并没有因此心灰意冷,更没有因此而惆怅与失望,他毅然决定到德国去,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在柏林,他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周恩来。36岁的朱德,恭恭敬敬站在这个年轻人面前,迫不及待阐述了自己的夙愿。周恩来感动于朱德的执着,于1922年10月,介绍朱德入党,帮朱德实现了美好的愿望。从此朱德开始了崭新的政治生命,尽心竭力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斗,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

  从76岁的老人入党和朱德“找党”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理想信念和追求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战争年代如此,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更是如此。

  托尔斯泰说“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惠特曼说“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不论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理想、信念和追求都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如果丧失了这个精神支柱,就会迷失方向,没有精气神,昏昏沉沉过日子,就有陷入违法乱纪、导致腐败堕落的危险。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现实生活的折射。你看,由于没有理想、信念和追求、丢掉了精神支柱之后,有的人满脑子装的都是个人、家庭的“小算盘”。有的更是不择手段化公为私,腐化堕落。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等人的悲剧就在于:面对历史潮流的变迁,未能坚定理想、信念,在各种利益、诱惑面前把握不住自己,最后坠入万丈深渊。

  所以说,人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什么时候都不能丢,精神支柱永远不能倒。我想,也这是76岁老人入党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迪和昭示。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从“毛泽东的家风”到“李先念的家风”


  近日,阅读了毛泽东之孙毛新宇谈“毛泽东家风”和李先念之女李小林谈“李先念家风”的文章,很受教育和启发。摘要如下:

  毛泽东的儿媳,毛岸青夫人邵华不幸病逝的消息牵动着国人。连日来,人们缅怀邵华光彩一生,追忆着邵华坚强的毅力与意志的同时,也追索着一个可感可触的问题:毛家家风。6月27日,毛泽东之孙毛新宇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毛家家风”。他谈到了两点:一点是“爷爷教导岸英伯伯、母亲教育我们要低调做人”;另一点是:母亲继承下来廉洁家风,他会继承下去。

  李先念主管国家经济工作长达26年,可从来不许孩子经商。时至今日,李家的4个子女没有一个人下海。“作为老一辈革命者和新中国的建设者,爸爸的人生历程包括两方面,一是砸烂一个旧社会,二是建设一个新中国,很少有时间顾及到家。但爸爸非常注重建立良好的家风,教育好子女。李小林说:“我父亲教育子女,非常严格。他对外人比对我们宽容。我爸爸就是要求我们做普通人的工作,不能当官,不能赚钱,更不需要出名,把工作做好就行了。这就是我们的家风。”

  从“毛泽东的家风”到“李先念的家风”,虽然文字表述各有不同,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严格要求和教育子女,在家庭中倡导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上,却是极其相似的。比如毛泽东要求子女“低调做人”和“廉洁的家风”;比如李先念要求子女“做普通人的工作,不能当官,不能赚钱,更不需要出名,把工作做好就行了”的家风,都充分说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重视严格要求和教育子女,都非常重视培养和建立良好的家风。

  由毛泽东和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重视培养和建立良好的家风,想到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因忽视家风建设所酿成的严重后果。在已经揭发出来的领导干部犯罪案件中,一些家庭窝案、家族窝案,正是家风腐败、家德败坏所致。去年被依法处决的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就是一个典型,他的贪腐欲念影响了其妻子儿子,一家三口都盯住药监局的重权,做起了倒卖批文的生意,贪婪地受贿,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贪腐之家。

  事实证明,领导干部的家风连着党风,领导干部家风一不正,家庭利益就会变得高于一切,权风就会不正,领导干部手中的公权就会变成一家之私权,以权谋家庭及家庭成员之私,以权谋一己之私,自然而然便产生。于是,一个部门的政风、党风也就不正了。人民群众往往会从领导干部的妻子、孩子及私生活上对党风和政风作出判断。

  可见,领导干部家风不正导致工作作风不正、政风不正、党风不正,不仅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也会影响党的形象,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影响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执政的看法,也就会影响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由此看来,家风建设,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决不是私事、小事。尤其是我们党是一个有着7400万党员的大党,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如果都能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重视严格要求和教育子女,重视培养和建立良好的家风,严格管好、管住子女和亲属,不利用职权谋私利,自觉摆正党性与亲情、家风与党风的关系,就能带出良好的社会风气。正如毛泽东所言:“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 摘自《人民网》


 

对毛泽东来说学习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式


  最近阅及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特别是他学英语的一些细节,不禁想起鲁迅的那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还是有的。”说“挤时间”,还有些被动和勉强的感觉,而毛泽东却欣然把工作以外的时间,也就是休息时间大都付与了读书学习。

  毛泽东1954年下决心开始学英语的时候,面临着三大困难:年纪大(61岁),基础差,工作忙。但经过长期不懈的积累,他的英语水平达到了可以借助字典阅读一般文章、报刊消息的程度。这固然与毛泽东过人的学习劲头和超群的记忆力有关,但他的时间从何而来呢?

  据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长期帮助他学英语的林克回忆,他学英语的时间经常是在刚起床后、入睡之前,饭前饭后,在爬山、散步中间休息时,以及游泳之后晒太阳时,等等。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随时随处都在学;工作再紧张,旅途再辛苦,学起英语来却兴致勃勃。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期间,有时早上天色未明,就让林克同他一起学英语。

  总之,终其一生,为了读书,毛泽东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吃饭前后、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和上岸后的几分钟、会议的间隙、接见外宾的休息时间、乘车乘机途中、生病卧床期间、上厕所的时间,所有人们能够想象和想象不到的时间。即使在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医生抢救的情况下,他还在索要书看。当年在延安时他就说过:“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按农历计——引者注)。”他还提出:“让读书学习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于是产生一个疑问:难道毛泽东不需要休息?还拿学英语来说,其实,毛泽东学英语恰恰另有一个目的,就是休息。1959年1月,他在接见巴西外宾的时候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在长时间的开会、工作或会见外宾之后,他常常把学英语作为一种调剂。林克回忆说:毛泽东有时“看书、看文件看累了,会议开累了,接见外宾累了,就让我和他读英文,一读英文,脑子就钻到单词、句子里去了,其他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时他睡不着觉,也把我找来陪他读一会儿。这是一种特殊的休息,也可说是毛泽东式的休息”。看来,说毛泽东把休息时间给了读书学习还不那么准确,他有时是把学习本身当作休息的。

  毛泽东是唯物辩证法大师。他认为,一切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向对立面转化。比如劳与逸,生与死,和平与战争等等。休息就是学习,学习就是休息,也是毛泽东把这一辩证法思想运用在读书学习上的生动体现。如果说体力的休息是物质生命的要求,毛泽东以读书学习为休息,则是一种精神生命的内在要求。当一个人感到读书如同休息睡眠一样是维持生命之所需的时候,其读书的动力之强大可想而知。而且,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他说过“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对他来说,精神生命是高于物质生命的。

  自古以来,人们的休息方式多种多样,也创造出了无数消遣也就是“换脑筋”的形式,以满足精神生命的“休息”需要。但是,有消极的休息,有积极的休息。无节制的宴饮狂欢、不必要的应酬、机械的重复活动等等,有时候似乎也休息了脑子,但活动结束却往往脑中空虚,对人的精神生活未必增益。有人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兴趣空间,像读书这类高雅的兴趣不去占领,另一类庸俗的兴趣就必然会去占领。”如果日日以无益之事消磨光阴,充其量是一些“零”的递增,说不准还是“减法”。而读书学习则是一项积极的生命活动,它能满足人的求知欲,又刺激人的头脑不断产生新的求知欲,使人思维活跃,能够促进心智的发展。毛泽东一生的思想成就或许也得益于这种积极的“加法”式休息,因为它同时也是“加法”式学习。

  毛泽东从这种读书式的“休息”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对他来说,读书既是“求知”,又是“休息”,还是“娱乐”,这三者实在不好分辨。翻阅毛泽东的书单,可以发现他的阅读很多时候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什么都看,关于机床、无线电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书他也曾翻阅过。再如他学英语,从实用上说,他本人可以不必直接阅读英文文件或用英文对话,但他学了,而且从中领略到外语学习的乐趣。他还说过要学日语,终因实在太忙,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学习的过程使他既放松了身心,又充实了头脑,获得了精神愉悦。这就是他这种读书学习的“积极休息”法的神奇功效。

  毛泽东曾多次倡导读书,发起读书活动,读到会心处也喜欢向别人推荐。比如,当年毛泽东不仅自己认真学英语,还提倡领导干部学外语,曾经把这一条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不过,他享受到的那种深刻而持久的读书之乐,人们却常常难以体会。不少人觉得,读书不是什么积极的休息,不是“甘之如饴”的享受,并无乐趣可言。学外语有好处,道理人人明白,愿望人人都有,但能像毛泽东那样坚持的却不多,恐怕与还没有到达真正体会到读书之乐的境地有关。

  虽然毛泽东读书学习用的大多是“挤”出来的零碎时间,但哪怕每次只有半小时,甚至十分钟,只要长期积累,效果就会十分惊人。很多人往往不在意那些点滴时间,总想“等到有整块时间的时候再读吧”,须知在日常生活中,整块的时间就像品相完美的瓷器那样难找,片刻功夫却像碎瓷片一样随处可见,而积攒得多了照样可以拼组成一个丰富而美丽的世界。据说一部厚厚的重刻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选》,毛泽东就是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断断续续看完的。所以,想做到像毛泽东那样“让学习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就要像他那样,珍惜阅读的片刻须臾、点点滴滴,在这些稍纵即逝的分分秒秒里找到读书的乐趣。

  假如人人都将读书学习当作一种生命所需,以一生为长度来体验阅读的乐趣,那么,让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学习型社会的美好愿望也许就不难实现了。摘自《人民网》


 

发展党员工作的方针是什么?如何正确理解这个方针?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发展党员工作的方针是:“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

  这是根据党所面临的任务和党员队伍的现状,以及建国以来发展党员工作的经验提出来的。“坚持标准”,是指发展党员必须严格坚持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不能降低标准或另立标准。 “保证质量”,是指在工作上要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需要与可能的关系,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改善结构”,是指发展新党员要注意结构合理,逐步改善党员队伍的构成和分布,以利于更好地发挥党员的作用。“慎重发展”,是指必须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严格履行入党手续,防止把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 摘自《新编党的组织工作实用手册》

  如何做到慎重发展党员?

  慎重发展,就是必须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严格履行入党手续,防止把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要做到慎重发展:第一,要注意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和考察,选准发展对象,使他们在迈进党的大门前,即具备一定素质并经受一定的考验。第二,必须坚持共产党员的标准,党组织在讨论审批时,要按照党章的要求对照和衡量。第三,必须严格执行党章规定的入党程序和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的各项要求,一丝不苟,把住党员队伍的“入口关”。在发展党员工作指导上,要正确处理好数量与质量、需要与发展的关系,不能突击发展,降格以求,也不能盲目追求发展数量,出现大起大落。 摘自《发展党员工作问答》


 

从权威社会、效率社会到和谐社会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的三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巨变的三十年,这种变化具有跨历史性、民族性、文化性和创新性,其内涵极其丰富,不仅仅是有切身感受的中国人自己在热切地关注、理解和解释社会各领域所发生的各项变化,而且世界各国的其他国民也在努力猜测和想象着中国社会各层面上所发生的诸多变化。从整个社会发展的现实递进脉络来看,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经历了两次转变,从而使得社会发展呈现出三个大致不同的递进发展态势,正是这些转变,不断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创新进程。

  改革开放初期,权威社会向效率社会转变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发展重大转折的标志,它既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启动,也标志着中国从权威社会向效率社会转变的战略调整启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社会发展的重心,这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战略调整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国家试图寻求更有活力的社会发展理念。

  大致而言,权威社会以政治治理为主导,是一种侧重于社会秩序调整和稳定的发展理念,其主要特征是以政治发展战略和治理整顿来主导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计划,它适用于社会秩序的重建和调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孕育了中国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些都是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调动人的积极能动性的效率社会的发展理念,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开始了一种形态转变,开始从权威社会向效率社会转变。

  改革开放中期,效率社会的重大发展时期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逐步走向注重效率的活力发展的社会形态。效率社会的重大发展的标志,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提议、成功孕育和成熟发展。1978年,中国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1979年,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中国城市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10月,中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2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市场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基本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大致而言,效率社会以经济发展为主导。这是一种注重调动和激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的发展理念,通过经济发展和繁荣带动社会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发展。这种发展理念能够快速地激活社会发展的动力,迅速引领经济相关领域的联动改革,如人民物质财富的快速累积和物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等;但这种发展的另一社会后果就是难免会带动社会领域内的群体分化,如强势群体和困难群体的相伴而生,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相应而生等。

  改革开放深入,效率社会向和谐社会转变

  2006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和谐社会理念是在社会活力具备、秩序稳定和成果积累的背景条件下提出的,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深化和细化认识的基础之上,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更深层次的体现。和谐社会,以人本民生为主导,追求社会发展的新秩序和新稳定。和谐社会是一种整体性和深入性的发展理念,要求把发展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和方面。

  大致而言,和谐社会坚持民本思想,关注更为普遍的民生需求,是一种注重解决现实需要的实用务实的发展理念,重视和力求妥善解决因效率发展引发的社会矛盾,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旨在解决那些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和谐社会又是一种有理想、有远见和有境界的发展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承接和弘扬中国自古所崇尚的和为贵、和为美的和谐社会理想,建设各阶层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共治的和谐社会,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创造性活力,通过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运行的规范机制,使各阶层各群体的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摘自《文汇报》


 

“走出去”: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七大强调指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可见,“走出去”战略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意义

  我国企业“走出去”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走出去”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必由之路。外向型经济不仅仅是简单的扩大产品出口、吸引外资和原料的 “大进大出”,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是一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有机结合和相互渗透,更充分地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如果说,对外贸易是外向型经济的先导,而“走出去”则是外向型经济向纵深发展的基础。因此,“走出去”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必由之路。我省将在毛里求斯建设中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为省内及全国企业“走出去”在非洲发展搭建平台。

  其次,“走出去”是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和潮流。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全球化必将伴随着国际产业链各环节区域分布的动态调整,参与并融入全球化的国家和企业都将大有作为,而游离于全球化之外的则将被边缘化。就一国而言,经济全球化会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有风险和挑战。只有积极应对,主动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充分利用全球化可能为我们提供的发展机遇,才能改变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和方式,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最后,“走出去”是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性的有效途径。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个世界性的社会化大生产网络正在形成,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各国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越来越集中体现在跨国公司的实力和竞争力上。但是,我国的对外投资状况与跨国公司和跨国投资的迅猛发展趋势相比是很不相称的。因此,“走出去”是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性的有效途径。只有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才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从而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趋利避害。

  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清醒地认识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做好“十一五”期间外贸工作的关键。

  首先,恐怖主义等不确定因素加大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各国国内的恐怖主义势力纷纷向境外发展,加速了其全球化进程,包罗万象的恐怖组织制造种种恐怖事端,不仅会影响受害国的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甚至可能导致涉及整个国家的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极大的威胁。

  其次,“中国威胁论”卷土重来,我国企业“走出去”困难重重。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威胁论”在一度沉寂之后又因中国的和平崛起而卷土重来,在这一波“中国威胁论”的狂潮中,美国某些政治势力表现得尤为活跃,其影响力越来越大,从亚洲扩散到非洲、拉美、中东,乃至欧美大陆。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中国影响力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崛起,对他们无疑都是一种挑战,因此他们必然会存有各种各样的担忧、偏见或妒恨,必然会炮制各种理论来限制中国的发展。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摇起“中国威胁论”的大旗,反对中国廉价商品充斥了整个世界市场,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威胁到他们的国家利益。国际上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抬头,少数国家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和资源合作采取的种种阻挠手段,加大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难度。

  最后,“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向世界蔓延,成为全球经济保护主义的新形式。所谓“经济民族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对国内企业或产品实行保护,阻碍外国公司并购本国企业及进口外国产品的一种行为。以保护传统产业、反对外国并购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民族主义”正在不断凝聚,各国政府把“国际经济安全”等因素明确纳入对外经济决策,在贸易以及跨国企业并购等领域进行直接干预,成为全球经济保护主义的新形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股思潮开始出现向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扩散的势头,并刺激印度、土耳其、拉美和东欧等国家纷纷效仿,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全球投资和贸易环境,加大了跨国投资的风险和成本,损害了正常的国际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无疑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将会产生不利影响。

  新时期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对策建议

  一是要加大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政府要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逐步扩大对外投资,开展跨国经营,通过建立海外生产体系、融资渠道,促进企业在更大范围进行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跨国经营,加快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因此,“十一五”期间,政府要继续扮演好自己的重要角色,努力帮助企业在“走出去”的道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扎实,走得更远。去年,我省已积极为企业 “走出去”提供政策支持,促进境外投资向欧洲和拉美地区拓展,向机械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扩张,当年省内新登记境外投资企业24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1.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85倍。今年,省外管局将进一步鼓励优势企业到境外投资,进一步为涉外企业和个人从事境外投资提供便利,简化境外投资审批手续,取消出境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及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购汇规模限制。

  二是要尽快提高我国“走出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同当地企业相比,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在海外经营会面临一些附加成本,如源于文化、法律、体制、语言的差异以及对当地市场的不熟悉和远距离的管理成本等。要克服这些成本并在东道国市场上成功经营,“走出去”企业要努力聚集“所有权优势”。一般而言,所有权特定优势包括拥有自己的专利、专有技术、品牌,或管理技能、企业规模,或利用资源和控制市场的能力等优势。长期以来,我国一些“走出去”企业过度追求增长速度,在“买技术,求发展”中尝到了甜头,干了许多有产权没有知识、有生产规模没有自主品牌、有人力缺人才的傻事,现在看来这条路是走不长的,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企业间的竞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表面上是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实际上都是技术和管理的竞争,深层次则都是人才和文化的竞争。由此看来,企业“所有权优势”最核心的应该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然而,我国“走出去”企业最缺乏的就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它已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严重阻力。

  三是要转变增长方式,努力提高对外承包工程的质量和水平。为了转变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国际化程度低的现状,“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还要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提高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进一步优化经营主体结构,培育一批具有相当规模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承包工程企业。拓展对外承包工程方式和领域,努力承揽附加值高、影响力大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项目,增强工程带动成套设备与大型装备出口的能力。以设计咨询为龙头,培育和推动设计咨询公司、项目管理公司、监理公司“走出去”,从上游带动承包工程企业和设备制造企业。采取积极措施,推动带资承包、买方信贷、项目融资等。巩固传统市场,积极拓展发达国家市场,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多元化水平。全面贯彻标准化管理,提高工程质量,强化对外承包工程的风险管理。

  四是要优化外派劳务人员结构,提高对外劳务合作整体效益。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国际自然人流动作为服务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组成部分将更加频繁和活跃,目前世界各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结构变化加剧,在一些领域,国际劳务市场需求旺盛,为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还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一方面是来自内在的制约因素,即对外劳务合作立法滞后,多渠道外派劳务现象比较严重,外派劳务人员综合素质水平不高等;另一方面是来自外在的因素,其中包括国际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多,许多国家出于各种国民保护的考虑,对引进外籍劳务人员心存戒心,设置种种限制等。面对这些问题,“十一五”期间在对外劳务合作领域,重点是要加大培训力度,加快外派劳务基地建设,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和适应性培训,提高劳务人员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总之,“十一五”时期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对外开放全面发展的时期。“走出去”战略在企业和政府的积极配合和努力下,必将在“十一五”期间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摘自《太原日报》


 

克服物本发展思想 确立人本发展观念


  人本发展的基本内涵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本发展的本质特征和根本目标是创造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社会。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人本发展不仅是发展的价值观,同时也是发展的方法论。必须从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理解人本发展,才能在认识上全面准确把握人本发展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在实践上充分发挥人本发展在推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价值观上,人本发展与见物不见人的“GDP拜物教”相对立,它强调人是发展的目的,强调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阳光必须普照全体人民。在方法论上,它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潜力,保障全体人民参与发展的权利;重视主体生产力的培育,重视开发利用包括知识智力在内的人的自身资源,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自主创新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基础上。人本发展的价值观导向意义和方法论指南功能,对于第一人口大省河南实现新跨越、新崛起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旨在推进科学发展的这次思想解放的首要任务,就是破除“见物不见人”的旧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只有以确立人本发展为先导,破除“见物不见人”的观念,才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中持续改善民生,在改善民生中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只有以确立人本发展为先导,破除“见物不见人”的观念,才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摒弃以牺牲环境和人民群众健康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黑色发展”模式,实现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只有以确立人本发展为先导,破除“见物不见人”的观念,才能正确处理物的增长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一句话,只有以确立人本发展观念为先导,才能抓住科学发展的核心,紧紧围绕这个核心去谋划发展,实施发展,推动发展,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才能促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全面发展。

  物本发展观的主要弊端是重物轻人,片面追求经济单向突进,甚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人民健康及社会和谐为代价追求短期的局部的经济增长。重开发、轻环境,重生产、轻生活,重物质、轻精神,重发展、轻稳定,重人治、轻法治,重行政、轻服务,重眼前、轻长远,重做大蛋糕、轻蛋糕分配,以及城市建设中大拆大建和对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重视不够、措施不力,等等,都是物本发展思想的突出表现。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物本发展意识,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确保全民共享发展成果。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发展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必须把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在发展实践中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作为人本发展方法论的重要原则。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充分证明,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发展动力和创造潜力。许多“原始创新”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我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创新就源于安徽小岗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自主探索。我省长垣等地在一无资源优势、二无区位优势的情况下,“无中生有”地发展出在省内乃至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产业集群,靠的也是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主体意识支配下的创业精神以及这种创业精神所激发的内生发展动力。必须把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作为这次思想解放的重要内容,重视从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中发现发展智慧,总结发展经验,创新发展理论,优化发展模式;同时,创造宽松和谐的环境,放手鼓励群众参与发展,破除一切阻碍和束缚群众参与发展过程、追求发展成果、探索发展路径的思想障碍和政策障碍,让9800多万河南人民人人成为中原崛起的主体,人人成为跨越发展的主体。 摘自《河南日报》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


  中山大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典出《中庸》第20章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前半句典出《易传•乾卦•象辞》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后半句典出《易传•坤卦•象辞》中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庸》是四书之一,《周易》是五经之一,其中的箴言成了今天的大学校训,足见我们民族蕴藏着许多古老而又常新的精神智慧。

  五经之中,惟有《周易》是本哲学著作。读《易传•系辞上》,人们会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的字里行间,体味出深邃的哲学之理。“哲理”是有点抽象的,“哲趣”则生动得多。自然界总是不停地在运动、变化、发展着,总是那么刚健、有为,———“天行健”,人何以就不能“自强不息”呢?大地总是毫无怨言地承载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总是那么大度、包容,———“地势坤”,人何以就不能“厚德载物”呢?涵咏着《周易》的哲学之趣,孱弱的普罗大众得到了心灵的鼓舞,拥有了行动的力量。

  人生在世,有人消极地“椅辈子”,有人积极地“一辈子”。“椅辈子”是个形象的比喻:命好的,就坐在椅子上,伸手吃着祖宗的老本,活一辈子;命不好的,就坐在椅子上,成天做着春秋大梦,活一辈子。消极地“椅辈子”的人,何尝明白“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易传•系辞上》)这一人生至理呢?“日新之谓盛德”好比“自强不息”,自己不断地战胜自己,不断地充实自己,不断地逼近成功的彼岸;“富有之谓大业”好比“厚德载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包容万物,自我也真正地成长了起来。积极地“一辈子”的人,在不息的奋斗中“成功”着,在博大的包容中“成长”着,把《周易》的人文精髓化作了自己的生命本身。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鼓励着我们积极向上,警示着我们怎样做人,鞭策着我们去努力追求自我奋斗与社群伦理的完美结合。它精辟地概括了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深刻认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表征,所以,中华民族虽然历经几千年的兴衰与考验,却始终能够稳固地凝聚在一起,永葆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生机与活力。

  读《新华文摘》2008年第5期有关李嘉诚的几篇文章,让人倍感这一民族精神的鲜活体现。李嘉诚说,一个人想要成功,就必须先花90%的时间去考虑失败。试问,一个不“自强不息”的人做得到这一点吗?李嘉诚还说,衡量会不会做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让你的敌人都相信你。试问,一个不“厚德载物”的人做得到这一点吗?左宗棠说过“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李嘉诚以此作为做人、经商的座右铭,它写照的不正是那句“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的智者箴言吗?

  中华民族的“奥运百年历程”,同样也是一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历史。早在1908年,一位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就在《天津青年》杂志上追问:中国运动员何时才能参加奥运会?何时才能获得奥运金牌?中国人何时才能举办一届奥运会?刘长春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惟一运动员首次参加了1932年的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但完全想象得到,在积贫积弱的历史条件下,这类追问无异于纸上谈兵。历史表明,惟有中华民族的“国力”经由对内改革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变得强大了起来的时候,“国格”经由对外开放在国际政治秩序中变得阳光了起来的时候,梦想才会成真!从这个角度看,许海峰在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正是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一次大爆发;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运会,正是我们民族“厚德载物”的一次大升华!

  说到底,“自强不息”就是要在做事上不屈不挠,奋发向上,但现实之中,失败和挫折总是难免的事情;“厚德载物”就是要在做人上胸怀博大,宽以待人,但实际当中,人最难战胜的敌人恰恰就是自己。自我奋斗之艰难,彼此包容之不易,就不能不谨记《易传•系辞下》的殷殷叮咛:“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有此忧患意识的引领,一个人以及一个民族在“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上》)的道路上,才将永远地“自强不息”,真切地“厚德载物”,谱写出奋进与美德水乳交融的时代新篇章。 摘自《南方日报》


 

人的发展研究的新尝试


  交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作为人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把人的发展的研究与交往联系起来。刘明合撰著的《交往与人的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是一本尝试从交往的角度研究人的发展问题的著作。这本书立足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等方法,系统论述了交往范畴与唯物史观的内在联系、交往是人的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交往的历史形式与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经济全球化与人的发展、网络交往与人的发展、制度与人的发展、我国现阶段的交往与人的发展等问题,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

  本书选择从交往的视角来研究人的发展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进一步拓宽了人的发展研究的思路。交往作为与生产、生产力、社会关系等密切相关的范畴,它在人的发展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作者指出,交往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人的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交往对人的本质的生成及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交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变革,为人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交往促进人的主体意识的生成及发展。其次,从交往的视角深刻阐明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以及其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和发展趋势,是人类生产力和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大大加快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人类的交往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对人的发展究竟有何影响,作者从理论上做出了回答。第三,对于研究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人的发展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交往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作者指出,为促进我国现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求我们重视人的交往,克服现实社会中制约人的交往的问题,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摘自《光明日报》


 

从《资治通鉴》看官吏品性的偏失


  《资治通鉴》显示,在官吏的品性(性格、气质与价值倾向的总和)与他们的行为方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进而影响到政治效果——关系到事业成败或者个人命运。从《资治通鉴》中的例子来看,一般来说,人的品性罕能合“中”,多偏执,偏则易失,这是为官者在个人修养当中应特别注意的。

  一、偏于良的一些品性

  一是廉则多不容人过。一个官吏具有此种品性,若是逢一宽厚上级,则无事,否则易被废。如,西汉文帝丞相申屠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曾揭发文帝宠臣邓通,致使邓顿首出血求释。好在文帝宽大。有些人就不那么幸运。汉宣帝时杨恽,“廉洁无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由是多怨于朝廷。”终被杀。

  二是宽则不能断。199年,杨阜评袁绍:“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南北朝时北凉王段业,“儒素长者,无他权略,威禁不行,群下擅命。”401年,败于沮渠蒙逊。

  三是明察则易细。北齐孝昭帝高演,“明习吏事,即位尤自勤励,大革前朝之弊,时人服其明而讥其细。”

  四是喜施恩而难以及下。西晋末,北地太守麹允“性仁厚,喜以爵位悦人。然恩不及下,故诸将骄恣而士卒离怨。”316年,刘聪来攻,将士多不出力,麹允被迫自杀。

  五是喜小恩小惠而不识大体。206年,韩信对刘邦评项羽:“项王暗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383年,石越评秦主苻坚父子:“公父子好为小仁,不顾大计。”

  六是慎而柔则易媚。东汉灵帝时太傅胡广,“练达故事,明解朝章,然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

  七是刚直则易受疾。后唐任圜“性刚直,且恃与帝有旧,勇于敢为,权倖多疾之。”后被谮死。

  八是过细则下易推诿。316年,割据凉州的张寔求能举其过者,有隗瑾言道:“明公为政,事无巨细,皆自决之。万一违失,谤无所分。群下畏威,受成而已。”寔悦而纳之。

  二、偏于劣的品性

  一是苛察。西汉文帝时,吴王刘濞因自己儿子曾被文帝太子误杀而称病不朝,朝廷治问其使者,吴王恐,再派人至朝廷,文帝问之,使者对曰:“王实不病,汉系治使者数辈,吴王恐,以故遂称病。夫‘察见渊中鱼者不祥。’”西汉末,公孙述称帝于西川。“为政苛细,察于小事”,大臣皆怨。

  二是峻深险刻。汉武帝时,杜周为廷尉,“外宽,内深次骨,治狱,二千石(太守及以上官)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一岁(上劾书)至千余章。”汉成帝丞相方进,“以经术进,其为吏,用法深刻,好任势立威;有所忌恶,峻文深诋,中伤甚多。”后失势,被迫自杀。

  三是刚愎自矜。三国末邓艾被杀,人皆冤之,然无为之辨者。273年段灼上书晋武帝:“艾性刚急,矜功伐善,不能协同朋类,故莫肯理之。”东晋桓玄“性苛细,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体,或片辞之谬,必加纠挞,以示聪明。”后败事。

  四是报于睚眦。西汉元帝时宦官石显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然也多受人攻击,终失势,自杀。

  五是褊急。东晋时,王如降。王敦弟王稜爱如骁勇,“请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辈险悍难畜,汝性狷急,不能容养,更成祸端。’稜固请,乃与之。如数与敦诸将角射争斗,稜杖之,如深以为耻。”终杀稜。

  六是猜忌。204年,陈平对刘邦评项羽:“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唐德宗“性猜忌,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有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

  在传统社会,一个官员事业的成功与否,因素众多。单就品性来说,既不能“偏执”,还要与时、地、人等因素相配合,这就增加了许多偶然性。就如唐宪宗宰相杜黄裳,“有经济大略而不修小节,故不得久在相位。”宪宗号称明君,尚有如此之举,所以官员行事要随时注意检讨自己的品性,正如西汉元帝时太子少傅匡衡所言:“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 摘自《学习时报》
 


 

问责应从“问题”走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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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责制,是近年来比较通行的一种做法。通过问责,行政效率得到一定提高,行政行为也得到一定规范。目前的问责制一般采取的都是“问题问责”,即出了问题以后对官员进行问责,虽然做到了赏罚分明,对当事人起到了一定的警戒作用。但受这种办法本身的局限,其作用和效力并不十分明显,特别对庸官、昏官、混官,还没有实质性的约束作用,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奖懒罚勤”、“奖劣罚优”的副作用。

  很多地方的问责制,实行的是问错不问懒、问过不问劣,事情做多了、管多了,难免会出现差错,按照问责制,做事的人很有可能遭到问责。相反,那些无所事事的混混,反而会因为“无错”而免于问责。

  当然,笔者这样说,并不是为“问题者”开脱,而是觉得,对那些虽然没有出现问题,却在岗位上“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官员,更应当问责。

  所以,要想真正发挥问责的作用,让问责成为每一位官员头上的“紧箍”,就必须由目前的“问题问责”转向“制度问责”,用制度来判断和衡量一名官员是否应当接受问责,如何接受问责,应当问什么样的责。

  要实行“制度问责”,首先必须制定和完善政府的各项问责制度。要依据政府机关的工作职能、工作目标、工作职责以及群众对政府工作的要求,结合各地、各部门、各行业的具体实践,制定与该部门实际工作相对应的问责制度,做到有章可循。第二,要保证各项问责制度的落实。制度的生命在于落实。各级在制定问责制度的同时,更要出台保证制度落实的措施与办法,确保问责制度不会成为空架子和摆设。第三,要加大督查力度。问责制能否执行、能否落实,关键在督促检查。一方面要发挥政府效能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和人大、政协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进行民主监督,把“制度问责”推广到“民主问责”,用群众是否满意来判断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应当接受问责。

  如果每名官员的头上都有了问责这一“紧箍”,都有了工作不尽力就会被问责这根弦,我想,各种问题就会大大减少,各种事故、矛盾也会得到有效遏制。那么,也就不需要动辄进行“问题问责”了,更不需要掀起什么“问责风暴”了。因为,问责就在身边,谁还会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和政治前途开玩笑呢? 摘自《黑龙江日报》


 

哲学逻辑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本文所指的哲学逻辑,英文一般为Philosophical Logic,特指20世纪中叶开始兴起、至今仍方兴未艾的新兴逻辑学科群体。

  何谓哲学逻辑?从词义上讲,可以简单地说,哲学逻辑就是与哲学有关的逻辑或研究哲学领域中的问题的逻辑分支。从哲学逻辑的发展历程来看,最早被冠之以“哲学逻辑”的是模态逻辑,因为模态逻辑是在经典逻辑基础上研究必然性与可能性的逻辑,而必然性与可能性都是一些传统的哲学概念,当初正是为了强调模态逻辑是关于哲学的而不像数学逻辑是关于数学的而将模态逻辑称为哲学逻辑。陈波曾指出,把有些现代逻辑分支称之为哲学逻辑,并不仅仅因为它们与哲学有关,或者说它们的方法和成果具有哲学意义,而是说,这一部分逻辑直接研究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及一般方法论问题。从这一思路出发,陈波把哲学逻辑定义为“以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为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和一般方法论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个新兴的逻辑学科群体,它们都是逻辑的理论和形式系统。”他还依据这一定义将哲学逻辑分为如下四大部分:(1)基础部分,包括模态逻辑和多值逻辑;(2)本体论的逻辑,包括存在逻辑、时态逻辑、部分与整体的逻辑、莱斯尼夫斯基的本体论、构造主义的逻辑、唯名论唯实论意义上的本体论等等;(3)认识论的逻辑,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断定逻辑、假设的逻辑、知识和知识过程的逻辑、归纳逻辑(证据、确证、接受的逻辑)等等;(4)伦理规范的逻辑,包括行动逻辑、道义逻辑、命令句逻辑、优先与选择的逻辑等等。我认为,可以把陈波这里理解的哲学逻辑的含义与类型称之为狭义的哲学逻辑,或者叫哲学逻辑的传统含义或原初含义。1968年,美国逻辑学家莱斯彻出版了《哲学逻辑论集》一书,其中主要讨论了如下主题:自我指称陈述;直觉主义命题逻辑;模态逻辑;相信陈述的逻辑理论;多值逻辑;存在逻辑;非标准量词逻辑;概率逻辑;拓朴逻辑;断定逻辑;优选逻辑;道义逻辑;方法的讨论。2001年,哲学家戈布尔出版了《哲学逻辑》一书,该书的内容有:经典逻辑,包括一阶逻辑和高阶逻辑;集合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逻辑真;逻辑后承;模态逻辑;道义逻辑;认识逻辑;时间逻辑;直觉主义逻辑;自由逻辑;相干逻辑;多值逻辑;非单调逻辑;概率、逻辑与概率逻辑;条件;否定;量词;逻辑与自然语言。可以认为,上述逻辑学家所理解的哲学逻辑,基本上是这种传统的或狭义的哲学逻辑。

  但要看到的是,随着逻辑学特别是应用逻辑研究的不断拓展,被冠之以哲学逻辑名称的现代逻辑分支越来越多,狭义的哲学逻辑定义似乎难以覆盖已经出现且被冠之以“哲学逻辑”名称的各种逻辑分支。从目前国外的逻辑学文献来看,有这样一种趋势,即经典逻辑之外的任何非经典逻辑分支似乎都可以谓之哲学逻辑,或者,任何将经典逻辑应用于不同领域或学科而形成的各种应用逻辑分支都可以冠以哲学逻辑之名。有鉴于此,我认为,广义地说,凡是经典逻辑之外的各种非经典逻辑分支或应用逻辑分支,都可以不严格地谓之哲学逻辑。刘壮虎曾指出,哲学逻辑的最广的范围是指现代逻辑(仅仅指演绎逻辑,因为对于其他种类的逻辑是否是逻辑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中除经典逻辑外的所有逻辑,最窄的范围是指与模态逻辑类似的一类逻辑。应该说,刘壮虎的这一说法是符合哲学逻辑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哲学逻辑含义的狭义与广义之分,实际上反映了当代哲学逻辑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作为国际逻辑界研究的热门领域之一,哲学逻辑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其应用范围日益广泛,其所涵盖的逻辑学分支越来越多。

  从哲学逻辑在当代的这一发展趋势,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逻辑学的生命在于应用。从逻辑学兼具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这一性质来看,我们可以把逻辑分成理论逻辑与应用逻辑两大层面,这种分法近似于理论数学与应用数学的区分。可以说,理论逻辑制定出一系列完全抽象的机械性装置,它们只展示推理论证的结构而不与某一具体领域或学科挂钩,是“通论”性的;应用逻辑则是将理论逻辑应用于某一领域或某一主题,从而将这一具体主题与理论逻辑相结合而形成的特定的逻辑系统,它相当于逻辑的某一“分论”。从这种划分看,上述的哲学逻辑分支无疑属于应用逻辑分支。可以看出,哲学逻辑的发展之所以能长盛不衰、覆盖面日益广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将逻辑理论不断应用于新的领域、新的学科。确实,从理论上讲,逻辑学可以应用于任何学科、任何领域;也只有将逻辑理论应用于各门具体学科,解决这些学科中的一些问题,才能体现逻辑学的价值,保持逻辑学的旺盛生命力。

  第二,逻辑的研究范围在不断扩大,逻辑学的发展是多元的。如果把逻辑学分为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的话,哲学逻辑毫无疑问属于非经典逻辑。可以看出,随着当代哲学逻辑研究的不断拓展,逻辑学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扩大,传统的逻辑观念已经难以涵盖各种不同的逻辑研究,在逻辑研究与逻辑观念上,我们需要与时俱进。我们还要看到,逻辑学的发展是多元的,传统逻辑与经典逻辑如老树新花,正在焕发新的活力,而在传统逻辑与经典逻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新的逻辑分支更是如雨后春笋。新逻辑分支的发展道路,既可以是经典逻辑的原有之路,也可以是对经典逻辑研究方法与道路的“变异”或“转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学者提出的关于逻辑学研究的“认知转向”、“非形式转向”或“应用转向”是值得关注的。

  第三,逻辑学与哲学是紧密联系的。当代西方哲学与逻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逻辑学与哲学的相互交融。随着当代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的兴起,随着现代逻辑的不断发展,在西方出现了“逻辑的哲学化”与“哲学的逻辑化”趋势,哲学逻辑的兴起就是这一趋势的直接产物。现代逻辑与现代哲学的这种相互融合的特点,要求我们哲学工作者必须掌握现代逻辑知识,也要求逻辑工作者必须培养敏锐的哲学意识。 摘自《光明日报》


 

谈谈历史评价中的价值观问题


  对历史问题的评价,不仅涉及历史观,而且涉及价值观以及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关系等问题,有必要加以分析和说明。

  人们对事物进行价值评判或取舍,是为了认识什么有价值、什么无价值,进而更好地追求价值,获得更大的利益。换句话说,评价的目的在于有利于人们取得成功、获得利益。从表面上看,评价似乎是主体“随心所欲”的自由行为。但是,在这种看似自由的主体评价中,有些人往往忘记或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常识,即:人们是否能获取价值或达到预期目的,仅有主体的尺度是不够的,人类的实践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客体尺度的制约,即我们所说的客观规律。主体的需要或选择,只有在认识、遵从社会历史活动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样一来,就有了价值和真理的关系问题。理想、愿望和需求是主体的尺度,而真理是客体的尺度。人类为什么要不懈地追求真理?因为真理具有价值。真理对人类的价值就是,只有把握了真理,遵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们的实践才能成功。因此,真理和价值是统一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统一的。只有符合真理、合乎规律的价值评判和价值选择,才是正确的,真正有利于人们追求价值的实践。相反,不顾客观规律、一味从主观愿望出发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追求,会因为违反规律而导致失败,最终变成教训或无价值。

  在上述价值行为的机制中,价值活动实际上是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的互动,其中既有主体的尺度即“愿望”,也有这种愿望对客体尺度即“规律”的适应,也就是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结合。因此,价值选择虽然是主体的行为,但要受到客体规律的制约。背离客体尺度即客观规律的评价,会背离评价的目的,陷入评价的误区。同时,既然价值和真理是统一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是统一的,我们对客观历史事件的评价,就离不开正确历史观的指导。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是一种认知性评价,即以事实认识为基础、以反映客体本身的规律和尺度为主导内容的评价。唯物史观是我们评价历史、认识历史规律的正确理论和方法。

  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为例,我们对它的认识和评价,不能离开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事件发生的真正动机,必须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乃至世界,是一个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华民族,国内仍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的意愿,主张和平建国。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表明了和平的诚意。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顺应民意,以为重兵在握,短时间内就能消灭共产党,所以发动了内战。由此可见,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尖锐矛盾,才是当时这场战争的根源。如果离开了唯物史观,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正确认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源、性质和意义,因此也不可能对其作出正确的价值评判。

  与此相关的一个价值观问题,就是对战争的认识和评价。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使人们对历史上的战争有了更多的反思。同时,这种环境也增长了人们对战争(尤其是内战)的反感、质疑等情绪,甚或成为一种思潮。缺乏正确战争观的指导,是造成战争问题上认识误区的重要原因。在对战争的评价上,同样存在一个主体的价值选择与客观规律的关系问题。人们不喜欢战争、不希望发生战争。但是,这种“不喜欢”、“不希望”,终究也只是一种主观愿望。我们认识和评价战争,同样不能仅用主体的尺度,因为主体的尺度是要受到客体尺度制约的。为什么从古至今,人类历史上从未停止过战争?为什么人类制止战争、消灭战争的美好愿望迄今仍然不能实现?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根本问题。要不要战争,能不能制止乃至消灭战争,并不是仅凭人们的主观愿望就能够实现的。正确认识战争,离不开正确战争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斗争的最激烈的形式。纵观人类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无论是民族间的战争,还是国内战争,战争的根源在于不同集团的利益之争。当其他方式不能解决问题时,战争就不可避免。如上所述,我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就是由于当时国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只要还存在着政治、经济等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相互斗争,就存在着战争的因素。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同时,在价值取向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从历史事实出发,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并非反对一切暴力。当反动阶级用暴力维护其不人道的统治时,用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就具有人道主义的合理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代表了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

  今天,和平是我们的价值取向。但是,意识只能是意识到了的存在,这种选择也是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上和平的力量不断壮大,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战争。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时至今日,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因为战争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世界范围内从未停止的局部战争则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能用主观愿望代替客观规律。

  总之,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并非是主体随心所欲的行为,科学正确的评价应该是既符合主体的目的性,又符合客体的规律性。价值观不能代替历史观,评价不能代替认知,主观愿望不能代替客观规律。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基础,以得出符合历史客观规律的评价结果为目的。 摘自《辽宁日报》


 

倾听历史的别样讲述


  史即人生,人生即历史。具有深厚功底的历史学家,阐发令人深思的史论,让我们一起倾听历史的别样讲述,这就是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近期出版的《领导干部大讲堂•史鉴卷》。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清华大学秦晖教授、上海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室杨国强主任、北京大学董正华教授……这些耳熟能详的史学界泰斗,纵横捭阖的久远历史在他们的笔下任意驰骋。翻阅这些篇章,可以读出不同学者各自的个性特征。有的纵观全局、宏大博肆,如《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有的敏锐犀利、鞭辟入里,如《法家与秦制》;有的如同散文诗般优美婉约,如《明亡三百六十年祭》;有的化幽默于轻松行文之中,如《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语中国的陌生感》;有的反思近代历程的得失,如《科举制的废除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断层》;有的悲天悯人、缅怀史诗,如《海洋帝国的民主悲剧》……通过一部史卷的翻阅,能够与如此多个性迥异的史界前辈对话,何其幸也。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句古语一直为今人作为自警之语。经验的总结在于可以使人少走弯路,国家亦然。此套《领导干部大讲堂》丛书共分为六册,涵括资政卷、法治卷、史鉴卷、文化卷、领导艺术卷、礼仪卷,撷取政治大局、法治社会、历史传统、中西文化、为官方式、常规礼仪六个支撑原点,以高屋建瓴的高度与微观分析的深度,多侧面地审视国内社会的各个方面,汇聚智者之识、治者之才与仁者之义,协力铺就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臻至民生安乐、童叟怡然的盛世局面。摘自《石家庄日报》


 

历史风貌保护:发展中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可喜的历史性巨变。但中国的巨变,也引起了一些海外中国事务观察者的疑虑。如有对华友好的汉学家,开始关心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他们甚至担心,在北京、上海等日益国际化的中国大都市里,人们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规模地改变城市固有格局,使西方元素过多地侵蚀东方古典遗韵。

  这些善意的提醒当然非常可贵。不过,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还是非常注意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在进行着历史传承的保护性开发的工作。

  正在举行奥运会的北京,就以“人文奥运”为理念,对旧城改造进行了创造性的保护和开发。例如,具有悠久历史的商业街———前门大街便在迎接奥运、筹备奥运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从2002年起,前门大街作为具有代表性的风貌景观,被列入了重点规划项目,并于2007年春开始根据老照片进行复原。修缮之后的前门大街,换铺了青白石路面,再现了昔日

  御道的风采。在原有硬件设施得以复原之后,规划者并没有忽视传统商业文化内容的重现,召回了曾经的80多家老字号商铺。这使新的前门大街,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体现了如今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新的理念。

  在中国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从一开始就注重规划先行。上海分别于2003年和2005年,出台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和《上海市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保护条例》对于历史文化风貌区、优秀历史建筑以及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是原则性层面的,例如,不得擅自改变街区空间格局和建筑原有的立面色彩;除确需建造的建筑附属设置外,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对现有建筑进行改造时,应当保持或者恢复其历史文化风貌等。而《保护规划》则更注重操作性层面,规划制定了四大保护原则,即整体性、原真性、可持续性和分类保护原则,确定的保护对象有建筑、空间、城市肌理、绿化环境以及无形文化遗产。规划还对历史建筑进行了分类,分为优秀历史建筑和一般历史建筑。一般历史建筑又分为甲等和乙等两种。可以说,这两个重要的法规和规划,让上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半功倍。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经济的发展,不仅为历史风貌区的保护提供了财力,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对外文化交流和历史认知方面的自信心。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土山湾的重新认识。

  土山湾的核心区域,集中在徐家汇。这是一处曾经延续了百年文化的老上海地标,一处曾经西学东渐的集散地,一处学堂、教堂、修道院、藏书楼、圣母院、博物院、天文台、印书馆等传教和文化教育机构林立的文化高地。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研究中,土山湾往往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罪证。而今天,自信的上海市民和中国学者,开始看到其作为上海早期对外文化交流历史烙印的一面。在今年一次关于土山湾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呼吁,不能仅仅看重土山湾遗址周边的时尚价值,更应该发掘其历史文化底蕴,从而使之成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一个文化高地。 摘自《解放日报》


 

文化的力道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软实力”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本文旨在以“民族文化”、“企业文化”和“媒介文化”三重视野解读“软实力”的丰富内涵,尝试总结增加文化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方法和途径。

  ——题记

  历史有足迹,文化有力道。五千年的历史,卷帙浩繁,传承着先哲的智慧;五千年的文化,绵延不绝,蕴含着文化的力道。中国的文化,是五千年来中国人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瑰宝,更是奇葩。

  民族文化:汇集地域吸引力

  民族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凸显地域吸引力,就能愈发凸显民族文化的吸引力,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基本立足点。

  提起中国,不仅是长城、故宫、颐和园,也不仅是饺子、烤鸭、满汉全席,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多样的民族文化和谐共生,铸就了中国民族文化与生俱来的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魅力品格。因此,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要着眼于增强民族文化的地域吸引力,从三个方面入手增强文化的力道。

  一是扎根中国的语言文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造字方法,让汉字充满了智慧和神秘。值得担忧的是,我们习惯了在电脑键盘上的敲敲打打,很难适应笔墨纸砚的相得益彰;我们编织了多种新新人类的网络符号和语言,却淡忘了圣哲先贤的文学、文化和文脉的积淀经典。我们正在传承中肆无忌惮地演绎,而忽略了它们曾有的本义。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增强文化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需要从民族文化的语言文字做起,写好中国字,说准中国话。

  二是秉承中国的风俗礼仪。中国人口众多,无规矩不成方圆,无风俗礼仪也无所谓传统。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我国的很多年轻人对过圣诞节比过春节还热衷,认为吃汉堡比吃饺子上档次,对“仁义礼智信”的教育则视为老得掉牙、土得掉渣。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的文化需要在新的时代丰富新的内涵,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的风俗礼仪资源进行再挖掘和再推广,将直接影响到中国人内部向心力和文化自豪感。

  三是保护中国的地理风貌。中国地大物博,历经千年,地理风貌和城市规划各有特色。有北方城市建筑的大气、有南方城市建筑的秀美。值得担忧的是,我们在加速工业化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对传统建筑风貌保护的力度不够,因此,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是清一色的钢筋水泥浇灌的大楼林立。虽然,我们需要建大楼、需要城市化,但我们不能以告别“四合院”、告别“胡同”为代价,更不能简单地拆除旧貌换新颜。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城市规划的人居智慧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宝贵的物质遗产。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中国特色建筑将赋予更多的使命。

  企业文化:打造社会影响力

  企业文化具有突出的社会影响力。知名的企业和有特色的企业文化,不仅能让在国内名声鹊起,更能享誉国际社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支撑点。

  提起中国的企业,大家常谈到海尔,也知道海尔的企业文化,如“真诚到永远”、“日事日毕,日清日高”。海尔的发展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国家,再到一个世界。海尔作为中国的企业,为国家带来了效益,争得了荣誉。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一个海尔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要着眼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打造有特色的企业文化,从三个方面增强文化的力道。

  一是培育企业家精神。中国的发展不是缺少大企业,而是缺少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在百度百科的词条中,就有人总结企业家精神为: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冒险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合作是企业家精神的精华,敬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动力,学习是企业家精神的关键,执著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色,诚信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石。“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和“商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没有培育出百年企业,有的只是百年老字号和招牌。提升国家软实力,需要从企业文化的企业家精神开始,要培养具备创新、冒险、合作、敬业、学习、执著和诚信精神的企业家。

  二是发展民营企业文化。提起“浙商”,就会给人一种响当当的感觉。以“走遍千山万水、道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蜚声海内外的浙商,让我们感受到了民营企业的活力,更感受到了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中国不乏优秀的民营企业文化,从大家熟知的徽商、晋商,到现在的浙商,民营企业文化一直存在,一直在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需要发展民营企业文化,需要宣传他们文化的力道。

  三是做好国有企业文化。中国企业与国外竞争对手的差距更多地在管理上,而不是在规模上。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如中国石化、中国银行都是国有企业,都是国家重要的经济命脉。而国有企业的管理和国有企业的文化将直接影响国有企业未来的发展。国有企业在我国承载了太多的使命和责任,国有企业改革也在攻坚克难中整合自身力量,在披荆斩棘中集聚行业优势。做好国有企业文化,探索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和国有企业文化,将直接推动国家软实力在更高层次的提升。

  媒介文化:增强人文感染力

  媒介文化具有独特的大众传播性。有影响力的媒介文化,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放大点。

  媒介传播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关注媒介文化,就是关注国家软实力。因此,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要着眼于加强对媒介文化的理解,从三个方面增强文化的力道。

  一是审视电视媒体。电视传播早已经融入了大众生活,其传播的内容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电视中播放内容多、占用时间较长的是电视剧。值得担心的是,中国的电视剧更多的戏说、演绎和无数次的翻拍、重演。孰不知,过多的戏说就是篡改历史,它带给青年儿童的将是“先入为主”的历史错觉,在歪曲历史中仅供娱乐。提升国家软实力,从电视媒体开始,从电视剧开始,要兼顾商业利益和文化传承两个方面,增加媒介文化的力道。

  二是支持平面媒体。平面媒体中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每周每月都能看到很多新报刊和杂志的诞生,同样,每月每周也有很多报刊和杂志如流星陨落。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竞争也是空前的。国外关于时装、美容等杂志强势进入,中国平面媒体也面临着抉择。提升国家软实力,需要以更多的人文情怀留意下国内的报刊和杂志,要多关注和支持国内平面媒体的发展。

  三是运用网络媒体。网络媒体的背后是强大的网络经济,近年来,电脑在国内的普及是空前的,网络媒体的发展也是异常迅猛,网络淘金热掀起了一轮又一轮。从门户网站到网络游戏,再到网络互动平台,从Web1.0到Web2.0,再到WeN.0,网络媒体正在改变着经济形态、改变着社会组织形式,更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国软实力的提升,需要网络媒体的助推,注入更多中国特色的人本文化,在网络媒体传播和网络文化中占得先机、赢得美誉。

  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需要在汇集地域吸引力、打造影响力和提升人文感染力中,立足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基本立足点,找准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支撑点,把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放大点,凝心聚力,形成中国文化的力道,聚文化整合之力,求国家发展之道,为中国经济腾飞、社会和谐注入动力之源。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上海分配制度改革的经验


编者按

  近年来,党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于2007年初提出了构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办院目标。2008年,在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上海社科院也迎来了建院50周年。作为智库型研究机构,上海社科院的专家学者认真总结我国和上海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城市建设、法制与民主、社会与民生等方面的成就,并对未来的发展做出前瞻性思考。本报今摘要发表其中部分成果。

  上海收入分配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多年的发展和变迁,形成了一些体现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基本经验。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成果可以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一是工资增长稳定,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目前已经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令人瞩目,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二是上海要素市场发展迅速,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明显。上海以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为目标,在市场化改革的浪潮中始终走在前列,近几年更是发展迅速,已初步建立了综合性要素市场,不仅有效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为居民拓宽投融资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了有力的平台。虽然目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总体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并不高,但这几年却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三是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并且由此推动了国企内部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和发展。国企分配制度改革在上海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完善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不断得到规范和完善,从传统的统一上缴、统一分配到企业利税分离,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正在不断加强;第二,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收入决定机制趋向健全,改变了传统的政府决定企业内部分配的机制,企业分配的市场化导向日益明显;第三,法人治理结构愈加规范,为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制度深化改革提供了良好的体制和机制环境。

  四是上海社会保障系统基本上实现了广覆盖,为推进社保改革提供了探索。上海初步形成以“城保”、“镇保”、“农保”、“综保”等基本社会保险为主体,适应城乡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各类参保人群总数突破1300万。

  五是上海经济发展中保持了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关系,比较成功地处理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海收入分配三十年变迁,一方面实现了收入快速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基本上保持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关系:基尼系数尽管从发展趋势来看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是基本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

  (一)上海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始终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过程,重大的分配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都首先表现为一次次的解放思想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上海与全国一样,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首先发轫于收入分配理论的创新。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从先富后富到共同富裕,再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确立,再到坚持公平公正的科学分配观,都经历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和发展。

  (二)上海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启动拉开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分配制度改革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利益激励和动力。中国的改革首先起始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换句话说,无论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都是从放权让利开始,从宏观的利益分配关系调整入手,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手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通过利益关系调整及其再分配,为整个改革的启动和深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激励机制和内在动力机制。

  (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促进了上海的对外开放进程。建立多元化收入分配制度,尤其是确立按照要素贡献大小决定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调动起各种生产要素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通过市场化利益分配机制,为上海积极引进外资,全面对外开放创造了必要的激励条件,从分配制度上为上海吸引外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为上海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泉。与全国一样,上海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逐步打破了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确定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成功地创造了“上海效率”的奇迹,收入分配多元化的激励机制也充分释放了创造财富的一切动力源泉,极大地提高了上海经济在微观层面的运行效率。

  (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遵循了循序渐进型的改革大原则。与我国整体一样,上海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经历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由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再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共同发展,最终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等几次理论和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基本上遵循了改革的循序渐进型的原则,避免了分配制度改革的大起大落。

  (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步形成了国家、企业、个人共赢的格局。上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分配关系不断趋于合理,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多元的分配形式使居民储蓄、存款以及金融资产大量增加,个人所得份额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政府所得也在逐年增长,企业所得份额在相对稳定中略有上升;收入分配改革初步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扭转了过去过分强调国家整体利益而忽视微观主体利益的倾向,初步实现了国家、企业、个人共赢的格局。

  (七)上海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比较好地处理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平型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唯一的经济高速增长未必是经济增长的奇迹。从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来看,只有保持了公平型的高速增长才能够称之为经济奇迹。上海的改革和发展,以分配改革为突破口,通过调整和理顺分配关系,创造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利益驱动,为改革的全面深化提供了重要的外部保障,这是上海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最大成果和经验。 摘自《文汇报》


 

上海文化的前世今生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是上海文化建设日受重视、文化设施迅猛发展、文化法规日趋完善、文化管理日趋科学、文化产品姹紫嫣红的三十年,是开埠以来上海文化历史上灿烂辉煌的三十年。

  上海三十年文化的发展,受三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即江南文化传统、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传统与计划经济时代上海文化传统。这是三种依次递嬗又有明显不同的文化传统。

  上海所在的江南地区,六朝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形成了有别于齐鲁、巴蜀等其他区域的江南文化,以重商、重生(重视生活)、精致、灵活为特点。开埠以后,上海作为移民城市,人口来自五湖四海,但其大半来自江南,所以,江南文化实为近代上海文化的底色。江南文化加上汹涌而来的西洋文化,化合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开埠以后,上海城市飚发电举,异军突起,半个世纪不到,就成为中国特大城市,一百年不到,成为远东巨埠,世界第五大城市。文化方面,则由出版中心、西学输入中心,而报刊中心、电影中心、艺术表演中心,而文学创作中心、文化交流中心与鉴赏中心。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北方文化人大批南下,上海成为硕大无朋的文化中心,世界闻名。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八点: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二、与时俱进,灵活多变;三、见贤思齐,融合中西;四、追求卓越,敢为人先;五、重商务实,爱国反帝;六、遵章守法,优雅宽容;七、设施先进,人才荟萃;八、文化中心,引领潮流。这一局面的出现,一是由于特定的中外关系,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二是由于特殊的政治格局,一市三治;三是由于特别的历史环境,上海的高度发达是与其他城市和内地严重不发达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繁荣,可以称之为畸形繁荣,也可以称之为痛心繁荣、揪心繁荣,因为造成这种繁荣的条件,是以国家部分主权的丧失为前提的,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能容许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近三十年间,即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城市功能发生变化,由外向型变成内向型,以商为主变成工商并重,城市人口则由川流不息变成静水一汪。由于西方世界对中国外交封锁,两大阵营冷战对峙,上海外侨基本撤走,上海先前与西方广泛而频繁的文化联系基本中断。上海的报纸、杂志、出版社、文化团体,或并或停或迁移北京,文化人才成批北上,或从政,或改行。由于阶级斗争笼罩一切,文化市场日渐萎缩,文化品种日趋单一。政府对旧的文化事业进行改造的同时,对新的文化事业进行统一规划,建立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等艺术团体,改造或兴建文化广场、大舞台、音乐厅等文化场所,建立戏剧学院、舞蹈学校等学校,建立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等。但总的说来,计划经济时代,重视政治,忽视社会;重视经济,忽视文化;重视一统,忽视多元,上海文化事业发展缓慢,投资极少,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文化创新能力锐减。解放初期上海有剧场一百多个,到70年代后期,只剩下三十多个。70年代末,上海国民经济建设全部投入资金为235亿元,文化建设投资只有1亿元,仅占0.4%。从反胡风、“反右”到“文革”,更使一大批文化人遭受打击与迫害,元气大伤。

  计划经济时代,就文化产品而言,上海也有一些不俗的表现。京剧《智取威虎山》,越剧《红楼梦》,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大型工具书《辞海》的编修,《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都是其中突出者。上海知识分子在理论创新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1957年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在阶级斗争声浪日高的时代高扬人道主义旗帜。1959年李平心发表《论生产力性质》等一批论文,面对唯心主义的喧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体现了上海文化中创新求真的传统。与此同时,追求卓越、见贤思齐、融汇中西等传统,在上海人工作精神、生活态度、文化情趣中依然有所体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上海城市进入快速发展新时代,上海文化建设也进入了繁荣昌盛新时代。

  三十年,上海文化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9年,开始重视文化作用,着手规划文化发展蓝图;第二阶段,1990-2000年,文化设施建设迅猛发展,文化产品量多质优;第三阶段,2001-2008年,文化设施再上台阶,向建设文化大都市迈进。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此后,历届上海市委市政府都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三十年间,由开始重视文化,到制订文化发展战略,到要求全面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到建设国际性文化交流中心之一,再到建设文化大都市,认识逐步加深,指标逐步升级,上海对于城市文化定位与建设“四个中心”、实现“四个率先”的宏伟愿景,终于相互匹配。

  从实践层面看,上海对文化建设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文化设施日趋完善。上海文化建设总投资,“六五”规划期间为400万元,“七五”期间为5.3亿元,“八五”期间为52.6亿元,“九五”期间为93亿元,“十五”期间达到200亿元。投资以几何级数增长。与此相一致,上海文化设施建设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东方绿舟等,一幢又一幢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一片又一片风姿各异的文化园地次第开辟。上海举办的各种文化节,诸如国际电影节、国际艺术节、国际电视节、国际音乐节、国际动画节、国际摄影展等,影响越来越大。

  从管理层面看,历届市委市府不仅在体制上有专门机构负责,而且在机制上,在文化资助、文化管理方面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走出了一条新路,诸如设立文化发展基金会、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设立文化稽查总队、建立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指标体系,既突出主旋律,又坚持多样化,既重视政治方向,又强调社会效益,既强调文化创新,又注意延续历史文脉。

  至于文化产品,无论是新闻报业、教育、出版、广播、电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体育、旅游,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科学技术,上海都有全国著名、国际知名的品牌产品,获得全国各种奖项的,包括百花奖、金鸡奖、文华奖、图书奖、科技进步奖、优秀成果奖、五个一工程奖,不胜枚举,在国际上获得奖项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上海理论界发扬求真创新的传统,有许多重要创获,从《于无声处》、《伤痕》对“文革”的反思,到巴金对说真话的倡导,再到启蒙旗帜的高扬,人文精神的讨论,在全国都有重要影响。

  回顾三十年上海文化历程,可以明显地感到,上海在近代形成的海纳百川、与时俱进、融合中西、追求卓越等传统,正在得到继续与弘扬,上海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影响力正在逐步提升。 摘自《文汇报》


 

警惕农村文化遗产的消失


  农村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然而近年来,因过度开发、传承人断层、大量文物贩子涌入等原因,宝贵的农村文化资源正日渐萎缩。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指出,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数在农村,文化的多样性也在农村,保护农村文化遗产迫在眉睫。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文化的根、大量文化遗产的载体都在古村落里,如果没有村落,这些民间文化遗产也就没有了。

  然而,在一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很多传统民居已经被不伦不类的小洋楼取代。一些开发商更是将一些古村落变成景点,在村落里涂红抹绿,编一些伪民间故事。由于没有相关的保护法规,古董贩子乃至外国人在农村尤其是古村落廉价搜寻宝贵的文化遗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农村建设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洋楼,不是简单的建新村建洋村,而是要结合实际,使本地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古老村落和建筑得到保护,并使之焕发生机。因为村庄不仅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而且还有作为意识形态领域方面的政治体现、艺术欣赏、历史见证的作用。农村历史文化保护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议题。

  为了不让宝贵的农村文化遗产消失,笔者认为,应该对农村文化遗产的现状进行全面调查,将具有文化特色和遗存的村落进行分类,对民俗去粗取精,使之更集中、更系统、更纯粹,在具体工作中,有针对性地制定切实的保护方案。不仅要保护农村有形文化遗产,对无形的农村文化遗产诸如民间故事、音乐舞蹈、节日习俗等,也要努力使之得以传承。同时,通过新闻媒体和农村宣传阵地,大力宣传新农村建设的正确含义以及农村文化遗产保护对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按照“因地制宜体现特色、量力而行务求实效”的原则,防止“跟风”和“克隆”,培养农民群众尊重和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引导和鼓励他们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农村文化遗产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并且要加大对农村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力度。设立农村文化事业专项经费,支持农村文化事业专项经费,适当向现有文化遗产保护倾斜。 摘自《山西日报》


 

怎样对待孔子,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孔子是人不是神。把孔子推上神坛的是后人,并非孔子的过错。在2500年前孔子的思想和成就能达到那样的高度,确实了不起,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和尊重,其中今天仍有价值的部分应该很好珍惜利用。把孔子和儒家学说说得一文不值,是极端和片面的,把孔子作为神来膜拜,把儒学作为《圣经》来推崇,也是非理性的。这两种极端的观点将越来越没有市场。

  儒家学说在“人和”、“仁爱”、伦理、道德、修身、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等方面思想丰富、论述精彩,是个巨大的宝库。我们不应以今天的立场、观点去苛求古人,不能要求他提出现代社会才有的“民主”、“科学”和“法制”概念,也不能指望孔子学说给我们提供现成的济世良方。

  今年9月28日,是孔子诞生2558年的日子。孔子生日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教师节。

  台湾继承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时的规定,把孔子生日定为教师节。香港也是把孔子生日定为教师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都以孔子的生日为教师节。就连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1971年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立法,把孔子诞辰定为全国教师节。

  中国1951年将劳动节与教师节合并,1957年干脆取消教师节。时隔28年后国家决定恢复教师节,这当然是个进步,但却将教师节定在9月10日,这显然是个刻意回避孔子生日的选择,这在当时“批林批孔”影响未消的情况下,似乎也可以理解。但要求把孔子生日定为我国教师节的呼声近年来愈来愈高。

  外国把孔子生日定为教师节,孔子的故乡却不敢或不愿意;同是中国领土, 台湾和香港的教师节是一个日子,大陆又是另一个日子。这种尴尬该不该结束?中国的教师节到底选在哪一天更好?过去的规定可不可以根据多数国民的意愿作必要的修改?这里显然有个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

  中共中央决议和“十一五”规划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前提下,要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对中央和国家规划中提出的要求,我们究竟落实得怎样?就以“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来说,我们的思想文化教育部门有没有认真下功夫,帮助人们弄清楚,究竟那些东西可称之为“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其中孔子和儒家学说中有没有“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成分,如果有,具体是哪些主要方面。如果不敢或不愿意具体化,那么所谓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多半只能停留在口号上。这里也存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

  笔者认为,今天在怎样对待孔子,怎样对待儒家学说,怎样对待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等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条件和环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因为:一、围绕这些问题经过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的激烈争论,经过好几波批孔批儒和护孔护儒的思想交锋,经过近二三十年卓有成效的学术探讨,尽管争论和分歧仍然存在,但人们已在总体上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二、随着暴风雨式的革命年代的过去,人们可以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平心静气地探讨问题,学术气氛自由活跃。三、中央积极提倡和鼓励对我国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和发掘,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其中优秀部分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服务。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如何看待五四运动以来的批孔批儒问题上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

  笔者认为,五四运动是为迎接中国一场空前的革命浪潮到来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新力量要代替旧势力,被压迫者要反抗压迫者,必然要冲破思想牢笼,而长期被用来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的儒家思想必然被那些受现代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认为是革命的障碍,因而成为批判的靶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批孔批儒具有时代的必然性,也有进步意义。

  但批孔批儒的教训,是在总体上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理性地看待孔子和儒家学说,有明显全盘否定和无情埋葬的倾向。历史上某些批孔先锋人物后来也承认,批孔搞“过了头”。其结果,除了造成人们思想混乱,无所适从外,既不可能做到全盘否定,更不可能做到彻底埋葬。应该看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有过时的、陈腐或有害的成分,也有许多有益的、有恒久价值、迄今仍与中国文化、人们思想行为无法割裂的成分。

  回过头来看,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批判,不应该作为敌对思想加以全盘否定和抛弃,而应作为一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理运动。通过评析和清理,分清儒家学说中的良莠,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五四运动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上积贫积弱的道路归罪于儒家学说,也不能令人信服,主要还是腐朽没落的封建政治制度导致的必然结果。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话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

  毛泽东作为五四运动和批孔批儒的积极参加者,他的这些话可以视为对批孔批儒的总结和对传统文化应持的态度。他首先肯定我国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当然也包括儒家文化;其次指出了新与旧的历史联系,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是从古代旧政治、旧经济和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再次,指出对传统文化要清理和总结,剔除糟粕,吸收精华,认为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其四,强调对传统文化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如何认识孔子?如何认识以他为代表儒家学说?是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可回避的问题。

  首先应该承认,孔子是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儒学虽有糟粕,但有重要价值。之所以这样说,因为:

  一、孔子是传承中华文化遗产的伟大功臣。他以广博的知识,劳苦一生,收集整理他以前的古代文化遗产,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孔子这些劳动成果,古代中华文化会留下多大的空白。仅此一点,我们后人就应该对孔子表达敬意和感激。

  二、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经主要传承者孟子和荀子的发展、丰富和提升,儒学成为从个人伦理道德、修身养性到统治阶级治国平天下一整套的理论思想体系,成为2000多年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影响深广。中国的历朝历代,没有一个能超脱儒家学说的影响;每个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人,包括反孔反儒人士,谁都不能说他的思想行为找不到儒家思想的影子。因为儒家思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古代社会那些具有普遍价值或被普遍接受的思想观念的继承。今天,我们社会悄然兴起的《论语》“热”和新儒学风潮,说明儒学中的一些合理有用的成分,至今仍为社会所需要、所呼唤,仍具有生命力。

  三、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也是公认的世界最早的伟大教育家。他开了私学教育的先河,相传一生培养3000弟子,72贤人。他从教育思想、理论到教育方法和治学精神,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今天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孔子的生日定为它们的教师节,这表明世界对孔子在教育方面贡献的肯定和尊重。

  四、孔子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中国文化人,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早在400多年前,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就把儒学经典翻译成拉丁文介绍到欧洲。儒学对许多国家,特别是18、19世纪的法国影响很大,法国伟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对孔子推崇备至。1844年,美国著名学者爱默生称“孔子是中华教育的中心,是哲学上的华盛顿”。1772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历史名人录》,孔子名列榜首。历次世界文化名人、世界圣人、世界最有影响的人物的评选,孔子总是位居前列。据报道,《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孔子”词条多达400多则。今天世界不少国家的“中国城”和公园有孔子塑像。近些年全世界建有孔子学院、孔子博物馆100多所,成为学习汉语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阵地。

  孔子与世界同在。中国人应为有孔子这样的历史人物而感到骄傲。

  但孔子毕竟是历史人物,他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必然深深打上2500年前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必然有阶级局限性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他所宣扬和主张的那一套不可能都正确,更不可能都适合今天的需要。我们更不应以今天的立场、观点去苛求古人,不能要求他提出现代社会才有的“民主”、“科学”和“法制”概念,也不能指望孔子学说给我们提供现成的济世良方。

  孔子是人不是神。把孔子推上神坛的是后人,并非孔子的过错。在2500年前孔子的思想和成就能达到那样的高度,确实了不起,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和尊重,其中今天仍有价值的部分应该很好珍惜利用。把孔子和儒家学说说得一文不值,是极端和片面的,把孔子作为神来膜拜,把儒学作为《圣经》来推崇,也是非理性的。这两种极端的观点将越来越没有市场。

  还有一点人们已经明确,儒学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诸子百家中的墨家、道家、法家、兵家等也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互相对立又互相渗透,但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不可取代。我们现在有条件对所有各家,包括两千多年中的各种思想文化进行清理总结,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古为今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正确认识和对待孔子和儒家学说,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同时,必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的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好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应该承认,儒家学说在“人和”、“仁爱”、伦理、道德、修身、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等方面思想丰富、论述精彩,是个巨大的宝库,应该很好发掘,经过推陈出新的改造,为构建和谐文化和和谐社会服务。 摘自《新华网》


 

怎样正确判断形势


  对形势的不同看法、不同判断,关系到政策的制定、人心的稳定与工作绩效的肯定,关系到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关系到我们的认识水平和政治鉴别力,关系到个人与组织的进取精神,关系到我们未来的行动走向。如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如同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就会“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其后果不堪设想。怎样看待形势,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怎样分析现在的形势,对现存状况作出判断,二是怎样预测未来的发展变化。任何一种分析、判断、预测都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在众多的因素面前,怎样才能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判断呢?

  首先要善于从政治的高度判断形势。政治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保证,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什么是政治?代表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最根本利益的就是政治。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经济建设则是其中心,因为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为了保证和促进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离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离开现代化建设谈政治、谈形势,将会犯方向性错误,这也是无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应当铭记。

  其次,要从影响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关系中去看形势。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关联度很高的有机系统。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因为这些重大关系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格局,具有定位和统率性的作用。江泽民总书记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讲了十二种关系,它们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份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对这些带有全局性的关系的处理情况,是我们从整体上判断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重要依据。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上述各种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会发生变化,我们的认识和判断形势的这些依据也应当加以调整。

  三是从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看形势。社会的发展都有一些关键的要素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如政党、政府与政策,纲领、路线与方针等。同时社会发展还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在每一发展阶段,都有一些特殊的要素影响着事物的发展的进程,对它们的变化、功能情况必须予以密切关注。如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变革中的所有制改革问题、政治体制变革中的政府机构的缩编减员、转变职能问题等。

  四是从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去看形势。就形势而言,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肯定成绩,有利于鼓舞信心,形成对形势的积极的看法;正视存在的问题,能够帮助我们冷静地分析形势,做到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孤芳自赏。必需注意的是,在判断形势时,对现阶段主要矛盾、主要问题的解决情况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在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中,我们对形势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解决问题的情形来判断的,而成就也是通过对问题的解决体现出来,同时这些矛盾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我们应当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调整我们的认识,修正我们的结论,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框住生动活泼的实践。孤立、静止地看问题方式从来就是错误的。处在新世纪前夜的中国,正面临腐败问题、国有企业问题、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社会问题、社会秩序等问题的困扰,但党中央、国务院正视现实,勇敢地迎接挑战,“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庄严承诺和一年来扎扎实实的行动,使我们对中国的发展更充满了希望,对形势的看法也更加乐观了。1998年10月,“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进行的一项对地厅级干部的调查表明,90%的党政干部对1998年的社会形势持肯定态度,这一评价比1997年的调查结果要好。他们认为在一些非常棘手的难题上(如金融秩序、政府机构改革等问题),我们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这些评价都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社会形势的总体看法。

  五是从各种主要的比较中去看形势。主要包括与历史的比较,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才能在动态的形势中认清自己的方位,找准发展的目标与重点。通过与历史的比较,看到我们的进步,增强我们的信心,提高我们挑战困难的勇气;通过与其它国家或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比较,明了我们发展的不足,清楚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在正确判断形势之时,激发起我们的危机感、使命感、紧迫感。

  六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去看形势。实现富强、民主与文明之国家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而目前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大形势、大坐标,想问题、谈认识、出对策,都必须以此出发。操之过急与消极悲观都是正确判断形势之大敌。

  七是从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中去看形势。必须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时代主题缺乏客观、正确的认识。如体现在外交上,从“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到“一条线”的战略,从“打了仗再建设”到内容十分具体的备战经济,我们对时代的认识始终停留在“战争与革命”上,错误的时代观必然导致对形势的错误看法,进而采取种种的错误行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鲜明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科学判断,这不仅使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外交形象,争取了主动,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而且这种积极、健康、科学的思维也深深影响了我们对国内形势的算法,影响了我国方针、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在全球越来越融合和趋向一体化的时代,无论是判断一个地方的形势、一个国家的形势,还是全球的形势,都离不开对时代主题的科学认识。

  八是从现在的形势去看未来的形势,从未来社会的走向看现在的情况。这是一种双向思维与逆向思维。我们对未来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目前情况的分析。这是常规的思维和作法,而且比较有效。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将此推测、演绎绝对化,因某些可能给未来带来巨大变化的关键因素也许现在还未萌芽。这种必然性中的偶然性,可预测性中的不可测性使世界变得丰富多彩,也使我们增加了一个分析问题的参照点,这将会改变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就像一个人预测自己将来可能会怎样,而对今天的行为给予新的解释、赋予新的含义一样,因为在这种解释中潜在地具有了未来的意义。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从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看眼下的中国,从改革的目标看改革过程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发展来解决——积极的对待现存的问题态度),与我们采用传统的、单向的、顺向的思维得出的结论,是大不相同的。

  正确判断形势需要有正确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要用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具备了这些条件,就能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对各种不同形势(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地区的、国家的、全球的,具体的、综合的,等等)作出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 摘自《人民网-理论频道》


 

奥运让我们更热爱运动


  北京奥运会已经闭幕,满怀激情天天看电视的你,是否有冲动开始自己的运动生活?奥运会的各类项目,哪一项适合你?

  按照通常说法,每周参加体育运动不少于3次,每次30分钟以上并达到一定强度的才能被称为“体育人口”。按照这个标准,你是“体育人口”吗?算一算,你有多久没有运动了?

  通过北京奥运会,我们惊叹地发现,运动员的竞技生涯可以延伸得很长很长。60多岁依然可以凭着老到的经验在马术比赛中获胜,50岁可以如栾菊杰一样击剑,40岁可以像托雷斯一样劈波斩浪,30多岁还可以像萨乌丁一样跳水、像张宁一样打羽毛球……如果你足够热爱体育,你可以在奥运赛场上坚持到老。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参加奥运会比赛也许只是个梦想,但体育与运动却可以伴随我们一生。

  人口不足300万的加勒比海国家牙买加,目前在北京奥运会上所赢得的奖牌已经达到9枚。如果按平均值来看,该国每30万人就拥有一块奖牌。据介绍,在牙买加,任何一个小孩子长到4岁,只要身体健康,就得开始奔跑并一直奔跑,他们最喜欢的运动就是奔跑。“飞人”博尔特就是12岁那年在学校的一次运动会中被教练发现的。

  我们之所以公认田径、游泳更能代表一个国家的体育实力,并不是说它有更高的含金量,主要还是因为这些项目体现了人类最基本的运动能力;而足球、篮球之所以有更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它的参与性更强,在世界上拥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之所以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体育强国,恰恰是因为在这两类项目中的实力还有待提高,而这两类项目实力的提高,恰恰都需要你我的广泛参与,需要有一个宽广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的词汇中,并没有“体育”这个词。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崇尚运动的国度。据考古发现,我国弓箭的应用可以追溯到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射箭更是古代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技能,周代已经就被列入六艺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从敦煌保存的各种资料来看,至少有20余种体育运动在宋元之前已成为中国人的经常性活动。这些体育运动包括射箭、摔跤、相扑、体操、健美、举重、游泳等等,其中的许多项目与现代体育运动都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项目以娱乐和民间竞技的成分为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在四季更迭中、在春耕秋收间的自娱自乐。现代社会,我们需要职业运动员为我们奉献精彩的比赛,但运动并不是哪些人的专利,我们同样也需要通过体育运动娱乐强身。

  民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及广度对于一个国家至关重要,拥有了每一个健壮的个体,自然会有一个健康的国家。奥运之后,愿更多的人爱上体育运动,使它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针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这在历史发展新时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科学发展观要着重解决的是自然、经济、社会以及人口、资源、环境如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直接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针,也是当代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针,我们必须正确领会和把握,将其化为我们的思想和自觉实践,才能确保广西顺利抓住和用好机遇,科学应对问题和挑战,促进科学发展、加快发展、跨越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转型,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涉及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资源优化利用、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诸多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然面对经济成分多元化、所有制关系大变动、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大分化的复杂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必然遇到意识形态领域各种社会思潮大碰撞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反映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的深刻变化,如果不能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去谋划,是很难有效应对的。

  后发展、欠发达地区更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广西作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已伴随国家经济一起深深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经济社会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必然在广西经济社会领域反映出来。而广西作为一个特殊区域,还同时面临特殊的问题和矛盾。从宏观层面看,广西受世界经济环境变化以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影响。从微观层面看,广西相对于全国整体发展水平,经济实力不强,发展质量不高,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滞后,结构性矛盾突出;区域、城乡差别较大;民生问题和矛盾比较突出。面对诸多的严峻挑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广西实际,理清科学发展的思路和对策,找准适合广西实现科学发展、加快发展、跨越发展的新路子。

  抓住和用好发展新机遇,更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广西发展的新机遇,体现了国家对广西的关怀以及对广西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要将这一重大历史性机遇转化为现实的成果,必须有一整套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配套措施。一是建立科学发展的机制。包括科学的决策机制、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机制等等。二是培育和锻造广大民众特别是干部的科学发展精神。着力转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实践的指南,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要敢于大胆地冒、大胆地闯,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要勇于抵制、敢于纠正。三是大力倡导全局发展观念。广西是全国棋局的一颗棋子,又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广西的发展战略要充分考虑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图,广西区内各行政区域的发展战略也要充分考虑广西全局的发展,统筹兼顾、通盘规划、协调合作发展避免各行其是、各自为战。四是强化科学的风险观。广西虽然迎来了重大的多重性发展机遇,但机遇的把握和利用,转变为现实的成果,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广大干部群众的务实行动。如果决策不科学、努力又不够,我们就可能承受错过机遇、失去机遇或者低水平、不充分地利用机遇的风险。

  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而提出来的,只有深入贯彻好落实好,才能实现广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摘自《广西日报》


 

论发展生产力与提高文明素质相结合


  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既重视物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高度概括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是坚持和推动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相结合的重要指导思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一个重要结合点

  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是党的十七大概括的改革开放宝贵经验之一。它强调既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又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把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

  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相结合,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同时,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生产力的主体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强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的文明素质程度的有机统一。

  所谓人是生产力的主体,是指生产力本身就是人类在生产过程中把自然物改造成为适合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的力量。生产力的直观表现是各种物质资料,而其实质是人的力量。人类生产各种物质资料、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的需要是生产力的原动力。所以,不能脱离人来谈生产力,不能脱离人的需要来谈发展生产力。所谓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指在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中,劳动者是首要的、能动的因素。具有一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劳动者,通过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劳动资料(以生产工具为主),将各种劳动对象(自然物、原材料、初级产品等)改造成能够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劳动产品。这一过程构成了人们的生产过程。需要强调的是,人作为生产力的主体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其本身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也正是基于对人的生产力主体作用和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关系的深刻揭示,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未来社会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强调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人的文明素质的极大提高是未来社会的两大前提条件。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共产主义是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他在《资本论》中又指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恩格斯晚年时,有记者问他“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信条是什么? ”他回答说,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可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未来社会的首要特征。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实现共产主义需要两个基础条件:一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二是人们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过程,就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过程;人们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的过程,就是人的文明素质极大提高的过程。

  我国现阶段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人是生产力的主体和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既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所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注重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既重视物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展,既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又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是改革开放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把握和具体应用,符合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

  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相结合,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贯理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刚一拉开,我们党就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理念。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从理论上阐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强调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将其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中将“富强”、“民主”和“文明”并列起来加以表述,表明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念。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也面临严峻挑战。在此关键时期,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提出 “发展才是硬道理”,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论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为我们党领导人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扫清了思想障碍。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提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 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十五大则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起来,构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进入新世纪,我们党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动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有机结合。 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他强调,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党的十六大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以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高度概括和科学阐述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是坚持和推动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相结合的重要指导思想。

  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结合点

  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相结合,有具体的结合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在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重大部署,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结合点,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一,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推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源于人们的生产实践,经过人们的创造、发展、掌握和运用,增强了劳动者的素质和本领,改进了劳动资料的性能和丰富了劳动资料的种类,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和提高了劳动对象的质量,从而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科学素质、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新跨越,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二,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精神动力,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人的文明素质是包括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等在内的集合体。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过程,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具体来说,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主要从两个方面促进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相结合。一个是间接的,即通过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可以为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精神动力,又通过促进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个是直接的,即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直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和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七大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道路。这其中也内含着对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新要求,包括发展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培育创新人才、技术工人、新型农民,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等,体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统一。而从具体的载体的角度看,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和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最重要的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换言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重要结合点。 摘自《辽宁日报》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和政策走向的几个问题


  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受到了一些未预期到的内外部因素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由此引发了理论界和公众对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的争论和议论。为此,笔者就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走向问题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经济运行是否到了“拐点”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4%,比去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2%,经济增长逐季走低。分三次产业来看,产业增加值虽然是增长的,但与去年同期相比是回落的,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3.5%,回落0.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长11.3%,回落2.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长10.5%,回落1.6个百分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扛大头”的工业生产的增速也在减缓,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3%,比去年同期回落2.2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16.4%,二季度增长15.9%,近2个月也是逐月走低。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0.9%,比去年同期回落21.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使一些人认为,宏观经济已进入“拐点”,由向上运行转为向下运行。

  这种判断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笔者认为:现在说我国经济已进入下行的转折点还为时过早;宏观经济走势整体上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理由如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确定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8%左右。在2006年和2007年GDP增长率连续2年超过11%的背景下,政府有意识地降低增长速度,这是减轻资源、环境压力,抑制经济过热,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保持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

  ——从综合资源、生产技术和劳动力状况以及近10年来经济运行的情况看,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约在8%-10%之间,增长率过高易造成经济过热和粗放式增长,过低又会导致资源利用和就业的不足。根据目前的情况估计,今年的经济增长率还将超过8%达到9%左右。这个增长率是符合经济承载能力的,是适度的。

  ——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未发生大的改变。1、固定资产投资稳定较快增长,没有出现下滑。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3%,比去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这说明市场情况较好,投资者预期乐观。尤其是投资结构正朝着政府预定的目标改变:与去年同期相比,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快于城镇,中西部投资增速明显快于东部。投资结构的这种变化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城乡协调发展。2、城乡消费增长较快。今年前7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7%,比去年同期加快约7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增长23.0%,7月份增长23.3%,呈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消费增长的增幅创下1996年2月以来的最高纪录。结合1998年以来我国消费支出持续低迷的情况来看,今年前7个月消费不断走高应是宏观经济形势向好的一个积极信号。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来说,主要依靠消费增长比主要依靠投资或净出口增长来推动经济发展更具有积极意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更坚实。3、净出口虽有减少,但影响不大。今年前7个月的贸易顺差同比下降9.6%,出口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6个百分点。出口和净出口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国际经济波动、人民币升值和出口产品成本上升等原因造成的。对于主要依靠内需来推动增长的我国经济来说,净出口一定幅度的减少不会改变宏观经济的走势,而且有利于缓解流动性过剩造成的物价过快上升的压力。

  ——还有一些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首先,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虽对经济的总供给造成负向冲击,毁坏了相当多的国民财富,但灾后重建需要大规模投资,会成倍增加GDP。其次,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会明显扩大消费支出和市场需求;如果其他情况不变,第三季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还会进一步高于第二季度。最后,8月6日国务院通过了《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这对于促进“长三角”和“泛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脉,其经济走势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我国经济的总体走势。

  当然也应看到,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一些“拖腿”因素。一是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如去年,像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动荡,一些周边国家如印度、越南、泰国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二是工资、利率和原材料价格不断提高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三是人民币升值、国际石油价格和一些原材料(如铁矿石)价格上升过快导致许多外向型企业成本上升过快,出口困难。四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使得一些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这些因素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和改善宏微观调控来加以化解。

  物价是否得到了有效控制

  本轮物价过快上涨始于去年3月,今年4月CPI(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达到最高值8.5%,此后逐月回落,7月份下降到6.3%,去年下半年以来实施的“防通胀”措施开始见效。但对物价走势还不能过于乐观,“防通胀”还不能掉以轻心。一是因为CPI涨幅现在还偏高,尤其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类价格指数的涨幅还在15%以上;二是因为去年以来通货膨胀几乎成了国际性现象,不少国家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三是因为推动我国此轮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还未得到有效控制。

  此轮物价上涨从CPI构成来说是结构性上涨而非普涨,构成CPI的8大类商品价格水平呈现“2升3降3稳”:食品类和住居类价格上涨过快,衣着类、交通通信类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类价格水平下降,其他三类价格水平是稳定的(涨幅低于或略高于3%)。原因在于此轮物价上涨是“混合型”的,推动物价上涨的原因既有需求拉动因素,也有成本推进因素;既有一些商品价格的恢复性上涨,也有国际性通货膨胀输入的影响;还有一些结构性原因导致农村物价涨幅高于城镇,西部物价涨幅高于中部,中部又高于东部。

  当然主要原因还是成本推进:首先,饲料、化肥、油电价格和劳动报酬上升直接提高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生产成本,加上蓝耳病和禽流感造成供给量减少,从而率先引发粮油和猪肉涨价。其次,2006年虽然CPI只上升了1.5%,但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已上涨了6.0%,原材料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已上涨了6.6%。最后,2004-2006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增长超过11%,集体单位的劳动报酬2006年也增长8.5%,农民工工资也有相应增长。这些价格上涨推动了生产成本的上升,经过一个滞后期反映在了CPI过快上涨上。根据笔者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CPI变化与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变化高度或显著相关,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889;用1993年以来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CPI变化对PPI变化的敏感(反应)系数为0.885。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主要都是成本推进型的。

  我们仍需控制物价不放松,因为推动生产成本上升的因素还未从根本上消除,煤炭、钢材、粮食和一些主要原材料的价格还在上升,国际石油价格仍处在高位。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PPI同比上涨7.6%,4月份以来逐月走高,7月份更达到10.0%;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的涨幅7月份达到15.4%的高水平,分别创下12年和13年来的新高。这两类价格指数对CPI的传导效应和后续影响不可小视,因此控制物价仍将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政策重点要从控制经济过热为主调整为控制生产成本过快上升为主,即从着眼于需求方控制物价转向着眼于供给方控制物价。

  宏观调控现在是否两难

  有学者担心我国宏观经济会陷入“滞胀”——通货膨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增长反而陷入停滞,并因此建议宏观调控策略改为“放弃紧缩,确保增长”。笔者认为,表面上看,一方面要降低物价,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经济高增长,宏观调控处于“两难”境地,但若调整一下思路,宏观调控还是不难操作的。

  首先,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控制物价是基于物价上涨是需求拉动型的判断,如果认可本轮物价上涨主要是成本推进型的,控制物价的思路就会调整。控制成本推进型物价上涨的主要方式是控制工资、原材料、燃料、动力和半成品价格过快上升,在政策上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改善管理来消化一部分成本增加,这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没有太大关系。当前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其原因部分在于成本上升未得到有效控制,货币政策紧缩又造成融资困难。如果着重通过控制成本过快增长来控制物价,将有利于调动企业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就业和扩大产量,这样就会获得既能有效控制物价又能保证适度高增长的功效。

  其次,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8%左右,并非追求10%以上的高增长,宏观调控还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适当调低经济增长率的同时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会减少对生产要素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减轻生产成本上升压力,从而抑制成本推进型的物价上涨。去年以来的物价上涨过快,一定程度上是由前几年经济增长过快导致对能源资源和一些关键原材料需求过高引发的。如果说GDP增长下调1个百分点可换取CPI下降2个百分点,那么今年把增长率保持在8%左右,CPI涨幅控制在5%左右还是有很大把握的。

  再次,不一定非要在短期内把物价涨幅控制在5%或4%以下。因为:1、本轮物价上涨有一些是价格的恢复性上涨,例如粮食、油料和生猪等农产品价格前些年压得过低,其涨价的部分原因是价格回归正常。并且其价格的适当上升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有意义。由此引起的生活成本上升,可采取对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者实行财政补贴的措施。2、本轮物价上涨有相当一部分是因石油、煤炭、铁矿石等资源类产品价格上升引起的。从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来说,逐步提高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价格是必然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最后,适度的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增长率越高越好,这已是国际上的共识。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要实现“新三步走”发展战略,要在本世纪中期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就需保持一定高度的经济发展速度,但这种高增长必须是适度的高增长。所谓“适度”,一是要和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二是要和技术条件与经济体制所决定的潜在增长率相适应,三是要和市场竞争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要求相适应。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不但不利于资源的节约和可持续利用,不利于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而且不利于企业优胜劣汰和经济结构调整。在追求高增长的宏观环境下,那些高消耗高成本的企业也可以生存,那些规模过大、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也仍有市场,其结果是该淘汰的企业没有被淘汰,该收缩的行业没有收缩,市场不能为新企业、新产品腾出空间,从而迟缓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因此,对一些经营困难的企业和行业,要根据具体原因来区别对待,不要一概去“保”去“救”,要有“保”有“放”,真正使目前的宏观经济调整过程变成企业优胜劣汰、产品质量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的机遇。 摘自《光明日报》


 

吴建民:世界经济中的中国责任


  中国崛起最大的特点,不是把经济增长成果留在家里独自享受,而是把经济增长与大家分享

  温家宝总理年初说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索罗斯则对我说,正在开始的危机,可能是1929年到1933年世界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我年初去瑞士达沃斯参加主题为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论坛,大家的看法相当一致,认为今年非常困难,而且危机正在蔓延,明年也不太好。国内有人认为困难一个季度就过去了,我不赞成这个看法。经济调整有个过程,我们宁可估计得久一点,有备无患。

  为什么对危机估计得非常严峻呢?因为这个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而次贷危机说到底是美国房地产危机。美国老百姓的财产中75%是房地产。房地产泡沫破灭,就会对经济有很大影响。与此相连的还有高油价,油价高了就带动各种能源价格都上升,带来通货膨胀。一吨大米的价格,今年一夜之间从330美元涨到1000美元,米价涨,小麦价格也涨,玉米价格也上涨。所以八国首脑会议上有人说现在有金融、高油价、高粮价三大冲击。

  其实,美国经济走向衰退,欧洲经济放慢,已是明显的事实。日本经济的预期增长率也在下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到欧盟对于亚洲的重视程度在上升。我长期从事外交工作,30年前,在欧洲看不到中国的消息,而现在天天都有,因为中国的经济如何对亚洲和整个世界的经济都会有影响。

  很多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经济今后还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快速增长。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去美国之前,曾与我聊天。他估计中国经济还可以在今后15年到20年内保持快速增长,增速大概在8%左右或者更高。

  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能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得益于中国在粮食问题上采取了非常正确的方针:为了保证13亿人的需要,粮食主要得靠自己,这让我们避免了国际高粮价的冲击。

  但出口导向的企业正在受到双重挤压。一方面钢材、能源等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另一方面,出口产品因人民币升值价格也在上升,再加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们反倾销,增加关税,使得我们的出口困难比过去大大增加了。我们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大国,能源需求很大,能源价格劲升,CPI指数今年前5个月便达到8%了。金融市场的动荡对我们影响也很大。现在全世界5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半在东亚,东盟加上日本、韩国、中国,外汇储备大概有3.5万亿美元。有人统计,美元贬值,使得我们手中的美元资产损失了4000亿。

  最近3年,人民币累计大概升值了20%,现在国际上很多人说人民币还要继续升值。我刚从夏威夷参加一次会议回来,那里的人跟我说,人民币还应该快速升值,升30%到50%。我说,目前中国维持人民币逐步升值的政策,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因为人们最害怕金融市场动荡,大起大落对金融市场伤害很大。

  货币升值,总是有利有弊。升值之后,出口困难增大了,但另一方面进口东西就便宜了。大家到国外去旅游,能换的外币就可以多点了。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怎么富起来,看看过去其他发达国家的经历,大致有三条途径,一是经济增长,二是钱能生钱,投资的渠道要增多,还有就是货币升值。人民币升值是个必然趋势。但是像美国所要求的那样大幅度快速升值,会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中国崛起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不是把经济增长成果留在家里独自享受。中国人是把经济增长与大家分享的。这个过程,东南亚邻国已经感受到了。东南亚国家的人讲,他们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得到了好处。不仅东南亚,有个澳大利亚专家对我说,澳大利亚的经济很好,中国是关键因素。因为澳大利亚大量的东西向中国出口,特别是铁矿砂,拉动了这个地区经济的增长。

  10年前,那场亚洲金融危机来的时候,东南亚国家还有韩国都受到极大打击。这些国家的货币纷纷大幅度贬值,人民币随之承受极大的贬值压力。当时中国的措施非常明智:人民币不贬值。我们现在到东南亚去,那里的人都说当年人民币不贬值,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人民币贬值了,那他们的境遇就更不堪设想了。不仅亚洲国家,我在法国当了五年大使,直到2001年,法国人还在感谢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贡献。

  有人测算,全国居民大概握有5万多亿美元,这些钱投入到什么地方去好呢?东亚人口多、潜力大,是全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方,很有后劲。我们非常需要资源,而这些资源在这些国家几乎都有,但因为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铁路,不能开发出来,所以现在大家在考虑建设泛亚公路。中国人讲“要想富先修路”,把亚洲国家的高速公路都连起来这个思路,可以把我们的钱用得更好,让钱能生更多的钱,不仅惠及中国人,也惠及全世界。 摘自《教育报》 


 

在对外开放中实现探索与创新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作为沿海第一批开放城市,特别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与先锋,较早确立起全方位开放和外资外贸双轮驱动的发展思路。30年来,上海在以开放促发展、以创新促开放的战略指导下,实现了从开放战略、开放结构到开放目标的一系列升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放型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实践。

  1、变政策优势为市场机遇,占领对外开放的制高点。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上海充分利用政策优势,进入了融入全球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培育外向型支柱产业的高水平开放阶段,开启了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对外开放的超常规发展进程。1993年,上海率先提出以吸引《财富》500强企业进入为目标的高起点外资战略;上世纪90年代,上海又率先提出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战略设想。在相应政策推动下,国际资本和金融机构持续进入,跨国企业总部加速集聚,国内外高端人才纷至沓来。截至2007年末,全市外资总部经济项目达到592家,是国内跨国公司总部最集中的城市。

  2、集聚全球流动性要素,构造对外开放的国际通道。20世纪90年代,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的发展,促成要素全球流动和非对称集聚格局的形成。上海把握这一趋势,将开放发展的重点确立为,建立集聚全球要素的市场体系,先后建成了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和黄金市场、期货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和产权市场,成为国内外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技术资本和智力资本集聚与分流的重要平台。上海开始为全国各地更有效利用外部资源、竞争外部市场,提供“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进入中国”的“国际通道”。

  3、突破体制瓶颈,开创“大外贸”发展格局。1993年,上海提出面向长江流域、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发展“大外贸”建立“大口岸”的开放目标,通过扩大经营者主体、培育大型企业集团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和模式创新,形成了由专业外贸公司、工业自营企业、工贸公司、地方综合企业、中央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组成的对外贸易“六路大军”,构造了具有鲜明改革特色的“大外贸”格局。在外经领域,上海不断探索外经管理体制的创新,形成了对外投资、对外劳务输出、对外工程承包、对外技术贸易和对外援助五大扇面的“大外经”格局,也构筑了综合贸工农技金融等多种机构的“大海外”格局。

  4、把握世界产业转移趋势,实现从世界制造基地到世界服务基地的升级。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通过大量引进外资项目、外资新技术和新设备,有效实现制造业结构从以轻工、纺织、基础化工原料产业为主,向以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主的转型升级。20世纪初,上海充分利用制造体系相对完善和人才集聚优势,鼓励跨国公司加大在上海的技术研发活动,在上海设立全球性或区域性研发中心。近年来,伴随着服务业全球扩张和转移趋势的出现,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不仅成为上海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热点,也成为上海开放型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依托。

  5、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高,主动调整开放战略的目标指向。为在对外开放中提高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上海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从数量扩张型开放到质量提高型开放的升级战略,强调把促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和提高吸收外资质量,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如今,在30年开放成就的基点上,上海已不再将制定外资外贸的增长指标作为聚焦点,而是将开放发展的战略重心,调整到如何实现以开放带动产业分工地位提升、以开放带动城市功能转型、以开放带动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新一轮探索实践之中。 摘自《解放日报》


 

为中国“智”造喝彩


  绚烂的烟火点亮北京的夜空,闪亮的显示屏“绘”就开幕式水墨画、消防“电子兵”保障奥运场馆零火灾、国产体育器材打破多年来国际品牌对奥运赛场的垄断……在为之震撼、为之喝彩、为之骄傲的同时,人们不禁好奇,这些产品都来自哪些企业?

  其实,制造这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的企业并不是奥运赞助商,但是为了亮相奥运会,进入全球观众的视野,提升品牌影响力,他们以过硬的产品质量、高科技含量和全方位的服务,挺进奥运会,服务奥运会,也为中国制造赋予“智” 造的新形象。

  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不仅是世界各地运动员大展身手的竞技场,同时也是全球众多企业一较高下的舞台。虽然这届奥运会在自家门口举行,但在比赛器材、用品的选定上,国际奥委会和各个国际单项体育协会都有着严格审核,并不会因为中国是奥运会举办国就偏袒使用其产品。能够与国际品牌同台竞标,最终走进奥运会,无疑预示着中国制造“代表们”的成功。

  经过本届奥运会的洗礼,中国制造品牌的影响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同时,它们在与国际大品牌的竞技中逐步走向成熟,既展示了自主品牌,也向国际同行学到了不少先进经验,为将来“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创造了诸多条件,有利于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争取“全球金牌”。

  中国“智”造的精彩亮相,也要归功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制造业的不断转型与升级。30年来,我国制造科技水平不断上升,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自主创新不断深化,环保投入不断加大,市场环境不断改善,都为“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奠定了良好基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在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纺织等行业,已涌现出一大批技术含量高、规模效益好的大型骨干企业和集团,促进了中国工业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仍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这就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在研发高科技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上不断进步,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北京不是终点,中国制造走好“后奥运”时代才是真正的考验。中国经验证明了其持续快速发展的可能性。相信在未来,“中国制造”将完全告别“廉价低质”的代名词,迎来与“发达国家制造”真正同台竞技的时代。 摘自《人民日报》


 

内生性增长打破运行惯例--奥运会后经济形势分析


  从奥运会的经济影响看,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以及奥运相关产业的超常规发展是拉动奥运主办城市经济的主要力量,这些因素也是导致奥运会后经济低谷效应的主要因素,奥运会后北京是否也会产生经济的低谷效应呢?对此,我们必须做出深入分析,并相应做出规划,避免低谷效应对宏观经济的消极影响。

  从投资角度分析:北京奥运会之后不会因为投资变化出现低谷效应

  一般来说,奥运会主办城市在奥运会投资规模中所占投资总量的比重越大,奥运会后的投资萎缩越严重,经济低谷效应越明显。和国际上主要奥运主办城市相比,北京奥运会投资规模列历届奥运会投资之最,规划总投资超过380亿美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环保、奥运场馆及其他相关设施投资,其中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比接近40%。

  从《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主要指标来看,十一五期间北京的固定资产投入在11800亿元以上,估计奥运会后两年的投资量会占到整个投资量的45%左右,而2007年北京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3880亿元以上。如果排除奥运会,现在北京的投资规模也大约会在3300亿元以上,奥运会投资规模占到北京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量的比重并不大。

  北京奥运会的投资以市场化筹资为主,采用多种筹资渠道,引入多种投融资主体,实行多元化的投融资结构,如政府民间企业合作的“PPP模式”、“商业开发运作模式”等成为主要方式。市场化的融资渠道引入了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提高了资本运营效率,极大地减轻了财政压力。

  因为奥运会及奥运场馆建设,北京市近几年适当减少了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适当的减少了在奥运期间和奥运前的建设项目。奥运之后这些项目仍然会继续上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不会明显萎缩。由于奥运会前期投资相当一部分是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北京后续经济发展将持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总体上看,北京奥运会之后不会因为投资变化出现低谷效应。

  从消费角度分析:北京市消费水平应该仍然维持原有的增长路径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奥运会的举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刺激当地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我们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作为分析指标,对全国和北京市各年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进行了计算和比较,见下表。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从2000年以来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保持了稳定快速的增长,北京市和全国水平相比基本上保持了增长的一致性,并没有出现由于奥运会的筹办而导致消费大幅度增加的情况出现,反而在近三年出现增速低于全国水平的情况。也就是说,北京奥运会的筹办阶段并没有显现出对消费的明显刺激作用。那么,在奥运举办年即使出现了短期的脉冲式增长之后,北京市消费水平应该仍然维持原有的增长路径,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因此,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北京奥运会之后不应出现低谷效应。

  从行业角度分析:北京的经济发展主要来自于内生性的增长

  从旅游业看,奥运经济周期通常可以导致旅游人数的大幅度增加,推动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特别是奥运举办年可以实现举办地旅游业爆发式增长。从近几年北京旅游业的发展看,北京2005年、2006年、2007年北京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3.54%、14.05%和18.3%,全国的增长率为12.21%、17.86%和24.7%。通过数据比较可以看出,北京旅游业的增长速度基本和全国持平,个别年份甚至明显低于全国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北京旅游业在奥运期间和奥运会后的总体发展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奥运会后仍将保持原有的发展趋势,不存在低谷效应。

  房地产业是北京乃至全国近一段时期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保持了超高速的增长。奥运会的举办对于北京房地产业的急剧膨胀有着重要的催化作用,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定奥运会对北京房地产业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和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相比,北京2001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大幅度增加,增幅为50.12%,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奥运效应凸显。但是,2002年之后,北京和全国房地产增长持平,从2005年后,北京房地产投资增幅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奥运效应在2001年得以体现,其他年份并不明显。所以,对于北京房地产业的发展,我们应该理性地抛开奥运因素,而看作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演变的必然结果。

  随着近一段时间我国不断收紧银根,房地产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奥运会后北京房地产业的衰退将会加速,北京的经济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不利影响。但是,这种变化是房地产业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其内在运行规律的外在表现,不能看作是奥运因素的助涨助跌效应,因此可以排除房地产业的后奥运经济低谷效应。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得益于奥运会是毋庸置疑的,为迎接奥运,北京在城市交通方面的投资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随着交通规划项目的逐步完工,奥运会后北京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有利于北京未来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但是,相关的交通运输建筑工程行业将由于项目集中出现和完成,而导致后续乏力,预期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从而产生不良影响。

  在其他产业方面,科技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是我国长期持续支持的产业,这种产业不会因为奥运会的结束而停滞,具有良好的发展持续性。按照北京奥运确立了“人文奥运”的理念,北京将文化体育产业规划为未来城市的支柱性产业。奥运期间,大量的新闻、评论、广告等将极大地刺激文化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文化体育产业规模较小,无论在奥运会前后都不能对北京经济产生明显影响。

  从上面对各行业分析可以看出,近几年,北京的经济发展主要来自于内生性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受奥运会的影响并不明显。奥运会后,主要奥运相关行业不会出现经济低谷效应,少数行业如建筑行业、文化体育产业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放缓,但由于其规模较小,不会对北京经济产生明显的作用。 摘自《人民网-人民论坛》
 


 

及时提升经济增长模式


  一国经济增长的模式由其不同发展阶段的要素约束和经济背景而定,并且随着背景条件的变化而变迁和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最初发展阶段,顺理成章地选择了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外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模式所需要的条件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低廉,国际上或者说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有足够的购买力。一个时期以来,这些条件是存在的,所以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取得了成功,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

  最近,沿海一带一些依靠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生产廉价产品、“两头在外”的企业停产和转移。这种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诚然,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和优胜劣汰,企业破产和转移在市场经济下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常态,然而这种相对集中的停产和转移却表明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赖以存在的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土地越来越稀缺。第二,劳动力成本逐渐提高。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通常资本是稀缺的,劳动力是充裕的,稀缺的资本昂贵,充裕的劳动力便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有了积累,变得相对充裕;劳动力则由于选择空间增大以及用工的规范和对劳动的保护而变得稀缺,变得相对昂贵。第三,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第四,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诱因,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第五,“两头在外”的经济增长模式使我国长期存在对外贸易顺差,存在逆差的国家会要求人民币升值。在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赖以存在的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延续这种模式,其效果就会受到极大影响,而且这种模式的先天不足如缺少核心技术和品牌、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等也会显露出来。

  情况变化了,经济增长模式就应当随之调整。这是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18世纪以前的西欧与东亚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18世纪以后差距却越拉越大。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矿物燃料和新大陆的发现使得西欧的燃料和土地并不稀缺,稀缺的是劳动力,这样的资源约束条件迫使西欧在经济发展中更强调节约劳动和技术创新,并进而走上了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发展道路。而充裕的劳动力使得东亚国家几乎不需要考虑劳动力的节约,并因此选择了劳动密集的发展道路。就当代而言,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初,面对石油危机,日本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大大降低对石油的依赖。由于在节能、控制污染、产品性能等方面有很强的竞争力,日本的汽车和家用电子产品等在国际上颇有市场。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变化了的形势,我们必须调整和提升经济增长模式。调整的方向应当是:第一,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必须重视研发,重视效率,重视自主技术和品牌。我国不少企业已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第二,从较多依赖国际市场向国际、国内市场并重转变。亚当•斯密当年在《国富论》中就曾指出,中国不同于欧洲,欧洲必须重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而中国不仅要重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也应当重视省与省之间的贸易。中国的国内市场就能支持很大的国内制造业。同时,为了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应当进一步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力度。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直面发展模式转型的震荡期


  ●只要我们对经济结构的转型有很好的战略准备,就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由增长速度拉动、资本扩张支撑的做量方式,向人力资本和生产率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发展模式的转型。当前,上海进入到了这个转型前的震荡期,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战略

  ●在固定资本扩张和人均资本存量处于高位的局面下,持续扩张单一要素(如资本和土地)和提高单个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发展手段终将面临挑战。上海未来显然是要致力并依赖于持续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而它的提高主要靠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

  ●上海需要率先在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方面有实质性的突破。金融和融资、贸易和服务贸易等,都与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有效的政府服务相联系,需要更大胆地探索各级政府在治理、法制、监管和服务功能上的新体制;上海也需要有更长远更合理的人才与移民政策

  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中央及时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实现的。上世纪80年代初,南方经济特区和珠三角地区率先发展加工贸易的制造基地;90年代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又迅速在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浪潮,以接受跨国公司落户和接受制造业外包为主体,以出口贸易为导向,以吸收外商投资为战略,打造起了先进制造业的基地,工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排头兵。在这个工业化的进程中,基础设施得到迅速改善,城市化水平获得不断提高,人均GDP从20年前不足1000美元上升到7000美元,一些城市甚至达到了1万美元的水平。

  上海在过去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中,主要利用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国家战略,举了中华牌,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吸引力大幅度增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尤其近10多年里,国际上著名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抢滩上海以配合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长远目标;跨国公司和先进制造业的投资项目纷纷落户上海,为的是占领中国市场的制高点。与此同时,城市功能再造,轨道交通、机场、港口和世博会等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实施,使上海的固定资本投资规模连续保持了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扩张速度,成为经济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引擎。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沿海地区不断缩小与中等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时候,中西部地区一定会把缩小与东部的差距作为战略选择。另外,在国际上,随着亚洲、南非和拉美等大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进入经济起飞的阶段,中国沿海地区正面临招商引资、出口加工和技术转移等方面日益加剧的竞争,经济发展战略向中西部和北方调整也势在必行。为了顺应这些趋势,中央先后实施了西部开发、振兴东北与打造天津新区的国家战略。这些战略的实施必将在不久的将来产生巨大的增长效应。

  在此背景下,上海要根据国家战略布局的变化来认识和研究新的发展战略。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2010年世博会以后,因为上海人均资本存量(包括已开发的土地)和基础设施饱和程度已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要继续保持固定资本形成的原有扩张速度已不现实。另外,从上海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事实来看,要继续保持原先的GDP增长速度也是困难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与经济发达程度成反比的。这是经济的“收敛规律”。同时,从跨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增长的质量往往也是成反比的。这也是一个可以解释的规律。这意味着,只要我们对经济结构的转型有很好的战略准备,就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由增长速度拉动、资本扩张支撑的做量方式,向人力资本和生产率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发展模式的转型。当前上海进入到了这个转型前的震荡期,我们是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战略的。

  在固定资本扩张和人均资本存量处于高位的局面下,持续扩张单一要素(如资本和土地)和提高单个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发展手段终将面临挑战。上海未来显然是要致力并依赖于持续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 productivity)。所谓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在相同数量的投入要素的条件下获得更多产出(附加值)的能力。与过去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或者引进大的工业项目不同,它的提高依赖的不仅仅是物质资本的投入,而主要是更高的人力资本的水平。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教育、培训、大学、研究与开发、政府良治、管理能力、创业精神、公平竞争的环境、宽广的融资渠道、知识产权的保护等赋能因素发挥作用的综合结果。在发达国家,综合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GDP增长的80%。经济学家把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源泉戏称为“灵感”,而把单个资本要素起的作用叫做“汗水”。

  上海需要率先在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方面有实质性的突破。金融和融资、贸易和服务贸易、市场交易、物流、通信、信息、旅游、咨询、卫生健康、艺术、文化、娱乐、出版以及与先进制造业不可分割的派生服务业的发展,都与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有效的政府服务相联系,需要更大胆地探索各级政府在治理、法制、监管和服务功能上的新体制,建立小而强的政府运行模式;上海也需要有更长远更合理的人才与移民政策,在建设人才高地上引入更加灵活和国际化的“最佳实践”的政策;上海还需要争取和用好国家给予地方在金融、航运、贸易、信息以及其他服务业领域的立法自主权,推进市场制度标准化的进程,在制度上尽快融合到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大都市的“最佳实践”中去;上海也需要反思高等教育的滞后的投融资体制和大学科研机构的治理模式,加快推动与国际上先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战略合作联盟与资源共享,尽快在提升大学教育水平和研发能力;上海还要总结经验,不仅在科技领域,在文化、艺术、学术和其他领域,都要持之以恒地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和推动民间社会事业发展的更优越的体制环境。

  上海本来就是一个“滩”,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人为地造起了不少的“山”,只要我们有更开放、更务实、更超前的战略眼光和创业精神,上海将会继续在中国经济奇迹中扮演独特的角色。 摘自《文汇报》


 

给小企业创造“便宜”的经营条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繁荣和财富增长,是以有效率的企业为基础的。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小企业已构成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2007年,中小企业创造的GDP占全国的60%,缴纳税金占50%;中小企业的发明专利占66%,研发产品占82%

  ●然而,中国企业的数量大大少于国际一般水平。企业数量少,直接限制经济的就业容量,限制居民收入增长;而创业难、经营难、融资渠道狭小,又使大量企业陷于困境,甚至退出市场。面对这样一种国民经济格局,要改善民生还是有障碍的

  ●政府部门应当也正在从政策层面和制度层面实施一些针对性措施,给小企业创造“便宜”的经营环境和经营条件。政府的职能及公共财政支出都需要对支持小企业有所倾斜。支持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及效率,这是重要的富民强国之策

  2007年以来,由于国内外诸种因素影响,中国的制造业“变贵”了。尤其到了2008年,生产资料价格及消费资料价格持续上涨,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融资成本上升……使制造业企业经营成本大幅增加,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数量不少的小企业陷于经营困难甚至停产倒闭,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繁荣和财富增长,是以有效率的企业为基础的。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小企业已构成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2007年,中小企业创造的GDP占全国的60%,缴纳税金占50%;中小企业的发明专利占66%,研发产品占82%;吸纳了75%的城镇人口就业,同时为75%向城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

  然而,中国企业的数量大大少于国际一般水平。中国每千人拥有企业,一说为2.6个(国家统计局数据),一说为7个(国家工商总局数据),远少于发达国家每千人50个左右的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每千人20-30个的平均水平。企业数量少,直接限制经济的就业容量,限制居民收入增长;而创业难、经营难、融资渠道狭小,又使大量企业陷于困境,甚至退出市场。面对这样一种国民经济格局,要改善民生还是有障碍的。所以,政府部门应当也正在从政策层面和制度层面实施一些针对性措施,给小企业创造“便宜”的经营环境和经营条件,支持企业增强竞争力和提升效率。

  ——实施结构性税收优惠政策,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

  小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压力最大的一块是劳动力成本。据测算,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成本年平均上升10%左右,加上人民币汇率以每年10%的速率升值,再加上8%左右的通胀预期,使中国的劳动力价值在这两年上升了25%以上。这些还只是市场因素,如加上政策变动等非市场因素(如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劳动力成本增加的预期更高(据调研,在上海市郊,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上升20-25%)。

  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而言,单靠自身力量很难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为此,政府可以在一定范围、一定期限、一定条件之内对小企业实施减税或退税政策,对冲小企业增加的劳动力成本,稳定它们的经营,扶持它们成长。这种税收优惠政策应该有较强的区域性和结构性,以求较好的实施效果。

  ——构建小企业信贷财政体系,解决小企业融资困难。

  信贷财政体系,国际上多运用于农业,中国也正在对农业贷款财政体系做可行性研究。省级政府可以就构建小企业信贷财政体系开展创新,根本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小企业信贷风险较高,商业银行自然要规避风险。但如果缺少融资渠道,小企业就不能正常运行。所以,政府应该以财政手段介入,利用财政工具激活小企业信贷。2008年5月,中国银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并首先在浙江省进行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上海可借此契机,创新构建地方性小企业信贷财政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运作机制是,政府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列入贴息资金;分管部门统一下拨贴息资金额度给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根据贴息额度按比例向小企业发放无担保贷款;分管部门根据小额贷款公司实际发放的贷款额度支付贷款补贴。同时要建立应对贷款风险的标准化控制机制,对风险进行控制和处理。另一个近期的可行性措施是减免小企业贷款担保管理费,尽可能减少它们的融资成本。

  ——建设中小企业海外采购电子商务平台,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

  工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是小企业面临的又一困境,而且世界范围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是持续性的。为了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可以由工商联、行业协会等机构为主,联合网络运营商,开发建设全市统一的小企业海外采购电子商务平台。小企业可通过这一平台直接从海外市场采购原材料,也可以直接销售产品。这样既可以降低采购和销售成本,也积累了国际贸易的经验,使企业逐渐具有国际性。

  总之,政府的职能及公共财政支出都需要对支持小企业有所倾斜。支持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及效率,这是重要的富民强国之策。 摘自《文汇报》
 


 

逐步转“高”是中小企业发展之道


  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形势,可用一句话概括:内外交困中透进一缕阳光。

  在原材料、煤电油运、劳动力价格上涨和国外市场需求下降、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降低的合围中,中小企业融资取得突破。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表示“革新机制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的最高层也积极表态。地方动作更趋积极,成立各种担保组织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对很多企业关注的出口退税率,国家将部分产品的退税率提高到原有水平。不同方面的利好政策,形成中小企业生存求发展的一次机遇。

  从困境走来的中小企业再躺在原来的生产方式上过日子,显然不行。这次出现困难的中小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科技含量低的企业,它们在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的取胜之道是成本低廉带来的价格低廉。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劳动力价格继续上升不可逆转,据预测各种能源资源在二三十年内也都将呈价格上涨之势,这将使中小企业价格优势逐渐消失。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民币升值也是必然的;现在全球经济放缓,外需萎缩,为保护其本国企业,贸易摩擦将会增多,这将使企业出口难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科技含量高、产品质量高、附加值高的产业才是根本出路。从国内来看,国家正在推进转变发展方式,“两高一资” (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企业受到限制,身在此列的中小企业只有转型才有出路。

  然而,对于处于乡镇、县域的众多中小企业来说,转型升级只是一个目标,却很难立即实现。这些中小企业普遍处于产业链下游,企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人才层次不高,产品技术含量低;企业家很大一部分是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或下岗创业的工人,他们自身的素质和眼界限制了企业进一步做大。 因此,对于重获新生的中小企业来说,现实的选择是从现有基础做起逐步走“高”,渐进增强抗风险能力。

  首先要从产品质量抓起,越是在行业低迷的时候越是要紧抓产品质量,以巩固和扩大客户群。现在国内外市场发展不平衡,不怕产品低端,就怕产品质量不过关,这是许多企业的取胜之道。中小企业在质量取胜保住市场的前提下,要想方设法招揽人才,提高研发和创新能力,调整产品结构,逐步开发本行业的纵深产品。这只是在原有基础上更进一步,企业应该不难做到。其次,则是要做大做强。过去中小企业主的一个通病是小富即满,只要企业能赚钱则得过且过,没有及时做大做强,这是许多中小企业在此次风暴中倒下的原因之一。笔者在基层调研发现,许多企业已开始汲取教训,正从各方面积极运作做大做强。其三,企业必须注重品牌建设。当前,很多中小企业因为没有自己的品牌,只能进行“贴牌”生产,以致利润低、抗风险能力弱。

  通过这顺序“三步走”,中小企业会最终走“高”,实现转型升级的目标。这是在原有产品基础上做强,有的企业资金充足,则可以腾笼换鸟,转向其它有市场有效益的产品,然后再一步步做大做强。总之,中小企业先天素质低,逐步转型升级或许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 摘自《大众日报》
 


 

统计与我们的生活


  统计在许多领域都有应用,不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工作中,不管是财会、其他管理或核算活动又或者是在农业生产、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艺体育等各个方面,我们经常会接触到各种统计数据,不论是对政治家、企业家、还是普通大众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做一些复杂或简单的统计,正可谓是统计无所不在、无人不能。

  “统计”并非是在近代才出现的,其实早在古代《尚书•禹贡》这篇文章中便把当时的中国分成为九州。分别叙述了各地的特产、交通、植物特征等情况,又依照土质不同,按照复合分组的方式把田地及贡赋分为九等,这种描述与十七世纪德国的国势派对一个国家国情的记述是很相似的,但前者早了近两千年。以后的周王朝,在统计方面更为完善,不仅制定了乡的定期报表制度,在统计方法上还应用了专门调查,统计图示及账册,当时的中国人就知道并运用了统计分组、平均数、相对数等近代统计方法,到了封建时代,随着朝廷统治的需要,统计工作进一步完善,并且一些杰出的思想家提出过不少科学的统计思想和先进的统计方法。如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用到统计表,晋代在分组上所采用的两端开口组,宋代中位数的应用等等。进入到二十一世纪这个信息产业化、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时代,统计更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标准化的知识体系,在以往的基础上做到了更精、更准、更科学。

  统计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统计数字不仅真实再现了经济发展的状况,而且也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每到公布经济数据之际,万众瞩目,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人们都要根据这些数据来进行判断与决策。

  统计对各行各业都可以反映某一特定时期的现状,也可以反映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动态;既可反映规模,也可反映结构;既可反映速度,也可反映效率与效益;既可反映诸多数量特征,也可反映一些质量特性;既可反映自身情况,也可反映有关的方方面面……比如,一位出租车司机,如果他能把一天的工作内容排出一个时间序列,把每段时间内的耗油数、客流量做一个记载,并把每天的行车公里数、拉到客人的出发地、停靠的目的地等做个记录,连续记录一个月,一定能从中得出一些既能够增大客流量,又能减少油耗,还能减少在路面“空跑”的规律性结论。一个工人、农民、售货员、服务员、医生、教师……都能通过绝对数了解自己的能力和成果、通过相对数了解自己的水平和效率、通过平均数对比了解自己与他人的区别和差异。

  看来,各行各业的人学好用好统计,不仅有利于做好自己的工作,也有利于统计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做出更多更大更有益的贡献。 摘自《太原日报》
 


 

国务院发布林权改革文件

四亿农民将得到完整『物权』


  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是指导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目前,我国有集体林地25亿亩,涉及农民4亿多。通过林权制度改革,广大农民将获得25亿亩集体林地完整的“物权”,其中包括使用权、经营权、处置权、收益权。

  根据文件的规定,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的前提下,林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依法对拥有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进行转包、出租、转让、入股、抵押或作为出资、合作条件。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一些国企改制后再次陷入困境

地方国企改制还须“过大关”


  今年3月,国务院发文,明确将地方国企改革作为本年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的重中之重。

  文章坦言,经过5年的国企改革,至今还有诸多尚须攻克的“硬骨头”。文章例举——有些企业由于改制形势选择不当,改制后重陷困境。股份合作制曾被大力提倡,但从一些地方实施的情况来看,很多股份合作制企业不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再次陷入困境。

  部分国企老职工因企业改制生活陷入困境。很多企业的离退休职工和下岗老职工,由于离退休时间早和企业效益不好等原因,本来工资水平就低,在转换国企身份后,不仅没有得到多少经济补偿,原有的一些养老、医疗方面的福利也都被取消了。一些内退职工只能在企业领取两三百元的生活费,在物价不断上涨的冲击下,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按照规定,出资人机构不能直接干预授权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但是,一些企业反映,有的国资监管机构成了新“婆婆”。

  文章指出,地方国企改制还须过大关。地方政府不能笼统地将国企一改了之,要有宽容和补救失败的具体政策,积极帮助企业解决改制后的问题。 摘自《社会科学报》


 

皆可弃也


  去连云港开会,一日,大家去海边玩,某女士,高档皮鞋扔一边,赤脚走在沙滩上,嬉戏够了,开心够了,回头一看,皮鞋已经被海水冲跑一只。拎着剩下的一只鞋,怏怏回到宾馆,她心痛的紧,说好几百块一双呢。会议结束,她又把一只鞋带回去了。

  想到了《扬州画舫录》,里面也有一个人将一只鞋掉在水里:“陆寿芝为麟度大令之孙,寄居仪征,幼有才名。尝醉跨桥上作骑马状,忽一履随涧中,因更举一履投之曰:‘天下无用之物若此履者,皆可弃也’”。

  看来,今人真不及古人之洒脱,不及古人之看得破也。细想想,我们这一生中,有多少“无用之物若此履者”呢,包括我们挤破头撕破脸去争去抢的,又有多少是“皆可弃也”的呢,怕是多了去了,我们何尝舍得丢掉过一点点,这个也舍不得,那个也不肯丢,真可笑也。舍得一物,丢掉一些,人生这一路,一定就会轻快许多吧。“皆可弃也”,下一转语,棒喝当头,怎不叫人恍然大悟。 摘自《扬子晚报》


 

谁 做


  谁都觉得这事该做;谁都等着别人去做;谁都埋怨别人没做;谁都觉得这事并不难做;谁都觉得可能确实不大好做;最后都觉得可以不做;终于不做;谁做谁不该!

  当然不是我们。

  他们是谁?谁都不做,一个人做,他是傻瓜?英雄?疯子?伟人?谁都做,一个人不做,他是智者?昏虫?哲人?叛逆

  那一个人当然不是你我。

  是谁?做有时不如不做;不做有时胜过做;做与不做之间的,往往多于真做和真不做者。谁都觉得这件事该制止;谁都等着别人去制止;谁都埋怨别人没制止;谁都觉得这事不难制止;谁都觉得可能确实不大好制止;渐渐的谁都觉得可制止可不制止;最后都觉得可以不制止;终于不制止;谁制止谁不该!

  当然不是我们。

  他们是谁?其实都在做谁能根本不做?往往等于没做;谁能保证算做?进入程序了吗?遵守规则了吗?边做边想了吗?边想边做了吗? 做难;不做更难;但于做与不做之间,就不难了吗?还是要做。谁做? 摘自《经典杂文》


 

思想划分代沟


  有记者问我与上代新闻人是否有代沟。

  我想起几年前在《新青年》的时候采访画家吴冠中,他说:“徐过在的话,我要请他喝茶聊天,张大千来,对不起,不要见的,我觉得话不投机,有代沟。

  学生让他讲讲,他说:“漂亮和美不同,漂亮讲的是那个质感、细腻。美往往是造型艺术里面的独特性,构成美,这两个不一样。我觉得张大千的就是漂亮,像《飞萧楼》。潘天寿的是美,感人。

  他又解释:“代沟不是以时代来划分的,是以思想来划分。” 摘自《视野》


 

谦让的好处


  让我们从一种平常的生活景象说起:在公共汽车里,人群的分布,会自然而然形成比较平均的间距。如果车厢中并不拥挤,而你过分逼近一位陌生的乘客,便会引起他的厌恶。由此加以引伸,可以这样说:在人与人结成的相互关系中,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周围的一切,每个人都有他所认定的自我舒张的大致范围。 

  倘使你总喜欢充分表现自己,处处争胜,就会给他人以压迫感,因而被他人视为“侵犯”,引起反弹的力量。相反,如果你在人群中经常保持谦让的态度,尊重他人的权益,满足他人“自我舒张”的需要,你也就会因此得到周围人们的拥护和爱戴,获得支配他人的力量。老子说的明白:“圣人后其身而身先。”——他明明是往后退的,结果却站在了前面! 

  在很多情况下,谦让都是实用的“美德”,所谓“谦受益”是也。举实例来说罢,帝王以“礼贤下士”为美德,为的是什么呢?让他们效忠尽力。名将吴起以爱护士卒著称,有一位士卒腿上生了毒疮,将军亲自用嘴给他吸出脓血。知道此事的人无不称颂,那士卒的母亲却悲叹:“这孩子不会活着回来了!”为什么呢?她解释道:“以将军之尊贵,亲自给他吮吸毒疮,他还不感恩至极,死在战场上吗?”总之,一个谦让的人,并不一定损失自己的利益。相反,在把细琐的利益让给他人的同时,你有可能在一般人不懂或无力追求的地方,获得真正需要的更大利益。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国内经济形势欠佳

英国央行行长主动拒绝高额加薪


  英国中央银行年度报告显示,央行行长默文•金2008年获准享有37.5万至40万英镑的年薪待遇,但默文•金表示,他愿意继续领取此前的29万英镑年薪。

  英国目前全国的经济形势不太好。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燃油和食品的价格迅速上升,英国5月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3.3%,为1997年工党执政以来的最高点。

  同时,英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也跌至新低。根据英国零售商协会和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目前英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仅为79,是该协会于2003年开始公布该指数以来的最低值。该协会认为,成本上涨和房地产贬值导致消费者信心指数快速下滑,接受调查的消费者对就业前景、个人融资和消费能力等表示担忧。

  分析人士认为,上述这些情况都是默文•金认为现在“不适合”接受加薪的原因。 摘自《钱江晚报》